大兴安岭的黄花松生长缓慢，二百年才长得一抱粗。锯开来，年轮细密。由于气候寒冷，无霜期极短，每年就长那么一点点。

　　如果到了阳光雨露十分充足的南方，二百年可长成一棵惊世骇俗的大树。锯开来，断面光滑，年轮稀疏。

　　我的脸更像大兴安岭黄花松的横断面。

　　即使想恭维我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我看上去不像才四十多岁，更像五十多岁的人。就凭我这一脸褶皱，在公共场所经常赚得几声“老大爷”的称呼。

　　我并非愿意冒充“老字辈”，人老得快实在不是什么美妙的事。但也无可奈何，这是生活对我的格外照顾，每一条皱纹里都藏着一条人生的教训。

　　一位老同学劝我去整容，恢复本来的面目。据他说我也曾经英俊过。我拒绝了，我羡慕英俊，但更珍惜生活赐给我的这副面孔，只有它才能表达我的命运的真实品格。

　　“拥抱现实”——我最早见到这句话是在一位编辑写给我的信里，我喜欢它含义的真诚和大胆，“这是一条艰难的、布满荆棘和风险的创作道路……”

　　当时我并没有把这些话当成格言，多少年过去了，我几乎每写一篇着力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总要引起一些或大或小的风波，称得上是三步一个跟头、五步一个吊毛。

　　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于设想，如果没有出版部门和编辑，自己会是什么样子。有人把这种关系比喻成师生，比喻成园丁和花木，也有人说成是生产和销售的关系……

　　真要这样简单明了就好啦！

　　每个作家最初走上文坛总有那么一两个杂志或编辑起了重要的作用，假如没有《人民文学》、《天津文学》，我也许不会走上今天这样一条路。至于会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比眼下的这种生活更好或更坏、更容易些还是更艰难些，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不会是眼前这个样子。

　　往事如烟如雾地飘散着，也总有一些东西飘散不了，在生命的沙滩上沉积下来。

　　当我二十五岁的时候，已经能够试着发表一点散文、杂文和短篇小说，对文学的圣殿就越发崇拜，心向往之：它是那样神秘莫测，庄严无情。我却不知道圣殿的大门朝哪儿开。我更喜欢人们把艺术形容成海洋。我曾在海军里服过役，虽然深知海洋变化万端、深沉广阔，但毕竟是可以征服的，乘上大船就可以渡过去，如果有一艘“航空母舰”，简直就是海上霸王。每一种刊物都是艺术海洋里的船只，载着那些幸运儿驶向辉煌灿烂的彼岸。

　　我的航海知识和气象知识欺骗了我，它根本不能解释政治气候。一场昏天黑地的风暴，使艺术海洋上的大小船只几乎全部沉没了，我写出的稿子一件件退回来了，有的排出了清样，有的原封未动，湿漉漉，沉甸甸。大海在沉默，这是怒涛排空、惊雷炸天前的沉默；这是广大的无边无际的沉默，又是歇斯底里、热热闹闹、大喊大叫、死一般令人窒息的沉默。

　　谁也不认为是沉默，都以为是爆发，是革命，是新生，新生中的死亡。

　　“四清”工作队解散，我回到已经没有一个逍遥派的工厂，立刻成了资产阶级路线的“老保”。没有哪一个造反队愿意吸收我们这些人参加，在近万双充满敌意和蔑视的目光中，我和几个“四清”工作队员度日如年，熬了一个多月，实在难以混下去了，便横下一条心，决定自己摘掉头上的“老保”帽子，许别人造反就不许我们造反吗？于是，“锷未残革命造反队”的旗号打起来了，他们推举我做了“首领”。

　　尽管我的队员满打满算不足十名，一成了造反派，腰杆立刻就硬了。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油印出版《锷未残战报》。这是我们的长处，另外那些造反组织不管人马多么强大，写文章比不过我们。我们骂这个、骂那个，在我的眼里没有一个造反组织是纯洁的、是正确的。只有我们“锷未残”最革命、大方向掌握得最好。一开始还真把那些不可一世的造反元勋们给唬住了……

　　“过去他们搞‘四清’整人，现在‘锷’还没有残！”

　　当《锷未残战报》出到十五期的时候，文斗已不吃香，武斗之风渐盛。厂里最大的一派造反组织搞了一次突然袭击，砸开我们办公室的门，抄了我们的家，占了我们的房。一夜之间“锷未残”就惨了！我们几个人面对五千多个浑横不讲理的造反勇士，论打我们打不过他们，论骂我们也骂不过他们。我想起老前辈上山打游击的经验，于是宣布“锷未残”的战士打回老家闹革命，哪个单位来的还回原单位。参加“四清”工作队之前我给厂长当秘书，也好趁机下车间躲开上面的混乱。为了不让这口窝囊气憋在心里得癌症，我们在厂门口贴出了十张大纸的声明，我把一个二十五岁的业余作者仅有的才气全都扔出来了，痛快淋漓地将“大联筹”的造反队大骂一阵。

　　胜利者对我们报以嘲笑，并以“造反总司令部”的名义向全厂公开宣布：押送我去车间实行“监督劳动”。

　　我们明明是被人家打散了，还美其名曰是掌握革命的大方向，故作宽容。在造反至上的年月里，“老保”比地、富、反、坏、右更让人瞧不起。特别是被造反派打垮的保皇派，就更加丢人现眼，我像个犯人一样在汽锤上耍了九年钳子。

　　一九七五年秋天，正是“资产阶级复辟和反动路线大回潮”的时候，第一机械工业部在天津召开学大庆会议，贯彻落实中央钢铁座谈会的精神。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两位陌生的女同志像从天而降一样突然出现在我的房间里，自称是《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

　　久违了。编辑——多么美妙而又亲切的称号！连她们的名字都那么有味儿：许以、向前。《人民文学》杂志准备复刊，她们来向我约稿。在我眼里《人民文学》杂志可是艺术海洋中的一艘大船，如同郑和的战舰、哥伦布的征帆一样。我不免有点儿受宠若惊。心里当然也知道编辑是到天津来撒大网的，她们至少同时向十个人约了稿。不管怎么说，她们希望能从我这儿捞到鱼，这就足够了。

　　当时写小说并不难，有个现成的套子：主人公是革命小将，对立面多是老家伙，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间穿插一个敌人搞破坏活动。

　　我不能钻这个套子，要写就得来点“绝活儿”。我在生活中已经掌握了太多的“绝活儿”，要对得起《人民文学》杂志这块牌子。

　　一九七六年初，在复刊后的《人民文学》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了我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此小说写于“资产阶级大回潮”时期，出笼于“无产阶级准备大反击”的时候，可谓生逢其时。开始，读者的来信是一片赞扬声。到三月，来信中就有一半认为它有严重错误。五月，几乎清一色地判定它是大毒草，其罪恶为：“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是替走资派翻案的‘四上桃峰’”。我实指望登上《人民文学》杂志这艘大船好好领略一下艺术海洋上的风光，谁料它要载我驶向一个绝望的海角……

　　编辑部想保我。三月，文化部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编辑部想试探“上面”对我的态度，把我的名字也报了上去。文化部居然没有把我的名字砍去，看来事情还有救。我和一位副主编怀着紧张的心情走进会场。在第一天于会咏的报告中却给了我当头一棒：“有人写了坏小说，影响很大，倾向危险。一些老家伙们看了这篇小说激动地掉泪，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深思，说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当然，如果作者勇于承认错误，站到正确路线上来，我们还是欢迎的。”

　　在这个会上做出决定，让我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公开作检查。那个年月这样一来就等于倒台了。编辑部出于对我的爱护，向上头要求，在发表我检讨文章的同时再发表我的一篇小说，表明我这个人虽然犯了错误，却并未完全倒台，还是可以挽救的。

　　在天津我被点名参加一个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主题的话剧创作组，戴罪立功到小靳庄深入生活半个月。以后我成了话剧《红松堡》的执笔之一，并写出短篇小说《铁锨传》。轮到写检查的时候手软了，不愿给自己上纲上线，只写了八百字，怀着侥幸的心理想混过关去。

　　此时风声更紧了，对《机电局长的一天》的批判调门也比以前更高了。我的检查不仅让坚定的无产阶级“左派”不满意，也让那些想保护我的人失望。两个副主编从北京驱车到天津做我的思想工作，希望我重写检查。自我批判越深刻越容易过关，他们绕着弯子对我进行启发诱导，大家都很紧张，字斟句酌，不能不打官腔，又不能全打官腔。

　　我一肚子怨气突然爆发了：一不写检查，二不再写小说。我是工人，谁还能不让我干活吃饭！

　　作者和编者——落水者和船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他们想保护我，我拒绝保护，在火头上还说了许多大逆不道的话。他们说不服我，也没有加害于我。否则，他们只要把我的言论整理出来往上一报就会一了百了。我是下班后骑了一个小时的自行车赶到文化局进行这场艰难的谈话的。我们都饿着肚子，告别的时候我送给他们两斤天津市粮票。我可以饿着肚子回家，不能让毕竟还是一片好心的主编们空着肚子回北京。

　　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以为从此不写作，脑袋一硬豁出去就行了。三个带着内蒙建设兵团公函的军官找到《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声色俱厉地宣布：“不彻底揭开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盖子，不揪出蒋子龙批倒批臭就不撤离编辑部！”

　　一群秀才怎么能应付得了这种全副武装、斗志昂扬的大兵？惶惶然无言以对。我拖累了神圣的文学殿堂和值得尊敬的编辑们。

　　天津市文化局创评室找出两个胆子稍大的年轻编辑，戴上当年的红卫兵袖章，做出一副也是革命派的姿态，专门负责接待打上门来对我进行批判的勇士。真难为他们了。

　　我所在的工厂也如临大敌般地做好了准备。奇怪的是那些反潮流的斗士没有一个找到工厂和我的车间里来。

　　一些外地的刊物开始公开批判《机电局长的一天》，其上纲之高、口气之激烈，令人毛骨悚然。中国是太阳的世界，也是风雨的故乡，眼见我是拖不过去、躲不过去、顶不过去了。现在讲来像开玩笑，当时却感到周围布满陷阱，日夜提防。

　　苦煎苦熬了两个月，从北京又来了一位副主编。他不再找我，带着于会咏的信直接找到市委文教书记。第二天，文教书记亲自跟我谈话，虽然前后不到十分钟，却把我逼上了绝境：

　　形势——如果我还是拒不检查，就要在全国范围内对《机电局长的一天》展开批判，车间班组、街道里弄都要召开批判会。你以为是工人就能饶过你吗？我如果执迷不悟，编辑部迫于压力只好表态。那就是说要把我抛出去，一切罪责、压力全由我一人承担。

　　出路——检查愿意写得写，不愿意写也得写。而且不用我动脑子，那位副主编根据文化部给定的调子写了一篇批判稿，实际上是用第三人称替我写的检讨书。我只需要照抄一遍把它改成第一人称就行了。这个稿子给许多有关人读过，大家同意，并赞成市委领导用组织手段迫使我认罪低头。同志们知道我脾气不大驯服，先用行政手段让我就范，然后再慢慢做思想工作。

　　我自知顶不住，就签字画押了。反正这是组织决定，领导拍板，检查又不是我写的……我在心里为自己的软弱辩白，越辩白越瞧不起自己，越觉得自己像阿Q。以前我总以为自己骨子里是强硬的，穷性很大。岂知到关键的时候不敢以命相拼，是懦弱的：“锷未残”被抄家封门的时候，关于《机电局长的一天》的检查文章毕竟是署我的名字……

　　看透了自己是很悲哀的。我真不想拼命，可当时那种形势下，不豁出命去，不准备蹲班房是顶不住的。在别人眼里也许我的命不如名誉值钱。当时对我自己来说命可是比文学名誉更值钱。名声臭就臭呗，反正我已经告别文坛了，去他妈的文学！家庭需要我平平安安地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妻子还躺在产院里，由于惊吓奶水迟迟下不来。六岁的儿子被反锁在家里，等我回去给他做饭。反正当不成让自己尊重的男子汉了，丢人一次也是丢，丢两次也是丢，破罐破摔凑合着活吧。他们不是说检查一发表，《机电局长的一天》的公案就画个句号吗？我砸了钢笔，焚烧了自己的所有作品，开始用书点炉子，仿佛丢掉了一个大包袱，今后准备过安生日子了。

　　《铁锨传》配合我的检查文章一块发表了，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对《机电局长的一天》的批判反而升级了。《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们在抗震棚里挨个儿表态，必须承认我的小说是大毒草。主编责令编辑部组织批判文章，对《机电局长的一天》的大规模批判已势在必行，《人民文学》杂志应该争取主动，不要落在后面陪着我一块儿挨批。

　　那位两肋插刀替我起草检讨书的副主编冲着主编拍了桌子：“人家写了检查还要批，你们说话不算话，叫我怎么向天津市委交代？怎么向蒋子龙解释？对一个工人作者怎么能这样？”那位主编大概从文化部得到了什么指示，口气更硬：“现在形势变了，蒋子龙是毒草小说的作者，对他也要跟对俞平伯一样，该批就得批！”

　　就在这时候毛泽东去世了。

　　这救了《红松堡》剧组，只写出草稿，仅在内部试演了一场便流产了。

　　历史一点儿也不幽默。《机电局长的一天》似乎又是好作品了，至少是没有问题。而《红松堡》的草稿和《铁锨传》又成了大毒草。天津市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仅市委机关报就发表了不知多少块版的批判文章。现在我只记得有一个通栏大标题格外醒目——《一把反革命的大铁锨》。

　　天津市委成立了“蒋子龙专案组”。据说“四人帮专案组”还管着王、张、江、姚四个人，为一个业余作者单成立一个专案组，在全国大概只是我有这份福气。

　　在全市文化系统的群众批判大会上，《红松堡》草稿的另一个执笔人（专业剧作家）反戈一击，点名批判我。连一些我过去的熟人、尊敬的行家也都突然翻脸了，不认识我了，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往死里批我。许多我不认识的人当然就更有理由在对我的批判中表现出他们的坚定立场和远见卓识了。

　　不过，他们打的是一只死老虎。

　　我跟文艺界已经一刀两断，当上了有将近七百人的代理车间主任，每个月跟工人们一块儿为国家创造几十万元的产值。不管批判搞得多热闹，我心里一点不紧张，有点像过来人一样对世间冷暖感到可笑和可怜，但不是笑自己和可怜自己。我即便是一块生面团，在社会这口大铁锅上翻过来倒过去地也烙熟了。每当报纸上发表一篇批判我的文章，吃饭的时候工人们就找我开稿费，我掏钱去买啤酒和火腿肠。大家嘻嘻哈哈，边吃边喝边批判。什么“反革命的大铁锨”呀，“大毒草《红松堡》”呀……

　　我罪有应得。

　　工厂也要召开群众批判大会。我给党委书记打电话：“我是自己走进会场，还是党委派人来把我揪去？我在台上是坐着、站着，还是有人给我架喷气式？”书记叫我跟车间工人坐在一块儿。我不愿玷污工人的清白，自己提前来到大礼堂，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预备人家揪我的时候好方便一些。谁知这前排正中间的好位子是工厂党委的常委们坐的，领导们当然不愿意跟我坐在一起，只好坐到角上去。职工们进场以后也都不愿意往前坐，以示跟我划清界限，也许是为了中途溜号更方便一些。全厂一万五千名职工来了不足一千人，稀稀落落地坐在礼堂的后半截。前十五排空荡荡只坐着我这个被批判对象和十来个工厂领导。主持会的人喊破嗓子也没有人愿意坐到前边来。我身上的毒太大了。

　　其他车间一些没见过我的人，借着去厕所绕到前面来想看看我这个臭名昭著的家伙长得是什么样子。我看出了他们的心意，便站起身向他们行注目礼。这些可爱的工人反倒低下头匆匆在我面前走过。后面的人退回去，再也没有人去厕所了。他们想看我，却又怕我看他们，这是为什么呢？我至今想不通。

　　我扬着头紧盯着台上的发言者，发言者却不看他的批判对象，唯一一个声音最洪亮、态度最激昂、批判最深刻，读到慷慨之处敢于用义愤的眼光扫一眼全场的是那位宣传科的干部，他是学中文的大学生，以前曾多次要求跟我合作，希望我帮助他把他的名字印成铅字。叫我怎么能在被批判的时候严肃得起来呢！

　　我快快乐乐、忙忙碌碌地又当了三年车间主任。一九七九年春，我因病住进医院。在一个大雨天，《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披着湿漉漉的雨衣走进我的病房，发梢上滴着水，裤脚和鞋子都湿透了。声称代表编辑部为过去的事情向我表示歉意。

　　这是从何说起呢？人没长前后眼，生活也不是打赌押宝。

　　这位编辑询问了我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向我介绍了文艺界的信息。最后又要求我给《人民文学》杂志写稿。我笑了：

　　“天津还在批我，我的专案组还没有解散，写出稿子你们敢发吗？”

　　“质量合格就敢发。你的问题我们最清楚。”

　　我有点动心。反正已经被批得焦头烂额了，何不妨再试它一下，在乱上再加点乱呢？说到底还是身上有创作的这种虫子。

　　躺在病床上就开始构思，出院后利用那几天假期写出了《乔厂长上任记》。

　　旧的批判没有结束，新的批判风暴又刮起来了。甚至连市委文教书记也给中央写信告“乔厂长”的状，各个时代的文教书记都这么关心我真是一件幸事、乐事。

　　新的批判浪潮反而逗起了我的创作欲望。每见到一篇新的批判我的文章，除去喝瓶啤酒吞下五角钱的火腿肠之外，当天还要写出一个短篇小说。

　　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风小风不断刮，老有人挑我的毛病。对我的小说的批判夹杂着个人攻击，谣言又借助于上头精神，因而我也老有作品出世。我跟文学可以说是不打不成交。批判家使我清醒、镇定，我从不脑袋膨胀发热，从不忘乎所以。背上悬着一把剑，哀兵大勇。蛇不蜕皮长不大，我如果像自己的属相一样成为一条真正的龙就得不断蜕皮。

　　作为反证，那些老是喜欢批判别人的人，自己很难长大，难得有好作品问世。

　　我从心里感激批判过我的人。曾托一个跟饭馆有关系的朋友联系了两桌酒席，想专门请那些用嘴或用笔批判过我的人赴宴。只是表达我的谢意，没有他们就不会有我那些作品。鼓励他们以后继续批我，多批点儿。几天后那位朋友告诉我没有人肯来。我甚感失望，省了钱心里却怅怅然。花钱买骂，那骂还值点儿钱。不花钱挨骂，说明那骂一钱不值。

　　文学本身毕竟是宽厚的、深情的。它不但允许那些文坛福将和巨子上船，也允许那些失意者和倒霉鬼上船。我不愿拿命运来解释文学，那太泄气了。

　　人们喜欢用文学解释人生，解释生活，那就有趣得多了，色彩缤纷，丰富而深刻。

　　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的福气大概就藏在脸上的皱纹里。我珍惜这满脸的褶子。

　　我不感激文学，也不怨恨文学。我知道它不会把我引向庄严的圣殿。如果它把我引向可怖的“百慕大三角”，我也不会后悔。我只是努力想理解它，不让它失望。

　　几番沉浮，几度落水，能活着就是赚的，夫复何求？

　　1986年9月17日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