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部比砖头还厚的书，在我书架上放了整整三十年。
这是我最早出版的一部学术著作，曾经轰动一时。长期以来，很多出版社在不断力争再版，我都没有同意。理由只有一条，它实在太厚了，整整六十八万字，一定会把信任我的读者压得喘不过气来。一直企盼能抽出一段较长的时间，由我自己大删一遍。但是，怎么也抽不出这么一段时间。
我说它“曾经轰动一时”，倒是一点也没有夸张。它出版于一九八三年五月，第二年，就获得了“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这个奖，在当时非常珍贵，因为时间包括整个二十世纪，而获奖者名额很少。就在当时，获奖者中一半人，也已经去世。我在《欠君三拜》一文中回忆了当年与章培恒教授一起到北京领奖的情景。当时活着的几个获奖者，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在世上了。
我的这部书，初版名为《戏剧理论史稿》，系统地论述全世界十四个国家的戏剧学，被很多大学作为教材使用。在使用十年之后，一九九二年，它又获得国家文化部颁的“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这也不容易，因为那次获一等奖的，全国一共只有两本书。
除了获奖，更让我感动的，是当时文化界对它的欢迎程度。那个时候，中国还找不到复印机，因此不少人就一页页抄写，花几个月时间订成厚厚一本。这样的抄本，我本人至少见过三份。更有戏剧、电影界的同行到处以高价搜购，发生了很多现在想来简直不可思议的故事。那时，全国刚刚开放，上上下下对世界文化有一种饥渴。
不管怎么说，这些都已经是遥远的往事。我想，世事匆匆，老书就让它自然枯萎吧。
没想到，半年前，我的几个学生告诉我，两位当今著名的编剧，先后在网络上说，对他们的专业帮助最大的，居然是这部书。于是，很多网友开始询问和寻找。也有一些问到我这里的，但我三十年来一直只藏下了一本，送出去就没有了。
这就又一次产生了再版的念头。
二
为了再版，我匆忙地浏览了一遍全书。奇怪的是，我被四十年前的自己吓着了。
我不想借此而自傲，而只想惊叹一种生命的奇迹。
生命的奇迹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谁也不必过于谦虚，因为生命并不只是属于自己。
我前面说了，这部书上印着的出版时间，是一九八三年五月。这个时间很值得玩味。浩劫方过，百废待兴，步履维艰，顾虑重重。一家地方出版社拿到这么一大堆文稿，真不知该怎么面对。按当时的运作效率，必然会耗费很长时间。而且，每一步的耗费都有充分理由，例如，当时我才三十多岁，以前并没有发表过学术成果，出版社怎么敢于为这么一个毫无把握的年轻人接下如此庞大的一副重担？而且，这部书的内容，绝大多数属于当时极为警惕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审查的难度可想而知。因此，这部书在问世之前至少要在多个环节间厮磨、辗转好几年。
这么一算，倒推回去，这部问世于一九八三年春天的书稿，送到出版社的时间，再迟也不会晚于一九八〇年。这也就是说，离否定“文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很近。
在刚刚否定“文革”的时候就送过去了，那么，这部书的主体工程，只能完成于灾难岁月。
这个灾难岁月对我来说极为恐怖，因为父亲被关押，叔叔被害死，全家衣食无着。
如果进一步，把这部书的内容与灾难岁月作一个对比，那就更会发现，里边包含着一种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大胆。
因为那场灾难，起点是戏剧，即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旗帜也是戏剧，即八个“革命样板戏”。很多人的死亡和受难，仅仅是因为说了一句最平常的戏剧评论。而我，居然在锋利的刀口上汇集全世界的戏剧学，这实在是不要命的事情了。但是，我也就此证明，人类的极端性恐吓，有可能带来极端性勇气。
六十八万字的书稿，几乎每一页都与当时身边的极左言论背道而驰。我写的时候，并不是在批驳那些言论，如果这样，反倒抬举那些言论了。我自命的任务，是彻底鄙视它们，视它们为无物，判它们为无知。
我写这部书的时候，当然没想到出版，因为我无法想象灾难的结束。
我只希望，写完，厚厚几叠，用油布包起来，用麻绳扎起来，找一个无月的深夜，爬着竹梯塞在屋梁上面。不知今后哪个年月，让后人偶尔发现。
正因为这样，当灾难出乎意料地过去，这部书居然可以出版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
更惊人的是，在一次统括二十世纪的全国学术评奖中，这部书竟也在极少的名额中获得大奖。那次颁奖大典，弥漫着一种从生死火线夺命归来的悲壮和凄凉。
记得大家都不怎么讲话，只看着那些低声抽泣的早已离世的获奖者家属，似晕似呆。大家选举我代表所有的获奖者发言，我分明记得，北京的那个冬天，冷得清奇蚀骨。
在严寒中，我看着台下那几个还活着的获奖者，他们都抖抖索索，毫无壮士气息。我想，中国总是如此，坚守在城头宁死不屈的，历来是几个体格瘦弱的文人。彪悍之士，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多少年后，当灾难已被彻底淡忘，彪悍之士又出现了。他们天天展现着激烈的扮演，响亮的嗓门，受到无知年轻人的追捧。
但是，一些陈旧的书稿提醒年轻人，在历史的泥路边，除了扮演和嗓门之外，还曾经有过一些无声的身影。
为此，我经常想反问那些成天慷慨激昂的彪悍之士：在灾难深重的日子里，你们在哪里？说过什么？写过什么？做过什么？
三
我被四十年前的自己吓着，更因为一系列技术性的原因。
翻翻这部书，读者难免会产生疑问：全世界两千多年来的戏剧学经典，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多少翻译成中文，那么，在那个荒凉的年代，究竟是怎么收集、怎么翻译的？
记得这本书刚刚出版一年，复旦大学的著名英语专家陆谷孙教授就带领着加拿大的一名华裔戏剧教授来找我。这位加拿大教授盯着我说：“为找您，我飞了半个地球。只想问您，怎么会做到这么齐全？”
新加坡首席国家级戏剧家郭宝昆先生对我说：“我到美国和香港的几个图书馆都去查对了，全世界主要的戏剧学著作，您都没有遗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总是笑笑，不作回答。因为，太难回答。
从事学术研究的朋友都知道，这样一部著作的成败关键，在于选择。在全世界，为什么只选这十几个国家？那就必须接触更多国家的资料。在这些入选的国家中，为什么只选了这几位戏剧家，而不是其他几位？对于每一位戏剧学家，在他们一辈子的大量言论中，为什么只选了这几个观点？……
那就是说，必须对没有选上的戏剧家和戏剧学，都有广泛和深入的了解。总之，这部《世界戏剧学》的背景资料和备选资料，应该是写出来的好几倍。
这么大规模的工作，即使在今天，申请为一个资金充裕的国家项目，又配备各种语言背景的工作团队，也未必做得起来。而我一个人，在造反派暴徒、极左派打手、大批判斗士的环视下，居然像“蚂蚁啃骨头”一般，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做到了。
首先要感念的，是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的外文书库，那是我的资料基地。说起来，在“文革”灾难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曾出过《古典文艺理论译丛》，质量很好，对我极有帮助，本书也采用了其中不少译文，可惜那套译丛内容零敲碎打，诸艺混杂，不成系统。但在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的外文书库里，戏剧的主题非常明晰，而且由于老一代教育家的几十年搜集，达到了“专业性齐备”的标准。但这些书，我们的学术前辈在兵荒马乱之中几乎都没有系统读过，只是静静地存在那里，等待着阅读者。
“文革”灾难开始时，图书馆被造反派们查封，我们很快也被发配到外地农场劳动去了。直到一九七一年周恩来总理主持教育恢复工作，我们才有机会回上海参加教材编写，可以进图书馆了。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身边的极左派打手和大批判斗士，都不懂外文。图书馆管理员中，原来有几个懂，都已年老退休，那时也没有人懂了。其中有一个叫蔡祥明的先生，农村来的，文化程度不高，却喜欢书，也算是我的朋友。他只要见到我，就把外文书库的门轻轻打开，再送进来一条小木凳，供我在书架前爬上爬下找书。我进门后，他会快速把外文书库的门关上，让我一个人在里边，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四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时期，后人很难理解。
造反派暴徒“奉命夺权”之后，全国大乱，毛泽东便下令工人和军人以“宣传队”名义进驻所有的文化教学单位，成了实际掌控者，于是与造反派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甚至还产生武斗。其实当时的工人、军人“宣传队”和造反派在思想观念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出于对权力的争逐却使他们裂缝重重。等到一九七一年周恩来总理成了中央的第二号领导者主持复课，情况更是发生了进一步变化。极端主义势力虽然还气势汹汹，却已经不能自圆其说，因此出现了一些文化流转的边角空间。
例如，我当时与上海戏剧学院青年教师中的几位伙伴几度密谋，实施了一个危险而精采的行动。我因为深知由“革命样板戏”引起的大量冤案，决心在复课时竭力阻止它们进入学院的课堂。但这很难，当时与戏剧无关的各种学校都把它们当做教材，我们学院以戏剧为专业，怎么阻止？
我的行动是，让几位伙伴收集全国因“移植样板戏”而出现了“差错”的案例，由我拿着去给进驻的工人和军人看，让他们产生印象，这东西只要一碰，很容易犯政治错误，应该恭敬让开。工人和军人看了材料果然害怕，问我们该以什么戏剧作为教材。
这时我就拿出两本马克思的著作，翻出马克思高度评价莎士比亚的段落。工人和军人不知道莎士比亚，却太知道马克思，当时恰逢毛泽东又号召“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要不折不扣”。他们看了我划出的段落，又翻到封面确认是马克思的书，再翻到版权页确认由国家正式出版，就放心了，同意在复课时讲解和排演莎士比亚戏剧片段。
我对伙伴们说：只要能够堵住“样板戏”，迎进莎士比亚，那就是我们学院复课的最大成果。为了掩人耳目，平日不妨在发言和发文中表现出“紧跟形势”的姿态，甚至说几句违心的极左言论。
结果，从一九七一年复课到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整整五年，偌大一所上海戏剧学院的各系科、各专业，从来没有在课堂中引进过一句“样板戏”，这在当时是无法想象的。更无法想象的是，莎士比亚却借着马克思的佑护，倒在课程中微笑漫步。
但在课程中，莎士比亚只是实例，而不是教材。我当时被胜利所鼓励，就开始着手编写完整的正规教材《世界戏剧学》。这件事太大，又没有马克思的佑护，一旦被造反派和“宣传队”发现，必酿大祸，因此需要彻底保密。
对年轻的生命来说，冒险、酿祸、保密，都是刺激。只要暗暗一想，掌心就像握有秘符，肩头就像负有玄命，便立即气血充盈、精力贯注。
五
我在外文书库编写《世界戏剧学》，当然也会在大量的外国资料中遇到翻译上的难点，那就不能不感念孙珏老师了。孙珏老师是我读中学时的英语老师，我在《文化苦旅》初版中曾写到他，被台湾的著名出版家肖孟能先生看到了。肖先生对我说，孙珏老师是他大学里的同学，英语极好，奇怪怎么只做个中学老师。我说，他在抗日战争时曾进入过一个美军翻译机构，而这个机构是蒋介石亲自挂名领导的。一九四九年之后，孙老师在填写履历表的“证明人”一栏时，在这段履历上竟填了蒋的名字，那当然就出了问题。能教中学，还算好的。
他的“落难”，给我带来了方便。我在研读中凡是碰到翻译上的“硬块”，就到他家去请教。他家住在重庆南路，我搭二十四路电车到复兴公园，再走几百公尺就到了。记得有一次在静安寺的二十一路电车上与他巧遇，我乐不可支，连忙从口袋里取出半页纸，上面抄着一段很难翻译的文字，请他指教。我本想过两天到他家去听回答，没想到他一见英文就兴奋，竟在拥挤的电车里读了出来。我连忙环顾四周，因为按照当时的社会政治气氛，这太像两个“美国特务”在接头了。
另一位需要特别感念的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的丁景唐先生。他德高望重，突然听手下的编辑说，有这么一部稿子，便要来翻阅了一遍。他居然一点儿也不在乎书的篇幅太大、我的年龄太轻、宣扬西方太多，签名同意出版。这在当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可思议。
……
感念这个人，感念那个人。不管怎么说，这项工程总算完成了。
没有想到，此书出版至今三十年，又出现了一个漫长的“不可思议”。
记得我在两度领奖的时候，都断定它很快就会被同类新书追赶、超越、替代。但是，三十年过去，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不仅没有出现“同类新书”，而且，连我写到的那些经典，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包括很多从事电影、电视、戏剧的专业人员。偶然也会在传媒间看到一些艺术争论，似乎很激烈，却是前人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完满解决了的，而且解决的等级远远高于今天的争论。但大家都不知道，好像世界刚刚诞生，历史刚刚开始。
这种状况，比我们的年代，显得更加漠然无知。
渐渐我明白了，人文领域的创造，其实与条件无关。古往今来，都是如此。不错，我写这部书的条件，确实非常恶劣。但是，作为一个当事人，我有资格在四十年之后告诉大家，当时也有一些优势是现在所不具备的。例如——
第一，心无旁骛的充裕时间；
第二，无视生死的勇敢劲头；
第三，毫无名利的纯净心态。
现在还能回想起不少当时的片断画面：
听说复旦大学图书馆里可能有某本书，立即背一个包，换三次车，走一段路，然后在宿舍楼下呼喊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名字，请他帮忙……
再过一个星期，坐火车到南京，除了找书，还找两位老人……
从南京老人那里知道，上海的一个弄堂里，住着一位早年的法国留学生……
早年的法国留学生又神秘地提示，最重要的几份德文资料，在同济大学图书馆。而能够真正读解这些资料的人，却在上海外语学院……
六
为了《世界戏剧学》的新版，竟然引出那么多回忆，这是事先没有想到的。我不知道，世上还有哪一部学术著作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
读了我的上述回忆，有些读者也许会对这部书投以不信任的目光。但是我要告诉他们，几十年的历史证明，这书是可以信任的。继续做教材，也还称当。
我更要告诉读者的是，这本书虽然标着“戏剧学”的书名，但内容却广及整个艺术、整个美学。
原因是，世界各国的智者们在很长时间内，把戏剧当作“最高艺术”来论述。因此，他们的其他艺术观念也都汇集到了戏剧学。随之而来，更多与戏剧关系不大的哲学家、宗教家、政论家、法学家也都挤到这里来高谈阔论，精彩勃发。因此，如果把这部《世界戏剧学》的书名，改为《世界经典艺术学》，或《世界感性美学》，也未尝不可。
以我自己为例，我写作此书那么多年，获得的精神成果就远远超出戏剧专业，使自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我被海内外广泛认知的身份是中华文化的阐释者，但是在我的精神基座上，却牢牢地烙刻着亚里士多德、狄德罗、莱辛、歌德、黑格尔、席勒、雨果、尼采的大名。这些大名，都与这部书有关。
从这个庞大而厚实的精神基座出发，通达对我更重要的康德、荣格、罗素、萨特，也不难了。
一个人，如果能够尽早获得全人类最高星座的审美默契，然后返视自己立足的土地，投入全新的创造，那就能拥有真正的生命尊严。
二〇一三年春日 文化之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