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舅一直在搜寻那艘船，那艘1925年从清浦港湾驶出的日本“大和丸”。他认定是那艘命运之船，把他送上了一块真理的土地，使他找到了终生不渝的信仰。一直到死，大舅舅还挂记着那艘船，当生命的最后一线光亮在他眼瞳中闪动的时候，他还喃喃着：“汽笛响了，要……要开船了……”

　　大舅舅是十年前到我家来的。那时候我还不是清浦师院的教师，只是个刚入学的工农兵大学生。我从学校回来，在家门口看见了他。是个初秋的傍晚，天色血红。他穿着一件搞不清是什么料子的旧西装，手提一只老式破皮箱，肩上斜背着个黄挎包，蹒跚着在我家门口张望，苍老疲惫的面孔被血红的天光照得很亮。我没想到他和我们家有什么关系，以为是个问路的人，走到门口时，顺便问了声：“哎，找谁？”

　　他抬起满是白发的脑袋看了看我，迟疑了一下，又看了看我家的院门，极恭顺地哈着腰问我：“嘿嘿！同……同志，这……这里是解放路42号吗？”

　　我点了点头。

　　“咋……咋没门牌呀？”

　　“早锈掉了。”

　　“噢！噢！”他舒了口气，把那只破皮箱换到了另一只手上，努力地挺了挺佝偻着的单薄的身子，要往我家院门里走。

　　我拦住了他：“哎，哎，你找谁？”

　　他赔着笑脸，说出了我母亲的名字。

　　我很吃惊。

　　母亲和父亲听到动静出来了。母亲看到他就哭了，父亲讷讷无言地在一旁愣着。他却笑了，露出了一口残缺不全的牙齿，脸孔上的皱纹显得又多又深。

　　“到家了！到家了！”他说。

　　母亲也含着眼泪跟着说：“到家了！到家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我母亲的大哥，我的大舅舅。我母亲叫季伯华，他叫季伯舜。他比我母亲大二十二岁，1924年他从北京跑到清浦闹工潮时，我母亲还没出生；1925年他乘日本“大和丸”到苏联去时，我母亲还不到一岁。他当了托派，一生都不走运，尽坐牢，先坐国民党的牢，后坐日本人的牢，解放后又坐共产党的牢，直到最近政府特赦全部在押战犯时，才被一起放了出来。他一辈子没结过婚，出来后，无家可归，只好到我们家来。据父亲说，大舅舅释放后曾就自己的定居问题给其他舅舅、姨妈们写过信的，他们谁也不愿意接纳，大舅舅在安徽一个靠近劳改农场的小镇上滞留了整整五十六天。

　　那日的晚餐很丰盛，还有酒，大舅舅却不喝，他只顾说话，时而中国，时而苏联，时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而列·达·托洛茨基，冷不丁还讲几句俄语。

　　吃过晚饭后，大舅舅和我一起到阁楼上睡觉。阁楼上放了两张床，他一张，我一张。他却不睡，推开窗子，望着窗外淡远而朦胧的水色问我：“是海吗？”

　　我说：“不是，是湖，东平湖。”

　　大舅舅叹息了一声，点了点灰白的脑袋说：“怪不得这么平静。”

　　我告诉大舅舅，海离这儿很远，起码五里路，站在我家这个阁楼上是望不到的。大舅舅不相信似的，愣愣地站在窗前看，一只手叉在腰间，一只手按着窗台，因为身子佝偻的缘故，脑袋和上身几乎倾到窗外，带暗格的旧西装衣襟硬硬地翘着，整个儿像座塑像。

　　塑像打那夜开始，在阁楼窗前立了起来，一立就是九年，直到他躯体中的生命之火一点点熄灭，软软地倒下为止。就是他死了之后，骨灰盒也一直是放在这窗台前的，母亲不让任何人动。母亲说，既然他喜欢这里，就让他在这儿安安静静地呆着吧！他一生总坐牢，够苦的了，临了，总得有个归宿。

　　母亲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

　　命这玩意，还由不得你不信。注意看看这间阁楼，再看看这只骨灰盒，你或许会惊叹：这世界上有许多事还真说不清。阁楼这两面抹了角，骨灰盒的这两面也抹了角，简直就是个缩小了的阁楼。骨灰盒是定做的，事先谁也没告诉他们要做成这个样子，他们偏做成了这个样子，你说怪不怪？母亲看到骨灰盒时差不多傻了。

　　没有人给大舅舅送丧，也没人给他开追悼会，我们只举行了一个家庭式的简单的火化仪式，在上海的小舅舅和在四川的三姨妈还没来。当穿着白大褂的殡仪馆工作人员推走大舅舅的遗体时，我哭了，第一次领略了悲凉的滋味。

　　大舅舅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走了，这喧闹的尘世上没他的骨血。他留下的唯一宝贝，是他趴在阁楼窗前桌上写了九年才写完的手稿：《忠于信仰的人》。

　　现在提起大舅舅，我的心里还很不好受，也说不出是什么感情。我和他在一个阁楼里生活了九年，领略了一种不可思议的人生。如果不是亲耳所闻，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

　　他每天不到五点钟起床，起来后，不论冬天、夏天，都用冷水洗脸擦身子，而后，跑步。不到外面跑，只绕着我们住的这屋子四周转悠，仿佛怕见什么人似的。吃饭狼吞虎咽，别人没吃完一碗，他两碗都吃完了。也不出去走走，好像根本就不需要自由似的，吃完饭就爬到阁楼上写，写累了，手扶窗台在那儿站。有时，站着、站着，泪水会从他昏花的眼里滚落出来。我悄悄告诉母亲，母亲叫我不要管他。母亲说：他没准又想起什么伤心事了。晚上也写，还抽烟，搞得整个阁楼像着了火。我去开门，开窗子，他就很不安地看着我，尴尬地笑。

　　稿子撕了写，写了撕，后来越写越厚了。我问他要来看，他不给。他说，时候没到，由于历史的局限，我和我们这代人还看不懂他的书，也不能看他的书。他的书是写给下个世纪、未来新一代共产主义者的。千秋功罪，要由未来评说。

　　大舅舅固执而自信，认定自己一生都在从事着一项伟大而神圣的马克思主义事业。他承认自己是托派分子，却从不承认自己是历史反革命，不论在失去自由时，还是获得自由后。他宣称，他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过去现在都从不打算放弃自己的坚定信仰。因此，他写的这部书才定名为《忠于信仰的人》。

　　他知道得很多，遥远的莫斯科，弥漫着历史风云的国际共运史上的人物和故事，经常出现在他嘴边。他的记忆力十分惊人，能精确地说出自己几十年前在游行队伍中一次次见到托洛茨基时的具体情景，能把三十年代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大会”时的许多托派代表的简历和脸孔描绘出来。

　　大舅舅最后一次见到托洛茨基，是在1927年秋天的莫斯科，是在苏联著名政治家、当时的外交部长阿·阿·越飞的葬礼上。越飞是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和好朋友，他的葬礼成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最后一次示威。当时，装殓着越飞遗体的棺木停放在大路比扬卡大街苏联外交部大楼里。大楼外的街道上拥满了人，托洛茨基在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的陪同下，出现在自己的拥护者中间，人们唱起了热情的歌，“红军领袖托洛茨基同志万岁”的呼声压住了一切喧嚣。共青团员们向列队站在街上的红军战士们高呼：“军人同志们，为红军领袖和缔造者托洛茨基同志高呼万岁吧！”万岁之声就骤然响了起来，无数支枪举过了头顶。

　　大舅舅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他最后一次见到托洛茨基时的情景，所以，他的这段描述我几乎能背下来。

　　从殡仪馆捧回大舅舅的骨灰盒安放到阁楼的窗前，我就看起了他的手稿，他给我讲过的许多东西，手稿里都有，1925年的那艘日本“大和丸”，1927年莫斯科新处女墓地阿·阿·越飞的葬礼，全记载得很详细。

　　为那艘“大和丸”，他专写了一章，题目就叫：汽笛响了，要开船了。

　　在这一章里，大舅舅写道——

　　……清浦的总同盟罢工因军阀督办赵玉林的介入出现了残酷严峻的局面。总工会执委会决意撤退，并在1925年10月17号的最后一次执委会上做出了决定。而我则在两天前和安忠良、郜明的党部碰头会上就知道了撤退的意图，并且知道安忠良已经为我、郜明和一个叫郑少白的工人执委定了‘大和丸’的船票。

　　当时，我并不知道那艘‘大和丸’对我生命的意义，在那个紧要时刻，我挂记的不是那艘‘大和丸’，不是未来通往真理的道路，而是一个姓钱的姑娘。

　　是的，在那个灰白的早晨，我一直在想那个姑娘，那个资产阶级小姐。我不准备隐瞒这一点。我还要说，当时我并不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更不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曾被一个总商会会长的女儿，一个资产阶级小姐搞得晕头转向。

　　罗莎·卢森堡说：“自我批评，无情的、尖锐的、深入到事物根髓的自我批评，是使无产阶级运动能够生气勃勃的阳光和空气。”我将坚持用自我批评的观点来回顾一生的历史。对过去的一切，如实地进行具有批评精神的描述……

　　威廉大街在那个灰白的早晨显得格外宁静。从东面海边刮来的风带着淡腥，带着水汽，悄无声息地掠过空旷的街面，在一座座法式德式楼房的空隙间播下了缕缕雾纱。熬过了长夜的街灯依旧亮着，于白乎乎的天光中迸发着可怜的昏黄。雨停了，街面上十分潮湿，坑洼处积了水，亮亮的。偶有三两辆汽车从他和郑少白身边交错驰过，抛下一些即逝的声响和阵阵淡蓝的废气，反倒映衬出那宁静和深邃来。有辆黑颜色的司蒂倍克轧着坑洼中的水，从他们身后冲上来，季伯舜拖着郑少白往路边一闪，用英语骂了声什么。

　　脚步一直没停，就是在闪避那辆司蒂倍克和骂人时，脚步也没停。他们踏着湿漉漉的街面，一直向西边的三岔路口走，走得急匆。郑少白显然有些害怕，时不时地回头张望，嘴里还嘀咕着：“季先生，时间还早哩，别这么急么！”

　　季伯舜那时已打定主意要到玛丽路75号钱家去，时间对他来说并不早，他对郑少白的嘀咕没理会，也没注意。

　　郑少白又说：“季先生，这么急慌，人家会起疑的！眼下清浦城里没准四处都有人家赵督办的探子！”声音很低，耳语似的，可郑少白说完之后，还是回头张望了一下。

　　季伯舜那当儿就认定郑少白靠不住，郑少白在威廉大街125号客厅里的一举一动都没逃脱他的眼睛。在对待郑少白的问题上，郜明的眼力显然是有问题的，想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把郑少白留下来坚持斗争是失策的。这一点无需任何人明说，郑少白在会议上奉献出的一张脸孔就足资证明了。不错，昨日夜间这位工人执委是杀死了一个盯梢者，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就怎么坚定勇敢，不能。为了自身生命的安危而奋起拼斗是一切动物的生存本性，由此而派生出的勇气实际上是一种怯弱到极致的本能的表现。季伯舜觉得和这样一个人一起去旅顺口，委实不是一件使人愉快的事。便强压着内心的鄙夷，对郑少白道：“你别疑神疑鬼的，咱们这一路可长着哩，什么事都可能碰到，我们思想上要有个准备！”

　　“是的！是的！”

　　“旅顺口我去过，我有个姨妈在那里，郜先生也要去，一路上你听我们的好了！别怕，千万别怕，明白么？”

　　“我……我不怕！季先生，要……要是怕，我敢进执委会么！我孤身一人，又无妻儿老小，我……我他妈的怕个毬！昨夜我还……”

　　“好！这很好！哦，注意，前面有人，别言语了！”

　　季伯舜和郑少白又默默疾走了一阵，来到了三岔路口的街心公园。

　　在花园门口，季伯舜停住了脚步，把到钱家去的意图和郑少白说了，要郑少白先去日航码头找老刘，把船票和安忠良为他们准备好的行李取出来。

　　郑少白应了。

　　季伯舜拍了拍郑少白的肩头，转过身，笔直地穿过街心花园，走到了玛丽路上。

　　那是玛丽路的末端，门牌上的号码都很大。季伯舜看到的第一个门牌是钉在一家南货店门楼下的：185号，三个血红的阿拉伯数字紧紧靠在一起，像一团跳动的火焰。那刻儿，时间还早，南货店没开门，路两旁的其他店面也没开门，整个玛丽路也像威廉大街一样，被浸润着潮湿雾气的静寂笼罩着，几乎看不出什么凶险不祥的征兆。路上的人也不多，三三两两的，没有谁多瞧他一眼。

　　季伯舜数着门牌，在一团团火焰的诱惑下，在初恋激情的鼓动下，渐渐忘却了刚刚开始的逃亡，忘却了身后那位叫郑少白的劳工兄弟，一步步迈向他梦幻中的温柔之乡，心中一遍遍地描绘着一幅幅关乎爱情的古老画面。

　　画面不停地变幻，钱二小姐的面孔越变越清晰了。她时而映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时而映在门楼下那一团团跳动的火焰中。季伯舜痴迷地设计起了最后的吻别，想象着自己如何抚摸她、拥抱她，如何用一个男人强健的臂膀支撑起一个女人梦幻中的世界……

　　季伯舜联想了很多，甚至还一厢情愿地认为，为了爱情，钱二小姐会不顾一切跟他走，跟他一起到旅顺口。他呢，自然是不能带她的，他是逃亡避难，不是蜜月旅行，他不能让她为他和他追随的这场革命承担生命的风险。

　　他几乎被她的忠诚和自己的高尚感动了。走到玛丽路第一个十字路口时，眼圈竟有些湿，有些红。他停住脚步，在路口这边的一个茶楼前驻足站住，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擦了擦脸。

　　这时，玛丽路上的行人已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123号茶楼门口，不断有些长衫大褂们来来往往，进进出出。路口对过的几家早点店、饭铺也开了门，阵阵香味伴着腾腾热气从店堂里不时地飘出，使季伯舜受了诱惑。季伯舜想起了自己空荡荡的肚皮，极想往哪个店铺里一钻，先弄点什么吃吃。可念头刚一出现，就被他强行掐死了，他不能。属于他的时间不多了，爱情比肚皮更重要。

　　季伯舜把擦过眼泪的手绢往口袋里一塞，想走过路口，不料，偏在这时，在路口对过的人行道上看见了大兴纱厂工会的赵黑子。

　　他看见赵黑子的时候，赵黑子可能并没看见他。

　　他站在路口这边迟疑了一下，揣摸着：是和赵黑子打个招呼呢，还是干脆从路口这边绕过去？

　　不曾想，就在这迟疑的当儿，赵黑子看见了他，高喊了一声“季先生”，兔子似的窜了过来。窜到路当中时，还差点和一个戴毡帽的中年人撞个满怀。

　　季伯舜不得不做出一副很热烈的样子迎了上去。“哦，老赵！老赵大哥！”

　　赵黑子拉着季伯舜的手说：“季先生，可见着你了！哎，这几天你都猫哪去了？我叫人四下找，也找不着你！弟兄们都说你不在清浦了，我就不信，我和他们说了，越是在这种困难的时候，人家季先生越不会走！这不，叫我说着了吧！”

　　季伯舜警觉地四下看了看，声音压得很低：“老赵大哥，找我有事么？”愣了一下，又做出一副很随便的样子，问了句，“哎，今个儿是专来找我的么？”

　　赵黑子也压低了声音：“不是！碰巧遇上了。哦，季先生，你听说了吧？上次抓走的十三名工人代表没放回来，昨个狗日的又围厂了，抓走了五个，还打伤了不少人呢。我和刘成柱是钻下水道逃出来的。刘成柱说好今天早晨在这间饭铺和我见面，可没遇上他，却碰见了你，先生，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吧？！”

　　季伯舜哭笑不得，只得点头应道：“哦，缘分，是缘分！”

　　赵黑子很热情，把季伯舜的手一扯：“走吧，季先生，咱们到饭铺里要碗饺子吃，边吃边等刘成柱，我们要把这几天发生的事好好和你叙道、叙道！”

　　季伯舜一听就急了，自己马上要撤离清浦了，无论如何也得和钱二小姐见一见面，哪还有时间有心思听他叙道？！便亲热地拍了拍赵黑子的肩头，尽量坦然地说：“我吃过了，你去吃吧！噢，忘了告诉你，我还有急事……”

　　赵黑子不识趣，硬缠住季伯舜不放：“那……那我就简单和你叙叙，简单！我们大兴纱厂这边也急呀！兄弟姐妹们快挺不住了，被抓走的人又死活不知，下一步我们不知该咋办呀，哎，来，来，季先生，一起再吃点，等刘成柱一来，咱们把事说完您就走，这还不行么？”

　　这怎么能行呢？！开船前的最后一点宝贵时间季伯舜已决定献给钱二小姐了，赵黑子这样干无异于拦路抢劫！季伯舜真恨不得像对付行劫的强盗一样，当胸给赵黑子一拳，把赵黑子放倒在这潮湿的路面上，自己拔腿走人。却不能。不是怕打不过赵黑子，而是怕坏了自己做先生的好名声。况且，大兴纱厂又是他联系的点，他不敷衍一下，是说不过去的。

　　季伯舜沉默了一下，点了点头：“也好，也好！”

　　二人穿过饭铺堂面，到里屋的炕桌前坐下，刘成柱的叔叔给他们一人下了碗饺子，他们便一边吃，一边谈，谈了没一会儿，刘成柱也来了，也跟着谈。

　　这时，季伯舜的脑子很乱，两位劳工兄弟说的什么，他也没听清楚。填饱肚皮以后，他一心只想早点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谈话。他尽量不说话，唯恐多说一句话而引发出他们更多的话来。他还不时地看怀表，以显示自己的确有急事。

　　刘成柱比那赵黑子还可恶，偏没完没了地说，一会儿吹嘘自己，一会儿吹嘘赵黑子，似乎不但是大兴纱厂，整个清浦市的总同盟罢工都是他们二位弟兄领导的。他们还为罢工工友拟定了三个斗争方案，要季伯舜予以赞赏。季伯舜言不由衷地把赞赏赐予了他们，他们却恩将仇报，一人扯着他的一只胳膊，要他跟他们到大兴纱厂去：“好，好！季先生，你既支持我们，我们就更有信心了！如果先生能再到工友们当中露一露面，把支持的话给大家说一说，这阵脚就稳住了！”

　　逼到这个份上，季伯舜无可选择了，只得使出了欺骗的手法。

　　季伯舜装模作样想了想，两手往炕桌上一按，站了起来：“好！那就跟你们去一下吧！哦，对了，你们看，是不是也找一找安忠良安先生，让他也一起去，你们说得对，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是要和工友们见一见面。你们先等等，我去买盒烟！”

　　未待赵黑子、刘成柱做出任何反应，季伯舜便拔脚出了门，闪进了饭铺后门的小巷子，一去不复返了。

　　事后回忆起来，季伯舜不得不承认，这一幕透着卑劣无耻，简直难以想象会是他季伯舜干出来的。他既然是奉命撤走，就应该把撤走的原因告诉这两位不期而遇的工人同志，要他们去找安忠良解决大兴纱厂的遗留问题。他却没讲，他为着那位资产阶级小组，把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工人兄弟骗了，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饶恕的。

　　从小巷出来，是玛丽路49号。季伯舜又一路往回走，在威廉大街12号的天主教堂顶楼的大钟敲响七点时，跌跌撞撞冲进了钱家大院。

　　梦中情人钱二小姐钱芬芬却不在家。钱家的仆役老吴说，二小姐和老爷刚坐着车子出去，到玛丽路2号英国领事馆去了。

　　季伯舜呆了，两手支撑着厅堂里的桌案愣了半天，才讷讷地问：“这么一大早的，他……他们父女到英国领事馆干什么？”

　　老吴说：“唉，还不是为工潮的事！听说日本人非要赵督办抓人杀人，赵督办应了，许多参加过罢市，支持过罢工的老爷们都慌了，钱老爷也慌了……”

　　“钱老爷就……就带着二小姐躲到英国人那里去了？”

　　“哦，不，不是！钱老爷大约是想请英国人出一下面，跟日本人、赵督办说说情吧？先生您是知道的，英国领事馆的史密斯史老爷和钱老爷有点交情！”

　　史密斯领事和钱家的交情季伯舜当然知道。前一阵子闹得最凶的时候，英国领事馆里的华仆全部罢了工，连食品和水电都无法正常供应了，钱老爷先是暗中派人接济，后来硬压着华仆们复了工。为此还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险些造成总商会的分裂。现在，形势变过来了，钱老爷理所当然地要请英国人给他帮忙了。也许当初为史密斯帮忙时，钱老爷就料定会有今天了吧？

　　季伯舜苦苦一笑，又强打起精神问：“这么说，二小姐一时回不来喽？”

　　“恐怕一时回不来！季先生您也知道的，钱老爷不懂英国人的洋话，只有二小姐懂，老爷不回来，二小姐断不会先回来的。”

　　季伯舜沮丧至极，只得放弃了等待的念头，叫老吴找来纸笔，给二小姐钱芬芬留了个纸条。纸条上只简单写了几句话：“芬芬：形势所迫，我不得不暂离清浦，前往旅顺，一俟安顿停当，再写信告知。临别未能晤面，至为遗憾，望多自珍重！伯舜14年10月17日”。

　　把纸条写完叠好，季伯舜又想起来：或许钱芬芬能在“大和丸”开船前赶回来呢？或许他和她还能在码头上见一面呢？便又把纸条展开，又在空白处加了一句话：“我乘日本‘大和丸’号，日航码头上船，今晨八时开船。”

　　赶到日航码头，找到老刘时，已经是七点半了。等在那里的老刘给了他一张轮船票，要他快上船。他不上，说是要等郑少白和郜明，心里想的却是钱芬芬。

　　在码头上没见到郑少白和郜明，季伯舜感到意外。在威廉大街街心花园分手时才六点多钟，郑少白就是爬，也该爬到日航码头了，怎么不见踪影呢？郜明不来就更奇怪了，他和安忠良实则并没有多少事情要安排，该安排的在联席会上早就安排好了，他还在125号泡什么？他要老刘在码头四处再找找这两位同路人。

　　老刘找了一圈回来了，说是没有，还说连票房里的人也问遍了，今天一早除了他季伯舜，没有第二个人到过票房。

　　直到这时，季伯舜才断定，郑少白不会来了，十有八九是揣着安忠良发给他的盘缠钱溜回山东枣庄老家了。革命对像郑少白这种既没有文化知识，又没有先进思想的农民式的工人来说，只意味着捞好处。有好处，他们便来闹革命，没好处，他们便不革命，乃至去反革命。清浦局面如此严重，革命路途上又有这么多风险，郑少白自然不会再去革命，这一点也不奇怪。而郜明没准是临时改变了主意，说服了安忠良，和安忠良一起留下来坚持斗争了。对郜明这个老同学、老朋友，季伯舜是了解的，这个人太要强，有时也喜欢出点风头，他执意留下来是完全可能的，几个小时前，他还这样坚持过呢！

　　七时四十五分，季伯舜放弃了最后的等待，和老刘道了别，提着安忠良事先给他准备好的装满了行李用具的大皮箱，登上了“大和丸”的甲板。

　　八时整，“大和丸”颤动起来了，像块巨大的浮冰，渐渐漂离了港岸。港岸上送行的人们挥着帽子、围巾在向轮船招手。

　　就在这时，季伯舜注意到，一辆黑色小汽车发疯似的冲上了码头。季伯舜真切地看到，黑汽车里钻出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那女人身着红旗袍白开衫，挥着围巾向码头边上疯跑，嘴里好像还喊着什么。“大和丸”离港岸越来越远，那女人的面孔季伯舜看不清，她喊的什么也听不清。然而，季伯舜却固执地认定，那女人是钱二小姐钱芬芬，钱芬芬在叫他。

　　季伯舜也向她挥手。看见身边有个人拿着望远镜对着岸上看，季伯舜急忙凑上去说：“劳驾先生，可以把望远镜借我看一下吗？”

　　那个脖子上挂着望远镜的人是个日本人，听不懂他的话。

　　季伯舜指了指望远镜，又把两手罩在眼睛上，做了个瞭望的姿势。

　　日本人这才明白了，把望远镜给了季伯舜。

　　季伯舜迫不及待地把两眼贴到镜孔上，一下子把港岸上的那个女人抓到了面前。结果却令季伯舜大为失望，那个女人并不是钱芬芬。

　　季伯舜苦笑着，把望远镜还给了日本人。

　　那女人还在向季伯舜招手，季伯舜的手却举不起来了。

　　那一瞬间季伯舜真后悔，他若是不借这只该死的望远镜，脑海里将会留下一个多么深情而美好的记忆呀！

　　半个世纪过去以后，当季伯舜在垂暮的晚年追忆这件事的时候，还不加掩饰地说过：“当时，我的眼睛模糊了，不知咋的就流了泪，泪眼中的港岸一片朦胧。焦躁沮丧的情绪几乎改变了我的信仰和选择。船到旅顺口后，我不止一次地想过：回清浦，回清浦……然而，在情绪最危险的时候，党组织决定送我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才割断了我对钱二小姐的万千思念。我去莫斯科的第二年春天，这位资产阶级小姐就结了婚，嫁给了一个英国公司的买办，而我则无牵无挂地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重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