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郜老的革命生涯为线索写点东西的想法由来已久了。刚调到北京给郜老当秘书时，就很认真地考虑过。不过当时郜老还在职，工作很忙，几乎没有可能坐下来和我一起回顾历史往事。直到去年秋天，郜老彻底退了下来，要老人家操劳的事不是那么多了，我才觉着时机到了，才拐弯抹角地把写书的事提了出来。

　　郜老听后呵呵笑了，说：“好！好！不过，我个人的意见，还是不要突出写我，不要宣传个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嘛，要多宣传人民！”我说：“在年轻一代理想观念淡漠的今天，重温你们老一辈的革命斗争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啊！”

　　郜老倚靠在沙发上久久没有做声。我能猜出他在想啥。他十有八九在想自己不争气的儿子振华。振华让老人家操够了心，在我看来，正属于理想观念淡漠的那代人中的一员。这年轻人为了发财，啥荒唐事都能干出来，打着老头子的旗号招摇撞骗，一忽儿开公司，一忽儿搞走私，不明不白的买卖做到了香港地区、美国。振华捅娄子我都知道，去年在广州被抓，还是我带着郜老的信把他领回来的。

　　郜老一定是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凝目思索了片刻，意味深长地说：“只怕晚了，只怕我们的历史已经很难感动他们喽！在他们看来，我们打下的江山理所当然属于他们，我们的精神却不属于他们！他们若有我们当年的革命精神，亦不至于荒唐如斯！”郜老那阵子心境很不好，甚或有些凄凉，夫人凌凤刚刚去世，唯一的儿子郜振华又纰漏不断，我常见他一人对灯独坐，默默发呆。

　　大约一个星期后，郜老说是要出去走走，要我和他一起去，边走边谈。

　　第一站到了清浦市。清浦党政军一把手亲自出面接待，很是热闹了几天。几天后，郜老不准清浦的同志前呼后拥地跟着陪同了。老人家对清浦市委书记和舰队司令员说，他要清静清静，要把自己当年工作过战斗过的地方再好好看一看。

　　郜老要看的第一个地方是忠烈陵。据郜老说，忠烈陵是个很有名气的所在，可清浦市的首脑们却无人知晓它在何处。郜老说在华荧山腰上，说他1955年以前在清浦当市委书记的时候，忠烈陵一直保护得很好。说罢，很自信地带着我和一帮随行人员奔华荧山去了。结果，几辆车围着华荧山转了两圈，也没发现忠烈陵的石碑和陵墓。郜老很生气，认定石碑和陵墓都被他的后继者们搞掉了，车子一掉头，直开市委，找到市委书记就是一顿训，骂他不懂历史。

　　第二天，市委书记诚惶诚恐地跑来了，声称忠烈陵的石碑和陵墓都还在，并没被谁搞掉，只是被圈到山脚下的汽油库里去了。郜老和我们这才在市委书记的带领下，穿过汽油库，爬到了华荧山腰上，找到了那块石碑和那座陵墓。

　　石碑和陵墓已经被破坏得很不像个样子了。石碑显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故意破坏的，碑上的文字全被刻意凿掉了，碑的顶端也被砸裂了。陵墓因为长期缺乏修葺，龟裂成了几大块，像颗被敲开的老核桃，野草在陵区四处疯长。

　　郜老拄着手杖站在陵墓前，用手指着石碑对那位市委书记说：“这里埋葬着什么人你知道么？我们清浦1925年的总同盟罢工你听说过么？一个不了解自己城市历史的人，怎么能管好自己的城市呢？！”市委书记说，1925年的总同盟罢工他是知道的，市党史办正在编辑出版有关史料，他还写了序。郜老一顿手杖：“既然知道，为啥不好好把这座陵墓修一修？为什么允许汽油库把它圈到大墙里面去啊？”没容市委书记答话，郜老转过身子，用手杖往山脚下的汽油库一划拉，“油库不准往忠烈陵上方扩展，上面的围墙给我推倒了，砌到下面去，还有，山那边要重辟一条通往陵前的水泥路，否则，就给我把油库挪走！”

　　郜老一时间似乎又回到了在职的时候，又大气磅礴地对市委书记发号施令了，还一厢情愿地要以忠烈陵为中心，修建一座山涧公园。市委书记极是虔诚地连连应着，还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可我心里明白，这老兄十有八九不会真去办的，这种事我见得多了，他们在位的土地老爷欺哄老头子们的本事大着呢！

　　晚上，照例吃大宴，郜老情绪激动，多喝了两杯茅台酒，失眠睡不着了，就和我扯个没完。话题自然而然地从那座忠烈陵和1925年的总同盟罢工扯开去。

　　郜老带着深沉的思索说：

　　“……1925年的总同盟罢工是终生难忘的喽！那年我二十二岁，入党只一年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就把我从北京派到了清浦。和我一起被派到清浦的还有一个叫季伯舜的同学，当时也是党员，后来成了反革命托派。那时候，国共正合作，孙中山先生刚逝世，我们这些共产党员接到组织指示，一起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国民党，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员。每次开会都对总理遗像鞠躬——总理是孙总理，不是咱周总理！还要背遗嘱哩：‘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那个时候，国共是真合作，不是假合作。上海‘五卅惨案’一发生，清浦就在我们国共两党的共同发动下，闹起来了！闹到帝国主义干涉，反动军阀镇压的时候，人家国民党人也没退却！撤退的那个早晨，要不是忠烈陵里葬着的贺恭诚和另一个叫安忠良的国民党人的掩护，我可能活不到今天！

　　“那是1925年10月17日，我记得很清楚，是个阴雨天，水蒙蒙，雾蒙蒙的。该走的同志都走了，我们开会的威廉大街125号的客厅里只剩下了我和安忠良、贺恭诚三个人。按说，我该和季伯舜以及另一个工人党员郑少白一起撤到旅顺去的，可我不愿意去！一个共产党人怎么能在这种时候离开正在流血的基本群众呢？这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嘛！我不能走！所以，就出事了……”

　　没想到会这么快出事。跟踪盯梢的那个密探被郑少白干掉了，他的身份证件和短枪都被缴获了，按说威廉大街125号在1925年10月16日的那个早晨不该暴露，至少郜明认为不该暴露。知道125号的除了到会的八个执委外，没有别人，而八个执委撤走了五个，余下的三个全在125号客厅里，怎么会暴露呢？

　　然而，事实上威廉大街125号在那个早晨是暴露了。赵督办的侦缉队有计划、有目的地扑来了，“咔咔”作响的脚步声踏破了那个早晨的静寂，给那个不平凡的日子抹上了一缕艳红的血光，也给郜明留下了一个难以忘却的深刻记忆。

　　郜明记得，那时天还没大亮，客厅里的吊灯壁灯还开着，他和安忠良、贺恭诚的潜意识依然沉浸在那个刚刚逝去的漫漫长夜中。他坐在壁灯下的长沙发上——那是桑叶和凌凤两个女同志坐过的，上面似乎还残留着她们的体温。贺恭诚在对面抽烟，烟雾一阵阵往他面前扑。透过烟雾，能看到安忠良忧郁的面孔。安忠良坐在桌案前的椅子上，两手把玩着郑少白缴获的短枪，眼睛却盯着他。当时，清浦面临的局面很严峻，执委会撤退后，总商会将出面和赵督办及英日领事馆交涉，以忍痛复工复市为代价，换取被捕工人代表的获释，避免进一步流血。然而，对这一交涉能否成功，郜明并没有多少把握，尤其对总商会的交涉能力，郜明十分怀疑。

　　出于这一担心，郜明提醒安忠良道：“忠良兄，我走，你留，你责任就重大了！你得想想：总商会姓钱的那帮人靠得住么？他们出面交涉真有成功的可能么？如果交涉不成功，如果我们工友们在忍痛复工之后，被抓的工人代表仍然不能获释，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疯狂报复，你我又将如何向清浦工界交代呢？”

　　安忠良把手中的枪放到桌上，叹了口气：“这的确是个难题啊！”

　　郜明问贺恭诚要了支烟，点上了，一边抽着，一边说：“所以，我想，我还是留下来比较好！我们必须准备应付更加险恶，更加复杂的局面……”

　　安忠良一怔，很严肃地问：“怎么，你老弟还真不打算走了？”

　　郜明点了点头：“我觉得我不应该在这时候离开清浦。”

　　安忠良颇为苦恼：“你看你，又来了！不行啊，老弟！你和我不一样，你在这场工潮中可是出尽了风头，被赵督办抓住要掉脑袋的！你自己也知道，就是总商会那帮人对你老弟也没有好感啊！”

　　郜明当然知道总商会那伙人对他的态度，但他依靠的并不是总商会的那伙人，而是铁路工会、海员工会的工友们。这些工友们是值得信赖的，他正是为了他们，才必须留下来。坦率地说，对清浦安忠良和国民党党部提出的忍痛复工的妥协方案，他是持有异议的。郜明认为，这一方案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不论是从感情上还是从理智上都是难以接受的。为此，他曾专门请示过省委，省委却要求他们服从国民党，和国民党人保持一致，他才在最终议决那个妥协方案时保持了沉默。

　　那时——在1925年10月17日的那个早晨，郜明就想：安忠良执意要他撤走，恐怕不仅仅是为他的个人安全着想，大概也有为妥协方案的实施排除障碍的意味。商界一直是安忠良负责发动的，安忠良和总商会那帮人的联系一直十分密切。有一阵子，安忠良几乎天天都要到玛丽路总商会会长钱甫人家里去。钱甫人很滑头，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英国领事馆华仆罢工以后，钱甫人先是暗中接济，后来干脆硬压着华仆复工，安忠良都是知道的，而且，明里暗里都给予了支持。现在，形势急转直下，让温和的总商会代表工界和反动军阀、日英帝国主义交涉，工界的利益、劳工的利益不受伤害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些话却也不好明说，郜明只道：“忠良兄，我得对参加罢工的劳工弟兄负责啊！我也不是信不过总商会，只是想，作为我们，应该向最好的方向努力，也要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如果总商会交涉不成功，我们只有把罢工坚持下去！”

　　安忠良不同意，自顾自地说：“可我要对你和大家的生命安全负责嘛！我不能眼看着赵督办的屠刀砍下你老弟的脑袋！莽撞硬拼不策略嘛！”

　　一直默不做声的贺恭诚也道：“郜先生，安先生是为你好，现在这情势，清浦的确是不保险哩！”

　　郜明拍了拍贺恭诚的肩头，又对安忠良说：“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着想，可这问题我早想过了，方才在会上我也说过的：工界我毕竟很熟悉嘛！清浦这么多工友，这么多工厂，哪里猫不下一个我啊？！”

　　安忠良苦涩地一笑：“老弟，今非昔比喽，轰轰烈烈好的日子过去了，眼下靠得住的地方，靠得住的人可不多哟！”叹了口气，安忠良又说，“你一定不要太乐观，这种时候，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有件事我原来并不想告诉你，现在想想，还是告诉你的好：你知道开会前被郑少白杀死的那个盯梢者是谁么？”

　　郜明摇了摇头：“不知道。谁呀？”

　　安忠良一声叹息：“他是我妻弟啊！”

　　郜明的眼一下子睁圆了：“什么，你妻弟？哎，你……你怎么不早说？”

　　安忠良道：“早说干啥？让郑少白知道有啥好处啊？郑少白会觉着不安，会觉着欠了我什么。其实少白根本不欠我的，出卖我们同胞向东洋鬼子讨赏的人难道不该死么？”

　　郜明那一瞬间真感动，不论安忠良在领导总同盟罢工时表现如何，不论安忠良的妥协方案如何没有道理，可安忠良在这件事上却是无可指责的。于是，一把攥住安忠良的手说：“忠良兄，你可真能沉得住气，你今天若是不说，我也许永远不会知道。”

　　安忠良道：“其实，还是不说的好，这本来就是件很丢人的事！看了那证件上的照片，我挺难过的。我万万没想到，我自己的亲朋中会有这种无耻小人！”

　　郜明安慰道：“也不必难过，各人的道路是各人自己选择的么，你有什么办法？！不过，情况既然如此，我们还是谨慎些好！忠良兄，我看你也要离开这里躲一躲。”

　　安忠良道：“是的，我是准备暂时到别处避一避，你呢，也别再坚持了，必须离开清浦！唔，现在是六点五十分，你马上到日航码头还来得及。”

　　郜明下意识地看了看客厅墙上的大挂钟，挂钟的时针果然逼近“7”字了，这就是说，“大和丸”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开船了。

　　走还是不走？省委一再要求清浦特支的共产党员要服从国民党，他听从安忠良的意见，撤往旅顺口，任何人也说不出他的不是。可服从会造成什么结果？他对得起那些支持他，信任他的劳工弟兄吗？而如果不走，他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扭转这严峻的局面呢？！

　　郜明迟疑的当儿，安忠良又说话了：“郜明兄，你若不想去旅顺，就到广州跑一趟吧，代表清浦工商学各界把总同盟罢工情况向有关方面作一翔实报告。你若不去，过些时日我也要跑一趟的。”

　　广州他更不能去。如果非走不可，他宁可选择旅顺，一俟时局变化，他还可及时赶回清浦，以助安忠良和留下来的同志们一臂之力。

　　郜明刚要把自己的这一想法讲出来的时候，意外就发生了。正对着威廉大街门楼的客厅正门突然开了，守在大门口望风的安忠良年轻的妻子唐娟冲了进来，神情紧张地道：“不好啦，四五辆兵车开过来了，怕是冲着咱们来的！”

　　安忠良一惊，把桌上的枪一拿，匆匆上了楼。郜明和贺恭诚也跟着上了楼。

　　到了楼上，安忠良小心揭开临街落地窗前的黑丝绒窗帘，他们三人几乎同时看到，几辆满载着大兵的卡车在门前戛然停下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匆忙从前面一辆车的驾驶室里跳出来，指着他们置身的125号大门吼叫着什么。车上的大兵像下饺子似的，“扑通”、“扑通”不断地往地上跳。

　　郜明不禁失声道：“糟了，正门出不去了！”

　　安忠良没做声，又跑到房间的另一头，从后窗向125号后门方向看。125号后门是刘状元巷。巷口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布满了大兵，灰黄的一团正喧闹着向后门逼来。事情很明显，后门也出不去了，这一下子，谁都走不掉了。

　　贺恭诚焦虑不安地问：“安先生，这……这可怎么办啊？”

　　安忠良想了想，突然有了主意，指了指房间上方的一个小方洞：“没别的好办法了，你们两个快爬到天花板上面躲着去，我得和那帮兵大爷们见见面了！”

　　郜明一把握住安忠良的手，试图阻止：“忠良兄，这……这哪成啊？”

　　安忠良甩开郜明的手，匆匆说了句：“能保住一个算一个，哎，不论发生啥事，你们千万别出来啊！”

　　说罢，安忠良下楼走了，走时把短枪顺手塞给了贺恭诚，把门也反手带上了。

　　郜明和贺恭诚不敢怠慢，手忙脚乱地把一张大桌子移到天花板下，又在大桌子上架了张椅子。郜明叫贺恭诚快上去，贺恭诚让郜明快上去。推让了半天，还是郜明先上去了。一上去，郜明就俯在天花板上，伸出手招呼贺恭诚。贺恭诚迟疑着，不往桌子上爬。这时郜明才悟到：贺恭诚上去后，这些桌椅无法搬走，他们藏身的地方无形中就暴露了。郜明急得想往下跳，可没能把身子探出来，贺恭诚已把桌子、椅子全移走了。“郜先生，您好生猫着别动，我另找个地方吧！”

　　贺恭诚说着，这里瞅瞅，那里瞄瞄，最后选定了对过的壁橱，拉开了门跳了进去。

　　这时，楼下响起了乱七八糟的声音，间或还能听到安忠良的叫喊声。安忠良叫喊的声音机械而单调，反反复复只一句话：“我要见你们赵督办……”乱七八糟的声音瞬即响到了楼上。楼上房间的门被一阵纷乱的枪托子砸开了，一伙大兵揪着安忠良涌进了房间……

　　那场面真紧张，真揪心，郜明躲在天花板上毫无反抗的可能，并且随时有可能暴露，而只要一暴露，他就毫无疑问地要献身于国民革命了。

　　俯在天花板上度过的那个早晨，是郜明一生中最漫长的一个早晨。如此荒唐地度过那个早晨，是郜明事先根本没有想到的。如果事先能够想到，能够选择的话，郜明一定会选定那艘日本“大和丸”，而不会去选择满是尘土的天花板。 重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