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肉体获得自由的时候，大脑深处的痛苦记忆却还留在狱中。

　　季伯舜总是梦见那阴森黑暗的监狱走廊，那满是横七竖八栊柱影的放风天井，那四处抹着蚊子血人血鼻涕的铅灰色墙壁，那终日“啷当”作响的脚镣，那令他羞辱，令他愤怒，令他恶心的粪坑……

　　黑夜失却了平衡。一个个睡梦被囚禁了，被蹂躏了，让季伯舜感到无法忍受。在出狱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连睡觉都害怕。更可怕的是，平时相处很好的同志，都对他失去了信任，不再和他联系来往了。而这时托派中央内部又发生一次严重分裂：一帮同志要开全国托派代表大会，一帮同志又要开上海托派代表大会。可不论怎么吵，双方的同志对季伯舜的存在都视若不见。

　　季伯舜悲凉而孤独，只得躲在公共租界的亭子间里发狂地读书，看报，翻译托洛茨基的文章。在此期间，季伯舜化名写下了《中国向何处去》、《孤独的信仰者》、《不断革命论与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等小册子。其中《孤独的信仰者》曾在受托派思想影响的“号角书社”出版，销行七百册，不久即被查禁。这本小书可视作他晚年遗著《忠于信仰的人》的最初版本。另一本小册子——《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万余字的章节曾在1936年底至1937年初的《大文化报》上发表过，署名“一丁”。在发表的那些章节中，季伯舜称他往昔的一些托派同志大都是一些于中国革命毫无用处的空谈家，很难说他们真正懂得托洛茨基同志的正确主张和思想。因而，季伯舜认为，与其把他们这些人看作托洛茨基主义的信仰者，倒不如把他们看作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起哄者更合适。

　　季伯舜也肯定了一些他认为应该肯定的真正的同志，但是，就在谈到这些同志的时候，他也说：“……他们的个人野心、派别偏见，由于历史的和时代的原因，和革命思想的真诚交织在一起，时常会表现得十分怪诞，乃至使局外人感到不可思议。而革命的高尚动机与个人卑劣的目的在同一背景下，用同一形式表现出来，就使得革命运动本身变了形，失却了原有意义和效果，由此而产生的分裂也就无可避免了……”季伯舜指出，这种状态非改变不可，中国的托派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到下层去，到无产阶级力量最集中的工厂去，到各自最熟悉最有群众基础的地方去，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武装中国无产阶级，才会有前途。

　　在谈到摆在眼前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季伯舜和盘端出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和主张，认为：一方面要参加抗日战争，因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民族解放的战争，是进步的战争。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是趁此机会积极准备力量，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季伯舜说，任何时候对蒋介石反动集团都不能抱有幻想，蒋介石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必然还是屠杀中国工农群众的刽子手。

　　基于这种思想，淞沪抗战爆发之后，季伯舜离开上海，先到豫西老家去了一趟。10月底，又由豫西去了清浦，幻想着利用抗战和国共合作造成的宽松形势，在清浦发展托派党组织，动员工人群众，重演一场类似1925年的轰轰烈烈的壮剧。

　　壮剧没演过来。

　　1937年10月的清浦到处都是抗日救亡的标语口号，到处都是年轻而陌生的面孔。关押了多年的共产党人从狱中被释放出来了，并和把他们关进监狱，杀害他们同志的刽子手们再一次并肩携手了。清浦市成立了工人抗日救国团，已当了清浦市工会委员长的安忠良出任总团长。刚刚被国民党政府从上海放出来的郜明，一回来就被安忠良接到市里最豪华的大发酒楼吃了接风酒，几天之后出任了清浦工人抗日救国团政治部主任兼副总团长。各大工厂，像季伯舜所熟悉的大兴纱厂，东方机器厂，都成立了分团。小一些的工厂也三五家合在一起成立了分团或支团。一切都和十二年前惊人地相似，不同的只是，当初安忠良们和郜明们携手对付的是反动军阀，这一回则是日本人了。

　　季伯舜感到哀伤，也有些一筹莫展。

　　偏偏在这时，曾在1931年到上海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统一大会的孙越来找他了，一进门就大呼小叫：“老季，你来得好，来得好啊！我们清浦的托派同志正准备大干一番哩，你这留过苏的老同志一来，我们的力量就更大了，我老孙也就更有信心了！”

　　季伯舜很吃惊：“你们要大干什么呀？”

　　孙越兴奋地道：“发动一场大罢工，就从大兴厂搞起！”

　　大兴厂季伯舜很熟悉，知道是家日商纱厂，以为孙越要发动的是一场反日大罢工，遂问道：“和日本人干一场？”

　　孙越手一摆：“哪来的什么日本人啊！大兴厂打从14年工潮之后，就由天津北方银团接手了。现在，这帮反动资本家借口国难，把劳工员工的工薪一下子降了20%，引起了全厂劳工职员的极大不满，就把机会给咱们送上门来了！”

　　季伯舜一时不知该如何表态，犹豫说：“在……在这种时候，全民抗战，我们发动……发动这种针对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大罢工，是不是合适啊？”

　　孙越眼皮一翻：“咋不合适？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天然合理！在任何时候都合理，现在郜明那帮机会主义共产党投降了国民党，我们领着干正合适！”

　　“可……可现在要全民抗战呀！”

　　“嘿！什么抗战呀，那不是我们的事！”

　　细细一谈，季伯舜才知道，在对抗战问题的态度上，孙越和他，和托洛茨基的观点并不一样。这个满腹经纶的教书先生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战争，是一场狗咬狗的战争，因此必须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立场。就像当年列宁对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一样：趁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有利时机，发动群众，变这场狗咬狗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为国内的革命战争。

　　季伯舜不同意，搬出了托洛茨基的主张，要孙越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和他一起真正按托洛茨基的正确意见办：在军事上消极支持抗战，在政治上积极准备推翻国民党。

　　二人吵了一晚上，谁也没说服谁。

　　最后，孙越退了一步，借着季伯舜的话头道：“……好，好！就算托洛茨基主张是正确的，就算我接受你的观点，在政治上总还要推翻国民党吧？我们搞罢工又不是军事行动，不是从军事上破坏抗战，日本人又没打到这里，为什么不能搞呢？老弟呀，你想想，现在延安的那帮机会主义者抛弃了工人群众，成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座上客，而我们在这时候发动罢工，和工人群众同甘共苦，会造成多好的政治影响！多大的政治影响啊！老季，你想想，好好想想！”

　　季伯舜想了三天，终于认可了孙越的分析。遂主动找到位于大飞道的孙越家里，借着酒和孙越恳谈了一次，承认自己有悲观主义情绪，对托洛茨基的思想在现阶段的实行还没从根本上把握住，几乎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所以，季伯舜不但同意支持这场大罢工，还决定和孙越一起参加领导这场大罢工。

　　大兴纱厂是季伯舜的老根据地，当年的许多老人还在，不过，大多数老人的政治面孔已变得模糊不清了。像在那个撤退的早晨纠缠他的刘成柱，就成了共产党的叛徒，当了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头子。而另一个缠过他的工友赵黑子却消沉得很，自认为把这个混账世界看透了，说他和刘成柱、安忠良、郜明一样，都不是啥好东西，都是拿他们工人当枪使，都是些耍嘴皮子骗人的家伙。

　　赵黑子没提1925年10月17日早晨在玛丽路饭铺的那一幕，季伯舜却隐隐感到了。季伯舜向赵黑子说明了真情，又道了歉。赵黑子却只是不理，只顾自己抱着酒瓶喝酒。

　　然而，在漫长的十二年中，清浦——自然也包括大兴纱厂，新一代无产阶级成长起来了。他们父兄曾有过的思索，又合情合理地变成了他们的思索。赵黑子消沉了，而他二十三岁的儿子赵清生在饱尝了剥削和压迫的滋味之后，不顾他老子的坚决反对，又挺身而出了。赵清生不但早就在孙越的介绍下参加了清浦的托派党组织，还在罢工期间成了季伯舜形影不离的贴身保镖。

　　季伯舜也真需要保镖。事情很清楚，他在清浦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危险。当年的盟友，如今的敌人安忠良心狠手辣，双手沾满共产党人的鲜血，现在虽说和郜明这样的共产党合作了，和他这种左派反对派的共产党并未合作。他要在安忠良治下的这个地方闹工潮，安忠良必会放出自己豢养的恶狗，也会举起血淋淋的屠刀。郜明就更不必说了，他们之间不但有信仰上的冲突，更有个人的冤隙，郜明没在1936年监狱的粪坑里处死他，其遗憾大概一直要保存到今天。今天的清浦又是郜明的天下，郜明那合法的共产党既能暗杀他，也能绑架他。

　　尽管如此，季伯舜还是坦坦荡荡地在威廉大街上走了几趟，倒不是为了充什么英雄好汉，仅仅是为了找回那已属于历史的珍贵记忆。

　　威廉大街在十二年中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十二号的大教堂还在那里巍巍然立着，仿佛能再立个一百年，一千年似的。那响遍全城的洪亮钟声依然于湿漉漉的空气中震颤着，恍若昨日。华福公司大楼正面的红红绿绿的彩灯照旧那么辉煌醒目。唯一的变化是125号安忠良的小洋楼，如今挂上了清浦市总工会的大牌子。

　　季伯舜带着深深的眷恋，在一个寂静无人的夜晚，从威廉大街125号门口向下面的三岔路口走，把一声声发自胸膛深处的叹息，倾吐在大街两旁那一座座法式德式楼房的墙脚下。赵清生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就像当年身边的郑少白。

　　走到三岔路口的街心花园，季伯舜不由自主地拐了弯，踏上了玛丽路的路面。在玛丽路上走了好远，才想起，他原来是在朝钱二小姐家的方向走呢。季伯舜苦笑着摇摇头，转身回了头。

　　赵清生不无惊奇地道：“季先生，你对我们清浦的路很熟么。”

　　季伯舜点了点头：“是的，很熟！很熟！你父亲知道的，我奉命撤退的时候，就是在这条路上碰见了他，我当时想在离别前看一个女人。”

　　“是你婆娘么？”

　　季伯舜刚点了下头，又摇起了头：“不，不是！”

　　“她现在还住玛丽路？”

　　季伯舜艰涩地一笑：“死了！早……早就死了！”

　　赵清生又问：“季先生，这次闹罢工，你们不会再这么撤了吧？！”

　　季伯舜动了感情，亲昵地抚摸着赵清生的肩头说：“不会了，再也不会了，我们不会一错再错了！小兄弟，我用我的人格担保……”

　　一个月后，大兴纱厂的大罢工闹了起来，全厂半数以上近三千人参加了大罢工，反对资方以国难为借口，降低工人工薪。安忠良闻讯大惊，指责郜明违背国共合作的协议，在国难期间煽动工潮，是汉奸行径。郜明和清浦共产党却不承认季伯舜、孙越这些人是共产党。结局不消说，自然是一场大逮捕，国共两党共同筹划的大逮捕。季伯舜和孙越两名“首犯”在大兴纱厂材料库被当局抓获，连夜押往清浦警察局。三个月后，分别以汉奸罪被判处十二年和十五年徒刑。

　　这已是1938年6月的事了。

　　当年10月，日军北进，清浦沦陷。国民党特别执法处在紧急撤退之夜释放了监狱所有在押的刑事犯和轻国事犯。面对无法转移的，犯了重罪被处十年以上徒刑的汉奸犯，就地在牢房里进行了集体处决。季伯舜同室的十八名人犯——包括孙越，全部在枪弹下毙命，而季伯舜竟奇迹般的逃过这场灭顶之灾活了下来。

　　在那场疯狂大屠杀中，季伯舜身上中了两颗子弹。一颗打在右胳膊上，一颗打在右大腿上，都不致命，而且没伤骨头。

　　这真是运气。 重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