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明以为，和安忠良的恩恩怨怨在北溪河时期就结束了。后来他和凌凤去了延安，根本没想到还会再回清浦做军管会主任，更没想到会由他来判处安忠良的死刑。这仿佛都是在冥冥之中被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之神决定的。

　　清浦是1949年10月3日解放的。当时，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某部政委。他们部队并没有参加解放清浦的战斗，而是在清浦解放第二天，奉命进驻清浦的。

　　那是个征服之夜。杂乱的马蹄踏碎了满天繁星，也踏碎了旧世界最后的残梦。他骑在一匹良种蒙古马上，急速前进，仿佛随着一股颠簸的巨浪飘浮在昏暗的天地之间。马上的世界飘忽不定，大道两旁的杨树“呼啦啦”一路往后倒，像是没了根。近处远处的残墙断壁在朦胧的月色中时隐时现，硝烟刚息的大地在那夜显得那么残败，那么渺小。

　　自豪感油然而生，不仅仅是为人民胜利了的事业而自豪，更为自己将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而自豪。这座城市记录着他一次次斗争和一次次失败，浸渗着他的爱和恨，更浸渗着他的同志和朋友们的生命和鲜血。今天，他回来了，他要代表人民，代表那些倒下的同志们，在这里和那些旧时代的宠儿们算清旧账。

　　旧时代的宠儿们没有放弃最后的反抗，郜明和先头部队的同志们开进清浦的那个夜里，抗拒的枪声就炸响了。他们策马穿过华荧山下的锯木厂时，居高临下的破厂房里突然飞出了一片稠密的子弹。五六个同志中弹落马，郜明的军帽也被穿了个窟窿。郜明愤怒极了，他没想到已解放了的被征服了的城市会这样欢迎他，当即下令停止前进，就地剿匪。天亮后，后续部队赶到了，盘踞在锯木厂的五十多名匪徒，在轻重火器的攻击下被全歼，锯木厂也在交战中化为一片废墟。

　　这帮匪徒隶属于清浦反共救国委员会。不过，在那个交战的夜里郜明并不知道，更不知道主持这个委员会的匪首会是老熟人安忠良。

　　救国委员会的情况是在郜明接管清浦一个多月后发现的。当时，军管会命令清浦市原反动军政警宪人员进行自首登记，救国委员会一个叫康宜清的人来自首了，提出要见军管会负责人。工作人员问康宜清有啥事，康宜清不说。工作人员反应敏捷，越级向郜明报告，郜明本能地觉着有大事，当天就见了康宜清。康宜清和盘端出了救国委员会的组织和内幕情况，并且供出了安忠良的隐身之处。

　　郜明听后大为震惊，当夜下令全城搜捕。搜捕进展顺利，一夜之间一百八十名匪徒落网，救国委员会在天亮之后便基本上不存在了。

　　安忠良奇迹般地落网了。他是在头部、大腿受伤后被活捉的，据抓获他的战士说，他是准备自杀的，结果，手枪里没子弹了，才无可奈何地做了俘虏。

　　遵照郜明的指示，对安忠良的审讯第二天就开始了。审讯地点是广仁医院病房。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安忠良一言未发，连自己的姓名、年龄都没报，气得审讯他的干部、战士几次拔出佩枪要毙他。安忠良不怕，当黑乌乌的枪口对着他缠着绷带的脑袋时，他干脆拔掉了输血针头。审讯人员把自首的康宜清带来和他对质；他乘人不备，抓起床头柜上的玻璃花瓶砸了过去，没砸到康宜清，倒把一个看押战士砸得血流满面。

　　郜明只好下令暂停审讯。

　　第二次审讯是四个月以后了。其时，安忠良已动过两次手术，身体基本上恢复了，审讯地点也从广仁医院挪到了清浦监狱的会见室，郜明亲自出面了。监狱的会见室为这次审讯做了精心安排，破旧的条凳换成了舒适的沙发，醒目的标语暂时扯去了，桌子上、茶几上还摆满了水果点心，郜明也脱下军衣，穿了便装。

　　陪审的同志不解其意，问郜明为什么对安忠良这么客气？

　　郜明意味深长地道：“现在我们是主人了嘛，总要讲点待客之道嘛！”

　　陪审的同志说：“这位客人可是我们用枪杆子请来的呀！”

　　郜明笑道：“是啊，今非昔比喽，现在枪杆子在我们手里，我们就更要客气点，甭让人家说咱们胜利后没有雅量嘛！再说，这位安忠良先生也算是老资格了，1925年就当过清浦总同盟罢工委员会的负责人。抗战的时候又做过我的顶头上司——四县联县县长兼常七旅旅长，这些账我都得认，是不是？”

　　说这话时，郜明并不完全是在做政治文章，内心深处的确有些伤感。不管怎么说，风风雨雨的二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在这二三十年中，他和安忠良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和难解难分的冤隙，但是，内心深处也并非没有丝毫的友谊。就像昔日的仇恨是难以忘却的一样，昔日的友谊也是难以忘却的。

　　坐在监狱会见室沙发上等候提押安忠良时，郜明想得更多的不是仇恨，而是友谊。他十分清楚地记起了他在威廉大街125号天花板上躲掉的那个早晨，记起了安忠良面对军阀匪兵的枪口发出的怒吼。那天他的命运是掌握在安忠良手里的，只要安忠良的嘴角向天花板上努一努，今天他就无法以征服者的身份进行这场正义的审判了。人生有时真像一场梦。

　　如今这场属于他们的共同的梦做到了头，他要决定安忠良的命运了，内心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有一瞬间，郜明脑子里甚至冒出极出格的念头：安忠良发啥疯啊？为什么不早早逃到台湾或香港去呢？为什么非要留在这里坚持啥地下斗争，以至于接受这场对他们双方都十分尴尬的审判呢？这到底是为什么？

　　细细一想，却又想通了，安忠良是为了他所谓的党国事业，就像他为了党的事业一样。如果说他是共产党这部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那安忠良就是国民党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他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个人品质的好坏，而在于所属事业的正义和非正义。人在这里不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而是以群体的形式存在的。个人的价值和各人的功过，完全取决于他所选择的群体事业的价值和功过。

　　按说，安忠良是有选择的机会的。清党开始的时候，他可以像凌凤一样选择革命，凌凤就进行了这样的选择，从国民党员变成了共产党员。抗战爆发，国共再度合作时，安忠良可以选择真诚地和他合作。就是在常七旅附逆投敌，安忠良孤身一人逃到解放区时，他还可以像岳雨生一样，选择留在解放区。然而，没有，安忠良没有做这样的选择。他紧抱着他的三民主义和他的蒋委员长至死不悟。

　　如此一想，郜明又觉着安忠良是自寻死路，既怪不得命运，也怪不得他。不过，就是在那刻儿，郜明还是没想到一定要杀掉安忠良。在晚年回忆起这段旧事的时候，郜明还说：他是想给安忠良留下一条命的，判安忠良死刑并不是他的初衷，决定死刑判决的不是他，而是安忠良自己，安忠良太强硬了，非要往枪口上撞。那天，他那么礼貌友好地对待安忠良，安忠良却毫不动容，其顽固恶劣的态度让他忍无可忍。

　　那一幕郜明记得很清楚，安忠良在两个监狱卫兵的押解下走进会见室时，他主动站了起来，像老朋友一样迎上去说：“忠良兄，别来无恙乎？”

　　安忠良冷冷看了他一眼，在会见室当中站定了，而后，脖子一扭，眼盯着楼顶板，一言不发。

　　郜明笑了笑，友好地拍了拍安忠良的肩头，叹口气说：“坐下谈吧！”

　　安忠良坐下了。

　　郜明拿起一只苹果在手上削，边削边道：“老兄，见你一面可不容易！1944年在北溪河一分手，转眼就是六年喽！这六年的变化可太大了！说实话，六年前我可没想到会以这种形式和你老兄见面，可是历史做了这种安排嘛！你我想回避也都回避不了，是不是呀？”

　　安忠良不做声，他把削好的苹果递给安忠良，安忠良也不吃。

　　郜明依然自顾自地说：“不知你想过没有，我们为什么会以这种对双方都不太愉快的形式见面呢？历史为什么会做这种安排呢？恐怕你是想过的吧！我就想过嘛！我认为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事业，代表了人间正义，代表了时代的进步，代表了国家和民族兴旺强盛之方向！人民唾弃了你们，选择了我们，我们的事业就胜利了，你们的挣扎就失败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安忠良眯着眼睛靠在沙发上，像是睡着了。

　　郜明这才有些火了，提高声音又说：“既然这么见面了，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好好谈谈嘛！装聋作哑是毫无用处的！你安忠良如果是条好汉，就应该有勇气面对现实，和过去决裂，向人民靠拢嘛！”

　　安忠良丝毫不为所动，仿佛根本没听到似的。

　　郜明这才明白，对安忠良来说，劝导是没有用的，遂板起面孔站了起来：“安忠良，我警告你：负隅顽抗是毫无意义的，清浦人民和我本人对你的罪恶历史是一清二楚的，你自己不坦白交代，人民法庭照样可以根据事实治你的罪！现在要你交代，是给你一个机会，作为一个老对手老熟人，我奉劝你珍惜这个机会！”

　　安忠良睁开了浮肿的眼睛，开始拔胡子，一根根拔，拔得很认真。

　　郜明强忍着怒火，走到安忠良面前：“说吧，老兄，你们的反共救国委员会策划了哪些行动？还有哪些秘密联络人员？除清浦外，还和哪些地方联系？”

　　安忠良把拔下的黄胡子一根根往茶几沿上粘，似乎兴趣十足。

　　郜明看着安忠良的举动，怔了一下，而后苦苦一笑，不无真情地说了句：“忠良兄，你老了……”

　　安忠良这才抬头看了他一眼。

　　安忠良的目光和他的目光在一瞬间撞了个正着。

　　郜明突然发现安忠良的眼圈红红的，便又有了信心，继续说：“我知道你在听，这就好。现在，我以1925年那个早晨起誓，只要你彻底交代，认识自己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我担保共产党不杀你！说吧，把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郜明的恳切并没有打动安忠良，安忠良弹掉粘在手上的胡子，把手一袖，又闭起了眼。

　　郜明苦苦一笑：“你不说，我们还是可以查清的！你们反共救国委员会的主要成员都落网了！不过，我们查清和你交代的性质就不同了！我们共产党不主张以恶报恶，更不愿多杀人。我们抓了那么多战犯都没杀嘛！所以，你也不要怕，不要以为落到我们手里就是死路一条，事情恰恰相反，这是新生的开始！”

　　安忠良还是没有反应。

　　忍耐到了极限，郜明再也无法忍下去了，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一拍桌子，厉言正色道：“……你要真这么执迷不悟，死心塌地地为蒋匪帮作殉葬品，我们也没有办法，不论是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还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我对你都是仁至义尽了，这一点你应该清楚！我们不愿多杀人，可你硬要把脖子伸到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刀口下，想和我们比试比试，我们也只好奉陪到底！”

　　安忠良似乎被吵醒了，缓缓睁开了浮肿的眼皮，盯着郜明看了好半天，才淡淡地道：“老弟，这就对了嘛，这种狠话你该早点讲嘛！过去我审判你们这些共匪的时候也这样嘛！现在，你既然把狠话都讲出来了，那我也可以告诉你们了：我安某人是什么也不会供的！对我的为人，你郜明应该知道。军阀督办赵屠夫的手段我就领教过了，今天你们这一套想必也不会比他高明到什么地方去吧？”

　　郜明从安忠良的话中听出话来，1925年在威廉大街125号天花板上看到的那一幕，又及时地浮现在郜明眼前，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然而，就算是发生在昨天，事情也还是过去了，他没有必要，也决不能沉湎于昨天，而忘记今天面对的这场严峻的斗争。今天只要安忠良不坦白招供，昨天就再也不应该被记起！

　　郜明正视着安忠良说：“当年你和我们共产党合作，在反动军阀面前不低头，不出卖自己的同志，是好样的，是进步的。今天，你在代表人民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死不认罪，死不招供，则是愚蠢的，反动的，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安忠良拉动枯黄的面皮，冷冷一笑：“我看是一码事嘛！你们是一帮以匪乱起家的新军阀嘛，我可还是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郜明，落到你们共匪手里，我根本没指望活下去！”

　　就说到这里，安忠良闭上了嘴，再不说话了，在后来接连三次审讯中也未吐一字。最后的结局是可以想象的，安忠良先是被钉上重镣反拷双手，投入死牢，不知是三个月还是四个月后，被镇压了。

　　郜明在镇压名单上签了字，并亲自主持了在华荧山脚下召开的公审大会。 重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