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们的父亲身体依然健康，就是出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少。当母亲不舒服了，非得他出门寻药时，便将心情沉重地挂在眼皮上，简直有可能掉下来砸伤自己的脚背。大姐近期回了一趟家，随后便用电话向她那分散在各地的弟妹们如此形容。按照父亲这种年纪的标准，确实还能称为健康。我们能晓得的他身上的主要毛病是血压不稳，每逢要吃降压片，十有八九是在哪儿碰见豪华轿车了。父亲实在不愿看见那些横扫过来的各色轿车，在县城周围，敦厚的农民故意让自己变得又麻木又迟钝，他们挑着沉重的担子不紧不慢地走在公路中央，一点也不替那些喇叭叫破天的轿车着想，就连习惯上见到人就躲，见到车更要躲的猪羊鸡狗们，也开始跟着不在乎这些率先与世界先进文明接轨的庞然大物，以及从庞然大物的玻璃缝里露出半张脸的衣冠楚楚的坐车人。火辣辣的目光在轿车上四溅开来，金属漆的灿烂从眼窝进去时是滚烫的，一到心窝附近就让人凉得发颤。轿车超过路人之际，时常会遭遇一只冷冰冰的屁股，还有屁股上坚实的补丁。有人会扭头对着轿车奸笑一下。
在我成长的年代，这种笑老在电影中出现。有一次看阿尔巴尼亚电影，德国纳粹就要杀人了，那个首当其冲的阿尔巴尼亚老人转过身来背对着刽子手说，为了感谢你送我去见上帝，请你亲亲我的屁股吧！我和大人们一起开心地大笑，并冲着挂在露天的银幕响亮地起哄。阿尔巴尼亚老人不仅话说得可笑，眉眼胡须上挂着的轻蔑嘲讽和不屑，同样让我们感到快乐不已。我的至今仍保持着一点五视力的眼睛是不会出偏差的，我所看到的农民的屁股与阿尔巴尼亚老人的屁股很不一样。
面对这一点，有时候真有些想不通，一些人怎么还好意思仍将这些早已被宪法确定为公民的人当做臣民。坐着臣民社会的车，走在公民社会的大路上，用工厂倒闭后的电灯去点亮一家家夜总会的霓虹灯。要是有谁还在乎什么家业的中兴与衰败，除非用累死来了断自己，否则就别想有好下场。
我们的父亲对轿车的敏感如果不硬性说成是与生俱来的，起码也修炼过童子功。
2
小妹的女儿有时会趴在我们父亲屋后的阳台上画正字，数着灰蒙蒙的沙河大桥上有多少黑小白兔在跑。她将黑色轿车当做黑小白兔。这种童话般的想象曾让我们觉得非常之美。
但是，有一天我们的父亲突然将这种笨拙幼稚的意境打得粉碎。
他沉重地说，那是幽灵。
接着他又重复一句，那是幽灵。
沙河上的大桥扩宽工程已经开工五年了，看样子在第六年里完工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当初修老桥，只用了大半年，所有参与修桥的人都瘦了几斤肉。现在不同了，工程拖的时间越长，养肥的人就越多。因为地理关系，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机会远远多于其他人。
岁月真的很沧桑。
一九九五年大年三十的早上，我从沙河大桥上经过，送从老家来的堂叔刘声明去车站。
刘声明年龄要比我们的父亲小十几岁，看上去却像父亲的上一辈。爷爷在世时，总将我们的父亲叫做老十。这是父亲在老家姓刘的同辈中的排行，很早就这样叫，相当于小名，它是我们的父亲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少数封建传统之一。爷爷每次见到刘声明，都会高兴地叫他老十八。当然我们得叫他十八叔。排在我们父亲前面的老一到老九，死的多，剩的少，在老家人心目中，父亲早已就是他这一辈人中的老大。老十八是头天下午到的。另一个被爷爷叫做老十一的堂叔刘声东，派了一辆轿车专程送他来我家。
老十八就像来县里视察工作，进门就说，县里能够用来修桥的钱越来越少，这几天又在与人谈判，准备用二十年的大桥收费经营权换来一位投资商。传播这个消息的老十八，刚在老十一那里待了一天，县里要请的投资商就是老十一。老十一对这样的工程有些瞧不上眼，真要接手沙河大桥，只能算是感情投资。要想谈成这个项目，一定得有附带条件。母亲一听着起急来，老十一真要投资建沙河大桥，我们就得搬家，住在这里，一出门就得从桥上过，万一我们的父亲那根筋犟起来，不许家人沾这桥的边，岂不是一年四季都得蹚水过沙河。大姐与母亲一唱一和，她说，我们的父亲也许会过老十一修的桥，不过很有可能将自己提高到只有汽车才能享受的待遇，也像汽车那样每过一次就交一次费。
老十八开始记录我们家每个人特别是男人的详细情况，其投入程度之深，完全置我们父亲的大声呵斥而不顾。老十八坐得端端正正的，一副大公无私、大义凛然的样子。他说，如果不是找不着上辈人一九三三年续的家谱，新家谱早就续好了，绝对不会拖到现在，让老刘家垸一带李姓江姓的人抢了先。我们的父亲提了一瓶酒放在桌上，要我们将他灌醉，免得再说胡话。老十八真被我们灌醉了，但他喝的是自己带来的酒。喝醉酒的人反而话更多，他是来办大事的，不想蹭别人家的年饭吃，所以他要自己带上酒。喝完酒，姐夫又东拉西扯找齐四个人，开了一桌麻将，陪着极爱麻将的老十八玩了个通宵。
离开麻将桌，老十八才又提起自己大老远跑来的目的，可惜为时太晚。
老十八不断地告诉我，这种天气是一定要落雪的。老十八其实可以不走，老家那里吃团圆饭的时间不是三十，更不是初一，每年的腊月二十八，家家户户就早早放响吃年饭的鞭炮。别的地方还在商议年饭到底是早上还是中午或者晚上，老家那些在年饭桌上醉得最厉害的人身上已经闻不到任何酒的气味。为了续家谱，老十八一路急如星火，比当年学大寨，修水利，过年不放假，将一点军事知识没有的农民编成团营连排班时还要忙。
年三十的长途汽车上只有三五个人。
开车的司机对车上的人说，今天还坐这种破车的人，可以到香港廉政公署去当头头。
司机还说，如果这车上有腐败分子，只能是他自己。
大家都笑，我在车下也笑。
老十八从车内伸出头对我说，你要有所准备，你伯这一辈子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了。
老十八的话马上就变成了一股强大的寒风，让我想起一句箴言：若知朝里事，去问种田人。
这年春天桃花开得最艳的那一阵，我从湖北钟祥搭乘一辆公务车去五峰，途经枝江时我们失去了方向。就因为只有我穿便服，车上那些穿制服的人便要我下车去问路，理由是他们的制服不受欢迎，别人会有意指些背道而驰的路让他们走。我下车找了一处街边商店，那个长得并无姿色的女店主瞅了一下我们的车牌号，眼角里立即冒出一些让人不爽的颜色。我掏钱买了一盒她卖的假红塔山香烟，本来要找还的五角钱也不让找了，这才开口询问。女店主仍是冷傲地向着右边撇一撇下巴，好像自己是天下最了不起的大美人，多说一句话就会让我占老大的便宜。她将不知什么东西扔进嘴里随即有力地吐出来，然后盯着我的嘴说，你们这是去哪儿鱼肉——呀！她脸上露出痛快的表情，让我明白了两点，第一是女人只要笑得出来总会有一种美丽，第二是她少说了鱼肉后面的百姓二字。回到车上我一直想问那些穿制服的人，平素他们不是挺威风吗，怎么说阳痿就阳痿了。公务车在傍晚时来到当年湘鄂西根据地的中心——渔洋关时，一个脸上沧桑太多已不好辨别年龄的男人，挑着一担粪桶在公路中间足足走了三分钟，他还换了一下肩。我们的公务车像蜗牛一样极有耐心地跟在他的后面，说是做错事的小孩不大像，说是被人逮住的小偷也难说真切。
那年春节，这个故事成了家里吃团圆饭时的一道菜。
因为这道菜，我们的父亲突然拿起酒杯要他的长孙斟上一杯五粮液。这是我们的父亲第一次在家人面前喝白酒，家里的第三代为此欢呼起来。我们的父亲拿起那杯白酒后一只手不停地颤抖，不得不用另一只手来把握住。大家以为父亲又要讲那些年年吃团圆饭时必不可少的，关于他当年是如何讨米要饭的故事，孩子们已经在夸张地用手指塞住耳朵。连他们都听腻了。
喝完五粮液的父亲满脸通红，他大声说，现在是我们这些老家伙重新出山的时候了！
母亲赶紧说，现在年年过年有好酒好烟，你都有五件羊毛衫替换，别不知足了。
我们的父亲对这话极为不满，他不顾全家难得有一次团圆，厉声斥责母亲一辈子除了厨房和衣柜别的什么也不懂。母亲的回答虽然没有用力也还不见软弱。作为女人，母亲与天下的女人一样，与生俱来地有着男人力所不逮的狡辩天才，一旦在这件事上出现理亏，想也不想就会将话题转移到与当前发生的事风马牛不相及的话题上。我的妻子在这一点上常常做得非常精彩。昨天晚上刷牙时，我将一只挤得弯弯扭扭的牙膏举在眼前，大概是第一百一十一次提醒她，挤牙膏要从最底下往上挤，不要哪儿凸得高就在哪儿下手。妻子眼也不眨张口就说，你呢，让你将被子打开铺一条毯子在上面，你像没听到一样。听上去完全是我不讲道理。母亲也是这样习惯用事实说话，她认为父亲将昨晚从老家来的老十八一大早就送走是极不合适的，这会在老家成为家喻户晓的骂名。
我们的父亲在那一刻里肯定是想拍案而起。他在最后关头改变了主意，挥舞的手臂在空中划了一道短弧线，横亘在堆满菜肴的餐桌上。父亲的手臂一直很粗壮，离休后的这些年间似乎同满院的花木一道长得更粗壮了。它停在热气腾腾的火锅上方，孙辈中两个最小的趴在我的弟弟妹妹怀里，看见它就像看见云雾缭绕的大别山脉。父亲的手臂略微短了一些，够不着母亲的鼻尖。六十瓦电灯光下，父亲手背上的几块老人斑成了我们心中的阴影。
我们的父亲动作很大声音却不大，他说，没打断老十八的腿算是他的幸运，我是上了县里编写的组织史的人，不可以再进什么家谱！哪怕家谱里写进一个有关我的字，也是对组织的背叛。
大家都在电视机前为家里的大年夜造气氛。
母亲一个人站在院子里说，你伯心里有点虚。
院子里没有其他人，母亲所说的话不知由谁来听。
母亲又独自强调一句，你伯怎么有点心虚了？
那一年过年，县城里的鞭炮声突然比往年的稀疏许多。快七十岁的母亲面对寒风凛冽寂寞空前的黑暗，一个人站了好久，直到家里有人发现电视机前缺少一种回应，这才呼唤起来。小妹的女儿抢先出门，又抢先进门，她用细得像是假的一样的手指搁在嘴唇上，小声说，奶奶哭了。事实上母亲只是流泪了。她回屋里时，家里的人都注意到她眼窝里有一片阴冷的潮湿。
我们都以为那会是来年的不祥之兆。
特别是多愁善感的大姐，她哀怨地说，伯就是这样，年年过年都要让家里发生不痛快的事。
大姐从小最得我们父亲的宠，但大姐在父亲母亲发生冲突时，从来都是不讲原则地站在母亲这一边。任何时候只要母亲眼里泪花一现，她绝对会抢在前面流出眼泪来。我们的父亲从不对母亲让步。他没有向母亲说对不起的习惯，是缘于他从没有对母亲做过错事。当然这是按照他的原则来衡量。父亲却见不得大姐的眼泪，但凡大姐开始哭，父亲便会默默地走到一边，通常是另一间屋子，然后由我们不时进去通风报信。大姐一旦止住了泪水，父亲就会快乐地用他那双大手不停地抚摸着每个孩子的头。为此我们都很崇拜大姐，也感谢大姐，没有大姐用眼泪所做出的牺牲，父亲绝对不会用他那双只听组织指挥的大手来做这等儿女情长的事。不要说父亲的儿女，就连他的妻子也吃过亲生女儿的醋。大姐在闲聊时曾经说过，十六岁以前，母亲并不喜欢她。大姐的话证明了我们记忆的正确性。它使我认定：记忆中那个在给自己女儿梳头时，有意用木梳在板结的黄头发上使劲梳着的母亲就是我们的母亲，那个一声声唤着妈妈好疼的女孩子就是我们的大姐。母亲那时回答大姐的话是：你多叫几声就不疼了。母亲对大姐态度的改变是一夜之间发生的。那时我们只注意到她俩之间怎么一下子生出那么多没完没了的秘密，总是瞒着我们躲在房里悄悄地做些什么。那一年大姐变得格外美丽，母亲也开始露出些慈祥模样，而父亲也不再要大姐坐在他的膝头上开心地逗着玩了。父亲在随后的几年里老有一种习惯，他伸手想抚摸大姐的头发，最后那双大手却落在大姐的弟弟妹妹们的头上。
我们父亲的儿女成家立业以后，每到相聚时，就喜欢当着父亲的面一齐揭他的这个短。父亲一点愧疚表示也没有，反而对着他的儿女露出几分狡黠的笑容。那是一种男人都会有的得意。只有一次，父亲回答了我们。他说，谁叫你们那么笨，一个个长得像老子，像老子丑，像你妈才行。在我们家只有大姐长得有几分像母亲。可是母亲私下告诉我们，大姐的笑非常像那个险些嫁给我们父亲的女子罗甜。
大姐的悲伤依然是父亲心中的痛。
我们的父亲咬紧牙关没有再在团聚的日子里向谁板过脸，他开始频繁地打电话找一个姓徐的人。没有人晓得父亲曾和哪个姓徐的有过亲密往来，值得他在大年初一、大年初二，不厌其烦地四处寻觅。父亲终于找到了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地址。接下来家里便整日整夜地回响着对方电话的空铃声。就连小妹的女儿都奇怪，爷爷这么大年纪，又不能谈恋爱，干吗这样不要命地打电话。第二天早上全家人还在睡觉，父亲一个人又打开了电话。这一次那边有人接听了。父亲大声说了几句，接着就有脚步声轰轰响起。
我们的父亲在下午两点钟左右突然回到家里。他平白无故地站在临河的阳台上，一次次地将自己的衣襟解开又扣上，扣上又解开，还没头没脑地问我带回来的那瓶五粮液是不是别人送的。弄得我悔不该没有带回在超市里买酒时收款机自动打印的单子。接着他又找出那套已经生锈的锉刀锯子，一个人在卧室里折腾了好久，直到将手指割开了一道血口，才扔下锉刀锯子重又出门去。
我们的父亲第一次回来时就带回三本县里的组织史。天黑后，他第二次回来，才将这些书发给我们。第一个承蒙恩泽的是我，其次是大姐夫，然后是小妹夫。他原计划给家里的几对少夫妻人手一本，遗憾的是，他找了好久才找到的老徐，一时拿不出这么多书。
县里的组织史在我们父亲的名字后面只记载了四十一个字外加四个标点符号：一九四九年二月入党，初为黄冈地区行署财政科科长，后为本县外贸局局长，离休后享受副县级待遇。
我们将组织史上的这一节认真地看了十遍，又细心地掂了掂它的分量。
大姐夫以他在邻县财政局工作的感受，郑重地提醒我们的父亲，往后的日子可能不好过了，有些待遇可能无法兑现。
我们的父亲毫不含糊地回答，没有什么比当年帝国主义的围困封锁更难过的。
大姐夫用眼睛睃我，让我来说我和他私下说过的话。
我说过，现在最怕的是自己围困自己。
3
天上正在下着雪。
窗台上放着的那盆石榴很快就被雪花包裹起来，剩下一颗红得太过而发黑的果实在细小的枝条上战战兢兢地悬挂着。从我们的父亲离休那年开始，这盆石榴所结的果实就不再有人摘了吃。依据大家的记忆，起因是父亲同母亲的某次争吵。至于是哪次争吵已不记得了。他们的争吵是家里生活的一部分，通常都不会有特别的原因。时间一长我们就发现争吵对于老年人的好处，一是可以防止健忘，为之争吵过的事总是记得特别清楚。二是可检查对方的血压与心脏是否正常，争吵起来不易察觉的小毛病会被放大，一下子就能看得清清楚楚。那一次，他们争吵时，父亲恶狠狠地告诉母亲，他的心就像这只石榴，外表上有皱有疙瘩，里面却是一颗颗珍珠。我们当然不会将石榴看成是父亲的心，但我们看到石榴就会想到父亲的心，所以我们在心理上对它产生了敬畏。由于没人吃石榴了，父亲干脆就将别的小果去掉，每年只留一只最大的果实让它自由地生长着，直到来年的春风将其扫入花泥之中。这棵石榴成了家里众多盆景中唯一有名字的，父亲叫它一心一意。这个名字比他给儿女们取的名字都好，在我们的名字中只有小妹的名字还能说得过去，她出生时父亲在黄梅县小池镇搞社教，父亲便给她取名为小池。同小妹一样，我们的名字是与父亲受组织派遣而存在的地方紧紧连在一起的。可惜我们没有小妹那么好的运气，我们出生时，父亲待的那些地方，地名都是惨不忍睹，所以我们的名字就成了我们身上最丑陋的东西。身为女子名叫大埠，身为男人名为婆墩，这就是父亲赐给大姐和我的名字。妻子和我相恋时，有几次我们几乎就要各奔东西了，原因就是我的名字太难听。父亲给我取的名字妻子只叫过一次，那还是我们在屋外相吻时被便衣当成了渣滓一类。便衣要我们互相说出对方的姓名。妻子在一张纸片上写出我的名字，便衣不认识那龙飞凤舞的字，连问三遍，妻子才无奈地叫了我一声。父亲只叫儿女们的乳名，但他坚决不让我们擅自改变名字，我们也没有自己改变自己的勇气。
雪越下越大，心一样的石榴在白茫茫世界里更加红艳。
孩子们都在外面打雪仗，屋里只剩下几个沉默的男人。
父亲要我们到外面去看看雪景，这样的大雪有几年不见下了。
我们没动。
父亲不得不明白地说他要打个电话，请我们回避一下。
有了雪，天黑的速度要慢许多。
看不见屋里父亲的神态，电话打了二十分钟，也没见他转过身来。
亮晃晃的玻璃隔在中间，那身影宛如一座雪雕。
接下来，大雪将我们返回城市的时间毫不留情地改变了。与山外联系的电话线也断了。
在外贸局大院门前的公路上，只要有时间去溜达，总能看到一些不相信这年头还有大雪封山的事情发生的人，他们趾高气扬地坐着车前进，垂头丧气地坐着车倒退。这些被雪山挡回来的人，立即都成了骂街高手。如果所有的车都不能通过倒也无话可说，实际情况是，县里的几台高性能公务轿车竟能一溜烟地越过冰山雪岭。多数人正在承受的艰难，毫无疑问地成了这几台车上乘客的风景。
我们也是可以走的，大姐夫通过县财政局联系了一台巡洋舰。
这种车的性能之好，连家里的孩子都晓得，他们说，干脆去爬珠穆朗玛峰吧。
就在我们开始准备回城的东西时，我们的父亲站在卧室门口冲着母亲说，你来一下。
隔着门，母亲同父亲争了几句。
出来后，母亲告诉我们说，你伯要你们不得使用县里的小车，要走只能坐公共汽车。
一个新年派对在省城等着我，这是年前就同朋友们约定好了的。当时大家都认真地说，除非死了决不缺席，谁不到就给谁发唁电。
我们的父亲通过母亲发布政令后，很长时间没有走出他的卧室。离休之后的父亲就是这样管理着这个家，他只管颁布什么，具体操作全是母亲。如果有家庭会议纪要和红头文件之类的东西在家里上传下达，父亲的做派同离休前就没有区别。
母亲要我们别同父亲拗。我们晓得父亲的决定在家里不可违背。
既然不让白坐公务车，我便要租那台巡洋舰。
母亲将我的意思传递进去，又带回父亲的批复。
我们的父亲说，是老刘的儿子就将租车的钱送到供销社王伯伯家去。
母亲的老家和父亲的老家虽然只隔一个县，日常会话却是两个语系。父亲从不学别的话，走到哪里都是一口南方方言。母亲虽然努力了很多年，仍旧不能将自己的北方口音彻底地南方化。但是有一点例外，只要是父亲说过的话，母亲一定会模仿得惟妙惟肖。
母亲又用自己的话说，别理那个老东西，你挣点稿费也不容易。
大姐一向听不得母亲称父亲为老东西，一听这话她就会附和。大姐叫我们别管父亲，将动静弄轻一点，一出门他想管也管不着了。大姐的阴谋本来已接近成功，但是小妹的女儿出卖了我们，她不想这么早回去做作业，便假装向外公告别，让我们的父亲及时察觉了这场近乎政变的行动。
外面还在落雪。我们的父亲从被炭火烤得暖烘烘的屋里走出来，他牵着那个出卖我们的女孩的手，一声不吭地站在风雪中。我们的父亲上身只穿一件羊毛衫，一会儿工夫便咳嗽起来。这时候我们哪敢再有偷偷辞别的念头。一个个忙不迭地打开行李，等着大姐去将父亲请回屋里。
巡洋舰在风雪中孤独地向远处漂泊，父亲眼里露出两道闪着青光的剑锋。
我们像戴罪立功一样一路寻找，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个供销社王伯伯的家。
王伯伯家的春联很特别，红纸上没有写字，全是贴上去的各种单据复印件。横批是一张癌症诊断书，上联是供销社所欠王伯伯离休工资的十几张欠条，下联是王伯伯欠下医院各种医药费的借据。门外有个老人正在将剑锋舞得嗖嗖响。我们上前叫了两声王伯伯。王伯伯收了剑却不肯收我们给他的拜年钱，他说他同我们的父亲老刘是一个脾气，这辈子就交给组织了，任何放弃都是对组织的背叛。
我们带回王伯伯的话，父亲还没吭气，母亲先说，这话也不知是谁学谁的。
大姐在一旁说，幸亏伯在外贸局，要是也在供销社那就惨了。
母亲说，不是你伯当家时净赚了几百万存在银行里，哪有现在的稳当日子过。
我们的父亲干脆不做声。
等待雪融雪化的那几天，我们的父亲极少说话，要说话也是找孩子们。
冰雪消融的那一天，掩盖在父亲心里的秘密终于被暴露出来。
我们的父亲去找老徐的那天，听说马上要离职的县委书记乘着座车、带着老婆孩子还有岳父岳母从大街上经过时，被手持三尺青锋剑的王伯伯拦住。县委书记的那辆奥迪在县城的百货商店门前被拦截整整四个小时。王伯伯要他将车后的后备箱打开，让县城里的公民们看一看里面装的是些什么东西。县城里稍长一点的人都晓得王伯伯，当年他曾抱着炸药包炸开了由伪政府军队把守的县城城门。大家都在等着看王伯伯怎样弄开这比城门单薄的后备箱盖。天黑时，一个叫老刘的人将一把刚配好的钥匙从人缝里递进来。王伯伯用它在奥迪轿车屁股上一捅，后备箱盖便开了。几十瓶用各种方式包裹着的茅台、五粮液和据说是人头马的洋酒，在瑟瑟冷风中一下就熏红了人群的眼睛。讲述经过的人说，在这座县城里只有毛主席死的时候曾经这么寂静过。那么多的好酒似乎一下子将所有的人都灌醉了，县城在刹那间成了一座死城。很久之后，从天上飘落雪花一样的声音：没什么，还以为里面装的是海洛因和美元哩，这已经是好人了！王伯伯一直在数那些酒瓶，最终确认是七十四瓶半，因为有一瓶已开了封，不知被谁喝去了半瓶。让听着的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所有在场的人最终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一个个默默不语地离开了那台奥迪轿车。王伯伯也是这样。多天后作为一个听众，我都感到有种飕飕的寒气在脊背上冰凉地上下窜动。
配制那把打开奥迪轿车后备箱钥匙的老刘一定是我们的父亲，他被贬到县汽车修理厂的几年中，学会了这些雕虫小技。何况他手上曾有过明显的工业伤痕。大姐仍在使用父亲那时亲手给她做的、一枚外形是一只小鹿的不锈钢钩针。她要给家里织一条电视机罩。不锈钢是最难加工的，父亲能将不锈钢弄得如此惟妙惟肖，一把普通的钥匙又有何难。
被雪封锁的道路终于通畅了。县城里的车站本来就小，大雪之后更拥挤了。母亲耍了一个花招，支开家里所有的人后才问父亲谁去送站。父亲责无旁贷，他跟着我们到了车站，有熟人夸他教子有方时他一点也不见高兴。车站里虽然是人山人海，却极少见到县里头面人物的子女，而车站外的公路上一辆辆小汽车跑得比平时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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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雪的春节很常见。孩子们堆雪人、滚雪球、打雪仗，能给合家团聚的时候增添许多快乐。只要有雪，只要有孩子，地上就会有雪人。我们家的孩子花了三个小时在院门口堆起一座真人大小的雪人，他们还将他们的爷爷拉到雪人旁边比高低。我们的父亲建议雪人的手上应该挥动一条标语。我们家的男孩女孩全都一个德性，个个喜欢红色的法拉利跑车，不管是男孩的牛仔装口袋，还是女孩的小背包，每个人都至少随身带着三只以上的法拉利跑车模型。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要写就写法拉利万岁。
我们的父亲顿时收起慈祥严肃地对他们说，刘家吃水不忘挖井人，别说这种忘本的话。
大姐的儿子带头说，哇噻，爷爷真该show给克林顿看看。
小妹的女儿刚学会写字，她屁颠屁颠地回屋写了五个字，刚挂在雪人的手臂上就被大孩子们取下，经过异口同声的修改，五个字变成了六个字，前面三个字没有动，被修改的只是后面的两个字。他们将庄严的“万岁”换成轻松的“酷毙了”。
离家的那天，雪人已没有先前的粗壮了，正在一滴滴地化作水溶入大地。
我们的父亲对孩子们说，他们这些老家伙的一生就像这雪人，不同的是，从他们身上溶化出来的是一滴滴血。
小妹的女儿发嗲地在爷爷身上找着血的红色。找来找去也只找到一只很大的伤疤。
在嘈杂不堪的车站里，我们的父亲只说了一句话，他要我们好好做自己的事，人在外面就不要老惦记家里，他的事都快盖棺论定了，没什么可以不放心的。母亲的话同父亲说的完全相反，她要我们有空多回家看看，没空就定期给家里打打电话，她感觉到父亲今年春节过得有些不同以往。她还要我主动同老十八刘声明联系一下，不定哪天父亲突然心动同意续家谱了，也不至于被动。公共汽车上的人早已超载不少，再不上去就找不到可供挤进去的缝隙了。父亲向我们伸出了双手，自从离休以后他就有了这样的习惯。握手时父亲仪态大方神情自若，我们心里却不对劲，一时糊涂竟不知此刻的关系是父与子还是上下级。
看见父亲握着我们的手不放，母亲在一旁笑，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出来。
返回省城的途中，公共汽车受尽了那些轿车的嘲讽，它们像风一样将笨拙的公共汽车刮得远远的，轿车们的后备箱里东西放得太多，那样子极像霓虹灯下面，撅起屁股摇摇晃晃像猫一样走路，身份不可捉摸的妖艳女子。
城市重新出现在我的日常起居里。
按照乡下的生活气氛，城市这副样子天天都在过年。这是老十八那天从这座城市坐车赶到家里，对我们父亲说的第一句话。在这座城市里还有一个父亲毕其一生决不与之来往的老十一刘声东。这个名字最早是从爷爷那里听到的。爷爷在世时，提起这个名字的次数也不多，偶尔提到了，也是小心翼翼不让我们的父亲听见，尽管那样的时刻总是只有我或者加上爷爷养的那只大黄猫。老十八好像晓得这一点，他逮住机会三次同我说起老十一。其实他不说我也晓得，老十一在这个被长江分割成两半的城市的南岸，拥有一家名为紫貂并且资产可观的公司。紫貂公司的大名鼎鼎，原因不在于它上了交易柜台，也不在于它的经营项目，成就它的名声的是这家公司背景的神秘性。
老十八说他这次去见老十一，在紫貂公司的洗手间里，碰见一个很像总在电视新闻里发表讲话的人。
老十八像是出了一口恶气那样幸灾乐祸地说，那人平时一脸的威严，没想到往裆里掏那臊肉的动作同乡下人一个样，还将最后的几滴尿滴到自己的皮鞋上。老十八在报纸上见过那人的简介，晓得那人年纪的大小。老十八还说，在我们乡下，哪怕比那人大上七八岁，也不会早早地就将尿屙在自己的脚背上，除非不正经，搞女人太多，提前散了阳气。
老十八并不崇拜老十一，他说一个人的钱财再多也不可能在家谱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老十八说老十一的样子就像爷爷脚边的那只大黄猫。爷爷去世之前，用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点力气告诫老十八，将来家谱如能写成，一定要写上老十一当年是怎样出卖我们的父亲的。
爷爷终局已定后，老十八迫不及待地向我解释说，你伯在省城被伪警察抓起来那件事，你伯自己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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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这些故事演绎在我真正的老家黄冈。
离黄冈的中心黄州城三十里有座回龙山，山脉东边的丘陵中有个老刘家垸。以我们的父亲为下限，上溯十六代中的先祖都出生在与低矮山丘相配匹的简陋小屋里。从一世祖昌一到父亲这一辈，如此多的岁月空有积淀而没留下丰富的层次，一切的记忆和一切的现状，几乎没有区分，任何将其区分开来的念头都是妄想，任何将其区分开来的行动都是徒劳。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以老刘家垸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开来的对父亲与母亲称谓的不同。这一带的人一直将父亲叫做伯，将母亲叫做婆。
被我们叫做伯的生身父亲生于一九二五年的某天。几乎在同一时刻，堂叔刘声东在隔着一道篱笆的另一间屋子里发出他的第一声啼哭。垸里的人在注意到父亲的问世后许久，才发现这个日后被简称为老十一的婴儿的降临。老十一的哭声阴阴的，似乎不愿意怎么用力，但是他非常会选择时机。父亲从他发第一声开始就注定了这一辈子是个心计不足的堂堂汉子的命运。他在老刘家垸的老屋里，非常投入地将自己哭累后迅速安静下来。这时候，黄昏的风正徐徐地从微微隆起的小山上刮下来，像是带来了天上的安宁。老十一选择的就是这样的时机。他不用努力去学虎豹吼叫，他的叫声比小羊的呻吟还动人。老十八第一次从黄冈老家来见我们的父亲时，就对我们说，刘家有出息在外面工作的人中，老十一是最聪明的人，而我们的父亲则是最不聪明的人。但是——老十八用很重的语气说出这个转折词——我们的父亲人品之好，老十一就是爬到梯子上也比不过。
黄冈一带至今还保持着家庭织布的传统。那种土布最合适做冬天的内衣。它在崭新的时候并不好，甚至还让冷风肆意地往脖子里灌。洗过几次以后——当地人叫做洗几出水，粗纱一变软，便越穿越舒服，越穿越接近它最早的云朵棉花模样。现在的诗人只能写纺织女工，对于男人织布，诗人恐怕连想都不敢想。黄冈的男人会织布以老刘家垸为代表，在老刘家垸又以爷爷为代表。爷爷从三岁起就会将细线穿进梭子里，刚刚五岁，小脚还够不上布机的踏板，就开始上布机织布。爷爷长年累月低头扒在布机上，还不到三十岁，脖子后面就长出一只碗口大的肉球。老黄冈人都晓得回龙山西边有个林家大垸，垸里出了一个后来让世人叹为观止人物。那一年，这个人物的哥哥从回龙山的西面找到回龙山的东面，跑了两趟才见着我爷爷。爷爷在世时曾说起这件事，他说他丝毫没有想摆谱的意思，是我们的父亲在私塾里同先生闹别扭，先生要的米我家本来已经给足了五升，却偏说只有四升半，父亲要同先生比比量米的升子。被惹恼的先生用戒尺打了我们的父亲一下，父亲反过来踹了先生两脚。其实父亲生在爷爷的家里，辍学是迟早的事，爷爷本来就无力供他的孩子读书。爷爷去同私塾先生谈判，目的是想要回刚交出去的那些米。林老大见到我爷爷时，用手摸了摸他脖子后面的肉球，叹息一声，说果然是名不虚传，当下就要爷爷跟他走。
爷爷后来常回忆这段经历，任凭世风怎么变幻，心里都没改过林家都是好人的看法。
爷爷还用手在我们的脖子后面比画过当初林老大是怎样摸自己的。
爷爷喜欢那样，是因为有钱的人第一次对他如此和善。
爷爷的手落在我们的脖子上时，让我们老觉得当年林老大的手是在摸着一头牲口。
爷爷翻过回龙山将我们那没有福气读书的父亲带到林家大垸，完全是穷人家的小心眼，能混到一顿吃，就坚决不让嘴巴闲着。不到十岁的父亲可以按惯例在爷爷的东家白吃三天饭。爷爷恪守这一点，他在第三天晚饭后就将我们的父亲送到垸边。父亲踩着星星翻过回龙山，回到老刘家垸，在三更时分大声叫着家里的人，日后成了老家的一桩美谈。那时的回龙山上森林茂密，虎豹豺狼什么都有，父亲居然没有受任何惊吓，也没因黑暗看不清路而将身上哪儿摔破。
在老刘家垸本家人的眼里，这是我们的父亲会有出头之日的吉兆。
在很长时间里，我们的父亲一直像爷爷那样给有铁布机的人家织布。找不到这种活时，他就在家里摆弄那台爷爷用别人不要的旧零件拼装起来的木布机。只要有机会老十一就来找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父亲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哪怕讨米要饭也要比个高低。
爷爷在林家织布一直到平型关战役后的第二年。
日本人对湖北的进攻是促使爷爷离开林家的根本原因。
日本人出现之前，我们的父亲在回龙山这边碰到两个可疑的人，问是否有小路通向山的那一边。
我们的父亲说，有条小路但不能走人了，看护林家的侦察兵在小路上埋了许多地雷，专门对付那些想偷袭林家大垸的特务汉奸。
我八岁时，父亲在他如今生活的县里当区长。区礼堂第一次放映电影《地道战》。看完电影，大姐就在家里学着唱那首曾经让我们觉得美轮美奂的电影歌曲《太阳出来照四方》，我和弟弟则在一旁学那电影中的汉奸。爷爷忍不住说，电影是在瞎演，汉奸根本就没有那样丑陋，他们一个个都长得很标致，而且比不是汉奸的人有学问。他还举例说父亲当年险些抓住的那两个汉奸，简直就是美男子，不用穿戏装就能上台扮演总招富人家小姐爱慕的书生。大姐问父亲，爷爷的话对不对，父亲摸了摸她的头，红嘴白牙地吐出两个字：没错。
我们的父亲遇到那两个随后证明的确是汉奸的人时，一旁相伴的就有老十一。他一边同这两个人搭话，一边悄然让老十一到老刘家垸里报告大人们。那时，老家的人受平型关战役胜利的影响，天天操练怎么抓特务汉奸，从垸里冲出来时，个个像训练有素的军人。只有少数几个人是从大路上明明白白闯过来的，更多的人利用老家田野上至今还长得十分茂盛的一蓬蓬芭茅，悄悄地完成了一道严实的包围圈。两个汉奸发现情况不妙，先将父亲的手反拧到背后，且逃且退躲藏到刘家一世祖昌一的墓地里。他们不晓得我们的父亲在那片墓地里养着一只貂猪儿，父亲被劫持到墓地后，瞅空掀开一块石头，貂猪儿窜出来，第一下蹦到我们父亲的身上，第二下就蹦到一个汉奸的身上。汉奸需要腾出手来对付貂猪儿。我们的父亲连滚带爬地逃开时，顺手抢得一支手枪。这是八年抗战中黄冈境内缴获的第一件日伪武器。我们的父亲逃出不远，天上出现几架日本人的飞机。飞机在头顶上转了一圈，其中一架一头栽下来。父亲眼睁睁地看着一颗黑乎乎的炸弹像牛粪一样砸在昌一祖宗的墓碑旁，发出天崩地裂的震撼。日本人的飞机消失之际，两个汉奸也消失了。我们的父亲第一个冲进炸弹炸出的大坑，他将手伸向嵌在昌一祖宗墓碑上那块巴掌大小的弹片时，弹片还是滚烫的。父亲被烫得大叫起来。
这一天是一九三八年农历七月十八，爷爷说，鸡巴日的飞机不仅炸了我们老刘家垸，还炸了团风镇，死伤的人数都数不过来。
我们的父亲缴获的那支手枪，随后就被上面来的人音讯全无地收走了。
三天后爷爷回到老刘家垸家中。从省城和黄州先后来了几批人，秘密通知林家的人往长沙撤退。林老大很想带上我爷爷，可林老大带不走爷爷家里的妻子儿女。月黑云低，风声鹤唳，爷爷将林家的人已开始逃难的消息从林家大垸一路传播到老刘家垸。爷爷说的真话让当局极为不满，他们成天叫人盯着我们家，这使爷爷本来打算带着全家躲进山里的企图破灭了。这年的九月初一，日本人从四面八方同时占领了老刘家垸周围的上巴河、团风和黄州。那些真正的汉奸全部浮出水面，爷爷这才现出清白之身。多年后那些逃难的人返回家园，说起他们所受的苦，已经差不多长大成人的父亲感慨，自己家没能事先逃离沦陷区其实并不是一件太坏的事，父亲他们所吃的苦头并不比别人多。
到了一九五三年，林老大从北京托人捎信到老刘家垸，希望我爷爷尽快到北京。
林家这时已不需要织布的长工了，他要爷爷去给他们家当勤务。
林老大说得很清楚，家里还有年轻的保姆和勤务兵，需要让爷爷做的事并不多，爷爷去了主要是和他说说话。外面的人都不喜欢听那开口就是高腔高调的黄冈土话，已经进入暮年，思乡心切的林老大急切地需要一个说话的老伙伴。织布的人，忙的只是手和脚，嘴巴总有空，又因为布机很吵，要说话就必须用更大的语音，爷爷嗓门就是这样练出来的。林老大老了耳朵不好使了，只有爷爷的黄冈土话才能对得上他的耳力。
这一次是我们的父亲要爷爷拒绝的。父亲认为这是新的剥削。
在失去林老大剥削的那段日子里，爷爷带着他的妻儿过得很惨。爷爷一年中有十个月找不着活干，家里那台可怜的木布机更是总不见响，偶尔有响声，也是爷爷在用空梭子无奈地教我们的父亲织布。父亲用以告诫我们的讨米要饭的经历就是发生在这一阵。
整个青春期都得去讨米要饭，这对父亲的一生影响实在太大了。
所以那些使他改变了讨米要饭命运的人和事，注定要影响他的一生。
6
我们的父亲最近才说，这一生中第一次见到小汽车，是在上巴河镇。
当时车内坐的是黄冈一带有名的大汉奸。
我们的父亲想弄清楚，那时一辆老式雪弗莱轿车要卖多少钱。
在得知那么一台甲壳虫般的小汽车大约要一千块大洋才能买到手时，我们的父亲马上计算出来，当年给鲁迅拉车的黄包车夫一个月也不过才有一块大洋，现在县里的工人一个月拿三百多元工资，而一台奥迪轿车就得三十万元，它们的级差都是一千倍。
为什么这个级差没有变化？我们的父亲将许多问号堆积在苍老的皱纹里。
在如今，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决不会为了能摸一把停在路边的小汽车，不惜等上整整一个下午。
现在的小汽车太多了。
十几岁那年，我们的父亲尽管早已是饥肠辘辘，但他咬紧牙关终于在天黑时找到机会。替大汉奸看车的人色迷迷地盯上一个过路的女子。父亲箭一样冲上去，用双手在雪弗莱轿车上狠狠地摸了一下。父亲风风火火地跑开时，身后响起尖利的枪声。父亲觉得头顶一热，直到完全隐身于山包后面，才发现头上的黑发被子弹犁出一条深沟。那时候，父亲并没有意识到这辆老式雪弗莱轿车代表着什么，他还没有接触到有关人类如何实现解放的学问，他还以为剥削是合理的，就像现在的孩子以为别人低三下四地送给自己父母的钱财是父母应得的一样。不同的时代的好奇心是不一样的。那时我们的父亲将那么好那么精巧的小汽车当成是一种奇迹。他用尚未发育成熟就提前变粗糙的手，烙印一样按在那辆老式雪弗莱轿车上。这在那个年代的孩子中已是莫大的荣耀。但父亲心有不甘，他悄然爬回到山头上，直到老式雪弗莱轿车在他的视野里彻底离开上巴河镇。
我们的父亲被美丽的轿车所吸引，他完全忘了自己是来上巴河要饭的。父亲的母亲为了能尝一口米饭，已在家里呻吟了三天三夜。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爷爷多么盼望能有一个万恶的地主来剥削一下他呀，那样他就不会这么快地失去妻子。后来的我们，只能将那个在苦雨中无声地死去的年轻女人，称为父亲的母亲，我们的奶奶。父亲在对我们的谈话中必须涉及这个年轻女人时，总是用婆来称呼。那个永远不会变老的女人，死于三天三夜的高烧。父亲后来坐在他母亲的坟前，哭着哭着便又想起美丽的雪弗莱。父亲那时绝对没有想到，上好的轿车会在日后像幽灵一样满地乱跑。他只听说离老刘家垸三百里的省城街上有很多的轿车。
日本人投降后，老刘家垸的人高兴起来，家家户户的织布机都被踩得连天响。爷爷也开始张罗给我们的父亲娶媳妇。事情还没个眉目，局势又紧张起来。所有像父亲和老十一这般大小的男人，成天都在防着那些带着绳子下来抓壮丁的人。我们的父亲用讨米要饭和小时候夜闯回龙山练就的机灵躲了很久没被抓走。那些乡丁保丁对着爷爷说了许多次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的话。有天夜里父亲正在家里的布机上织布，外面狗也没叫，父亲突然一惊，手里的梭子都来不及放下，便往外跑。其时老十一正在自家门外撒尿，父亲使劲一扯，他便跟了上来。两个人刚到垸后小山上，就看见几条黑影扑进垸里。
就在这天夜里，我们的父亲带着同样忍无可忍的老十一跑到省城。除了父亲手里攥着的那个梭子以外，两个人什么也没带。他们在省城跑了两天，终于在三民路一带找到爷爷曾经干过活的大华布厂，靠着爷爷的名声，大华布厂老板留下了他们。
我们的父亲在大华布厂干了不到半年，老板就买了一台老式福特轿车。老板的一家子常常挤在一台车上，从工厂的窗户外经过，到繁华的租界一带去玩。父亲坐在布机后面每次盯住那台老式福特轿车时，都会遇上老板女儿的目光。父亲自然晓得那女子是美丽的，比老刘家垸一带那些有可能嫁给自己的女子不知要出色多少倍，光是那份娇嫩就足以让整个布厂的男人心动。有一天老板的女儿突然要请他去看电影。父亲看了老板的女儿一眼，几乎是无理地说他不会看电影。老板的女儿是个哑巴。这时候的父亲还是个无拘无束的男人，他之所以对老板的女儿毫不客气，是因为他实在舍不得在看电影时为这个女人买冰淇淋。父亲对她说在电影院买一盒冰淇淋的钱，在黄冈乡下能够买一斗米。老板的女儿生气地比画，只要他舍得在电影院里给她买一盒冰淇淋，她就舍得给他买一车米。父亲不是不懂这话的意思，他对阶级的含义有些无师自通了。
我们的父亲还是去了电影院。他喜欢在电影院门口看那些乌金一样的小轿车。
那天晚上，我们的父亲发现一辆新款的雪弗莱轿车。
他被雪弗莱新款的气派与美丽震惊了，几次想走近它，每一次都被一个捆着红包头的印度人恶狠狠地挡住。一个从乡下来的穷男人突然爱上了那个时代最豪华的轿车，这一点的确有些不可思议。一连几天父亲下了班，冲过凉，便往电影院跑，但他从没进到比第一次更接近那辆雪弗莱的距离。捆着红包头的印度人总会在雪弗莱出现之前来电影院门口。父亲有两次碰上那车的主人。他没想到拥有这辆雪弗莱的男人比自己还年轻，从车内出来的那个女孩比大华布厂老板的女儿更漂亮，而且不是哑巴，张嘴说话时，就像从租界里传出来的留声机的歌唱声。他们在电影院门前一路走着，惹得许多人不停地点头哈腰。我们的父亲决定买张电影票，看不成雪弗莱到电影院里看看那对年轻男女也行。父亲一点也没料到这是自己最后一次看到这辆雪弗莱了。他拿着电影票站在大门旁，一不小心竟发现老十一紧跟着老板的女儿进了电影院。父亲正在诧异时，两个男人从两边上来夹住他。
就像日后的电影里描写的那样，两个男人用一种阴森的语言说，请跟我们走一趟。
这一趟花去了父亲在省城岁月中的三分之一。我们的父亲被关在如今的永清街附近一个警察局里。他从提审自己的警察嘴里听说，那辆雪弗莱是副市长的，坐车的男女是副市长的儿子和儿子的女朋友。父亲替自己辩解的那些话没有人相信，警察不信，号子里关着的那些犯人也都不信。那时不存在追星一族。一个穷得什么都没有的男人，居然会喜欢当时最露脸的雪弗莱轿车，真是天方夜谭。父亲没有阴谋可以交代，他在等着老十一来保自己出去。
一天天不见老十一来的日子里，我们的父亲在号子里结交上一个叫国老师的人。
国老师的腿被打断了，只能长躺在墙角里。
我们的父亲只同他说上一句话，便将他敬为菩萨。
国老师说，不要去喜欢那些轿车，那是一具活棺材。
因为有看守出现，国老师没有马上说完想说的话。
天黑了，号子里的灯暂时没亮，国老师才有机会将没有说完的话说完。
国老师说，哪个阶级坐上去，就会埋葬哪个阶级。
屡数我们父亲往后全部的所作所为，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一切行为的政治基础，全部来自这句话。
国老师还对我们的父亲说，像他这样的人如果没有组织，是不可能从水深火热中解脱出来的。
国老师有准备指点我们的父亲如何去寻找他所说的组织意思。
可惜的是，有一天国老师被看守点名叫出去，就没有再回来。
我们的父亲被关了四个月后，终于被大华布厂的老板保出来。
看到老十一满身新郎打扮，坐在大华布厂老板家的那辆福特轿车里，我们的父亲忍不住应用了国老师说过那句话。父亲说老十一这是被埋葬时，老十一笑得很开心。老十一很快就让大华布厂老板的女儿怀上孕。那个女人挺着大肚子见到父亲，总是不高兴地用眼睛艾怨他。有一次，父亲在民众乐园听说书时，碰到一个曾在一起坐牢的人。那人断言国老师被暗杀了。一本《隋唐演义》正说到精彩处，父亲却没了兴趣。他从民众乐园里出来，独自在街上走了很久，回到住处，正赶上老十一在那里备车，要同新媳妇一齐出去。父亲当即抓起一支笔在一张纸上写了一句当局极反感的话，贴在那辆福特轿车上。
福特轿车在街上行走时引起的恐慌与骚动我们的父亲没有看到。他还奇怪老板的女儿怎么一个人走着回来，硕大的肚子让她在见到我们的父亲后久久喘不过来气，只会用颤抖的手指着布厂的后门。父亲当然明白这是在对自己说快走，但父亲还想弄得更明白。哑巴一着急，居然说出标语二字。父亲写的那个标语被警察发现了，警察扣了老十一和福特轿车。老十一认识他的字，就对警察说了实话。我们的父亲从后门逃到大街上，正好碰见老十一领着警察迎面走过来。他在心里喊了声完了。父亲看着老十一，老十一也看着父亲，两人都没做声。那几个身着黑衣黑裤的警察只顾赶路，他们还不耐烦地用枪口冲着父亲吼叫，让父亲别挡着他们的路。警察走远了，父亲才感到自己的双腿软得像棉条。
我们的父亲原谅了老十一。
我们的父亲没事在街上乱逛，一天里碰到三拨背上插着斩标的人。
面对眼前发生的种种白色恐怖，我们的父亲更加没有理由和老十一计较了。
我们的父亲决定离开大华布厂，拿上行李回老刘家垸。他在大华布厂门口转了半天确信不会有事，这才从后门溜进去。父亲正在到处寻找自己的行李，老十一突然出现了，他要父亲别走并说这也是老板的意思，老板这几天到处找他，想和他好好谈谈。父亲被老十一硬拖着去见老板。老板比从前一百倍地客气待他。父亲总算明白他们将自己当做了有可能接管这个城市政权的那类人。父亲坚决否认了这一点。他只说自己要回乡下去。父亲的这些话简直就是欲盖弥彰，因为从省城往黄冈走，更像是去迎接那些即将进城的胜利者。父亲没有见到老板的女儿，偶尔听见几声女人的呻吟也不敢断定那就是哑巴的声音。父亲那时几乎不认为有钱有势的人家，子女会有悲伤与痛苦。
我们的父亲坚决离开了省城。老十一用一种不胜悲伤的腔调说，父亲将他带到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就不应该将他一个人丢在这儿。老十一在说这话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演戏的成分，父亲不是他的观众，看他演出的人只有他的老板岳父。老十一需要一天比一天多的利益，他身上参差不齐的新旧衣服在强烈地表现着这一点。父亲如果再多待一阵，老十一还会流眼泪，从而显得很像一个重义轻色，把感情看得比命根子还重要的男人。当时父亲并不晓得这一点，父亲要走是因为他必须走。父亲朝老十一的胸口塞了一拳，要他当个负责任的男人，好好地帮助老板操持这份家业。
父亲说这话时心诚得几乎要滴出血来。
外面的正风起云涌，世事变化莫测的速度更是空前。
这样的时期，不要说是我们的父亲，就是老十一自己也不敢展望，此去一生里将要娶多少个老婆，结多少次婚。
7
国庆节前，我在紫貂公司见到了老十一。
在他的身旁很亲密地站着一个年轻女子，我以为那是他的妻子。
老十一暧昧的笑容使我认识到自己错误。
后来我看见一个更年轻的女子架着二郎腿冷冰冰地同他说话。
见到我时，她毫不避讳地甩一个媚眼过来当做打招呼。
我以为那是老十一的债主，结果我又错了。
那女子正是老十一的第六任妻子紫貂。
说来难以置信，老十一几十年中结过那么多的婚，娶过那么多的女人，却没有留下一个孩子。当着我的面，老十一同最新的妻子谈论的话题，竟是怎么去同济医院做一个试管婴儿。
他对紫貂说，他无法容忍将来的家谱会在自己的名下写着无嗣二字。
像大学三年级学生的紫貂刚说她不是专为他生孩子的机器人。老十一就告诉她，你只有这一条路，否则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如果只是要个女人陪着睡觉，我是不会这么劳神费力地操办什么婚礼的。
老十一说过的话还在屋子里回响，我便感到他心里已经在盘算又该换一个妻子了。
老十一果然说，我是离过五次婚的男人，再离一次婚就可以破自己的纪录了。
我以为紫貂会因此恼怒，哪知她反而妖艳地笑起来，而且真的很开心，一下子扑到老十一的身上，用乌红的嘴唇将我的堂叔吻得落花满面。
紫貂说，我本来是想给你留点面子，不在外人面前掉出你的老底子。
如此一来她只好继续实话实说了，紫貂说，你银子现在挺牛，可金子太熊了。
老十一大笑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曾经是懂女人的。在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一个懂得女人的男人会使自己的人生增加许多幸福的因素。我们的父亲曾明确地告诉过母亲，不要奢望他会去理解女人那么多的小心眼里在想着什么。从这一点来看，父亲一生生活得并不是太幸福。
在从省城返回老刘家垸的半路上，我们的父亲碰到一辆雪弗莱轿车正在炮火炸出来的坑坑洼洼中爬行，父亲冲着它做了好几次鬼脸。车上的人只是探出头来瞪了一眼，没有谁跳下来张牙舞爪。父亲突然有了一种满足，情不自禁地想起大华布厂老板的哑巴女儿，如果那一次自己接受了她的电影票，老十一不要说成为她的丈夫，就是想喝她的洗脚水都不可能。
我们的父亲后来又追上那辆雪弗莱。
雪弗莱停在路边，从它的身边走过，一点动静也觉察不到。我们的父亲已经走出十几步，想一想觉得哪儿不对劲，又忍不住转回来，扒住车窗往里看。车内居然一个人也没有。父亲对着四只轮胎瘪了三只的雪弗莱愣了一阵，转身跑到路边的山丘顶上努力地往四周看。到处都是静悄悄的，车上的人像是变成了蚯蚓，钻入地下不见了。父亲快步下山时被一根荆棘绊倒，连翻了几个跟头。他爬起来连身上的灰都顾不上拍，便一头钻进雪弗莱轿车里，狠狠地坐在方向盘后面。父亲见过大华布厂老板的哑巴女儿如何按响车上的喇叭，那个女人每一次从他身边经过时，都要让车上的喇叭响得惊天动地。父亲将手压在方向盘中央，让雪弗莱像按在屠凳上的猪一样，扯着肝肠嘶叫。
就在这时，我们的父亲发现后座上有一只漂亮的小盒子。
他看了一眼，随后又看了一眼，终于忍不住伸手去拿。
小盒子里有一只极小的雪弗莱轿车，细看过才知那是一枚女子用的发卡。
我们的父亲不管是先前还是后来从未见过如此精美的发卡。我们也是这样，在我们还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到父亲的办公室去，我们的目的本来只是想要从他那里找上两本好看的小说。由于父亲当时不在办公室，被他宠坏的大姐毫无畏惧地打开了那只被我们一致认为藏有秘密的抽屉。在大姐惊讶的叫声里，我们看到了那枚被父亲珍藏着不肯示人的雪弗莱发卡。直至今天我还能感到那小得可人的雪弗莱在心中的震动，在我第一次与女孩子约会时，我脑子里从始至终都在遗憾，现在无处能找到老式雪弗莱发卡作为馈赠礼品。
我们的父亲还发现，雪弗莱发卡夹着一张小纸条。
小纸条上用两个娟秀的字，发出恐怖信号：危险！
我们的父亲将那写得极美丽的两个字看了好久，还是不明怎么回事。好在他突然想起国老师的话。父亲从车上跳下来继续往郑仓方向走。他刚走出一百步，身上突然一抖，好生生的头似乎山崩地裂地爆炸了。一只火球自天而降，落在地上蹦了两下后，顺着山坡滚出很远。父亲终于看清那是一只轮胎，接着又发现身后那辆雪弗莱已成了一堆碎片。
三个月之后，我们的父亲将这段遭遇向新政权作了详细汇报。过了一年，组织上突然要他将遭遇雪弗莱的时间向后推迟几个月，父亲怀着对旧政权的深仇大恨庄严地同意了。正是有了这样的依据，新政权果断而有力地对罗甜的父亲实施了镇压。父亲在人生的情爱里对罗甜的错过就此开始了。
在所有由父亲亲手填写的个人履历表上，我们的父亲认为有意义的第一个工作日从来都是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这一天也是黄冈全境旧政权被彻底摧毁、新政权明明白白地建立的日子。
雪弗莱上暗藏的定时炸弹只让雪弗莱粉身碎骨，它对我们父亲唯一的影响是让他在心神不定中改变了自己的行程。父亲用手紧攥着那个雪弗莱发卡，迎着夕阳恍惚地走了一阵，待到他发现自己偏离了回家的路线后，他已经不想放弃到黄州城里看看的念头了。
国老师关于轿车所言的印证，使我们的父亲彻底相信了他的话。以父亲对黄州的熟悉，他决定大胆地寻找国老师所说的组织。父亲进城的第一天黄昏就在名为八卦井的巷子里，发现一个正在张贴反对行将倒台的旧政权标语的女人。他兴奋地冲过去，不料，那女人突然对着他的裆部狠狠地踢了一脚，并趁父亲几乎被一口气憋死之机，飞一样跑不见了。
按照母亲的观点，我们的父亲除了对组织的无限忠诚，不管年轻还是年老，都无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她与父亲的结合完全是出于对组织的共同信仰与依赖。年轻时的父亲除了留下一些故事以外，就只有雪弗莱发卡。
母亲评价父亲，从来不提雪弗莱发卡，那是一个与她无关的故事或东西。
我们的父亲在黄州城内周游，怀里放着大华布厂老板送给他的两块大洋。在八卦井遭遇的女人，只需看一眼就晓得身份不俗。父亲用他怀里的两块大洋作胆，来到城里那些有身份的人常去的地方，希望再碰上那个女人。
就这样，我们的父亲在不经意间，遇上一个在对女人的单纯审美中，从此再也无人能够超越的女子。父亲在与其身份不相称的地方出没，很自然地引起旧政权的注意。那天黄昏，我们的父亲在一处可以忘掉时局的茶楼外突然遭遇几个便衣的袭击。那些便衣上来的第一个动作就搜走了他仅有的两块大洋。便衣们感兴趣的还有那只装着雪弗莱发卡的小盒子。他们挥舞着那张写着危险二字的纸条，将父亲当成了危险分子。他们吆喝着让父亲跟他们走一趟。那个美貌惊人的年轻女子，突然从不曾被父亲注意的角落里走出来。
她对那些便衣说，我们的父亲是来找她的，那张纸条也是别人托父亲送给她的。
年轻女子不仅将小盒子里的发卡模样说得一丝不差，还说出了父亲不曾注意到的发卡背面的两个字——罗甜。
便衣们在年轻女子不容置疑的目光中唯唯诺诺地走开了。
好长时间里，我们都以为那个年轻女子用了大别山下的罗田县作名字，我们还以为父亲用地名赐予子女作名字的习惯源于这个年轻女子。等到我们弄清楚是罗甜而不是罗田时，已经无法完全摆脱这个叫罗甜的女人对我们家庭生活的影响。譬如，小时候当心里认为父亲对大姐有些溺爱时，我们就会想父亲一定是潜意识里还在怀念那个曾经救过他的女子。
罗甜让我们的父亲跟她走。父亲看她一眼后，扭头走自己的路。罗甜在身后有些气急败坏地连连叫站住，父亲完全不在意，继续一个人埋头往前走。罗甜追得太急，她上前扯住父亲的衣襟，脚下无法站稳，一下子倒在父亲的肩膀上。这么好的女子与自己贴得这么近，父亲的心性终于乱了。
不久之后，这对年轻男女开始谈婚论嫁。
罗甜坦言自己本来对父亲毫无感觉，是父亲的肩膀让她突然有了那些纨绔子弟从来无法给予她的安全感。我们的父亲同样坦言，那些富人子弟见局势不妙，纷纷南逃，罗甜周围没有了往日的欢娱气氛，在这样的情形下，才会注意到自己。
我们的父亲再次扭头跟上罗甜进了汉川门附近一幢外观看上去很平常的房子，他终于彻底失去将罗甜当作平凡人家的女子的信心。罗甜问清这盒子的来由，忧郁地对父亲说，是她的表妹救了父亲。这只雪弗莱发卡本来是她的心爱之物，表妹一家往南撤走时，她将它送给表妹作为纪念。父亲住在罗甜家的十几天中，只是在半夜里听见过罗甜父亲的声音。他一直猜测不出罗甜父亲的身份。罗甜每天都要去一趟他们初遇时的那个茶楼，听那些喝茶人对时局的议论。其余时间则完全待在家里，让我们的父亲给她讲些他所经历的种种事情。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前的一个深夜，罗甜忽然来到我们的父亲房中，冷不防地说，你要找的那些人就在郊外，明天我送你去找他们吧。
我们的父亲在沉默中明白了她话里的所指。他对她说，你放心，我会想一切办法保护你的。
罗甜慢慢地抬起左臂将一只美得如同玉雕的手背送到父亲眼前。父亲忍不住说了他这辈子最没有原则的话。告诉罗甜不管今后发生什么，冲着她如此美丽，就不该有人伤害她。父亲没有碰那已经挨着他的嘴唇的手背，他对罗甜说，你这么好，天生要过幸福的日子。
罗甜再次出乎意料地说，如果你看得上我，我愿意现在就嫁给你。
我们的父亲被这话吓了一跳，他不敢再接话，一个人在后院里一直待到天亮后才进屋。罗甜在送父亲出城时再次说，她昨晚所说的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父亲在罗甜的护送下轻而易举地穿过重兵把守的汉川门。出城不到一里，他就碰到了那些于三天后接管黄州城，建立新政权的人们。父亲对他们说了自己的经历后顺利地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因为是本地人，又在省城当过工人，我们的父亲在黄州守军投降后的接管过程中得到了重用。同时他也在从前那些耀武扬威的人的点头哈腰中，第一次体会到，是组织给予了自己二十多年来总想得到，而又一直不能得到的一切。
我们的父亲甚至有保留地认为罗甜那份意想不到的感情也是首先冲着他们组织来的。
这也是我们的父亲日后那些种种不可理喻举动的最早苗头。
黄州一被接管，罗甜父亲的身份就暴露在我们的父亲面前。
作为旧政权中的显贵，新政权对罗甜一家基本上还算客气。那些对新事业新理想有过坎坷经历的老资格的人，特别对他们礼貌有加。倒是像父亲这样初出茅庐的人会不时去给他们来点小麻烦。父亲被新政权选为与罗甜父亲这样一批人直接打交道的联络员。更让他有理由经常同罗甜见面。在那段时间里父亲常去罗家，一直没时间回老刘家垸。
秋冬之交时，爷爷扛着一捆甘蔗来黄州看望我们的父亲。父亲站在八卦井的井台上，他已经习惯用手叉着腰威风凛凛地同人说话。父亲大着嗓门问爷爷他可不可以娶罗甜为妻，就像演习着日后在万人大会上作报告。爷爷让父亲去将罗甜带来看看时，根本就没有想到他那并无过人之处的儿子，会被一个国色天香的女子爱上。爷爷坐在八卦井上等待罗甜，心里还盘算这一捆甘蔗要不要全给她，作为未来公公的见面礼。
铁了心要嫁给父亲的罗甜远比这些粗糙的男人聪明，她特意换了一件很旧的衣服来见爷爷。
就这样罗甜还是将爷爷吓住了。
罗甜尽力同爷爷说话，样子还有点套近乎。
爷爷只顾低头往八卦井里看。
罗甜说到没话说了，爷爷才不着边际地开口说，到底还是八卦井的水好，用八卦井的水做豆腐，再热的天气放上两天也不会馊。
罗甜忧郁地往回走时，爷爷将她的背影看了又看，然后才告诉父亲，这个女子不能娶，娶了她刘家就会遭天打五雷轰。罗甜的牙齿比一般女人乳房还娇嫩，一看就是喝洋参茶而不是啃甘蔗的料。爷爷说如果是从天上下凡来的仙女，哪怕要用绳子套他也会帮着我们的父亲将她娶回家，可惜罗甜不是仙女而是人间最好的女子，我们刘家的人要再积一百年德，才能享受得起。享受不起的东西，硬要拿来享受，那是暴殄天物，就算没有当即遭天谴，日后也要慢慢短许多阳寿。爷爷将那捆甘蔗送到新成立的专员行署，让父亲的同事和上级啃了个欢畅。
在外闯荡几年，我们的父亲成熟了许多。爷爷的话并不足以让他改变主意。况且新政权以其特别的魅力，在短得不能再短的时里重新塑造了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父亲每逢谈起这类话题时，总是充满着自豪。这一点不但是父亲的嫡出子孙、就是那些从来对父亲这一代人怀有敌意的某些个人，也不时露出马脚，表示着对我们的父亲的敬仰。父亲献身的组织，用其强大的凝聚力，彻底地溶解了它的成员们的生命与意志，整合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强大的集体生命和集体思想。
黄州城的老人如今还能记起，几十年前，有个美丽的女子在黄昏时伴着一个腰扎皮带、头戴有檐帽的新政权官员，在汉川门一带散步的情形。那时他们将这种标志由衷地当作自己的新生与解放。这对年轻男女就是我们的父亲和他那最终没能成为妻子的女友罗甜。
同罗甜交往一年后，我们的父亲正式向组织提出了恋爱结婚的请求。在组织上迟迟不给答复期间，基础完全巩固的新政权与罗甜父亲这类人之间的蜜月，度过了最后的时光。我们的父亲已经准备好了与罗甜共同生活的新脸盆与新毛巾，他没有料到组织会否决自己的选择。组织以劝阻的形式同我们的父亲谈话的同时，还命令我们的父亲带人去逮捕罗甜的父亲。
在这弥天的艰难面前，我们的父亲愣了五分钟。
实际时间也可能比五分钟还要短。我们的父亲两只脚后跟碰了一下，抓起挂在墙壁上的手枪大步走出门。等到三人当面，我们的父亲对罗甜说，他得带走她的父亲时，眼角还是湿润了。倒是罗甜更镇静，她依然问我们的父亲，婚事定在哪一天办。父亲不忍心让罗甜承受双重打击，没有给予正面回答。罗甜的父亲在黄州城里到底犯有哪些该杀的罪过，有关组织掌握得并不好，他们掌握得最好的是这个人必须杀掉的原则。
在原则之下，我们的父亲所经历的雪弗莱爆炸案，顺理成章地成了可以公之于众的文告。
在黄州城外公开处决罗甜的父亲时，我们的父亲发烧躺了三天。
罗甜来看过他三次，其中只有一次成功了。
罗甜用哭红了的眼睛告诉我们的父亲，他其实完全没必要如此无条件服从。
我们的父亲用手指着门口，虽没说出话来，其意思绝对明白地挂在手指上。
我们的父亲是要罗甜滚出去。
过了几天有人代表组织将母亲介绍给我们的父亲。
我们的父亲母亲结婚时，父亲刚刚被提拔为科长。
我们仅仅晓得，罗甜现今孀居北京。离开我们的父亲后不久，她被一位从北方来的资深人士看上，黄州这边负责派人将她送往北方。从黄州到省城这段路，罗甜坐的正是从旧政权那里缴获的唯一一台老式雪弗莱轿车。
一九八四年，县里曾经三次要我们的父亲到北京去，以期同罗甜建立某种联系。
父亲断然拒绝了。这是他头一回说：不。
经历四十余年的检验，我们没有发现父亲母亲的夫妻生活中有不如意的地方。他们有五个孩子，想将不愉快的事瞒过这么多的眼睛是不可能的。至于罗甜是不是我们的父亲奉献出来的一份祭品，我们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我们可以说老十一刘声东，因为他喜欢有人来谈论他的风流韵事。我们的父亲结婚时，老十一已经在经历第二个妻子了。在大华布厂老板的哑巴女儿分娩时，无法抗拒地与怀中的胎儿同归于尽后，老十一又娶了老板的小姨子。不过他们的蜜月也长不了，公私合营运动一完他们就离了婚，跟着老十一便同一位前夫在抗美援朝时牺牲的女人成了一家。
总之，老十一是与我们的父亲对应的另一类人，他活的是另一种滋味。
8
老刘家垸的人为何这么多年一直不肯放弃同我们父亲的联系？
我们父亲无私的铁面为何挡不住他们从几百里之外奔驰而来的笑脸？
老十八刘声明第一次来见我们的父亲，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这么多年的奔波，他一点不嫌累也一点不怕老。老十八第一次来时并不怎么认识我们的父亲，但他敢于见面就说我们的父亲应该为老家人撑腰。他丝毫不在乎父亲脸色的难看，也不怕父亲话语的难听，从始至终都在坚持自己所持的观点。
我们的父亲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老十八自己也承认，若是论亲疏辈分一年排一个，几十年才轮上他来见我们的父亲，别人怕父亲身上的那种气派，他不怕，所以就轮到他先来见我们的父亲。他晓得父亲在老刘家垸时除了夜过回龙山以外，别的方面同大家没有什么区别。他还当面数落父亲小时候要饭时见到狗咬就吓得两腿发抖，不要饭时喜欢玩貂猪儿。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父亲讨不着米要不到饭不敢回家时，总是老十八的母亲护着将我们的父亲送进家门。其实我们小时候日子也过得不是很舒服，每个月只有发工资的时候家里才能吃上一顿肉，而且是只能解馋无法过瘾。所以我们很欢迎这个堂叔来。老十八一来，父亲便会亲自去买肉，亲自上灶炒，满满一大锅肉直吃得我们五个孩子中有三个拉肚子。老十八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来，他一来肯定是老家的人在哪方面觉得受人欺侮了，要父亲替他们出出头。父亲总是发一通脾气后，不知从哪儿找出一些文件交给堂叔带回去，并且一定要加上一句，让他们以后再不要为这类事来找自己，应该去找组织并相信组织。这些话在老家人的耳朵里一点也不顶用。他们认为该来时一定会再来。
多少年后那份尘封的家谱重现乡间。细数从一世祖昌一往下的每一个族人，竟有说不出的惊讶：几百年中，老刘家垸只是从我们的父亲这儿开始才有做官的人。这也使我明白了，老家的人发现上次续谱时，为其作序的人竟然与林老大的弟弟同名，还没考证，便先大惊小怪地激动，几百里开外地派人来同我们的父亲说，写序的此人，就是林家那个说不上是流芳千古还是遗臭百年的彼人。老家的人事后清醒过来，差不多人人都能算出，刘家上次续家谱时，林老大的弟弟还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儿。
我们的父亲是老家的骄傲。
我们的父亲也让老家的人扼腕嗟叹。
9
组织上让我们的父亲在行署当科长时，其机构远不如现在庞大，居然没有局级单位，行署专员下面就是科长。父亲对科长这一角色理解不深，但是他的忠诚足以弥补这种缺陷。深刻地忘掉罗甜就是这种忠诚的开篇。他没有理由不忠诚。母亲按期将大姐分娩出来后，没等父亲提要求，组织上就送来一个享受供给制的保姆。轮到我出生时，我们家又来了第二个保姆。那时，朝气蓬勃的新政权正如火如荼地按照新思想改造着国家和人民。由组织一半介绍，一半安排给我们父亲的母亲，连同他们的两个孩子全都长得又白又胖。爷爷也乐得说，放在十几年前，这么好的孩子林老大家也不一定能养出来。
我无法记住大姐出生时父亲在不在身边，但是我从没忘记父亲是在我出生的第三天，才从他如今颐养天年的这个县的一个小镇上骑着自行车赶回黄州的。他只摸了一下我的头。那时我正在母亲的乳头上吊着，等我松开乳头往后张望时，父亲已经在返回他的山区工作队驻地的道路上。我们的父亲是山区工作队的副队长，工作队给了他三天假，包括来回五百里的路程他实际只用了一天一夜。
过了半年，我们的父亲派来两个挑夫。
一个挑夫挑起他的全部家当。
我和大姐在另一个挑夫扁担下，一人占据一只竹筐，晃晃悠悠地来到大别山腹地的一座古镇。
我们的父亲已成了这座古镇上的乡长。
我们的父亲此时并没有因某种错误而遭贬。相反，从撤走的工作队里留下来是对他工作的褒扬，所以没过多久父亲又升为区长。父亲最新的任命，被奔走相告的老家人当做老刘家垸有史以来的最大喜讯。老十八被派专程来向父亲表示祝贺，当然也有亲眼印证的意思。老十八说起光宗耀祖时，我们的父亲气得掏出手枪，叭地摔在桌子上威胁着要枪毙他。老十八笑都笑不过来，哪管这个，他只顾将老家人的欣喜完全传达出来。
老十八那时就说下次续家谱时，父亲的事迹可是必定要大写特写的。
我们的父亲让老十八代替他的母亲饱食一顿酒肉后，顺便请他捎个信回去，让爷爷过来一起生活。
这年秋天，爷爷赶着一群鸭子，顺着一条又一条的河流，从老刘家垸来与我们会合。
爷爷在镇外用一口黄冈话打听我们的父亲时，曾被当做反对新政权的可疑分子。
最早替我们的父亲后悔的是老十八。他第二次来是因为老家姓刘的人快被饿死了。
我们的父亲只给了他几份文件。母亲瞒着我们的父亲偷偷给了他三十斤粮票。老十八拿到父亲给他的文件还不想走，他对父亲说，行署现在有粮食局了，如果父亲当时不下来自然而然要当个局长，局长可是有权打开粮仓救灾的。
受到老十八的影响，当然也有别人家孩子种种怄人的说法，我们家从此不断有人重复这个话题。
在一九九五年以前，父亲一直很平静地告诉我们，当年自己只想哪份工作更重要，根本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为了一级半级的官差到处请客送礼行贿受贿。一九九五年以后我们的父亲面对有人重提当年从行署一声没吭地下到县里的往事时，突然开始保持缄默。
一九九九年九月的一天深夜，母亲突然打电话到省城，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们全家大小国庆节那天无论如何得赶回去。母亲的声音与其一向的平和迥然不同。我正要问家里发生什么事，从电话里传来父亲粗鲁的骂声。我们的父亲一直没法改变声腔高亢的黄冈话，这使他在县里留下一个刚正刚烈的名声，但是作为他的长子，还是头一回听到如此骂人。
我们的父亲义正词严地说，狗鸡巴日的，你们又不是眼瞎了，到组织部看看老子的档案吧，五几年没有局时老子就是科长，老子不是正县级，未必你们还想让南投县的人来享受正县级！
其时台湾省南投县刚刚发生了强烈地震，曾在电话里同我简单地讨论过，这场地震对时局有无影响。
吼叫声虽然经过电话线的过滤，仍然震得人耳朵发麻。
母亲不肯说是什么原因才使父亲变得如此暴戾。
通过另外的途径才弄清楚，县里新来了一个被人称作“大老板”的书记。刚开始只是秘书们私下里说说，没过多久，这种称呼就在全县流行开了。新来的书记很喜欢这种叫法。“大老板”连续三次对县里一批享受副县级待遇的离休人员说，县里还有一些正县级离休人员的工资待遇没解决，目前轮不到他们。“大老板”还不无讥讽地问他们身上有几个枪眼，谁有多少个枪眼他就帮助解决多少问题。那些老人同样不无讥讽地诘问，“大老板”是不是在心里希望当年的屠杀将他们完全消灭，省得现在还要吃要喝要工钱，让“大老板”的小金库里不殷实。
我们的父亲也是属于这个范围，他当时在不在现场我一直没有弄清楚。
提供消息的人说到这一点时总是闪烁其词。
我不太相信父亲会掺和这种事。我们的父亲离休之际，由他主持工作的外贸局不仅没有分文外债，还在银行存有巨额现金。继任者只要不是特别地无能或者特别地腐败，总不会沦落到连工资都发不出的地步。在家里，拖欠母亲退休金的事，已被我们习惯地接受了。我们从未听有不发离休人员工资的事发生。前不久，大姐夫来省城，我们还在一起不无自信地说，如果连我们父亲的离休工资都敢不发，我们就真的对时下无话可说了，真的如此，父亲在一九九五年春节送给我们的那本组织史，就该成为永远的历史了。
老人们自以为还有更厉害的话让“大老板”来听，他们说，你是代表组织吗？
“大老板”不知是真的不懂还是故意装孬，他反问，什么组织，我只代表政府。
10
省城里铺天盖地地贴着搬家公司的广告。在使人心烦的程度上，它同治疗性病、阳痿和久婚不孕的广告难分高下。不同的只是搬家公司的广告多贴在住宅楼的楼梯间里，而治疗性病等等的广告基本上只贴在各种厕所里。在这些粗俗到无以复加的东西中，那条“越搬越发”的广告最让我头疼，仅在我家的防盗铁门上，就贴了近二十张。几次请钟点工，将其铲除干净，没过几天便又被贴得满脸开花。这辈子跟着我们的父亲搬家的次数真是太多了。年纪大了，既不能织布，也不能放鸭的爷爷多次不耐烦地说，这哪是家，简直比鸭棚还不如，三天搬两回。一九六二年总在调来调去的父亲调到县城东边一个区里当区长。我们不太明白既不提拔又没降职干吗还要这样颠来倒去的。父亲只对我们说这是工作需要。
到了这个区后，我们的父亲回家的日子明显比从前少了许多。父亲在黄梅搞社教时，小妹出生了，他只打个电话回来告诉母亲已给小妹取名为小池。社教结束，父亲回家只住了一个晚上，便又到一个叫江家冲的水库工地上扎下根来。那时我们家五个孩子全到齐了，加上爷爷，全家一共八口人，区公所给的房子根本就不够住。母亲就在与区公所隔着一座小山和一片田畈的农民家里租了两间屋子，让爷爷带着三个大孩子另外住。那两间房子是房东在一九三八年秋天干打垒垒起来的，风风雨雨几十年，墙壁上开着蝙蝠们可以直进直出的裂口。每天夜里都能听见各种各样的雀鸟，在各自占据的墙缝里发出不同的啁啾声。我们搬进去不久就赶上一场大暴雨，深夜的雷电简直要将那些可恶的墙壁撕成碎片。三个孩子全都吓得扑在爷爷的怀里不敢出声，唯恐被雷电发现，一使劲让房子在我们头上塌下来。
刚开始，我们以为不断在小声嘟哝的爷爷会念着什么咒语，等到雷声稍歇时，才听清爷爷是在埋怨，区长家过着这样的日子，说出去还没有人相信。
这场雨落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时还没有要停下来的迹象。爷爷都有些沉不住气了，他撑起一把雨伞，打开门沿着屋檐水沟到屋后去巡察。爷爷在雨中消失几分钟后，雷电就将他的身影透过墙缝照射到屋子里。来无踪去无影的闪电在屋里狂舞一阵，外面的雷声有多厉害，我们一直猜不准，总以为它的每一次轰炸都会惊天动地。在三个孩子中，我自然成了主心骨，还不到十岁的大姐用她的小手冰凉地抓着我。我想对她说不要紧，雷声再大也震不垮我们的家，可整条嗓子，硬得像一根铁棍，从舌尖一直戳到心里，让我说不出话来。
闪电消失，雷声尚未到达的那段空隙，是童年里最恐怖的时刻。
我们张大嘴盯着黑暗，窗外一个男人猛地叫一声，屋里的三个孩子被吓得齐声哭起来。
大姐语不成句地哭叫着我们的父亲，伯，伯呀，我要伯回来！
接下来大门轰隆一下开了，一个巨大的黑影扑向我们。黑影说话后，我们才弄清是老十八刘声明又来了。他不晓得我们已搬家，先去了从前父亲工作的那个镇，接着又连夜冒雨赶到这儿。老十八搞不清准确的住址，就扯着嗓门喊爷爷。若是喊我们的父亲可能早就有人起床为他指点迷津，老十八不愿这么做，他认为父亲的名字是不可以乱喊乱叫的。我们清醒了，老十八却糊涂起来，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就是我们的栖身之所。
老十八反复问，我们的父亲是不是犯了错误。
一九九五年过年时，老十八在我家还提起这回事，他说他当时也吓坏了，我们的样子就像爷爷不受林老大剥削后，还没有长大的父亲一样糟糕。那天夜里多亏老十八及时赶到，他刚进屋，爷爷就在屋后大声叫喊起来。老十八将三个孩子一把抱住放到屋外的大树下，操起房东家准备请木匠做铺板的圆木，同爷爷一道死死顶住正在倾斜的墙壁。接下来，老十八用更快的速度，就近砍了两棵笔直的杉树，支起塌下近一尺的屋檐。我们在大树底下被淋成了落汤鸡，加上惊恐，弟弟一开始抽筋，我和大姐便都跟着抽起筋来。老十八见情形不太妙，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拳头擂开房东家的门，逼着在雷雨中酣睡的房东烧了一大盆热水，将我们一齐按进热水里。热水使我们得到恢复。刚平静下来，就听到母亲在外面焦急地呼喊着爷爷和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母亲还没哭，眼睛就红肿了。她对老十八的责怪没有太多的反应。爷爷没说什么，但样子也是在责怪。
雨过天晴，我们还得在这房子里住下去。母亲无法找到比此更合适的房子。房东将房子修了修，那些裂缝裂纹裂口仍旧冷冰冰地开在墙壁上，只是暂时不会再有机会倒塌了。
老十八来是因为老刘家垸新修的水渠，要从刘家一世祖昌一的墓地里经过。他在我家住了一天。因为砍了生产队的树，生产队长连一捆稻草都不肯借给我们。那片杉树生产队长早就派好了用场，再长两年，就可以砍伐成檩条，给生产队长的儿子盖一间结婚用的新房。生产队长说过要写检举信给老刘家垸，让老刘家垸的生产队长扣老十八的基本口粮和基本工分。老十八根本不怕，我们的父亲在老刘家垸的声望如日中天，他在这儿所做的一切，只会受到老刘家垸的奖励。没有稻草打地铺，老十八只好在我们家的柴火上对付着睡了一夜。我们的父亲没有回来见他，也没给他文件，只是让母亲给他捎话，人死如灯灭，现在是无神社会，一切都要听组织的安排决定。
老十八看出我们家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母亲此前所有难看的脸色全部相加起来也没有这一次这么难看。
在这种情况下，老十八就算对我们有救苦救难之恩，也不好不走。
走之前他还不忘要我们给父亲捎话，问问他是怎么当区长的。
母亲当即用怪怪的声调说，这个问题我可以替他回答，他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他当的是组织的区长，不是我们家的区长。
老十八走之前，我们都去母亲那里围着一只吊锅吃肉。
吃得高兴时，同母亲住一起的老四悄悄说了一件让我们更加害怕的事。
我们的父亲和母亲在夜里大吵了一架，两个人老是在说什么死呀死的。
我们的父亲刚开始离休的那一阵，简直成了闲云野鹤，扛着一根钓鱼竿，一头扯起朝霞一头拖住夕阳。他逢人爱说的一句话：自己奉献了一生，也该享享清福了。父亲还不无骄傲地说，只有他能到农民承包的鱼塘去钓鱼，那些年纪稍大一点的农民都认识他，也信得过他，晓得他绝不会钓他们养的家鱼。有个星期天，父亲回来时从网袋里拿出一条大鲤鱼。家里的人笑他终于学会了该拿的东西就要拿，该要的东西就该要。母亲泼冷水似的要大家在这一点上永远别对父亲寄予厚望。真相也是如此，父亲说他今天将钓鱼竿伸到老秀才女婿家的鱼塘里了，正好老秀才也在，天黑时，老秀才的女婿用渔网在鱼塘里网起一条大鲤鱼，非要他带回来。
我们的父亲那天同老秀才聊得很高兴，老秀才对他们这一姓的家谱作了深入的研究，发现一个了不起的秘密，放在从前可以说是伟大的发现。
我们的父亲亲手将那条大鲤鱼宰了，一半作了红烧，一半放进腌菜坛里，洒上粗盐、麻油、白酒和花椒做成抱盐鱼。随后非常难得在我们面前说起了自己的事。
我们的父亲说，那一年，要垮没垮的屋子将我们这帮小东西吓得屁滚尿流时，他和老秀才险些喂了江家冲水库里的鳡鱼。
从小到大，大别山中的暴雨我们领教得够多。那一次只是凶恶暴雨对我们的启蒙。我们的父亲毕竟是在离长江不算太远的地方长大的男人。他对水远没有当年山区人那么害怕。现在的情况当然大不一样了，可在一九六四年的夏天，父亲一个人在刚刚修好、头一次蓄水的江家冲水库里游泳时，附近的人拥来观看的场面，颇像毛泽东主席后来在省城畅游长江。老秀才是父亲在江家冲水库带的第一个徒弟。父亲刚教会老秀才在水中学狗爬，那场大暴雨就来了。
直到现在，我们的父亲仍在鄙视电视里的天气预报，哪怕预报与现实之间天衣无缝，也不肯改口地称之为痴人说梦。父亲能说的笑话非常有限，其中说得最多的是一则当时流传甚广的有关天气预报广播的笑话：预计我县今天天气是晴天到多云，有时阴天有小雨。父亲曾经幽默地说过，天气预报并不难，想说准确，春季多报厄尔尼诺现象，夏季多报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秋季多报大气环流稳定，冬季多报西伯利亚寒流要来；想讨人喜欢则相反，春季少说雨多说晴，夏季少说晴多说风，秋季少说风多说雨，冬季什么也别说，只说气温将回升。父亲最近一次说这个笑话时，前面加了一段导语：不比现在，那时只有气象站的人敢天天说假话，大家也都承认气象站的人有说假话的特权。
面对太难相信的天气预报，县里的水库拦不拦洪、蓄不蓄水，完全凭人的胆量与胆识。所有人刚从三年大旱带来饿殍遍地的困境中摆脱出来，那种对干旱刻骨铭心的恐惧，让父亲不敢轻易放走上天赐予的每一滴水。然而，铺天盖地的山洪很快注满了江家冲水库。那雨仍不见有停的意思。父亲终于决定开闸放水。安装在江家冲水库大坝上那种斜拉闸门，是当年最先进的机械。父亲一声令下，水库管理员便搬动绞盘。那个中年人惊讶地将本应沉沉的绞盘，旋得如同与风共舞的风车。
我们的父亲脸色铁青地吼叫，洪水若是漫了坝，第一个被砍头的是他自己，其次就是管理员。
管理员苕兮兮地说，他这就下水去，将闸门用手扳开。
等到他到了水边，我们的父亲才又开始骂他。
不等水淹到大腿，还没学会游泳的管理员就软了。
我们的父亲拿来一根绳子，管理员以为是要捆他，可怜兮兮地伸出自己的手。父亲拨开管理员用绳子捆住自己的腰，又吩咐老秀才做帮手，跟着他跳进水库里。灰蒙蒙的雨水将水库涨得如同一只快要凸起来的大冬瓜。父亲在水面凫了一会儿，便一头扎进水底。父亲在水底干些什么，那些山里人根本无从想象，他们只会数着数，看父亲在水下待的时间有多长。父亲往水下潜了三次，第一次人们数了一百一十二下，第二次人们数了一百二十下。第三次下潜之前，父亲上岸亲手试了试那根另一头拴在电线杆上的绳子，他要管理员将眼睛瞪得大大的，只要发现水面上出现漩涡，便抓住绳子往岸上拖。这一次父亲没有拉上老秀才。他对老秀才说，如果自己下去后没有再起来，就请他代为报告。
江家冲水库四周看热闹的人只熟悉山，父亲在水里的行动意味什么他们并不大明白。父亲在水下待的时间，使江家冲的人能够数满整整二百下。本来后面还有时间再数，但水面上出现一只巨大的漩涡。管理员记着父亲的话，他开始用力扯那在水里生了根的绳子。我们的父亲低估了水的压力与漩涡的引力，他以为有管理员能挑起两百斤的力气作保证，哪怕有意外也能将自己从水中拖出来。幸亏管理员不笨，他一发现情况不对，就大声喊别人过来帮忙。绳子上面一共趴着六个人。他们将父亲从水中扯上来后，还久久不得其解，人在水里不是能变轻吗，父亲用了什么办法将自己变得如此沉重？我们的父亲上岸后，一个人坐在地上喘了半天才站起来。他抓过管理员头上戴的斗笠，扔进水里。斗笠在水中漂了一会径直去了漩涡。在众人的笑声中，斗笠转了一个圈，刚刚嗖地在这边水面消失，转眼间就从横穿大坝的泄洪管里喷射出来。
水位明显下降以后，我们的父亲才回到二十几里外的母亲身边。他没有说，是腰上被绳索勒出的那圈青紫印痕在洗澡时暴露的，还有无缘无故地咳嗽，无缘无故地吐出带血丝的痰。母亲是在那条让黄冈、新洲和麻城三县人吃够苦头的倒水河边长大的。父亲怎样轻描淡写地说，母亲都明白这种冒险的可怕。
这时候他们还没争吵。母亲还在心疼地抚摸着那些血痕，一个劲地问疼不疼——疼不疼时，区里的通信员跑来敲门，又有一处水库的泄洪管打不开，在那边督阵的区委书记是个只会骑马，不会游泳的河南人，让我们的父亲火速去解决问题。父亲要走，母亲却不干。她将四岁的老四和一岁的老五塞到父亲怀里，说父亲若是非要去，就先将这两个小的扔进那个水库里，免得将来她一个人无法养活五个孩子。父亲生了母亲的气，不只是说她拖后腿，还说她对组织缺少理解，他认为自己是组织的人，只要真有困难，组织不可能不管。被突然弄醒的老四就是这样将这场争论当成了争吵。
我们的父亲走时母亲的泪水丝毫不亚于屋外的滂沱大雨。
我们的父亲一走四天不知音信，大雨停了两天他才回来。这一次父亲对母亲说，后一座水库的泄洪方式不同，它的泄洪管像台阶一样隔一段就有一个塞子，站在水里就可以将它拔起来。母亲抢白他，这么容易怎么别人还那样十万火急。父亲诚恳地说那都怪他们不会游泳。母亲说我们的父亲又比别人多一种送死的理由。
大姐和我就是在这一年的雨季过去后，从我们父亲的抽屉里翻出那枚雪弗莱发卡的。
我们尚不晓得与雪弗莱有关的故事，只想将其据为己有。在争夺中我赢了大姐。大姐将不高兴带到母亲面前。母亲一问，她就轻而易举地全招了。母亲从我手里将雪弗莱发卡要了去，细细地看了一阵，又还给了我。她要我和大姐一人一天轮流玩雪弗莱发卡，并嘱咐好生保管，说不定哪天父亲发现了会找我们要的。那天夜里睡觉时我清楚记得自己将雪弗莱发卡紧紧地握在手心里，可第二天一早醒来，任凭怎么寻找也找不见了。
在我们的记忆对雪弗莱发卡开始淡薄时，我们的父亲将家里的几个大孩子找到一起，开门见山地问，是谁拿走了他放在抽屉里的雪弗莱发卡。
大姐又是率先承认，并将我也交代出来。
对于雪弗莱发卡的丢失，我们的父亲在深深地望了母亲一眼后说，丢了也好。
11
如今老秀才的水性相当不错，正打算参加县里的老年人游泳比赛。父亲骂人的根由就是他向我泄露的。老秀才扳着手指才数清，仅他晓得的，我们的父亲在县里工作期间，至少下水替九座水库救过险。老秀才还向我透露一个内幕，“大老板”就因为前些年在另一个县当“二老板”时，碰巧在河边救了一个因洗手而失足的神秘女人，从此便平步青云。老秀才退休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主要原因是他退休前供职的单位是财政局。我已经回忆起来，在尚未学会游泳的童年时节，有一次我同一帮孩子在一座水塘里光着屁股戏水，从深水区游来一个男人，他远远地瞄着我，在我还不知会发生什么时，一把拖上我游向深水区。我被吓得不知所措，一手抱着这个男人的脖子，一边朝他破口大骂。男人一会儿就被我骂蔫了，乖乖地将我送到水塘边的沙滩上。这个男人就是老秀才。父亲后来听说了此事，他连劝带训地问我，老秀才的水性已经很好了，他让你依靠他，你还怕什么。父亲进一步说，譬如他自己，自从有了组织，他的勇气和能力才变得前所未有的大。
到底是多读了几本书，老秀才的预见更远，退休之前拼老命为自己调了个好单位。
老秀才叹息父亲是好人，好人总也改不了的错误是痴迷不悟。
小时候一到寒假母亲就将我当做她的特务派出去。
刚开始我不大明白，冬天又没有洪水，母亲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还想如果是母亲在心里思念父亲了，那也该自己亲自去。母亲教我说的话是，大姐在家想伯了。实际上这句话我从来没有捎给父亲，有时我将它送给一棵大树，有时又给了一块大石头，这完全看在我出发时与大姐的关系如何。有一次我竟对一头牛说，你好，我大姐想你了。那一次我特别生大姐的气，因为她居然跟在母亲后面指派我，要我告诉父亲，她想要一瓶红药水。父亲所在的水利工地上，红药水紫药水特别多，那是给人搽外伤的，大姐却要用它来涂手指根上的十个小酒窝，还有那偶然被我发现的肚脐眼。我不愿大姐扮得太美，那样我们的父亲就更偏爱她了。
一九九五年春节过后，县里一位要员因经济问题被捕了。要员被关了十个月，才允许探望的人同他见面。结果每个人都在第一时间里认出了他，还实事求是地说，他像从前一样精神。这条消息很是让我悲观了一阵。
一九六五年冬天，我第一次受母亲委派到江家冲水库渠道工地上寻找我们的父亲。父亲像失踪一样四十多天一点音信也没有。三十里只是到达水库的距离，那条渠道还有三十里长。父亲是修筑这条水渠的总指挥。在我到达水渠的起点时，才晓得母亲向我隐瞒了寻找父亲的艰难性。从被我询问的头一个人开始，所有的人都说见过我们的父亲，所有的人又都不晓得他现在在哪儿。从中午在水库大坝外见到父亲的那辆自行车开始，我就不断地问刘区长在哪儿，人们总是对我说就在前面。我得不停地躲着沿途一堆堆刚被开挖出来的锋利石头，还要防着那些挥舞铁锤的人不小心将铁锤砸到自己的头上。有时我又得在民工们的哄笑中爬到一处高坡上，喝他们喝剩下的大碗茶解渴。
天近黄昏，终于有一个男人主动放下手中的钢钎，走上来用沙哑的公鸭嗓子问我来干什么。
我依然说，我找刘区长。
男人不高兴地说，别用刘区长来耍威风。
我也生气地说，刘区长是区长，你是什么？
我绕过他继续在乱石中往前走。男人在身后大声叫着我的乳名，问我眼睛是不是有问题，怎么连老子都不认识了。我回过头来努力看了一阵，终于相信这个比民工更像民工的男人的确是我们的父亲。这段亲身经历后来被我写进高二年级的作文。语文老师不相信，他在我的作文后面写上朱批，说我内心里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仍没有得到克服，总想美化自己的亲人。我在朱批后面续了一段朱批，说他没有当过区长，不了解区长的生活，就不要乱扣帽子。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老师后来居然谋得一个同父亲当年地位差不多的职务。不过他还算坦白，说这是沾他学生的光。找到父亲的那天傍晚，几个民工替父亲脱下上衣，将碘酒在我们父亲的肩头上搽了三遍，再在上面涂一层厚厚紫药水。最后他们拍了一下父亲的屁股，好了，明天再来帮我们抬石头吧。
我在父亲那里住了一个晚上，我告诉他，母亲在家想他想得很苦。
我们的父亲要我带信回去，说组织上要他在春节之前将这条渠修好，他必须坚决完成任务。
我们的父亲咧嘴忍受着被磨烂的肩头的疼痛，平静地说，组织让我上工地，我首先是一个民工，要能抡十二磅的大锤，要能抬四个头的石头。
我只有九岁，我假传母亲的话，要父亲用区公所配给他的自行车送我回家。
我们的父亲坚决地表示，不行。
他的理由是，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会像老十一。
这种完全不能算作预言的说法，竟然一语成谶。
将自己与民工混为一谈的说法使我们对父亲大惑不解。
我们的父亲并非真的像母亲说的那样平淡无奇。譬如说，他只读了那么短时间的私塾，却让从大姐到小妹，还有因为婚姻而联系在一起，加起来正好十个的所谓读书人惭愧不已。我们写的字没有哪一个比得上父亲写的字漂亮，如果不是集团作战，单挑的话，也没有哪一个敢说自己比父亲认识的字多。家里别人的经历我不大记得，但父亲在我只有八岁时就逼着我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等一些在我们童年时称为大书的书。父亲还要我在读过之后写读后感，他对读后感不作评价，但是每篇必看。父亲让我看的最后一本书是《欧阳海之歌》。从那以后他就对我的一切爱好视而不见。父亲在看过我的最后一篇读后感后，终于评说了一句：年轻人就是要像欧阳海那样成长。
如今再来品尝父亲这句话，心里忽然觉得，是不是应该再想想我们的父亲到底是如何成长的，就像我们现在得不断小心，不让自己的孩子吃了添加激素的食物那样。
在我弄清母亲打电话给我的大致背景以后，我曾冲动地打算为此做点什么。不过我还是在平静之后放弃了这样的念头。老十一刘声东挺酸辣地告诫我，如果我这样做了，那就意味着我行将被这个时代淘汰了，懂得这个时期的人才不会这么书呆子，哪怕送个小姐去对对方笑一笑，也比那所谓正义实则愚蠢的想法威力强大。
一般来说像父亲这样在区乡干了一辈子的人临近休息时，组织上都会考虑将其调到县城在某个局级单位安排一个让其感到组织温暖的职务。父亲五十六岁那年县里就风传要将他调到县里去，而且说是在县里当个副职。结果却是调他去另一个区里当区长。母亲说这下子可了了我们父亲的一宗心愿，全县八区一镇他终于全部工作到了。父亲在家里过完五十六岁生日，一个人先去到任。他走时天上正在落大雨，不过母亲却很放心，现在县里会游泳的人多了，凭什么会轮到一个头发花白的人下水去冒险？
这时候，我们的父亲开始不知不觉地在行为上流露出对母亲和家庭的留恋。这是男人变老态的一种苗头。父亲搭乘县内的公共汽车到达新的任所，立即给母亲来了电话。从母亲脸上温柔的笑容中能判断出，父亲在电话的那一端一定说了些让母亲心满意足的话。所以母亲放下电话后，眼眶比接电话前清亮不少。
母亲说，直到现在我们的父亲才真正将二十几岁的罗甜从心里扔了出去。
母亲的高兴来得太早了，随后一个月，我们的父亲几乎从这个世界里消失了。不过母亲有预感，她心里准备着父亲是去了那个叫柳林畈的村子。母亲没有打电话，那个时期的女人，总是将对丈夫的感情藏得像一潭深不可测的泉水。母亲就在家门前时时注意着那些流落街头的要饭的人，如果不是远道而来的，她就会在施舍之后问他们是哪里的人。刚开始母亲不用费多大的精力就能找出那些从柳林畈来的要饭的人。柳林畈的贫穷太有名了，三个要饭的人里必有一个是这个村的。母亲见到最后一个来自柳林畈的要饭人时，要饭人对她说，自己得回去了，村里来了一个蹲点的刘区长，很厉害。母亲没有再往下问，对她来说晓得父亲的踪影就够了。
大别山区年年夏天都逃不脱暴雨的洗礼，山里的洪水似乎注定了要与我们的父亲过不去。几十年中父亲的级别没变，职务却变个不停。在父亲的眼里，柳林畈面对的那段大河简直就是大别山里的黄河，河床床底的淤沙高出两侧田野近两米，而且几千米长的河堤，都是用头一年垮堤后压在田畈上的沙子堆起来的。我在中学读书时，老师就常将柳林畈的河堤与扶不起来的臭猪肠结合在一起，形容学校里一些不想读书的同学。地理老师在上世界地理课时，也爱结合柳林畈来讲尼罗河三角洲洪水泛滥的利弊。所有人都晓得只要哪一年柳林畈的河堤不垮，那肥沃的田野上，就是插上一根扁担也会开花，结出甜蜜的果实。五十六岁的父亲在组织太久，依照体力的自然法则他干不了太多。就如母亲料定的，河堤假如真的要决口，他跳下去也顶不了多大的用。父亲的体态明显胖了，下到水里别说打桩垒坝，要控制不让洪水冲走恐怕也要别人来帮一把。
柳林畈河堤连续垮了九十九年，但它意欲创下百年纪录的企图硬是被我们的父亲扼杀了。
习惯了肆无忌惮的大洪水第一百次下来时，我们的父亲命令柳林畈的所有成年男人一个不落地集中到河堤上，同时又要所有男人的妻子，就在男人的眼皮底下插秧薅草。夜里男人睡在堤上，女人睡在堤下。县广播站播出的靠不住的天气预报后来总结说，这次的降雨量是百年一遇。那天早上，睡在堤下的女人率先发现沙堤底部出现一股浑水。女人们用自己的美丽身体扑上去，只隔一分钟男人们就赶到了。他们奋力地想尽一切办法来镇压那股浑水。看起来不足为奇的一股小水，用那九十九年破堤成功的气势，毫不客气地当着我们的父亲和三千男女的面，又将河堤撕开一道裂口。习惯了逃难的三千人轰地一声散得比洪水还快。
我们的父亲在这种恐惧中，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说，似乎听任大家仓皇逃命，曾在高音喇叭里发布命令的威严，也随波逐流而去。
三千人从河堤上一泄而下，跑得最快的已到了一处高坡。
就在这时突然有个女人叫了声——啊，刘区长！
女人手指处，我们的父亲一个人站在河堤的溃口旁，他为自己撑着一把雨伞，背对奔逃的人群，眼望着堤外滔滔的洪水，丝毫不理睬脚下正在崩塌的沙堤，甚至不管那三千人流或急或缓或进或退。我们的父亲独自站在生死的分水线上。他不忘时时调整一下雨伞的迎风角度，不让雨水打湿自己的衬衣。
又有一个女人叫起来。男人们打了一个寒噤。叫的女人越来越多。男人像疯了一样，他们返回河堤的速度比逃离时更快。我们的父亲仍然没有理睬他们。在他的嘴角上还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一些轻蔑。柳林畈的男人们看出了他的心思，他们比豹子还凶，大声吼叫着不顾一切地抱成团跳进洪水中。柳林畈的女人从此比十里八乡所有的女人都幸福，因为在转眼之间她们就拥有了许多个真正的男人。男人们用身躯阻隔了那些从沙堤缺口中奔腾而下的洪水，他们也同样在今后一直为有如此美丽的许多个女人而得意自豪。在用完所有救险的材料之后，女人们脱下自己的裤子做成沙包，扔给继续泡在洪水中的男人，垒在从此与崩溃绝缘的河堤上。
沙堤上的缺口被堵住，我们的父亲那紧闭的嘴中哗啦一声吐出一大口鲜血。
我们的父亲只同老秀才说过，那口血硬是急火攻心憋出来的。父亲内心里比所有人都怕，万一逃走的人不回来，我死了还好说，可身后还有一大家子要活命哩。所以父亲常说，不是他救了柳林畈，而是柳林畈的人救了他和他的全家。
堤没垮，柳林畈的庄稼顺利地由绿转黄。
一个从播种到丰收的完整季节又一次被我们父亲奉献给他的组织和他的人民。
春天来时，组织上派他到北京出席一个重要的会议。
我们的父亲终于有幸在最近的距离内亲眼目睹声名显赫的红旗轿车。同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一样，我们的父亲一见到红旗轿车就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浑身颤抖，思想麻木地扑过去，双手同时指向镶在车头上的那只比在风中飘扬的红旗更有魅力的车标。父亲的双手伸成出所未有的长度，不管是左手还是右手，最终都没有够上那只一尺来长的红旗车标。到头来离红旗车标最近的反而是父亲壮实的脊背。这种形容是在尊重父亲的习惯。实事求是地说，还有比脊背更接近红旗车标的地方。譬如屁股。只是这样说起来，是不是带有某种刺激和某种伤害呢？
对于发生在北京的一切，我们的父亲都会像做文章，能雅致的坚决雅致，能温良恭俭让的一定会温良恭俭让。父亲一辈子极少独自伫立，柳林畈河堤溃口时有过一次，在北京时又有过一次。就在他扑向红旗轿车时，一个身材高大，看上去就晓得营养远远超过父亲的男人，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伸出手掌往父亲肩膀上一拍，分明没有怎用力，那只与民工对手抬过石头的肩膀便塌了，整个身子也转了向，由面对红旗轿车改为背对红旗轿车。男人若无其事地指向一扇大门说，会场在那儿。我们的父亲下意识地嗯了一声，顺着路走了几步后，突然回过头来，望着红旗轿车发了老大一阵子呆。上午的会即将结束时，那只被拍过的肩脖深处出现一种莫名的酸痛。父亲去大会的医务室要药，医生在他肩上检查出一只红通通的掌印。父亲说了早饭后的事，医生宽慰说，有两点可以保证这伤没有触到筋骨，第一是父亲肩上有一层厚厚的老茧，第二是父亲胸前挂着一块鲜红的大会出席证。
事隔多年，世事虽然如白云苍狗，我们的父亲已经会往别的方面想了，他明白那些有能力看守红旗轿车的人，也就是如今的武打片里讲述的那种大内高手。然而，我们的父亲绝没想到，大别山里一个普通的县份，也能拥有红旗轿车作为公务车。他也无法想象，当今的老十一居然根本就不将神圣的红旗轿车放在眼里。
因为与众不同，在北京开会的人都能看上内部电影。那天晚上，我们的父亲捂着自己的肩头，突如其来地从人群中站起来，指着银幕大声叫道，雪弗莱！雪弗莱！正在放映的是一部外国电影，父亲只叫了两声，第三声雪弗莱变成一片湿润，悄悄地弥漫在他的眼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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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们的父亲用其对母亲的温情来兆示自己的衰老时，老十一那让人目不暇接的个人浪漫史又在续写了。这个叫刘声东的堂叔用二十万元人民币从那个抗美援朝英雄遗孀那里买断了自己的自由，接下来分别用美金、港币和日元接二连三地开始，又接二连三地终结与几个女人的婚姻、半婚姻和非婚姻契约，直到顺理成章地与归属法律和传统约束的第六任妻子紫貂讨论如何拥有一个试管婴儿。
老十一是用他在此前先后八次调换工作的经验来调换女人的。在拥有自己的公司后，他公开对一家香港报纸的记者说，自从给自己当老板后，他才发现此前几十年自己从没有认真干过一天活。香港的报纸后来在头版上用鸡蛋大的字作标题，引用他的话：我需要为自己活着。副标题是：一个成功者对前半生的反省。这些说法看上去很吓人，其实是老十一对自己做的软广告。我最早在省城的一个电视节目上看见老十一时，一点也不晓得这个人与自己竟有着很近的血缘关系。
老十一在电视里愁眉苦脸地说，他现在穷得只剩下钱了。
这话立即在城市里成了一个阶层的时髦用语。
当然老十一也不晓得风雨变幻。我们父亲的孩子全都成家立业后，经济上的困难被摆脱了，但因经济而引发的精神危机却出现了。老十一后来说我们家的经济问题由他承包，已是过时的马后炮。老十一的意思无人向父亲转达。连老十八都不敢造次。
我们的父亲在老十一迎娶抗美援朝英雄的遗孀后，曾不失时机地要他向组织靠拢。老十一没有听，反而趁着一九六〇年的艰难，不失时机地在城里套购一些粮票，拿回黄冈老家偷偷卖了高价并将所得款项存入银行。二十年后，这笔钱成了他组建公司的资本。老十一违反我们父亲的意愿倒卖了粮票后的第六个年头，又反过来将我们父亲曾经对雪弗莱轿车的喜爱揭发出来。老十一对这件事坚持不肯彻底认错，他认为人有保护自己的天性，同时他还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而造成这种伤害的根本原因应由父亲所在的组织负责。这一点父亲的组织确实已通过文件承担了部分责任。老十一表达这些意思的来信，被我们的父亲作为反面教材在家里传看了两遍。这是父亲要求的。他在第一次传看结束后又发现一些问题，于是在信的四周写上眉批，又让我们看了一次。遗憾的是我们都隐瞒了自己的观点，对父亲说了不真实的话。
我们的父亲在那些年里，利用几乎所有的空余时间啃着那本对人类社会影响深远的《资本论》。父亲将《资本论》手抄了一遍。这是在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九年间完成的。而且他还在这样的时候，向我们讲清了一个我们怎么也弄不明白的问题，马克思既然立志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何还要研究资本主义并且还要去炒股票。父亲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资本主义是这样，反对资本主义的主义也是这样。父亲审慎地用了“反对资本主义的主义”的说法，我们是从他那闪了几下的目光中相信了父亲这是在说他的组织。以父亲读《资本论》的劲头，如果他选择干别的事，譬如说铁了心做生意，也许会比老十一更为成功。我们公认老十一是个成功者，因为他选择的事业一点也不伟大，甚至连高尚都说不上，然而他做的一切，不只他自己，就是局外人都可以看得见摸得着。
我们的父亲是不是成功者，如果历史不愿评说，那就不会有人去评说了。
面对普遍使用与老十一相同标准的世界，我们只能为我们的父亲感到遗憾。
从来没有翻开过《资本论》的老十一，成功地运用了资本，这使我们也为《资本论》遗憾。
养育五个孩子对母亲来说实在太累了，糟糕的身体让她不得不提前退休。
做了几十年夫妻，母亲的状态已成了父亲行动的经常指数。我们的父亲在他的妻子退休后，终于不可避免地到达人生的分水岭，跌入以最高值为起点的不可逆转的衰退阶段。用他自己的话说，组织上要他到县外贸局当局长，说明组织上已经将他从第一线上往下撤了。父亲本来还有另一选择，先前关于父亲要去县里当副职的消息，被事实证明只是地方政治的一朵浪花，但父亲还是可以当专职顾问。父亲最终选择了外贸局的理由是，他将《资本论》通读了三遍。《资本论》通过我们的父亲在外贸局发挥了了不起的作用，三年里外贸局不仅还清了银行贷款，还净赚三百万纯利。
《资本论》在我们家不能说是毫无意义，但说它毫无用处则一点不为过。
母亲是我们的父亲进县城之前退休的。从嫁给父亲以后，她就跟着我们的父亲不断地在一个个镇子间调来调去。曾有人从一个镇子的供销社来到另一个镇子的供销社买中华牙膏，见母亲依然站在柜台里面当售货员，忍不住诧异，社会上的常规为何在母亲这儿不起作用，他们见母亲调走了，还以为是升迁之类的好事。我们的父亲在母亲遇到这辈子最大的困难时，才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因为他，母亲决不会永远只是供销社和食品站的售货员，是他让属下限制了母亲的发展。母亲工作三十几年后，只有三十几元退休金，在家里成了不明不白的笑谈。三十几元变成两三百元，全是退休后新出笼的政策所至，与毕生敬业的母亲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无关。说它不明不白是因为我们绝不是在笑话母亲，而父亲又不准笑话别的。直到有一天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资本论》，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自此一旦谈到母亲的退休金，就会有人说，如此简单的问题政治经济学都解决不了，还想解决什么全人类的幸福问题！如果说这话时旁边没有女性，我们这些男人肯定会在“幸福问题”前面再加上极其丑陋、却能表现某种力度的两个字：鸡巴。
刚退休时，母亲每月中旬就会乘上公共汽车，到五十里外的那个镇去领取三十几元退休金。对这件事，我们的父亲从不包办，哪怕可以顺路替母亲捎回来，他也不去做。他还不让我们帮母亲的这个忙，他说这是母亲往后感受组织关怀的唯一方式，不能无缘无故地剥夺她享受这种关怀的权力。父亲的这番话几乎成了真理。有一次母亲又去领了退休金回来，还没进门全家就感到了她那灿烂的笑容。母亲没料到在自己退休之后，工资反而一下子涨了几倍。她在家门前的小院里用一种只有年轻女孩才会有的表情，久久望着我们的父亲。这让我们完全有理由去想象，假如他们此刻真的年轻，会用哪种更动人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内心的激动。
这样的喜悦在家里洋溢了五个月之后，突然间消失了。
那天母亲下了公共汽车回到家里时竟是两手空空。她对家里的人说，他们都承包了，食品站里没有钱了。
随后母亲又跑了几次，情况越来越糟。
最后一次回来后，母亲对我们的父亲说，他们是在按《资本论》的理论搞，我没学《资本论》，你学了《资本论》，你去帮我交涉吧，我去一次就感到自己少了半条命。
我们的父亲想也没想就答应下来。
没过几天，他果然就将母亲的退休金全数领了回来。
我们的父亲这样做了一年多时间，直到母亲的六十岁生日，其中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在我们的眼里母亲六十岁时更像一个女人，她居然当着我们的面顾影自怜，深刻地说，女人一到六十岁就再也没有美丑之分了。接着她就向父亲道歉，说早知世界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她当初就应该成全父亲和罗甜。母亲还出乎意料地问父亲还记不记得那枚雪弗莱发卡。
六十岁的母亲说出雪弗莱三个字时，仍带着极浓的少女口吻。
我们的父亲一点也没有拦住母亲，不让母亲说下去的意思。他非常严肃地望着母亲，直到母亲将她想说的话全部说完，然后出其不意地鼓起掌来。
母亲对父亲的掌声突然反感起来：你不要总将那些东西搬到家里，你怎么就学不会别的表达方式。母亲的话来得很猛。这时候家里所有的女性都站在母亲一边，一致地说父亲应该对母亲说声“我爱你”。我们的父亲就是不肯说，他伸出手来要同母亲握手。家里的孩子们呐喊一声，纷纷围在母亲的身边，将母亲的手紧紧按住不让她妥协。闹了一阵，母亲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她挣扎着从孩子们那里抽回自己的手，紧紧地抓住我们父亲的手说，你是世上最好的男人，如果有来世，我不要组织介绍，再嫁给你一次！
也许母亲将自己的生日选择在秋天，一开始就是准备用沉郁来感动后人的。
傍晚时分，我们的父亲叫他的孙子外孙带着母亲到屋后的沙滩上去玩，剩下的人都在阳台上向着河流幸福地观看。我们的父亲第一次发出咳嗽声我们尚没在意。稍待了一会他又咳了一声。我们晓得他有话要说，刚要转身，就听见他吩咐我们继续向河里看，别让母亲看出这里在商量事情。父亲站在最后边，用他的每一个字将我们的后脑勺敲打得金星四溅。他告诉我们，母亲的退休金一直就没有真正发放过，是他从自己每月的奖金中拿出一部分来，谎称为领回了母亲的退休金。他一开始不肯对我们说，是因为我们晓得这事也帮不上忙，还会招致许多人干着急。现在他告诉我们是因为自己行将离休，到时候一分一厘收入全是明明白白的，瞒不过母亲。因此，他要求我们从下个月开始，每人每月给他寄回三十六元，等到哪天问题解决了，他会一并还给我们。我们的父亲坚信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他只是变相代表组织向我们借钱过渡一下。父亲要我们无论如何不许在母亲面前将这个骗局捅破。退休金事小，就算母亲从来没有这些收入，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也会尽心尽力地孝敬她，让她在晚年过得幸福。然而，母亲的那点退休金在事实上是对她这一辈子所作一切的最后决算。没有它，母亲这辈子所信奉的那些东西就会彻底崩溃。父亲声称这种事绝不允许发生在我们家里，毕竟刘家十几口人还没有谁面临他小时候那样悲惨的境地。我们要保护好母亲，母亲保护好了，也就等于捍卫了组织。
与我们的父亲那一代人相比，我们过的日子确确实实是幸福的。问题是父亲过的日子只存在他们的人生里。我们只能比较四面八方能被耳目亲自捕捉到的那些生活。在我们自己也面对孩子的教育问题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我们的父亲。就像近来孩子老说要吃绿色食品，要用粗粮将自己喂壮实些，我们怎么说也无法让他理解，那些野菜粗粮曾让我们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只能寄予他在将来自己领悟一样。
从一九六九到一九七六这几年间，是我们家极其难过的一道门槛。父亲母亲养育的五个孩子，在一夜之间长得人高树大，端起饭碗来比真正的大人吃得还多。为了尽量节省，全家人虽然仍旧分为两处住，锅灶却只有一处。爷爷脖子后面的肌瘤越来越高，他驼着背在租借的房子四周开出一些小块的菜地。因为我们不是当地农民，爷爷在亲手开垦的菜地里，洒了太多的汗水，那些草都不大愿意长的生土，好不容易被爷爷的汗水肥沃成熟地，生产队长就会毫不留情地派劳力和耕牛来，在上面种上可以为他们增加口粮的庄稼。一九七〇年春节没过完，父亲随身带着的《资本论》还在家里放着，房东家突然失火。租给我们家的两间屋子同他们的新屋隔着一丈远，按理是烧不过来的。但那火硬是邪了门，跳着烧了过来。那种旧房子没事都怕它垮下来，出现这样的事，爷爷哪会让我们跑到火里去抢东西，万一被什么东西掉下来砸死一个，那比什么损失都大。我们慌慌张张地什么也没抢出来，就只大姐随手拿了那本《资本论》。为此，母亲咬牙切齿地将大姐恨了好几个月。母亲觉得，大姐哪怕将自己那双前脚趾、后脚跟都补了补丁的袜子带出来，也是天大的幸事。大姐心里觉得很冤，因为大姐本来是想拿出从别人那里借来的《红楼梦》，她不敢说出来是因为害怕父亲的家教。
那时，我们的父亲已被贬到县汽车配件厂当工人。
年假过后，我们的父亲无法按时报到上班。三个大孩子和爷爷没有地方住了，只好暂时挤在父亲母亲和老四老五住的地方。与愁眉苦脸的母亲和爷爷截然不同，父亲在那些日子里对我们特别亲切，每到开饭时，他就带上我们去区里的食堂，让我们放开肚皮痛痛快快地吃个滚瓜圆。父亲还叫母亲别担心太多，越是艰难的时候做大人的越要给孩子们信心，这是他自己从前过苦日子的心得。父亲相信组织会出来为我们家分忧解难。组织上还没动静，厂里的工人先来了。这一辈子我们忘记过很多事，并且将会继续忘记许多事，我们决不会忘记的是那只伸到父亲面前，只有三个指头的手掌上，摊着的五十元零三角一分钱。父亲管那个人叫六师傅，一开始我觉得他的姓很怪，后来才晓得，厂里的冲床从他的两只手上绝对平均地分别冲掉了两个手指，大家就给他取了这样的诨名。母亲望着六师傅的手，眼泪都快掉出来了。她刚想伸手去接，就被父亲从中拦住。
我们的父亲说，六师傅，这个钱我们不能要，请你别见怪，我们是有组织的，有困难了，组织会替我们解决，你们这样做就是个人恩情，将来不还不行，一还起来就有可能违反组织原则。
六师傅很生气说，父亲这是在往窄处看他们，扔下钱要走。
六师傅一甩胳膊时，我们的父亲只捉住断指旁的那个指头。
小妹在一旁惊叫，让父亲别再弄断了六师傅余下的指头。
一九九七年年三十下午，我带着孩子们在县城里到处寻找卖鞭炮的。父亲和母亲都提醒过我们，除非穷得没办法，否则这时候是不会有人仍旧开门做生意的。大街上很冷清，连行人都难得碰见。已经非常苍老的六师傅守在一堆爆米棍前，用昏花的眼睛吃力地朝着我们张望。我有些不敢认，正好他抬起手来揉了揉自己的眼睛，那些没有变化的断指使我的记忆顿时明确起来。六师傅已经不认识我了。我掏出五十元钱将他的那些货全部买下来。六师傅搜遍全身，用一大堆毛票子凑齐了要找的钱。我没有收，让他继续留着，将零钱全找走了，生意就不好做了。六师傅非要给，逼得我不得不说，这些年来，一想到从前的事，我就恨不得跪在六师傅面前磕几个响头。六师傅拿着找不出去的零钱，连连向我弯腰道谢。我羞愧地说，我们全家这辈子也谢不够你。孩子们不肯拿上我买下这许多的爆米棍，他们不屑吃这些东西。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无效，只好告诉他们如果不将这些东西拿回家吃掉，今年过年谁也别想得到一分压岁钱，他们才无奈地拿起那些爆米棍。回家后我本想让父亲给这些孩子讲过去的事，但母亲要我们别在父亲面前提六师傅。为了六师傅那没有着落的生活，无能为力的父亲已经好几次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了。母亲说幸亏当年没有要六师傅他们的钱，否则我们的父亲不急死也得羞死。那么好的工人也落到这样的地步，叫人说什么好呀。
那场火灾之后的第二个月，区里的食堂就不顾我们将来心理和生理是否健康，坚决不让那欠了很多的伙食费再增加下去。
爷爷在家里失火以前就不再放鸭子了，他帮母亲照顾我们比放鸭子还累。区里的食堂拒绝我们后，爷爷就出主意让我们吃野芹菜。刚开始母亲还挺着不同意，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母亲只好让我们天天在家用爷爷从水沟里割回来的野芹菜煮粥充饥。弄得同学们都嫌弃我们，说我们身上有股打屁虫的气味。家里的男孩还好一点，只苦了大姐她们。她们宁肯饿肚皮也不肯再吃芹菜。爷爷也过意不去，当年那么苦他也很少让自己的儿女吃野芹菜，而我们竟然吃了整整一个夏天。除了吃之外还有穿的问题。像大姐她们是不能露着肉出门的，不然就会要了她们的命。爷爷要母亲想办法借上十元钱给他，他要瞒着我们的父亲偷偷回一趟老刘家垸。爷爷在老刘家垸待了十几天，他用那些钱从同宗同族的人家那里买了一些棉花，由老刘家垸的女人帮忙用纺车纺成线，再在我们父亲用过的旧布机上，一个人没日没夜将那些棉花织成叫做土布的粗布。爷爷不肯对老十八他们讲实情，他不愿让老家的人晓得出息了的父亲竟如此落魄。老十八他们以为我们的父亲仍在受着红卫兵造反派的欺侮，嚷着要带上老家的人去山里，荡平那些王八蛋。老十八只是老家里一个喜欢出头露面的人，在他的背后还有一些不肯抛头露面的乡村贤哲。他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看看眼色，听听话风，无需多问就晓得我们家一定有了灾难。爷爷回来时，老家派老十八挑着一只沉重的担子跟着爷爷上了长途汽车。
从老家来的沉重的担子，给了我们久违的温饱。特别是那些腊月里用打杵打出来，每天坚持换两遍水浸泡，天气再热也新鲜如初的糍粑，让我们饱尝饥饿的肠胃，有了往后所有岁月里都不再有过的满足与舒适。母亲将爷爷亲手织成的土布用五分钱一包的染料染成蓝色和红色，蓝色的给我们男孩子做衣服，红色的给大姐她们做衣服。老十八回老刘家垸之前，在一处山坡上为我家开垦出一大块荒地并且亲手种上黄瓜、茄子、马铃薯和南瓜等能填饱肚子的蔬菜。他还跑去找当地的生产队长，不知他是如何同人家说的，直到我们从这儿搬家走了，这块菜地才被生产队收走。
我们的父亲在工厂里处在半监管状态，只能一个月回一次家。
在他下一次回家之前，母亲对我们全家人进行了一次很严肃的训话，她告诉我们，谁也不许向父亲泄露家中的秘密。母亲要我们向《红岩》中被关在白公馆、渣滓洞里的那些人学习，否则——母亲没有将那种对我们产生巨大威胁的意思明白地表达出来，这让我们更加恐惧。我们背着母亲猜测，谁若向父亲说了真话，母亲会采取何种惩罚措施，结果大家一致认为，最大可能是让我们天天吃野芹菜并且不放油盐和辣椒。这一点是大姐首先想到的。她还没有说出来，自己就开始恶心，捂着胸口想呕吐。我们还想过母亲会不要我们，将谁送给别人。对这一点我们都不怕，因为在那一阵所有人都比我们的日子过得好。我们十分羡慕别人家的孩子，天天拿着一块香喷喷的锅巴，站在自家门口津津有味嚼着的样子。
我们的父亲回家的那两天里，我们异口同声地对他说，组织对我们家真好。
父亲抚摸着我们身上的新衣服，眼睛里溢出一层泪花。羡慕我们真是赶上了好时光，这是刘家多少代人都没见过的因祸得福的奇迹。
母亲对我们的父亲说，组织上给家里补助了两百元钱。
我们的父亲哪有不相信的道理。
我们的父亲对组织的感谢全用在实际行动上。在经历一个不眠之夜后，他郑重地同母亲商量，为了表示对组织的感谢，他要将每月交给组织以象征自己身在组织的钱，由五角提高到一元。母亲没法拦阻，她只能捏着自己的鼻子吃下那难闻的东西。
火灾之后的第三个月，区里派人将母亲叫去，发给我们家二十元救济款。
流传在家里的美丽谎言还没有结束。
为了对付五个孩子青春成长期那近乎贪得无厌的胃口，母亲在那几年里放弃了控制家庭财经的权力，而将它交给了爷爷。她不同我们一个锅里吃饭，自己在单位食堂就餐。我们确信，这个主意来自我们的父亲。只有他对我们成长的困境从来就没有过半点同情，反而不时要说上一通，若是倒回去二十几年，能讨着米要上饭就是了不起的大幸福。母亲绝不会想出这种馊主意，她宁可抱着自己的孩子天天大哭一场，也不愿忍受这种看不见的折磨。在我们分开吃饭的日子里，母亲经常在我们刚刚上床睡觉的夜里，拿回一只早餐时省下的馒头，掰成五瓣，坐在床前看着我们眼都没眨一下就将它吞了下去。母亲那时总说我们是从饿牢里放出来的。爷爷是过来人，他晓得当年那么苦的日子没有将父亲他们饿死，就更不会饿死我们。他用在林老大家织布的经验来组织我们的每一餐饭。刻板的日子是经线，有限的食物是纬线，我们的欲望既是这两根线交织成的那个点，又是这两根线交织成的那个空。四个点围成一个空，四个空围成一个点。黄冈老刘家垸的土布是哲学织成的，点为实，空为虚，虚实不仅相间，而且还相辅相成。只要饿不死，就能长大成人。爷爷在我们的饥饿面前表现得冷若冰霜，从不为之所动，而放弃他早已计算好下锅米的数量。当我们明知故问地问他锅里还有没有饭时，当我们有意对他说我们还可以再吃三碗时，他都会告诉我们下一餐再吃吧。
特别可恶的是，我们的父亲每次回来，爷爷都会明目张胆地让他多吃一些，而且还要对我们讲其中的道理。爷爷早就将自己的儿子当成了自己的主心骨，他还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我们。我们的父亲是不能因为一些小事而分心的，到处都是政治斗争，哪一点上没有集中精力，就会导致滔天大祸的降临。爷爷所言无异于我们父亲口头禅的翻版：家庭也是组织，是组织就要有核心，任何时候只有确保核心的稳定，这个组织才不会涣散。我们根本听不进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哪天能饱餐一顿那可真是天大的幸福。为此我们在私下里酝酿了多次，准备推举一个人出面对父亲说，我们不要组织，我们只想吃饱喝足穿暖。但在父亲的威严面前，我们无人敢当出头鸟。一九七〇年冬天，刚刚恢复职务的父亲突然因胃出血住进医院，听医生说病因是饥饿。父亲的饥饿是因何而来我们当时不得而知，只听母亲说他苕得都不晓得顾自己。后来日子好过了，也就不记得去深究此事。
我们父亲的胃病前后拖了两年，正当病情出现好转，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水席卷了县内大部分好田好地，几千户人家失去了住所。我们的父亲对母亲说，组织上很困难，得帮一把。父亲要将他和母亲两个月的工资拿出来交给组织。父亲和母亲一个月工资加起来正好一百元，两个月的工资正好是二百元。
我们的父亲说，他晓得家里日子艰难，所以不多给，就将前次补助的钱还回去。
父亲的话让母亲有口难言。她呆呆地盯着父亲，两天两夜没有说一句话。
那年秋天临近开学时，母亲没有像往常那样为五个孩子的学费发愁。到了开学的前一天，她突然将大姐、弟弟和我叫到身边，一人给了一张表格，让我们开始自食其力。那一年大姐整十八，我十六岁半，弟弟十五。大姐原本是有希望被推荐上大学的，县里几个领导都曾间接地表了态。大姐填写的是下乡当知青的表，母亲用大姐的下乡为我和弟弟换来两个招工名额。三个人在惊讶一阵后都在心里暗暗高兴，反过来劝眼泪哗哗的母亲。爷爷在一旁叹息说，你们这下子可出头了。他要我们离家后的第一顿饭一定要吃饱。我们的父亲照例不会一开始就露面干预这样的家事，他在我们离家的前一天才正式对我们发表讲话。
13
受小时候所看的那些书的影响，我曾经一度坚信，信仰对于个人是毕生的事，是不可改变的。
我们的父亲在离休前后那段时间，对连续两次专程来商量，为老刘家垸刘氏家族续写家谱的老十八所表示的态度，让人不无敬佩。父亲说小小刘家垸，小小刘氏族，小小刘老头，曾经连自己的命运都把握不了，哪有为自己树碑立传的资格，只有组织才可以出书入史。老十八忍不住要将当年组织上与老刘家垸的人，在对待我们家所受灾难时的表现，给我们的父亲来个对比。
母亲十分坚决地阻止了这种率性的行为。
母亲将大姐谈恋爱的经过说给老十八听。
大姐在知青点上遭遇初恋时，曾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对方也是知青，是从省城下来的，一年当中剃不了一次头，天气热得死狗时，脚上穿着一双劳保皮靴，地上要结冰了，却将一双人字拖鞋光光地夹在脚缝里。大姐喜欢他吹得一手好口琴。我在县里组织的文艺会演上见识过，坐在我身边的那些女孩子，一见到化过妆的他，就吃吃地小声议论不休，有人还会因此无缘无故地红起脸来。他故意不用嘴，将一把口琴夹在鼻子上，吹出来的曲调仍旧无人能比。大姐那时被一叶障目，口称海枯石烂山崩地裂也不改变心中的爱情。是父亲劝母亲多给大姐一些时间，让她自己去想、去承受这一切。云开日出，水到渠成，大姐后来幡然醒悟，验证了父亲的话。那个会吹口琴的知青被招到县剧团后，因为同时与县剧团里的两个女演员、县车队的两个女售票员谈恋爱，不到一年，就被剧团开除，让他回省城去了。这些事都有恋爱信作证，开除他的文件上，用引号引用了其中不少内容。那时候，这样的事并不多，只要有发生，就会迅速用文件传达给每个干部职工。
母亲在很多时间里极其像是给父亲当学生，到头来又因自然规律，像学生的母亲必然会超越像老师的父亲。所以当组织真是我们父亲的一部分时，母亲不管时下情形如何，都会以最大的韧性来承受。这一点正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
我们的父亲对组织的痴迷表现几乎无所不在。发大水的那一年，我们家无论如何也度不过少了两个月工资的日子。在毁灭父亲的信仰与毁灭我们的学业两种选择上，母亲选择了前者。学校开学后，几个相好的同学来与我们告别。粮管所的那几个爱打篮球的男人，挑逗着要与我们再来一场比赛，并说我们一走，我们这一方就再难组成一支球队了，那么我们就永远是他们手下的败将。我们几个伙伴同粮管所的这些大男人打了几十场比赛，从来就没有赢的记录。可当我们与他们单打独斗比着玩时，他们没一个能赢我们。那天下午比赛时，父亲在一旁只看了半场，便毫不客气地预言我们必输无疑。结果我们真的将不胜记录延续到最后。
我们的父亲说，粮管所那些人有一个组织，而我们是一盘散沙。
对于有关组织的预言，我们的父亲一直没有出现错误。
江家冲水库救险后不久，那场席卷而来的红色恐怖让父亲坠入更深的险境。并非完全是老十一刘声东瞎说的缘故，这样的时代对于父亲这样的人来说，打骂与批斗其实都是很正常的。父亲对老十一的不原谅，部分原因是来自与老十八的对比。那些到老刘家垸调查父亲底细的人，被老十八和老家的其他人撵走后，在省城找着老十一，没用多少气力就获得了他们想要的炮轰我们父亲的弹药。那些人在镇里所有临街的墙壁上写着我们的父亲名字再打上鲜红的叉叉，他们在大字报上用才华横溢的语言，将我们父亲当年对雪弗莱轿车的喜爱描绘得入木三分。
我们的父亲读过其中一些大字报后，毫不犹豫地指出，一定是老十一在背地里胡说八道。
我们家的男孩那一段特别崇拜父亲，不管形势怎么恶劣都没见到他向谁低过头。一九六七年的春天特别冷，我们的父亲每天一大早就被人揪出家门。父亲一走我们就远远地跟上去，防着他出现万一。最冷的那一天，区里开万人大会，一个接一个的人上台用高音喇叭控诉我们的父亲。那时我们对老十一所揭发的父亲的那些历史还不大清楚，我们只晓得关于父亲霸占着区里的自行车，就连上厕所时都骑着它，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当年最流行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井冈山上的人曾经有过对长官骑马的不满。在我们童年的视野里，也曾发生过上万人对我们父亲骑着区里的自行车的不满。奇怪的是现在，国老师诅咒过的轿车，一群群一阵阵一批批，放肆地游荡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说点什么？这让我想起了那一年的五月十九日，在北京的工人体育场，中国国家足球队输给了香港足球队后，有人评说闹事球迷的话，假如我们的足球输了以后，所有看球的球迷全都彬彬有礼地站起来，温文尔雅地握手道别离去，那世界将如何看我们。这话里的意思不想没事，一想就会被自己吓得毛骨悚然。当然这是我的感觉。最近省里枪毙了一个挥霍公款达一亿几千万人民币的厅级干部，城市的街头巷尾竟无人怒吼，如此麻木也让我感受到一种奇怪的阴凉。从我的这些感觉出发，我得说我必须感谢我们的父亲。还有那个当街拦住前任县委书记座车的王伯伯。
我们的父亲对我们当年的提心吊胆不屑一顾，他认为万人大会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考验。万人大会开得正紧张时，老十八突然带着十个人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他们显然是早有准备，径直冲到台上，架起父亲就跑。这种近乎暴力的形式，在我们这儿还是头一次发生，那些想让父亲遗臭万年的人一时间不知所措。沿长江一带的黄冈人一向好斗。老十八他们的样子更像敢死队员，一万个开会的人被十个不让开会的人吓住了，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父亲被从鼻子底下抢走而毫无反应。老十八还用广播喇叭大声说，一辆自行车只能算个屁，你们还好意思为这事开批斗会，有种的就学老子，专门斗那些坐轿车的人。
老十八他们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不该只想着方便撤退，而从黄州城里抢了一辆黑色上海轿车。
我们的父亲一开始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顺从地走到那辆黑色轿车旁。
老十八打开车门叫他钻进去时，顺口说了一句，我们的父亲当区长当得太窝囊，他要我们的父亲坐着黑色轿车壮壮士气，抖抖威风。父亲醒悟过来，痛斥老十八这是将他往棺材里推。老十八要父亲回老刘家垸去避一避，那里不会有人伤害他，也不可能有人伤害他。父亲甩开老十八依然回到会场。他站在先前的位置上对着台下的人大声说，自己是组织的人，组织没叫他离开，他绝对不会离开，哪怕有十把刀子架在脖子上也没用。
批斗我们父亲的台子搭在镇里唯一一座三层楼的楼顶上。三层楼背后的那片舒缓的山坡就是会场。缓过劲来的人空前的激怒，他们一阵阵地呼喊口号，说我们的父亲在这种时候还想过糜烂的生活，还想坐雪弗莱轿车。母亲当时正在台下被两个女人强行控制着随同与会的人一道挥舞手臂。母亲同父亲一样对台上那些人的种种揭发不屑一顾。哪怕他们说我们的父亲喜欢漂亮的女人，当年曾被另一类人中的罗甜迷得神魂颠倒，母亲也丝毫没有生气，甚至还在心里暗暗地得意。当那些人将雪弗莱轿车的梦想强加我们的父亲时，母亲才感到大事不好。果真我们的父亲开始在台上大声同那些人辩论，声称自己从在监狱里认识国老师后就发过誓，要将这种轿车当做埋葬阶级敌人的黑棺材。那些人一致攻击说，父亲是个骗子，还要我们的父亲骑上一头作为雪弗莱的母猪绕场一周。
我们的父亲出乎意料地展示了他在那个时代所能创造的唯一奇迹。他告诉那些人自己要从这座楼上跳下去，如果关于轿车的事他没有说假话，落地之后身上就不会有半点损伤，否则不管伤成什么模样都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的父亲从三楼顶上飘落下来，一万多人中只有母亲没有发出惊呼。
我们的父亲落到地上打了一个滚，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又自己顺着墙壁上搭着的梯子爬回到三楼楼顶上。那些人还真放过了我们的父亲。
正是从这一天开始，这场运动在父亲所在的区里发生了质的改变。我们父亲为证明自己清白的极端做法，对这种变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些人居然要求镇里所遭到批斗的人都从三楼楼顶上往下跳。这一点成了父亲后来所写检讨书中的主要内容。父亲还将老十八的小农意识和封建主义的残余思想一并包下来做了检讨。
我们的父亲在外贸局局长的位置上一直顶着不肯买轿车，快六十岁的人，要到县城之外的地方去，总是叫上一辆东风大卡车。许多人都对他说坐大卡车的成本比坐轿车的成本高。父亲的计算方法同他们不一样，他将人的思想都记入成本。父亲正式离开工作岗位时曾郑重地对继任者说，我们不能养那么多的车，养多了就会祸患无穷，父亲的原话里有这样一句：我们哪一天买轿车，那一天就是垮台的开始。
我们的父亲再次一语成谶。
扛着钓鱼竿的父亲看着那辆比县里最漂亮的女人还吸引人的蓝鸟驶到继任者的家门前，司机还打招呼要父亲上去坐坐过把瘾，我们的父亲像盯水面上的浮标那样将蓝鸟看了好久。扛着钓鱼竿的父亲又亲眼看到那辆蓝鸟被债主气冲冲地开走，我们的父亲还听到债主说，下次再来就要封房子。
往后的事我们不大清楚了。
我们没有理由不认为我们的父亲不同于那些出入老干部活动中心满面春风的老人。
有一次，我去邮局给我们的父亲寄钱，协助他继续隐瞒母亲的退休金依旧没有发放的事实。一个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男人，也在办理汇款手续。那人同营业员有些熟，一边做着业务一边聊天。当听到汇款人说自己的父亲离休后县里不给发养老金时，我不禁心里一动。回家后，想了一阵仍然忍不住给父亲母亲打了个电话。他们断然否定了我的担心。我提醒过父亲，问他会不会也对我们采取三十六计中瞒天过海的手法。
我们的父亲充满浩然正气的回答，让我在别人看不见的电话这边无地自容。
我们的父亲责备我的这种念头实质上是对组织的不信任。
回想起来，一九九五年春节的气氛里，我们的父亲身上有一种快要熬干的滋味。
14
母亲催我们国庆节一定得回家的电话怎么想都有些多余。早在一九九五年过年时我们就商量好了，一九九九年国庆节，只要天不塌下来，刘家所有的人都得回家过节。这事的起因还是老十八。正是他在那年过年时说，我们的父亲四年后的生日正逢国庆节。
老十八的预报让我们的父亲都有点吃惊。
大姐赶紧找来万年历，翻开一看果然没有错。
老十八及时补上一句，到了这一天，可是国家有喜，刘家有喜，喜上加喜，双喜临门。
这话让我们的父亲笑了。印象中，父亲一生中最动人最好看也最开心的笑容，是在大姐小时候出现的。那时候的大姐每逢节日就会穿着花裙，带着学校里的其他女生上台唱歌跳舞。我们的父亲不管有没有时间去看大姐演出时的样子，也不管是事前还是事后，只要听说有大姐唱歌跳舞这件事，就会哈哈大笑。多少年过去了，我们的父亲居然还能笑出与当年媲美的模样。
那一天，我们父亲的笑容让全家十几号人如沐春风。
母亲给她的所有儿女都打了电话，讲清自己的意思。
母亲这种大张旗鼓的做派也是从未有过的。
在同大姐小妹等联系后，越发觉得家里一定有事在瞒着我们。
我的本意是想弄清楚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孰不料这种念头竟导致自己同刘声东走到一起。
就在我往县里打了两个电话都没有找到人准备打第三个电话时，老十一的秘书将我的电话铃拨响了。女孩的嗓音让我以为在外住宾馆接电话时，经常遇到的那些操持风月职业的女子，将业务范围扩展到了居民楼。听说是刘总找，我心里立即意识到是老十一。接下来同我说话的人果然是老十一，他希望我能从书斋里出来换换思想，跨过长江，到江南来面谈有关我们父亲的一些事。
这样的理由让我无法拒绝。况且老十一还派车到江北来接我。
老十一的妻子紫貂化妆后的样子，让我情不自禁地想到那种也叫紫貂、别名叫乌鼬、土话叫貂猪儿的小动物。老十一很快就与她谈妥，过完国庆便去同济医院生殖研究中心接受体外受精手术。这个二十出头的女孩，答应老十一后，故意对我抛了一个媚眼，问我为什么不叫她阿姨。
紫貂说，未必你还不如从乡下来的老十八懂礼貌，他都叫我十一嫂。
我说，你现在这样子，放在你出生的年代，所有人都会叫你阿飞。
我本该叫十一婶的紫貂笑着说，叫阿飞有什么不好，挺酷的。
我问紫貂是否晓得什么叫貂猪儿。
紫貂同如今最流行的女孩一样，既会惊，又会诈，就是懂的东西也要装作不懂。
老十一笑着对扭头向自己求助的紫貂说，貂猪儿是乡下的土话，说的就是你。
紫貂嗲起来，你这个乡巴佬，你才是貂猪儿。
老十一捶了一下腰，并对我笑了笑，不等紫貂的背影完全消失，他就问我是不是不习惯这样的女孩，老十一诚恳地说，刚开始我也不喜欢爱野的女孩，后来才体会到，床下野一点，床上才能味道十足。
说完紫貂，老十一便开门见山地问我，有没有见过县里新来的“大老板”？想见的话现在就可以安排，“大老板”正在我的贵宾室里休息。二月底，他派来几批人来同我谈判，我都没兴趣。你家后面的那座桥，本来就没多少赚的，这么多年，换了几拨人，哪一个会艰苦奋斗。我才不会上当陷进去，真要修桥积德时，我会另起炉灶修座新桥。没想到这家伙有点本事，亲自来同我一说，还真被他煽起一些火来。我说只要沙河大桥能在五一节前通车，哪怕亏本，我也会到你们县里去搞一个项目。没想到那种破桥，被他如期弄通了。这次他来，是要同我作最后的敲定。他将整条沙河的旅游资源开发权全给了我，我请人算了一下账，头三年要赔，接下来三年持平，熬过十年，就有大钱赚了。我只比你伯小两天，你伯离休十来年了，我还在奋斗。没办法，我们不是一条活路上的人。有时候我也想，都七十几的人了，为什么呀！说穿了，还是为了一口气。你伯不服我，我还不服他哩！你伯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可我就不信自己比他差。你听说没有，试管婴儿出现多胞胎的几率极高，说不定明年这时候，紫貂会一胎生出六个儿子来。这种话不能在紫貂面前说，那会吓得她子宫下垂。我和你伯的看法不一样，你们县新来的老板是个有想法，能干事的人，他能认准我就说明他有眼光。我的钱是我个人的，与国家的钱不同，放出去一个，少说也要收回一个半。所以我是不会搞什么形象工程的，我要赚沙河的钱，就得将沙河开发成一座金矿。也要让你伯看看，我老十一做人确实比较狡猾，但我不像先前那些打着政治旗号，下来捞政治资本的人，那些人是一蟹不如一蟹，我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你真的不想见县里的“大老板”？你伯只是犟，你从哪里学来这一身的迂腐？街上有那么多捡破烂的，哪一天都会碰着，你没有觉得丢人吧！见见吧，我已经同“大老板”提起过，他也晓得你。正好我也过去看看。别看贵宾室是我的，也不能想去就去。宾馆里的总统房，总是空的，我这贵宾室和总统房的标准一样，但是天天没得闲。你去见识一下有好处，别处说要什么有什么，可能会是吹牛，在我这儿只怕是没说够。
同所有新富人一样，老十一也喜欢刚见面就用什么都敢说的做派来打场子。
我坚决地摇了摇头。老十一只好说，不见就不见，有事就让我来替你们摆平。
老十一突然切入正题，你伯的离休工资已有一年多没发了。
我大吃一惊，这不可能。
老十一说，这就是我这种人同你伯他们的根本区别，在我的词典里，不可能这个词已经找不到了。
老十一同天下的生意人一模一样，每句话都留着关子，不彻底说明白。我问他的消息来源，他却开始大谈家谱。他对老刘家垸刘氏宗族的派号倒背如流：昌文尚一，世有大兴，宏开宗孔，永振家声，遵先启后，长发其祥，希圣与贤，为邦之光。从老十一嘴里迸出来的三十二个字，如同珠玑落进玉盘，比老十八说的动听多了。从他那里我得知，老家正忙碌着准备修宗祠，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从前的家谱。这一点我早就晓得，正因为要修宗祠，正因为没有家谱，老十八才老找我们的父亲，想让父亲发话重新写一部家谱，这样宗祠也就有了奠基的理由。急不可耐的老十八他们甚至还有让我们的父亲当新的一世祖念头。这是老十八的说法，实际上就是用最大的字，以我们的父亲的名字开头，在想象的家谱上独占第一页。
我耐心地任由老十一驾驭自己的舌头天马行空，并揣测当下做老板的人，口袋里最少该有多少钱，才可以如此目空一切。
七十多岁的堂叔，终于从我的目光中发现了好久没有遇到，让他觉得陌生的东西。
老十一问我，为何要用如此奇怪的眼神看人。
我没有回答是因为我晓得老十一并不需要回答。
果然，老十一只停顿了不够说一句话的时间，便又冒出有关新一世祖的话题。
老十一显然晓得老十八先前的言行。如果找不到从前的家谱，就应该由有能力使老刘家垸刘氏宗族发扬光大的人来当新一世祖。老十一说，看来只有两个人能担当此任，一个是你伯，一个是我。不过你伯现在自身难保了，他连自己的离休工资都领不回来。他进一步用诚恳的语气告诉我，他可以将我们父亲的离休工资承包了。
我不相信我们的父亲将会成老十一的竞争对手。
老十一要我等着瞧，这一天马上就要到来，可能就在今年国庆之后。
同我们的父亲一样，我对一世祖不感兴趣。我问老十一，他有什么办法解决我们父亲的离休工资问题。老十一从抽屉里拿出支票本扔到大班台上，他说他了解现在的老干部，要钱事小，要面子事大，所以他可以将钱打到县财政局的账上，再由县里照常发给我们的父亲。对外不说捐献，也不说是赠送，就说是开发沙河旅游项目的税收。
一时间我无话可说。
老十一将手机递到我的手上，要我现在就同家里打电话，试试他对我说的这些是不是真的。
我拒绝用他的电话。
我拒绝吃他的午饭。
我还拒绝他要我重阳节同其一齐回去祭祖的邀请。
做这些时，心里想着这是代我们的父亲而为之。
对为我们的父亲支付离休工资的设想，老十一表现得极其认真，再三再四地要我好好考虑一阵，先别忙回绝。他再次说到我们的父亲用不了多久就会同别的人一样，迷上续家谱这件事。因为人必须有精神寄托。老十一说精神寄托时我情不自禁地笑了。他更加认真起来，说他们这种人其实比谁都重视精神，只是一般的人不太了解他们的精神是些什么。到节骨眼上，他又不往下说了。不过这次他显然给了足够我回味的空间，静静地没有转移话题，他们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我从老十一那不易被人察觉的奸笑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送我离开江南的人是紫貂。在路上我有些恶毒地故意问她，是否真的决定生一个试管婴儿。那是一辆白色的广州本田，听了我的话后，紫貂开着它连闯了两次红灯。在吃了一名摩托骑警的罚单后，紫貂镇静下来，像是以毒攻毒回答，愿意同她睡的男人哪儿都能找到，干吗要让穿白大褂的男人，用铁钳子弄来弄去。紫貂说话时又给了我一个媚眼，问我想不想帮老十一这个忙，她可以现在就将车开到东湖边上的树林里，就在后排座上。紫貂断定我没有同女人在轿车的后排座上做过爱，在所有可以做爱的地方，老十一最喜欢的就是后排座，要是有人扒在车窗上往里看他更高兴。紫貂要我回头看看，后排座上有块精斑，那是上个周末，老十一同她一起去郊外兜风时留下的记号。紫貂越说越放肆，头一回同老十一做爱，还以为他吃了伟哥，随后的第二次、第三次，以及后来三天两头在一起，这才晓得，老十一上床之后用的全是真功夫。我越听越不对劲，终于明白紫貂是在羞辱我。
白色本田已经在桥头收费站交了过桥费，油门一轰就到了长江二桥正中央。我叫了一声停车，然后使劲捶着车门。白色本田发出的异常声音，引来守在桥上的一名骑警，他和我们并排走了一阵，紫貂放下车窗玻璃，妩媚地冲着他笑一笑。骑警不放心地绕到车的右边，我也朝他笑了笑。下了桥还要走十几站路，我不想说话，紫貂也没再开口。白色本田到了我住的小区后，我一甩车门扬长而去。刚到家，就听到电话铃在响。拿起来一听，正是紫貂。你瞧不起我不要紧，你不要瞧不起刘声东，你不晓得他有多可怜，自从同他睡到一张床上，每天夜里都要听他在梦里被人追杀，让人折磨，发出来的哀求声。我还不敢对他说，越说越做噩梦。你晓得梦里追杀他、折磨他的人是谁吗？是你伯。我至少听过一百回，他叫着你伯的名字，给你伯磕头，要你伯放他一条生路。他娶我也好，要我生个试管婴儿也好，都是因为他心里虚，需要一个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在身边晃来晃去。紫貂的话突然断了。我走到窗前。那辆白色广州本田还在我家楼下停着。周围没有任何动静。
我正要回到电话前打紫貂的手机，白色广州本田里传出一阵震耳欲聋的音乐声。
音乐声一起，白色本田轿车箭一样蹿了出去。
留在窗前是那首被卡朋特唱了多年的《昨日重现》。
我还是拿起电话，打回县里。
母亲惊讶的语气让我相信，她的确不晓得父亲的离休工资已有一年多没有正常地发放。我们的父亲从未脱期，每月按时将离休工资交到母亲的手里。我立即想到，能帮父亲将这事做得天衣无缝的人只有大姐。大姐说过她有些积蓄。母亲还反问我，你伯的工资怎么可能有人敢不发给他呢？
就在这时，电话里传来我们的父亲的吼叫声，隔着千山万水都能清楚地听到。
我们的父亲在院子里砸破了一只花盆，他将那只花盆抛向空中，待其落地后才大声说，他们又买新车了，嫌福特不过瘾一人弄一辆雪弗莱。父亲所说的福特是奥迪轿车，雪弗莱则是红旗轿车。如果不是母亲在那边不声不响地将电话挂断了，我们的父亲发出的惊天动地的声音完全有可能将电话零件震坏。
我的电话还是近乎于出了毛病。
半夜里，妻子递过铃响之后的话筒，用一副醋醋的目光盯着我。待我从电话里听出对方是老十一的妻子紫貂后，终于冲着电话叫了一声十一婶，好让妻子消除疑惑。紫貂没什么事，只是觉得心里有种空前的忧郁。她刚同老十一做过爱，并且头一次感到无论心理生理都不满足。在车上说的那些，都是去年的事，一到今年，特别是老刘家垸的人开始实质性地张罗续家谱后，老十一的身体与精神明显萎了许多。紫貂说她第一次见到我后，曾同一帮朋友议论过，大家公认不同文人来一点浪漫的，是做女人的一辈子错误。现在她不这样想了，起码在给刘声东生出一儿半女之前，是不会做任何非分之事的。她已经铁了心，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为刘声东生个儿子。紫貂说完自己要说的，就将电话挂断了。
我刚躺下，电话铃又响了。
这一次是老十一本人，他同我说话时，我一直在想他们两口子是不是分床睡。
老十一推荐一篇文章让我看，他还在电话里念了一段，文章说前苏联垮台的原因是，大批当权要员迫切想将手中偷偷聚敛的黑色财富，变为公开的个人财产，所以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反而比反对派还反对派。念完文章，老十一在那边咳了两声，随之就有一串忙音传过来。
电话第三次响铃是因为大姐在那边发了急，她一听清是我便迫不及待地责骂，说我一点头脑也没有，做事不分青红皂白，弄得母亲心情不好。父亲的确有好长时间没有领到离休工资了，父亲只找大姐帮忙是因为大姐一向不大过问家庭以外的事，遇到难办的问题除了流眼泪不会再有别的想法。我们则不一样，哪怕是山沟里有头牛哞了一声，也会往全世界联想。所以父亲不想让我们晓得。大姐说母亲对此事极为难过，趁着我们的父亲短暂地走出院门时，还在电话里哽咽不停。大姐将我数说一通，终于挂断了电话。
我正要喘气，突然全身一震。
电话铃不仅第四次响起来，接下来还有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
第四个电话又是那既是乌鼬又是紫貂更是貂猪儿的女人紫貂打来的。她说她越想越觉得貂猪儿这名字好，不同凡响，还挺性感，她打算往后做爱时，让老十一用这名字来叫她，一定会很刺激的。她渴望高潮，不管是性生活，还是非性的生活，她都不喜欢索然无味的低潮。看来紫貂的思想还处在急剧变化的临界点，刚才还是雄心勃勃，豪情万丈，要做老十一的救世主。转眼之间，又回到绝对的欲望世界，相信世界上只有做爱时的快感才是真的，连金钱都觉得是假的。
第五个电话当然是老十一打来的。他想起一句话，非要同我说说才能入睡。老十一很同情我们的父亲，在人生的最后时刻突然失去组织的关怀，这是对他在一辈子追求中，不断积累的信念的无情打击，我们的父亲活到这种时候，连用养老金作为对其一辈子所做事情的肯定与回报，都变得虚无缥缈，难以兑现了。
大姐也像与他们约好了，规规矩矩地跟在老十一后面将第六个电话打进来。她的话本来已说完了，只是心里不好受，便想再同我说几句小时候的事。她想到以父亲对她的疼爱和父亲对家庭所做的一切相比较，可以看出我们的父亲实在是个悲剧性人物。我们的父亲在讨米要饭时受的是物质之苦，我们的父亲现在要不到离休工资受的是精神之苦。大姐能想到这些太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的父亲如果晓得通过借钱过渡，会使大姐一直休眠的那些思想活跃起来，肯定也会像瞒着母亲那样瞒着大姐。
第七个电话是打错的，那个苍老的声音要找他的老上级诉苦水，晓得是打错了电话后，那个苍老的声音准备同我聊天，但他在弄清我的职业后便改了主意，说我们这种人在思想上是幼稚的，以为乱说乱写就是正确。
我突然觉得心里有一丝隐隐约约的疼痛。
15
我们的父亲在拿到离休后的第一笔离休工资时，曾经用手指弹着那一叠钞票，既相信又不相信地说，没想到我这一辈子就剩下这些东西了。他的一个孙子马上说，他这样子可以说是弹冠相庆。我们的父亲当时脸色还很平静。
道路上的轿车因为沙河大桥胜利扩宽跑得更欢了。特别是那些桑塔纳、奥迪与红旗牌，真的成了小妹的女儿所说的准备越冬的黑小白兔。老十一这类私人是不会用这些车的，不算紫貂开的那辆白色广州本田，他还有一台红色凌志，一台黑色奔驰，以及一台出厂编号在前一百位的宝石蓝别克。当年看到大华布厂老板的福特轿车时，老十一就自我进行教育，鼓励自己在将来拥有多台比福特轿车还好的轿车。我实在想不出，当我们的父亲晓得老十一拥有如此多的轿车后会如何想如何做。所以我再次拒绝了老十一用车送我们全家回县里的好意。老十一居然还想弄一台老式的雪弗莱轿车送给我们的父亲，帮助我们的父亲了却这辈子最初的心愿。我如实地对他说，这主意肯定来自骨子里的恶毒。
在家里，我们的父亲是最受孩子们欢迎的人。
母亲对这一点绝对想不通，这也代表着我们的观点。
我们的父亲从来就不兴带上孩子们四处摸鱼捉鸟挖沙坑打水漂，然而，这些骄纵的独生子女，只要一回家便像众星捧月一样围绕着我们的父亲，并将他说的所有的话视为圣旨。回县里的公共汽车在路上抛了两次锚，硬是将三个半小时的路程走成十个小时。我们刚到家，屋后的河滩上就开始有组织地放起了焰火。对我们这个小家的欢迎仪式还没进行完，孩子们便一窝蜂地涌到屋后的阳台上，对着那些冲天而起的绚丽火花又蹦又跳。不知是谁无意中提起，县里为这场焰火晚会花了十五万，我们的父亲就叫阳台上的孩子们进屋来。他没有说不让孩子们看焰火，孩子们虽然有些拖拖拉拉但还是听了他的。
家里的女人在一旁感叹，能够征服孩子的男人就可以征服世界。
我们的父亲听到这话后，一个人钻进卧室里。隔着门可以听到他在与人通电话。打电话的声音一消失，卧室里又响起《美国之音》的广播声。那种怪声怪气的汉语，使欢庆的夜晚弥漫起一股浓浓的苍凉。
我们父亲生日来临的早上，母亲抢着接起忽然响铃的电话。
母亲说给电话那边的声音里有着隐隐的敌意。
她说老刘也一直在挂念着你，欢迎你有空到家里来看看。
母亲放下电话，愣了一阵才说，这个人让她从黑发人等成白发人了。
母亲这样说很容易让人以为她有一个从前的恋人，然而这个电话是罗甜打来的。
母亲装作大度地说，她真为我们的父亲可惜，这么有意义的祝福电话没有亲自接着。
在我们寻找父亲的时候，老十八兴冲冲地闯进院门。他挥舞着一卷发黄的纸物，像是捡着了宝贝。老十八直嚷嚷，一切都是天意，老天爷要在这个时候给我们父亲的生日送来一件宝物。老十八曾经带人找遍老刘家垸的里里外外，就是没想到存放在自家阁楼的那堆破烂中，竟然就藏着千呼万唤也不肯出来的家谱。
我们的父亲一大早就去了王伯伯家。
十八个年纪相仿的老人，聚在一起默默地看着电视里反复播放的盛大场面。
他们的身子微微在颤抖，像笑又像哭。
我们的父亲与十七个老人是在电视里出现身着红装的女民兵方阵时分散出门的。他们在王伯伯的指挥下，俨然一副先游击，后合围，先声东，后击西的架势。我们的父亲到达县里要员们经常出没的那家宾馆时，许多人正在里面举办一个与“大老板”相关的祝贺宴会。我们的父亲和王伯伯等十二人组成主力，绕过由红旗轿车领头的各式轿车，埋伏在宾馆的后门。当另外五个老人从正门闯进去时，“大老板”想从后门溜走，被他们逮了个正着。五十年前的二月二十日拂晓，王伯伯端着机枪杀入这座县城时，也是采用这种战法。老人们不无揶揄地说，这个县的光荣历史全让你们包进红包里了。十八位离休下来的老人将县里许多有头有脸的人堵在宾馆里，他们个个都很冷静，无人追究谁在为如此盛大的宴席付钱，如此多的红包钱由谁掏。我们的父亲又一次将从前的记忆回放到现实，他问后院放着的几十台福特和雪弗莱都是谁的？哪一台是私人出钱买的？是谁给了你们这么大的胆？连老东西们的离休工资都敢不发，那些下岗工人的死活不就更敢置之度外吗？
“大老板”像竞选美国总统的克林顿，站在那里只对老人微笑，对什么话都不作回答。听任外贸局、物资局、商业局和供销社等单位的老板，对十八个老人中分属自己管的那些好言相劝。
也许是又是处在三楼，令人想起当年我们的父亲从三楼楼顶上跳下去的经历。围观的人在街上齐声喊着，要县里的“大老板”也跳一次楼，试试自己的清白。
王伯伯问“大老板”，有没有这个胆量。
“大老板”轻飘飘地说，现在是法制社会。
“大老板”这句话将父亲他们说得哑口无言。
他们不再同任何人说话，开始坐在门口轮换着闭目养神。
就在相同的时刻里，老十一突如其来地闯进我们家里。他将那辆崭新的别克轿车停在院子门口，人还没下车便一声声冲着母亲叫嫂子。母亲早晓得有这么一个堂弟，她指着跟在老十一后面手捧花篮的紫貂，故意问是不是他的女儿，若是，她就要准备红包。老十一两口子并不介意，他们笑着将那只插满玫瑰和康乃馨，却没有一枝菊花的花篮放在我们家的茶几上。老十一非常了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父亲身上发生的事。正是老十一说了一通不太受欢迎的话，才使我们明白，父亲这会儿正在宾馆里同县里的“大老板”没完没了地对垒。
老十一像是有意说给老十八听，我们的父亲这么一闹，从精神到物质全都完了。
他说这话时浑身上下充满舍我其谁的感觉。
老十八马上说，我们的父亲哪怕真的完了，老刘家垸的事也轮不到老十一来当老大。
正在打量我妻子的紫貂抢着说了一句，老刘家垸人说的话，是黄冈话里最难听的，一点斯文也没有，不要说已经说出来的，就是没有说出来的东西，也是赤裸裸的。
几只乌鸦落在屋外的泡桐树上呱呱地叫了几声。
母亲让孩子们将那几只鸟撵走。孩子们冲着树上一边高喊着滚蛋一边乱扔着石头。
老十一不在意，继续说他昨天就到县里了，他不会不管自己家兄弟的事。说着他掏出自己的手机，单手在键盘上按来按去。
宾馆里的对垒已经扩展到人的精神境界里。
“大老板”的脸色本来已变得蜡黄，他用手机接了老十一的电话后，立即神采飞扬起来。收起手机他就宣布马上发给父亲他们半年的离休工资。在场的人还没回过神来，十万元现金已经到了县老板的手里。“大老板”要父亲他们分别写张领条。我们的父亲不同意，他写了一张大领条，再让每个人签上自己的名字，他将这样的纸条交给“大老板”，并对“大老板”说我们是一个组织。“大老板”根本就不去计较这点芝麻细节，他告诉大家，刚刚开发的沙河旅游已经初见效益，第一笔税收理所当然要用在曾经为全县各项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老一代领导同志身上。
我们的父亲不认识送钱来的紫貂，但闻到紫貂身上有种熟悉的气味，回家途中他还一路伸长鼻子在空中用力地嗅。院门口的车辙已被我们按照母亲的要求抹去了，到处都是孩子们的生日快乐歌。老十一在我们的父亲回来之前先行告辞了，这也是母亲和老十八的要求。临走时，老十一再次同我们相约九九重阳节，在黄冈老刘家垸刘氏的祭祖大会上见。我们的父亲耐心地听着孩子们唱完献给自己的生日歌后，迫不及待地指着花篮，要我们将它扔进河里。他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花篮是老十一送的，只有老十一才这么贪恋玫瑰和康乃馨。在父亲无可挑剔的嗅觉面前，只有母亲还能与其对上几句话。
母亲讹诈说，花篮是罗甜托人代为送来的。
我们的父亲反而更坚决地表示，那就更要将其扔得远远的。
母亲这一次态度非常坚决。她的理由也让她格外地理直气壮。
母亲说，我们的父亲同她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从不晓得她最喜欢各种各样的鲜花，留下这只花篮，就当是送给她的，就当是借花献佛吧！
我们第一次发现父亲的不语里有股迷惘的东西在弥漫。
我们的父亲虽然仍同先前那样不大同老十八说话，但他几次用手势同老十八打招呼，要老十八坐到自己的身边，偶尔也用目光打量着从老十八上衣口袋里露出来的家谱。我们的父亲将从“大老板”那里领来的五千多元人民币交给母亲时，已是第三天的深夜时分。这中间他一直对老十八急着要回老刘家垸的念头不理不睬。那样子弄得家里丝毫没有双喜临门的气氛。
十月三日二十二点二十二分，母亲又接到罗甜打来的电话。
母亲喊父亲接电话时，我们好奇地守在客厅里，都不去睡觉。父亲只同罗甜说了三言两语。其中稍有情感的话是，他说这些天里自己将这辈子想了许多。母亲看着壁钟，不停地嘟哝，二十二点二十二分，罗甜真聪明，选个好时间，就将心里的意思全暗示了。我们的父亲放下电话后对大家说，过几天罗甜要来县里研究某一姓氏的家谱。
我们都不做声等着母亲开口说话。
母亲强装着无所谓的样子说，家谱有什么好研究的。
母亲又说，谁家如此有面子，值得罗甜亲自来？
父亲说，是老秀才家的。
我们的父亲开始从口袋里往外掏钱。他只能用一只手，另一只手紧握着一本书，所以掏钱的动作很费力。掏完钱，他骂了一句，狗鸡巴日的。母亲问他是不是针对老十一。父亲点了点头，他晓得老十一来过家里了，他也晓得这些钱是老十一送给县里的，他还晓得一九三三年续的家谱找到了。父亲当着全家人的面将一切底牌都亮了出来。母亲听说自己这么多年竟一直没有退休金时，手里的茶杯一下子抖落在地上。
母亲呼天抢地地设问，自己这种样子到底叫什么东西呀？
我们的父亲拨开已弯腰的大姐，自己替母亲拾起茶杯。
当着全家人的面，我们的父亲郑重地说，从现在起他们夫妻俩要真正地相依为命。
我们的父亲异常沉重，如同刚刚攀上一座从未到达的山峰，脸色有些苍白，声音中的每一个字都在往下坠。我们的父亲是将手中那本被他用红铅笔画满记号的著名著作放在地板上，腾出手拾起茶杯的。他用另一只手紧紧握着母亲不愿松开。父亲懒得再弯腰了，一声吩咐，大姐的孩子抢着上去帮他捡起来。
大姐的孩子已经有一米七的个头了，他顺手翻开我们父亲曾经视为至宝的著作，大声地朗诵道：一个幽灵在欧洲的大地上飘荡。
孩子们都问，亚洲有幽灵吗？
我们的父亲斩钉截铁地回答，有，路上跑的那些不用坐车人掏钱的轿车就是。
孩子们叫了一声，哇噻，地球上也有机器幽灵，我们是三十世纪的人了！
我们的父亲像是突然患了失语症，只会用一只手挨个抚摸孩子们的头。到了睡觉的时间，父亲留下我和老十八。他想看家谱，故意问老十八怎么也看起书来了。老十八将新发现的家谱递给父亲。
我们的父亲翻了几页忍不住问，我在哪里？
我们的父亲在老十八的指点下找到了自己了名字，他凝望良久才喃喃地自问，我在这里吗？
老十八适时地告诉我们的父亲，他来时老刘家垸的人已经议论好了，这一次修谱要将父亲大大地写上一笔。
我们的父亲扭头对我说，给家谱，写个序，你！
我们的父亲说话语气很陌生，因此听来特别生硬。
16
县城的夜晚第一次没有我们父亲的鼾声。
被虫蛀过的家谱在灯下散发出一股霉味。
我怀疑，历史是否就是这种味道。
遵照我们父亲的命令，我要给老刘家垸刘氏家谱写序。
……天上突然掉下一个人，地下突然埋掉一个人，越是来无踪去无影的东西，人就越想找清楚它的脉络。家谱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而将一代代的生命血缘用文字记载下来，给我们和我们往下的久远的后来者，提供一条清晰的脉络，然后就有可能在心里模拟自己生命出现之前的可能的状态与意义。从这点上来说它是给心灵的一个处方，寻药煎药还得靠每个人自己。详尽地阅读着家谱，也就是经历着一条漫长的大河。源头上细流涓涓，千里万里之后我们成了海一样宽阔的水面。我们父亲的先祖昌一公，自明穆宗隆庆年间由那时的豫章府，现在的南昌一带，徒迁到老刘家垸，一晃有四百多年了。然而，在家谱对这四百多个年头的记载中，很难发现岁月与岁月之间的区别。上次修续的时间是在公元一九三三年。岁月在纸上变黄了。别人都说盛世修路，修桥和续谱。我惊讶老刘家垸的人不是这样。一九三三年在历史上是战火纷纷的年份，而且年前还发了一场后来被写进县志的洪灾。兵荒马乱、天灾人祸时家族却在续谱。现在的情形是另一种麻烦。放在十年前那个浪漫的时期，续谱是一项不见歌声的赞颂，谁见了都会眉开眼笑。此时此刻，怎么做情绪里都摆不脱那份沉重。正因为这样，老刘家垸的人更应该受到历史的尊敬。不管世界的宠辱如何，该做什么做什么，这是一种高贵品质。我们的先祖出身卑贱，自他以后的子子孙孙，亦多是自得其乐的种田人。能记载的只是他们的生卒年份、阳舍冥居，字里行间淡泊如行云流水。这样行文简约的原因是先辈中从来没有达官显贵。其实这样也好，清清楚楚地给后人留一个明明白白，是能永久享受的最实惠的遗产。没有贪官污吏给家族抹黑，没有强豪劣绅让家族蒙耻，多好！假如摊上一个“刘桧”，我们的血脉还能如此干净吗？家谱上写就的辉煌并不是后人的骄傲，家谱上记载的耻辱却是后人的羞愧。续写家谱应是对本门本宗一段历史的盘点。我们做过什么！我们正在做些什么！我们还将做些什么！光宗耀祖，在家是家事，在国是国事，在世界则是做人的基本……
我写我的。
我们的父亲在另一间屋子里同老秀才说他们的。
老秀才摸着黑跑到家里只是为了告诉我们的父亲，他们家的家谱突然受到无比的重视，都有人要从老远的地方跑来研究。我们的父亲没有也不会大惊小怪，反而是老秀才吃惊不小，不明白我们的父亲从哪里晓得，有人要来研究他们的家谱，还晓得这个研究者名叫罗甜。老秀才简约地听了当年的故事，当即捶胸顿足地替我们的父亲遗憾，一个人的历史如果与现状截然不同，其生活质量就会有问题。
我们的父亲没有同老秀才讨论这些，下意识地问老秀才姓什么。
老秀才不高兴地数落，还没有患老年痴呆症，就将老下级的姓忘了。
我们的父亲从记忆里翻出老秀才的姓。
叫了几十年的诨名，突然要认真地推敲老秀才的姓，我们的父亲不禁仰天长叹。
老秀才带来的家谱上记得一清二楚，老秀才这一姓的祖宗也是从江西迁过来的。
送走老秀才，我们的父亲对母亲说，他要回老家一趟。
我们的父亲不能接待罗甜，罗甜来后，请母亲做些有特色的饭菜给她尝尝。
母亲心领神会地说用野芹菜煮稀饭。
我们的父亲点头补充说，一定不能放油放盐。
此后他们便没有一点动静。
刚开始我们还以为是一段习惯于发生在老人身上的沉默，时间一长就觉得有些不对头。我放下还没写完的序，伙同也是不放心的大姐他们走进另一间屋子时，扑面而来的是端放在父亲目光里的一只小盒子。盒子里放着曾被我们弄丢的那枚雪弗莱发卡。多少年了，雪弗莱发卡还是那样漂亮。我们的父亲用颤抖的手，从盒子里取出雪弗莱发卡，慢慢地戴在母亲花白的头发上。我们没有走开，我们要看我们的父亲母亲相亲相爱的场面已经等了几十年，我们要像小时候不懂大人们为何要相拥相吻，看父亲母亲如何为我们进行情感启蒙。
重阳节是农历九月初九又是公元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八日。
这一天，我们的父亲带着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孙子，回到老家。黄冈县的建制已经不存在了，老刘家垸依旧水光山色地不在乎谁的意志如何。从离开到回来，父亲用了整整五十年，但他仍然记得一切。父亲坐在老十八家的稻场上，脸上有着从未有过的平静。老家的人全在离开几米远的地方注视着他。老刘家垸四周只有一些不太宽的土路，除了拖拉机，好一点的车子都不敢往垸里开，土路两旁的芭茅对钢铁毫无作用，可那些精美绝伦的油漆绝对吃不消。在老十八家里，父亲重新与爷爷当年拼装的那台木布机坐在一起。老十八不用它了，老十八的妻子仍在用它。那个仅从面部已难以分辨性别的女人对我们的父亲说，你伯手艺真好，这台布机到现在还能替我家挣回日常要用的钱。父亲不由得问起回龙山那边的林家大垸，垸里的人抢着介绍，爷爷从前在林老大家织布住过的破屋子，如今正在被人改造成故居，快要对外卖票了。老刘家垸后面的芭茅丛突然像被蟒蛇分开那样咝咝响起来。大家都把目光投过去。一大块蓝得像宝石的东西正在草丛上慢慢浮动。
垸里的小孩一齐嚷道，高级轿车来了。
崭新的别克轿车穿过芭茅，径直驶到老十八家门口。一个孩子叫了声：十一爹！老十一应声走出来。老十八上前接着说他怎么舍得将这么高级的轿车往芭茅丛里开。老十一故意要让我们的父亲听见，大声说，再好的轿车也是人坐的，爱惜它不如爱惜人。紫貂从车里钻出来时，垸里的小孩与女人哄地笑起来，笑了几下又觉得不大合适，一个个捂着嘴走到一旁，扎成堆后仍旧大笑不止。
我们的父亲站在稻场中间，一眨不眨地盯着老十一。
老十一一定将先前想好的话忘掉了，愣愣地冲着父亲冒出一句，你是老十吗？
我们的父亲冷笑一声说，你老十一就是变成树从地里长出来，我也认不错。
父亲招手让我们过来，他对老十一说，这是我的儿子和孙子。
老十一没有话说了，他只好将紫貂介绍给我们的父亲。
我们的父亲看了紫貂一眼，我说不了恭维话，你比罗甜差远了。
突然之间我们的父亲大为开心，他要到一世祖昌一的坟墓上看看。除了一些小孩，大人们全都跟着他。小路不停地拐弯抹角，转到一座小山下面，我们的父亲突然停下来，他指着一只土堆问老十八，它是不是婆的坟。老十八摇了摇头后，将我们指向一座矮得几乎看不见的土丘。父亲眼圈一下子就红了。我们紧张地盯着他那直立了五十年的双腿，在心里准备着随时同它一道跪下去，匍匐在父亲的婆我们的奶奶的坟前。两个分别穿着耐克与阿迪达斯休闲装的孙子也看出了苗头，他们瞅着自己的裤子连声嘟哝完了完了。就在这时，父亲对我说，你是不是一直不喜欢自己的名字，你想改一改吗，干脆就叫刘家垸好了。我晓得这是父亲难得开的一种玩笑。我没有笑，叫刘家垸也好，叫刘婆墩也好，名字是我的，悲哀却属于我们的父亲。
我们的父亲在土丘前的泥地里伫立时，一股旋风正从他的前方刮过。很高的天空上出现一架银色的波音客机，它没有打旋，笔直地朝着南方飞。老十一冷不防叫了一声，老十。我们的父亲怔了怔。老十一没有想日本人的飞机在这儿丢炸弹的往事，在脑子里发霉的是另外一件事，老十，你记不记得那一年闹蝗灾，我们没有要到饭，躲在那片树林里想吊颈？我都将绳子系在脖子上了，是你说，只要活下去总有咸鱼翻身的日子，你还说将来一定要坐那大汉奸坐过的小轿车。我们的父亲望着那片树林，垂在大腿旁的左手在轻轻地颤抖着。他用很小的声音说，告诉我，现在最漂亮的轿车叫什么？一只貂猪儿从土丘旁的洞穴里钻出来，忽闪闪地跑着远离这样的一群人。垸里的孩子们一齐追上去，他们在田野上扑打半天，竟将貂猪儿活捉了。孩子们老远冲着我们的父亲叫大爹，那只貂猪儿也用尖锐的声音嘶叫着。我们的父亲没有让十叔回答，自己对自己说，还是雪弗莱好。
（本篇在杂志上刊发时，曾被改名为《就是这种味道》）
1999年11月26日于汉口花桥 暮时课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