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到日本去，我提出来想看的碑非看不可的只有一块，那就是京都岚山的周恩来总理的诗碑。到了日本才知道日本多碑。
日本的碑多不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是现代人造的。并非那种“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影），引阴阳”的碑，也不是像墓碑那样普及得人皆可造的小碑。让我感受深刻值得一书的当然是那种成为社会一景并有历史的隆重的或奇特的纪念意义的碑。
大城、古城且不说。以北海道一座海滨小城小樽为例，仅有十七万人口，却有近十家博物馆、文学馆、美术馆；只文学纪念碑就有十五座。每一座都有独特的构思独特的造型，其本身就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驱小林多喜二的纪念碑建在风景优美的山坡上，周围是野树野草野花，前面可俯瞰大海波涛，后面是大山，远处可见积雪，在阳光下闪烁耀眼。风水相当不错。纪念碑本身则像一本打开的书，厚重，辉煌。呈铁红色。
小林多喜二是有成就的名人，不管他属于哪个阶级，享受发达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现代日本人都视他为自己民族的骄傲。纪念碑之外还另有小林多喜二的纪念馆、故居可供游人、后人、崇敬者参观瞻仰。
日本的纪念碑有国家或地方政府修建的，有私人集资造的；有铁碑、石碑；有丰碑、怪碑。
丰碑者如北海道开发一百年纪念碑。一个庄严雄伟的黑色“人”字，人头如利剑，拔地一百米，直插青空！脚下是色彩纷呈的大地，名为“野幌森林公园”。
东京塔则是日本现代化的丰碑。全高三百多米，红白相间的巍峨铁碑。乘电梯可升至二百五十米高处鸟瞰东京全貌。在地面上看色彩丰富、旗帜招展、干净漂亮的东京城，在高空看则是一片拥挤不堪的高低不等的形状和大小不一的灰白色水泥堆块。这是现代文明的骄傲，还是现代文明的垃圾？只有皇宫四周被绿色包围。塔底有许多游乐场所，如水族馆、餐厅、电子游戏室、蜡人馆。我进了蜡人馆，据说明书介绍，这里再现了许多世界著名人物的形神。每一个蜡人不也是一个名人的生动的纪念碑吗？进去以后却颇有些失望，看完全馆只有布什和林肯很像真人。最不像的是毛泽东，个子很矮，神情全失，站在蒋介石和胡志明的身边，蒋、胡倒坐在太师椅上。奇怪的是没有一个日本的伟人或历史名人，只有一两个外国人不太了解的日本歌星。我问陪同的横川健先生（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副局长），他也说不出所以然。后半个馆倒是雕塑了不少欧美的影星、歌星以及强盗杀人的惨烈恐怖的场面，颇不伦不类。
怪碑如东京的一繁华大街上竖起一块巨石，上刻“殉国小次郎”。非常招眼，像个大公司的广告招牌。小次郎乃一“暴走族”（喜欢骑着不装消音器的摩托车在马路上风驰电掣的年轻人）成员，骑车在此撞死。他的同伴们为了纪念他，在他出事故的地方立了这块碑。我感到新鲜的是日本社会的包容性，竟然在繁华区允许这样一块碑存在。它能提醒所有驾车的人注意安全，也可警戒“暴走族”们。遇有像我这种不肯忽视自己的感觉又爱寻根问底的人，东京人大大方方地公正地介绍“暴走族”的情况……
后乐体育馆门前有两块横放的粗砺而不规则的大石，在上面磨光了几个地方，刻上一些在战争中殉难的著名棒球运动员的名字，名为“安魂碑”——他们不能再参加比赛了，让他们喜欢运动的灵魂安息吧！当后人来看球赛的时候，自然会想到他们。遇有好的比赛，年轻的球迷们就带着背包、毯子或塑料布提前一天乃至几天在这“安魂碑”前安营扎寨，排队等待买票。这是很简单很容易建造又意味深远的纪念碑。
严肃的注重感情的民族多立碑。
注重历史注重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民族多立碑。
发达的注重文化的民族多立碑。
碑是民心，是历史之魂。
我就是怀着这般深沉而复杂的感情去寻找周恩来总理的诗魂。他在一连串神秘的事件和氛围中迎接了我——
干燥的五月的一个黑色早晨。我向来一睁开眼便很清醒，决不迷糊。但神差鬼使般在刮胡子的时候不在意不觉疼地刮掉了七块皮，血从嘴的四周渗出来，很快弄红了半个脸和脖子。可谓大面积受伤，只差没有把嘴刮掉。
我感到震惊。——不是因为疼痛和难堪。
刮了几十年的脸从未有过这样的失误。何况这是在国外，一向还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不肯太马虎。
不会是要出什么事情吧？
我重看已经烂熟于心的日程安排，没错，全天的活动就是游览京都，拜谒周总理诗碑。
哦！我心有所动。向窗外望去，京都陷在一片浓重的灰暗里，空气潮湿。自然界已经为大哭一场作好了充分的铺垫。我们吃完早饭出门的时候，雨果然泼洒下来了，不大不小，凑气氛是足够了。日本的司机无可挑剔，看我们一露面就把汽车开到眼前，非常麻利地跳下驾驶室，绕到另一侧打开车门，为我们撑着伞。从宾馆门到汽车门只三五步远，他也要弯腰施礼，毕恭毕敬地一个个护送，决不让雨滴落到你身上。汽车里收拾得像豪华客厅，使你不忍心把鞋子踏上去，再没有教养的人坐进这样的汽车也会检点自己的行为，注意卫生。
岚山在京都郊外。我们到达时，雨恰恰停了。山川树木无比洁净，挂着青翠的水珠，像婴儿的眼泪晶莹透明。岚山莽莽苍苍，树木茂密，在一片碧绿中有星星点点娇嫩的淡红。顺山势奔跑着一条桂川，急水如云，其声潺潺。周总理的诗碑坐落在桂川岸边的山坡上，一丛绿树包围着一块浑圆的青色巨石，上面刻着廖承志书写的周恩来总理的诗——《雨中岚山》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濛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
我揣摸诗人当时的心境。距离“五四运动”还有一个月。“五四”、“四五”，是两个神奇的不论怎样组合都有伟大魅力的数字。
周恩来首先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世界事务活动家，中国历史上一位功高盖世的国务院总理。没想到竖了一块他的诗碑。而且不是“真理愈求愈明白”，是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还偶然能见着“一点光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向有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参加的协约国集团投降。美、英、法、日等协约国成员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名日建立战后和平，实则重新瓜分世界。也算是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军阀政府向“和平会议”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收回日本在山东夺去的一切权利，却遭到人家的蛮横拒绝。贫弱和落后酿成了民族的奇耻大辱，六十多年后又恰恰是日本竖立了这块周恩来的诗碑。
陈独秀发出呼喊：“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
李大钊则号召：“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再造神州。”
民族精英的呼号呐喊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当时的军阀政府把这种公众的愤慨视作无政府状态。其实，公众的麻木、沉默才是更危险更隐蔽的无政府状态。
周总理就是在这种情势下东渡扶桑，写下了《雨中岚山》。之后不久，李大钊、陈独秀就思考应该建立中国共产党。
雨又下起来了，紧一阵缓一阵。雨滴时大时小，迟迟寂寂。诗碑前的花束被打散了，花瓣飘落。我的伞丢在汽车里，倘若手里有把伞一定支起来护住花束，护住周总理的诗魂。
无边无际的雨丝散发出无边无际的包围感。默中藏雷，静得神往，让雨水洗刷这污染重重和忧患纵横的世界吧。有死亡和鲜血做伴才叫历史。
伤痕累累的历史也须向巨人般的诗碑屈下一膝。天地同泣，悲叹一个伟大的英灵消失了！
然而他那明智的力量，灵活的缜密，钢一样的弹性，行动的果敢，遏制不住的仁慈和纤细，大智大慧忍辱负重富于变化的气质，幻化成这座丰碑，“遗世独立，与天为徒”，托起人类精神的一块天空，像历史一样脉脉无言，又胜过千言万语。这硕大圆石的坚实和悠久像大地、天空、太阳、空气和雨水一样。
雨水浇湿了我的头发，打湿了我的西装，仍不想离开，不忍离去。且管束不住自己那狂野的思想。在静默里看到一个深邃的世界，不再习惯生命的麻木和浮浅，想随心所欲地表达对生命深层自由的欲望和冲动。
陪同我们的人说：“凡有重要人物来拜谒周总理诗碑，都要下雨。”
我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但赤裸裸的真诚同样有感天动地之力，呼风唤雨之功。我的真诚太死，太沉，和着雨水在流，流不尽。山下的桂川，便是真诚的一道伤口。
心里再次胀满无可名状的悲怆。对生活的信念忽然又增加了一种游移而模糊的意义。
我将深味这悲凉和浓雾般的迷离。
周总理的诗魂并不寂寞。他也没有沉默。倒是我的想象和思索成了自己的一种负担。仿佛能拉我坠入一种无法自拔的冷酷的深渊。
愿我的这些想象和思索，再加上良知，编织成一个不凋谢的花环，常献于诗碑之前。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感受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