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女人已大大地缩短了她们的裙子，过街的春风像剥竹笋一样将那些拖曳的长布袋般的东西，在一夜之间扫入箱底。男人似乎早就盼着这一天，可当一道道比春风贪婪却胆小的目光猛地接触到这些时，又觉得一切结束得太突然太干脆了。事实上，空气中仍然布满潮湿布满阴冷，对失去绒棉庇护的肌肤来说，还是能带来绵绵密密的细细刺痛。阳台上，被精心护理了一个冬天的几株迎春花，不约而同地在一个早上同主人一齐醒来，然后在老人们呆滞的气功功法或拳法下，绽开了一片片小小的灿烂景象，让人感觉到早晨的确是早晨，早晨的风也的确不愧是早晨的风，淡淡的甜甜的清新气息，使每一个人都情不自禁地舒胸引吭以图畅饮。可惜，这样的好时光勉强延续了充其量也只有三十分钟，各种各样的噪音、各种各样的异味便泛滥开来，最让人难以出门的是漫天狂舞的灰尘。有一天，正是这样的一个早上，我曾走在城市的高楼下面。尽管外形一模一样，它并不是单位的那栋楼房。我走得有几分陶醉，半空里突然发出一声怪响。我一直对自己在一些突发事件来临之际反应迟钝的状况时时忧虑，这天早上，迟钝反帮了大忙。在我怔怔地站立之际，一堆秽物从天而降，重重地摊撒在距我伸在前面的左脚尖一米的地方。我看了那些东西一眼，又将目光抬起来，四楼阳台上瀑布一样茂盛垂延的一片迎春花枝叶上，缀上了许多花花绿绿的垃圾什物，那种脏兮兮的飘扬，直到一个星期以后还让我感到脖子后面发痒。我朝上面喊了一句：“楼上是怎么搞的？！”我操着洋泾浜的武汉话，这时候不能用自己与城市交流所用的普通话，更不能用自己从幼小时就说惯了的黄州方言。楼上没有人回应。隔了一会儿，终于有声音飘落下来，而且很熟悉，我想了几秒钟，才搞清这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的播音员罗京在说话。罗京说，三峡工程进展顺利，上游围堰将如期在九七年十一月实施大江截流。说罗京这是在说话，恐怕是埋没人才，罗京这时正正经八百地在播音。

　　这天中午，我们在单位旁边一个名叫托福的餐馆里小聚，大家纷纷举杯说武汉的冬天真难受，比东北还冷，总算熬过来了。语气中都有一种庆幸之感。过去几十年武汉一直很听国务院的话，国务院规定淮河以南不准装暖气，全武汉一般老百姓能去的地方便全没装暖气。大家接着又埋怨，国务院说长江以北不许装降温空调，武汉处在这个夹缝中，弄得入冬入夏，一会儿冻得不像人，一会儿热得不像人，像只遭主人讨厌的狗。现在市政府总算想通了一半，知道该阳奉阴违时就阳奉阴违，至少让人夏天用空调了。我是前两年被武汉收编的，不比他们的地道与纯正，可我还是插言道：“你们对国务院的政策理解有误，关于暖气国务院是有过规定，对于降温空调，国务院从来没有管过，中央也没有管。”

　　就在这时，我的拷机在腰间颤抖起来。我伸手抠了一阵，结果抠出四个字来：回话。父亲。显示屏上没有标点符号，标点符号是我加的。父亲从没有利用过这小玩意儿，他有事找我从来就是两种形式，其中首选的是托人捎口信，其次是亲自动手写信。他给我写的信中总用这么一句话来结尾：这是我最后一次用笔给你写信了。这种结尾相同的信，我已积攒了整整十封。我赶紧到外面找了个公用电话往家里打。

　　电话里传来几百里之外的咳嗽声，一串串地响着，苍老的气氛竟在我的心中弥漫起来。

　　父亲说：“你的拷机号码是8174739吧？”

　　我说：“是呀。”

　　父亲说：“我以为记错了。”

　　我说：“记错了，怎么能呼到我哩！”

　　心里面忽然有了一阵难受，我无法回避地意识到，父亲的脑子已经有些糊涂了。我刚这么想，父亲突然果断而坚定地对我下了一道命令。

　　父亲说：“这季节多么好，一年只有一次。你应该抓紧时间到外面去走一走，别闭门造车。毛主席说过，闭门造车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我连忙说：“我是打算出门一趟，就是差旅费不好报销，现在出一次门，没有千把块钱别想回来。”

　　父亲武断地说：“为什么非要花钱？你到集家嘴一带的码头上，找一条上水到秭归的船，给船老大两瓶酒，就能捎你到西陵峡、到新滩。”

　　新滩这地名我是后来才弄清楚的，当时只记住一点相近的声音，直到后来我同一个女孩在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地相逢时，我才准确地将新滩刻在心里。

　　父亲这么说话让我有些惊讶。他不知道这些，在电话另一端继续说：“你看过早上的电视新闻了吗？长江要截流了，就要高峡出平湖了，你不抓紧去看看，将来岂止是后悔，恐怕是枉活着写小说。你马上就去，给我顺便看看——新滩！”

　　最后这句话在电话线中流淌得有几分犹豫几分迟疑，在那一串串的停顿中，我以为父亲将会说出一个人名来，当最终说出的是地名时，我还在臆想这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正想问问家里的情况，特别是母亲的健康状况，父亲没打任何招呼就将电话挂断了。我忽然惆怅起来，转身走了几步，守电话的老头将我喊住，说我没有付电话费。幸亏人熟，付了钱就是，没有生出尴尬来。

　　回到饭局中间后，我很奇怪，怎么他们的话题也一下子跳到三峡上来了！他们盼着三峡大坝早点修起来，电站早点发电，那时武汉就不会越是天热越停电了。还说人代会对三峡工程进行表决时，投反对票的全是四川的代表。也有人听说科学家中分成了两派，奇怪的是年长者中主张上马的占多数，年轻人中主张下马的占多数。

　　我将酒杯一举：“莫谈国事！”

　　一杯酒下去后，有人略带忧伤地说：“现在的日子可以，喝点小酒，打点小牌，写点小文章，赚点小稿费，过个小日子，还有什么不满足哩！”

　　一时空气有点凝滞，接着大家就不约而同地拿起酒杯，将刚斟满的酒一口倒进肚子里。结果，这顿酒比往常多喝了两瓶，时间也延长了一倍，到了下午两点半还没有散。不知是否有人告密，大家正在聚精会神地听一个去过三峡的人说，秭归有条河叫香溪，一直通到兴山的昭君村，香溪里有一种桃花鱼，分成桃红、淡蓝、鹅黄和乳白四种颜色，谁能碰上桃红色的桃花鱼，三天之内准保要交桃花运，这时单位的头头走进来，冲着我问几点钟了。我有些迷糊，真的一抬腕看看手表。

　　我说：“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三十七分。”

　　头头说：“你这表是不是快了三十七分钟。”

　　我说：“不可能，我这手表是九四年在长沙颁发电影金鸡奖百花奖时的纪念品，一百年才有一分钟误差。”

　　别的人都呼呼啦啦地起身离座，我拉了身边的一个人说：“杯子里还有酒，门前清了再走。”

　　那人一用劲，将我从椅子上扯起来，拖到门外。饭前还是好好的晴天，这时竟是春雨潇潇了。冷雨一浇，心里清醒了几分，这才懂得头头那话是条三节鞭，在拐着弯瞄准要害。

　　春雨默默地落在手上、脸上和颈上，确实像一只因忧郁而冰凉的小手在拂抚。雨水轻轻在脸上汇集成流，漫向我的双唇。舌尖蠕动触摸到一丝香甜，立即贯通全身。四周一丝风也没有。公共汽车轰轰隆隆搅动的那些气流绝不应该被当作风。风是没有根由，没有终结，从不知何处飘来的一种神秘东西，可以陪伴，可以扶携，可以低吟，可以吼叫，却不可以被看见被把持。风这时在高空俯瞰着城市，试探着城市，那少少的香甜是它的信号。果然，片刻后，春雨就荡漾起来，一棵棵挂满嫩叶的树，如同河流上飘泊着被春水映绿的白帆。没过多久，街面上就真的成了河流，低凹处则是一个个小小的湖泊。毕竟是春雨，尽管委屈地落在城市里也仍然能够显示出自己美丽的质地。不比冬天，雨雪交加几十天，到处都是肮脏不减。春雨一来，先是树上清洁了，接着灰兮兮的楼群光鲜起来，最后大马路和小巷子也一齐显出晶莹的色泽来。

　　我丝毫不知自己全身被淋成透湿，回到屋里，便趴在书柜上取出一本书从头到尾乱翻起来。翻了一会，手中的书页便成了一尾尾美妙绝伦的小鱼，都是桃红色的。文字模糊游移起来，我能看清时，它们不是含情脉脉的桃红色鱼眼，就是莹光诱人的桃色鱼鳞。我独自昏睡过去。醒来时，已是半夜时分，身畔满地书籍，整齐的书柜全都空了。是自己干的？望着满屋的狼藉，我难以置信，但屋里分明没有第二个人。我一点也回想不起自己昨天下午醉酒之后要干什么。曾经听说有人将存款单夹在书里，又忘了是哪本书，结果在无奈地一页页翻检全部藏书时，竟发现了妻子与别的男人偷偷合拍的亲昵照片。这些都与我无关，坐在书堆里，我苦思冥想许久也想不出缘由，倒是连天的喷嚏纷纷打起来。我赶忙找了一把强力银翘片吞下去，又到卫生间里打开热水器，狠狠地用热水烫了一通，直到全身燥热才罢休。

　　洗完澡，穿衣服时我才发现拷机上有一堆留言。

　　呼我的只有一个人，宜昌的明先生。他让我速给他回电话，并说有急事请我帮忙。就这么些话，最少在我的拷机上重复了十次。

　　我没有理会地上的书，钻进被窝里给宜昌老明打电话。老明身边无疑有个女人，我在电话里都能感受到那种男人永远也别想模仿的气息。在一番追问后老明也顾不上听我解释，便说请我到五峰县渔洋关去玩几天，他们在那儿搞一个活动。在我答应之前，老明说他们的活动有几个女孩参加。我的思绪转到别处。

　　我问：“渔洋关有桃花鱼没有？”

　　老明说：“只有美人鱼。”

　　我说：“我是说正经话。”

　　老明说：“我也不是胡扯，你是想交桃花运吧！”

　　放下电话，躺在被窝里愣了一阵，我突然间记起来，自己在醉醺醺时大概是想从哪本书中寻出那个叫新滩的地方。

　　春风春雨四溢的季节，黑夜变得格外短促，仿佛只打了一个盹，便悄然而逝。透明的晨风鼓动着窗帘，像春潮一样时涨时落。我瞪大眼睛盯着地上那本《黄州县志》，一张女孩的照片正躺在摊开的书页中。女孩的模样小巧可人，睫毛又黑又长，两只小酒窝闪着动人的光泽，一只硕大的照相机有些夸张地背在她的身上。我拾起照片放在眼前看了好久，可就是想不起它是从何处飞来的。县志是父亲送给我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照片也出自同一渠道。女孩背后的那座山很雄峻，不可能是黄州那一带的风景。它让我心中充满猜疑。我感到头部有些不舒服，用巴掌拍打了几下，照片中那女孩小鸟依人的模样仿佛也被拍进脑海深处。 爱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