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铁忠

　　我和乔国桢同志是夫妻。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我对他的生平事迹也几乎一无所知,但他遗留在我脑海中的形象却是那么亲切而高大!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29年一个秋末冬初的日子,在天津。当时,我的公开身份是一家药品包装厂的女工。但药厂破产被封,我的工作也丢了。那天,他乘一辆黄包车来到我的住所前,那是位于天津老城东南角的一间小破房。当“车夫”扶他进门时,我大吃一惊。一个瘸腿行走不便的人,为什么闯进我的房子来?我以为他是串错了门的客人,不让进屋。他连忙解释道:“不是串错了门,大姐!是你家中人托我来看望你的。”我一听就明白了,他是党组织派来与我联络的(因为我当时的住址只有组织上知道)。我连忙将他迎过来,扶他进房中坐下。他从怀中取出接头信,并说明来意。他问我是否愿作纱厂的工人?我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去纱厂学习当工人。随后他就安排我去工厂区郑庄子的一间工房居住。

　　第一次短暂的会面,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虽腿瘸,行动不便,可他毫不介意的坚强意志,使我十分感动;他那言简意赅的作风和高度的原则性,又使我暗暗钦佩。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是职工运动的一位负责人,我的新居工房就是他的机关之一。

　　他的腿是在唐山领导矿工斗争被捕后越狱时摔伤的。

　　从此以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开会,听他安排工作。他那时常住在租界里的秘密处所,从市里到河东郑庄子往返有30多里路,他硬是撑着拐杖往来于市区和工厂区之间,坚持工作。就是在没有钱坐车的时候,他也从未因自己的腿伤而耽误过工作和约会。1929年前后的那些年代,我党在白区的工作条件十分恶劣,天津市的一些机关和组织也常常遭到破坏。因此,他的工作非常紧张,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餐饭,经常是两个烧饼或一个窝窝头就要顶一天。我一看到他那饥饿劳累的面容就心痛,要给他搞点吃的,可他总是不以为然地说:“我饿点不要紧,我的工作比你们轻,你们要下车间作工,饿了是不行的啊!”记得有一次,市里的机关被破坏,他口袋里一文钱也没有了,他竟忍饥挨饿,在我们工房的院子里一连开了两天的会。直到开完会,工友们都散走后,他才找到我说:“大姐!我真有点饿了。”我问他早晨吃的什么?他说:“还是昨天早上吃的一个窝窝头。”我要给他买点大饼吃,他说:“肚子太空了,只能先吃点稀饭。”

　　一天早上我下夜班回来,忽然看到从我房间里有烟冒出来。正当惊奇之际,他撩开门帘,招手让我进屋,小声解释说:“昨夜工作太晚了,回不了市里。半夜我来敲你对面张玉的门(张当时是共青团员,也是纱厂的工人),想在他那里过夜。哪知他喝醉了酒,门叫不开,反而惊动了外面的工厂经济巡捕。门外警笛吹得很紧,我出不了你们工房院子,只好开开你的房门躲下来。你知道,我是刚越狱不久的逃犯,要再被捕的话,就可能活不成了。”

　　听了他的话,我下定决心要与他生活在一起,便于他工作和生活,以更好地保护机关和他的安全。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我就在郑庄子河对面小刘庄找了一间房子,作为我们又一个绝密的住址。从此,我们两人便生活在一起,既是战友,也是夫妻了。

　　谁知,我们共同生活还不到三个星期,我在郑庄子的住址就被破坏,我也被捕了。所幸的是,那里的重要文件都已转移到小刘庄,与他无牵连。后来我听说,他还继续利用小刘庄机关,一直工作到1930年5月被捕为止。

　　没有想到,我们这次一别就是八年啊!

　　1930年9月,我在天津第三监狱里生下了我们的女儿乔沙。生乔沙19天后,我就刑满获释,可这时他已入狱四个多月了!我因为不能在天津继续工作,当孩子满月后,组织上便派我去青岛山东省委机关工作。1931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山东省委被破坏,我再次被捕入狱。那不满周岁的女儿,也只得跟着我去坐监牢。这一坐又是三年多!1934年8月底,我们母女出狱。可这时我与组织已失去联系,又听说他也牺牲。我一个南方女子,带着一个五岁的孩子,在北方举目无亲,无法生活,只好回湖南农村娘家暂时栖身。

　　1937年初夏,我与他取得了联系,只身北上寻找国桢。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八年后我们重逢时的情景。那是在北平阜成门外罗道庄一个姓万的人家中。白家驹同志领我到他的住所,见面时的气氛真是凄凉啊!那时,他患严重的肺病已多年卧床不起了。他躺在床上,满怀希望想看看他那从未见过面的女儿,可是我没有带来,使他失望了。他不愿意理我,我不怪他,我自己也是悔恨终生啊!我见到他那大肚、细腿、骨瘦如柴的病体,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时他反而又安慰起我来,微嗔着说:“革命的人掉眼泪,不怕羞!”他怕他的肺病传染给我,不允许我与他住在一起。对此,连白家驹同志也不理解。他克制着自己的感情解释说:“我叫她来,是要她解决组织问题,好继续工作。不是叫她来得肺病的。我不能自私啊!”我理解他的心情,我服从了他的决定。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党组织给我的任务就是保护他,护送他安全离开沦陷的北平。但是,当他了解到许多大学生在形势突变的情况下,一时找不到出路而终日徘徊和苦恼之后,决定推迟我们的行期。从7月9日起,他指示我出去联系那些他熟悉的大学生,鼓励他们赴山西和西北,寻求革命的道路,帮助他们化装逃离北平。原来,他在北平卧床养病期间,仍然继续为党工作,特别是在大学生和陕籍革命者中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很敬佩他的为人,尊重他的意见。就这样,我天天出去帮他联络那些愿意去山西和西北的大学生,直到9月25日,樱花国巡捕搜查了我们的住所后,他才做出我们自己撤离北平的计划。

　　我们俩是和胡锡奎同志一起离开北平的。到天津后,我们二人又绕道青岛、济南、徐州前往西安,沿途受到平津学生流亡会的热情帮助和掩护。到西安时,他的病情仍很严重。先在医院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党组织为了让他安静休养,就令我陪他上终南山,住在庙里养病。

　　后来,组织上决定送他去苏国医治,回延安办手续。组织上仍然要我继续陪伴他。但是,他惦念着远在湖南的女儿,又想到我已怀孕在身,就坚持要我回南方,找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工作。我那时由于组织问题尚未解决,加之看着他病情严重,不愿离开。可是他说:“大姐!你不必在组织问题上苦恼。我相信你就是烧了骨头变成灰,也是一个员。我现在病重,不能活动,等我治好病后,我一定会帮你解决的。”记得我们在终南山分手时,他说顶多过两年,等他的病治好后,就回来接我们母女。可是谁能想到,这次分手,竟成了我们的永别啊!

　　国桢,现在可以告慰你的是,你那终生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已在全中国实现了!你那日夜思念的儿女们,正在党和老战友们的关怀下茁壮成长,他们都是好孩子!你所关心的我的组织问题也早已解决。因此,我想你若九泉有知,也一定含笑安息的。

　　(原载1985年11月《革命英烈》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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