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里铺天盖地地贴着搬家公司的广告。在使人心烦的程度上，它同治疗性病、阳萎和久婚不孕的广告难分高下。不同的只是搬家公司的广告多贴在住宅楼的楼梯间里，而治疗性病等等的广告基本上只贴在各种厕所里。在这些粗俗到无以复加的东西中，那条“越搬越发”的广告最让我头疼，仅在我家的防盗铁门上，就贴了近二十张。几次请钟点工，将其铲除干净，没过几天便又被贴得满脸开花。这辈子跟着我们的父亲搬家的次数真是太多了。年纪大了，既不能织布，也不能放鸭的爷爷多次不耐烦地说，这哪是家，简直比鸭棚还不如，三天搬两回。一九六二年总在调来调去的父亲调到县城东边一个区里当区长。我们不太明白既不提拔又没降职干吗还要这样颠来倒去的。父亲只对我们说这是工作需要。

　　到了这个区后，我们的父亲回家的日子明显比从前少了许多。父亲在黄梅搞社教时，小妹出生了，他只打个电话回来告诉母亲已给小妹取名为小池。社教结束，父亲回家只住了一个晚上，便又到一个叫江家冲的水库工地上扎下根来。那时我们家五个孩子全到齐了，加上爷爷，全家一共八口人，区公所给的房子根本就不够住。母亲就在与区公所隔着一座小山和一片田畈的农民家里租了两间屋子，让爷爷带着三个大孩子另外住。那两间房子是房东在一九三八年秋天干打垒垒起来的，风风雨雨几十年，墙壁上开着蝙蝠们可以直进直出的裂口。每天夜里都能听见各种各样的雀鸟，在各自占据的墙缝里发出不同的啁啾声。我们搬进去不久就赶上一场大暴雨，深夜的雷电简直要将那些可恶的墙壁撕成碎片。三个孩子全都吓得扑在爷爷的怀里不敢出声，惟恐被雷电发现，一使劲让房子在我们头上塌下来。

　　刚开始，我们以为不断在小声嘟哝的爷爷会念着什么咒语，等到雷声稍歇时，才听清爷爷是在埋怨，区长家过着这样的日子，说出去还没有人相信。

　　这场雨下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时还没有要停下来的迹象。爷爷都有些沉不住气了，他撑起一把雨伞，打开门沿着屋檐水沟到屋后去巡察。爷爷在雨中消失几分钟后，雷电就将他的身影透过墙缝照射到屋子里。来无踪去无影的闪电在屋里狂舞一阵，外面的雷声有多厉害，我们一直猜不准，总以为它的每一次轰炸都会惊天动地。在三个孩子中，我自然成了主心骨，还不到十岁的大姐用她的小手冰凉地抓着我。我想对她说不要紧，雷声再大也震不垮我们的家，可整条嗓子，硬得像一根铁棍，从舌尖一直戳到心里，让我说不出话来。

　　闪电消失，雷声尚未到达的那段空隙，是童年里最恐怖的时刻。

　　我们张大嘴盯着黑暗，窗外一个男人猛地叫一声，屋里的三个孩子被吓得齐声哭起来。

　　大姐语不成句地哭叫着我们的父亲，伯，伯呀，我要伯回来！

　　接下来大门轰隆一下开了，一个巨大的黑影扑向我们。黑影说话后，我们才弄清是老十八刘声明又来了。他不知道我们已搬家，先去了从前父亲工作的那个镇，接着又连夜冒雨赶来这儿。老十八搞不清准确的住址，就扯着嗓门喊爷爷。若是喊我们的父亲可能早就有人起床为他指点迷津，老十八不愿这么做，他认为父亲的名字是不可以乱喊叫的。我们清醒了，老十八却糊途起来，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就是我们的栖身之所。

　　老十八反复问，我们的父亲是不是犯了错误。

　　一九九五年过年时，老十八在我家还提起这回事，他说他当时也吓坏了，我们那样子就像爷爷不受林庆佛剥削后，还有长大的父亲一样糟糕。那天夜里多亏老十八及时赶到，他刚进屋，爷爷就在屋后大声叫喊起来。老十八将三个孩子一把抱住放到屋外的大树下，操起房东家准备请木匠做铺板的园木，同爷爷一道死死顶住正在倾斜的墙壁。接下来，老十八用更快的速度，就近砍了两棵笔直的杉树，支起塌下近一尺的屋檐。我们在大树底下被淋成了落汤鸡，加上惊恐，弟弟一开始抽筋，我和大姐便都跟着抽起筋来。老十八见情形不太妙，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拳头擂开在房东家的门，逼着在雷雨中酣睡的房东烧了一大盘热水，将我们一齐按进热水里。热水使我们得到恢复。刚平静下来，就听到母亲在外面焦急的呼喊着爷爷和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母亲还没哭，眼睛就红肿了。她对老十八的责怪没有太多的反应。爷爷没说什么，但样子也是在责怪。

　　雨过天晴，我们还得在这房子里住下去。母亲无法找到比此更合适的房子。房东将房子修了修，那些裂缝裂纹裂口仍旧冷冰冰地开在墙壁上，只是暂时不会再有机会倒榻了。

　　老十八来是因为老刘家垸新修的水渠，要从刘家一世祖昌一的墓地里经过。他在我家住了一天。因为砍了生产队的树，生产队长连一捆稻草都不肯借给我们。那片杉树生产队长早就派好了用场，再长两年，就可以砍伐成檩条，给生产队长的儿子盖一间结婚用的新房。生产队长说过要写检举信给老刘家垸，让老刘家垸的生产队长扣老十八的基本口粮和基本工分。老十八根本不怕，我们的父亲在老刘家垸的声望如日中天，他在这儿所做的一切，只会受到老刘家垸的奖励。没有稻草打地铺，老十八只好在我们家的柴禾上对付着睡了一夜。我们的父亲没有回来见他，也没给他文件，只是让母亲给他捎话，人死如灯灭，现在是无神社会，一切都要听组织的安排决定。

　　老十八看出我们家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母亲此前所有难看的脸色全部相加起来也没有这一次这么难看。

　　在这种情况下，老十八就算对我们有救苦救难之恩，也不好不走。

　　走之前他还不忘要我们给父亲捎话，问问他是怎么当区长的。

　　母亲当即用怪怪的声调说，这个问题我可以替他回答，他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他当的是组织的区长，不是我们家的区长。

　　老十八走之前，我们都去母亲那里围着一只吊锅吃肉。

　　吃得高兴时，同母亲住一起的老四悄悄说了一件让我们更加害怕的事。

　　我们的父亲和母亲在夜里大吵了一架，两个人老是在说什么死呀死的。

　　我们的父亲刚开始离休的那一阵，简直成了闲云野鹤，扛着一根钓鱼杆，一头扯起朝霞一头拖住夕阳。他逢人爱说的一句话：自己奉献了一生，也该享享清福了。父亲还不无骄傲地说，只有他能到农民承包的鱼塘去钓鱼，那些年纪稍大一点的农民都认识他，也信得过他，知道他绝不会钓他们养的家鱼。有个星期天，父亲回来时从网袋里拿出一条大鲤鱼。家里的人笑他终于学会了该拿的东西就要拿，该要的东西就该要。母亲泼冷水似的要大家在这一点上永远别对父亲寄予厚望。真相也是如此，父亲说他今天将钓鱼杆伸到老秀才女婿家的鱼塘里了，正好老秀才也在，天黑时，老秀才的女婿用鱼网在鱼塘里网起一条大鲤鱼，非要他带回来。

　　我们的父亲那天同老秀才聊得很高兴，老秀才对他们这一姓的家谱作深入的研究，发现一个了不起的秘密。放在从前可以说是伟大的发现。

　　我们的父亲亲手将那条大鲤鱼宰了，一半作了红烧，一半放进腌菜坛里，洒上粗盐、麻油、白酒和花椒做成抱盐鱼。随后非常难得在我们面前说起了自己的事。

　　我们的父亲说，那一年，要垮没垮的屋子将我们这帮小东西吓得屁滚尿流时，他和老秀才险些喂了江家冲水库里的鳡鱼。

　　从小到大，大别山中的暴雨我们领教得够多。那一次只是凶恶暴雨对我们的启蒙。我们的父亲毕竟是在离长江不算太远的地方长大的男人。他对水远没有当年山区人那么害怕。现在的情况当然大不一样了，可在一九六四年的夏天，父亲一个人在刚刚修好、头一次蓄水的江家冲水库里游泳时，附近的人拥来观看的场面，颇像毛泽东主席后来在省城畅游长江。老秀才是父亲在江家冲水库带的第一个徒弟。父亲刚教会老秀才在水中学狗爬，那场大暴雨就来了。

　　直到现在，我们的父亲仍在鄙视电视里的天气预报，哪怕预报与现实之间天衣无缝，也不肯改口地称之为痴人说梦。父亲能说的笑话非常有限，其中说得最多的是一则当时流传甚广的有关天气预报广播的笑话：预计我县今天天气是晴天到多云，有时阴天有小雨。父亲曾经幽默地说过，天气预报并不难，想说准确，春季多报厄尔尼诺现象，夏秀多报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秋季多报大气环流稳定，冬季多报西北利亚寒流要来；想讨人喜欢则相反，春季少说雨多说睛，夏季少说晴多说风，秋季少说风多说雨，冬季什么也别说，只说气温将回升。父亲最近一次说这个笑话时，前面加了一段定语：不比现在，那时只有气象站的人敢天天说假话，大家也都承认气象站的人有说假话的特权。

　　面对太难相信的天气预报，县里的水库拦不拦洪、蓄不蓄水，完全凭人的胆量与胆识。所有人刚从三年大旱带来饿殍遍地的困境中摆脱出来，那种对干旱刻骨铭心的恐惧，让父亲不敢轻易放走上天赐予的每一滴水。然而，铺天盖地的山洪很快注满了江家冲水库。那雨仍不见有停的意思。父亲终于决定开闸放水。安装在江家冲水库大坝上那种斜拉闸门，是当年最先进的机械。父亲一声令下，水库管理员便搬动绞盘。那个中年人惊讶地将本应沉沉的绞盘，旋得如同与风共舞的风车。

　　我们的父亲脸色铁青地吼叫，洪水若是漫了坝，第一个被砍头的是他自己，其次就是管理员。

　　管理员傻傻地说，他这就下水去，将闸门用手扳开。

　　等到他到了水边，我们的父亲才又开始骂他。

　　不等水淹到大腿，还没学会游泳的管理员就软了。

　　我们的父亲拿来一根绳子，管理员以为是要捆他，可怜兮兮地伸出自己的手。父亲拨开管理员用绳子捆住自己的腰，又吩咐老秀才作帮手，跟着他跳进水库里。灰蒙蒙的雨水将水库涨得如同一只快要凸起来的大冬瓜。父亲在水面凫了一会儿，便一头扎进水底。父亲在水底干些什么，那些山里人根本无从想像，他们只会数着数，看父亲在水下呆的时间有多长。父亲往水下潜了三次，第一次人们数了一百一十二下，第二次人们数了一百二十下。第三次下潜之前，父亲上岸亲手试了试那根另一头拴在电线杆上的绳子，他要管理员将眼睛瞪得大大的，只要发现水面上出现漩涡，便抓住绳子往岸上拖。这一次父亲没有拉上老秀才。他对老秀才说，如果自己下去后没有再起来，就请他代为报告。江家冲水库四周看热闹的人只熟悉山，父亲在水里的行动意味什么他们并不大明白。父亲在水下呆的时间，使江家冲的人能够数满整整二百下。本来后面还有时间再数，但水面上出现一只巨大的漩涡。管理员记着父亲的话，他开始用力扯那在水里生了根的绳子。我们的父亲低估了水的压力与漩涡的引力，他以为有管理员能挑起两百斤的力气作保证，哪怕有意外也能将自己从水中拖出来。幸亏管理员不笨，他一发现情况不对，就大声喊别人过来帮忙。绳子上面一共趴着有六个人。他们将父亲从水中扯上来后，还久久不得其解，人在水里不是能变轻吗，父亲用了什么办法将自己变得如此沉重？我们的父亲上岸后，一个人坐在地上喘了半天才站起来。他抓过管理员头上戴的斗笠，扔进水里。斗笠在水中飘了一会径直去了漩涡。在众人的笑声中，斗笠转了一个圈，刚刚嗖地在这边水面消失，转眼间就从横穿大坝的泄洪管里喷射出来。

　　水位明显下降以后，我们的父亲才回到二十几里外的母亲身边。他没有说，是腰上被绳索勒出的那圈青紫印痕在洗澡时暴露的，还有无缘无故地咳嗽，无缘无故地吐出带血丝的痰。母亲是在那条让黄冈、新洲和麻城三县人，吃够苦头的倒水河边长大的。父亲怎样轻描淡写地说，母亲都知道这种冒险的可怕。

　　这时候他们还没争吵。母亲还在心疼地抚摸着那些血痕，一个劲地问疼不疼——疼不疼时，区里的通信员跑来敲门，又有一处水库的泄洪管打不开，在那边督阵的区委书记是个只会骑马，不会游泳的河南人，让我们的父亲火速去解决问题。父亲要走，母亲却不干。她将四岁的老四和一岁的老五塞到父亲怀里，说父亲若是非要去，就先将这两个小的扔进那个水库里，免得将来她一个人无法养活五个孩子。父亲生了母亲的气，不只是说她拖后腿，还说她对组织缺少理解，他认为自己是组织的人，只要真有困难，组织不可能不管。被突然弄醒的老四就是这样将这场争论当成了争吵。

　　我们的父亲走时母亲的泪水丝毫不亚于屋外的滂沱大雨。

　　我们的父亲一走四天不知音信，大雨停了两天他才回来。这一次父亲对母亲说，后一座水库的泄洪方式不同，它的泄洪管像台阶一样隔一段就有一个塞子，站在水里就可以将它拔起来。母亲抢白他，这么容易怎别人还那样十万火急。父亲诚恳地说那都怪他们不会游泳。母亲说我们的父亲又比别人多一种送死的理由。

　　大姐和我就是在这一年的雨季过去后，从我们父亲的抽屉里翻出那只雪弗莱发卡的。

　　我们尚不知道与雪弗莱有关的故事，只想将其据为己有。在争夺中我赢了大姐。大姐将不高兴带到母亲面前。母亲一问，她就轻而易举地全招了。母亲从我手里将雪弗莱发卡要了去，细细地看了一阵，又还给了我。她要我和大姐一人一天轮流玩雪弗莱发卡，并嘱咐好生保管，说不定哪天父亲发现了会找我们要的。那天夜里睡觉时我清楚记得自己将雪弗莱发卡紧紧地握在手心里，可第二天一早醒来，任凭怎么寻找也找不见了。

　　在我们的记忆对雪弗莱发卡开始淡薄时，我们的父亲将家里的几个大孩子找到一起，开门见山地问，是谁拿走了他放在抽屉里的雪弗莱发卡。

　　大姐又是率先承认，并将我也交待出来。

　　对于雪弗莱发卡的丢失，我们的父亲在深深地望了母亲一眼后说，丢了也好。 我们香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