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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像一面巨大的筛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种,可是实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很多上筛的种子给颠蔫了、颠坏了。
科举像一个精致的闸口,本想汇聚散佚处处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过于险峻,把很多水流都翻卷得浑浊了。
在我看来,科举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遗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伺机心理。
伺机心理也可称作“苦熬心理”。本来,以奋斗求成功、以竞争求发达是人间通则,无可非议,但中国书生的奋斗和竞争并不追求自然渐进,而是企盼一朝发迹。成败贵贱切割成黑白两大块,切割线前后双重失态。
未曾及第,连家也不敢回;一旦及第,就成了明明暗暗的王泠然,气焰蔽天。由此倒逆回去,可以推知中华大地上无数谦谦君子、温文儒者,灵魂未必像衣衫那么素净,心底未必如面容那么祥和。他们有世界上最惊人的气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难堪的困厄和屈辱,因为他们知道,迷迷茫茫的远处,会有一个机会。
气量和耐心也会碰撞到无法容忍的边界,他们就发牢骚、吐怨言,但大抵不会明确抗争。因为一切社会竞争都被科举制度提炼成一种官方竞争,而且只有这种竞争才高度有效。于是,中国书生也就习惯了这样怪异的平衡:愤世嫉俗而又宣布与世无争,安贫乐道而又暗示怀才不遇。他们的生活旋律比较单一,那就是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其二,骑墙态势。
科举制度使多数中国读书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不着实,两头都难落地。
科举选拔的是行政官员,这些前不久还困居穷巷、成日苦吟的书生,包括那位除夕夜误入宫廷演了通宵傩戏的老人,一旦及第之后便能处置行政、裁断诉讼?这些从春风得意的马背上跳下来,从杏园宴、闻喜宴的鼓乐中走出来的新科进士,授官之后便能调停钱粮、管束赋税?即便留在中央机关参与文化行政,难道也已具备协调功夫、组织能力?
是的,一切都可原谅,他们是文人,是书生。但是,作为文人和书生,他们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为他们自从与文化接触开始,就是为了通过科举而做官,作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学术文化的尊严、知识分子的使命,只有偶尔闪光,却无法贯串生命。
结果,围绕着科举,政治和文化构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无以定位,皆不着边际,既无所谓政治品格,也无所谓文化良知。“百无一用是书生”,但在中国,常常因百无一用而变得百无禁忌。虽萎弱却圆通,圆通得没有支点,圆通得无所作为。
其三,矫情倾向。
科举考试的成功率很低,因此必须割舍亲情牵连,让全家男女老少一起投入没有期限的别离和等待。一来二去,科举便与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剧,皆是例证。那些不敢回家的读书人,可以置年迈的双亲于不顾,可以将新婚的妻子扔乡间,只怕考不上。这样做开始是出于无奈,后来这些人互相间构建起一种价值原则,只有铁石心肠的男子才会被看成胸有大志而被充分赞扬,那就全然走向了矫情和自私。
铁石心肠不要感情,却并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开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项就是要一个女人。俗谚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是这个意思。
我曾注意到,当年唐代新考上的不少进士,一高兴就到长安平康里的妓院玩乐。平康里的妓女,也乐意结交进士。但交谈之下,新科进士常常发觉这些妓女才貌双全,在诗文修养、历史知识、人物评论等方面不比自己差。当然,她们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面对这些妓女,新科进士们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内容都立即褪色,唯一剩下的优越只不过自己是个男人。
男人以知识求官职,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点知识,她们却在谈笑中一一降伏。我不知道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无聊?
男人有家眷而抛舍亲情,妓女有感情而无以实现,两相对视,谁的眼睛会更坦然一点?幸好发现一条史料,说福建泉州晋江人欧阳詹,进士及第后到山西太原游玩,与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约返京后略加处置便来迎娶。由于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终于成疾,临终前剪髻留诗。欧阳詹最后见到这一切,号啕大哭,也因悲痛死亡。
这位进士之死,看似不登大雅之堂,其实颇为高贵。因为他把功名、官职全都放到了爱情之下。与他相比,其他很多功名中人,反倒虚假了。 摩挲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