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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有善和爱，才决定人类之为人类。

　　但人类健忘，觉得自己反正已是人类，不必再去寻查立身之本；人类矜持，觉得既然人人都懂，不必再去挂在口边。

　　大流士审问战败国逃亡的王室成员：“你们什么都说了，就是没说自己是谁！”

　　人类也会受到这样的审问：“你们滔滔不绝地唠叨了一生，怎么不说自己是谁！”

　　你一定要走吗，失望的旅人？

　　你说，这里锐眼太多，亢奋太多，夜话太多，怪笑太多，让你浑身感到不安全。

　　你说，你要找一个夜风如净、鼾声轻轻、表情土拙、善意弥漫的所在。

　　我说，别急，留一阵吧。留下看看，看夜风能否吹熄夜话，土拙能否磨钝锐眼，鼾声能否盖过怪笑，善意能否控制亢奋？

　　我说，也许能。

　　你说，也许能，但自己已经没有这般时间和耐心。

　　没有马，但你的披风飘起来了，你走得很快。

　　直到你走得很远，我还在低声嘀咕：你一定要走吗，失意的旅人？

　　像城头飘来的歌，像树上栖存的鸟，我们迟早都会消失。

　　想到消失，一切坐标回归空白，一切言词全都褪色，一切关系弦断琴毁……

　　也有一种可能可使消失变成圆满。那就是，你创建过一个小小的善和爱的世界，这个世界留下了，而且会曲折传递，生生不息。

　　其实，如果没有善和爱的细流，人类早就消失。

　　即使不是消失在肉体上，也是消失在精神上。

　　这是因为，人的自然趋向，不是人道，而是魔道。

　　所以，以善和爱的细流来维系人道，改变趋向魔道的危势，是历来志士仁人的最高使命。

　　康德说，人世间天天会遇到大量来自多方的指令，却还有一个“第一命令”——任何人不问根由，必须服从。

　　正是这个“第一命令”，使人道未灭，使地球不坠，使文明延续。

　　孟子说的恻隐之心，即一个成人见到一个孩童即将落井便会不由分说地一把拉住，便是在冥冥中接受了这个“第一命令”。

　　历来哲人启示众生：你们心中有这个潜质，你们都有执行这个命令的可能。这是用鼓励的方式来抉发人心荒漠中善和爱的矿砂，而且让人们自己抉发。

　　有的心灵，这种矿砂的成分比较密集；有的心灵，这种矿砂的成分比较贫瘠，越可扩大抉发的范围，越可延长抉发的时间，这样，也就把心灵的时空拓宽了。

　　人类终于没有自枯于茫茫荒漠中。

　　即便仅就肉体而言，人类大规模的灭亡也很难避免，如果没有善和爱。

　　历史上很多场战争的残酷性已经被神经脆弱的历史学家们轻描淡写了。“毁城三座”、“灭杀行军途中一切活物”、“必使此国永久荒芜”的事端，时有发生。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行动越来越快，心肠越来越硬。

　　所谓“一代霸主”，主要是比残酷，比那种以庞大的军力、国力周密组织的残酷。有人想替代他们、超越他们，也是在残酷上做文章。这个势头很难遏止，因为此间的逻辑是输赢，是胜败，是荣辱，是王寇，根本没有慈善的地位。

　　杜甫的劝说那么无奈：“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因为他天天看到的，是无限的杀戮，无疆的掳掠。无限和无疆，已成为延伸残酷的铁则。

　　然而正在这时，一些看似不重要却极其重要的人物出现了。他们凭着被一代霸主看重的才干，取得了某些信任，或获得了某种职位，然后，以谋略的借口，提出了控制残酷的原则。他们很多失败了，但又间或成功了，使杜甫的无奈变成了有效。

　　有效的条件是有权，因此这里人物大多出现在营帐中、殿阙间，在史册每遭恶评。其中一个，那夜走出营帐，抬头看月。他刚才的两个建议已被采纳：昨天的三万俘虏免杀，明天的一场恶战取消。

　　只有月亮知道，世间一大批生灵得以延续。

　　我们的历史漠视这番月色，它只愿记录昨天和明天的战果。

　　善和爱的命题，早就出现在人类先哲的典籍中。但是，人类从不依靠典籍生存，它们也就只好流浪在兵戈强权的夹缝间。让它们获得释放而成为普遍的社会话语，宗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即便在宗教中它们也常常败退，例如在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一直默默固守着它们的本原意义的，是佛教。而人文主义的大潮则洗刷出了它们的现代光亮。遗憾的是，既有先哲尊严又有现代光亮的它们，总被冷落。

　　也许，人们把善和爱当作了一种宣传。

　　当作了宣传，不被误解也难。

　　其实，善和爱是一种自身需要——自塑生命的需要。

　　善和爱拆除了生命的局促藩篱，既通了向外吞吐的江道，使生命从紧张敏感而走向舒展自由；

　　善和爱改变了自身的生存目的，使生命结束了自耗状态而物我两忘、意气风发；

　　善和爱优化了个人和群体的生命环境，使自己对世界对人类增加了乐观和信心；

　　善和爱为照亮别人而磨砺了自己的生命光泽，温煦而又晶莹，提升了被欣赏、被审美、被趋近的可能。

　　而且，善和爱永远是互相的事，因此必然是自由互通、信心互增、光辉互照，生命的精彩自塑变成了一个整体氛围，这几乎就是天堂的降临。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对于善和爱提出了过于纯粹、过于苛刻的标准，并以这种标准吓退了自己和别人。

　　善和爱，未必纯粹，也很难纯粹。有心就好，起步就好，即便只有一分也好。

　　有人说，“离佛一尺即是魔。”这是苛求，近乎原教旨主义。在他们眼里，处处是魔，因此频频采取极端行动。

　　有人反过来说，“离魔一尺即是佛”。此意甚好，颇合我心。离魔一尺，当然魔气犹浓，但它已面向佛。这是一个根本转折。如果因他魔气犹浓而驱赶回去，那么，离魔半尺、二寸、一寸的初步觉悟者们更要驱赶回去，佛的天地越来越小，而魔的天地则越来越大。

　　何谓“佛光普照”？只因为也照到了魔的领地。

　　由此可知，对善和爱，要点滴珍惜，分毫不遗。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善和爱的队伍，渐成气候。

　　长久以来，我向学生推荐得最多的一本书是海伦·凯勒的《我的世界》。即使学生只要求我推荐专业书，我也会加上这一本。

　　我切身体会，这是有关善和爱的最佳课本。

　　一个又聋又哑又盲的孩子，有什么途径能对她完成教育，使她进入文明世界？不管怎么想，都没有途径。

　　但是，善和爱创造了旷世奇迹，不可思议的一条道路出现了。海伦·凯勒走通了这条道路，几乎使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重新珍惜“活着”这件事，又都会惭愧自己以往的不珍惜。它从生命的极地，告诉大家生命是什么。

　　海伦·凯勒的被教育，首先要进入她聋、哑、盲的无边黑暗，但还不仅如此，那时的她，早已因彻底绝望而变得凶悍，时时狂怒、咆哮。是那位伟大的教师莎莉文，用手指对手指的触摸，开始了第一步。

　　早就不知道光明是什么的人是不会追求光明的。莎莉文老师的每一步，都包含着重新堕向黑暗的极大可能。如果说，这种可能是千钧磐石，那么，莎莉文老师的努力只是一丝柔韧的细线。这场拉力对抗赛的结果是千钧磐石宣告失败，原因是，柔韧细线牵连着善和爱。

　　而且，这种善和爱是历史的结果。

　　莎莉文老师本人在童年也曾陷落于这样的黑暗，眼睛也几乎瞎掉，又患了结核，她暴躁、嘶喊、怒吼、东撕西摔……

　　把莎莉文老师拉出黑暗的是莫美丽老师、霍布金太太、玛琪、卡罗太太……一大串名字。而她们背后呢？不必细问了，是更长、更大的一串。

　　莎莉文老师把这一大串名字里边所包藏着的善与爱，加倍地灌输给了海伦·凯勒，海伦·凯勒则转而向全世界灌输，其中包括我。

　　这就明白了，善和爱，是一场代代相传而又艰苦卓绝的接力赛，只是为了把人类拉出无边的黑暗。

　　人间天堂人人可进，不要高墙，不要禁卫，不要门票，也不要通报。只要你愿意朝着它抬脚迈步，你就进了。

　　很多人用最豪华的方式修筑通向天堂的阶梯和通道，殊不知，越修越远了。

　　去年我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信。

　　写信的人叫贝林。他说，他不认识中文，因此没有读过我的书，但他从中国雇员谈起我名字时的表情看，觉得有必要认识我，并邀我做他的顾问。

　　他是世界级的富豪，主持着一个庞大的慈善机构，专为多国残疾人士提供轮椅。他开列了一份已聘顾问名单，大半是各国皇室成员和总统夫人。

　　由此，我认识了他。

　　他说，他出身穷苦，逐渐致富，曾为自己提出了三个阶段的目标。第一阶段是多，即追求钱多、房多、车多、雇员多；第二阶段是好，即在多的基础上淘汰选择，事事求精，物物求好，均是名牌，或比名牌还好；第三阶段是异，即在好的基础上追求惟一性，不让自己的拥有重复别人，也让别人无法摹仿自己。

　　他很快完成了求多、求好、求异这三个阶段，本应满足了，却深感无聊，不知今后还要追求什么。对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他也没有一丝骄傲。

　　终于有一天，一个六岁的越南残疾女孩救了他。那天他把一张轮椅推给这位无法行走的女孩，女孩慌张了一阵，但在很快学会操作后，她双眼闪现出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光亮。

　　贝林先生在那里看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

　　第二个救了他的是一位津巴布韦青年。那天，这位青年背着一位残疾的中年妇女，走了两天时间来到了他面前。

　　贝林先生问：“这是你母亲吗？”

　　青年回答：“不是。”

　　“是你亲戚吗？”

　　“不是。”

　　“你认识她吗？”

　　“不认识。”

　　“那你怎么把她背来了？”

　　“只因她在路边提出了这个要求，她需要我背她到你这里。”青年回答。

　　“只是她需要？”

　　“是的，只是她需要。”

　　贝林先生心头一震。这个津巴布韦青年很穷困，却帮了一个不认识的人的一个大忙，不要任何回报。

　　为什么自己以前总认为，连慈善也要在赚足钱之后才能做？

　　贝林先生自责了：“我把梯子搁错了墙，爬到了顶墙才知道，搁错了。”

　　他说：“我居然到六十岁才明白，慈善的事，早就可以做了，我早就可以摆脱无聊。”

　　我在北京的一个隆重场合，当着贝林先生的面，向广大听众讲述了他的故事。

　　我说，贝林先生告诉我们，慈善决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而是一种寻找人生意义的自我救赎。

　　这也应该是人们求学、从政、为富的最终目的。

　　我为贝林先生自传的中文版定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译名：《为富之道》，并用毛笔题了签。

　　贝林先生听了我的演讲后随即给我写了一封短信，写在《为富之道》的扉页上。他说，我能成为他永久的朋友。

　　我读懂了他，并且通过了解他，读懂了慈善的意义和力量。

　　中国城市的街道上，也出现了大量为残疾人铺设的特殊便道。

　　每次看到，我总是想：这是残疾人的行走便道，更是全人类的精神便道。

　　它使不残疾的人，更加健全。

　　在西方的街市间有一件事让我最为感动：只要出现了老人、孩子和残疾人，大家都恭敬让开，或纷纷扶持，如上帝突然光临。

　　其实，这些弱者并不是被救助者，而是救助者。

　　此刻街头，似讲堂，似圣殿。

　　因此，我一直认为海伦·凯勒的真实人生故事是上帝故意设计的一个寓言：对人类而言，陷入黑暗的比走出黑暗的可能高出万倍，我们只能伸出一只手来被别人拉拽，再伸出一只手去拉拽别人。

　　这个故事是很多年前从一本外国杂志中看到的：

　　一个偏远的农村突然通了火车，村民们好奇地看着一趟趟列车飞驰而过，有一个小孩特别热情，每天火车来的时候都站在高处向列车上的乘客挥手致意，可惜没有一个乘客注意到他，他挥了几天手终于满腹狐疑：是我们的村庄太丑陋？还是我长得太难看？还是我的手势或者站的地位不对？天真的孩子郁郁寡欢，居然因此而生病，生了病还强打精神继续挥手，这使他的父母十分担心。

　　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实的农民，决定到遥远的城镇去问药求医。一连问了好几家医院，所有的医生都纷纷摇头。这位农民夜宿在一个小旅馆里，一声声长吁短叹吵醒同室的一位旅客。农民把孩子的病由告诉了他，这位旅客呵呵一笑又重新睡去。

　　第二天农民醒来那位旅客已经不在，他在无可奈何中凄然回村。刚到村口就见到兴奋万状的妻子，妻子告诉他，孩子的病已经全好了，今天早上第一班火车通过时，有一个男人把半个身子伸出窗外，拼命地向我们孩子招手，孩子跟着火车追了一程，回来时已经霍然而愈。

　　这位陌生旅客的身影几年来在我心中一直晃动，我想，作家就应该做他这样的人。能够被别人的苦难猛然惊醒，惊醒后也不作廉价的劝慰，居然能呵呵一笑安然睡去。睡着了又没有忘记责任，第二天赶了头班车就去行动。他没有到孩子跟前去讲太多的道理，说火车的速度、乘客的视线等等理性命题，他只是代表着所有的乘客拼命挥手，把温暖的人性交还给了一个家庭。

　　孩子的挥手本是游戏，旅客的挥手是参与游戏。用游戏治愈心理疾病，这便是我们写作人的职业使命。

　　不管是面对历史的疾病还是社会的疾病，我们都应该探出身来，搜寻大地，搜寻孩子，挥一挥手，挥得欢快，挥得慈爱，挥得认真。

　　这里原是原始森林，一位国王喜欢到这里猎鹿，鹿群死伤无数。鹿有鹿王，为保护自己的部属，每天安排一头鹿牺牲，其他鹿则躲藏起来。国王对每天只能猎到一头鹿好生奇怪，但既然能猎到也就算了。有一天他见到一头气度不凡的鹿满眼哀怨地朝自己走来，大吃一惊，多亏手下有位一直窥探着鹿群的猎人报告了真相，这才知，每天一头的猎杀已使鹿群锐减，今天轮到一头怀孕的母鹿牺牲，鹿王不忍，自己亲身替代。国王听了如五雷轰顶，觉得自己身为国王还不及鹿王，立即下令不再猎鹿，不再杀生，还辟出一个鹿野苑，让鹿王带着鹿群自由生息。

　　一代又一代的兵荒马乱构成了中国人心中的历史，既然历史的最粗轮廓由暴力来书写，那么暴力也就具有了最普及的合理性。中国文化在历史面前常常处于一种追随状态和被动状态，因此有很大一部分成了对暴力合理性的阐述和肯定。有些暴力确实具有惩恶扬善的正义起点，但很少有人警觉即便是正义的暴力也会失控于报复激情，沉醉于威慑惯性。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怀抱文明、固守冷静的文化人就显得特别孤独无助。

　　人类的一个毛病，是对日常好事熟视无睹。

　　中国人的一个毛病，是把日常好事看成是别有所图。

　　近十年来，中国文人又增加了一个毛病，把日常好事看成是“浅落的世俗”。

　　于是，日常好事无处安身，躲躲匿匿，支支吾吾，深感孤独无助。

　　阳光日日普照，人们企盼乌云。

　　清风时时吹拂，人们等待狂飙。

　　细雨夜夜滋润，人们呼唤洪涛。

　　这本是狂放诗人的焦渴，却成了广大民众对正常生态的反叛。

　　结果，最勤奋的阳光、清风、细雨，沦落为谁也不愿认真瞧一眼的奴仆。只有等到灾难来临，历久不去，才会让人产生想念。但是，灾难一过，又被轻易忘却。

　　世间最珍贵的一切，历来被这样处置，包括那两个最珍贵的词汇：善和爱。

　　绝大多数人都有善的天性，每个社会都有大量的善人善行，但是如果没有精神构建，这一切就会像荒山中的香花，污淖中的嘉禾，不成气候，难于收获，连它们自己也无法确认自己的价值。

　　人类也就是宇宙间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我们的身影比蚁蝼还要细微万倍。曾听到过《出埃及记》那悲怆的歌声，简薄的行囊，粗粝的衣履，苍凉的目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不清楚。在这样的长途间，我们除了互相扶持、互相援救、互相关爱，还能做什么呢？

　　人类，伟大而又无奈。只要时时仰望太空，面对旷野，就会什么也不在乎了，最后只剩下两个字：善和爱。

　　我们因此而还能跋涉，因此而还有喜乐，因此而还叫人类。

　　真正的旷野是生命的负面，连一根小草都吝啬着自己的踪影。对人群来说它是一种陌生，但对地球来说却是一种巨大的真实。被人类垦殖的地盘实在只是一种狭小的偶然，偶然之外的必然便是旷野。

　　这种漫无边际的旷野比之于茫茫大海也只是小土一片，再把土地和大海加在一起，放到宇宙间立即又变成一粒尘埃。宇宙的无限空旷已经进入人们的想象，越想象越觉得即便是点滴生命也是最大的奇迹。点点滴滴的生命居然能发育成长得像模像样，真不知该如何来欢呼，如何来呵护，如何来珍爱。

　　善良，善良，善良……

　　这是一个最单纯的词汇，又是一个最复杂的词汇。它浅显到人人都能领会，又深奥到无人能够定义。它与人终生相伴，但人们却很少琢磨它、追问它。

　　在黑灯瞎火的恐怖中，人们企盼它的光亮，企盼得如饥似渴、望穿秋水；但当光明降临的时候，它又被大家遗忘，就像遗忘掉小学的老师、早年的邻居，遗忘得合情合理、无怨无悔。

　　大家都希望成为强者，崇拜着力量和果敢，仰望着胆魄和铁腕，历来把温情主义、柔软心肠作为嘲笑的对象。善良是无用的别名，慈悲是弱者的呻吟，于是一个年轻人刚刚长大，就要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指点下学习如何把善良和慈悲的天性一点点洗刷干净。男人求酷，女人求冷，面无表情地像江湖侠客一般走在大街上，如入无人之境。哪一座城市都不相信眼泪，哪一扇门户都拒绝施舍和同情；慈眉善目比凶神恶煞更让人疑惑，陌生人平白无故的笑容必然换来警惕的眼神。

　　书架上成排成叠的书籍似乎都在故意躲避，都在肆肆洋洋地讲述雄才大略、铁血狼烟、新旧更迭、升沉权谋、古典意境、隽永词章、理财门径、生存智慧，却很少说到善良。

　　只希望街市间忙碌的人群，努力减轻在成败问题上的沉重压力，而多多关顾善恶之间的界限。只希望我们经常自问：何苦到处开辟战场，风声鹤唳？何必时时寻找对手，枕戈待旦？如果这是成功的代价，那么成功又是什么？

　　——我知道当今社会上多数聪明的年轻人都拒绝作这种自问，认为这些问题过于浅陋，不符合生存竞争的原则。但是，生存竞争、生存竞争，当我们居住的星球，竞争到已经不适合生存，竞争到互相剥夺生存，一起结束生存，那么竞争又是为了什么？

　　年轻的你们，使我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同样是二十岁，你们在各方面都比我优越。只有一点我比你们优越，而且你们很难追赶，那就是，灾难使我对善良特别敏感。

　　我在极度饥饿中向周围的朋友求借饭票，伸手接取的时候会迅捷地注意一下对方的眼神，我能辨识出眼神角落哪怕一丝的勉强。

　　于是，我也彻底明白了善良的本体和边角。

　　当然，灾难更使我敏感真正的邪恶。

　　真正的善良是不计回报的，包括在理解上的回报。阳光普照山河，并不需要获得山河的理解；春风吹拂大地，也不在乎大地的表情。

　　宏观的因果，是一种不朽的因果。为此，胡适先生曾写过一篇《不朽》来表述。

　　节约了一杯水，细细推导，正面结果将是不朽的；随地吐一口痰，细细推导，负面结果也将不朽。那么同样，美言不朽，恶语不朽，任何一个微笑不朽，任何一次伤害不朽……它们全都轻轻地传递着，曲折地积累着，迟早会归并成两个世界，一个让人喜乐的世界，一个让人厌弃的世界。

　　现代科学已经能够勉强说明一个生命的来源。但是，这只是一种片断性的状态描述。

　　我们的生命来自于父母，那么，父母的生命呢？

　　也许在北宋末年，长江岸边，几个渔民救起了一个落水的行人，这是你的先祖。然后，清代，一群将军阻止了一场即将毁灭整个村庄的战乱，而这个村庄正生息着你的前辈……

　　以此类推，千百年间早就被彻底遗忘的一件寒衣、一碗稀粥、一剂汤药、一块跳板、一根手杖，都可能与你的生命有关。

　　世上全部善良的点点滴滴，粘连了时时有可能中断的游丝一线。

　　我们遇到恶，大多与我们的行为无关，更与我们的命运无关。

　　恶的出现，也是宏观因果的产物。多少年前的某个阴谋，给世间增添了一份仇恨；千百里外的一次争吵，为文坛留存了一堆脏话；几十年前的一场灾难，为民族加注了几分兽性……

　　也许，一种过于突然的成功，激发了他人心中的嫉妒；一种过于激烈的实验，导致了社会心态的失衡；一种过于广阔的占领，剥夺了某些同行的机会……

　　似乎能找到近期的原因，其实全是远期原因。

　　我们怎么能对远处生成的恶，产生多大的仇恨？

　　惟一能做的事是：它来了，正巧来到我跟前，这是一个机会，可以通过我，把宏观因果中的负面积累，开始改写成正面。

　　世间因果似重叠的峰峦，我们岂能对偶尔出现于脚边的凹凸过于在意。

　　那么，不必过于感谢身边的朋友，就像不必过于仇视眼前的对手。他们来到身边和眼前都是偶然，不要让他们的身影遮住了他们的来路，遮住了他们身后重叠的峰峦。

　　我们高贵，只因我们有辽阔的景观。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只是说了最后一个环节。

　　瓜豆的种子来自何方？又是什么因缘使它们进化成今天的瓜今天的豆？如能细细追索，必是一部有关人生生存的浩繁史诗。

　　人的生命更其珍罕，不知由多少奇迹聚合而成。说自己偶尔来到世间，是一种忘恩负义的罪过。

　　为了报答世间恩义，惟一的道路是时时行善，点滴不涓，维护人类生命的正常延续。

　　因自己的投入，加固人们的正面因果。

　　宏观的因果是看不见的，却是最重要的。

　　恶人不看因果，好人想看因果。结果，恶人总是侥幸，好人总是失望。

　　应该告诉好人：我们的生命来得遥远，因此任何行为不求当世回报。真正的善良不求感谢，因为我们要感谢千百年来的善良带给今天的人类尊严，还忙不过来。

　　万千动物中，牛从来不与人为敌，还勤勤恳恳地提供了最彻底的服务。在烈日炎炎的田畴中，挥汗如雨的农夫最怕正视耕牛的眼神，无限的委屈在那里忽闪成无限的驯服。不管是农业文明还是畜牧文明，人类都无法离开牛的劳苦，牛的陪伴，牛的侍候。牛累了多少年，直到最后还被人吃掉，这大概是世间最不公平的事。记得儿时在乡间看杀牛，牛被捆绑后默默地流出大滴的眼泪，而这流泪的大眼睛我们平日又早就熟悉，于是一群孩子大喊大叫，挺身去阻拦杀牛人的手。当然最终被阻拦的不是杀牛人而是孩子，来阻拦的大人并不叱骂，也都在轻轻摇头。

　　长大了知道世间本有太多的残酷事，集中再多的善良也管不完人类自己，一时还轮不到牛。然而即便心肠已经变得那么硬也无法面对斗牛，因为它分明把人类平日眼开眼闭的忘恩负义，演变成了血淋淋的享受。

　　从驱使多年到一朝割食，便是眼开眼闭的忘恩负义，这且罢了，却又偏偏去激怒它、刺痛它、煽惑它，极力营造杀死它的借口。一切恶性场面都是谁设计、谁布置、谁安排的？牛知道什么，却要把生死搏斗的起因推到它头上，至少伪装成两边都有责任，似乎是疯狂的牛角逼得斗牛士不得不下手。

　　人的智力高，牛又不会申辩，在这种先天的不公平中即使产生了英雄也不会是人，只能是牛。但是人却杀害了它还冒充英雄，世间英雄真该为此而提袖遮羞。

　　再退一步，杀就杀了吧，却又聚集起那么多人起哄，用阵阵呼喊来掩盖血腥阴谋。

　　有人辩解，说这是一种剥除了道义逻辑的生命力比赛，不该苛求。

　　要比赛生命力为什么不去找更为雄健的狮子老虎？专门与牛过不去，只因它特别忠厚。

　　一个作家可能一辈子也不去刻画吝啬鬼，但他永远不应是一个吝啬鬼。狄德罗借用这个例子说，吝啬使人思想闭塞、心灵渺小，对大众不幸的关心不会超过对自己银箱的关心，那么，这个作家就从来没有体会过同情人、帮助人、解救人的感情，他也可能想在作品中描写同情、慷慨、好客、爱国爱民爱人类，但他绝不可能写好。“他到哪里去找到这些颜料？在他的心底里，他认为这些美德仅仅是变态心理和糊涂观念而已。”这真是说得深刻透彻。

　　一个人最值得珍视的是仁慈的天性，这远比聪明重要；如果缺乏仁慈的天性，就应该通过艰苦修炼来叩击良知；如果连良知也叩击不出来，那就要以长期的教育使他至少懂得敬畏、恪守规矩；如果连这也做不到，那就只能寄希望于他的愚钝和木讷了；如果他居然颇具智能，又很有决断，那就需要警觉，因为这样的人时时有可能进入一种可怖的梦魇，并把这种梦魇带给别人。应该发现这样的人，并且尽量将他们安置在高人手下，成为一种技术性的存在，避免让他们独自在空旷寂静的地方，作出关及他人命运的行为选择。这也是为他们好。 余秋雨人生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