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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文明人”？一个最简便的答案是：他曾经真心诚意地朝拜过文明。

　　从你每次选择旅行的路线，我就能知道你是谁。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指出，蒙昧——野蛮——文明这三个段落，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普遍阶梯。文明是对蒙昧和野蛮的摆脱，人类发展的大过程如此，每个历史阶段的小过程也是如此。直到今天，我们大概还躲不开与蒙昧和野蛮的周旋，因此文明永远显得如此珍贵。

　　蒙昧和野蛮并不是一回事，蒙昧往往有朴实的外表，野蛮常常有勇敢的假象，从历史眼光来看，野蛮是人们逃开蒙昧的必由阶段，相对于蒙昧是一种进步；但是，野蛮又绝不愿意就范于文明，它会回过身去与蒙昧结盟，一起来对抗文明。

　　结果，一切文明都会遇到两种对手的围攻：外表朴实的对手和外表勇敢的对手，前者是无知到无可理喻，后者是强蛮到无可理喻。

　　更麻烦的是，这些对手很可能与已有的文明成果混成一体，甚至还会悄悄地潜入人们的心底，使我们在寻找它们的时候常常寻找到自己的父辈，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历史。

　　我们的故乡，不管是空间上的故乡还是时间上的故乡，究竟是属于蒙昧、属于野蛮，还是属于文明？我们究竟是从何处出发，走向何处？

　　文明有可能盛载过野蛮，有可能掩埋于蒙昧；文明易碎，文明的碎片有可能被修补，有可能无法修补，然而即便是无法修补的碎片，也会保存着某种光彩，永久地让人想像。能这样，也就够了。

　　人类从蒙昧、野蛮而进入文明，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千万条个人的行为理由大多不符合社会公正，而社会公正却是文明的前提。

　　很多好人本来是为了求一个公正而勃然奋起的，结果却对他人带来更大的不公正。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东西方都会有那么多的江湖恩仇故事既无视规则又企盼规则，即便盼来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难平。这是人类很难通过又必须通过的一大精神险关。只有通过了这个精神险关，才能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我只想提醒，世上有很多事情是中立不得的。人类在抖落各种历史对抗之后必将重新面对最本质的矛盾，即文明与野蛮、善良与邪恶、和平与恐怖、正常与极端的矛盾，在这些矛盾前面，最需要的，恰恰是你比较缺少的文化道义。这儿容不得生存计谋，这儿来不得暗通关节，这儿不存在中立空间。

　　文明可以成为一种点缀，但文明有最终指向。正是这种最终指向，维护了人类。

　　我们看到的每一个文明发祥地，在地理位置上几乎都被荒昧之地觊觎和包围。文明的重大发端都是奇迹，而奇迹总是孤独。它突然地高于周边生态，这是它的强大，也是它的脆弱。文明以自己的繁荣使野蛮势力眼红，又以自己的高雅使野蛮势力自卑，因此野蛮迟早会向文明动手，而一旦动手，文明很容易破碎。因此我们看到了，任何文明都要为自己筑造那么多城堡。

　　这是一座十字军的城堡，修筑于建城之后的一千余年，目的是战争。上方是城垛、箭孔，下方是饮战马的水槽，为防战马失蹄而凿下深深纹路的石板，而这一切，有很多是拆除建城时罗马风格建筑之后才取得材料的。层层泥石裹胁着大理石柱的断片，含而不露地留下了一个证据：战争裹胁过和平，破坏裹胁过建设，野蛮裹胁过文明。

　　三个宗教都以各自感人至深的方式在这里吐纳着无数信徒的精神寄托，把一层层神圣的悲情叠加给这座城市。任何像样的宗教在创始之时总有一种清澈的悲剧意识，而在发展过程中又因与民族问题紧紧相连而历尽艰辛，彼此都承受了巨大的委屈。结果，原始的悲剧意识中又加入了历史的悲剧体验，谁都有千言万语却谁都又欲哭无声。这种宗教的悲剧感有多种走向，取其上者，在人类的意义上走向崇高；取其下者，在狭窄的意气中陷于争斗。因此，耶路撒冷的路途也有多种方向，在淤积着无数次毁城血泪的街道上，每天存在着相知、相融、相悦的无限可能。

　　在大沙漠中偶尔会出现一个奇迹：在寸草不生的沙砾中突然生出一棵树，亭亭如盖，碧绿无瑕，连一片叶子也没有枯黄。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地母单独为它埋设了一条细长的营养管道？但是光有营养也没有用，因为它还必须面对日夜的蒸发和剥夺，抗击骇人的孤独和寂寞。惟一能够聊以自慰的，也就是自身树叶之间的互相照拂罢了。由此联想，人类的一些文明发祥地也许正像这些树，在千百万个不可能中挣扎出了一个小可能。从树叶丛中看，似乎很成气候；从整体环境看，始终岌岌可危。谁也无法保证它们的存活年限，有人为它们的终于枯萎疑惑不解，其实，真正值得疑惑的是它们何以能够持续，而枯萎则属于正常。

　　一切都停止了。没有了古代和现代，没有了文明和野蛮，没有了考察和推断，只剩下一种惊讶：原来人类只活动在这么狭小的空间，原来我们的历史只是游丝一缕，在赤地荒日中飘荡。

　　站在金字塔前，我对埃及文化的最大感慨是：我只知道它如何衰落，却不知道它如何构建；我只知道它如何离开，却不知道它如何到来。就像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巨人，默默无声地表演了几个精彩的大动作之后轰然倒地，摸他的口袋，连姓名、籍贯、遗嘱都没有留下，多么叫人敬畏。

　　永久是简单，永久是糙粝，永久是毫不弯曲的憨直，永久是对荒漠和水草交接的占据，永久是对千年风沙的接受和滑落。

　　无法解读是埃及文明的悲剧，但对金字塔本身而言，它比那些容易解读的文明遗物显得永久。通俗是他人侵凌的通道，逻辑是后人踩踏的阶梯，而它干脆来一个漠然无声，也就筑起了一道障壁。因此还可以补充两句：

　　永久是对意图的掩埋，是把复杂的逻辑化作了朴拙。

　　伟大见胜于空间，是气势；伟大见胜于时间，是韵味。

　　一切伟大从外面看是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从里面看则是一种无比智慧的秩序。秩序对于周边的无序有一种强大的吸附能力和整合能力，但是无序对于秩序也有一种不小的消解能力和颠覆能力，谁胜谁负，主要是看秩序能包含什么样的智慧浓度。

　　与埃及、两河、印度等古文明相比，希腊的好处是在被奴役后较长时间地保持了痛苦。不像有些文明，被奴役后太早结束了痛苦期，即使有机会复元也不知复回何处、复回何型。

　　这说到底还应归功于希腊文明本身。希腊悲剧训练了人们崇高的痛苦意识，而高度的理性精神又使这些痛苦单纯明晰、合乎逻辑。相比之下，其他文明即使有痛苦也往往比较零碎具体，缺少力度。

　　希腊哲人推重人类，却又以极大的怀疑探究人在天地间的地位，劝谕人们认识自己，不要自卑和嚣张。埃及人不在乎这种探究和宣讲，只把神秘的感悟付之于刻石垒石，留下人类对自然的窥视和敬畏。更不同的是，希腊文明的传播和张扬给了人们一个错觉，以为人类一定会按照某种逻辑进化发展，埃及文明不提供这种逻辑，堂而皇之忙一阵，然后悄然隐退，除了别的原因，也许还由于领悟了人类的渺小，便以坟墓里复活的梦幻，阻断了积极的后续行为。

　　任何古代文明都有宏伟的框架，而它们的最高层面又都以史诗的方式留存。

　　迈锡尼文明究竟在哪些方面哺育了希腊文明，这是一个还在讨论的学术问题。我想，除了联合战争带来的生态方式和工艺水平的集聚外，不应忘了荷马诗史。荷马从迈锡尼的血腥山头上采撷了千古歌吟，然后与其他歌吟一起，为希腊文明做了精神上和文学上的铺垫。不要以为在坚硬的青铜顽石前这些歌吟不值一提，其实，只有把迈锡尼进行审美软化和精神软化，才有可能出现希腊文明。

　　世上的古城堡大多属于战争，但其中有百分之一能进入历史，有千分之一能成为景观，有万分之一能激发诗情。相比之下，诗情最高贵也最难得，因此迈锡尼的最佳归属，应该是荷马，然后经由荷马，归属于希腊文明。

　　我想，大文明是需要大空间来承载的。空间小了，原来的大文明也会由大变小，如果不变小就会被撞碎，或者流逸别处。希腊文明很大，但空间太小，后来只能流逸在外，由阿拉伯学者和意大利神职人员保存、寻找、连辑，最后在佛罗伦萨复兴，复兴在一个大空间之中。

　　在荒蛮的历史上，文明越高往往也就越脆弱。

　　渤海国中主张接受盛唐文明的先进分子注定是孤独的悲剧人物。他们很可能被说成是数典忘祖的“亲唐派”，而唐朝却又不会把他们看作自己人。在这一点上，唐玄宗时期渤海国的大门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哥哥一度是渤海国的统治者，一直想与唐朝作对，他争执几次无效，就逃到唐朝来了。哥哥便与唐朝廷交涉，说我弟弟大门艺对抗军令躲到了你们这儿，你们应该帮我把他杀了。唐玄宗派几名外交官到渤海国，对那位哥哥说，大门艺走投无路来找我，我杀掉他说不过去，但你的意思我们也该尊重，因此已把他流放到烟瘴之地岭南。本来事情也就过去了，不想那几个外交官在渤海国住的时间长了说漏了嘴，透露出大门艺并未被流放。于是那位哥哥火了，写信给唐玄宗表示抗议，唐玄宗只得把几个外交官处分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事曾作过有趣的批评，大意是说：唐朝对于自己的隶属国应该靠威信来使它们心悦诚服。渤海国那位弟弟为了阻止一场反唐战争来投靠你，你应该有胆量宣告他是对的，没有罪，而哥哥则是错的，即便不去讨伐，也要是非分明。不想唐玄宗既没有能力制服那位哥哥，又不能堂堂正正地保护那位弟弟，竟然像市井小人一样耍弄骗人伎俩，结果被人反问得抬不起头来，只好对自己的外交官不客气，实在是丢人现眼。（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司马光说得很好，但这位历史学家应该知道，一切政治家都是现实主义者，至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会为一种远离自己的文明和文化而付出太大的代价。那位叫做大门艺的弟弟只能在长安城里躲躲藏藏，他为故乡都城的文明而奋斗，但故乡的都城却容不了他。后来，渤海国由于自身的改朝换代进一步走向了文明，但这样一来渤海国本身也就成了那位弟弟，因高度的文明而走向孤单，走向脆弱，走向无援。

　　泱泱大国给了我一种从容的心态，茫茫空间给了我一副放松的神经。中华民族灾难不少，但比之于犹太人，以千年目光一看，毕竟安逸得多了。我们没有哭墙，我们不哭。

　　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的最终魅力，在于寻常形态的人情物理，在于自然形态的人道民生。本来，这是一切文明的基础部位，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中国，过于漫长的历史，过于发达的智谋，过于铺张的激情，过于讲究的排场，使寻常和自然反而变得稀有。尽管释、儒、道的大师们都曾呼唤它们，但呼唤的原因正在于有太多的失落。

　　失落了寻常形态和自然形态，人们就长久地为种种反常的设想激动着、模拟着。怎么成为圣贤？如何做得英豪？大忠大奸怎样划分？丰功伟绩如何创建？什么叫气贯长虹？什么叫名垂青史？什么叫中流砥柱？什么叫平反昭雪？……这些堂皇而激烈的命题，竟然普及于社会、渗透于历史，而事实上这些命题出现的概率究竟有多大，而且又有多少真实性呢。与之相反，有关一个普通人的存在状态，有关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物件，有关人类周围的植物和动物，有关世俗风习、人间情怀，虽然天天遇到，人人遇到，处处遇到，却一直被中国主流文化搁弃着、冷落着。于是，偌大一块国土，反常形态严重饱和，寻常形态极其稀薄。事实上并没有几个人做得了圣贤和英豪，那就只能凭借争斗来决定胜负；争斗一旦开始，非此即彼，你死我活，更不会有寻常形态的存身之地了。结果，九州大地时时成为一块广阔无比的“铁板烧”，负载着一个个火烫的话题嗤嗤地冒着热气，失去了可触可摸的正常温度。

　　中华文明具有其他古老文明所不具备的一些综合性生命力，主要表现为——

　　在传导技术上建立了一个既统一又普及的文字系统；

　　在传导状态上建立了一个对社会、对历史的开放式对话系统；

　　在生息空间上没有失去过一个辽阔而稳固的承载地域；

　　在精神空间上以中庸之道避免了宗教极端主义的严重灼伤；

　　在外部关系上因农耕生态而没有过度热衷于军事远征；

　　在内部关系上没有让社会长期陷于整体性无序状态；

　　在固守精神主轴方面借助于科举制度使儒家文化成了一种广泛的生命化遗传；

　　在汲取外部资源方面采取了一种粗糙而又松软的弹性态势使各种文明成分大致相安无事。

　　一种文明，能安顿个体精神已经不错，而如果能安顿群体性的社会理性，则就更好了。在这方面，西方文明中那些启蒙大师的论述不可小看，而中国先秦时代的哲人也值得重视。

　　其实这正是文化的要求。文化要求公开，文化要求透明，文化要求传播，文化要求共享，文化要求化解，文化要求沟通，文化只要真正发挥自己的健康效能，那就会克服恃弱、逞强这样的偏执心理。

　　文明的延续是生命化的。有时乍一看只是无生命的木石遗存，但它们与一代代的生命都能建立呼应关系。如果一种文明的遗迹只能面对后代全然陌生的目光，那么它也就真正中断了，成了最深刻意义上的“废墟”。

　　细看那些石门石柱，那些刻画、纹理、凹凸，早已苍老得不愿唠叨谁胜谁负，只是表明人力所及、文明所至罢了，都已被时间的巨手慰抚得毫无火气。站在这里我想，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自相残杀，如能预想到共同消竭的一天，也许能变得互相客气一点？就像两个争斗了一辈子的对手都已老迈，步履艰难地在斜阳草树间邂逅，应该有一些后悔？如果让他们从头来过，再活一辈子，情景将会如何？世纪之交，就像让各个文明重新转世，理应都变得比前世更清醒一点。

　　显形文明因为理清了自己的历史逻辑，容易使后人以夸张的方式来理解它们存在的广度和深度。但这种夸张，掩盖了多少实实在在的丰富、杂乱、争逐和湮灭！人们对文明史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文字记载上，以及记载者制订的规范上，这也难怪，因为人们认知各种复杂现象时总会有一种简单化、明确化的欲望，尤其在课堂和课本中更是这样，所以，取消弱势文明、异态文明、隐蔽文明，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习惯。这种心理习惯的恶果，就是用几个既定的概念，对古今文明现象定框划线、削足适履，伤害了文明生态的多元性和天然性。

　　人生太短促，要充分理解一种文明已经时间不够，更何况是两种甚至多种文明。于是大家都变得匆忙，而匆忙中又最容易受欺，信了一些几经误传的信息作为判断的基点，既伤害了自己又伤害了文明。因此，应该抓紧时间多走一些路，用步履的辛劳走出受欺的陷阱。法显、玄奘在前，是一种永远的烛照。

　　我们，万里历险，其实也就是在追慕他们罢了。

　　本来，人类是为了摆脱粗粝的自然而走向文明的，文明的对立面是荒昧和野蛮，那时的自然似乎与荒昧和野蛮紧紧相连。但是渐渐发现，事情发生了倒转，拥挤的闹市可能更加荒昧，密集的人群可能更加野蛮。现代派艺术写尽了这种倒转，人们终于承认，宁肯接受荒昧和野蛮的自然，也要逃避荒昧化、野蛮化的所谓文明世界。如果愿意给文明以新的定位，那么它已经靠向自然一边。 余秋雨人生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