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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为美国《新群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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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为美国《新群众》作

  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

  这一点,已经由两年以来的事实,证明得十分明白。

  前年,最初绍介蒲力汗诺夫(Plekhanov)和卢那卡尔斯基(Lunacharsky)的文艺理论进到中国的时候,先使一位白璧德先生(Mr.Prof.Irving Babbitt)的门徒,感觉锐敏的“学者”愤慨,他以为文艺原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无产者倘要创作或鉴赏文艺,先应该辛苦地积钱,爬上资产阶级去,而不应该大家浑身褴褛,到这花园中来吵嚷。并且造出谣言,说在中国主张无产阶级文学的人,是得了苏俄的卢布。这方法也并非毫无效力,许多上海的新闻记者就时时捏造新闻,有时还登出卢布的数目。但明白的读者们并不相信它,因为比起这种纸上的新闻来,他们却更切实地在事实上看见只有从帝国主义国家运到杀戮无产者的枪炮。

  统治阶级的官僚,感觉比学者慢一点,但去年也就日加迫压了。禁期刊,禁书籍,不但内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连书面用红字的,作者是俄国的,绥拉菲摩维支(A.Serafimovitch),伊凡诺夫(V.Ivanov)和奥格涅夫(N.Ognev)不必说了,连契诃夫(A.Chekhov)和安特来夫(L.Andreev)的有些小说,也都在禁止之列。于是使书店只好出算学教科书和童话,如Mr.Cat和Miss Rose谈天,称赞春天如何可爱之类—因为至尔妙伦(H.Zur Mühlen)所作的童话的译本也已被禁止,所以只好竭力称赞春天。但现在又有一位将军发怒,说动物居然也能说话而且称为Mr.,有失人类的尊严了。

  单是禁止,还不是根本的办法,于是今年有五个左翼作家失了踪,经家族去探听,知道是在警备司令部,然而不能相见,半月以后,再去问时,却道已经“解放”—这是“死刑”的嘲弄的名称—了,而上海的一切中文和西文的报章上,绝无记载。接着是封闭曾出新书或代售新书的书店,多的时候,一天五家,—但现在又陆续开张了,我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惟看书店的广告,知道是在竭力印些英汉对照,如斯蒂文生(Robert Stevenson),槐尔特(Oscar Wilde)等人的文章。

  然而统治阶级对于文艺,也并非没有积极的建设。一方面,他们将几个书店的原先的老板和店员赶开,暗暗换上肯听嗾使的自己的一伙。但这立刻失败了。因为里面满是走狗,这书店便像一座威严的衙门,而中国的衙门,是人民所最害怕最讨厌的东西,自然就没有人去。喜欢去跑跑的还是几只闲逛的走狗。这样子,又怎能使门市热闹呢?但是,还有一方面,是做些文章,印行杂志,以代被禁止的左翼的刊物,至今为止,已将十种。然而这也失败了。最有妨碍的是这些“文艺”的主持者,乃是一位上海市的政府委员和一位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长,他们的善于“解放”的名誉,都比“创作”要大得多。他们倘做一部“杀戮法”或“侦探术”,大约倒还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画画,吟诗。这实在譬如美国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先生不谈汽车,却来对大家唱歌一样,只令人觉得非常诧异。

  官僚的书店没有人来,刊物没有人看,救济的方法,是去强迫早经有名,而并不分明左倾的作者来做文章,帮助他们的刊物的流布。那结果,是只有一两个胡涂的中计,多数却至今未曾动笔,有一个竟吓得躲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现在他们里面的最宝贵的文艺家,是当左翼文艺运动开始,未受迫害,为革命的青年所拥护的时候,自称左翼,而现在爬到他们的刀下,转头来害左翼作家的几个人。为什么被他们所宝贵的呢?因为他曾经是左翼,所以他们的有几种刊物,那面子还有一部分是通红的,但将其中的农工的图,换上了毕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的个个好像病人的图画了。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那些读者们,凡是一向爱读旧式的强盗小说的和新式的肉欲小说的,倒并不觉得不便。然而较进步的青年,就觉得无书可读,他们不得已,只得看看空话很多,内容极少—这样的才不至于被禁止—的书,姑且安慰饥渴,因为他们知道,与其去买官办的催吐的毒剂,还不如喝喝空杯,至少,是不至于受害。但一大部分革命的青年,却无论如何,仍在非常热烈地要求,拥护,发展左翼文艺。

  所以,除官办及其走狗办的刊物之外,别的书店的期刊,还是不能不设种种方法,加入几篇比较的急进的作品去,他们也知道专卖空杯,这生意决难久长。左翼文艺有革命的读者大众支持,“将来”正属于这一面。

  这样子,左翼文艺仍在滋长。但自然是好像压于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样,在曲折地滋长。

  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一者,因为农工历来只被迫压,榨取,没有略受教育的机会;二者,因为中国的象形—现在是早已变得连形也不像了—的方块字,使农工虽是读书十年,也还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这事情很使拿刀的“文艺家”喜欢。他们以为受教育能到会写文章,至少一定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者应该抱住自己的小资产,现在却反而倾向无产者,那一定是“虚伪”。惟有反对无产阶级文艺的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倒是出于“真”心的。“真”比“伪”好,所以他们的对于左翼作家的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便是更好的文艺。

  但是,这用刀的“更好的文艺”,却在事实上,证明了左翼作家们正和一样在被压迫被杀戮的无产者负着同一的运命,惟有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Passion),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单单的杀人究竟不是文艺,他们也因此自己宣告了一无所有了。

  题注:

  本篇为鲁迅应美国女作家、记者史沫特莱之约,为美国《新群众》杂志所作。收入《二心集》。当时,国民党当局查禁左翼文艺书刊、封闭书店,甚至囚禁、杀戮作家。鲁迅在本文中揭露了中国文艺界黑暗的现状。史沫特莱考虑到文章即使在国外发表也可能影响鲁迅的安全,便请鲁迅再三考虑,鲁迅毅然回答:“这几句话是必须说的,中国总得有人出来说话!” 鲁迅著作分类全编·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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