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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评家的批评家

　　倪朔尔

　　情势也转变得真快，去年以前，是批评家和非批评家都批评文学，自然，不满的居多，但说好的也有。去年以来，却变了文学家和非文学家都翻了一个身，转过来来批评批评家了。

　　这一回可是不大有人说好，最彻底的是不承认近来有真的批评家。即使承认，也大大的笑他们胡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往往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合就好，不合就坏。

　　但是，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办杂志可以号称没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实这正是圈子，是便于遮眼的变戏法的手巾。譬如一个编辑者是唯美主义者罢，他尽可以自说并无定见，单在书籍评论上，就足够玩把戏。倘是一种所谓“为艺术的艺术”的作品，合于自己的私意的，他就选登一篇赞成这种主义的批评，或读后感，捧着它上天；要不然，就用一篇假急进的好像非常革命的批评家的文章，捺它到地里去。读者这就被迷了眼。但在个人，如果还有一点记性，却不能这么两端的，他须有一定的圈子。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

　　然而批评家的批评家会引出张献忠考秀才的古典来：先在两柱之间横系一条绳子，叫应考的走过去，太高的杀，太矮的也杀，于是杀光了蜀中的英才。这么一比，有定见的批评家即等于张献忠，真可以使读者发生满心的憎恨。但是，评文的圈，就是量人的绳吗？论文的合不合，就是量人的长短吗？引出这例子来的，是诬陷，更不是什么批评。

　　一月十七日。

　　题注：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1月21日《申报·自由谈》。收入《花边文学》。苏汶，即杜衡，作家，文艺理论家，自称“第三种人”。1933年11月，他在《现代》第四卷第一期发表《新的公式主义》一文说：“我们许多写作品的人，往往都不问将要套到自己身上来的圈子它本身是否大小适当，就事先削尖了自己的头，尽向那些圈子里钻，以图博得一个‘行’字。而且这些圈子在中国，通常是很小的，标准的瘦子都往往还钻不进。” 1934年1月，刘莹姿在《现代》第四卷第三期上发表《我所希望于新文坛上之批评家者》，称批评家“拿一套外国或本国的时髦圈子来套量作品的高低大小”, “这是充分地表明了我国新文坛尚无真挚伟大的批评家”。鲁迅因而写本文。 鲁迅著作分类全编·文艺与政治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