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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于《文新》的意见

　　《文艺新闻》所标榜的既然是Journalism，杂乱一些当然是不免的。但即就Journalism而论，过去的五十期中，有时也似乎过于杂乱。例如说柏拉图的《共和国》，泰纳的《艺术哲学》都不是“文艺论”之类，实在奇特的了不得，阿二阿三不是阿四，说这样的话干什么呢？

　　还有“每日笔记”里，没有影响的话也太多，例如谁在吟长诗，谁在写杰作之类，至今大抵没有后文。我以为此后要有事实出现之后，才登为是。至于谁在避暑，谁在出汗之类，是简直可以不登的。

　　各省，尤其是僻远之处的文艺事件通信，是很要紧的，可惜的是往往亦有一回，后来就不知怎样，但愿常有接续的通信，就好。

　　论文看起来太板，要再做得花色一点。

　　各国文艺界消息，要多，但又要写得简括。例如《苏联文学通信》那样的东西，我以为是很好的。但刘易士被打了一个嘴巴那些，却没有也可以。

　　此外也想不起什么来了，也是杂乱得很，对不对，请酌为幸。

　　鲁迅。五月四日。

　　题注：

　　本篇最初发表于上海《文艺新闻》周刊第五十五号（1932年5月16日）。初未收集。《文新》即《文艺新闻》周刊，“左联”领导的刊物，袁殊主办。1931年3月16日在上海创刊，1932年6月20日被查禁。该刊创刊一周年之际，曾广泛征求意见，本篇即是为答复《文艺新闻》的征询而写。该刊第九号（1931年5月11日）发表的赵景深的《没有文学概论》一文中说：“柏拉图的共和国也不是普通的文学概论而是柏拉图个人的文学论。推而至于泰纳的英国文学史和艺术哲学……都不是普通的文学概论，而是泰纳……个人的文学论。” 鲁迅著作分类全编·文艺与政治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