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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我回了一封很长的邮件。他说他必须要先完成他自己的目标，才能决定别的事情。买房子是他完成自己目标的一个必要过程。他无法给我承诺，尤其是在“还不知道我自己是谁的情况下。”
他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交往。“让我们看看生活会将我们带到哪里。”
我突然理解了他。并非从情感上，而是从“人的需要”上。在自我完善之前，爱并不是首要的东西。在还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情况下，根本无法体会到真正的爱。即使我深深地爱上了那个被他自己所忽略了的“他”，那爱也像是射出的箭都击在了石头墙上。
生活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生活只掌握在我们手中。
“我是谁？”我也曾经追问过这个问题。现在我已经知道了我是谁。人最痛苦的莫过于迷失了自我。过去几年的岁月像日历一样在我面前一篇篇地翻过。我轻轻地笑了。头一次，回顾过去的时候，我的心里没有恨。
他无法给我承诺固然惹火了我，但更重要的是他将感情与生活一分为二的态度让我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一方面，我们并非同类。还有什么事情比意识到却做不到更令人沮丧的？我喜欢的人，从来都是把梦想与现实联系起来的人，从来都是渴望梦想成真的人。梦想并非孤立在幻想中，它与现实紧密相连。
我早就不再渴望别人的拯救了。能拯救我的只有我自己，不是吗？我的爱情没有遗憾——我爱过，我试过。
我决定去散步。夏风吹动着院子里梧桐树宽大的叶子，天高且远，北京的夜空在雨后难得地清晰起来。夜风吹动着路侧种植的黄花，它们摇曳着，在夜晚的光线下仍能看出那绿色茎上鲜艳的黄色的花朵。
前面是一对拉着手的年轻情侣。两人都穿着同款的衣服，男的是白色跨栏背心加短裤，女人亦然。他们散发出来的亲密感和过日子的状态令我有些紧张和惶恐。
我快步超过他们，心不在焉地用勺子挖吃着那盒香草味的冰淇淋，与迎面走来的一对对外出散步的邻居们擦肩而过。我尽量不想接触到路人的目光，只是看着远处四散的楼房和平滑的柏油路。即使这样，还坐在马路牙子上聊天和打牌的邻居们的身影还是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视线中。
我踏上进楼门的台阶，有三个人早已比我先等在那里了。两个穿着军装，一个穿着便装。我站在他们身后。灯光倏然灭了。“蹦蹦”，有两个人跺了一下地板，一个是穿便装的人，另一个是那个稍矮一些、军衔高一些的男人。灯又亮了。我这才看清楚了。站在我右边的是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一身绿色制服完美地紧贴在他身上，使他的身材体型毕露。我左前方的男人的军装看起来有些拖沓，不知道是工作一天累了还是这套军装对于他的身高来说有些太长了。
我能感觉到那悄然变调了的呼吸，以及那隐藏在衣服里面悄悄在流淌的汗水。他们也能感受到我的。左前方的男人右手拎着一个大纸箱，里面估计是单位发的水果或者礼品。那箱子很沉，塑料绳紧紧地箍着他的手。他不自禁地掂了掂，似乎想把它放到地上。就在这时，电梯显示灯上已经显示了红色的“1”，电梯快到了。
我左前方的两个人先进了电梯。我随后进去，高个的年轻军人是最后一个进去的，他站在了我的左边。我们分别报上了楼层号。每个人都语气轻快，就像这个和风习习的夏夜，是不应该有惆怅的。
“明天一起游泳吧。”我在电话里向宁提议道。
“好。我太高兴了！我去超市买瓶香槟。游完泳我们可以一起喝。”
到她家前我一直在琢磨该穿什么衣服。我想穿白色，但没有白色的连衣裙。最后我穿了一条短短的黑色的丝绸连衣裙，底部是我从别的裙子上剪下来的黑色蕾丝，可以充当花苞形状的裙摆。一双白色蕾丝的平底鞋，还是我在纽约街头的大减价商店里花七美元买的。
当我到达她家看到她给我开门的时候，我真是高兴极了。
我坐在她的床上，她打量着我说：“不错。”我知道她喜欢我现在的打扮。
“听说So far最近很找爱？”贾妮的短信如影随形。
“我是很缺爱。”宁乐了。
游泳池并不太大，没有人，一个人也没有。宁拿着本书，坐在岸上喝着果汁。我跳下去，先游了几圈，仰泳蛙泳自由泳都来了几遍，然后爬上岸也看了会儿书。越看越冷，只好去桑拿，在里面待了十分钟就受不了进了另一间桑拿室。这次是一间蒸汽室，都是蒸汽，就像发馒头的蒸汽一样，整间屋里都是白雾。同样，也没有人。我就脱了游泳衣，一个人躺在那儿睡觉。
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宁已经在游泳了。游泳池里多了一个男人。他大概五十五岁左右，身材相对他的年龄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尽管皮肤已经松驰。他一下游泳池就开始游，很正式很专业，一直游了十几圈。他的态度表明，他是他身体的主人。
回到她住的房间，她开始开酒。半天也没有打开。
“笨蛋！”我走过去，把开瓶器对准瓶口，慢慢地用力地推下去。每次做这种纯机械的事都会令我感到心情很平静。它们都很有道理，都很简单，只要心无旁骛，就可以完成。
她用两个纸杯盛满酒，递给我一杯。
我们坐在床边看了一部电影。里面的男孩有着跌宕起伏的悲剧性的童年。整部电影制造出了一种反射性的黑暗的光，悲剧从他的童年一直延续到他的青春及以后的日子。
张莹的脸不经意地拂过我的脑海，像突如其现的精灵或者魔鬼。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会想起她来。她明明与我现在的生活毫无关联。
“不要再为悲剧找借口。人只能为自己负责。”我感慨道。
“没错。生活是自己的。”
真正的人，是不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只有自己为自己负责。
人不能把责任投射到他人身上。对于真正忠于自我的人来说，那些侮辱与损害从未抵达过他们的灵魂。
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感到无限幸福。
比起真正的、纯粹的爱，那些掺了水分或者三聚氰胺的“爱”只会让我们觉得好笑。对于它们，我们并不愤怒。
因为，那是它们自己的事儿。
“我很幸福。”我的喉咙发出欢快的声音，像是音乐。躺在这张没有床单的床上，我却感觉正在与她行走在塞纳河畔。即使她即将离开北京。在我心里，她从未走远，也势必永远和我在一起。
“我也很幸福。我感觉充满了爱。就像‘永不消逝的电波’一样。一旦存在，永不消逝。”宁扬起手臂，在空中划了道弧线。“今天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的烦心事，我都忍不住告诉他们，我很幸福。”
“在这个变幻莫测、虚伪世俗的世界里，只有你是真实和纯粹的。我的眼前常常出现你的笑脸。我感觉很幸福。”
“我也是。”
附：42天
如果我要去纽约，
我要去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的楼顶，
就像电影《金玉盟》（An Affair To Remember）里那样；
我要去中央公园散步，
嗯，兴许还要跑跑步；
要去许多许多博物馆，
比如：Modern, Metropolitan, Witney, Ps1；
我要去许多许多家书店，慢慢消磨掉一个下午；
要在电影院里看几场刚上映的电影，
哦对了，还要去购物；
嗯！可能我还会来一个Tatoo，
最重要的是去看一场Anti—Flag的演出！
这是我最喜欢的乐队，他们会在11月30日的纽约有一场演出。这是我最想看到的现场演出。
我要在那里找到我的Muse，
还有我的Fans。
在等待签证期间我与宁的生活
10月24日
清晨我目送Martin出门。临走时，他让我一拿到签证，就立刻跟他联系，他会立刻在网上给我订一张去美国的机票。
我的护照还放在美国大使馆。之前一个星期是我们两个人最焦躁的阶段，每天都给大使馆打电话问签证的事，他们不是没人接就是语焉不详。
这个晚上我一直看DVD看到午夜，我为自己挑了张经典恐怖片《异形》。看完《异形I》我还不满足，连着把三集都看了，最后才搂着枕头睡了过去。
10月26日
纬键在下午给我打电话，约我去玉渊潭公园散步。本来我不想去，他说外面阳光真好，这样的天气闷在家里可惜了。
我坐公共汽车到了公园门口，一进门就问游客：“红领巾雕塑往哪走？”游客给我指路：“从前边的路口一直向西。”
向西的路很长，左手边上是个很大的正在修的工地，用一道长长的宣传墙给围了起来，不知道公园要修什么项目。远远看到一人，是纬键。我冲他招招手，他看到了，也招了一下手。
“红领巾雕塑在哪儿？”我走到他身边的时候，迫不及待地问。
“就在这儿啊。”他冲右边走过去。那里是一组雕塑，最大的一个是一面少先队的旗，旗旁边是两个少先队员在护旗。原来这叫少年英雄纪念碑，碑后面写了几行碑文，介绍这是许多少年先锋队的队员们劳动出资为了所有牺牲了的少年英雄所建。我被最后一句话吸引了，上面写着：“我们一定要牢记人民的希望，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阳光真是出奇的好，要不是他心血来潮地打过来电话约我去公园，我根本想不到要出来。这世界就是有些特别被动的人，像被蒙着眼睛的动物，除非旁人把它脸上的黑布扯下，否则它还以为自己瞎了。比如说，在阳光明亮的下午或者天高云淡的夜晚这样适合散步的时辰，我都无意中错过了。
从小学毕业已经许多年了，很少再回到这座离父母家很近的公园。上一次来的时候还是一年前，同一位好友来看樱花。那次来的时候天色已晚，西边的天上只剩下些许紫霞，天还没有暖起来，朋友的心情又不好，两个人就捂着棉衣沿着樱花园闷闷地走了几圈。
阳光照在脸上身上都有些热了。幸好出来的时候换上了件红色的绒衣，要是穿那件羽绒服，还不知道要热成什么样。这个公园很大，小时候就觉得大，长大了还是觉得大。我们走到河边，找了块阳光能照射到的角落，坐了下来。
“你看，有鱼！”纬键指着河水。
注目一看，果然有许多小鱼儿在游。
“在这个公园里当鱼真幸福。”
“可惜咱们没带面包、馒头之类的，要不可以喂它们。”
纬键真有童心。有时候真羡慕这种单纯的人。“活在当下”的人可能都是这样吧。我的男朋友也是如此。他见到小动物都会喜欢得不得了，有一次晚上，家里来了一次臭鼬，可能是从没关的阳台门那里窜进来的，他还挺高兴，把臭鼬放出去后说这是个动物喜欢的家。
不能想他，想起来更头疼。他现在已经到了丹佛，住在姨妈家里等我去呢。这该死的护照什么时候才能到我手里啊？我到底还要不要再找几个朋友打电话？其实也没什么用，最后分机总是没人接。
“你有没有发现，盯着水看容易头晕？”他开口道。
“那你盯着树啊。”
河对岸是一排白杨。白杨后面是参差不齐的高楼。
“真是煞风景，小时候边上都没楼。”
“是呀，这些楼也不知道多少钱一平米，看起来挺高档的。”
“我想起了一个朋友。”我忍不住说起来，“他那时候经常和我一起逛公园，去大学，走遍了北京附近的游园场所。呵，那段日子想起来真开心。”
“他现在在哪儿？”
“日本。结婚了。他老婆在日本上班，他也跟着过去了。”
“真好。我要是有机会，我也去。”
“我就不想去。我对日本没什么好奇心。”
“那是因为你不是看漫画长大的。”
我差点接下去说“我想去美国”，但这话也不用说了。又回到了起点，护照还在美国大使馆呢。我掏出手机，给卢打了个电话。以前交朋友的时候真没意识到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区别，现在突然明白，原来拥有一张美国护照那么有用。
卢答应帮我想想有没有在大使馆工作的朋友。
手机突然响了。是卢打来的，他帮我查到一个电话，是美国大使馆一个工作人员的，还有一个邮箱地址，让我试一下。
“你就在那儿打吧。”纬键指了指前方右侧的长椅。那里阳光普照，没什么人，确实是个通话的好地方。刚走过去才意识到旁边工地施工的声音清晰可辨。“这会不会影响你打电话啊？我们再往前走走吧。”
我们在另一条河边停下来。这条河没有刚才那条宽，是条很长的运河的一段支流。我们坐在河岸边的水泥堤坝上，脚下是黄色的毛绒绒的草坪。
今天很暖和，都十月底了，树还这么绿，我突然有了一种春天快到了的错觉。
果不出所料，卢给我的电话是旧大使馆的电话。电话里有一位中文说得很好的美国人言辞和悦地告诉我（当然是录音）美国大使馆最近搬家，新电话号是xxxx。我一听，这不就是前几次打过的电话吗？每次转签证处总是没人接。没办法，我又播打了一遍新号码，这次有人接了，对方给我转了过去。电话响了大概五声，没人接。
“我就知道是这样！”挂了电话我绝望地嚷道，“不管过程如何，最后总会是没人接！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你根本找不到负责人！太可笑了！”
“有时候我真觉得这世界出了问题。在每个国之间设置那么多障碍，简直可笑。不过人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需要受这种苦，只要落地签就成了。”
“屈辱吧？这事你根本没有选择权和决定权，你一点辙没有。”
看了看表，三点半了。我们站起来，在离开公园之前又绕着另外一个湖散了一圈步，看到许多在岸边穿着游泳裤正准备下河游泳的中年男人和老头。每个人看上去都倍儿健康，在阳光下像一棵棵茁壮成长等待秋收的小麦。
我们走过落叶满地的小路，走上去“咯哧咯哧”的。路旁是白杨树和银杏树。阳光射在泛黄的树叶上发出暖暖的橙色，美极了，令人迷醉。
天空万里无云，连风都没有，这才叫金秋呢。公园里都是健康的人们，有些人脸上还挺喜气洋洋，路过长亭的时候还看到几个老头老太太在拉手风琴唱民歌，他们真是活在了此刻。其实这风景比起美国来应该也不差。是没日本干净，地上偶尔还能看得到纸屑，但垃圾箱也比比皆是，三步一个五步一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我之所以喜欢这个公园，除了亲切以外很大程度上是这公园大，又不过分精雕细琢，有些区域像是野外，有种荒蛮的美。
我走着走着，脸上浮出了笑容。
10月28日
宁中午来找我，说要去三里屯的“American apparel”买衣服。我让她先陪我上英语课。
我们步行走到北新桥地铁站，到东单换乘一号线，然后在大望路下车。
这家私人英语学校隐藏在万达广场的一幢公寓楼的二十五层里。
这幢楼有许多家小公司，电梯前常常人满为患。电视机在循环播放最新香水的广告，男中音用诱惑的嗓音说出唯一的一句广告词，“翡翠红情，至情至性”。
我不厚道地评论道：“这款香水在中国卖不火。”
英语老师布鲁克斯见我带了一个人进来，脸上浮起一丝惊讶之情，随即又给压了下去。与其说这是良好的教养，倒不如说他宁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对他说这是我的朋友，她也想试听一下。他同意了，宁坐在我旁边。
一上课我就发现这不是个好主意。宁常常神游太空，当布鲁克斯向她提问时，她基本上都用中文回答。在英语课上，我们只说英语，不说中文。我用眼神向她示意，她明白了，但还是条件反射地说中文。这很正常，如果没有经常说英语的环境，一时是习惯不了英文对话的。
下课后，我们坐电梯下楼，推开玻璃门，她脱口而出：“我真怀疑他会从窗口跳下去。他太绝望了。”
商店里播放着一首The Clash的歌，名字是“Straight to hell”，不时会有几句歌词飘进耳朵。
“我现在就在地狱里呢。”我跟宁说。
“我也是啊。”她向我扭过脸来，亲热地说，“回家我给你放首歌，就叫‘I am so bored with the U.S.A’。”
很早以前我就想去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像，穿越整个美国大陆的旅行，描写西部牛仔和硬汉风格的小说影响了我的整个青春期。我幻想美国是一块自由的新大陆，热情、坦率、乐观。能在美国度过青春期是我可望不可及的梦想。我渴望美国能像太阳一样照亮我，烘干我身体内部的潮湿和阴霾，最终像阳光一样正面而健康。
多少次我幻想我走在风雪交加的纽约。签证的时候签证官问我到美国干什么，我很自然地告诉他我想去看看。这块被我称为理想之地的地方，我应该走在美国的土地上，正如所有喜欢冒险的人一样，应该走在一块新的、从未去过的土地上。我把那里当做一块未被污染过的黄金之地，期待着能在那里收获友情和炉火一样火热的激情。在我内心深处，我直觉那里有些人与我有共同的价值观。我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要把自己送过去。
在十九岁、二十岁的时候我就应该去纽约。只是对它的热爱太过澎湃，以至于我害怕真正面对它。还记得那时，我对着窗棂，靠幻想写下关于美国的诗篇：“除了美国，全世界都没有青春/我喜欢粗俗的美国人我喜欢可口可乐/我喜欢美国的街道和冷漠的都市感觉。”还有一首诗写道：“纽约等着我……”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它还是我没有被模糊的闪光点，是我整个青春期的安慰。
如今，我在这里苦苦等待，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的自由女神没有听到我的哀叹和困惑。如果“她”知道这一切，应该像对待其他子民一样对我立即无条件地放行。
10月29日
“签证拿到了吗？”Fish问我。
“还没。”
“那你觉得能在活动前拿到签证的可能性有多大？”
“不知道。”
Fish是绿色和平中国分部的公众项目主任。之前他在我的Blog上留了几次言，我都没有给他回电话。有一天他用英语给我留了言，我开始好奇起来——为什么他要用英语留言？我很快给他打了电话，我们约在南锣鼓巷的一家咖啡馆。
他来得很准时。告诉我想让我当“绿色和平”中国分部的志愿者，到波兰的露天煤矿参加11月13日全球“绿色和平”的“非暴力直接行动”。
“你们将共同见证并亲身参与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环保组织的工作，这样的机会很难得，如果我是你，我会放弃去美国而参加这次活动。”
他递给我一张“Greenpeace”的传单，上面有Greenpeace的介绍：
一九七一年，十二名怀有共同梦想的人从加拿大温哥华启航，驶往安奇卡(Amchitka)岛，去阻止美国在那里进行的核试验。他们在渔船上挂了一条横幅，写着“绿色和平”。因为他们的行动，美国次年放弃在安奇卡岛进行核试验。
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绿色和平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组织之一，致力于以实际行动推动积极的变化，保护地球环境和世界和平。绿色和平组织包括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绿色和平，与世界各地的绿色和平办事处。为了维持公正性和独立性，我们不接受任何政府、企业或政治团体的资助，只接受市民和独立基金的直接捐款。
“不错，中国还有分部？”我抬起头，问他。
Fish颇为无奈地看了我一眼：“中国分部于一九九七年在香港成立，目前在北京和广州设有项目联络处。主要是做四个方面的工作：气候与能源、污染防治、食品与农业和森林保护。”他加重了口气：“这次能到波兰参加直接行动，机会难得，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直接行动是什么意思？”
“用一系列的政治行动，包括集会和抗议游行来达到目的。这是非严格术语‘直接行动’的一种形式，包括非暴力反抗以及立法行动。‘直接行动’的核心是个人（以及持相同意见者）为了自身而采取行动，而不是让他人（如政治家）为其采取行动——他们通过其自身的努力带来变革。与有关当局和国际公约组织进行谈判；借助研究结果提供关于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法和选择；广泛推动环境技术与产品的发展。”
我确实很动心，他们的理念与我不谋而合。能参加这样的活动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然而，某些现实的因素挡住了我的路，让我插翅难飞。我很为难地告诉他我的护照在美国大使馆，目前寸步难行。
“有没有什么国际组织或个人能帮助一下第三世界艺术家和诗人们的护照问题？比如Bono？”
“没有。”
“那……我就只能先解决完我的个人问题才能帮助解决世界环境保护的问题。要不，我给你推荐个朋友吧。”
我打电话给纬键：“听说过绿色和平吗？”
他立刻反应过来：“哦，就是那个特别极端的环保组织吧？”
“太好了，你对这个还挺了解的。我把你推荐给了他们，如果成功的话你会去波兰参加他们的活动。”
“呃……”他欲言又止，终于答应，“好吧。”
10月30日
《0086》798大Party，小小的咖啡馆里挤满形形色色的人，我与Gia王差不多是十点钟到的，贾妮、璐璐、老彭等人早就来了。到处都能听到这样的对话：
“为什么就没一个男的、活的、直的，看上我呀？”
“人家畏惧你。”
“不畏惧我的我畏惧他们。”
走过来几个老外，旁边搂着描黑眼线的穿S型吊带裙和高跟鞋的东南亚妇女，大家纷纷侧目，从老外在中国的特权到法国人特喜欢越南女人再谈到国力的不够强大所导致的护照鸡频频出现的问题。
有人总结了一句：“想改变命运，就不能随便搭便车。”
我哼了一声：“我还想搭便车去银河系呢！”
“我现在不好老外了，我就喜欢Yellow banana.”
“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大了！我现在一看白人就没性欲。真好不动白的了，还是喝过洋墨水的Yellow banana好。”
“我对于这种没什么兴趣。我在苦寻国货精品，可惜遍寻不着。”
“我想我前夫了。”她在我面前感慨道，垂下了涂得亮晶晶的眼帘。
“还是您长情。”
“那当然了！我念旧呗。遇见他这么一个我容易吗？真怕以后再也找不着像他这么好的了。可惜，还是让我的小脾气给轰跑了。我总结了一下，以后再在天才面前，我不折腾。”
11月2日
地上的行李箱里堆着还没来得及打包的衣服。每次望到它，我就想到“悬而未决”这个词。
我曾用了许多时间来打包。要带的东西太多了：记事本和笔、中英文字典、相机、i—pod、墨镜、两瓶香水，一款女香一款男香。护肤品、保湿面膜、防晒霜、内衣裤、几件T恤衫、一件白衬衫、两双Convers球鞋、一双马丁靴、两条牛仔裤、毛衣、一件连衣裙、游泳衣。还有平时想阅读却无暇阅读的几本书。
此时它们正凌乱地堆在箱子里，像一双双疑惑的眼睛在望着我。
我像被逮着的小偷，仓皇地扭过脸去。
一打开电脑就看到Gia王托她的朋友发给我的信：
要看她办的是不是长期的签证，如果是，就没办法。资料要送到美国那边的移民局进行调查，但也有办法，就是在美国找相关的邀请机构，让他们去移民局调资料，然后向移民局申请加急。还有，她可以在中国投诉。投诉一般有用的，但是也要先确定自己的资料没有问题，不会影响以后签证。这些是我的经验，我再问一下我朋友吧。
天呐，看得我直头疼。
MSN上纬键告诉我，他竟然被选中了。面试结束后他根本就没对此抱什么希望。他告诉我，他与该组织在理念上有些分歧。他更倾向于用温和的方式解决问题，而Greenpeace用身体挡火车的行为在他看来太过激烈，太浪漫主义，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他怀疑那种做法的实际效果究竟有多大。
另一个小窗口弹了出来，是我在纽约的朋友Victor，正在计划拍一部“I love New York City”的电影。他希望我们能合作，但我至少要去一次纽约。每次我上线他都会问我：事情怎么样了？每次我都只好告诉他，还在等。他便会用“国家安全”这样的理由来安慰我。这个词我早就熟悉了，我最喜欢的美国电视剧里经常出现这个短语。
“早知道我应该走商务路线，不应该那么诚实地告诉签证官我就是想旅行，想看看这片我从未踏足过的大陆。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下次我们好好计划一下。”
Victor说他正在帮我找房子，在曼哈顿找房不是件容易事，独自居住是不太可能的，只能与别人合租。他正在为我找一间离我即将学英语的学校很近、价格又合适的公寓。
宁来找我。她一般下午没课，我们经常在一起度过下午及晚上的时光。
我与宁开始边听音乐边做手工，事情既然如此，就“活在当下”吧。她钉钉子，我帮她摁着木头板。我们一起把从宜家买回来的床头柜给拼起来。
“Jucy也是因为护照的问题才结婚的。咱们都是一种人，都想跑。你、我、保尔和Jucy。当时保尔和Jucy拼命想离开台湾。Jucy对保尔说她步入婚姻的一部分原因是想借此获得逃离这个小岛的机会。”她边钉钉子边说。
保尔是我们共同的朋友。他是个号称信仰社会主义的台湾人。他告诉过我他们十一年前常说要逃离那个烦死人的小岛，到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生活。现在他回到了祖国大陆，她到了美国。只不过他们的伴侣不是彼此罢了。
我们又一起把书房的窗帘装上了。我给我们分别倒了一杯薄荷茶，天已经黑透了。宁告别了，明天她还要早起上课。
在暖气快来还没有来的这几天最为难熬。我常开着空调。这个小区的供电设备年代已久，很落后，经常会跳闸、断电。
睡房的空调我怎么也无法调出暖风，只好开着电暖气睡觉。
电暖气不怎么热，它的热量无法让全屋都暖和起来。只有在它周围一平方米的范围之内，它才是温暖的。睡觉的时候，那一平方米散发出橙色的一圈光芒，整个房间只有那一平方米值得亲近。
11月4日
有一个叫ED的男孩在Facebook上给我发来一条信息，说他是个英国人，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几年前曾和我在一个音乐网站上聊过天，不知道现在这个ID是不是我。我的脑海里涌起前几年的无数往事，其中有一大片断层便是关于三年前的初春。那时候我和无数个和我一样年轻或者比我老一些的男人在网上聊天。我基本上都忘了他们的名字。现在还记着的是一个在北欧生活的男孩，他那时候有一个女朋友在日本。他曾到日本看过她，好像见面并不太欣喜。这个男孩说话彬彬有礼，我们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友情。但后来我们还是失去了联系。我突然想起，那时候的确有一个在伦敦文身店工作的英国男孩，我们业余时间经常在网上谈性做爱，那个男孩没什么废话，经常是网上自慰完就说要去上班了。是这个人吗？在照片上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典型的英国小混混，打卷的发红的头发、单薄削瘦的身材，满脸小雀斑，笑起来露出一道细细的牙缝。他在邮件里告诉我大学毕业后他现在在为一家著名的英国报社当记者。我给他回了封站内邮件，问他以前是不是在文身店工作过。片刻后他回过信来，说不是。
我通过了他的交友申请。
一个在两个礼拜前见过的英国男孩Al给我发短信来，问我最近好不好，他哥哥来中国了，要不要一起吃晚饭？
Al是那夜聚会后我唯一一位联系的对象。他与我同龄，丽兹大学的研究生，正在北京实习。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为住处发愁。他在北京还需要停留一个月，但房东已经在催他搬家。他长得很高，大概有一米九三左右，很瘦，一头姜红色的短发，人很机灵讨喜。我约他出来喝过一次酒，在一家我曾经很喜欢的、有些破败的酒吧。那家酒吧的楼下是台球案子，二楼是几张木头桌子和一些松软的沙发。他说这里有点像国外那种便宜的大学生酒吧，楼下是台球案，打完球以后可以上来喝一杯便宜的饮料的那种。
我们只聊了四十分钟，一人喝了一杯，就告辞回家了。他说他十二月上旬要从香港坐飞机回英国过圣诞。我问他为什么不直接从北京走？他略带羞涩地告诉我，他有一个“特殊朋友”在香港，他想先过去看望他。
《0086》新一期的组稿工作开始了。时间开始紧凑起来，我开始佩服天天工作的人。要朝九晚五，生活很辛苦。就像刚从出租车下来迎面驶来一辆三轮车。
“你怎么又穿了一身迷彩？”贾妮打量着我，皱起了眉头，“整个一个朋克的堕落史！您不是一直都走英伦路线吗？知道英伦路线什么意思吗——一个字，瘦！要是下回我再见你这么穿，非抽你不可。”
我悲愤交加，立刻就给宁打电话约去逛街。一下班我就坐上地铁朝金融街的方向呼啸而去。当我终于在夜色中下车，周围的景致竟如此美好如此像欧洲，Lane Crawford已经向我们敞开大门。里面没什么人，空空荡荡，店里的光耀眼而明亮，一切看上去都精致温暖，那些听说过没见过的牌子的衣服统统乖乖地立在角落，售货员彬彬有礼地站在一旁，温柔地开腔：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我开始试穿衣服，小吊带小礼服，没一件适合上班穿的。服务员为我们送上两杯咖啡。我们坐在商店里的咖啡座，边听音乐边喝咖啡。
“我想要一套圣罗兰的吸烟装。”
宁：“有钱了我给你买。”
最后一件都没买。“你说一百万够在Lane Crawford购物吗？”
“一百万？那只够买一个小时的，连一个店里的衣服都买不完。”
“是啊，那些衣服都是一万块一件，怎么着也得买一季的。”
“对，把看中的所有样品都买了，省得看到别人跟你穿得一样。”
“对，不但要买衣服，还要买设计品，比如那张不知道干什么用的黑桌子。”
“不知道干什么用？——买了回家再研究！看中了先买上，回去再想怎么用。”
我们走向地铁站，坐在复兴门地铁站门口的台阶上喝了杯麦当劳的热巧克力。天清澈高远，深蓝色的夜空中有一轮巨大的明月。
11月6日
赵文大半夜走到楼下来接我。这是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小区。他带我进了屋，给我找了双干净的白拖鞋。
“怎么了？不高兴？”
“很绝望。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赵文对我的处境完全不屑一顾，“去美国哪有这么难啊？”他拖长了尾音，“我上个月刚去了一次呢。”
“没法跟你比。您是商务旅行，我是私人旅行。不说了，我渴了，有水吗？”
“你是想喝红葡萄酒还是奶茶还是热巧克力？”
“热巧克力吧。”
他站起来，给我冲了一杯。
“这儿还有一种特有意思的酒，是咖啡威士忌，一个朋友送的，想尝尝吗？”
这酒真烈！喝完满嘴咖啡味，还甜得要死。
我站起身，环顾着他的屋子。他有好几瓶男士香水，我一瓶瓶闻过去。桌子上有一张他和他哥哥的合影，像老电视剧的剧照。直到现在我都搞不清楚他在哪个国家留过学。
很快我就困了，要求先睡觉。他很惊讶，说：“你现在睡得这么早啊？”他基本上到凌晨才有睡意。他把客房让给我睡，自己继续在客厅看电视。地上的床垫不平，一躺上去左摇右晃。
我在客房里折腾半天睡不着。赵文进来递给我一杯热牛奶。过了一会儿，他又进来递给我一片安眠药。
在半睡半醒之间，身体仍是不舒服不得放松的，是种躁动不安又无法停歇的状态。哪怕是面对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人，都会让我感觉轻松些。面对一个知根知底的朋友，我无法流利地说出全部真相，亦无法隐瞒。
在北京我已经有许多年没有住在别人家里了。在自己的城市里，我没有住在别人家的习惯。哪怕是睡在最好的朋友家，都会给我一种颠沛流离的不良暗示。
十点钟他叫我起床。我早就醒了，躺在床上发呆。
下楼后他取了份《经济观察报》插进大衣口袋。
“哟，还有读书看报的习惯啊。”
“以前她总是说我像老头子，天天看报纸，哈。”
赵文先带我到798他的画室坐了坐，随后我们去旁边的咖啡馆吃早餐。过了会儿又来了几个他的朋友。我就在这里认识了女孩葛秋和一个神采奕奕、说话很逗、看不出具体年龄的女人，她喜欢收藏艺术作品。
晚上，我跟着赵文他们几个人一起到艺术收藏家的家里吃饭。她的房子很大，客厅亮着柔和的奶黄色灯光。整个公寓的色调是奶白色，音箱轻声放着古典音乐。
她叫了些西式菜点的外卖，以日本和意大利菜为主，只见一盘盘菜肴上了桌，恐怕都是外卖菜里的精华产品了。每个人都有一个小碗，一个碟子，刀叉齐全。厚厚的餐巾纸上是印花图案，像法国印象派的手笔。
酒开了好几瓶，应有尽有。看得出，在座的除了我之外的每个人都对喝酒深有心得体会。
正在喝着，收到Al发给我的短信，“七点在东单教堂路边见”，我迅速给他回了一条，把时间改在晚上七点半。
告别的时候大家喝得正酣。
“真的不吃冰淇淋了？我家冰箱里还有好多呢。”收藏家逗我。
11月7日
下午去杂志社，贾妮给我泡了杯茶，又递给我一个苹果。我们打打闹闹，讨论了一下稿子，就各自忙起自己的事。
她电话响了，说了不到五分钟就挂断了。我看出她心情不好，刚想开口，璐璐在旁边问道：“你又电话辱骂你老公啊？”
“妈的，”她大大咧咧地说，语气中透露出极度不满，“丫天天忙他妈的博物馆，他的破工作室，什么时候能扔个几万到我脸上，然后跟我说，你去买个包，买个墨镜吧。”
“您现在怎么跟泼妇似的？”
“我就是泼妇，怎么啦？”贾妮冲我一瞪眼，“mlgb。”
我伸出巴掌，假装要打她，她假装害怕地扭过脸，我们哈哈大笑。
“哎，”她坐在电脑前开始找网页，双眼开始发亮，“我给你看一墨镜，特牛逼，范儿特正，你要是去美国可得帮我带一个回来啊。”
页面刷一下就打开了，是Chanel的黑框大墨镜。“你看这镜腿儿上这珍珠，设计得真好。这墨镜跟我可太搭了！”
“我要分裂了。我遇到了几乎算是这辈子最大的选择。”纬键在MSN上发过来这么一句话。
“怎么了？”我十分惊讶——目前还有谁在承受着与我一样的痛苦？
“这件事很荒谬。简单说来是这样的，我突然收到了柏林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语言和交流硕士。本来他们已经拒绝我了，说我分数不够，然后过了一个月突然给我信说我被录取了。录取通知说要我12月1号前注册，也就是说我大概有五个星期的时间办理签证。我拜托德国朋友找审核处的官员咨询，他们说办签证至少需要六个星期。于是我就想让学校给我延期，打了好几个电话，系里的老师都同意了，但负责招生的老师就是不同意。这样，我能得到签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我面对的是一场昂贵的赌博。如果我赌赢了，得到的奖赏就是去柏林留学，而要是我输了就什么都得不到，连去波兰的机会都失去了。这是一场博弈，是选择投资风险高的，还是把握住手边可以掌握的？
“老实说，我最开始选择了去留学，首先这是我父母的希望，然后是为了那一纸通知书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不想让以前的投资白白损失掉。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我能否在学校规定时间内取得签证是个未知数，绿色和平那边我也很想去……”
“操他妈的签证！简直是全世界都在合伙儿玩儿我！”
我在MSN上试探着问赵文：“能跟你家住几天吗？我觉得太孤独了，想找个人陪。放心，我不会打扰你的。”
“不成。我要工作。”
片刻后，他发过来一行字：“我家那双白拖鞋会一直为你留着的。我不会让别人穿的。”
“谢谢了。”我懊恼极了。这拖鞋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的内心有一种苦涩的骄傲。势均力敌的光明与黑暗在我体内进行着永恒的斗争。
11月8日
我给在纽约的张莹写邮件说也许会去纽约。她给我回信邀请我住在她家。她是我与Gia王共同的朋友，在摇滚俱乐部当经纪人。
“如果你方便，可以给我带一本漫画版的《三毛流浪记》吗？”
我回信告诉她没问题。
11月9日
纬键告诉我他最终选择去波兰。这是头一回出国，他既紧张又兴奋。
天越来越寒了。出门前我特意在呢子大衣里多穿了件衣服。
坐地铁时，我听着Al和他哥哥说着英式英语，突然发现英国腔的英语真的很好听，听多了简直容易上瘾，不禁对那种甜腻浅薄的美式英语开始感到厌烦了。以前认识的一个英国的录音师也说过同样的观点：在许多英国人看来，美式英语简直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他们污染了英语。很少有美国人知道该怎么说好英语。”这是他的原话。当时我很不以为然，原来真的如此啊。对比严谨的英式英语，口语化的美式英语简直让人直接联想到“没文化”三个字。
下了地铁站后我凭记忆指了一条路，没想到Al却掏出一份北京地图来。
“你太夸张了吧？”我让他逗笑了。
“没什么夸张的啊，查查地图，你说的那家店在哪条街上？”
我给114打了个电话，查到了街名，Al在地图上查找了一番，指了一条与我说的路相反的方向。争执了几秒钟，我们还是向着他所指的路出发。果然，他是正确的。或者说，地图是正确的。
吃完饭，我提议接下来去雍和宫附近的一家法国酒吧喝酒吃甜点，他们都说好。
我们分别点了三份不同的甜点。吃着吃着，我突然说：“你可以住在我家。”
他喜不自禁，有点意外：“真的？”
“是啊，我可以把楼下的一个房间收拾一下当卧室。我睡另外一个房间。你可以一直住到你去香港之前的那一天。如果中间我得到了签证去美国，你就把钥匙放到门口垫子下面就行了。”我轻松地说，对自己能否在这之前拿到签证毫无把握。
“好的。”他笑起来，眯起了那双细长的眼睛，“房租多少？”
“嗯，”我思考了一下，“一千块钱吧。”
他与他哥对视了一下目光，他哥开口道：“还是公平一点吧。一千五怎么样？”
“也好。”我说。
Al困得不行了，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儿。我和他哥倒还精神。我们又聊了一会儿，直到大家都睡意朦胧。
三人结伴往回走，他们进了酒店，我散步走回家。
11月11日
“这是我要借给你的书。”宁从书包里翻出一本竖排版的小说递给我。
“我一看竖排版就头疼。”
“我也是。”
“你还没练出来呢？”我傻笑起来，“你什么时候才能看完那本？上回我刚看了前两章，挺逗的。”
“竖排版看着特费时间，等我看完借你啊。”
宁诉苦说没衣服穿，没暖和的鞋穿。她从淘宝网上订的鞋还没到，都快两个礼拜了。“现在我天天穿一双黑色的高帮All Star，脚都快冻冰了。”
“我可以给你我的马丁靴。”我看到她目光一亮，随即提醒她说是粉色的。
“我不穿粉红色。”
“对啊，你好像从来没穿过粉红色衣服。为什么你不穿粉色？”还没等她回答，我就想起来了，“在广州的时候你买过一条粉红色的灯心绒的裤子，哈哈！”
“那是我在家穿的。”
“……好吧。我明白了，你就是费尽心思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捡破烂的。”
“他们都这么说我。”
我们去了商店，我一件一件地试风衣。店员告诉我，经典款卖得特快，前几天刚卖出去几件。我问这件米色的风雨衣多少钱，她告诉我一万七。
“不是已经经济危机了吗？”我不解地问。
宁说饿了，想吃炸酱面。这么冷的天儿，到哪去吃炸酱面？我突然想起那天晚上跟Al他们吃饭的饭馆，于是对她说，我要带你去一个好地儿，如果它还开着门的话。
我将围巾盘在头上，这样挡风。还是觉得冷，就揪下宁的那条，一起盘在头上。
我们走到腿都快断了，才走到那家老北京饭馆。店里亮着淡黄色的灯，看着就暖和。她如愿吃到了炸酱面，感到心满意足。
她给我看JRA的纪录片。“奥平真帅。穿一件白衬衫。从机场下来的时候警察带着他，他就仰着头走，就是这样。”她做了个动作。
我们一起从网上看了SLC PUNKS！。我们不时被逗笑。里面的男孩们真可爱。
我屋里的破空调总是坏。好不容易我给它调成了暖风，二十分钟后我发现其实一直吹的是冷风。
“怪不得我觉得越吹越冷呢。”宁不失时机地说道。
我沉下脸来：“这就印证了你的第一直觉……”我调了调空调：“现在真是暖风了。”
宁配合着电影中的台词说：“American sucks！”
“那我就高兴了。”
凌晨我自顾自上楼去睡了，她在我屋里用电脑。不知道她是几点睡的。
第二天下午我醒来时，她已经走了。我在书房里左顾右晃，不知道该干什么。收到了Martin的邮件，他已经到了洛杉矶。他给我发来几张在机场附近的照片。那是一座位于海边的机场。夜晚的沙滩上有许多人在吃烧烤、放音乐和跳舞。他说当地人十分好客，他与其中几个人攀谈起来，说起了我的情况，他们希望我能尽快得到签证。
我被一股绝望的情绪所控制，一个鲜明严峻清楚和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明明能想的事情就是办不到？我仍然在等待我的签证。我身边的人都能心想事成，只有我，无法实现我的梦想。我真失败，我真想死。
宁走了之后一切都静了下来。
我决定暂时离开这所只有我一个人气味的房子，回家吃一顿温馨的晚饭。可我怎么也没有力气走出房门。
一直磨蹭到天都黑了下来，我才开始收拾书包。
我背起书包，打算坐地铁回家。鼓楼有许多家小店，密密麻麻，看得人心里发慌。初中校园门口挤满放学的半大孩子们，我穿过嬉笑吵闹的他们，面无表情地走路。我希望能走得快一点，每次跟宁在一起，我们都走得飞快。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速度，一个人走路时也保持着同样的节奏。走到拥堵的鼓楼十字路口我停下了脚步，思考了两秒钟，放弃了坐地铁，决定向平安大街的方向走。MP3里放着我最喜欢的一支美国乐队的摇滚乐，我本来打算月底去纽约看他们演出的，我还没看过他们的现场。不能想，一想就崩溃。我的步伐加快了。
我在夜晚看起来鬼鬼祟祟的平安大街上向西走了三个红路灯，额头不禁冒出了些细汗，直到终于走累了再也走不动了，我伸手招了辆出租车。
防盗门锁着。妈妈不在，肯定是去邻居家打麻将了。我拿出钥匙打开门，走进厨房，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半夜，Martin打来电话，我们聊起旅行的事。我让他早点回来，他说没意义，换机票要花额外的费用，再说他也不想放弃这次美国旅行。我不想在电话里跟他吵架，只好沮丧地挂了电话。
我再次想到“命运”这个词。它冲我露出狰狞的脸。
我用了所有我能想到的方法来调整状态，目前还没什么效果。在这百转千回的过程中，残酷的现实终于让我明白了一些早就该明白的事情。它只是用了一种非常直接的方法来提醒我。
我应该放弃所有努力。当水已经放在火上，它会被烧开。我已经无法关上火，也无法移开水。那么无论怎么着急，水都会被烧开。
我曾向远方伸出手，希望得到些微弱的回应。
我好像快要疯了。一切都瓦解了。对美国的好感早已烟消云散。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仅艰难，而且凶险。
11月13日
清晨，纬键发来短信：亲爱的朋友，我走了！保佑我吧！回来见。
我模模糊糊地扫了一眼他的短信，接着睡了。当我醒来的时候，他应该已经坐在开往波兰的飞机上了。
另一条短信是Al问我周末要不要一起爬长城，七点半出发，每个人二百五十块钱。我考虑了一下，跟他们一起玩肯定很开心，但是长城……尤其是起得那么早，对我来说也太勉强了。我想起晚上在刚认识的朋友葛秋家有一个聚会。她告诉我是六点钟开始。我给Al发短信，问他去不去。他说他们白天刚登过长城，现在正在休息，七点钟在他们住的宾馆路边见吧。
我与宁一起走向那家宾馆。在报摊旁等他们的时候，宁很自然地掏出烟，她总是头一个掏出烟的那一个。我点上烟只是与她保持一致。天很冷，抽烟更冷。很快，我们拿烟的手开始打起哆嗦。
我们一起打车来到798，在葛秋所说的灯具城的标牌下面等。她穿着白色毛背心向我们走来。宁活跃起来，她与葛秋走在前面，我与Al和他哥哥紧随其后。
一进门就看到几个男孩女孩向我们打招呼。他们年龄不大，差不多二十出头。葛秋递给我一杯她自己调制的鸡尾酒，我又喝了几杯红酒，开始放我的i—Pod里的歌。宁很兴奋，每一首都跟着唱。大家开始手舞足蹈，其中一个女孩要求放一首《天涯歌女》，她要跳舞。随着周旋的嗓音响起，她也像被老电影里的人物附上了魂，开始跳了起来。
“郎呀郎，咱们俩是一条心……”
头晕的感觉是一瞬间到来的，前一秒钟我还在与大家一起笑，下一秒钟我已经感觉到了异样。我站起来，走向洗手间，趴在马桶边开始呕吐。
我也不知道吐了多少次。每次刚吐完就立刻开始恶心。我在洗手间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人敲门进来上厕所我就把头别过去。醉酒使我完全没有力气走出厕所的门。
宁的酒量很好，她喝了很多，一点没醉。葛秋很喜欢她，拉住她聊个不停。
“你从哪儿找到这么可爱的小朋友？”葛秋看到从厕所走出来的我，喜滋滋地问道。
“呵呵。”我拍拍宁的肩膀，“你自己问她吧。”
我溜到葛秋的房间睡了一会儿。期间她走进来，给我盖了一条毛毯。“你要是累了今天就在这儿睡吧。”我听到她悄声对我说。
“嗯，嗯。”我含糊地回应道，意识渐渐模糊起来。
我感觉舒服了一些，跟随着音乐起舞，根本停不下来。越跳越开心，直至全部醉意消散殆尽。Al和他哥已经走了。他们走的时候我应该正在睡觉，否则我怎么会没有听到他们告别的声音？
我们打车回了家，我睡在床上，她睡在隔壁的沙发上。后来她说那个屋子很冷，窗户是老式的，关不严，漏风。
“最后我在房间里找了块地毯把它盖住了。”她说。
“你该不会喜欢上Al了吧？”过了一会她问。
“不可能。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觉得你也不会的。”她立刻转换了话题，“昨天你喝多了抱着他哥的腿一直在说美国签证的事。”
“是吗？”我隐隐约约记着这一幕，感觉有点不好意思。
“他哥当时特别想把你拉起来，可是拉不动。”
“我靠！”
11月14日
下午，我刚起床，Al拎着一个旅行箱和几个简易编织袋到了我家。他还要接着回原来住的地方搬东西，我打算回父母家拿些零物。去的时候是坐地铁，回来的时候还是坐地铁，推开门的时候我都快累晕了。
“我饿了！”我一进门就说。
“那我们去吃东西吧。”他从屋里走出来，看着我说。
我们穿戴整齐，走出门，去了门口一家日本小饭馆吃饭。他的食量很大，正好我经常吃不完，他根本不嫌弃，每次都把我剩下的饭一扫而空。
吃过饭回家，他在他屋里看从网上下载的足球比赛，我在屋里像平时一样上网。我去他屋里待了一会，坐在床垫上看足球。他说他在等“特殊朋友”的电话。我听闻此言，立刻就想站起来离开，觉得太突兀了，还是又待了五分钟，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
道了晚安。我上楼，把自己扔到床上。睡不着，又扭开台灯看科幻小说。
半夜下楼上洗手间时，我听到他的房间里传来很小的说话声。原来他一直在和“特殊朋友”聊天啊。跟他相比起来，我还真是孤独。我突然有点后悔了。他衬得我更孤独了。
窗外寒风呼啸，我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只好接着看书。
11月15日
宁住在首师大的一个曲里拐弯的地下室里。这个地下室里住满了来此学习的外地青年，如果是第一次来肯定会迷路。
房间只有十五平米，有一扇打不开的窗户，能把头伸出去看到地面。旅行箱放在地上，没有合上，里面放满衣服和杂物。到处都堆着衣服和书。屋里很热，这几乎是住在这里唯一的优点。她给我看她小时候的照片，在哈尔滨的，在大连的。还给我看Jucy的照片。我评价Jucy长得一般。宁差点跟我急了。
“我要搬家。从下个月起我想住在我爸战友的亲戚家。这样我就可以每天晚上望着西郊的星星发呆了。”
“我现在简直就是肮脏的地下室老鼠！”
我们在公共汽车上一言不发。像语言都被人偷走了。我们常常这样，没有对话。当我们坐车或走路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不说话。
他们很快都习惯了对方。Al一提起特殊朋友，宁就撇撇嘴，“咱也有特殊朋友。”
Al的特殊朋友来自香港，持英国护照。在Al的照片集里面有他们的合影。两个人笑得很开心。一高一矮，搭配奇特。宁的特殊朋友在美国，已经结婚了。
我问她Jucy何时来找她，她说快了，应该是下个月十号吧。
“保尔也一直爱着Jucy。”
“是啊。不过他们一直没有真正在一起过。保尔说Jucy是对他影响很深的一个人，应该不是爱情吧。”
“她说要带她老公一起来看我。Jucy那个老公……咳……”她叹了口气，“我看过他们的一张照片，他戴着条Gucci的腰带背着一个LV的包。”宁作出夸张的表情，模仿Jucy老公的神态。
“哈哈哈。”Al笑起来，又用同情的眼神不安地瞅了宁一眼。
“要不你也见见她吧，大家都是朋友嘛。”过了一会儿宁开口道。
“好吧。”我说。我其实想让她与宁单独见面。
Al讲他以前上的是私立中学。后来考入大学。研究生换了一所更好的大学。讲这些的时候，他的脸微微发红，有些自得。他是个好学生，好学，上进，不是个书呆子，总的来说是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系统。他的理论系统恰好与主流的观点又一致。他与我们至为不同，泾渭分明。我和宁都受不了学校。
Al极为能言善辩。大多数时候他的立场是中立的。他有本事令我在想说反对意见的时候情绪平稳，不像以往那样偏激。以前，在谈到中国的一些政治问题时，我与男友常常互相攻击，不欢而散。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豪心隐藏在我的外表之下，像张用碘酒写着字的试纸，一旦遇到酒精就暴露无疑。Al的性格让我平静下来，他是一个好伙伴。
他们两个都是对周围环境十分警觉并立刻作出反应的人。我们一起走路的时候，宁说：“刚才有两个傻逼从车里看咱们，还说咱们神经病。”
“谁啊？”我总是那个被提醒了之后还问“怎么回事？哪有啊？谁？……”的人。
“就是刚才咱们路过的那辆车啊。”她睁大双眼，好像在奇怪这么明显的事我居然没有注意到。
“你怎么不早说啊？我去抽他们！”我急了。
11月16日
Martin写信来说他已经到达了旧金山。他说从LA到旧金山的路上，有一个很美的小城市。晚上八点，他吸着一支烟，去码头，看桥。下面有青蛙。他凝视它们半个小时，很爽。
在路边睡觉。早晨六点钟醒来。一百多辆汽车在轰鸣。太阳在海滩上很美。在他身后有一个核电站，这个小城市的人都是核电站的工人。
旧金山，咖啡馆。一个黑女人走进咖啡馆，拿了桌子上的钱罐就跑。他自言自语道：“真是笨。”旁边的美国人看着他说：“这不是笨。这叫绝望。”
“宝贝，你可以把护照从大使馆内借出来吗？如果还是得不到美国的签证，我们可以在墨西哥、哥伦比亚或者古巴见面，玩上两个星期，怎么样？这些国家的签证应该简单点。如果你能拿到墨西哥的签证，我们就可以去 Carrebean海边去玩。那里非常美。我们可以在Cancun碰面，下面是一张地图，你可以看到Cancun在哪里。”
我眼前一亮，这是个好主意。这是幸福大门被锁上后第一次我看到了几扇亮堂堂的窗户。之前怎么没想到这点呢？
我翻箱倒柜找出一张不知多久前买的世界地图，把它展平，贴到了电脑桌前的墙壁上。
能去墨西哥也不错啊。我立刻上网查墨西哥的资料，得出的信息令人沮丧，事实上我应该有所预料才是：墨西哥至今没有开展对中国人的个人旅行业务。
我在地图上的墨西哥上面打了一个叉。
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怎么样？加勒比海上的小岛……I was swimmin’ in the Carribean…
我拿起电话给旅行团打电话，结果照样粉碎了我的美梦。接线员大姐（从声音上来听应该是位四十岁左右稍显疲倦的女士）尽量用她所有的耐心告诉我，除非我是商务旅行，否则在短期内去哥伦比亚根本不可能。她顺便回答了我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加勒比海上的小岛也别考虑了，简直是比不可能还要不可能。挂下电话后我感觉我打的电话把她今天所有的力气都用尽了。她肯定没有想到还会有人在护照不在自己手里的情况下突发奇想要去这么一个地方旅行，并且要越快越好。
我在地图上的哥伦比亚上面打了一个叉。
我盯着地图，巡视着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南美洲，很快发现了一个亲切的名字——古巴。
对了，古巴！去不了美国，总可以去我们社会主义的“古巴共和国”吧？一定要在古巴喝一杯我最喜欢的“自由古巴”。
哈瓦那有一家叫做“Habana Libre”的酒店，是卡斯特罗的革命总部，他曾经在这里接见过切·格瓦拉和许多左派同志们。说什么也要在这里住上一夜。
事不宜迟，我即刻给旅行网的人打电话咨询签证的事，一个小伙子告诉我去古巴的签证只要三天就能办下来。这办事速度果然很快。
这么一想，古巴还算是比较有希望能去的地方。我上网查了一下资料，这才发现，其实古巴根本不需要签证，到了古巴机场只要花钱买一张“旅行卡”就可以了。我操起电话又给旅行网的小伙子打电话，问他网上的信息是否属实。“但问题是，没有签证，咱们这边不让你出去。”
“明白了。”我挂了电话。
就像《第二十二条军规》一样荒谬。他给了我几个新的选择，但其实我毫无选择的余地。
保尔：“去不了美国？那来台湾吧！如果你来台湾，我要带你走遍无数的Livehouse，逛遍每个唱片行和所有的诚品书店。我们会去阳明山上俯瞰台北市的夜景并等待流星雨的到來。”
“……去台湾比去美国还难。”
11月17日
Victor告诉我，房子已经找好了。在华尔街，与一位来自上海的三十岁左右的女士合住。“这个位置太好了，我真高兴能为你找到这样的房子。”他从MSN上给我发来一张Google地图，“你看一下从这里到你学校的路线。只需要倒一次地铁就能到你的学校。”
“你好像又胖了啊。”我瞅着贾妮，摇了摇头。
“你大爷的，你怎么这样儿啊，会聊天吗？”贾妮发出震耳的一声控诉，“咱也瘦过啊！”
在她家那个巨大的、干净得令人发指的客厅，我凄惨地告诉她我近期悲哀的生活。“我已经沦落到每夜看言情小说才能睡觉的地步了……”
“我也差不多。我现在经常跟我老公分房睡，他睡楼上我睡楼下。”她起身给我倒了杯茶。
“我们家那个房客根本不搭理我，他就住楼下，近在咫尺。每回我听到他夜里锁上房间门的声音，就忍不住要质问他：为什么要锁门？难道怕我骚扰你吗？！”
“哈哈哈哈哈。”贾妮狂笑一通，然后告诉我，她喜欢上一个人。
“但他好像对我没什么兴趣。其实我对他的要求只是陪说话陪聊天陪吃饭，我可以请他啊，我可以天天请。”
“但是就这样的都没有。”
“为什么他们都躲咱这么远啊？难道是怕我们占了他们便宜？”
“可能我们已经过了想要哪个男人就要哪个男人的年龄了。”我悲从中来。
“哦，No！”贾妮目光中充满恐惧，“不要这样，我们刚刚过了双十年华，我们不要过中年妇女式的生活！”
“现在是一个想喝牛奶就要到养牛场，想吃鸡蛋就得去鸡窝的荒诞年代，所以想收孙儿就得到产孙儿的国家。可是美国不给我签证，怎么办啊？”
“你干脆去古巴把卡斯特罗收了吧！”
11月18日
邻居把她的钥匙留给了我，说要去欧洲参加一个影展，半个月后回来。她说我可以让朋友住在她家，平时帮她给花草浇浇水什么的。她还送给我一大塑料袋食物，有西红柿、洋葱、胡萝卜、芋头和半个大白菜。
“你要是没事还可以住在邻居家。她家什么都有。”我关切地对Al建议道。
“我不想住在别人家。”他说。
“我家就不是别人家吗？”
我央求Al帮我给美国大使馆发一份要求借出护照的传真。他写了一份看起来措词极其得体的信件，上面有我所有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座机号、邮箱地址及家庭住址，立刻传真给了美国大使馆。
“如果他们不理我们，我就给他们打电话。”他很聪明，知道美国人对待西方人的态度会友善一些。
“我默默地变了态。”我写了条记录。
过了一会，看到宁在我的记录下面的留言：“我默默地发了疯。”
11月20日
美国大使馆没有给我任何消息。这是早就意料到的情况。
打过无数次电话，一位听上去像是中年妇女的女人最终接了电话。我强压着怒火说了我的情况，要求借出我的护照。她打断了我，问我的名字是什么。我告诉了她。
“你不是给我们发过传真了吗？”这句话让我激动起来，原来他们收到了传真啊。“但是没人跟我联系！”我气呼呼地说。
“再发一遍传真吧。”她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正在浴室洗澡，Al敲厕所的门。我关了水龙头，披着浴巾走出来，“干嘛？”
“什么叫‘重色轻友’？”他望着我问。
“……”
我解答完毕，问：“谁问你这个问题的？”
“特殊朋友说我重色轻友。”他自顾自地说了这一句，然后一溜烟地跑回屋了。剩下我在当场发愣。我呆了几秒钟，啼笑皆非，接着打开喷头继续洗澡。
半夜辗转难眠的时候我就看电影，一部看完了接着看另一部，后来嫌换碟麻烦，干脆开始看连续剧。
Gia王发来短信：“在你悲伤烦恼的时候你就想想我，永远有个给你垫背的人！很多时候在夜里想到现实里没有一个喜欢和属于自己的人，永远在为房租和基本开销发愁，而且常年没有改变。也许下半生就这么过了！一辈子也买不上Marc Jacbos的包，至少你还能靠自己的才能和理想生活，想开点！”
11月22日
宁不停地往面包上涂芥末。那芥末放冰箱半年了，从来就没人吃。
我在厨房切白菜煮粥，开玩笑道：“我们很快就要去偷白菜了。”
“不，偷白菜太麻烦，偷酸菜，直接就能吃。”
“不，还是偷白菜，还可以变着花样吃。”
“如果在朝鲜，我们已经吃完了今天的配粮。”我突然开口道，有点忧心忡忡。宁被我逗笑了。我严肃起来：“我们已经比朝鲜人民幸福多了。”
突然某个一直被我忽略的重要细节划过我的脑海。这么长时间的等待仿佛尘埃落定，总有一种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它迟迟未到。也许就是因为我去签证之前的那次朝鲜旅行？
“不，不是这样。”我说服着自己。美国大使馆不会因为我去过朝鲜旅行而刁难我，他们是民主的、自由的。他们的官方网站上写着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护照就可以申请去美国旅行。
“噢，是的。是的。”内心的另一个角落有个声音无可置疑地告诉我正是这个原因让他们决定调查我。即使我毫无问题，也要让我忍受等待的苦楚。
我愤怒起来，对美国的信念在面对着某种真相的临界点时不可逆转地崩塌了，像“9·11”的那两座高楼，轰然倒下，瞬间粉碎。也许以前对它的好感都是种误会。那个我只从电影与文学作品中了解的国家，实际上我从未了解它的内核。
宁瞥见我阴晴不定的脸色，问我在想什么。我用勺不断地搅着白菜粥，以防它们粘在锅底。
“我感到很悲哀。”
Al回来后我们把粥喝了，加上他刚买回来的面包和冰箱里的一些奶酪。我们吃得很饱。自从宁经常来访后，我便不再暴饮暴食。之前我控制不住地吃东西，只是希望多点力量，食物让我感觉强大，能再支撑下去。那时我分辨不清饥饿和饱的感觉，只觉得应该再吃一点，再吃一点。
这天是周末。饭后我兴奋地问他要不要一起出去喝酒。他伸了伸腰，有些犹豫地说今天要给特殊朋友打电话。
“好吧。”我向他点点头，扭头走了。
宁说：“我们去酒吧吧。”
于是我们出了门。
这酒吧真衰。除了我们空无一人。越来越显得落魄，像美国西部的酒吧。Al曾说这里像便宜的大学生酒吧，楼下是台球案，打完球以后可以上来喝一杯便宜的饮料。
我们要了两杯自由古巴。这里的好处就是便宜。
她把脏兮兮的球鞋搭在沙发上。她本来就瘦，最近更是瘦得皮包骨，走路的样子就像是被拉长了的影子。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吃得很少，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她基本不吃饭，只抽烟，喝茶和咖啡。
“我们真绝望。”我对她说。
她咳嗽了一声。我们都有点着凉，咳嗽两个礼拜了。
“如果你死了，我就连一个好朋友都没了。”我有些感伤。
“我知道。”她探身过来，握住我的手，“我也是。”
“这么多年，我们找到的唯一一个同类就是保尔了。”
“十八岁之前，我爱的是和我有共同价值观的人。十八岁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爱对过。他们跟我都不是一路人。”
我对宁说着这些，不知道这些年是不是我错了？我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对过去的我的一种背叛？如果不是，我怎么会感觉到这么空虚和不安？
“保尔和她的妻子也不是一种人。他说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可以相处。”
“但他对Jucy一直念念不忘，不是吗？”
“是啊。我不是也对Jucy念念不忘吗？”
“为什么你们都喜欢Jucy，是因为你们太孤独了吗？”
“……”
“保尔对他妻子说是因为Jucy带给他太多苦痛，而她是解救他的人。”
上楼的时候，宁突然说：“Al跟咱们也不是一类人。”
我沉吟了一下，“当然不是。”
我们溜到邻居家看了一部近期的美国大片，结果难看得出乎意料。电影没看完我就走了。
我回到冰冷的床上，夜安静至极，除了Al上厕所时门发出的声响之外一切都归于无边寂静。过了很长时间，被窝才开始暖和起来，天发出灰蒙蒙的蓝色，像小时候用过的蓝黑墨水的颜色。
11月23日
父母家。
我在晚上八点多躺下睡着了，凌晨一点钟醒来，期间做了两个梦。
男朋友打来电话，我对他说了这两个梦。当时我意识不清，还没从睡梦中恢复过来，只是反复地对他说“我很想你”。
11月24号
我们每天最关心的就是食物。除此之外才是诗歌和艺术。我们不再关心未来。活在现在才是最重要的。
“家里没什么吃的了。”我查看了一下冰箱和厨房。
宁跑了出去，过了一会拿着一袋鱼丸回来了。“我从邻居家的冰箱里发现的。里面还有半袋速冻饺子。”
“我们把它们都煮了吧。你，去厨房洗一下芋头，一起煮了。”
“你看！还有这个！”她递过来一块巧克力。我叫道：“啊！你把这个也拿来了！”
这是块比利时巧克力，很贵，超市卖六十块钱。
我们盯着那块巧克力看了半天，像饿极了的老鹰盯着猎物，最终撕开了包装袋。锡纸破裂的声音像首最美妙的音乐。
宁吃着冰淇淋我啃着玉米，我们坐在客厅里用我的笔记本电脑看《僵尸肖恩》。Al下班后看到我们正对着电脑笑，他进了屋，打电话的声音从他的屋里传出来。我与宁对视一眼，“我觉得我们家越来越像大学宿舍了。”
Al紧闭房门，任我们在另外的房间里绝望。他从来不会对我们做的事感到惊讶。他接受一切。他从来不抱怨。不抱怨“特殊朋友”，不抱怨天冷、风大，不抱怨任何一个人。
只是，他紧闭房门。
为了避免听到Al打电话时的声音，我与宁在半夜十一点半后出了门。其实我们不太饿，这么冷的天，在零下十度的气温中，我们还是出了门。因为无事可干。
我们坐在三里屯后面的一条街的一个叫Luga’s的酒吧兼饭馆里。宁点了一杯杰克丹尼，我要了半份牛肉饼。
牛肉饼上来后我们都很震惊。半份的量就很多，一个人肯定吃不完。
“现在浪费粮食简直是犯罪。”我咬了一口牛肉饼。
“少吃点吧，”她望着我，眼睛闪闪发亮，“你这个金猪！”
“但愿我的忧郁能抵二十片减肥片。”
“我发你二百片。”
11月26日
晚上，我与Al去吃晚饭。他下楼准备骑自行车，但自行车快没气了。“试着带你看看吧。”他说。
胡同口打气的老头早就回家了。天这么冷，街头上只有出来玩的青年男女和出来上厕所的周边邻居们。
我用手围在他腰上。他很瘦，是正在成长正值青年时期的身材。
起伏跳跃的烛光映照着我们的脸。他露出痴迷的神色，我想我的目光也渐渐地迷离起来了。
用这么轻松的姿态来吃一顿饭，没有丝毫的郑重其事，没有赋予它任何定义。这就是他。他在任何场所都保持着他鲜明的个人特征——自然、随和、欢快。在家里吃面包的时候如是，去小摊吃麻辣烫如是，去外国餐厅吃烛光晚餐亦如是。
回来的时候，我们在胡同口下了车，他推着自行车，我们边走边聊天。他说他经常会以为有女孩喜欢他，但他太害羞了，不敢去问，怕自己是自做多情呢。
我笑得很大声。我告诉他我也是如此。有许多话堵在喉咙，此时此刻，我只能用笑声来告诉他我理解他。
11月27日
宁搬了家，和一个老太太一起住，是他爸战友的亲戚。她来找我的时候我立刻发现她穿着黑色的马丁靴。她订的鞋终于到了，她终于可以穿着她喜欢的黑色马丁靴了。
我也穿着一双英国产的黑色马丁靴。我恢复了青春期的面目，衣服也换回了以前常穿的帽衫、紧身牛仔裤、马丁靴。我常在下午溜达着去那家二手店消磨时光，听音乐，试各种衣服。二手店里一直在放着一支纽约乐队的音乐，或者等我以后去纽约的时候可以去看他们的演出。或者还可以与他们交个朋友。
她倒了一杯茶给我，我们一起看了部挪威的电影。他们是两个好朋友，都热爱文学，都在写小说，都想成名。他们都崇拜本国的一位作家，那位作家比他们两个都沉默抑郁，后来他自杀了。“因为他只有两个书迷，一个发疯，而另一个逃出国……”
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大笑起来。这就像我们。只不过我们都没有真的发疯，也没有真的逃出国。电影与真实世界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可以说走就走，拎着行李买张机票到巴黎投身于专职写作半年。而我们还需要签证。
“几十年前，美国作家哈罗德·斯特恩在为《自由人》写的一篇文章中问道：‘年轻人该怎么办？’他的答案是简单而毫不妥协的。在这个伪善而压制人的国家里年轻人没有前途，他应该乘船到欧洲去，在那里人们懂得怎样生活。”
“现在我想问‘年轻人该怎么办？’答案毫无疑问：离开这里。离开你生活的地方。这里是世界尽头，在这里是看不到什么风景的。”
“这导演一定是位Punk音乐爱好者，你看这电影里到处都是Punk音乐，注意！”宁提醒我，“看，这人就穿着Joy division的T恤衫！”
我没看清，她把片子倒回去几秒，给我看那镜头。
“我从网上看过这个导演的照片，他年轻时长得酷似电影里的演员。可能这电影讲的就是他自己与身边朋友的真实故事吧。”
片刻，奇远说：“我们也可以拍一个啊。就拍我们两个人。肯定也特逗。这部电影完全切合了我们目前的生活主题——我们都心怀不满，都需要朋友。”
Al在客厅切洋葱，他干什么事都很细致，好像在做一件艺术品。今天说好了由他来做晚饭。Al的i—Pod里的音乐充斥着整个房间，大部分是英式流行摇滚乐。宁在屋里看小说，偶尔弹一会儿钢琴。
在Al回来之前，我们待在我的房间里。我坐在地上的大垫子上给她读一本美国诗集。有一些诗乍一看还成，读起来就发现翻译得不够好。翻译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把一首诗翻译得特别压韵，这简直是驴头不对马嘴。
当房门开启的一瞬间，宁肯定发现我的眼睛亮了，不然她不会对我说：“你去跟他说话吧。”我立刻冲出了我的屋子，跑到客厅对Al嘘寒问暖。
Al坐在我的琴凳上讲了他的故事。发生在二○○六年。爱丁堡。他上大学的时候。
“那的确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我听完说。
11月28日
我们步行去了法国餐馆，大家都想吃点好的，可是我们都没什么钱了，我和宁甚至只点了一份主菜。
酒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点了两杯自由古巴。宁开始喝我最喜欢的饮料——自由古巴。我们总是点同样的饮料，看同样的书，穿同样牌子的衣服。我们其实也不像双胞胎，我们只是都绝望。
酒里有种甜味。宁说她觉得这酒是苦的。我又尝了一遍，发现确实是苦的。
吃饭的时候，我不小心把叉子打翻在地上。Al看着这一幕，摇摇头说了一句：“跟你吃饭可真够尴尬的。”
“那别跟我吃。”
回去的路上，宁一直向路人做着鬼脸，把手作成手枪状向人扫射。Al在一旁哈哈大笑。他笑点特别低，见到什么都露出鬼马的表情。“无忧无虑的。”我这么形容他。可是宁说我说得不对，Al也有烦恼，只是不表现出来罢了。
11月30日
西郊。万寿路。父母家。
整整一天都头疼，全身无力。
下午，我和宁约在万寿路的河边见面。她走错了路，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我在路边等她，冻得浑身发冷。
我们坐在街心花园破旧的木头长椅上。她说临出门前刚在网上买了几本书，有一本是曼杰施塔姆的诗集。
她开始背曼杰施塔姆的诗：“我很早就爱上了贫穷和孤独。”她说看到这句诗就立刻把曼杰施塔姆当成她最喜欢的诗人了。
“滴。”手机响了，是贾妮发的。“二环人民对于远在中国不能分割的一部分的——万寿路地区人民的想念之情。”
“你大爷的！”
“真的真的，自从您搬离了二环以内，我就有种失去了一亲戚的感觉。每每路过那条小巷，依稀仿佛都能看到我们俩嬉闹打斗的影子。”
12月1日
我的签证终于下来了。我去美国大使馆取了证件。在MSN上告诉了Victor这个消息。
晚上，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
“我是刘女士，你在纽约的同屋。”
我们聊起来。
“我应该会喜欢你。我一个人住有时候会很无聊，很想有个人做伴。Victor是我的老朋友，他说你要来纽约，我说那就住我这儿呗。正好两个人做做伴。纽约这个地方人与人之间关系很冷漠的，跟国内不一样。”
“你需要我给你带点什么吗？”我问她。
她说在那里什么都不缺，就是找不到什么中文书。“如果你方便，带几本中文书来吧。对了，我现在在教外国人学中文，你能给我找几本中文教材吗？”
贾妮在MSN上告诉我她向那个人表白了，结果人家说还是当瓷吧。
“贾老师！我崇拜您！您是我偶像，您真勇！”我赞叹道。
“我不上战场谁上战场。”
“有一句话不用讲，战士就该上战场。”我突然想起了这句歌词。
“牛逼！”
沉默片刻后我说：“其实人家不喜欢我们，态度挺明确的，我们就是视而不见。这就叫自作多情吧。”
她半天没有回应，我还以为她下线了呢。
“可是，我真的喜欢他。跟他在一起我很快乐。”
“你为什么喜欢他？”我追问。
“……只是感觉没有那么痛苦。”
12月2日
Al在凌晨走了，他向我告别的时候我还没睡醒。我到楼下送他，说再见。他又补上一句“可能吧”。我半天才反应过来，“对，可能。”
我接着去睡。我没想哭，只是泪水根本止不住。那不是伤心的感觉，那应该不是痛苦的感觉。“可能”以后与他天涯咫尺，再无相见之日，这就是我流泪的原因吧。下午应该上英语课，我没去。Al不会这样感情用事，他做的从来都是正确的事。
晚上收藏家请众人吃日本料理。葛秋、赵文都来了。坐在这家亮堂堂的饭店里就像身处另一个世界，身边的人也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这儿一点没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还得排座。”
“洪晃说，如果说金钱是牛奶，那么时尚就是三聚氢氨。”
“世界上不可能有那么好的事，又自由又有钱。最后的结论就是——认穷。”
我放开了狂吃。这估计是我本年度最后一顿好饭了。我吃了许多新鲜的生三文鱼片，喝了无数杯梅子酒，就连饭后甜点都不放过。我又开始暴食症了。
饭后，又接着去收藏家的家里玩。他们都喝酒，我没再碰酒，一直在喝茶。
“上次跟那哥俩儿吃饭怎么样？”有人问我。
“再给我盛碗梨汤吧。”我说。
我给宁打了个电话，说Al走了。
宁：她走的那天我去火车站送她。回家的时候走过一个地下通道，我走着走着眼泪就流下来了。因为孤独。我只有她这一个朋友。
……
12月3日
Al一走，宁就搬了进来。就睡在Al的那张床垫上。我说要她换一条新床单，她说不用。
晚上的时候我们又出去了，屋里关不下我们，我们是游荡在北京市的游魂。我们先去了超市买吃的，在那间像仓库一样的超市里我们挑了几袋茶、麦片和一瓶澳大利亚产的白葡萄酒。
我们在涂着绿漆的楼道里用手机拍照，我们都穿着白衬衫，有一张照片是我们依偎在一起。
在电影院里，我们喝着白葡萄酒吃着蛋糕，直到散场，我们都没有从放映的电影中得到丝毫乐趣。我的快乐仅仅是和宁待在一起。
12月4日
半夜我们才回到家。天气预报说今天下雪，但我只看到起床时窗外一小片铁灰色的天空。
我们今天一路走向地铁站的时候简直是冷死了。他们说我们像两个恐怖分子。我们只是都戴着围脖，都穿着马丁靴，都背着个黑包，都剪了个不成功的发型。
宁问我，如果我的签证下来我想去哪，我说我已经对美国失去了兴趣，我想去英国。去那个传统与现代都无比极端的地方，去看看Al成长的国家，如果可以，我想和他一起喝下午茶。
你呢，宁？
我去哪里都无所谓。如果你到了一个地方，我随后就会来找你。
太冷了。我们捂紧了衣服，手插在兜里，寒风像砂粒划过我们的脸。我们不再说话，所有的我们都已经交流过了。
地铁在哪里？我们问了路，保安说一直往前走，第二个红绿灯右拐就是。
我们从来没坐过这站地铁。它新修好不久，经常被我忽略。
不过我们一直向前走，因为坚信地铁站就在前面。还相信不管有多远的路，我们一定能走到。 光年之美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