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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经常说伴君如伴虎，对杨坚的臣子而言，对此肯定都有深刻体会。尽管杨坚很善于施展恩威刑赏的帝王术，可他多疑猜忌的性情，还是导致他在统驭臣下的时候，更多地表现出了魔鬼的一面。

　　杨坚即位之初，便诛杀了梁士彦、刘昉、宇文忻、王谊等一批开国功臣。虽说这些人自己也不是什么好鸟，但若不是因为杨坚的猜忌，他们也不会铤而走险，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因此，在杨坚的手底下做事，人人都得学会察言观色、谨言慎行，否则一句话说错，就有可能被杨坚一刀咔嚓。

　　乐安公元谐，就是属于这种很容易说错话的人。

　　元谐是杨坚的太学同学，生性豪爽，不拘小节，跟杨坚从小就是铁哥们。杨坚代周自立时，元谐也是忠心拥戴杨坚的功臣之一。所以杨坚即位后，元谐官尊爵显，很是风光了一阵。然而，自从上柱国王谊参与卢贲、刘昉的谋反而被诛后，一直跟王谊关系很好的元谐就遭到了杨坚的猜忌，虽说没被株连，但从此却被疏远了。

　　平陈之后，元谐为了重新争取杨坚的信任，就向他提了一个建议，说突厥沙钵略可汗（已归附隋朝）有利用价值，可任命他为间谍部门的长官（候正），专门对付突厥；同时任命陈叔宝为内政官员（令史），负责管理陈朝旧境的一些政务。

　　应该说，元谐提此建议的本意还是好的，也是希望朝廷能够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让每个人都为国家做贡献，而不是整天坐着吃白饭。可是，元谐却没有想到，在官场上，要判断一个主意是不是好，并不是看你的动机是否出于公心，而是要看你的建议是否符合领导的意图。

　　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而元谐这个建议，在政治上显然是不正确的。所以杨坚一听，立马拉下脸来，说：“朕讨平陈朝，本意在于铲除凶逆，拯民于水火，并不是好大喜功。你说的这些，完全不合朕的本意。朕问你：沙钵略对自己国家的山川地形尚不如长孙晟熟悉，如何当候正？陈叔宝整天烂醉如泥，怎么能把朝廷政务交给他？”元谐好心提议却碰了一鼻子灰，只好默然而退。

　　事后，杨坚回味元谐的话，越想越不对劲——你一个在政治上早就靠边站的家伙，凭什么替沙钵略和陈叔宝伸手要官呢？是不是想借此树立私恩、拉帮结派，重启政治上的第二春？！

　　让领导起了这个疑心，元谐的命运就不妙了。就在此时，元谐的一些政敌敏锐地察觉到了元谐的处境，便悍然出手，指控元谐与堂弟元滂、好友田鸾、祈绪等同谋造反。杨坚不由分说，立即将元谐等人逮捕下狱，命有关部门审理。

　　有关部门一看皇帝这态度，心里便明白了几分，于是立马对元谐等人大刑伺候，很快就从他们嘴里撬出了口供。据称：元谐曾阴谋派遣祈绪前往巴蜀，暗中勾结党项人，企图切断巴蜀交通线，发动叛乱。另外，元谐与元滂有一次上殿，曾偷偷对元滂说：“我才是人主。殿上那个人，不过是个贼！”然后就命元滂观察金銮殿的气象（古人所谓“望气”）。元滂说：“杨坚之气象，有如蹲狗走鹿，不如我们有福德。”其实这些所谓的口供，一看就知道是屈打成招的产物。可是，杨坚一听奏报，却雷霆大怒，立刻将元谐、元滂、田鸾、祈绪全部斩首。

　　元谐被杀，很多人并不觉得奇怪，因为他早已失宠，又不知轻重乱说话，掉脑袋很正常。但是，没过多久，一个贵宠无比的朝廷重臣也突然失势，就让朝野上下很是惊诧了。

　　这个人，就是杨坚的族侄、广平王杨雄。

　　当时，杨雄官任左卫大将军，是杨坚最为倚重的大臣之一，与高颎、虞庆则、苏威并称“四贵”。杨雄为人宽容豁达，礼贤下士，在朝野上下拥有很好的口碑。然而，正因为这一点，杨坚就把猜忌的目光瞄上了他。

　　一个人拥有皇帝宠幸，又手握兵权，还颇得人心。这样的人万一心怀不轨，后果岂不是不堪设想？

　　思虑及此，杨坚立刻解除了杨雄的左卫大将军职务，任其为司空。

　　这就是典型的外示尊崇，内夺其权。司空虽然贵为三公之一，却是个虚衔。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曾经“贵宠特盛”的杨雄，这回是彻底坐冷板凳了。杨雄自己也心知肚明，所以干脆闭门谢客，再也不与任何朝臣私下往来，以此避嫌自保。

　　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四月，紧继杨雄之后，又一个开国功臣黯然落马。

　　他就是李德林。

　　常言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李德林是一个很有才的人，可有才的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难免有些恃才傲物。这样的人，群众关系自然是不会和谐的。所以，饶是李德林德才兼备，尽忠为国，并且还是佐命元勋，可在杨坚的朝廷里整整混了十年，还是在内史令的位子上一动不动，始终未获升迁。

　　当时，杨坚最宠信的大臣莫过于高颎和苏威，可李德林偏偏跟这两人水火不容。他经常与苏威在朝堂上吵得面红耳赤，而高颎当然每一次都站在苏威那边，故而经常私下告诉杨坚，说李德林性情暴戾，不堪大用。所以，李德林每次和苏威就某事争吵，杨坚最后都会听苏威的。

　　这年春天，杨坚考虑到李德林一直兢兢业业为朝廷做事，既未升职也很少获得封赏，想想有些过意不去，就打算赐给他一座田庄，并且在全国范围内由他任选。李德林最后挑了一间豪华酒店。这家酒店原为朝臣高阿那肱的财产，此人于开皇初年因谋反事败被诛，酒店也被朝廷抄了，此时算是国有财产。该酒店位于卫国县境（今河南清丰县），地理位置很好，南来北往的商旅都会在此下榻，所以生意兴隆，日进斗金。李德林眼光贼亮，一挑就挑了这个聚宝盆。

　　杨坚本来就是要赏，所以也不在乎李德林挑的是什么，马上就批准了。

　　然而，李德林刚刚接手酒店没两天，就被当地的农民给告了。

　　严格来讲，农民告的并不是李德林，而是对酒店的地皮产权提出了异议。这个告状者说，这块地皮原来是他们家的，只因当初高阿那肱仗势欺人，才把地皮抢过去盖了酒店。后来虽说姓高的倒台了，可酒店旋即收归国有，他也只好认命，不敢说什么。如今，这酒店又变成私人产业了，他当然有权利把地皮讨回来。

　　本来这事跟李德林关系不大，因为这酒店本来就是杨坚所赐，出了问题，朝廷自然也有义务帮他摆平。可问题是这事刚一发生，苏威马上跳了出来，告诉杨坚说，李德林其实早知道这块地产权不清，可他贪图利益，事前曾给朝廷打报告，说这块地他已重新购入，现在看来，明显是欺君嘛！

　　苏威所言是否属实，我们不得而知，但杨坚一向信任苏威，所以一听就对李德林大为不满。此时，素来跟李德林关系不好的司农卿李圆通也趁机火上浇油，说：“此店的利润，不亚于一千户食邑。李德林欺君罔上，臣建议将该酒店的营业利润按日计算，全部追缴。”杨坚当然不会真的去追缴酒店利润。他毕竟是皇帝，真要这么干就显得太没水平了。此事后来的处理结果史书无载，但估计杨坚肯定是给告状的农民支付了补偿金。因为关于这块土地的争议纯属历史遗留问题，朝廷当然要出面摆平，没理由让李德林个人买单。

　　虽然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李德林在经济上也没遭受什么损失，但杨坚从此却对他极为反感。以此而言，李德林在政治上的损失其实是不可估量的。

　　不久，李德林又在朝廷的一项举措上与杨坚产生矛盾，终于导致二人的关系彻底恶化。

　　这件事是关于隋朝的基层政权建设问题。

　　从春秋战国起，中国就有很严密的乡里制度。秦汉时，百家为一里，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至北魏、北周时，基层组织更趋严密，“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

　　（《魏书》卷一一〇）尽管基层官员拥有行政和司法权，可以有效地将政府的统治触角延伸到每家每户，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基层官员跟当地百姓都是乡党宗亲，彼此身上有几根毛都是数得着的，一旦百姓之间发生纠纷，请托徇私在所难免，要保证司法审理的客观公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隋朝开国时，曾一度取消了基层组织的行政和司法权。

　　但是，到了开皇九年二月，随着陈朝的平定和隋朝统治疆域的急剧扩大，加强中央政府在基层的控制力又成了势在必行之举。苏威为此上疏杨坚，建议每五百户设一个乡正（乡长），把行政权和司法权重新下放到地方。而李德林却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原本取消基层的行政和司法权，就是因为乡里之间不是亲人就是朋友，执法很难公平，如今又设置乡正，令其专管五百家，势必为害更烈；更何况，有些边荒小县，一县人口都不满五百家，此令若行，岂不是两个县要共管一个乡？

　　可是，杨坚还是不顾李德林的反对，采纳了苏威的建议，随即下诏，命一百家为里，设里正一人；五百家为乡，设乡正一人。

　　开皇十年四月，也就是“酒店用地”事件刚过去没多久，虞庆则等人就奉杨坚之命，前往关东（函谷关以东）各地巡视，回朝后异口同声地奏报，称各地乡长在审理诉讼时普遍偏袒亲友，公开收受贿赂，以致老百姓怨声载道。

　　杨坚一看，赶紧下令，准备再度撤销里正、乡正的设置。

　　朝廷政策如此朝令夕改，让李德林深感不妥。他马上在朝会上提出异议：“当初设立乡正，我就坚决反对，如今刚一实施，就又马上废止，如此政令不一，实在不符合一个帝王立法治国的本意。臣恳请陛下，从今往后，百官凡是有轻率更改律令者，即以军法从事。否则的话，民间必然无所适从。”杨坚一听，顿时勃然大怒，指着李德林的鼻子大骂：“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把朕比做王莽？！”王莽篡汉后，实施了一系列制度改革，本欲强国富民，不料却因朝令夕改、举措乖张而导致经济崩溃、民怨沸腾，最终身死国灭。平心而论，李德林说杨坚朝令夕改，不过是就事论事而已，并没有把他比做亡国之君的意思。可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杨坚这段时间本来就对李德林很不爽，现在又被他当众顶撞，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所以才会有如此过激的反应。

　　事情闹到这一步，君臣之间就算是彻底撕破脸了。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小事，终于成了压垮李德林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件事与李德林过世的父亲有关。

　　在古代，朝廷为了提高功臣待遇，通常会为其父祖追赠官爵，但所赠官爵高低通常要参考其生前的职务。李德林身为开国功臣，当然也能享受这个待遇。不过，他父亲生前，只是一个区区的校书郎（皇家图书院校勘官，正九品），即便有所追赠，官爵显然也不会高。李德林为了显扬其父，就谎称其生前官职是太尉谘议（太尉府首席参议官，从六品），企图获取朝廷更高的赠官。

　　李德林在朝中的人际关系本来就不好，如此弄虚作假自然逃不过政敌的眼睛。很快，就有好几个朝臣同时把他给告发了。

　　至此，杨坚新帐旧账一起算，把李德林叫到跟前，毫不客气地历数其罪：“你身为内史令，负责掌管朝廷的最高机密，可是最近，朕都没让你参与决策，原因就是你的心胸太过狭窄，难以和同僚共事，这些你自己都清楚吧？还有，你欺上瞒下，骗取卫国酒店；妄加父官，骗取朝廷追赠。所有这些，都让朕极为愤慨，可朕还是一再容忍，希望你能改过。但是现在，朕已无法容你，只能给你一个州安顿了。”当天，杨坚便下诏，宣布将李德林贬为湖州（今河南唐河县）刺史。

　　李德林直到此刻才如梦初醒，只好叩首谢罪，说：“臣不敢奢望再担任内史令一职，只求能留在京师，就算给臣一个荣誉官职也没关系。”然而，杨坚不为所动，还是执意把他贬出了朝廷。贬谪不久，抑郁寡欢的李德林便死于地方刺史任上，终年六十一岁。

　　杨坚的猜忌，不仅表现在他与功臣的关系上，也体现在他执政的方方面面。

　　由于杨坚是以篡逆手段上位的，因此，他一方面对每个人疑心重重，总感觉臣子们心里都有各自的小九九，会不利于他的统治；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的智慧和谋略颇为自负，总以为自己在统驭臣下的时候，完全可以做到明察秋毫。是故，杨坚经常会派遣左右近臣充当秘密警察，暗中监视文武百官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谁有问题，立马重重治罪。

　　为了打击官员贪污受贿，挖出一切潜在的腐败分子，杨坚还暗中派人向一些职能部门的官员行贿，一旦有人中招，不管受贿金额大小，立刻将其砍头。

　　（据黄仁宇先生称，当今美国政府也有类似做法，称为“敲诈行动”——sting operations）。

　　此外，杨坚在朝会上处理政务时，若发现哪个朝臣有问题，便会不顾司法程序，当场命行刑官将其抓起来暴打，有时候一天内要连打三四个。由于杨坚命人制作的刑杖比普通的粗，所以不少人禁不住打，当场毙命，以致行刑官都有些手软。有一次，杨坚发现行刑官在打人时下手不够重，二话不说就把行刑官砍了。为此，高颎等人频频规劝，说：“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廷非决罚之地。”可杨坚根本听不进去。

　　高颎铁定了心要改变杨坚这个坏习惯，所以毫不气馁，过后便召集文武百官一起上殿，集体请求杨坚治罪。杨坚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问负责行刑的禁军大将田元：“我的刑杖是不是太粗了？”田元答：“是太粗。”杨坚问他粗到什么程度。田元举起大拇指说：“陛下的刑杖，就跟臣的大拇指一样粗，打人三十下，不异于普通刑杖数百下，所以很多人会当场毙命。”杨坚听了，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不过还是让田元把刑杖撤了。此后，凡是再发现朝臣有罪当罚，就没有在朝堂动手了，而是老老实实走司法程序，交给相关部门去处理。

　　然而，有道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杨坚忍了没多久，就再次发作了。

　　有一次，一个叫李君才的低级军官入朝奏事，斗胆说了一句话：“皇上对高颎的宠信有些过分！”杨坚立刻火冒三丈，命人杖打李君才，可此时殿中已无刑杖，他就下令用皮鞭，当众将李君才活活抽死。

　　此后百官上朝，赫然发现那根粗大的刑杖又放回了原处。

　　过了几天，杨坚又因某事发火，又打算在朝堂上打人。兵部侍郎冯基看不过眼，一再劝谏。杨坚不听，执意把那人打死了。

　　事后，虽然杨坚有些后悔，对冯基好言慰勉了一番，还责怪百官没有像冯基那样及时谏诤，但是，纵观杨坚在位的二十多年，其猜忌、多疑、刻薄的性情却几乎从未改变过。这，不能不说是杨坚身上令人遗憾的严重缺陷。作为一代雄主，杨坚统一海内的历史功绩不可谓不大，他在位期间的国力也不可谓不强，但他绝不会料到，隋朝会在他身后短短十几年间就分崩离析、轰然崩塌。尽管隋朝覆亡的原因很多，但杨坚因猜忌而废黜太子杨勇、改立次子杨广，却未尝不是导致隋朝二世而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大隋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