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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秋季的一个下午，天高云淡，太阳看去很沉，如同灌满血浆，却又不那么情愿西坠。国家满目疮痍，哀鸿遍野。华北平原的这一片大地上，具体说是北平和天津之间的田野，高粱红似火。公路两侧，除了高粱，还是高粱，比火更红。于是也接近着血色了。红得接近着血色的高粱，一片连一片，一望无际；这一片大地，渗入了很多中国人的血，死于战乱的，是黎民百姓的中国人的血；直接死于战役的，是军人的中国人的血——先是军阀和军阀之间的战争要了很多中国人的命，后来更多的中国人为了保卫这一片土地而捐躯。在高粱之间，矗立着一座座日军的炮楼，像狂野非洲的一座座蚁穴。

　　斯时，夕阳的余晖洒在一片片高粱穗上，使成片的高粱看去是更加血红。在一座炮楼上，有一名年轻的日军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瞭望——目下红得接近着血色的一望无际的高粱，使他的胃剧烈地疼了起来。

　　日本人不爱吃高粱米，爱吃大米。不是他们挑食，全世界人都如此。在他们日本，不论穷人还是富人，一向是吃大米的。区别仅仅在于，富人一向吃优质的大米，而穷人吃的是劣质的，并且一向吃不饱。

　　爱吃大米的些个日本兵，自从成了这一片土地的占领者，进入了那些炮楼，就再没吃过大米了。只有驻扎在县城里的日军军官们才吃得上大米——从东北运过来的，甚至是从朝鲜运过来的。在东北，在朝鲜，日军强征中掠夺了去的大米，得供给他们的关东军吃，而且总是不够。

　　所以驻扎在炮楼里的日军，他们的肠胃几乎都因为长期吃高粱米而吃伤了。

　　他们恨那成片成片一望无际的高粱。

　　但即使恨，那也得抢。否则，连高粱米也吃不上。

　　而这个季节，正是他们离开炮楼蹿到附近农村去抢粮食的季节。他们监视着中国农民收割；监视着农民将收割了的高粱集中到晒场上去，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碾压、去壳、装袋、装车，赶在天黑前运往炮楼。如果他们不这样，连高粱米也吃不上。

　　韩王村里，日本兵正呵斥着中国农民们往马车上堆放高粱米袋子。最后一袋装满了高粱米的袋子也扔到马车上之后，为首的日军小队长藤野命中国农民们聚拢在一起，开始训话。他原本是驻扎在县城里的日军最高长官的机要文书，会说不少中国话，因为犯了过错，被贬出县城，当了炮楼里的一小队日军的头目。他是用中国话来训话的。他喜欢用中国话来对中国人进行训话，觉得那会使他显得是一位有文化的因而特文明的占领者。他训话的内容大致是——大日本皇军不爱吃高粱米，爱吃的是大米！从明年起，不许再种高粱，必须种水稻。种水稻，那才是大大的良民。继续种高粱的话，统统死啦死啦的！

　　其实，那些中国农民们的胃肠，十之八九也由于连续多年吃高粱米而吃伤了。在这一带的农村，患胃肠病的老人和孩子多极了。但那样他们也宁愿种高粱。让狗日的鬼子兵吃高粱米全把胃肠吃伤了，是他们巴不得的事。他们是农民，不是军人；既然不能亲自拿起枪来消灭侵略者，那么搭赔上自己的胃肠，自己老人孩子们的肠胃，把鬼子兵们的肠胃也吃伤了，亦大快事。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为了抗日，死都不怕，稍有点儿爱国心的中国人，难道还顾惜自己的胃肠吗？何况，只有长势良好的高粱地和玉米地，在整个夏季才能构成青纱帐；而青纱帐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敌后武工队消灭日伪军的有利掩体。国民党的正规部队，由于难敌在武器装备方面占尽了优势的日军，不得不进行战略性的撤退，使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大受影响。幸而还有敌后武工队在日军占领区坚持武装抗日的活动，人民便还能看到几线胜利的希望。所以尽管这一片土地上曾经麦海无边，但自从被日军占领以后，中国农民却宁肯改种高粱了——种高粱就是爱国，种高粱就是支持抗战！自然，平均每亩地上的高粱的收成，比之于小麦确实是要多不少的。但这一带的中国农民们的抗日觉悟普遍很高，他们首先算的是种什么才对抗战有利这一笔大账。自然的，种高粱、玉米也等于是在种青纱帐。但一俟成熟，县城里的、炮楼里的日军、伪军，往往倾巢出动，开来他们的卡车，强征了马车、牛车乃至驴车，与中国农民抢地里的收成，成车成车地拉往县城和各个炮楼。比之于高粱，对日伪军们，玉米是更容易抢的。从棵秆上掰下玉米棒子，往车上一扔，拉回去就完成了抢的任务了呀。并且呢，吃起来也省事。最懒的办法就是直接煮了玉米棒子来吃。在大米、玉米和高粱三者之间，玉米是日伪军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他们不像恨高粱那么恨玉米。他们军中的营养专家向他们宣传，玉米的营养成分比高粱的营养成分要高些。他们的胃肠消化起玉米来，实际的感觉也舒服一点儿。在中国农民方面，经过了教训后，连玉米也不种了，只种高粱了。

　　日伪军们对这一点恼火透顶。是的，他们的胃肠消化起高粱米来，确实有些受不了啦，却又拿中国的农民们干没辙。不想吃高粱米了？想吃玉米了？可以啊！就是想吃馒头烙饼也是可以的，那我们就改种小麦好了！这一片中国的土地上，原本就是麦田相连的嘛，我们中国人也早就想吃白面了！谁不知道白面比高粱米好吃呢？可是拿种子来！种什么收什么，这个道理你们日本人那也是应该懂得的。玉米种也罢，麦种也罢，反正我们是没有的。不拿种子来，那我们就还是得种高粱。中国农民又不是神仙，怎么会春天种下去高粱，秋天收获的是玉米或小麦呢？日军拿不出玉米种，更拿不出麦种，所以也就只能一直痛苦地吃着高粱米。倒是伪军，有时竟还能吃到馒头和烙饼。了解中国人的自然还是中国人。他们知道有些农民家里多少还藏着麦种，并且在不易被发现的地块，一直偷偷种着麦子，为的是使自家的老人和孩子，一年里可以偷偷吃上几顿面食。也是为了抗日的人们来到时，临走能带些面粉去。所以伪军们常溜到村里，威逼带哀求地，直至吃上顿面食才肯走。往往，两碗疙瘩汤外加单饼卷韭菜，或卷大葱，就能打发得他们心满意足了。1944年后，从官到兵，伪军们是更伪了；国际反法西斯战局开始呈现明显转机，不利于小日本的消息频频传入国内，他们皆内心恓惶，意识到应给自己留条后路了，不太敢像以前那么肆无忌惮地为虎作伥了。对于日军，不再悠悠万事，效忠为大了。能敷衍一下，也就敷衍而已了。能骗一下的事，也就干脆骗过去拉倒了。他们常二三结伴地溜出炮楼，去到附近的村里，一为寻觅点儿好吃的，解解馋；二为跟农民们套套近乎，倾诉一下以前做恶事时的迫不得已，当伪军的无可奈何与苦闷。不管是发自真心还是虚情假意，总之确实开始和农民套近乎了。对于他们，一根黄瓜、几个柿子那也算好吃的，平常他们猫在炮楼里连青菜也吃不大到，更不要说时令瓜果了……

　　但是训话的藤野却并不认为，或者说并不觉得皇军的侵华战争正在走向穷途末路。当然，他也不认为自己是在参与侵略。恰恰相反，他确实很信“大东亚共荣圈”那一套说法，所以也就认为自己参与的确实是一场“圣战”。至于对中国人进行的屠杀，他认为那是完全必要的“震慑”。不抵抗，不就不“震慑”了吗？他认为中国人的抵抗是很不明智的，打不过，臣服不就得了吗？甚至还认为，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是亚洲兄弟之间的关系——日本虽然领土小，人口少，但是世界上的军事强国，理应做老大；而中国，虽然领土大，人口多，但国力虚弱，皆“东亚病夫”，那么就应该将领土拱手相让，就应该乖乖地当“小弟弟”，一切听老大的。如果不听，老大狠狠地教训“小弟弟”，直至教训得百依百顺，这是完全合乎中国人几千年内常言的那个“道”的。日本靠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使全体中国人明白中国那个“道”是甘当奴隶的意思，实际上是对中国所进行的武力的“文化启蒙”——这么简单的道理，中国人怎么就是想不通呢？

　　在1944年的秋季，在藤野这一个日本下级军官的内心里，充满了焦虑。“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用毛泽东后来写的这几句诗词形容藤野当时的焦虑心情，那是特别恰如其分的。依他想来，大米就快有了，面粉就快有了，皇军整天吃高粱米的日子就快结束了。为了让皇军不但尽快吃上大米白面，还能尽快吃上鸡鸭鱼肉，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替皇军对中国农民进行思想教育。

　　他满口说着“日中亲善”“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的美好愿景，说得连自己都很陶醉都很感动了。当然，有些话他说得也是特别严厉的。

　　“明年的，高粱的，统统的不许再种！大日本皇军，高粱的不爱吃！种高粱的，死啦死啦的！种水稻的，大大的良民！种小麦的，也是大大的良民！大米、白面，皇军的爱吃！你们的，要大大地明白！”

　　藤野在些个中国农民们面前踱来踱去。他双手戴着雪白的手套，右手按在刀柄上。说那些话时，胃在疼，忍着。他脸上的表情不但严厉，而且目光中射出杀气。不远处的一马车高粱米使他腻歪透了。可是再腻歪也得拉回去呀，不拉回去自己和手下又吃什么呢？总不能喝西北风吧？

　　些个中国农民，皆低着头听他吼，全当是听驴叫。

　　忽然，不好的事发生了——一头小猪崽不合时宜地出现，一边喜悦地哼哼着，一边将嘴巴插入高粱堆里大快朵颐。

　　藤野的目光完全被小猪崽吸引了过去。

　　十二名日本兵的目光也都被小猪崽吸引了过去。

　　村里早已没有鸡了。因为日本兵总来抢，农民们干脆不养了。公鸡母鸡都不养了。农妇们的手，已经两三年没捡起过鸡蛋了。

　　藤野们的胃肠，也已两三年没挂过油水了。那头小猪崽，在他们眼里变成了脆皮焦黄的烤乳猪——它也就三十来斤那么大。

　　藤野戴着雪白手套的右手离开了刀柄，朝小猪一指，口中喊出了一道命令。于是十二个日本兵，一齐去逮小猪。有的放下了枪，一扑又一扑的，企图将小猪扑着。有的用刺刀捅，巴不得一下子将小猪捅死。然而那小猪蛮机灵，在围追堵截之下，左闪右避，冲突腾挪，看去无所畏惧，似乎以为是些人在与它闹着玩。周旋间，居然还顾得上再拱一口高粱吃。这乃因为，炮楼里的日伪军一出动，主人便牵着它，跟随村人们往村外躲避，所以它对人不那么怕了。再者，秋季的晒场是它的最爱，是可以往饱了吃几顿的地方，是不甘心被轻易撵走的地方。

　　村人们都抬起头来了，面无表情地望着那情形，替小猪暗暗着急，希望它能识时务点儿，赶快跑掉。

　　藤野面无表情地望着，终于望得没了耐性，一挥手，大吼了一句日本话。

　　于是牵着狼狗的日兵放开了狼狗。狼狗也早已捺不住攻击的性子，一蹿一蹿的，要不是被绳套拽住着，一开始就冲过去了。此刻日兵松了手，狼狗如箭射向小猪。它可比那些日兵们顶事儿多了，三下五除二，转眼将小猪扑倒了。

　　一名日兵倒提小猪两条后腿，咧嘴笑着走到了藤野跟前。藤野脸上也终于露出了笑容，其他日兵也都眉开眼笑。而小猪自然感到了恐惧，可怜地吱哇乱叫。

　　藤野一摆头，另一名日兵解下鞋带，相帮着将小猪四蹄捆住，扔到了装满高粱米袋子的马车上。

　　“太君，太君放了它吧！它还太小呀，又瘦，没多少肉的。等把它养大了再让太君们吃行不行？那时太君们吃到的肉会多一些不是吗？”

　　村人中走出了六十多岁的韩大娘，迈动一双小脚，一边向藤野跟前走，一边哀求。那小猪是她家亲戚好不容易从山东带过来的。河北这一地区的农村里，已经很难再见到小猪了。农民们早已不养猪了，养了岂不等于是为日伪军们养的吗？那还养它干什么呢？若非亲戚千辛万苦地带过来了，韩大娘家也是不养的。可既然带过来了，就只好偷偷养着。这一养，便养到了那么大。而能养到三十来斤，除了韩大娘倍加爱护，也实在应该说那小猪命大。韩大娘对它可有感情了，非一般养猪的人对猪的感情能比，接近着是一种患难情愫。以至于韩大娘一家，从没想哪一天要杀了它吃它的肉。小猪的叫声使大娘心疼极了，她壮着胆子想要救它一命。但藤野毕竟是令她害怕的，看出藤野眼中投射出冷的杀气，她不敢再接近他了，但口中仍重复着刚才那些哀求的话。

　　藤野笑过一下之后，心里顿时又怒火中烧。他那因吃高粱米吃伤了的胃，疼得更加厉害了。

　　他一步步走到韩大娘跟前，瞪着她喝问：“鸡的，猪的，都藏在什么地方？你的，说出来！不说，死啦死啦的！”

　　韩大娘被吓傻了，双膝一软，瘫在地上。

　　那也得说话呀。不说结果肯定更不好，她明白这一点。她开始后悔了——为了救那小猪一命，自己的胆子也太大了。

　　她声音抖抖地说：“太君，鸡的，猪的，统统的没有……真的没有……我们不养那些操心的东西了……”

　　藤野朝马车上一指：“那是什么？”

　　依他想来，情况肯定是这样的——这个村的中国农民，肯定在什么地方偷偷养着猪，养着鸡，肯定在什么地方偷偷种着水稻和小麦；那么，有时候就可以偷偷吃上大米白面和鸡肉、猪肉、鸡蛋了！而皇军却只有高粱米吃！如果不离开炮楼到村里来挨家挨户地翻、抢，那就连口咸菜都吃不上，更不要说青菜了！长期吃高粱米的恼火，加上想象出来的被欺骗的恼火，两股火互助着，不但怒火中烧，而且火冒三丈了。

　　韩大娘朝马车望一眼，恰见那可怜的吓坏了的小猪由于不停地扭动，分明就要从马车上掉下了。车上装高粱的袋子堆得老高，大娘担心小猪摔断了脊骨或摔断了腿，顾不得回答藤野的话，迈开小脚便朝马车那儿走，想在小猪掉下时接住它。

　　“八嘎！”——藤野一巴掌将韩大娘扇倒在地。

　　与此同时，小猪也掉在了地上，发出一阵长音的哀号。两名日军跑过去，一个揪住小猪耳朵，一个抓住小猪尾巴，甩高粱米袋子似的，又将小猪甩上了马车。之后，互相看着笑，你捣我一拳，我踢你一脚地打闹起来——那是两名年轻的日本兵，看去都只不过二十几岁。

　　藤野扭头朝他们吼了一句日本话，他们立刻安静了，并都啪地立正了。其他日本兵，也都啪地立正了。所有的日本兵，全将目光望向了藤野。

　　气氛一时紧张。

　　村人们原本以为，高粱米装上马车了，出个人将马车赶到炮楼去，一年中最别扭的一天，大约也就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不承想藤野还要训话；更不承想，藤野训话时，韩大娘偷偷养着的小猪还出现了。这真是节外生枝，大家都极为忐忑，一个个屏息敛气。除了那小猪在马车上哼哼，整个晒场鸦雀无声。

　　韩大娘不敢往起站。她嘴角流出了血，蜷卧于地，嗫嗫嚅嚅地说，那小猪是她从山东来的亲戚捎给她家的，全村就她家有这么一头小猪——她说的是百分百的实话。

　　藤野却哪里肯信呢！

　　他穿皮靴的右脚朝韩大娘胸口一踏，将韩大娘踏得仰在地上动弹不得。

　　“你的，大大地撒谎，死啦死啦的！”

　　藤野按在刀柄上的右手，随着他的吼叫将战刀抽出了一截。

　　“不许欺负我奶奶！”

　　韩大娘的孙子韩柱儿从村人中冲了出去。韩柱儿不但是独生子，还是遗腹子。他尚未出生，父亲就失踪了，离家时对他娘说到长白山采参去，一去便没了音讯。小伙子才十七岁半，娘将他拉扯大委实不易，他也很敬爱他娘。

　　韩柱儿双掌齐出，将藤野推得连退数步，差点儿一屁股坐在地上。他刚一站稳，军刀也抽出了鞘。而韩柱儿刚扶起他奶奶，几名日兵步枪上的刺刀齐刷刷对准他俩的胸膛了。

　　藤野也用军刀指着韩柱儿吼：“烧死他！”

　　此令一下，几名日兵如狼似虎地将韩柱儿从他奶奶身旁拖走了，拖到了晒场边的一棵大树那儿。转眼间，韩柱儿被草绳结结实实地捆到了树干上。紧接着，一抱抱高粱秆堆向了他，一直堆到了他胸口那么高。

　　“救救我孙子……”

　　韩大娘说出那么四个字，身子晃了晃，晕倒了。

　　乡亲们心里那个急！可都不知该怎么救韩柱儿。大家对藤野之残暴是早有所知的，他在别的村曾下令烧死过一个农民。正因为他很残暴，所以有时候才在中国人面前佯装出斯文的模样。这日军小队长特喜欢玩味自己不但是军人还是一位绅士的那么一种良好感觉，但更喜欢玩味自己可以任意处死一个中国人的种族优势上的感觉。在他看来，中国人尤其中国农民，与一头猪、一只鸡或鸭没什么两样，任意处死是丝毫也不觉得罪过的。从前一种感觉过渡到后一种感觉，在他那儿只不过是刹那间的情绪转变，就像汽油沾火就着是刹那间的事情。而后一种感觉，对于他比前一种感觉更良好。至于以什么方式处死一个中国人，那就完全由他头脑之中的第一闪念来决定了。有时是吊死、淹死、刺刀捅死，让狼狗咬死；更多的时候是烧死。听一个中国人在烈焰中惨叫，于他是一种快乐的享受。

　　村人们一阵骚动后，本能地向前迈出脚步；大家也只有以那么一种集体的下意识来无声地表达抗议；但几把刺刀的刀尖，几乎就要触到前排人的胸膛了，人们只得站住，都束手无策地眼巴巴地望着韩柱儿……

　　韩柱儿明白自己死到临头了。横也是死，竖也是死，怕死也没用了，哀求更没用了。小伙子便不怕死了，干脆破口大骂起来。藤野听出韩柱儿是在骂他，但不能句句听得明白。那些个日本兵也明知韩柱儿是在骂他们，却一句也听不明白。

　　那时的韩柱儿，一心只想在乡亲们面前死得有种，死得壮烈。

　　几名日兵呀呀怪叫着，一个个平端步枪冲向韩柱儿，想要一齐捅死他。

　　藤野大声制止住了他那几名擅自行动的部下。如果还没点火韩柱儿就被捅死了，那“烧死他”的命令不就等于没下达一样了吗？

　　他可不允许事情的结果变成那样。

　　他戴雪白手套的左手伸入耳朵似的裤兜，从容地掏出打火机递给离他最近的一名日兵，仿佛一个吸烟的人将打火机递给另一个吸烟的人，仿佛后者也只不过是为了吸烟才需要一下打火机，而根本不是要用了去点火活活烧死一个人。藤野是吸烟的，不论到哪儿，兜里永远揣着烟和打火机。但在“工作”的时候，却从不吸烟。即使没有比他军阶高的长官在场，自己便是最高长官的时候，也不。他认为好的军官应给士兵做榜样。尽管他只不过是军曹级的小队长，那他也自觉地按好军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当然的，他认为自己确实是在进行严肃的“工作”——一个中国农村里的小伙子，居然敢当众将他这位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军官推得差点儿一屁股坐在地上，不将对方活活烧死以儆效尤，行吗？！而更主要的是，活活烧死一个中国人，其他看着的中国人就会感到恐惧，再问他们什么，他们就不敢撒谎，就会乖乖地如实回答。那么，也许大米就有了，白面就有了，鸡鸭以及鸡蛋、鸭蛋和猪肉，也许就统统都有了！

　　这是多么意义重大的工作！

　　为了达到目的，烧死一个中国人还不行的话，他打算接着烧死第二个、第三个，直到目的达到为止！

　　他紧绷着的脸腮于是反而松弛了。

　　他甚至微笑了一下，朝接过打火机的日兵挥了一下手，示意对方快去执行命令。他扫视着一村子中国农民，在他们面前缓缓地踱来踱去，以一种异常平静的表情，证明着他对他们的无声抗议的宽容。

　　韩柱儿还在骂不绝口。

　　而那名接了打火机的日兵，一边向韩柱儿走去，一边按了一下打火机——打火机的火苗挺长，足以保证他很容易地就将高粱秆点着。何况，连日艳阳高照，高粱秆被晒得极干，必会沾火就着。

　　那日兵也笑了一下，他希望能将小队长的命令执行得非常利索，确信自己能如愿以偿。

　　就在此时，村人中有谁大声说了一句日语。那句日语翻译成中国话的意思，不是断喝式的、正义凛然的“住手”——而是乞怜式的、发着颤音的“不要”。

　　首先倍感诧异且惊愕的是村人们。他们太奇怪了——怎么会有一句日语发自他们之间呢？在这个村里，没有谁会说日本话啊！他们从没听到过任何一个自己人说过任何一句日本话啊！尽管他们不明白那是一句什么意思的日本话，但分明是一句日本话，这一点他们是听得出来的。也分明是从某个自己人口中说出的，这一点也完全没有疑问。于是前排的人不禁都回头看；左边的人不禁都往右边看；右边的人不禁都往左边看，都如此这般地一看，目光就集中在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身上了。大家都看出来了，刚才那句日本话肯定是从他口中说出的。为了保护妇女们，在藤野训话之前，男人们有意将些不至于引起日兵淫念的中老年妇女们围在中央（年轻妇女们都躲到各处安全的地方去了），而那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站在妇女们之间。这乃因为，他的身板看去很单薄，样子很斯文，头发也没剪短，还戴眼镜，一看就是读书人。而日兵们，对读书人是反应很敏感的。他们对三类中国人一向绝不轻易放过：一是抗日军人，二是年轻妇女，三便是读书人。凡抗日之中国军人，他们必定是要杀掉的；凡年轻的中国妇女，他们必定是要强奸的；凡中国之读书人，他们必定是要怀疑的——倘若还没被他们收买过去，思想上十有八九是抗日的。那么也当在消灭之列。村里的男人中没有便装军人，除了韩柱儿等少数几个后生，其余皆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和那些个老汉，没有军人们连日兵也是看得出来的。被他们围在中央的妇女们，日兵们也显然不感兴趣。那个一看就知道是个读书人的三十多岁的男人，反倒成了别的男人们要像保护妇女一样本能地、不约而同地要加以保护的人。所以呢，在将妇女们围在中央的同时，也有意将他围在了中央。因为都知道，他没被日本人所收买，以后也不会被日本人所收买。不但男人们对他怀有一种保护心理，连女人们也是的。这个村里还有二十几个孩子，他教她们的孩子识字读书，教她们的孩子懂做好人的道理。她们当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是一个好人，并且自己平时也进行教诲的。但穷苦还丝毫没有安全感的日子，每将她们的教诲心情扫荡得一干二净。然而站在她们之中的这个男人却很有些方法，他的教诲，孩子们不仅仅是听的，也都特别喜欢他。在那么兵荒马乱、鸡飞狗跳的年月，他真的可以说是本村的孩子王。孩子们整天形影不离地黏着他，做父母的，尤其母亲们就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比较安全，少操许多心。他还常对大人们说，小日本在中国的气数总归是长不了的，中国人的苦难就快熬出头了。他是个有文化的人，不但读过古今中外很多书，还留过洋。故他的话，村人们是很信的。他的话使大家从苦难中看到了确切的希望。所以呢，女人们觉得，保护他也就是保护那希望，保护自己的盼头，保护孩子们的将来。她们尽量用身体组成人墙，将他挡在后边。作为一个男人，他并不愿在那么一种情况之下既被别的男人们掩护，也被些中老年妇女们所掩护；实际上他几次想要挤到前边去站在第一排，但那些妇女们一个紧挨一个组成了第二道人墙，使他没有能按想法做到……

　　此刻，他口中说出的一句日本话，使他自行暴露了，两道人墙也掩护不了他了。

　　那句日本话也使藤野大为诧异和惊愕。拿着打火机走向韩柱儿的日兵停止了脚步，扭回头望向中国农民们，同样一脸的诧异和惊愕。每一个日本兵都听到了那句日本话，没有不诧异和惊愕的。

　　藤野威武地分腿站立，右手仍按刀柄。他摆了一下左手，几名日兵冲到中国农民们跟前，用刺刀分开了人墙。于是三十多岁的、一看就是读书人的那个人，坦然地离开了人群，在左右两列刺刀的逼对之下，镇定地向藤野走去。但他并没径直走到藤野对面，在距藤野五六步远的地方，他站住了，望着藤野，又说了几句日本话，翻译成中国话的意思那就是：尊敬的太君，请您息怒，千万不要和一个生性莽撞的中国小伙子一般见识。他还未满十八岁，是个未成年人。您的怒火，很可能对你们天皇陛下实现东亚共荣的远大目标是一种危害。

　　不但藤野，每一个日兵又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他的话。一个中国农村里的人，居然能说那么流利的日语，这使他们极为困惑，一时间你看我，我看他。

　　本村的人们也都极为困惑。此前，他们谁都根本不知道孩子王会说日本话。而且他能将日本话说得那么悦耳、好听！像一位修行高深的出家人，在用润美的嗓音低声诵念经文，听来具有磁力性，具有催眠力，简直会使人产生一种享受般的感觉！对于这个村的人，日本话听到得太多了。可那是种什么样的日本话啊，像凶狗叫，像狮吼狼嚎，那种日本话是不配当成人话来听的啊，难听死了！

　　他们不但也都极为困惑，还都一时暗暗地自豪起来——小日本，听我们一个中国人是怎么说日本话的！羞死你们些个畜生！这时候，他们的自豪多于他们的困惑。

　　藤野左手叉腰，右手呢，总算是离开了刀柄。他将离开了刀柄的右手举起，却并没举得太高，只不过举到指尖齐眼那么高，手心向面，朝那将日本话说得又流利又好听的中国人勾动雪白的食指。

　　将日本话说得又流利又好听的那一个中国人，就又缓缓向他走去，但仅仅向他走了三步，在距他两步远的地方，又站住了。并且，低下了头，垂臂肃立。

　　藤野绕着这个令他诧异且惊愕的中国人走。绕一圈，又绕一圈，走到第二圈半时，在此中国人跟前站住了，仍威武地叉着双腿，上下打量眼面前的中国人。此中国人身材不高不矮，大约一米七六。他穿白色无袖的旧东洋布褂子，领口、肩部、肘部、前襟底边都打了补丁。补丁却除了白布，还有黑布和蓝布的；这使他那褂子挺惹眼。用现今的说法就是挺吸引眼球。甚至也可以说，显得挺酷、挺另类、挺潮，而一列盘花扣襻，却完整无损，每一组都扣着。所谓东洋布，是指在日本国内纺织出厂，运到中国来卖的一种布。当然，棉花却可能是从中国运到日本的。日本的纺织技术当然高于中国，故那种东洋布质地紧密，结实、耐磨。并且价格也不明显地贵于国产布料。尽管如此，爱国心强烈的中国人，那也还是宁肯买中国布料做衣服，而绝不问津东洋布的。他的黑布裤子同样是东洋布做的，像背后那些男人一样，裤腿卷至膝盖以下。唯有他脚上的鞋，是一双不折不扣的中国鞋，叫作“踢死牛”的那一种布鞋。虽说是布鞋，底儿很厚，是由几十层袼褙砸在一起做成的。每增加一层，便用麻线纳一遍。“千层百纳”，指的正是这种鞋底儿。鞋的前端，也纳着很厚的一层里子，故很硬。除非是铁脚趾，否则前端不太会被脚趾顶破的。穿破那样的一双鞋，往往指的是鞋帮穿破了。至于底子，只会薄，不会破。对于过日子仔细的中国人，磨薄了的那样的鞋底，往往舍不得扔。上下再纳几层袼褙，做副新鞋帮缝上，又是一双耐穿的“踢死牛”了。他穿的那双布鞋的鞋底，便经过一番变旧为新之加工。但藤野当然是看不出来的。藤野只看出了他的褂子裤子是东洋布做的。不消说，也看出了眼前这个中国人，是一个文化人。尽管他的两条瘦胳膊晒得和背后那些中国农民一样黑，同样瘦的腿杆还呈现出一点儿可怜的肌肉。

　　“你的，什么人的干活？！”

　　自以为中国话说得不错的藤野，成心用中国话问眼面前这个将日本话说得极好听的中国文化人。但藤野就是藤野，自从他穿上那一身皇军的军装来到中国以后，想要将他的国语说得好听点儿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从早到晚，他差不多总是在喝吼着喊叫着说日本话。他的上级，基本上也是那么样在跟他说日本话。确确实实的，他已经很久没听到另一种日本话了；即那种语音连贯，仿佛每一个句子必须一气呵成地来说才有日本话的绵劲糯劲儿；而且只要心平气和地说，真的挺好听的日本话。他不愿陷入惭愧境地，所以成心说中国话。但他的中国话说得根本不像他自以为的那么好。恰恰相反，如同一个结巴竭力要将话说得不结巴，每一个字听来都很生硬、别扭，总之难听。

　　有文化的那三十多岁的中国人，一直低着头垂臂肃立。虽然藤野是在用中国话问他，他却还是用日本话回答。他的回答还不是一两句，起码回答了四五句。也还是将日本话说得极好听；甚至，更好听了。

　　他背后的乡亲们听呆了，虽然听不懂。

　　那些个日兵也听呆了。他们已用刺刀围成了一个半圆，每一把刺刀的刀尖都对向着他。他说时，他们的刺刀的刀尖逐渐下垂，有的刺刀的刀尖已快接触到地面了。连他背后的乡亲们都看出来了，那些日兵，他们不但听呆了，脸上还都呈现出微妙的、难以掩饰的表情变化。有那么点儿欣赏，有那么点儿佩服，还有那么点儿刮目相看。所有那一点点儿，全是由凶相的后边渗出来的，如同盖住蒸屉的屉布底下上升着蒸气。

　　藤野所会的中国话，在听了他说的那几句日本话后，显然不足以继续发问了。他又不愿不许近在咫尺的这个中国人说日本话而必须说中国话，那样的恼火太损失面子了。何况，即使对于他，眼前这个中国人口中说出的极好听的日本话，竟然也使他听来倍觉亲切，还勾起了他的乡思。

　　于是呢，他也只得说起日本话来。

　　就这么着，一名叉腿而立，右手扶在刀柄上，姿态威武，一脸霸道，随时会恼羞成怒进而杀人不眨眼的下级日本军官，与一个三十多岁、戴眼镜、穿无袖褂子，生死完全由对方来决定的中国文化人之间，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你问我答有问必答地用日语对起话来。

　　那不知为什么会生活在农村的中国文化人还低着头，还垂臂肃立着，一口流利的日本话还是说得那么好听。

　　他俩就那么你一句我一句地说了半天。

　　些个日兵听得松懈了，有的索性将枪背在肩上了。

　　马车上的那头小猪也不叫唤了。

　　乡亲中有两个大胆的男人将韩大娘扶起，搀回到自己人中去了。藤野瞪视着那一过程，居然也没大发淫威。

　　不知藤野后来说了句什么话，“眼镜”低着头，缓缓将一条腿跪下了。日兵们都笑了。有几个指着“眼镜”，边笑边哇啦哇啦地说什么。

　　藤野用带鞘的战刀挑着“眼镜”的下巴，将他的头挑了起来，使二人的目光可以对视着，并又说了句什么，声音不是很大，但语调特别严厉。

　　于是“眼镜”的另一条腿也跪下了，但他的下巴还被藤野的战刀挑着，二人的目光也就还注视着。藤野的左手伸入裤兜，掏出了和他的手套一样白的手绢，拎着一角，使手绢垂在“眼镜”面前。

　　“眼镜”他抬起右手，接过了手绢。这时，藤野的战刀才离开了他的下巴，而与此同时，藤野的右靴，踏在了“眼镜”的左肩上。

　　“眼镜”呢，就开始用手绢擦起藤野的右靴来。

　　日兵们兴高采烈，围绕着“眼镜”和藤野手舞足蹈，大声唱起了一首日本的什么歌。

　　藤野笑了。

　　望着那一过程的乡亲们，又都纷纷垂下了头。他们心里产生过的那一种脆弱的自豪此刻是荡然无存了，都更加感到集体的屈辱，更加难受了。

　　那韩柱儿这会儿又大骂起来。骂的不是日本人，而是“眼镜”。大概他认为，对于狗娘养的鬼子，骂不骂无所谓了。骂他们，他们是畜生；不骂他们，他们也还是畜生，根本不是人，绝不会因为一被骂，就由畜生变成人了。那还值得一骂吗？骂得有什么劲儿呢？那农村青年头脑中的这一种想法，基本上也是乡亲们头脑中的想法。那是现实使他们学习到的一种明智，或曰一种生存法则。所以他不骂日本人，单骂“眼镜”。论起来，他虽已不是孩子了，不是“眼镜”的正式学生，但得闲之时，也喜欢去听听“眼镜”给孩子们上课，也间接地识了一些字，也一向恭恭敬敬地叫“眼镜”老师的。

　　那一时刻老师在他心目中的可敬形象轰然倒塌。几分钟之前也就是老师没跪下之前，那形象还没怎么受到影响，当然，在他看来也不算是高大。低着头，垂着胳膊，对一个凶暴的日军小队长和和气气轻声曼语地说着些日本话，那样子与汉奸有多大区别呢？怎么能算高大呢？

　　但他怎么也没料到老师会跪下，而且是双膝跪下！不跪下又怎么样呢？最大了不起不就是一死吗？就那么怕死呀？

　　所以他骂的尽是些贪生怕死、孬种、没骨气，给全村人丢脸，也给全中国人丢脸之类的话；那生性刚烈的青年觉得只破口大骂是不足以解恨的，若非被捆在了树上，那他肯定会冲将过去，狠踢被他骂的人几脚。

　　但“眼镜”那时仿佛聋了，仿佛听不到世界上的任何声音了，也仿佛觉得自己真就是一个擦鞋人；他专心致志地擦那只踏在自己肩上的靴子，如同那一向是他赖以为生的事。

　　藤野被韩柱儿骂得顿时恼火起来。他听不懂韩柱儿在骂什么，却听得出是在骂。并且自信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不是在骂他，只不过是在骂跪在自己跟前的这个中国人。

　　那也令他恼火。

　　他一摆手，又吼了一句日本话，于是一名日兵朝韩柱儿走过去，到了大树那儿，朝韩柱儿头上捣了一枪托；韩柱儿头一歪，昏过去了。

　　乡亲们之间，韩大娘也又昏过去，瘫倒于地。

　　晒场上于是一片寂静。

　　幸而藤野并没做出韩柱儿是在骂他的判断，并且对自己的判断又是那么自信——否则，韩柱儿还将被活活烧死无疑，绝不会头上仅仅挨了一枪托。

　　真是老天保佑，也算是韩柱儿命大。

　　“眼镜”就那么跪着擦完了藤野的右靴。实事求是地说，他将藤野的右靴擦得很干净，擦得皮光锃亮，连藤野自己都觉得满意。他右靴落地，紧接着将左靴踏在了“眼镜”肩上。

　　这时，“眼镜”又开口说了几句日语。声音很小，乡亲们是都根本听不到的。连四周得意忘形着的日兵们，也是都根本听不到的。但他又说得非常清楚，显然是只想说给藤野一个人听的。尽管他双膝跪着，那几句日语却说得不卑不亢，语调既温良又庄重，一如他之前所说那些日本话的语调一样。藤野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他说的日本话，也感觉到了他是只说给自己一个人听的。他扭头看看周围的部下，看出了他们谁都没听到。这使他内心里暗自钦佩，钦佩眼前这个双膝跪着的中国文化人，居然能将音量控制得那么好。

　　他收回目光，定定地瞪着眼前这个令他感到不可思议的中国人。

　　而“眼镜”，说完那几句日本话，接着仔仔细细擦藤野的左靴。

　　藤野忽然做出了一个举动，一个令日兵们，也令在那会儿抬起了一下头的中国农民们农妇们倍感意外的举动——他略微弯下腰，一把从“眼镜”手中掠去了手绢，竟自己擦起那只踏在“眼镜”右肩的靴子来。

　　而“眼镜”，仍一动不动跪着，只不过上身比刚才直挺了。

　　藤野擦完自己的左靴，将手绢扔在地上。他的左靴刚一落地，旋即来了一个军人标准的立正，向后转，同时大声喊出了一道命令。

　　日兵们顿时一个个抖擞精神，迅速站成两列。

　　“眼镜”，还一动不动地跪着。

　　藤野一摆手，又说起中国话来。

　　说的是——“开路！”

　　他终于说出了一句使乡亲们听来说得不太难听的中国话，一说完，率先大步便走。

　　日兵们就都跟着走。有一名日兵，从乡亲们之间扯出了一个男人——中国的马不听日本话吆喝，得有个中国人为他们赶马车。

　　藤野大步朝前走了几步，忽然想到了什么，站住，缓缓转身，朝“眼镜”一指还是用中国话大声说了句：“带走他！”

　　于是另一名日兵跑回到“眼镜”跟前；不待那名日兵跑到跟前，“眼镜”已站了起来。

　　乡亲们看得分明，他长长地吁了一大口气。他首先扭头将目光望向大树那儿——韩柱儿仍昏着；接着他将目光望向了乡亲们，大家又看得分明，他脸上有种诀别似的、特眷恋的表情。

　　乡亲们都猜测得到，一个中国人如果被带往全是日本兵驻守的炮楼里去，他不是汉奸的话，那么总是凶多吉少的。通常情况下，不死也往往会被扒下三层皮。

　　可他怎么会是汉奸呢？

　　于是有女人低声哭了。

　　肯定是由于他的双腿跪麻了，看去有些迈不开步子。那日兵嫌他走得慢，用枪托在他后腰捣了一下。他受那一击，趔趄数步，几乎扑倒。

　　他站稳了的同时，目光再次望向乡亲们，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斯时，浴过血似的夕阳，已快吻着华北大平原的地平线了…… 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