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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成贵在回韩王村的一路上别提心情有多郁闷了。一方面，他明白罗队长半句错话都没说，如果自己是罗队长，也只能说那样一些话，也肯定除了相陪着汇报者着急上火唉声叹气，再就是一筹莫展徒唤奈何。另一方面，又因罗队长将话说得过于冷静过于直白而大为不快。理是那么个理，但话可以不那么明说嘛！干吗非那么明说呢？其实，他走在进山的半路上，就已经估计到注定是白去一遭了。一年十二个月，几乎月月有我们的好同志、好战友、好乡亲乃至优秀的抗日运动领导者落入敌人魔爪。有时是一个，有时是几个，有时是一批，即使明知他们还没被敌人残酷地杀害，那也只有干着急啊！何况，敌人往往以我们被捕的亲爱的同志、战友、乡亲和领导者为诱饵，布下陷阱，单等我们的营救人员往圈套里钻。稍有点儿大局意识，那就不能轻举妄动啊！每有一个自己人落入魔爪，便找到我们的武工队或正规部队要主张的话，那不简直是儿童般幼稚的行为吗？再者说了，王文琪不是党员，算不上是好同志；不是对敌战斗成员，算不上是好战友；更不是抗日运动的什么领导。就目前而言，往最好了说也只不过是韩王村一个好乡亲。即使在这一点上，也不是每一个韩王村人都认为他是好乡亲。不错，他救了韩柱儿一命，也使一些孩子免受鬼子的伤害，但他在万恶的鬼子面前那种种可以说是下贱之极的表现，却是某些乡亲们打心眼里嫌恶的。他教孩子们唱日语歌尤其是用日语唱日本歌，更是某些乡亲们所难以接受的事。特别是那些有亲人被鬼子杀害的人，背地里已开始叫他“汉奸王”了，他自己不知道而已。因为这么样一个人被鬼子客客气气地“请”到县城里去了，还没有什么消息从县城传出，预兆着鬼子将要把他杀害了，自己作为韩王村地下党支部的支书，风风火火地急走了一天进到山里，找到武工队队长，逼着似的非要求武工队队长当面给出主张，实在是小题大做、强人所难嘛！但即使理解罗队长半句错话都没说，他心里的不快却难以消除，实际上，他是希望罗队长用另外一些话骗他，比如罗队长完全可以这么说——成贵啊，大老远地进到山里来，辛苦了！你放心回去，我会派武工队员混入县城去打探情况的。如果鬼子并没有杀害王文琪的打算，还则罢了。如果有，咱们武工队一定要想方设法地营救他！他是受过边区正规部队首长口头嘉奖的人，咱们怎么能不营救他呢？或说——成贵啊，你放心回去，情况我一定及时地郑重地向咱们正规部队的首长汇报，如果王文琪的生命确实危在旦夕，那具体怎么个营救法，要按首长们的作战方案去执行。早就该教训教训池田那老鬼子了，说不定首长们意见统一了，咱们就对县城来一次突袭，一举将鬼子都消灭了，将池田那老鬼子活捉了，开公审大会，就地枪决……
哪怕他看出来了听出来了罗队长明明是在哄骗自己，给自己一种心理安慰，那也不枉自己从天蒙蒙亮走到天黑进山一次啊！
偏偏，罗队长是个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一向不打诳语，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的人，结果使韩成贵有了一种类似自讨没趣的委屈感。
他回到韩王村时，天自然又黑了。他女人告诉他，那些孩子们的父母来过几次了，都为的是向他探听王文琪的安危。
他没好气地说我和大家一样住在村里，又不是住在县城，我哪里会知道呢？
他女人又告诉他，韩大娘也来过几次了，也许有些人还聚在韩大娘家里等他回来。他女人知道他是在党的人，也知道在群众和武工队之间，他是个重要角色。但那女人明智得很，从没捅破过窗户纸。
韩成贵二话没说，喝了一瓢凉水，抓起一个窝头，边吃边就来到了韩大娘家。进门后，见该聚一块儿的人都聚一块儿了。他三口两口吃光窝头，立刻说起了和罗队长谈话的内容。没按实际情况说。觉得若按实际情况说，大家心里八成也会郁闷起来。他是按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来“传达”罗队长的话的。他虽然也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但有些时候，有些情况之下，比罗队长说话活泛多了。
大家听了他的“传达”，一个个像吃了定心丸，虽然心情还是无法完全稳定，却毕竟不再是那种坐立不安的心情了。韩王村是有几个人死在鬼子的刀枪之下的，但罪恶不是藤野那个班的鬼子犯下的，而是之前驻扎在那座炮楼里的鬼子犯下的。藤野那班的鬼子们接手炮楼以后，他的战刀尚未染过中国人的血，他那个班的鬼子尚未枪杀过中国人。在别处杀害没杀害无法知道，杀害过多少也无法弄清楚，但自从来到华北这一处地方，进驻了那一座炮楼，一年多的时间里还没有。或者也可以说，还没顾得上大开杀戒。人的心理是这样的，亲人一旦被杀害了，死人无法复活，悲痛一阵子，渐渐那悲痛就化作了仇恨的种子，在心里生根发芽。又渐渐地，悲痛被仇恨替代了。而悲痛是令人夜不能寐的，担心也是令人无法成眠的。但仇恨却不是那样。仇恨恰恰相反。人心里一旦仇恨满满，反而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实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正是有仇必报、十年未晚的“境界”。可如果亲人不是眼睁睁地看着被杀死了，而是被押往狼窝虎穴了，那种不安那种担心，是比悲痛更折磨人的。那是对人性最柔软处“实行”的一种酷刑。虽然王文琪不是在韩大娘家那些人中任何一个人的亲人，但他在村里一向待人真诚，乐于助人，并且一向对乡亲们温良恭敬，很有人缘。说他是一位好乡亲，那是符合实际的。对在韩大娘家那些人而言，尤其是好乡亲。罗队长都当着大家的面吸收他为“内部人”了，那还不是好乡亲吗？他们与那些心里暗生着对王文琪的鄙视的人对他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这些“内部人”都知道，王文琪那些被某些乡亲所嫌恶所鄙视的做法，是经过一级级批准的。而且两天前的事实也证明了，十几个刚刚唱罢《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孩子，因为会用日语唱歌，哄得鬼子开心，居然一个也没受伤害，是多大的幸运啊！尽管藤野们那天是冲王文琪来的，但若看着中国孩子突然恶性大发，战刀劈一个，刺刀挑一个，开枪打死一个，对于他们那还不是儿戏般的事吗？他们以“内部人”看待“内部人”的眼光看待王文琪，于一般乡亲感情之外，自然又多了份特殊感情。受两种感情的压迫，就都觉得如同自己一个亲人落入虎口了，不担心是不可能的。一个个眼睛红肿，分明的连续两夜都没睡好。听了韩成贵的“传达”，都吃了颗定心丸。倒也不是一点儿都不担心了，而是担心小了。起码，认为王文琪的命是有保障了。于是很快也就纷纷散去，各自回家补觉。
韩成贵回到家里却彻夜未眠，翻过来掉过去的，一合眼就见王文琪在被鬼子用酷刑折磨，逼他出卖“内部人”。遍体鳞伤的王文琪则痛苦哀号不止，就要经受不住拷打了。结果惊醒了。惊醒之后，大睁双眼，那可怕的情形也同样在眼前浮现，耳旁仍有声声哀号回响。
一夜噩梦连连的韩成贵，第二天上午谁也没告诉，悄悄进了县城。他要独自打探一下王文琪的处境。他并没去找在县城里的地下关系，怕引起特务们的注意，而是向一些三教九流的熟人打探。他年轻时曾在饭馆当过跑堂，结交下了五行八作的朋友。但从朋友们口中一无所获，都说没听到过任何关于他的亲戚王文琪的事。他看得出，他们并没骗他。这就令他更替王文琪担心了——也许从村里押走王文琪不是鬼子的一般行动，而是“特高科”的行动。他那些朋友，大抵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连他们都一无所知，足见那行动的保密程度啊！而被“特高科”带走的中国人，竟然活下来的几乎没有。往往再就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也不仅是替王文琪的生死万分担心，也是替自己及村里“内部人”们接下来的安危提心吊胆。倘王文琪经不住酷刑招了，那么鬼子第二次到韩王村去抓的人，首先必是他韩成贵无疑啊！
一无所获的韩成贵回到村里，对自己悄悄进了县城一次的事守口如瓶，没跟任何人说。一无所获，有什么可说的呢？说了，还不是陡增别人的不安和郁闷，所以也就只有自己一人继续受那份儿不安和郁闷的折磨。
又一天过去了，王文琪没回到村里。
又两天三天四天过去了，王文琪仍没回到村里。
韩成贵带回来的那颗“定心丸”，其镇定的效力渐渐在人们心里消化掉了，失效了。人心于是起了变化，替王文琪的担心快没了，一部分一部分地转变成对他这个人的猜疑了。猜疑既生，则是越猜疑点越多。是啊，他在日本十来年，说是求学，谁知他究竟在日本成了什么人啊！他被押到炮楼里去，那对别人是九死一生之事，为什么他就能安然无恙地离开呢？他说他跟藤野那厮只不过说了些什么什么，可究竟说的是什么，别人也没法搞清楚啊！为什么藤野信任于他？仅仅因为他在日本待过，日语说得好吗？为什么此次被鬼子客客气气地“请”到县城去那么多天，连点儿关于他的消息都没从县城里传出过？
一种惶惶不安的气氛已在村里蔓延，全村笼罩在不祥之中。许多人预料某一天鬼子会突然扑入村子，王文琪自然也跟回来了，狐假虎威地带领鬼子抓这个抓那个……
连韩成贵也是如此了。
然而孩子们心里却只有替他们的老师担心，没有什么猜疑。孩子毕竟是孩子，不谙大人们因被伪装蒙蔽所历的危险，也不谙暴力四伏、血腥遍地之年代大人心理的复杂和叵测。他们白天经常聚在村口张望，有的还爬上树，久待在树上眺望，想要望到老师回村的身影。
第六天晌午，孩子们慌慌张张地跑进村向大人们报信儿——又有鬼子们的几辆摩托向本村驶来了！
韩成贵就挨家挨户告诫“内部人”们紧急隐蔽。向村外跑是来不及了。一眼能望到几里地外的平原野地上，跑也没处跑藏也没处藏啊。说隐蔽，其实也就是猫在自家屋里或附近挖的秘洞里而已。
韩成贵自己刚刚猫起来，鬼子的摩托队已进了村。他们和来“请”走王文琪时一样，一直将摩托开至王家院落外。藤野仍在鬼子兵之中，也仍坐在摩托车车斗里，王文琪坐在另一辆摩托车的车斗里。该紧急隐蔽的隐蔽起来了。一时没顾上东躲西藏的，或自认为不至于被怀疑是危险抗日分子的，见鬼子们的来势并无搜捕的架势，而且来的不多，便陆续壮着胆子跟到了王家院落前，一个紧挨一个站成一堆远远观望。他们那么做，是出于一种安全感的促使。好比非洲大草原上食草类动物的种群，当狮豹出现都本能地聚拢那样。事实上那也是明智之举，因为如果一户户被堵在家里，面临的危险更大，被杀害的概率也更高。
他们看到，藤野先下了车斗，然后以特绅士的手势将王文琪请下了车斗。再后，啪地双腿并拢，对王文琪敬了一个极标准的军礼，一转身旁若无人地又上了车斗。而摩托车一辆紧跟一辆调转车头，片刻未停地离开了。
王家门楼歪斜、台阶坍塌的院落前，于是只留下了孤单单的王文琪一人。
村人们远远望着他。
他也不知所措地望着村人们。
村人们都不敢上前跟他说话了。
孩子们也从各家聚拢来了，也远远地呆望着他，不敢上前和他说话了。
他右手缓缓举了起来，分明是在向大家打招呼。
大人孩子，没有一个也举手向他打招呼的。
他那只举起来的手，在空中僵了片刻，缓缓地垂下了，仿佛被看不见的绳索往下拽，仿佛不情愿垂下，却又扛不过那看不见的绳索往下拽的力道。
他一转身快步进入院落里去了。
大人孩子一个个满腹狐疑地散了。
不一会儿，韩成贵也进入了王家的院落，脚步轻轻地走到王文琪住的那间小角屋门外，干咳了一声。
王文琪在屋里说：“听出你是谁了，进来吧。”
一种大郁闷着的语调。
韩成贵进了屋，见王文琪低着头呆坐在炕沿，旁边放着一卷白布。
韩成贵说：“回来了？”
王文琪抬头呆看着他，不说话，那意思是——这不明摆着的事嘛！
韩成贵又说：“你怎么把自己变成了这副样子？”
王文琪从头上抓下军帽，往炕上一摔。接着双手交替褪下手套，也摔在炕上。
韩成贵皱眉道：“聋啦？”
王文琪这才恼火地说：“你问的废话！难道会是我向鬼子死乞白赖非要到不可呀？池田那老鬼子非给我，还逼我在回来之前穿上，我有什么办法？”
韩成贵被反问得也一时说不出话。
王文琪恨恨地又补充了几句：“我一个人被押到了虎口里，满眼看见的全是鬼子。我看池田那老鬼子笑里都藏着刀，彬彬有礼、和颜悦色地说话时，眼神儿里都透着杀气。我不是英雄好汉，我骨子里是贪生怕死之徒。在那么一种情况之下，我每一天的分分秒秒都如同是在刀尖上挨过的，连装也装不出一分英雄好汉的样子。还不是他要我怎么样，我就只有俯首弯腰、奴颜婢膝地怎么样吗？”
韩成贵也默默坐在炕沿，卷了一支烟递给王文琪。王文琪吸过几年烟的，后来戒了。即使在吸烟的那几年里，也从没吸过农村汉子吸的叶子烟。但他犹豫一下，接了过去。
韩成贵也为自己默默卷了一支烟。
二人都吸着烟后，韩成贵垂下目光，望着地面说：“汇报汇报吧。”
王文琪犯了倔劲儿，顶撞道：“没他妈什么可汇报的。”
韩成贵猛一抬头，转脸看他，见他也正恼火地瞪着自己，严肃地问：“你拒绝汇报吗？”
二人互瞪了一阵，王文琪低下了头，语气顺从了：“你倒是要听我汇报些什么啊？”
韩成贵一点儿没变严肃的口吻，审讯般地说：“把你到了县城以后的一切经过，一五一十地都汇报给我听！”
王文琪沉默良久，终于开口汇报了起来……
他的说法是：在敌人进行那次扫荡时，藤野向池田报告了韩王村有他王文琪这么一个非同一般的中国人，可以经过进一步考验之后，培养成值得他们日军特别信任，而又特别能为日军服务的人。
韩成贵问是藤野那厮对你说的。
王文琪摇头。
韩成贵又问那你怎么知道。
王文琪说他推测肯定是那样。
韩成贵说你的推测只不过是你的推测，别那么肯定。
王文琪又恼火了，也又顶撞道：“你如果不许我说我的推测，那我就没法汇报了，也根本汇报不清楚！”
韩成贵又卷了一支烟递给他，替他点着后，用肩头撞了他一下，缓和了口气说：“你别跟我抬杠嘛！我来听你汇报汇报，这可是为你好。你想啊，鬼子用摩托车将你接到县城里去，一去六天，今天又是鬼子用摩托车将你送回来的，而且藤野那厮还向你敬军礼，而且你变成了这样子，许多乡亲都看见了，许多孩子也看见了。你是聪明人，他们心里会怎么想，不必我说你也明白吧？如果你没做对不起中国人良心的事，那就得有个人替你把乡亲们内心里的种种猜疑消除了吧？靠你自己去消除的话，你有几张嘴呢？由你自己去消除，谁又信呢？那就莫如由我听了你的汇报后替你去消除。当然，首先你得老老实实地向我汇报，并且，得能让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对不？”
王文琪固执地说，他的汇报必须加入他的推测、判断，否则，不仅韩成贵肯定会听不明白，就连他自己也是没法说明白的。
韩成贵愣了愣，强调说那你得这么汇报给我听，你得把你的推测、判断和实际发生的事严格区别开。哪些是你的推测和判断，你要预先来个声明。
王文琪问：讲后声明就不行？
韩成贵不耐烦地说，叫你别跟我抬杠，你还非跟我抬杠！讲后声明当然也行啦。
王文琪就说，刚开始汇报的，是他的推测。信不信，只能随你了。
韩成贵没表示信，也没表示不信，只催促他接着往下讲。
王文琪问：“你认为藤野那厮他为什么要向池田老鬼子报告我这个人？”
韩成贵想了想，摇头。
王文琪说：“那厮是个军官迷，做梦都想在他们日本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中多立战功，胸前挂满勋章，以军官的身份回国返乡。他对自己来到中国四五年了仍是个小军曹，别提有多沮丧了。他曾在炮楼里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讨厌炮楼像讨厌活棺材。’据守炮楼的日军是基本上没有提拔机会的，他的话暴露了他强烈的爬升欲望。那么，想要爬升只剩下了一种选择——引起长官的注意。于是，我就成了他引起长官注意的事。以上，是我根据我的推测所进行的分析、判断。你认为我的判断有道理吗？”
韩成贵不置可否地说：“咱不管他们鬼子之间的鬼事，你快讲你那六天是怎么过来的！”
按王文琪的说法是，池田老鬼子在扫荡中从马上跌落了一次，将腰扭伤了。他被押到县城后，池田先是命他给自己治腰。
韩成贵问：“你又想说，是藤野那厮向老鬼子池田举荐的你，而这是你的推测对不对？”
王文琪说：“对。肯定就这么回事啊。要不没法解释了。我在炮楼里为藤野那厮按摩过嘛！”
韩成贵忍不住又问：“县城里有日本军医，他有什么必要非派鬼子兵骑摩托将你押到县城去？”
王文琪说：“这你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在日本民间，也是很信服中国的中医的。但在日本军队里，军医差不多都是毕业于军医学院的。而日本维新以后，医学院里逐渐形成了鄙视中医、崇尚西医的偏见。尤其军医学院，所开的课程全是西医课程。所以他们日本的军医，几乎没有中医治疗能力。而治疗腰扭伤，要按西医的方法，得用夹板将腰部夹住，还得终日仰面朝天卧床不动，一天服几次西药丸。少说半个月才能拆夹板，拆了夹板也不会就行动自如了。而且，估计半年一年内是骑不了马的。池田那老鬼子，哪儿能接受这么一套治疗方法呢？治疗肢体扭伤，咱们中医有诀窍。按摩加上敷膏药，见效快，愈后情况好。可他们的鬼子军医不行啊！请县城里的中医吧，老鬼子又防戒心极大，唯恐遭到咱们中国人暗算。所以嘛，藤野那厮一举荐，他当然就同意啰！”
韩成贵眯起眼，又转脸看王文琪。
王文琪也转脸看他，也坦然而期待地眯着双眼。
韩成贵终于说：“算你判断得对。”
王文琪就又娓娓道来地往下说，他被押到县城以后，由藤野带到了长官居住区的一间小屋里。小屋里有单人床、床头柜、暖水瓶、水杯、钟表、尿盆什么的。总之，旅馆房间应有的那些东西差不多全有。不同的是，门外有名小鬼子兵把守，“三八大盖”步枪还上着明晃晃的刺刀。
韩成贵揶揄：“亏你还知道‘三八大盖’！”
王文琪苦笑：“那谁不知道啊！”
他说，在那间小屋里，藤野那厮才告诉他，为什么把他请到县城。还双靴一并，弯一下腰，用日语小声说请多关照。藤野走后，他无所事事，想到屋外观察观察环境。刚一推开门，被小日本兵用刺刀挡住了。他只得听天由命地往床上一躺，回忆中医治疗腰部扭伤的种种经验，思忖先用轻柔的手法好还是先用深重的手法好；一次按摩多长时间；该用哪几种膏药；怎样取得池田老鬼子的信任，才能使他尽量配合自己的治疗；等等……
韩成贵问：“你还心想，只有治好那老鬼子的腰扭伤才能顺利脱离虎口对不？”
王文琪回答：“对。”
韩成贵又问：“也这么想，如果治不好，离开虎口就很难了？”
王文琪回答：“不错。”
“万一没治好，反而加重了，那老鬼子肯定轻饶不了你。还这么想了吧？”
“确实。还那么想了。”
“所以，使出浑身解数，也要把那老鬼子的腰扭伤给治好了——这是你想来想去，最后的想法吧？”
“正是。我想的有什么问题吗？”
“又杠！我那么说了吗？”
“这一次是你跟我杠。”
“我是跟你杠吗？也得允许我推测推测你，有点儿自己的判断吧？”
“我当时只身落在虎口里，面对的是装着客气、骨子里穷凶极恶的鬼子，我不推测行吗？你是在我家里，咱俩都是‘内部人’，你犯得着也推测我吗？”
“正因为咱俩都是‘内部人’，所以我才心里怎么推测的，嘴里就不绕弯子地问了。别啰唆，赶紧汇报！我可有言在先，今天你不老老实实汇报个一清二楚，从明天起，那你就不再是‘内部人’了！”
韩成贵最后一番具有忠告意味的话对王文琪的逆反心理起到了解构性的作用，王文琪不再抬杠了，他的汇报开始变得自觉了。
按照他的讲述，当天晚上，藤野陪他在军营中的长官用餐室共进晚餐。所谓长官用餐室分为一室、二室、三室。一室是池田及参谋长、宪兵队长等高级长官的用餐室。藤野与王文琪面对面坐下后，倍感荣幸地告诉王文琪，那是第一餐室。王文琪自然也相应地表现出受宠若惊的样子来。没上酒，却吃到了久违的大米饭。藤野说，那可是正宗的日本北海道大米，是专列从日本运来的，特供给团以上长官的。王文琪心事重重，面对着雪白的大米饭和香味四溢的红烧肉，也还是觉得腹胃胀气，没有食欲。倒是相陪的藤野狼吞虎咽，直撑得肚子突凸起来，饱嗝不断，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了碗筷。
饭罢，藤野将王文琪引领到了池田的长官办公室门外。鬼子卫兵都没让藤野进入，他只得盘腿坐在门外的木板廊阶上等着。卫兵搜了王文琪的身以后，才允许进去。池田的办公室、会客室、卧室是相通连体的三大间屋子，王文琪正站在办公室中央犹豫着该不该往里走，一位戎装挎刀威武雄壮的军官从会客室大步而出。王文琪以为他便是池田，赶紧鞠躬，连说：“皇军万岁万万岁！”那军官傲慢地声明自己并非池田大佐，只不过是他的副官。之后，示意王文琪跟随着他往里走。走过会客室，也就进入了池田的卧室，那卧室有四十平米，除一张宽大的双人床，两个中式衣架，角落那儿的一个大木桶以及一张不大的桌子，再就没别的东西。两个衣架一立于床左，一立于床右。立于床左的，挂着军衣军裤军帽；立于床右的，挂着军刀和套中的短枪。而桌上，也仅有一面小圆镜和洗漱具、刮脸刀而已。
池田原来是瘦小老头，刚出浴，穿着和服，出家人似的在床上打坐。副官和王文琪进去后，他连眼都没睁一下。他显然刚修了面，一张苍白瘦脸刮得铁青。已经快完全秃顶了，一圈稀疏灰白的头发贴脑壳梳得顺顺溜溜的。
副官走到床前，俯身用日语低声说：“大佐，那个姓王的中国人在您面前了。”
池田仍没睁一下眼，仿佛坐化了。
副官也不再说什么，大步然而是轻轻地走到大木桶旁，拽一根垂在桶边的绳子，于是将桶内的一个木塞拽了起来。那桶连着一截胶皮管，分明的，可将水放到外边的水沟里去。副官那么做时显得特麻利，看得出那也是他的一种职责。
在汩汩的流水声中，池田老鬼子终于睁开了双眼。
王文琪暗吃一惊，他没想到那老鬼子有一双与其瘦脸不相适的大眼睛，一双深陷的大眼睛，目光冷飕飕的，流露着老谋深算。这使他的头看去像一只鹰的头。如果他还长着鹰钩鼻子，那就更像了。虽不是鹰钩鼻子，鼻梁却挺高的。那老鬼子没留胡子。肯定是因为连胡子也花白了，若留反而有损长官形象。
他用日语叫王文琪走到他跟前去。他的话说得声音细小，王文琪无法判断那算不算是一种和气的语调。但不能算凶恶，甚至也无威严可言却是真的。
王文琪怯怯地走到了床边；一半是真的忐忑，一半是装的。
老鬼子问他打算怎么治。
他说那当然要认认真真全心全意地治了。
老鬼子就无声一笑，对他的回答做出了满意的表示。
他请老鬼子背对他坐到床边，说是要先检查检查扭伤的情况。
老鬼子又一笑，默默照办了。
这时副官也站到了床边，左手握刀鞘，右手握刀柄，防备地盯着王文琪的一举一动，随时预备拔出刀来一刀将他劈为两半的架势。
此时的他，也只有当那副官并不存在，当自己确是一位推拿高手，池田那老鬼子也只不过是扭伤了老腰的患者，认认真真全心全意地为其检查了。结果令他七上八下悬在胸膛里没着没落的一颗心稳定了——池田老鬼子的腰椎关节两节发生错位，使两侧的软组织扭曲，显然那会压迫到两侧的神经，并影响两侧血管中的血液正常运行。只要能使两节错位的关节复位，一切痛苦症状自会消除大半。
他问老鬼子头晕不晕，双腿麻木不麻木。
老鬼子回答头一直晕，双腿麻木得不听使唤。
他说那是必然的，将自己手感的印象说了一遍。
老鬼子问：没拍片子，你的手感印象肯定准确无误吗？
他自信地微笑道，那是中医推拿师的一般经验，绝不会有误。自从坐上鬼子的摩托车，他第一次脸上露出了笑模样。同时暗想：你个可恶的老东西，今天也得依靠中国人来替你解除痛苦了吧？
老鬼子又问那你打算怎么治呢。
他说以自己的经验，虽不敢言手到病除，但使关节复位是不成问题的。老鬼子说那开始吧。
于是他请老鬼子背朝自己侧卧下去。
他和那老鬼子始终说的是日语。老鬼子的日语有浓重的北海道腔调，而他说的是极标准的东京日语，即日本的官话，国家广播电台播音员才能达到的水平。池田老鬼子是从关东军调过来的，已来到中国多年，参加过日俄争夺旅顺的战役。那老鬼子在军中被誉为中国通，中国话说得挺溜儿。但他一句中国话都不跟王文琪说，王文琪推测，是出于骨子里的傲慢。也许他认为，跟一个“支那人”细声慢语地说日本话并不有损于他作为大日本皇军军官的威严，但用“支那语”跟一个“支那人”细声慢语地说就有损于了，那是“支那中国人”不配享有的待遇。心里这么推测，王文琪就成心将每一句日语都说出日本官话的标准，并在内心里暗自获得一种语言优于对方的快感。那老鬼子显然也觉得自己在日语方面自愧弗如了，能用点头或摇头表示的话就干脆不说了呗。
王文琪请老鬼子放松身体，一肘抵住他后背，一手扳住他的髋骨，轻轻哼着日本民歌，摇动一截圆木似的来回摇动他的身躯。摇着摇着，骤一发力，但听咔嚓一声骨节响，老鬼子同时哎哟大叫一声。
副官一脚将王文琪踹倒于地，右手随之抽出了战刀，双手将战刀高举在王文琪头顶，口中大吼一句：“浑蛋。”
王文琪坐在地上，并不理会头上那刀，只看着池田老鬼子的身躯，欣然地说：“已经复位一节了。”
副官愣了愣，也不由得扭头看他的长官。
老池田欠起身，以手势命王文琪站起来。
王文琪却不往起站，捂着肋部开始哎哟。
老池田就用眼色命副官将王文琪搀起。王文琪被搀起后，这才说太君是我不对。我忘了告诉您，是会有点儿疼的。我以为，那点儿疼对您不算什么呢。您请躺下再欠几次身，看疼感是不是轻了？
老池田于是重新躺下，再次欠身。如是三次，自言确实疼感轻了。
王文琪仔细将他腰椎按了一遍，说一节错位的关节果然复位，而且复得很正。老池田命他再复位另一关节，他说今天不能进行了，明天吧。
老池田板脸问为什么。
他说刚才猝不及防挨了一脚，自己的肋部被踢得很疼。而且呢，受了惊吓，一时难以集中精力了。若这会儿非要求他继续，难保不会出闪失。一旦出了闪失，后果将极严重，也许会导致下肢瘫痪的。
老池田谴责地看了副官一眼，无奈地命副官送王文琪回去。
王文琪临走时说，刚刚复位那一关节周边的软组织、血管和神经，需要重新适应复位后的生理状况，所以，不能急，最早也应该是明天晚上再复位另一关节。也最好是在太君泡完澡后。其实他内心里的真实想法是：我才不将你老鬼子的痛苦一下子全解除了呢，你今天晚上也照样别想睡成好觉！
副官将他送至他住处的门前，并拢双靴微鞠一躬，老大不情愿地说：“请多包涵！”
王文琪也很绅士地回一躬说：“我容忍您的野蛮。”——将“野蛮”二字有意说出强调的意味。虽然嘴上是这么说的，却将腰弯到了七十度左右。在日本，九十度大躬表示“最敬礼”，对至尊长者才鞠此大躬。一般男人和男人之间七十度左右的一躬就意味着老大的敬意了。那鬼子副官听他说自己“野蛮”，本欲发作的，见他立刻又对自己鞠七十度左右的一躬，忍住了恼火没有发作，猛转身悻悻而去。
王文琪问“站岗”的小鬼子藤野到哪里去了。小鬼子说藤野已经被送回炮楼去了。
他进入房间，往床上仰面一躺，因为藤野离去，身陷虎穴的凶险之感和孤独之感，竟又增加了几分。他觉得，比之于老鬼子池田，藤野到底还算是一块自己的挡箭牌。又想，第一天总归是相当平安地挨过去了，虽然结果难料，但若注定了凶多吉少，那么担惊受怕也还凶多吉少。倒莫如听天由命，该吃便吃，该睡便睡得好。想开了，于是一翻身，酣然睡去。
第二天清晨，他被日军出早操的军号声惊醒。那“站岗”的小鬼子多了一项任务，似乎兼是他的勤务兵了，给他送来了香皂、毛巾、牙刷、牙粉，皆军中发的日货。
他洗漱时，小鬼子居然替他倒了尿盆，并冲洗得干干净净。
他连说“再不可”“再不可”。
小鬼子不看他，也不说话，又默默替他倒洗脸水。
他问小鬼子是日本什么地方人，小鬼子却突然翻脸，冲他低吼了一句：“放肆！”
那是一句中国话，发音还挺标准。
见小鬼子一副拒人千里的凶相，他明智地不打算再和对方套近乎了。
早餐是大米粥、馒头、一小碟咸菜、一个咸鸭蛋。他从容地吃时，发现小鬼子在窗外偷看他，看得直咽口水。分明，那样一份早餐，是小鬼子平日所吃不到的。虽然他已打定主意不和对方套近乎了，但一经发现小鬼子那馋样，主意又改了。他没吃那个咸鸭蛋，连同一个馒头给予小鬼子。小鬼子这一次没说“放肆”，犹豫一下，左右看看，见四周无人，急忙接过揣入兜里。
饭罢，他被允许在院子里散步。那日军的团部，原本是县女中。日军占领了县城以后，谁家的姑娘还敢上学呢？校长举家南逃了，老师失业的失业，改行的改行，根本不必日军驱赶，空无一人的女中就成了他们的团部。王文琪留了份儿心思，一边绕着操场信步走似的，一边将哪几排房子是警卫连，哪几排房子是军官宿舍，哪几排房子是伙夫房、医务室、会议室等，在心中清清楚楚地暗记住了。连团部总共大约有多少鬼子，也估计了个八九不离十。
中午饭和昨天的晚饭一样。一经想开，也有胃口了，饱饱地吃了一顿，倒身又睡了次长长的午觉。
晚饭后，和昨晚差不多的时间，鬼子副官将他请到了池田那老鬼子的卧室。真的是请，因为那鬼子副官口中不但清清楚楚说了“请”字，还做出了“请”的手势。老池田已浴罢，照例穿着和服盘腿坐在床上。
他问了几句类似查房医生该问的话后，向老池田讲起了《三国演义》中华佗为关云长刮骨疗毒的片断。刚讲了几句，老鬼子竖起一只手掌打断了他，说自己读过日文的《三国演义》，知道关云长这个人物，当然也知道刮骨疗毒那段故事。并说在必要的情况之下，关云长能做到的，他也完全能做到。
王文琪始料不及，轮到他自己发愣了。但那仅是几秒钟的一愣，随即对那老鬼子大加奉承，说自己之所以讲起关云长，其实没别的意思，只不过是想对他这样一位可敬的大日本皇军军官表明这么一种看法——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与中国古代的英雄本色以及西方的骑士风尚，内涵是相通一致的。而通过昨晚短暂的接触，他从对方不言而威的气概中，领略到了他一定是一位关云长式的义勇兼备的人物。
老鬼子听罢哈哈大笑。笑罢，眯眼看着他说：“你的，狡猾狡猾的，拍马屁的内行！”
心机被道穿，他也只有陪着讪笑而已。
池田老鬼子倒也没继续使他难堪，像昨晚那样，主动背朝他侧身躺下了。因为昨晚第一处错位关节一下子复位，王文琪竟心生了一种类似初战全胜的感觉。今晚他自信满满，在几乎毫无心理负担的较好情绪的支配之下，像昨晚一样，一边用日语轻轻哼着日本民歌，一边进行按摩，以使老鬼子的腰肌完全松弛。老鬼子被按摩得直哼哼，如同一头猪被挠痒挠得极舒服。
又是出其不意的一发力，又是“咔”的一声……
老鬼子这次倒没疼得叫起来，只低沉地“嗯”了一声。
王文琪小声说：“太君，不要动，请保持姿势。”
老鬼子就一动没动。
王文琪接着又按摩了半个小时左右，这才停止，退后一步，双臂肃垂，低头又小声说：“太君，您可以坐起来活动活动腰部了。”
老鬼子不说话。
副官也说：“大佐长官……”
老鬼子发出了微微的鼾声。
王文琪抬起了头，见副官正不知如何是好地看着他。
他说：“我又成功了，请允许告退。”
副官懵里懵懂地点一下头，王文琪鞠一七十度躬，也不直起腰，一步步退了出去……
那时也就八点多钟，天黑不久，离就寝的军号响起还早。王文琪回到他住的屋子百无聊赖，就想再出去走走。“站岗”的小鬼子阻止住了他，有点儿抱歉地说，天黑以后，他是不得离开那屋子的，除非去厕所。而即使去厕所，自己也得相陪着去到厕所前——是长官的命令。
他问是哪一位长官的命令。
小鬼子装聋作哑，不说。
他又问：那我唱歌可以不可以？用日语唱日本歌，不大声唱。
小鬼子想了想，说长官没下达不许他用日语唱日本歌的命令。
这就等于同意了。
于是他将碗、盘子和杯子一溜摆在桌上，端坐椅上，轻轻敲击着唱了起来。
他会唱的日本歌很多。可以这么说，在占领县城的这整整一团日本官兵中，绝对找不出一个比他会唱的日本歌还多。如果进行对歌比赛，那么冠军肯定是他这个中国人无疑。而且，他天生有副好嗓子。那副好嗓子，又似乎天生地适合唱日本歌。凭这样的好嗓子，他曾在东京大学的歌咏比赛中一举夺魁，戴上过“最能歌先生”的桂冠啊！
他原本是为了自娱自乐，排遣内心里的孤独和寂寞才唱的。一边唱一边还不无自得地想，可以在日本军营里随便唱歌的中国人，自己肯定是第一个了。
无意中一扭头，发现窗外伫立着些人影。他立刻就明白了，是些被自己的歌声吸引过来的日军士兵。
他笑了，内心顿然升起爱国情怀。干脆起身推开了窗，推开了门，重新坐下，继续轻轻敲击着唱。方才为了使自己的心情好一些，他唱的是欢乐的日本歌。重新坐下以后，他不唱欢乐的，开始一首接一首唱想念恋人的，思乡的，因而也是特感伤的日本歌了。唱得感情越发投入，越发饱满了，连自己都被自己唱得泪眼汪汪的了。
窗外门外的身影是越聚越多了，他发现其中也有几名下级军官。那些身影一动不动，如同一部分石林。在月光下，他们肩章、领章上的金属星、豆亮晶晶的，显得异乎寻常地诡秘。
忽然，有年轻女子妙曼的声音响了起来。那声音和他而歌，渐唱渐近。于是，一个穿和服的女郎进入他视野，边唱边走到窗口那儿，款款地坐在窗台上，睇视着他，仍和唱着。他看出她不仅是穿和服的女子，而且确实是一个日本女子。但只看了一眼，不敢一直看着她唱。他心里明白，她看着他唱是没什么的，若他也一直看着她唱，对于自己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他与她和唱的是一首日本情歌，如果哪一名伫立窗外的日军军官听得冒火，一枪毙了他，那毙了不也就是毙了吗？但他并没停止歌唱，因为一旦停止，必定会使鬼子们认为他内心卑怯。而一旦给这些鬼子兵和下级军官那么一种印象，他的安全也又减分了。他深知，日本男人，尤其日本军人，是打心眼里鄙视在他们面前显得卑卑怯怯的别国男人的，不论是哪一国的。倘若遭到鄙视，那么尊严也就不保了。倘若遭到极端的鄙视，那么就等于被视为猪狗了，恐怕连生命都可虞了。因为人性恶的一个特征乃是——起先只不过是拿被鄙视的对方耍弄着开心，随之“娱乐”欲望升级，变得强烈，接下来就要以虐待、折磨和伤害来满足了。人性恶的此种特征，在侵华日军身上体现得格外分明。王文琪太清楚这一点了，所以才不停止歌唱，才旁若无人地继续唱。同时他想，我是池田那老鬼子请来的，在那老鬼子面前，我只得装出几分卑怯，那是我取得他信赖的策略。但对这些鬼子兵和下级军官而言，我毕竟是被请来为他们的一号长官治病的，是享受他们一号长官款待的客人，我犯不着在他们面前表现出半点卑怯嘛！何况在日本人面前，他心中从无丝毫的“卑”，只不过因情况不同而有过或大或小的“怯”罢了。
那日本女子嗓音很好，属于娇柔甜绵的那一种。确切地说，她实际上只能算是日本小女子，估计年龄也就在十六七岁左右。不管谁，一味往大了猜她，那也不会猜到十九岁以上去。乌黑的长发，在她头顶盘了一个大髻。盘得挺紧，用一柄红色的簪子插住。一张尚未褪尽少女纯情的脸上，单眼皮儿的大眼睛黑白分明，流露着生性调皮的眼神儿。她的脸庞很白皙，蛾眉入鬓，唇红齿白。显然，她是惯于与人和唱的。她的声音不高不低，既未喧宾夺主地大过王文琪的声音去，也不至于小到使别人听不到了。总之，她将自己的音量控制得恰到好处。通过那么一种声音，她似乎是在向王文琪也向窗外的军人们证明，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前来凑趣的歌者，一个和唱者。虽然已经九月初了，华北地区的晚上开始凉了，她却仅穿了一件白底蓝花的布料和服，呈现着修长的小鹿一般的脖子和上部分胸脯。她的脖子和胸脯也是那么白，比脸庞更白。如玉。她脚上没穿袜子，双腿交叉，木屐在光脚丫上挑着，随着歌唱的音节一晃一晃的。
二人同时收声。窗外居然响起了掌声。当然不是齐刷刷一致的掌声，而是此起彼落分分散散的掌声。
王文琪站起身来，垂首肃立，先向那小女子鞠了一躬，接着向窗外门外的官兵们又鞠两次。是微躬，礼节性的那种。此时他不禁地产生了错觉，仿佛自己仍是东京大学的中国学子，仿佛是在大学礼堂的舞台上谢幕。
坐在窗台上的日本小女子向他伸出了一只手，意思是让他将她扶下来。他走到她跟前，她的一只手搭在他肩上，软绵绵的，无意撑持，双脚也不往地上蹦，一双眼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笑成了一弯钩月。他明白了，她是要他将她抱下窗台。王文琪犹豫了，望窗外的鬼子们，见他们一个个也都在面无表情地望着他。那是真正的面无表情，魂游千里之外还没回归自己肉身的那一种无表情的面相。他想也不能让她的一只手长时间地搭在自己肩上啊，趁外边的鬼子们一个个还没醒过神儿来，干脆顺了她的意就将她抱下来得了。于是他弯下腰，一只手臂往她双腿之下一探，另一只手臂揽着她后背，轻轻松松地就将她抱了起来。在他将她往地上放时，她的一只脚轻轻一踢，将一只木屐甩出去了。她这一小动作他看在眼里，心里也明白她是故意的了。刚才她坐在窗台上唱歌时，他以为她是哪一位军官的女儿。偶尔，也有鬼子军官们的家眷到中国来看望他们，她这样一个小女子出现在日军的军营里也不是太稀奇的事。但此刻，他立刻又做出了另一种判断——她才不会是什么军官的女儿，肯定是一名随军妓女。倏忽间，他心中生出嫌恶来。但随之，同情也在心中接踵而至。如花般年龄的一个女孩儿啊，还自己不为自己叹息，还得看机会不管对什么样的男人就施展一下卖弄风情的小伎俩，你天生的下贱坯子啊！
她却悄声用日语对他说：“你不能让我一只光着的脚也站在地上。”
他用日语回答：“你说得对。”之后，不得已地将她横抱胸前走到了那只木屐旁，轻轻放下她。她当然是一足着地啦，另一只光脚丫向前伸出，伸直得连脚踝都快与脚面水平了。似乎他俩在跳什么双人舞，而她做的是一种舞蹈所规定的动作。她的一只手依旧放在他肩上，这次有点儿劲儿了，算是在撑着了。并且，她的身子斜靠着他的身子。他怎么会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呢？于是，默默替她将木屐套在脚上了。
窗外的门外的鬼子官兵们，一齐朝屋里望着他俩的举动，全在无声地笑，脸上全都出现一种骄矜的表情。分明的，他们认为，那是一个有特殊身份的中国男人奴仆般臣服于一个他们日本的小军妓的证明。确乎，关于他曾是东京大学什么博士这一点，已在军营中传开了。他的高学历使他们暗生嫉妒。这一个团的鬼子中还没一个曾是大学生的呢，他们的一号长官池田大佐也只不过是从军校毕业的，怎么能不嫉妒呢？何况那“支那人”是他们堂堂东京大学的博士。即使是在日本，他是一个日本人，他们这些底层人家出身的士兵和下级军官，那也是会嫉妒他的！不论在哪一国家，不论在古代还是近代，底层人家出身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对自以为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人，一向是心理不平衡的。在他们经常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这一种不平稳的心理每变得相当强烈，甚至会形成歧视。那会儿，他们倾斜的心理平衡了不少。“支那人”就是“支那人”！曾是东京大学什么博士的“支那人”，那也终究还是“支那人”！只要是“支那人”，其身份就一概在日本人之下，包括日本的小军妓！看，这一个自以为身份特殊的“支那男人”，不是正在为我们的一名小军妓穿木屐吗？他们内心里几乎全都在这么想。虽然，他一次也没敢在他们面前流露出半点儿自恃身份特殊的样子，但是在他们看来，似乎他内心里就是那么自以为是的……
王文琪替那小军妓的光脚丫套上木屐之后，特绅士地做了一个往外恭请的手势。当时的他，内心里充满了对她的厌恶，也充满了惜香怜玉之同情。两种几乎同等程度的情绪在他内心里打架，难分胜负，纠结一团。
小军妓却不想离去，她大大方方地拉着王文琪一只手，将他拉到了窗前，问外边的鬼子们还要不要听他俩再唱了。
那些鬼子就七言八语嚷嚷着说还要听。她又问王文琪还会唱什么日本歌。
他说凡是你会唱的，我估计自己都会唱。即使连你都不会唱的，我也会唱不少。
她不言语了，轻轻唱了起来。刚唱半句，王文琪立刻和之。他一和，她马上改唱另一首，而他又立刻和唱。如是四五番，她终于不再改唱，看得出是信服王文琪的话了。最后他俩唱的是一首相当古老的插秧歌，歌词大意是一位老母亲在插秧的季节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盼望儿子能回到家乡帮他插秧。可儿子已离开家乡多年未归了，在哪里不知道，在干什么不知道，死活也不知道……
他俩一个站立在窗的左侧，一个站立在窗的右侧；她看着他唱，他垂着目光唱。
窗外那些鬼子官兵，有的脸上闪着泪光了。
“八格牙路！”——外边突然响起一句恼怒的咒骂声，王文琪本能地戛然而止，那小军妓却继续唱，仿佛没听到。又仿佛，虽听到了，但根本不将咒骂之人放在眼里，仍目不转睛地看着王文琪，都没朝窗外瞟一眼。
王文琪听出了那是老池田的副官的声音，但也没朝窗外转脸，低着头，垂着目光，一动不动地肃立着而已。
鬼子副官继续咒骂着，从头上扯下军帽，用以抽打那些呆呆听着的鬼子。待他将那些鬼子从窗前门前驱散了，小军妓也唱完了。她看着王文琪微笑，笑得有几分洋洋得意。仿佛对副官的粗暴制止不予理睬，是体现了一种尊严。
那副官闯入屋里，朝小军妓扬起了抓着军帽的手。她则毫无惧色地仰着脸，瞪视着他，似乎认为他不敢用军帽抽打她。
那副官也确乎被她瞪得犹豫了，抓着军帽的手僵在半空中。
王文琪此时已抬起了头，用日语低声说：“太君，一位有军队荣誉感的军官，是不会摘下军帽抽打别人的，更不会用军帽抽打一个小女子。军帽对于军人是比军服还神圣的，是军威的象征，正如军旗是军魂的象征。”
那鬼子副官被王文琪的话说得愣愣的，扬起的手不由自主地垂下了。
王文琪又说：“太君，虽然我还不理解您刚才为什么大发脾气，那我也觉得自己应该向您指出，您刚才的做法有失副官身份，我不认为池田大佐会很欣赏您那么做。”
以前在一般为人处事方面，王文琪并非是个很会说话的人。父母甚至认为他是个很不会说话的人。往往，心里怎么想的，嘴上就怎么把话说了，一点儿也不善于绕弯子。经常的，因为话说得太直，已将人得罪了，自己还浑然不知。这样的儿子，即使凭着聪明医术学得挺快，那也是继承不了祖上的衣钵，在县城里经营不好医堂的。所以父亲也不指望他子承父业了，宁肯花大把的银子遂他的意愿让他到日本留学，并且同意他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想学多少年就学多少年。在当年，父母那么顺着他，也算是很开明的父母了。父母能那么开明要感激“五四”。“五四”之后的中国，但凡是接受了一点儿新思想的父母，都尽量避免使儿女觉得自己是典型的封建专制式的家长，都尽量表现得与时俱进，哪怕内心里其实并非多么情愿。在日本留学时期的王文琪，逐渐学得会说话点儿了。身处异国，人际关系相比于国内复杂多了。因为不会说话很吃了几次苦头，再没记性的人也长点儿记性了，往往就善于将话说得八面玲珑、滴水不漏了。而开始善于说话了，加上日语说得极好，使他受益匪浅，尝到不少甜头。一尝到甜头，则就更会说话了。但自从回国后，他似乎又变回了从前那个王文琪，并且变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却不是经常因说话而得罪了人自己不知道，而是变得话少了。眼见日寇猖狂，山河破碎，百姓命如蝼蚁，许多人朝生夕死，且死得悲惨，他觉得能不说话便不说话，哑巴似的活着，心里反倒好受些。即使与乡亲们之间，他采取的也是一种言简意赅的说话方式。如果靠了摇头、点头、表情及手势也能使对方明白自己的意思，他就宁肯选择不说话。只有和孩子们在一起，自己的心情也较好的时候，他的话才多些。那日为了救韩柱儿一命，他急中生智地也可以说是条件反射地居然说起了日本话，随之又孤单单地被押入炮楼，不得不与藤野等鬼子机智周旋，使他在日本时面对日本人很会说话的技巧又恢复了。同样孤单单地被押入县城置身狼窝虎穴之后，他觉得自己那一种技巧获得了很大的提升。那是性命攸关的前提之下被逼迫出来的智慧的提升，是出于保命的本能。
面对扬起手来，要用军帽狠狠抽打那日本小军妓的鬼子副官，他说话的智慧和技巧又一次良好地发挥了。斯时，他内心里对那小军妓的怜花惜玉的同情，终于打败了他对她的厌恶，完全占了上风。
鬼子副官狠推了他一掌，将他推得倒退数步才稳住双脚。而鬼子副官擒住小军妓一腕，拖了她大步往外便走。王文琪看见，小军妓被拖得踉踉跄跄，才走了五六米远，一只脚上的木屐掉了。她低头咬了副官一口，副官怪叫一声，她得以挣脱了腕子，跳格子似的往回跳，穿好那只木屐后，还没忘朝窗口瞭他一眼，摆动摆动手，扮了个鬼脸，斜刺里朝另一个方向跑掉了，那个方向有她住的屋子。
鬼子副官也朝窗口转过了身。直至那时，军帽仍拿在他手中。他戴上军帽，笔直地伸出一只手臂指了王文琪一下，猛转过身去迈着大步走了。
王文琪呆立片刻，关了门窗，仰躺于床。
他怀着一种爷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好汉大丈夫般的英豪气概，就那么和衣睡了过去。一夜无梦，天亮方醒。
又出乎他的意料，鬼子副官居然来陪他共进早餐，说奉了池田大佐的指示。早餐也居然不是馒头和大米粥了，而是油条和豆浆了。这当然表明待遇又升格了。但待遇升格了究竟是好还是不好，他就难以推测得准了。他深知日本这个民族有着这样一种“传统”，那就是，如果决定要杀死一个其实自己本应感激的人，在杀之前尤其要尽到该尽的礼节，以抵消“歉意”。并且要杀得对方猝不及防，顷刻丧命。对于日本男人，那似乎是一种特人道主义的讲究。若连杀也杀得干脆利落，那么便连杀死了应该感激之人的那一份儿良心不安也对冲光了。因为王文琪了解某些日本男人这一种彬彬有礼的流氓性，他一边吃着久违了的油条喝着久违了的豆浆，一边猜测着，若那鬼子副官果然是为了杀自己的，那么自己究竟会遭到一种什么死法。他倒没太怕。头两天分分秒秒地提心吊胆，到了这时，怕劲儿过去了。身在虎穴，一条命攥在对方们手中，怕也没用啊。他只不过是由于好奇。那鬼子副官没佩军刀，用刀杀死自己首先可以排除。鬼子副官坐下之前，将枪套摘下挂衣架上了，估计也就不会用枪杀他了。那不符合出其不意的快捷原则——得起身去从枪套里拔出枪来，麻烦。用皮带勒死自己？可对方坐下前连军腰带也解了，一并挂在衣架上了。掐死自己？自己又不是个婴儿，肯定本能地挣扎和反抗啊？那还不蹬倒了桌椅？那种杀法太不成体统，有违武士道精神。日本的所谓武士道精神，不仅体现在杀人和自杀方面，也体现在杀死自己本应感激的人方面。在中国古戏或古小说中，惭愧极了每曰“愧杀人也”。日本人杀死自己本应感激之人时，也有那么一种“愧杀”之感。杀是肯定要杀的，愧也不是丝毫没有，所以才尤其要杀得讲究些，就是中国俗话讲的“大面儿上过得去”的那么一种杀法。
是在我这一大碗豆浆里下了毒吧？
王文琪几经猜测，最后估计到了自己唯一可能的死法。
这时他已将那一大碗豆浆喝下去一半了，却暂时还没有毒性发作的感觉。
那鬼子副官将枪套和军腰带挂在衣架上之后，曾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将一些白色的粉状物倒在他的碗里，还替他用小勺搅了搅，说是军队里供给的糖，从日本运来的糖。怕他怀疑，又说，自己不爱喝甜豆浆，而更喜欢喝淡豆浆。当时他其实倒没怀疑，这会儿断定，那正是毒药无疑，一种作用缓慢发生的毒药。
王文琪想确定了之后，全然无所畏惧了。尽管他为了能够活着甚而能够怀着几乎胜利者似的骄傲脱离虎口，言行谨慎小心翼翼度日如年，但分明到了明摆着活不成了的时候，则就要求自己在一名鬼子军官面前死得不失尊严了。他认为比起别种遭杀害的死法，自己摊上的死法毕竟还算幸运。也可以说不同于杀害，而更接近谋杀。对方们想怎么杀害他就怎么杀害他，想多么残忍地杀害他就多么残忍地杀害他，却偏要煞费苦心地置他于死地，而且由一名军官彬彬有礼地作陪将这一过程进行到底，足见自己这个中国人在对方们看来非是等闲之辈，不可以随心所欲地乱来。能使对方们这么对待，也算是种胜利吧？也算没给中国人丢脸吧？也算死得其所了吧？他进而这么一想，不但全然无所畏惧，也同时觉得一点儿欣慰了。
他用小勺轻轻搅着豆浆，喝得缓慢起来，也一小口一小口喝得更加斯文起来。他想：干吗明知是下了毒的豆浆也喝得那么快呀？不怕死也没必要不怕到急着死的份儿上啊！自己一口气喝光了，对面那狗日的鬼子副官不就立马完成任务了吗？想拍拍屁股就走人？没门！狗日的你乖乖陪我坐在这儿吧！谁叫你下的毒药作用如此缓慢呢？！
鬼子副官忽然问他：是不是觉得豆浆不够甜？不爱喝？
他嬉笑道：甜！很甜！真是甜得不得了。大日本帝国出产的砂糖，比我们中国的砂糖甜多啦！
因为他说话的表情是嬉笑的，语调又是插科打诨的，鬼子副官就觉得他是在说反话，一只手伸入兜里，又掏出一小纸袋，欲往他的碗里再加入所谓“砂糖”。在他看来，那当然是所谓的“砂糖”。
他连忙用一只手罩住碗，变换了一种庄重的表情、庄重的语调说太君太过客气，我虽然爱喝甜豆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爱喝过甜的豆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八个字，翻成日文，全没了中国文言那种含蓄之美。在孔子，说那话时，其实是劝告的意思。而翻成日文，不论译者的水平多么高超精妙，都只能是——“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强加于别人”。对于日语，包括对于世界上其他一切国家的语言，都只能是这么一种不拐弯不抹角的表达。除了这么直来直去的表达，根本没有拐弯抹角的余地。而且可以说，这么表达便是一切外语最为客气的一种表达了。王文琪成心不委婉地说。他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八个字翻成了这样两句日语——“自己强烈讨厌的，不要强加于别人”。这么翻其实与孔子的原意是有区别的，因为在中国古文中“不欲”并不直接等于讨厌，更不等于“强烈讨厌”。“勿施”之“施”字，也非是很霸道的“强加”。所以呢，经他那么用日语一说，含蓄的委婉的劝告的意味荡然无存了，表达的完全是一种抗议的意思了。
鬼子副官瞠目视他片刻，将头一低，郑重地说对不起。停顿了一下，又苦着脸解释——他有糖尿病。
王文琪不再说什么，只管一小勺一小勺地喝豆浆。那时那半碗豆浆已快凉了，一个人那么一小勺一小勺地喝已快凉了的豆浆，是任何一个别人看着都难免会觉得奇怪的。那根本不像是在喝豆浆了，而更像是病入膏肓的人在喝珍贵的保命参汤了。他成心拖延时间嘛。拖延时间就等于对那鬼子的心理强加了不耐烦的感觉，而这正是他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他所要好好享受一番的快感，一个人临死前的最后快感。同时他心里不无困惑——毒药的作用也发挥得忒慢了呀！他知道世上有数小时后才发挥毒性的毒药。这一类毒药也分两种。一种始终不使人感到明显痛苦，所谓慢性无痛中毒。数小时后是它，数天之后也是它。人在浑然不觉之际猛然一头栽倒，一命呜呼。或者口喷鲜血，或者连口血也不吐。另一种毒药毒死人的过程就太不人道了，同样使人慢性中毒，却又是极其痛苦的中毒，使人饱受生不如死的折磨。那是很残忍也很冷酷的一种毒死人的方式。在古代，世界各国心如铁石的人，都曾用那么一种毒药毒死过自己的仇人。
那鬼子副官给自己下的是哪一种毒药呢？
他一时无法得出判断结论，觉得甜丝丝的豆浆甜得越发可疑，更加难以下咽，也就喝得更慢了。并且，不由得不寻思——如果豆浆碗里下的是后一种毒药，那么为了免遭痛苦折磨，应如何自我了断？是寻找机会撞头而亡呢？还是上吊好些呢？如果鬼子们偏要使他活得悲惨，将他绑在床上，那可怎么办呢？
鬼子副官此时已吃光了油条，喝光了豆浆，掏出白手绢擦擦嘴角，双手横按膝上，腰板挺直，面无表情，眯起双眼研究地注视着他，不知内心里在对他做何想法。有一点他是看得出来的，对方表现出了极大的耐性。
他碗里的豆浆少之又少了，毒性却仍迟迟没有发挥。再用小勺舀着喝，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赖饭桌的孩子了。于是他放下小勺，双手捧起那大号碗，将剩下的豆浆全饮入口中。
不承想鬼子副官偏偏那时刻说起话来，说的是：“王桑，我请求你一件事，永远不要将我差点儿打了佐艺子的事汇报给池田大佐。因为，池田大佐对佐艺子是很喜爱的，他如果知道了将会对我不利……”
鬼子副官的话还没说完，王文琪噗的一口将豆浆喷了出来，喷了鬼子副官一脸一身。他是因为听了对方的话，一时心花怒放，所以才高兴成了那样。当然高兴啦，对方的话意味着，他喝的豆浆真的是放了糖的豆浆，而非下了毒的豆浆。自己又能多活一天了！王文琪你多伟大呀！不但使鬼子们不杀害你，而且还越来越礼遇你了，你了不起呀你！他高兴得直想喊：活着万岁！生命万岁！
高兴归高兴，喝在口中的豆浆喷了陪自己吃早饭的人一脸一身，毕竟是使他觉得尴尬的事。尽管陪自己吃饭的人是个令他憎恨的鬼子，但那也是相陪之人啊！
他也赶紧掏出自己的手绢，起身走到对方跟前，仔细帮对方擦军服上的湿处，一边说对不起请原谅；说自己绝不会告对方的状的；说只要佐艺子不告对方的状，那些士兵和那些下级军官也不告对方的状，那么池田大佐将肯定不知道他昨晚亵渎军帽之事。永远不会知道。
鬼子副官一边继续擦着，一边又说，池田大佐是特别在乎部下对军帽、军服以及开口的态度如何的。也多次训诲部下，军帽是军威的象征，军服是军人精神的一部分，自己昨晚忘记了长官平时的训诲，实在是应该受到惩罚。还说佐艺子原名叫古艺子，由于长官喜爱她，所以为她改名佐艺子。本想为她改名池田艺子的，但因为她毕竟是一名军妓，而他的姓在日本属于大姓，他这一支姓池田的家族，又曾是日本军界地位显赫的家族，所以不愿使她的名字与自己的姓发生关系，就以自己的军阶来表明自己和她的特殊关系了……
既然对方自己主动说了这样一些事，王文琪也就干脆趁机问道——池田大佐使一名军妓和自己的军阶发生了关系，那就一点儿都不顾虑责怪之声吗？鬼子副官说那不必，也不会有什么责怪言论。在日本军中，军妓像武器和军需品一样，是按军阶配给的一种待遇。既然是待遇，也可以视为荣誉。好比战马，军阶低的军官，那就不配享受出行骑马的待遇。而在日本军界，某些有授予之权的高级军官，甚至每每授予自己的爱马或爱犬以军荣。那么，池田大佐的做法，当然在军中也就无可厚非了……
其实此种现象，即使对方不说，王文琪也是早有所知的。他是专门研究古往今来之日本各类文化史的博士啊！但是呢，他却装出原来如此的样子，连说些多谢指教的虚心话。并且真诚地进言——尊敬的池田大佐的病还没完全被他治好，错位的腰椎关节虽然复位了，但周边的软组织还有粘连需经进一步的按摩使之分离，也需贴敷膏药促使血液流通，达到将养筋肌的效果。
鬼子副官说，池田大佐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希望他在军营多留住些日子。
王文琪说，自己并不急着回去，能为一位皇军长官彻底解除痛苦，是自己多大的幸运和荣耀啊！皇军待自己如上宾，在这里吃的住的都比在村里好，自己独身一人，无家属牵挂，为什么要急着回去呢？自己虽然不是什么推拿神医，但彻底治好池田大佐的腰伤那还是胸有成竹、信心满满的。
他为什么要上赶着这么表示呢？因为判断到了——老鬼子池田派副官陪他吃早饭，那肯定就是不愿放他走啊！对方不愿放他走，不论他多想走那也走不成啊！既然明知走不成，何不顺水推舟给对方点儿高兴呢？将对方哄高兴了，于自己必是没亏吃的事嘛！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听罢王文琪的汇报，韩成贵皱眉问：“连去带回六天啊，你不可能整天都为那老鬼子按摩嘛。你得写份文字的报告，否则别说村里人的怀疑消除不了，连我对你的怀疑也难以彻底消除。”
王文琪说：“怀疑就怀疑吧。怀疑我也没办法啊！老鬼子还有别的病呢，不定哪天又把我请去了。文字的汇报，以后一总写吧。”
韩成贵还想问什么，王文琪推说在鬼子军营里夜夜提心吊胆，没一天睡好过，要补觉。说罢一躺，闭上了眼睛。
韩成贵见他根本不愿再谈下去，只得离去。
还真叫王文琪说着了，没过几天，县城里又来了鬼子的摩托兵，二次将他“请”了去。
鬼子副官显出挺高兴又见到他的样子，说池田大佐仍觉身体不适，希望他继续医治。问他有什么要求没有。如果要求合理，他基本上都可以代表长官予以允许。
王文琪说只有一个要求——允许他离开军营，亲自到县城里去抓药，他要亲自为池田大佐熬制膏药，研配丸散。
那鬼子副官更高兴了，说完全可以。说为了他的安全，还要派两名士兵对他加以保护……
鬼子副官走时，对他啪地来了一个立正，居然微鞠一躬，口说“请多关照，拜托了！”
屋里就剩王文琪自己时，他缓缓坐在椅子上，坐得笔直，双臂交抱胸前，头脑中过电影似的，将单独与藤野、与老鬼子池田以及那鬼子副官包括监视他的小鬼子兵、佐艺子等敌方人士凭着机智进行周旋的过程全面梳理了一遍，不忽略任何细节。于是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也是秉性各异的，也有可以利用之弱点。只要自己利用得巧妙，安然无恙地脱离虎口返回村里是大有希望的。树立了这么一种信心，胸怀豁然开朗。 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