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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青·科幻”丛书

　　杨庆祥

　　一、历史性即现代性

　　在常识的意义上，科幻小说全称“科学幻想小说”，英文为Science Fiction。这一短语的重点到底落在何处，科学？幻想？还是小说？对普通读者来说，科幻小说是一种可供阅读和消遣，并能带来想象力快感的一种“读物”。即使公认的科幻小说的奠基者，凡尔纳和威尔斯，也从未在严格的“文类”概念上对自己的写作进行归纳和总结。威尔斯——评论家将其1895年《时间机器》的出版认定为“科幻小说诞生元年”——称自己的小说为“Scientific Romance”（科学罗曼蒂克），这非常形象地表述了科幻小说的“现代性”，第一，它是科学的。第二，它是罗曼蒂克的，即虚构的、想象的甚至是感伤的。这些命名体现了科幻小说作为一种现代性文类本身的复杂性，凡尔纳的大部分作品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变异的“旅行小说”或者“冒险小说”。从主题和情节的角度来看，很多科幻小说同时也可以被目为“哥特小说”或者是“推理小说”，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小说也一度被归纳到科幻小说的范畴里面。更不要说在目前的书写语境中，科幻与奇幻也越来越难以区别。

　　虽然从文类的角度看，科幻小说本身内涵的诸多元素导致了其边界的不确定性。但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将《西游记》这类诞生于古典时期的小说目为科幻小说——在很多急于为科幻寻根的中国学者眼里，《西游记》、《山海经》都被追溯为科幻的源头，以此来证明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至少在西方的谱系里，没有人将但丁的《神曲》视作是科幻小说的鼻祖。也就是说，科幻小说的现代性有一种内在的本质性规定。那么这一内在的本质性规定是什么呢？有意思的是，不是在西方的科幻小说谱系里，反而是在以西洋为师的中国近现代的语境中，出现了更能凸显科幻小说本质性规定的作品，比如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和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

　　王德威在《贾宝玉坐潜水艇——晚清科幻小说新论》对晚清科幻小说有一个概略式的描述，其中重点就论述了《新石头记》和《新中国未来记》。王德威注意到了两点，第一，贾宝玉误入的“文明境界”是一个高科技世界。第二，贾宝玉有一种面向未来的时间观念。“最令宝玉大开眼界的是文明境界的高科技发展。境内四级温度率有空调，机器仆人来往执役，‘电火’常燃机器运转，上天有飞车，入地有隧车。”“晚清小说除了探索空间的无穷，以为中国现实困境打通一条出路外，对时间流变的可能，也不断提出方案。”[1]王德威将晚清科幻小说纳入到现代性的谱系中讨论，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考察相较“五四”现实主义以外的另一种现代性起源。“以科幻小说而言，‘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的成绩，就比不上晚清。别的不说，一味计较文学‘反映’人生、‘写实’至上的作者和读者，又怎能欣赏像贾宝玉坐潜水艇这样匪夷所思的怪谈？”[2]但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基于现代工具理性所提供的时间观和空间观，这种时间观与空间观与前此不同的是，它指向的不是一种宗教性或者神秘性的“未知（不可知）之境”，而是指向一种理性的、世俗化的现代文明的“未来之境”。如果从文本的谱系来看，《红楼梦》遵循的是轮回的时间观念，这是古典和前现代的，而当贾宝玉从那个时间的循环中跳出来，他进入的是一个新的时空，这是由工具理性所规划的时空，而这一时空的指向，是建设新的世界和新的国家，后者，又恰好是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所展现的社会图景。

　　二、现实性即政治性

　　如果将《新石头记》和《新中国未来记》视作中国科幻文学的起源性的文本，我们就可以发现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侧面，第一是技术性面向，第二是社会性面向。也就是说，中国的科幻文学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科学文学”，也不是简单的“幻想文学”。科学被赋予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而幻想，则直接表现为一种社会政治学的想象力。因此，应该将“科幻文学”视作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而非一个本质化的概念，也就是说，它的生成和形塑必须落实于具体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发现，科幻写作具有其强烈的现实性。研究者们都已经注意到中国的科幻小说自晚清以来经历的几个发展阶段，分别是晚清时期、1950年代和1980年代，这三个阶段，恰好对应着中国自我认知的重构和自我形象的再确认。有学者将自晚清以降的科幻文学写作与主流文学写作做了一个“转向外在”和“转向内在”的区别：“中国文学在晚清出现了转向外在的热潮，到‘五四’之后逐渐向内转；它的世界关照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中得到恢复和扩大，又在后三十年中萎缩甚至失落。”[3]这种两分法基本上还是基于“纯文学”的“内外”之分，而忽视了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实践行为，科幻文学远远溢出了这种预设。也就是说，与其在内外上进行区分，莫如在“技术性层面”和“社会性层面”进行区分，如此，科幻文学的历史性张力会凸显得更加明显。科幻文学写作在中国语境中的危机——我们必须承认在刘慈欣的《三体》出现之前，我们一直缺乏重量级的科幻文学作品——不是技术性的危机，而是社会性的危机。也即是说，我们并不缺乏技术层面的想象力，我们所严重缺乏的是，对技术的一种社会性想象的深度和广度，这种缺乏又反过来制约了对技术层面的想象，这是中国的科幻文学长期停留在科普文学层面的深层次原因。

　　在这个意义上，以刘慈欣《三体》为代表的21世纪以来的中国科幻文学写作代表着一种综合性的高度。它的出现，既是以往全部（科幻）历史的后果，同时也是一种现实性的召唤。评论者从不同的角度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的高速发展及科技的日新月异让我们身边出现了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3D打印、人工智能、大数据、可穿戴设备、虚拟现实、量子通信、基因编辑……尤其中国享誉世界的‘新四大发明’：共享单车、高铁、网购和移动支付，更是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中国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站在了全球科技发展的前沿。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幻小说对未来的思考，对于人文、伦理与科学问题的关注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主流问题，这为科幻小说提供了新的历史平台。”[4]“以文学以至文艺自近代以来具有的地位和影响而论，置身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时代，对文学提出建立或者恢复整全视野的要求，自在情理之中。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因而浮出水面。”[5]

　　虽然刘慈欣一直对“技术”抱有乐观主义的态度，并坚持做一个“硬派”科幻作家。但是从《三体》的文本来看，它的经典性却并非完全在于其“技术”中心主义。毫无疑问，《三体》中的技术想象有非常“科学”的基础，但是，《三体》最激动人心的地方，却并非在这些“技术”本身，而是通过这些技术想象而展开的“思想实验”。我用“思想实验”这个词的意思是，这些“技术”想象不仅仅是科学的、工具的，同时也是历史的、哲学的。或者换一种说法，不仅仅是理性主义的，同时也是理性主义的美学化和悲剧化。也就是说，《三体》所代表的科幻文学的综合性并不在于它书写了一个包容宇宙的“时空”——这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表象，而很多人都在这里被迷惑了——而更在于它回到了一种最根本性的思想方法——这一思想方法是自“轴心时代”即奠定的——即以“道”“逻各斯”和“梵”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想象一个新的命运体。如果用现代性的话语系统来表示，就是以“政治性”为思考的出发点。政治性就是，不停地与固化的秩序和意识形态进行思想的交锋，并不惮于创造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和建构模式——无论是在想象的层面还是在实践的层面。

　　三、以科幻文学为方法

　　在讨论科幻文学作为方法之前，需要稍微了解当下我们身处的历史语境。冷战终结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格局，也在思想和认识方式上将20世纪进行了鲜明的区隔。具体来说就是，因为某种功利主义的思考方法——从结果裁决成败——从而将苏东剧变这一类“特殊性”的历史事件理解为一种“普遍化”的观念危机，并导致了对革命普遍的不信任和污名化。辩证地说，“具体的革命”确实值得怀疑和反思，但是“抽象的革命”却不能因为“具体的革命”的失败而遭到放逐，因为对“抽象革命”的放弃，思想的惰性被重新体制化——在冷战之前漫长的20世纪的革命中，思想始终因为革命的张力而生机勃勃。正如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对本雅明的几点看法》一文中指出的，“体制一直都明白它的敌人就是观念和分析以及具有观念和进行分析的知识分子。于是，体制制定出各种方法来对付这个局面，最引人注目的方法就是怒斥所谓的宏大理论或宏大叙事。”意识形态不再倡导任何意义上的宏大叙事，也就意味着在思想上不再鼓励一种总体性的思考，而总体性思考的缺失，直接的后果就是思想的碎片化和浅薄化——在某种意义上，这导致了“无思想的时代”。或者我们可以稍微迁就一点说，这是一个高度思想仿真的时代，因为精神急需思想，但是又无法提供思想，所以最后只能提供思想的复制品或者赝品。

　　与此同时，因为“冷战终结”导致的资本红利形成了新的经济模式。大垄断体和金融资本以隐形的方式对世界进行重新“殖民”。这新一轮的殖民和利益瓜分借助了新的技术：远程控制、大数据管理、互联网物流以及虚拟的金融衍生交易。股票、期权、大宗货品，以及最近十年来在中国兴起的电商和虚拟支付。这一经济模式的直接后果是，它生成了一种“人人获利”的假象，而掩盖了更严重的剥削事实。事实是，大垄断体和大资本借助技术的“客观性”建构了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个人将自我无限小我化、虚拟化和符号化，获得一种象征性的可以被随时随地“支付”的身份，由此将世界理解为一种无差别化的存在。

　　当下文学写作的危机正是深深植根于这样的语境中——宏大叙事的瓦解、总体性的坍塌、资本和金融的操控以及个人的空心化——当下写作仅仅变成了一种写作（可以习得和教会的）而非一种“文学”或者“诗”。因为从最高的要求来看，文学和诗歌不仅仅是一种技巧和修辞，更重要的是一种认知和精神化，也就是在本原性的意义上提供或然性——历史的或然性、社会的或然性和人的或然性。历史以事实，哲学以逻辑，文学则以形象和故事。如果说存在着一种如让·贝西埃所谓的世界的问题性[6]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世界的问题性。写作的小资产阶级化——这里面最典型的表征就是门罗式的文学的流行和卡夫卡式的文学被放大，前者类似于一种小清新的自我疗救，后者对秩序的貌似反抗实则迎合被误读为一种现代主义的深刻——他们共同之处就是深陷于此时此地的秩序而无法他者化，最后，提供的不过是绝望哲学和憎恨美学。刘东曾经委婉地指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太多怨恨的东西，现在看来，这一现代文学的“遗产”在当下不是被超克而是获得了其强化版。

　　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21世纪的中国科幻文学提供了一种方法论。这么说的意思是，在普遍的问题困境之中，不能将科幻文学视作一种简单的类型文学，而应该视作为一种“普遍的体裁”。正如小说曾经肩负了各种问题的索求而成为普遍的体裁一样，在当下的语境中，科幻文学因为其本身的“越界性”使得其最有可能变成综合性的文本。这主要表现在1.有多维的时空观。故事和人物的活动时空可以得到更自由地发展，而不是一活了之或者一死了之；2.或然性的制度设计和社会规划。在这一点上，科幻文学不仅仅是问题式的揭露或者批判（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优势），而是可以提供解决的方案；3.思想实验。不仅仅以故事和人物，同时也直接以“思想实验”来展开叙述；4.新人。在人类内部如何培养出新人？这是现代的根本性问题之一。在以往全部的叙述传统中，新人只能“他”或者“她”。而在科幻作家刘宇昆的作品中，新人可以是“牠”——一个既在人类之内又在人类之外的新主体；5.为了表述这个新主体，需要一套另外的语言，这也是最近十年科幻文学的一个关注点，通过新的语言来形成新的思维，最后，完成自我的他者化。从而将无差别的世界重新“历史化”和“传奇化”——最终是“或然化”。

　　我记得早在2004年，一个朋友就向我推荐刘慈欣的《三体》第一部。我当时拒绝阅读，以对科幻文学的成见代替了对“新知”的接纳。我为此付出了近十年的时间代价，十年后我一口气读完《三体》，重燃了对科幻文学的热情。作为一个读者和批评家，我对科幻文学的解读和期待带有我自己的问题焦虑，我以为当下的人文学话语遭遇到了失语的危险，而在我的目力所及之处，科幻文学最有可能填补这一失语之后的空白。我有时候会怀疑我是否拔高了科幻文学的“功能”，但是当我读到更多作家的作品，比如这套丛书中的六位作家——陈楸帆、宝树、夏笳、飞氘、张冉、江波——我对自己的判断更加自信。不管怎么说，“希望尘世的恐怖不是唯一的最后的选择”，也希望果然有一种形式和方向，让我们可以找到人类的正信。

　　权且为序。

　　2018年2月27日 于北京

　　注释

　　[1]王德威：《贾宝玉坐潜水艇——晚清科幻小说新论》，收入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2003年。

　　[2]同上。

　　[3]李广益：《论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文学史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

　　[4]任冬梅：《浅析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现状及前景》，《当代文坛》2018年第3期。

　　[5]李广益：《论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文学史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

　　[6]［法］让·贝西埃《当代小说或世界的问题性》，史忠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时间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