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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最后的罗马人

　　（公元395—410年）

　　斯提利科

　　东西分裂

　　公元395年1月，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去世。享年48岁，在当时也算是早逝。他不是战死，也不是被刺杀，而是病逝。在位的最初4年，他和格拉提安皇帝分治帝国东西，而接下来的12年，实际上由他一人统治。他的早逝是累积长达16年繁重公务的结果。“皇帝”（Imperator）原本是授予承担率军保卫国土的“凯旋将军”的尊称。狄奥多西是最后一位不愧于这一称号的罗马皇帝。这16年来，广袤的罗马帝国从东到西，一旦有敌来袭，他就要率军驰骋征战。他死在米兰，是因为直到前一年的秋天，他都一直在指挥讨伐高卢皇位篡夺者的战争。他死在1月，则可能是他进入冬令营后突发劳疾的结果。

　　但是，为保国安民不惜亲自率军征战，这实在是十分罗马式的想法。在君士坦丁因承认基督教而获得“大帝”尊称之后，狄奥多西也被称为“大帝”，理由是他也为基督教的振兴尽了力。

　　君士坦丁是4世纪初的人，因至少在原则上像对其他宗教一样承认了基督教的信仰而被尊为“大帝”。而狄奥多西是4世纪末的人，他不承认并彻底排斥、镇压一切异端异教，是强行推行一神教思想的“大帝”。影响巨大的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实在是一位有能力的“牧羊人”。他在狄奥多西的葬礼上如是说教：

　　皇帝狄奥多西没有死！他附体在两个儿子身上。即使在天上，父亲的眼睛也会片刻不离地注视着地上的儿子，并保护着他们！将士们、公民们都要像对待先帝那样为两位年轻的继承者竭尽忠诚！

　　继承狄奥多西皇帝的是长子阿卡狄乌斯和次子霍诺里乌斯。阿卡狄乌斯18岁，霍诺里乌斯只有10岁。除了这两人之外，狄奥多西与和他一起当了4年皇帝的格拉提安皇帝的异母妹妹加拉之间还生有一个女儿。父亲去世时这位皇女才五六岁。

　　公元395年，伴随着狄奥多西之死，罗马帝国分裂成了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这是历史上的定论，但这只是结果。我认为，狄奥多西起初并没有把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分别传给长子和次子的想法。

　　分治东西是从3世纪末“四帝共治制”时代就已开始的统治方法，这是在周边各蛮族一同入侵的时代用以应对外敌的苦肉计。所以，可以说狄奥多西把阿卡狄乌斯放在东部、把霍诺里乌斯放在西部的本意并不在于把帝国一分为二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而在于延续东西分工负责的传统做法。也许他认为，亲兄弟之间的分工应该比外人更能发挥作用。

　　事实上，狄奥多西皇帝临终时把两个儿子托付给了将军斯提利科一个人。如果他真有意分割帝国的话，就应该把两个儿子分别托付给不同的武将。这不正是狄奥多西生前并没有想过自己死后要把罗马帝国一分为二的证据吗？

　　但狄奥多西的遗志最终并未得到继承，罗马帝国的统治并未变成分工制，而是走向了分裂。个中原因：第一，即使是兄弟，关系也未见得就好；第二，西征前受托统治东部的长子阿卡狄乌斯的心腹之中，有很多高官希望从西部分离出来。但是，臣子必须首先遵从先帝的遗志。所以帝国并不是在狄奥多西死后立即分裂的。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起初是在暗中进行，是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形成的。然而，这给当事人带来了许多不幸，其原因是在混沌不清的状态下行动时，双方极易发生误解。

　　狄奥多西虽然是一位热心的天主教徒，但他也是当了16年皇帝的人。他一定认为，死后仅仅通过主教之口给两个儿子带来神的恩宠，或是仅靠自己在天之眼的监督是不够的。于是他把两个儿子托付给了既有才干又忠心耿耿的右臂斯提利科。

　　意大利罗马史研究者帕里贝尼这样评论18岁的阿卡狄乌斯和仅有10岁的霍诺里乌斯：

　　他们常年生活在宫廷里，远离民众，与民众没有任何接触。士兵们从未见过自己的最高司令官驱马统军。兄弟两人能即皇位，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他们是先帝之子。

　　狄奥多西皇统谱系图（主要人物）

　　狄奥多西银盘上描绘的父子肖像

　　阿卡狄乌斯担任东罗马帝国皇帝13年，而霍诺里乌斯稳坐西罗马帝国皇位长达28年。可以想象，现世的最高权力者因神愿而能占据皇位，这种基督教的“君权神授”说对统治者是多么有利。已经不再是以前那样由精英荟萃的机构元老院（senatus）和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民众（populus）委托皇帝行使权力的时代了。

　　狄奥多西在位16年，几乎都是在统军作战。他也许生前就看透了两个儿子的天资并不适合领军打仗，这才在死前把他们托付给了斯提利科将军。可是斯提利科的门第在罗马史上并无来头。他是汪达尔人，在当时的罗马人眼中是蛮族出身。

　　罗马人与蛮族

　　公元5世纪是罗马帝国的末世纪。这是一个“蛮族”（barbarus）的重要性剧增的时代，不论这蛮族是不是日耳曼系。被统称为“barbarus”的蛮族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的人出身于蛮族，至少从在罗马军队中从军的父亲一代就开始了与帝国的关系，可能还利用父亲的罗马公民权以及通过父亲获得的人际关系，在罗马帝国内部有了丰富的经历。模仿第二代移民的说法来说，他们该是第二代蛮族吧。

　　第二种类型的人从未离开自己出身的部族而一直担任统率同胞的部族长，但本部族与罗马帝国结成了“友好同盟”关系。所谓“友好同盟”，是指当时盛行的拉丁语“foederatus”的直译。

　　这种同盟关系是建立在下面这种约定之上的：罗马在帝国领域内给蛮族居住地，而蛮族要与罗马军队共同战斗，击退来犯的其他蛮族。因为是一种佣兵关系，所以罗马方面要付军饷。蛮族则因居住地和军饷得到保障而不再侵犯和掠夺罗马领域内的其他地域。

　　4世纪末的蛮族分布

　　在势压周边的时代，罗马帝国经常可以看见蛮族人在皇帝亲任总指挥的军中从军。不过，那个时代不需要给予与罗马兵一同作战的蛮族集体聚居地，何况他们又约定不侵犯和掠夺罗马领域内的其他地域，不论是罗马人还是蛮族，压根儿不会多虑。3世纪前的罗马和4世纪后的罗马，虽都称为罗马帝国，内在实质却有非常大的不同。一言以蔽之，在4世纪以后的罗马史中，罗马人和蛮族的地位已经攻守互易了。

　　这最后的第三类蛮族，对他们而言，罗马帝国只是侵略和掠夺的对象，所以与罗马的关系实在是很淡薄。他们来犯、掠夺财物，然后撤退。可是后来，他们来犯、蹂躏之后却久待不去，这对罗马来说就很难对付了。罗马人曾经遭到远自亚细亚西进而来的匈奴人的驱赶。匈奴人就属于这第三类非日耳曼系蛮族。

　　到了这样的时代，宗教信仰上的不同就具有了重大意义。

　　在属于第一类的蛮族中，很多人是天主教派的基督徒。这一教派亦称“三位一体教派”，在君士坦丁大帝主持的尼西亚公会议上被定为正统。

　　第二类蛮族是由阿里乌斯教派的基督教徒抱团而成。大概在尼西亚公会议之后，该教派被打成“异端”，其宗教活动受到阻碍。不仅如此，很多阿里乌斯教派的神职人员遭到驱逐。他们热衷于向居住于帝国之外的蛮族布教，才形成了这样的情形。

　　而第三类蛮族，无论是日耳曼系还是亚细亚系，“异教徒”是他们的共同点。这些异教徒并不信奉希腊和罗马的诸神。日耳曼系的蛮族继续信仰自古以来的日耳曼诸神。在北方蛮族的异教徒之间，仍然流行用活人当祭品的做法，而这种做法因罗马人的厌恶，700年前即已在罗马绝迹。

　　我们把4世纪以后的蛮族分成了这三种类型，但这三种类型后来并非一成不变。比如，属于第二类蛮族的部族长，一旦因为某种原因心怀不满，就会摇身一变而为第三类蛮族。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此外，原来的第三类蛮族被赶出家园后，因无家可归而转为第二类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所谓亡国，并不是默默地过日子、静静面对国家末日的现象。正像被狂风掀起的巨浪，前后左右相互碰撞，扬起泡沫一样，亡国就是社会不受控制地汹涌流动的结果。尽管可能意识到这三类蛮族在性质上有所区别，但这个帝国最后的主角大多都有“蛮族”的共同特征。

　　斯提利科将军

　　斯提利科属于被称为“罗马化的蛮族”的第一类蛮族。他的父亲是汪达尔人，但母亲是罗马人。说不定斯提利科的母亲还是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代来到帝国边境附近定居的罗马人农庄主的子孙。罗马人自古并不反感与异族通婚所生的混血儿。不过，昔日多是像图拉真皇帝那样的由罗马人官兵与异族女子结婚生下的混血儿。而4世纪以后，蛮族男子与罗马女子的结合占了绝大多数。这方面也是“攻守互易”了。

　　可是，罗马社会是父系社会。即使母亲是蛮族人，只要父亲是罗马人，他们的子女也就是罗马人。但如果母亲是罗马人，而父亲是蛮族人，他们的子女最终还是蛮族人。所以即使给他冠以弗拉维乌斯·斯提利科这样一个罗马式的名字，也没有人把他视为罗马人。圣哲罗姆是意大利本土出生的罗马人，长年居住在巴勒斯坦地区，留下了拉丁语《圣经》译本和众多研究著作。他虽然没有把斯提利科定为“蛮族”，却把他写成了“半蛮族”（semi-barbarus）。这两人虽然栖身于不同的世界，却是同时代人。

　　然而这个“半蛮族”却被后世的史学家们称为“最后的罗马人”，这多少有些讽刺的意味。话虽如此，如果尤里乌斯·恺撒以及其后的元首制时代的皇帝们知道了这一情况，又会作何评论呢？他们可都是毫不犹豫地起用、用好异族人才的皇帝。也许他们会说，帝国虽已日薄西山，唯有这样称呼，才与多民族国家的罗马相称。

　　然而，斯提利科对帝国末期的罗马人而言终究是“蛮族”，所以并未留下他出生在哪里的记录，只知道他的生年是公元360年前后。父母亲的名字也不为人知。人们只知道他的父亲从瓦伦斯皇帝时代起就在罗马军中率领骑兵团了，还有就是他的母亲是罗马人。尽管斯提利科不是军团司令的儿子，母亲也不是罗马名门之女，他这个“半蛮族”却早早地崭露头角。他不是从军团中摔打锻炼出来的，军团出身的人在处于他那种环境而崭露头角的人物当中比较多见。他也没有在宫廷内部积累起行政官僚的丰厚履历。实际上，完全没有人知道这位“半蛮族”在23岁前的这段时间里究竟人在哪里、做过何事。不过，他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狄奥多西皇帝的认可，这可是事实。他并不缺少机会认识很多时间都与部队在一起的狄奥多西和他麾下将军的子弟。

　　只闻其名就可知道，这位汪达尔人出身的年轻人并不是罗马人。他在公元383年，即23岁那年走到了前台。这位年轻人的身影出现在派往与波斯交涉互不侵犯协约的使团里。有研究者认为，他是狄奥多西亲自任命的。如此年龄，大约不会位居首席吧。然而，正是这位23岁的年轻人，率领了全是由年长高官组成的使团，完成了这次困难的交涉。

　　在外交交涉中，需要在与对手之间寻找妥协点的灵活性。但是，一旦到了不可退让的底线，决不退让的毅然决然的态度也不可或缺。从那次出使以后，灵活和毅然就成了同时代人提到斯提利科时所用的形容词。未作多大让步就与东邻的大国波斯达成了互不侵犯的约定，即使在问题较少的时期，这对罗马帝国而言也属难能可贵。这一年正是负责帝国西部的格拉提安皇帝被杀的年头，整个帝国的防御都落到了狄奥多西一人身上。难怪皇帝会喜形于色地迎接缔结协约后回到君士坦丁堡的斯提利科。

　　斯提利科一回来，狄奥多西皇帝就任命他为近卫军（comes domesticorum）长官，作为对他功劳的回报。这已是格外提拔了。狄奥多西又把斯提利科迎进了皇帝家族。

　　狄奥多西有一个弟弟，去世后留下一个女儿。皇帝便把这个姑娘赛妮娜接到身边抚养。赛妮娜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里宛如皇帝的女儿一般成长起来。那时，狄奥多西亲生的女儿加拉·普拉西提阿还没有出生。

　　狄奥多西皇帝正式收赛妮娜为养女，把她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了斯提利科。蛮族出身的年轻人就这样成了现任皇帝的家庭成员之一。罗马时代管这种关系叫“parens”（亲戚）。这个词是意大利语“parente”和英语“parent”的词源。在已经变成绝对君主政体的罗马帝国后期，成为君主的亲戚是超越私人意义而具有公共意义的事情。

　　皇帝与这位蛮族出身的年轻人之间在年龄上有13岁的差距。从心心相印的心态看，他们并不是父子关系，而更像年轻的伯父与侄子的关系。狄奥多西把侄女收为养女，又把她嫁给了斯提利科为妻，所以两人之间实际上也是伯父与侄子的关系。不光在“血缘”上，在“心态”上也成为“亲戚”了。当时狄奥多西36岁，斯提利科23岁。

　　被皇帝嫁给蛮族人为妻的赛妮娜和伯父一样出身于西班牙。她是一位苗条的美女，知书达理，直言不讳。在东方色彩浓厚的君士坦丁堡宫廷里，她是一位特异的女性。

　　在中近东、埃及和希腊出身的男子中间，斯提利科也独具异彩。他从父亲一方的日耳曼民族血统中继承了高大结实的体格，从母亲一方的拉丁民族血统中继承了品格高尚、气质开放和举止大方的风格。从斯提利科和赛妮娜后来的生活可以看出，两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超越政治的男女之爱。这次婚姻留下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儿子希拉克略跟狄奥多西皇帝的次子霍诺里乌斯年龄相仿，感觉上就像是皇子的同学。霍诺里乌斯出席的庆典他也会出席。霍诺里乌斯的母亲早逝，斯提利科的妻子赛妮娜似乎还代为照管过他。

　　当上近卫军长官以后，斯提利科便跟随狄奥多西四处奔波。跟在长期征战沙场的狄奥多西身边年头久了，没有从军经验的斯提利科也必不会缺少学习一般军事的机会。他积极参加实际战斗。28岁那年，在与杀害格拉提安、篡夺皇位后统治高卢的马克西穆斯的战斗中，他受嘱率领的一支部队，成为那天取胜的主要力量。罗马在迎击再次大举进犯的西哥特人的战斗中取得了辉煌战果，成功击退了来犯之敌，斯提利科居功至伟，那年他31岁。

　　狄奥多西皇帝提升斯提利科为“大元帅”（magister militum）之一。“大元帅”可以位列罗马帝国末期的“主角”行列，不仅可在最高司令官皇帝担任总指挥的战役中独率一翼，很多时候都会担任皇帝派遣军的总指挥。以他的地位可以统率万人规模的兵士，是主力军的最高长官。给年方30岁且出身蛮族的年轻人如此待遇，只能说是破格拔擢。

　　谁都看得出，如此的晋升靠的是实力，但即便如此也会树敌。在帝国东部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宫廷里，越来越多的高官对斯提利科心怀反感。如果用图来示意，我想大概会如下图那样。君士坦丁堡的宫廷受到东方专制君主宫廷的强烈影响。宫廷中的很多部门可以说就是官邸。很多官僚在那里负责行政工作。其中宦官（Eunuchus）为数不少。作为公邸的皇宫“深处”是皇帝一家的私人专用区域，在那里工作的人，如果是男性，可以说全都是宦官。

　　本来，行政人员对军事人员就有成见。如果行政人员是宦官，这种倾向就会更加明显。所谓宦官，就是被阉割的人，使其失去生殖能力，在宫廷内侍奉帝王，这与同性恋还不同。具有男子汉气概的男人不是宦官憧憬的对象，而是嫉妒的对象。嫉妒就是对比自己优越的人心怀憎恶。

　　皇帝狄奥多西不论是从征战的需要还是从他的本性来看，都不会被深宫旋涡般的阴谋所耍弄。斯提利科也是跟随皇帝离开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多。他没有直接暴露于宫人们的反感和嫉妒之中，是因为在宫中的妻子赛妮娜利用自己是皇帝的养女以及代行皇位继承人母亲的角色，起到了“盾牌”的作用。

　　监护人

　　12年就这样过去了，时光到了公元395年，这是决定斯提利科命运的一年。

　　狄奥多西进入冬令营区时，似乎悟到自己的死期已近。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任命斯提利科为“联军总司令”（magister utriusque militiae）。“大元帅”有数人，可联军总司令整个帝国只有两人，另一人负责与波斯接壤的帝国东方的防御。接着，狄奥多西把两个儿子和他们即将肩负的罗马帝国托付给了将要迎来35岁的“半蛮族”。

　　这两件事是狄奥多西在围满将军和高官的病榻上办的。这样做既是为了向他们显示这是正式决定，是遗言，同时也是为了让将军和高官们为他给斯提利科的遗言当证人。

　　我认为狄奥多西对斯提利科是真心信任和期待的。不过，狄奥多西也有心计：就凭蛮族出身，斯提利科再守信义、再有能力，恐怕也不会去觊觎罗马帝国的皇位。

　　事实上，出身蛮族在罗马军队里得到擢升的武将发动叛乱、杀害上司皇帝的事情时有发生，但这时他们往往也不是自己登上皇位，而是转入幕后，让“罗马人”自己去登皇位。那个时代，蛮族想名副其实地成为最高统治者还是有强大阻力的。在这种情况下，斯提利科是托付两位皇子的理想人物。

　　其实，在公元395年1月17日狄奥多西去世前嘱托后事时，斯提利科已经把罗马全军中数量众多的精锐部队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在皇帝狄奥多西决心一扫帝国西部之敌而整编部队时，趁着与波斯关系良好，选拔驻扎在帝国东方将士中的优良人员，掺入驻扎在西方的将士中，让他们一同作战。这些军队就这样被就任“联军总司令”的斯提利科接收了。

　　这样，斯提利科在公元395年掌握了当时罗马帝国最强的军队。这支军队正式的最高司令官是两位皇帝，一位18岁，另一位才10岁。只要斯提利科有心踢开18岁和10岁的皇帝，攫取皇位也有可能。至少把10岁皇帝分治的帝国西方弄到手，是确乎无疑能够办到的。这一年，斯提利科35岁，他还握有在这种情形下行之有效的王牌——先皇的养女赛妮娜是他的妻子。但斯提利科没有这样做，就连试探性的微细动作都没有。

　　这种男人不可能没有对他占据的地位和拥有的权力感到不快的敌人，而另一方面却又多有仰慕者相助。总之，他是一个能让其他男人敬佩的男人的典型。生于埃及的诗人克劳狄安就对这位斯提利科敬佩之至。

　　“现场证人”

　　提到“诗”（poema），会有许多现代人认为，那就是主观叙述作者自身感动和情绪的韵文文学作品。于是，“诗人”（poeta）就是耍弄用韵抒情诗的人。不过，所谓“诗”，原本是由抒情诗、叙事诗和诗剧构成的文学样式，不是仅有抒情诗才叫做“诗”。在古代，在剧场里表演的悲剧、喜剧也被视为“诗”的正统领域。换言之，所谓诗人可以说就是选择以文章作为表现手段的人。克劳狄安尽管出生在埃及，热爱的却是希腊人荷马和罗马人维吉尔，而他们都是叙事诗人。

　　克劳狄安的生年不详，但他的创作活动集中在公元395年到404年之间。可以想象，他与斯提利科是同时代人，或是介于狄奥多西与斯提利科之间的一代人。他的作品几乎全是讲述斯提利科的，但读不出年少男人讲述年长者的味道，也看不出所谓宫廷诗人为谄媚主人而写作的文笔。斯提利科对这位诗人而言，是一位与蛮族出身等等无关的英雄。对出身于埃及却坚信自己是罗马帝国公民的克劳狄安来说，斯提利科是保卫自己国家的“罗马帝国最后的盾牌”。

　　钟情于作品主人公的作者所创作的作品缺乏客观性，这种评论应有几分正确。不过，如果诗人克劳狄安没有写给我们什么东西的话，背负逆贼的污名去世的斯提利科在历史上的评价，就只能有反对者一方的说法了。在给后世留下己方的而不仅仅是敌方的信息方面，克劳狄安的著作起到了中和的作用。不管怎么说，从公元395年到404年这9年间，诗人的确一直跟随在这个时期的主人公斯提利科身边，是这位蛮族出身的将军所作所为的现场见证人。

　　狄奥多西皇帝死在米兰。4世纪的皇帝们把罗马帝国西方的大本营放在米兰，而不是罗马，其理由有二：

　　第一，蛮族的入侵多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率军赶赴延伸到两河中游的帝国防线，驻扎在位于意大利北部的米兰要比驻扎在位于南部的罗马更加有利。

　　第二，4世纪以后的皇帝们已经成为基督教徒。对他们而言，无论怎么说，罗马城的异教色彩都过于浓厚。

　　总之，他们全都出生成长在帝国的“行省”。尽管伦敦、巴黎、维也纳、贝尔格莱德后世都发展成为一国的首都或主要城市，但在罗马时代只不过是下属行省的地方城市。我有时会琢磨，如果只认识这些城市的人造访罗马，会生出怎样的感慨？！

　　在现代，这些城市都在精心地注意发掘保存那些罗马时代的遗迹。每当我看到这些遗迹总是感到，被称为“世界之都”的罗马与帝国的那些行省城市之间，在城市的规模和水准方面有巨大落差。这就类似于美国人从蒙大拿和俄亥俄的乡下走出来站在纽约曼哈顿时所怀有的那种感慨。

　　按照常理，成为基督教徒之后大可去厌恶、蔑视过去基督教徒的敌人罗马了，可是人们做不到。罗马实质上已不再是首都，但它的存在感依然是压倒性的。到了帝国末期，罗马城年久失修，曾经的壮丽在依旧强烈的阳光下暗淡下来。可是自建造当初开始，罗马就是那样的罗马，建城就要漂漂亮亮、一丝不苟。4世纪中叶，君士坦丁皇帝驾临罗马后也无话可说。即使到了帝国末期，罗马仍是异教文明首屈一指的都市。作为基督教徒，皇帝们也许都感到了罗马文明的强大压迫感。这些皇帝只是在举行非基督教式的凯旋仪式时才会移足罗马。

　　与罗马不同，意大利北部城市米兰就没有这种压迫感。帝国末期的米兰在才情横溢的领袖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脚下，已经成为热情的基督教徒们的城市。对身为基督教徒的皇帝们而言，难道这里不是一座远比罗马更亲切的城市吗？

　　10岁丧父登上皇位的霍诺里乌斯也把皇宫安在了米兰。少年皇帝监护人斯提利科自然也把大本营放在了米兰。妻子赛妮娜也从这时开始离开君士坦丁堡，住到了米兰。可是，这也使得再也无人可以制止东方首都君士坦丁堡宫廷里反斯提利科派的行动了。失去了皇帝狄奥多西这位镇国之主，18岁的新皇帝又不问国事，从官僚层爬上来的宰相鲁菲努斯开始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里肆意弄权。

　　西哥特人

　　有实力的皇帝死后，取而代之的是没有业绩和任何作为的新皇帝，这对企图入侵的人来说是个好机会。公元395年春，先皇死后不到三个月，西哥特人便早早行动了。

　　进入4世纪以来，哥特人屡屡侵犯罗马帝国的领土。世纪进入尾声的时候，哥特人一分为二为西哥特人（Visigoto）与东哥特人（Ostrogoto），分别由两位领袖率领。西哥特人是罗马帝国的“友好同盟”，率领西哥特人的是阿拉里克，他曾在罗马军队里打过仗。既然有同盟关系，照理是不该侵犯同盟方的，但蛮族就是蛮族，一有机会就轻易撕毁协约。他们不在指定居住地色雷斯地区从事农业，而选择了掠夺这种快捷的赚钱方式。奸诈狡猾的阿拉里克避开斯提利科统率的罗马军驻扎的西部，把目标集中在已将精锐派至西部而防御薄弱的东部。他们离开多瑙河下游沿岸的色雷斯北部，大举南下。

　　南下宛如雪崩海啸。城寨、堡垒连准备迎战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打垮摧毁。历史研究者中有人主张，这种现象不是蛮族侵犯，而是民族大迁徙。但有如此暴戾的“迁徙”吗？

　　蛮族很少只以战斗人员——士兵来犯，几乎是以包括妇孺老人在内的拖家带口的家庭集团形式来犯。这不同于只用战斗人员前来迎战的罗马军。当然，在战场上只有男人相向而战，家属则在后方，把货车摆成圆形，人在中间等待。

　　但是，家属只有两军布阵会战的时候才在后方待命，刚开始袭击或是会战胜利后，妇孺老人也都积极参与杀戮和掠夺。人们很容易认为，这些羸弱人群的杀戮行为造成的牺牲和掠夺造成的损失都很小，但实际情况绝非如此，经常是妇孺的残酷狠于大男人。再者，士兵要听从指挥官命令，只要指挥官愿意，局面仍可控制。但女人、孩子不受这种束缚。这帮人在族长统领之下，其暴虐行为很难控制。

　　话虽如此，既然有妇女儿童，牺牲于罗马军队迎击之下的人中，他们的比例就会更多。不过，文明之人才会敏感于人的牺牲，而非文明之人常常对此无动于衷。这是蛮族的特质之一，也是他们强悍的原因之一。所谓罗马帝国末期的“民族大迁徙”，就是由这样的一群人这样地进行的。

　　考虑到他们携家带口的情形，阿拉里克率西哥特人南下的速度是相当快的。需要什么就抢什么，迁徙未携带家当和牲畜。很快，位于现在保加利亚一带的色雷斯和达契亚全境遭到蹂躏，连现今土耳其西部的重要城市哈德良堡也被占领。罗马时代，哈德良堡这个取自建城皇帝之名的城市到君士坦丁堡的距离，沿古代“高速公路”罗马大道只有不到200公里。通往东罗马帝国首都的大门洞开。

　　同一时期在西部，斯提利科为使新老皇帝的更迭不被蛮族利用，正在奔赴莱茵河上游地带，建立防御体系。在这里，斯提利科收到了巴尔干地区的重镇哈德良堡落入西哥特人之手的消息。他立刻把部队一分为二，让第一军留下继续建立高卢的防御体系，自己则只率领狄奥多西从东部所带士兵组成的第二军奔巴尔干地区而去。

　　斯提利科已经被狄奥多西皇帝任命为“联军总司令”。这位35岁的武将认为，不仅帝国西部，东部的防御责任也落在了自己的肩上，与西部邻接的巴尔干地区就更是如此。他不等身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阿卡狄乌斯发号施令就奔赴了巴尔干地区，因为他坚信这是自己当然的职责。

　　斯提利科和阿拉里克并非互不相识。这不是斯提利科的血管里流着汪达尔人的血、而阿拉里克是西哥特人出身的缘故，而是因为阿拉里克曾率领过“友好同盟”西哥特的汉子们在狄奥多西手下从军。这位西哥特人头领的生年不详，但从死亡年份倒推，我想他与斯提利科应为同一代人。

　　这年初夏，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城市萨洛内附近的平原，这两个男人展开了正面对决。斯提利科始终占据优势，推进战斗，最终获胜。阿拉里克在战场上弃尸3000后逃入山区。

　　斯提利科追击并包围敌人，打算在第二次战斗中彻底解决敌人，然而手头部队不够。他一直在等待事先就命令从莱茵河前来的部队，可这些部队直到盛夏过后才抵达。

　　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来自高卢的部队也已到达，在让他们进行必要的休整之后马上就要打响第二仗的时候，斯提利科接到了来自皇帝的命令，命令他前往希腊东北部港口城市塞萨洛尼基。把这里作为集结地，是因为部队要取道水路自高卢而来。诗人克劳狄安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形：

　　……骑兵紧拉缰绳，战马斗志高昂；号手最后擦拭着将在战场上嘹亮响起的军号，等待着总司令下达出击的命令。就在这时，急使手持皇帝的命令飞驰而来。斯提利科立即读了皇帝的敕令，当即目瞪口呆。然后抑制不住的愤怒从他嘴里迸出：“一定是那个胆小鬼混蛋搞的鬼！”

　　那人是谁，就是不说全体将士也都知道。他就是以辅佐皇帝为名、独揽大权的宰相鲁菲努斯。回到充做营寨的宫殿，斯提利科的脸因爆发愤怒后感到屈辱而扭曲……

　　阿卡狄乌斯皇帝的敕令是命令总司令斯提利科把狄奥多西皇帝带到东部去的部队，径直送到君士坦丁堡，自己则率西部的部队向西折返。

　　斯提利科通过副官告诉即将发起进攻的士兵停止进攻。斯提利科进了宫殿谁都不见，过了好一阵才单把将军盖纳斯叫进来。盖纳斯虽出身哥特人，但长期在罗马军队中从军，在军内的升迁完全靠的是自己的才能。斯提利科委派他指挥送往君士坦丁堡的士兵。

　　已经完成进攻准备的部队突然被命令停止进攻，各回基地。万人规模的部队是不可能立即就掉转方向的。而且，军队有个特点，若不能基本自给自足，在军事方面就不能发挥作用。不要说进攻，哪怕是行军，也不是只要战士服从就办得到的。军队的各个方面都需要重新进行适应行军的准备。

　　这些准备用了多少天无人知道。总之，此次取道陆路回西部去的斯提利科和他的部队进入意大利时已是冬天；盖纳斯率领的东去部队到达君士坦丁堡郊外时也已是11月末了。

　　迎接归来的将士是军队最高司令皇帝的义务。阿卡狄乌斯皇帝要在离君士坦丁堡市区1罗马里（约1.5公里）的练兵场检阅归来的士兵。宰相鲁菲努斯当然也要出席。公元395年11月27日，在满脸对国事不在乎的18岁皇帝面前，指挥官盖纳斯一声令下，阅兵开始了。

　　仪式进行到将近一半时，队列行进到皇帝面前。突然一队士兵离开队列，冲向站在皇帝右边的鲁菲努斯。飞剑出鞘，边上的人还未及叫出声来，一切都已结束。在君士坦丁堡宫廷里夸耀权势的鲁菲努斯，在满脸苍白、全身颤抖的皇帝脚下，倒在血泊之中。

　　东罗马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贵被杀，却完全没有引起混乱，因为立即就有别的当权者取而代之了。这个人就是皇宫的侍卫长尤特罗庇乌斯。这个宦官平安无事地收拾了一切。

　　刺杀鲁菲努斯的士兵没有一个人受到处罚。

　　皇宫内的敌人是皇后和以与皇后狼狈为奸的侍卫长尤特罗庇乌斯为首的宦官们。皇宫外的敌人是民众，他们对严苛的重税感到绝望，而一有抗议就会被派来的军队无情镇压，痛苦不堪。总而言之，没有人为鲁菲努斯被杀而感到悲伤遗憾。人们不知道斯提利科是否与刺杀鲁菲努斯有关。后世的很多史学家都认为这里面是有关系的。

　　罗马帝国内部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给了在夏季战斗中败给斯提利科而逃进山区的阿拉里克东山再起的充分时间。

　　阿拉里克

　　第二年，即公元396年的春天，阿拉里克再度率西哥特人行动起来。斯提利科去了西部，巴尔干地区已无障碍。

　　君士坦丁堡有盖纳斯指挥的东部军队，但阿拉里克并不是要避开这支军队，而是要避开进攻大城市，因为攻城必然会导致持久战。

　　蛮族的入侵就这样自北向南席卷了希腊。祸害了马其顿之后进入亚该亚地区的西哥特人攻占了雅典，攻陷了科林斯。埃莱夫西纳这个以哈德良皇帝和马可·奥勒留皇帝在此参加厄琉西斯秘仪而闻名的地方也遭到掠夺。蛮族的铁蹄甚至踏进了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大的城市阿戈斯。

　　斯巴达地处伯罗奔尼撒半岛，素有“斯巴达式的严酷”之称，却自古与有钱人无缘，这样的穷地方也没有逃过蛮族的蹂躏。蛮族的目的是劫掳人口，主要是年轻人和孩子。富人们受到威胁后可以交出藏起来的金钱。不那么富有的人一想到要把自己的孩子卖身为奴，就会不惜一切手段筹钱赎身。父母筹不到钱的孩子就只有被卖身为奴的命运了。

　　刻在印章上的阿拉里克肖像 （印章上是反刻的）

　　就这样，在那一年之中，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在希腊全境如入无人之境，横行霸道，极尽暴戾。君士坦丁堡的宫廷明明知道，却只作壁上观。阿卡狄乌斯皇帝给盖纳斯将军下的命令只有一个：巩固首都防御！

　　在这样的情形下，即使是别人，也想大大利用一下这种机会，更何况是阿拉里克。只要想做，很快就能控制住希腊中南部。可是希腊的这一地区多山，耕地贫乏。正因为如此，古时希腊人才会在贸易和迁徙海外方面气运旺盛。哥特人居住在多瑙河以北，在无物可抢、无人可掳的地方留着也是白留。于是，到了公元397年春天，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为寻找有物可掠的地方向北开拔了。

　　他们北进的步伐恐怕和先前怒涛一般南下时不同，速度一定会慢下来，因为要带着抢来的财物和人口，何况这也不是和平形势下的迁徙。这次，希腊西岸地带从南向北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我们不知道斯提利科是否收到了阿卡狄乌斯皇帝的命令或是要求，他开始出兵了。他亲自率军直奔希腊。他们从意大利半岛亚得里亚海一侧的港口出港，南下渡过亚得里亚海，进入爱奥尼亚海，在希腊西北部登陆，将一路向北的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挡在了眼皮底下。

　　不过并没有立即开战。士兵们建起了一道长长的围栏，打算把包括女人孩子在内的西哥特人赶进去。这次的作战目的是要消灭敌人。按我的想象，斯提利科似乎是等他所欣赏的盖纳斯指挥的东罗马帝国军队到达后再开战。如果从北面和东面两面夹击，就有充分把握给西哥特人致命一击。

　　罗马军队传统上偏好一举投入大军迅速解决战斗的战法。共和政体时代是这样，进入帝政时代以后仍然一成不变。他们淡然无视那些“对微弱之敌不须投入大军”的批评。在公元1世纪的犹太战争中，拒绝投降、坚守马萨达要塞的犹太人只有区区500人。尽管马萨达要塞建在高耸的悬崖之上，易守难攻，但罗马军队竟对坚守这里的500人投入了6000人的兵力。罗马人对渐次投入兵力，即间断性投入兵力的做法非常厌恶。那样做结果会演变成为持久战，要付出原本可以不用付出的牺牲。但是，这种作战方法与帝国衰落的程度相一致地被人忘却。公元397年春天，君士坦丁堡的部队终未现身。

　　相传4世纪初，戴克里先皇帝时代，整个罗马帝国的士兵总数为60万。但在其后的百年间，兵力逐渐减少。有研究者说，进入帝国的最后一个世纪5世纪时，这一数字已经减少到了三分之一，弄不好甚至到了四分之一。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就连联军总司令斯提利科能够率领出征的兵力顶多一两万人。这只相当于元首制时代的一个军团，这样的战斗力，终究是不可能包围并消灭西哥特人的。

　　结果，斯提利科只能靠从意大利带来的兵力对付阿拉里克。不过这次战斗的胜利者依旧是斯提利科。阿拉里克再次败北，只得丢弃掠夺来的财物和人口，逃进了山区。

　　然而，君士坦丁堡对斯提利科的责难之声已经沸沸扬扬，说斯提利科也是蛮族出身，阿拉里克也是蛮族出身，同是蛮族，斯提利科在战斗中手下留情了。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中甚至有人发出了应该把斯提利科定为“国家公敌”的声音。斯提利科心情大坏，他停止追击，直接率军返回了意大利本土。这又给了阿拉里克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

　　阿拉里克率领西哥特人将暴行的舞台转移到了希腊西北部一带。是否可以认为，他们离开后，位于希腊东端的君士坦丁堡就安全了呢？完全不是那样。横穿希腊北部的埃格那提亚大道直接连接着曾经叫做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这座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很快就会因为看到大道对面的西哥特人而恐惧得夜不能寐。

　　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对巴尔干地区的入侵

　　君士坦丁堡宫廷的主导权没有掌握在阿卡狄乌斯皇帝手中，而在皇妃优多克西娅和积极帮助她当上皇妃的宦官尤特罗庇乌斯手中。优多克西娅是法兰克人出身的一位将军的女儿。这两个人在商量如何消除阿拉里克的威胁，结果想到一个计策，21岁的皇帝只是在提交上来的文件上签了个名。

　　西哥特人的族长阿拉里克被正式任命为罗马帝国的“大元帅”（magister militium），还是“负责伊利里亚地区的大元帅”（magister militium per Ilyricum）。伊利里亚是指北起多瑙河南至亚得里亚海的广大地域。这块地域公元2世纪以前被分为近潘诺尼亚、远潘诺尼亚、诺里克、达尔马提亚四个行省，是作为铁壁来守卫的保卫多瑙河中游的“防线”。这条防线被称为罗马帝国安全保障能否发挥作用的晴雨表，备受重视。因罗马军团基地驻扎而成为城市的文多博纳（今维也纳）、阿昆库姆（今布达佩斯）、辛吉杜努姆（今贝尔格莱德）都面向多瑙河，罗马一直严密监视着河对面的蛮族。

　　这一区域对4世纪末的帝国防卫而言，地位极其重要。昨天还在掠夺帝国子民、焚烧破坏城市的人物，居然被任命为统领这一带的大元帅。而且，族长既已正式获封，其属下自然成为皇帝承认的“友好同盟”。从此以后，再也用不着袭击掠夺了。只要下令，就可以要什么有什么。儿子被杀也好，妻子被奸也罢，现在都必须服从“大元帅”阿拉里克的命令，这是皇帝的旨意。

　　给阿拉里克的待遇并非特例。但是，过去都是在罗马方面战胜后，与被打得穷途末路的蛮族缔结同盟关系，蛮族向罗马军队提供兵力才能成为自己人，才能被任命为“大元帅”，成为“友好同盟”。对阿拉里克做法的不同在于，这样做把罗马帝国一受到威胁就屈服的事实揭示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风潮蔓延到其他蛮族只是时间问题。

　　罗马帝国不但处于蛮族的袭击之中，还会处于蛮族的胁迫之下。

　　阿拉里克出任“负责伊利里亚地区的大元帅”，对西罗马帝国而言又面临了别的问题。

　　伊利里亚地区在众多史书所载东西分离后的罗马地图上，明确属于西罗马帝国，但那是东西罗马帝国明确分裂之后的状况。眼下，狄奥多西皇帝死后尚不到3年，东西界线还没有那么明确。当初也只不过是狄奥多西皇帝给两个儿子分工，由长子负责东部，次子负责西部而已。狄奥多西遗言的本意是兄弟二人友好地统治帝国，所以他并没有认为要用一条明确的界线把东西罗马帝国完全分开。

　　狄奥多西皇帝在负责西部的格拉提安皇帝死后一个人统治、保卫帝国长达12年。他是出身于西班牙的拉丁系罗马人，并没有同时代希腊系罗马人身上常见的那种轻视西部的倾向。罗马帝国的历代皇帝没有谁考虑和实施过把帝国分成东西两部，狄奥多西也不可能强行分割帝国。元首制时代的皇帝奥古斯都、图拉真、哈德良等人自是当然，就连帝国进入衰退期以后的皇帝戴克里先、君士坦丁大帝也都是让人分担防御，并没有把国土分给他们。

　　狄奥多西被称为罗马帝国最后一位亲自带兵的皇帝，他不会破坏罗马皇帝的传统。但他死后罗马帝国东西分离了。主要原因是与西部分离的想法在东部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段时期正好是君士坦丁堡的主人由拉丁系罗马人变为希腊系罗马人的时期，君士坦丁堡可被看做东罗马帝国政府所在地。

　　任命阿拉里克为“大元帅”，也是这种想法在君士坦丁堡宫廷里渐占上风的具体表现。他们的真意是把麻烦制造者从自家庭院中体面地赶出去。被赶走的人去了别家院子，与赶走他的人并无关系。

　　但是，即使狄奥多西皇帝没有明确定下分界线，即使同样都与多瑙河相接，看看地图就能明了，达契亚、色雷斯属于东部，而伊利里亚属于西部。多瑙河被视为帝国最重要的防线。起自边界，沿着上游和中游沿岸的道路几乎全都朝向本土意大利，也就是帝国西部。而起自多瑙河下游边界的道路则朝向君士坦丁堡，即东部帝国。

　　这在君士坦丁大帝建设君士坦丁堡之前就是这样。从叙利亚安条克出发去意大利罗马的皇帝，顺便视察多瑙河防线，再前往意大利的例子不在少数。当然，当时从东部行省叙利亚直通帝国本土意大利的道路，不论陆路还是海路都很畅通。从东部出发绕道多瑙河，再从那里前往本土意大利，走这一路径可能出于军事需要。皇帝可以因军事原因绕道，而行政官、商人则没有必要绕远路。

　　这样，起于多瑙河的罗马大道可以大致分为东南向和西向两种。而起于伊利里亚的道路几乎都是通往西部的。这个伊利里亚地区的大元帅由昨天还暴戾恣睢的阿拉里克担任，西罗马帝国的心情自然不能平静。

　　公元5世纪初的罗马帝国

　　以现代的观点来看，古代的罗马世界不可理解。伊利里亚地区相当于现代的“中欧”南部。而意大利属于南欧。古代的罗马世界不但包罗了从中欧南部到西欧的地区，还包罗了从北非到中近东的地区。从伊利里亚地区北边的维也纳到意大利半岛东北入口的阿奎莱亚，其距离与从阿奎莱亚到罗马的距离相当。而且，伊利里亚地区南临亚得里亚海。出海到意大利半岛只需一天行程，现代的非法入境者用橡皮艇都能渡过。也许换成现代非法入境者的心境会更容易感受古代的罗马世界。

　　这个时期的东罗马帝国确实“搞不懂”西罗马帝国的防御。而且，不论是出于地理上还是出于防御上的理由，伊利里亚都当然地归属于西罗马帝国。把它送给蛮族是不负责任的，也是心术不正的做法。

　　罗马帝国的东西分离，是“东部”分了出去。东罗马帝国被希腊人建成了单一基督教帝国，而西罗马帝国虽说也是拉丁人的基督教帝国，但异教时代的罗马色彩依然浓重。因此，东罗马帝国也许并没有视西罗马帝国与自己性质相同。这样一来，罗马世界分裂为东西两半就成定论了。

　　不过，还有一件事情也不应忘记。尽管罗马世界东西分离了，但南北并未分离。用现代的观点看，这又是一个古代罗马帝国不可理解的地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如果也换成非法入境者的观点去考虑，就非常便于理解。同时也可以理解这样的情形：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甚至侵入了与亚得里亚海隔海相望的现今的克罗地亚，这时实质上独自管理西罗马帝国的斯提利科却不得不暂且放下阿拉里克，去认真处理风云突变的北非问题。

　　地中海为“内海”的时代

　　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攻破迦太基，把霸权扩张到了北非。已经被打败的迦太基人及其他许多民族久已定居在北非，其中，摩尔人就是一个主要居住在现今摩洛哥一带的民族。这个地方在罗马时代开始被称为毛里塔尼亚，因为那里居住着罗马人称之为“毛鲁”的毛里塔尼亚人。从拉丁语的“毛鲁”派生出了“摩尔”、“摩洛”这样的称呼。莎士比亚创作的悲剧和威尔第作曲的歌剧《奥赛罗》的主人公就是摩尔人。

　　摩尔人与同为北非民族但居住在沙漠里的游牧民族柏柏尔人不同，他们肤色浅亮，身材并不威猛。摩尔人是通商民族，不论陆路海路都颇具行动能力。

　　罗马人尽管是征服者，但总是会把被征服者当成自己的命运共同体，用罗马人的说法叫做“大家庭”的一员。他们将此作为自己帝国的基本政治方略。其实，罗马人所认为的“帝国”本身就是多人种、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国家，“共存”不过是再当然不过的观点。在罗马人看来，连百年以来反复死斗的迦太基人都已被吸收，把摩尔人吸收到自己的社会中来也应理所当然。

　　古代北非还盛产良马，毛鲁人在罗马军队中多为骑兵。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图拉真皇帝指挥的达契亚战争中的有功之臣卢修斯·昆图斯。“图拉真记功柱”至今仍矗立在罗马市内，通过浮雕“讲述”着那场战争。他是纯种的摩尔人，后来被选为执政官，姓名也改成了罗马式的。雕刻在这根圆柱上的战场人物图景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除图拉真以外，就数他了。这位摩尔人当时率领毛里塔尼亚出身的骑兵们在战场上纵横驰骋。

　　在罗马的威势行遍帝国全境的元首制时代，帝国内部的异民族也接受了与罗马人共存的状态。除了犹太民族，几乎没有发生过叛乱。这也证明了共存路线的作用。然而，如果在共存过程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异民族也会向离反的方向转向。在北非，这种“共存”的时间很长，已经超过了500年。不过，再怎么是“大家庭”的一员，假如火车开始狂奔暴走，自己想要跳下去逃命也是人之常情。

　　在罗马帝国时代，“行省”的状态如实地反映了国家是否在发挥作用。在罗马，历代皇帝多有被授予“国父”尊称的。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罗马帝国这个“大家庭”的“家长”。不过与流着相同血液的人组成的家庭不同，光坐着当不成多民族国家罗马帝国的家长。

　　在《罗马人的故事10 ·贤君的世纪》中，我曾讲述过图拉真皇帝的故事。我把他比做规规矩矩地回复每位职员电子邮件的总经理。这位皇帝不仅过目受任统治行省的总督们发来的报告，还不惜时间认真而正确地回答他们提出的种种问题。

　　在同一卷中叙述的哈德良皇帝，更是不坐等报告，亲自到各行省去巡察，在现场当即解决行省面临的问题。可能会有这样的跨国企业老总，他会在任职期间挨个儿视察分散在各国的海外企业。哈德良皇帝就很像这样的老总。这对被委以重任的人来说是一种责任，元首制时代的皇帝们尽管有几个例外，但都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

　　哈德良巡回视察之行

　　可是，这样的“家长”在2世纪末以后消失了。3世纪，“家庭”在蛮族的大举入侵下风雨飘摇。4世纪，“大家庭”这个共同体自身的含义也因基督教而改变。这两个世纪以后，“家长”已无余力照顾到所有的家庭成员了。行省的总督们成了断线的风筝。这种弊害在北非的表现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明显。

　　非洲叛乱

　　罗马人说到“非洲”，是指除埃及之外的非洲北部。罗马时代，从东向西排列着昔兰尼加、的黎波里、阿非利加直属领地（前执政官统治的阿非利加）、努米底亚、毛里塔尼亚·恺撒利亚、毛里塔尼亚·廷吉塔尼亚等六个行省，相当于现在的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四国。这北非的行政长官们比其他任何行省都更像“断了线的风筝”。因为在北非，以迦太基为中心的基督教教会势力强盛，这些行政长官的统治也变得随心所欲。

　　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叙利亚的安条克和君士坦丁堡成为罗马帝国东部强而有力的教区的时代，帝国西部强有力的教区是罗马和迦太基。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因影响巨大而闻名于世，但那靠的是他个人的才干，并非因为米兰教区很强大。所谓教区强大，是指信徒众多，教会资产雄厚，与当时的当权人物关系密切。当然，取得并维持这样的特权，没有主教的才具发挥影响是办不到的。

　　尊敬、敬意和崇拜这些无形的感情有时也会转化为某种形式表现出来。既然宗教也是一种人类活动，就不会与这一现象无关。这极端类似于在金钱是绝对主角的金融世界里，信用所起的重要作用。以迦太基教区为核心的北非基督教教会的强大，受惠于这里卓越的神职人员，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又热心于宗教活动。

　　这样的神职人员中，就有迦太基的主教居普良。《罗马人的故事12 ·迷途帝国》最后总结的那句话便是他说的。他完全不是狂热的信徒，如果他想逃避4世纪后半叶时常发生的皇帝对基督教徒的镇压，那他一定可以逃脱。事实上，他曾经逃过一次。但想到自己是主教，他便自首而殉教了。

　　虽然自己最终殉教了，但他很宽容那些因受到镇压而离教的信徒重新皈依。也许他认为“牧羊人”有自身的责任，但向“羊”要求那么多则有悖于人性。我觉得，即使自己与他生于同一时代，听了他的说教，我也不会成为基督教徒。但我大概仍会毫不犹豫地称他为“时代的良心”。不过，他那些想法一旦传布开来，必定有人反对。同为北非主教的多纳图就谴责居普良和他的支持者们太温和。于是，人们把不同于居普良宽容派的强硬派称为“多纳图主义者”。

　　北非及其周边

　　多纳图主义者认为，教会应该纯粹是由无罪的人组成的信仰组织。这里的罪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罪，而是信仰上的罪。犯了这种罪，光靠忏悔不行，必须重新洗礼，从头来过。现实生活中的天主教与多纳图主义者的区别，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天主教承认世俗机构——罗马帝国，而多纳图主义者不承认现有的组织，不论是罗马还是其他。

　　在基督教获得承认，尼西亚公会议决定三位一体教派即天主教派为正统后，多纳图主义者在罗马帝国自然就成为“异端”而受到排斥了。

　　可是，当时北非纯情的基督教徒断比罗马要多，多纳图主义者的数量也多于以天主教为主流的其他地方。这两派为寻求妥协点而召开了正式会议，双方出席的主教人数不分伯仲。这样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天主教与多纳图主义者在北非的势力旗鼓相当。这种状态之下，被打成“异端”的一方不可能默默退出。如果天主教是体制派，多纳图主义者就是反体制派，抗议行省政府的恶政，就成了他们的特色。于是，在北非这样的大环境中，就会出现利用形势的野心家。摩尔人吉尔多就是这样的人。

　　多民族国家的罗马帝国，对败给罗马接受罗马统治并融入罗马社会的人，即使是异民族出身，也是敞开门户的；也认可希望以聚居的形式成为罗马帝国“大家庭”一员的部族。完全被罗马社会同化并产生过皇帝的旧迦太基人，就是前一种情况的例子；而罗马时代被称为“毛鲁”的摩尔人则较倾向于后者。现代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西部地区，在罗马时代被称为毛里塔尼亚，也是因为那里居住着很多摩尔人。

　　吉尔多出身于摩尔人的望族人家。在行省，实力家族的男人多在罗马军团中积累资历。吉尔多家族也有兄弟三人当过罗马军队的将官，他就是其中之一。

　　可是长兄菲尔穆斯不知何故对迦太基总督发起叛乱。行省政府一时未能采取措施断然镇压，叛乱的烈火瞬间蔓延。那时狄奥多西皇帝还在世，对北非叛乱不容放任。他从欧洲调军极力镇压，吉尔多则加入其中，箭射亲兄。

　　镇压行动以主谋菲尔穆斯被杀而告终。狄奥多西任命吉尔多为以后北非防御的负责人。罗马皇帝授予这位摩尔人的官位是“负责非洲的大元帅”（magister militum per Africae）。在行省总督不能充分尽职的4世纪末，这实质上是北非全境一把手的地位。但吉尔多觊觎的是有名有实的北非最高地位。

　　狄奥多西皇帝之死给他带来了机会。继位的是狄奥多西的两个儿子，年龄都小，而继承北非所在的帝国西部皇位的霍诺里乌斯还只是个10岁的少年。

　　公元395年狄奥多西去世。当时，吉尔多还没有明确态度。两年后他迈出了野心家的第一步。他宣布，自己担任大元帅的北非不向身在米兰的皇帝霍诺里乌斯，而向身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阿卡狄乌斯宣誓效忠。大概他判断，“主人”在远方自己更能随心所欲。

　　紧接着他又迈出了第二步。如果吉尔多出生于公元330年的说法正确，那他当时已经67岁。也许他觉得不能再耗时间了，于是迈出了这一步：北非向意大利禁运粮食，禁止满载小麦的所有商船从迦太基港口起航出港。

　　自从罗马战胜公元前3世纪以前一直绝对强于自己的迦太基，成为西地中海的霸主以来，罗马帝国的本土意大利，尤其是首都罗马的主食小麦就开始依赖海外进口，这已经成为持续了550年的传统。其直接原因是意大利半岛缺少大面积耕地，出产的小麦在价格上竞争不过拥有大片耕地的西西里和北非等地。于是罗马就把进口小麦变成了一种统治其霸权之下各国的政治策略。

　　人们往往由于军事上的失败而屈服于人，而一旦自己对霸主有用，对霸权的抵触感就会淡化。大概胜利者罗马觉得应该容忍失败者长年积累的某些东西，尊重失败者的心情，这样统治起来会更容易。

　　于是，对拥有地中海世界最高学府的希腊雅典和埃及亚历山大的做法，不是将其教育机构迁到罗马，而是让罗马的良家子弟前去留学。

　　而且，布匿战争开始很久以前，迦太基就有研究农耕的书籍，准确地说是农作手册。迦太基人是通商民族，同样也是高效的农场经营者。罗马攻破了迦太基，将他们的特点——通商与农耕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北非变成了罗马的粮仓，迦太基人的船只将以小麦为主的农产品运往意大利。迦太基人的商船公司甚至在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驻有分公司。征服者罗马也是通过购买尼罗河流域出产的小麦，使埃及成为罗马的粮仓，从而统治了这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国。自己独占一切，是统治策略中最低劣的做法。不过，主食依赖进口以后，保障粮食供应便成为历代皇帝的重要任务之一。皇帝们为储备小麦、维持其品质付出了心血，而把这些只作为内幕历史去讲述未免可惜。

　　意大利和北非之间的这种关系已历时550年。吉尔多似乎认为，停止向意大利出口小麦是手中的强大武器。他使用这一武器的目的，当然是要把北非从西罗马帝国分离出去。

　　把西罗马帝国置于军粮攻势之下，这种战略的着眼点确实高明。事实上，罗马民众知道消息后都争先恐后地冲向市场。

　　仅此一点，对西罗马帝国而言就是值得忧虑的事态。北非民众有近一半支持吉尔多，又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吉尔多拥有“大元帅”的正式地位，但他把一个世纪以来反抗天主教的多纳图主义者纳入了自己一方。

　　这些被称为“多纳图主义者”的人被天主教打成异端，长期受到排斥和镇压。粗略分类，我们可以说居住在被罗马同化较快的城市里的旧迦太基系居民信奉天主教，而在同化程度较低的农村则更多的是多纳图主义者。可见，多纳图主义者们一直被排斥在行省政治的主流之外。北非号称罗马帝国的粮仓，与意大利半岛的生意兴隆，但更多的利益落在了中间商而非生产者手里，这一点古今东西概莫能外。

　　这样来看，多纳图主义者在北非的势力变得不可小觑，是有着宗教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诸多原因的。圣奥古斯丁后来被奉为基督教天主教派的“教父”，列为圣人。但不论他多么真心地说教，对多纳图主义者也未见效果。其真正原因就在于此。

　　一旦宗教介入进来，就不可能会有妥协。对北非的多纳图主义者而言，天主教徒只能是信仰错误教义的可憎敌人。同一个宗教内部的异端排斥比异教排斥更加阴险、更加残忍。这是一种历史事实，并非只表现为席卷中世纪的异端裁判。狂热的反体制反天主教的多纳图主义者，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了吉尔多身上，因为他是摩尔人，与现有统治阶层有着距离。

　　这是即将进入5世纪时的北非实情。在这种情况下，名为霍诺里乌斯皇帝的辅佐，实际上却统治着西罗马帝国的斯提利科当然要思考解决办法。最终，这位汪达尔人出身的“联军总司令”选择了果敢而慎重的解决办法，与他37岁的年龄十分相称。

　　他首先发出紧急命令，从高卢和西班牙大量进口小麦，以图平息市场风波。然后，估摸这些小麦将要上市，他前往首都罗马的元老院，要求作出决议，认定大元帅吉尔多为“公敌”（hostis publicus）。面对远比自己年长的元老院议员们，年方37岁的他侃侃而谈：

　　我们的食物被一个摩尔人随心所欲地掌控着。这个人恣意妄为，他不是供应者，却是胁迫者。

　　仰慕斯提利科的诗人克劳狄安这样写道：

　　……没有元老院的决议，军队不能进军。这是罗马人自古以来的做法。在经过了几个世纪后的今天，斯提利科恢复了罗马的这个好传统。元老院议员向将军下令，军队才能开始军事行动。这一做法使得罗马在战场上屡屡获胜。

　　打心里说，看到罗穆路斯以来的法度权威复活，武器服从元老院的决定，这多么令人喜悦……

　　所谓仰慕者，有用却也有麻烦。首先，与生活在4世纪的这位埃及出身的罗马仰慕者所认定的不同，政体已经历经了王政、共和政体和元首制的变化，而历史上，元老院却没有一次仅由文官组成。在罗马这个国家，文官和武官从来没有区别。直到进入4世纪后，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而这时的罗马已不再是元首制，它已经变成了绝对君主政体的帝国。

　　最高权力者不再是“元首”或“第一公民”，而变成了“绝对君主”。最高权力者的辅佐机构、具有控制其权力作用的“元老院”地位下降也就理所当然。进入4世纪后，元老院的权威和权力急速下降，其中真正的原因是文官与武官有了明确分离。

　　没有实权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权威。诗人怀念的昔日元老院是文官的，同时也是武官的。传统的罗马元老院是由通晓军事的政治家组成。正因为如此，元老院对是否宣战这样的重大问题也能作出在军事上合适的判断，打胜仗的概率很高。

　　斯提利科在以往的战斗中显示出了自己在军事方面的才能。他不可能一味地怀古，去向百年来从未上过战场的元老院议员征询是否能远征北非。他向元老院要的是自己这个“联军总司令”对原本是同僚的“大元帅”吉尔多开战的大义，要的是名分。尤其是他在罗马人眼里是蛮族出身，大义、名分就更为必要。不管怎样，对手是比汪达尔人早数百年就开始与罗马人共同战斗的摩尔人。

　　元老院颁布的“公敌”宣言将从侧面支持军事行动。如果战争的对象是公敌，军队就可以招募在大农庄干活的农奴充军打仗。如果农庄主不愿意，就会被课以每个农奴25枚苏勒德斯金币作为代偿。当然，这个代偿金会被作为佣兵费，用来雇用对在罗马军中服兵役感兴趣的蛮族人。这也是罗马帝国军队中蛮族兵数量增加的原因之一。

　　对斯提利科的请求，大农庄主占主流的元老院出于这一原因不肯发布“公敌”宣言。大农庄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自给自足，即使来自北非的进口断绝，也不会像老百姓那样受到影响。当然，一旦粮食从市场上消失，就会发生民众暴动，大农庄就有遭到袭击的危险。但斯提利科的紧急进口已使市场平静了下来。

　　面对目光狭隘、只知利己的元老院议员，斯提利科不得不诉诸强硬手段。他请皇帝霍诺里乌斯从米兰来到罗马，在元老院的议会厅发表演说，陈述讨伐吉尔多的必要性。十二三岁的少年只是念念斯提利科写好的文章而已。这样就成功地使得远征北非成为皇帝、元老院也共同参与的举国军事行动，而不是斯提利科的个人想法。在皇帝在场的情况下，元老院一致通过了把吉尔多定为“国家公敌”的宣言。

　　远征北非并非斯提利科亲往。应该说他不能亲往更正确。现在，阿拉里克这个甚至合法取得了大元帅地位的人正带着西哥特人属下盘踞在意大利半岛附近。在这样的形势下，意大利不能没人。他把远征军的指挥权交给了一位最适合代他讨伐吉尔多的武将。

　　这个人是吉尔多的亲弟弟马西泽尔。他在与哥哥吉尔多的争斗中败北，逃到了意大利。传说兄弟阋墙的原因是吉尔多为了实现野心，不惜与被打成异端的多纳图主义者联手，而热情的天主信徒马西泽尔反对这样的做法。因为宗教的掺和，争端愈发激烈，马西泽尔的两个儿子被吉尔多杀死。马西泽尔不得不亡命意大利。弟弟对哥哥吉尔多的憎恶，又加上两个儿子的被杀之恨，狂热天主教徒的宗教热情支撑着马西泽尔，要打倒异端多纳图主义者！斯提利科选择他的理由也在于此。

　　马西泽尔率领的讨伐军规模称不上军团，士兵只有5000人。但这5000人不单是作战高手，还全部是狂热的天主教信徒。斯提利科选拔这些士兵的意图很明确。敌方除了天主教士兵以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多纳图主义者士兵参战。派坚信自己是正统基督教徒的天主教徒去，就可以达到分裂敌军的目的。

　　这次作战完美成功。马西泽尔率领5000兵马在北非登陆。与之对峙的吉尔多军人数近乎他的15倍，达7万人之众。两军在平原上布阵完毕，马西泽尔独自一人挺出中军，大声喝道：“这是一场正统基督教与异端的战斗！”真是一声定胜负。吉尔多方的天主教徒士兵们扔掉武器，无心恋战。并非狂热基督教徒的摩尔人士兵们见状也脚下不稳，只想逃跑。全线崩溃了，吉尔多也望风而逃。他不久被抓住，在马西泽尔面前被斩首。就这样，公元398年夏，讨伐军从比萨港出发不到半年，北非便再度回归西罗马帝国。

　　马西泽尔却未能作为胜利者进入迦太基城。传说他在去迦太基城的途中，过桥时坠入河中，因身着沉重盔甲而溺亡。他也是摩尔人，但他反吉尔多，反多纳图主义者。马西泽尔死后，立即就有别人继任指挥官。这人不是摩尔人，他事先被斯提利科派去讨伐吉尔多。斯提利科还委托他重新整顿吉尔多统治多年的北非。

　　北非问题迅速得到解决。不仅老百姓因为不用再担心主食小麦紧缺而欢喜，以前总是不配合的元老院也决定在古罗马广场建造斯提利科立像，承认他的功绩。在罗马中心立像，从这里成为帝国的大脑和心脏时起，就是罗马男人的无上荣耀。

　　不过，斯提利科未被允许模仿共和时代罗马的领袖们，建造公共建筑赠送给市民。帝政之后，沐浴胜利荣誉的是皇帝，建造公共建筑还礼的权力也在皇帝。

　　吉尔多的财产被悉数罚没，成为胜利者皇帝的所有。由于吉尔多擅权已久，财产数额巨大。斯提利科决定以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卡狄乌斯和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里乌斯的名义，将吉尔多的财产统统用于全面修复向罗马城输送新鲜水水渠的工程。罗马帝国的公共建筑当然都要镶嵌镌刻下令建设者名字的石板，明确记载下令修缮修复者的名字也属惯例。罗马人非常了解维修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形成了特有的惯例。公元398年，罗马人也遵从了这一惯例。镶嵌于耸立的水渠桥壁面上的大理石板上，有如下记载：

　　皇帝阿卡狄乌斯和皇帝霍诺里乌斯接纳尊敬的联军总司令斯提利科的进言，投入皇资，完成了此水渠的修复工程。特记于此。

　　但是，年已38岁的斯提利科不会因为这点事情就得意忘形。他没有忘记元老院至今还在执拗地反对他。蛮族的出身背景经常困扰着他，他感到有必要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个时代，很多父母给女儿起名玛丽亚。斯提利科决定把女儿玛丽亚嫁给皇帝霍诺里乌斯。霍诺里乌斯14岁，玛丽亚似乎年纪略小。还是少男少女，不能指望他们马上生儿育女。但至少斯提利科成了皇妃的生父，同时也是皇帝的岳父。斯提利科认为，先帝狄奥多西托付自己辅佐少年皇帝，如果自己又成了皇帝的岳父，反对派就难以反对他了。

　　有人认为，即使没有这个地位，在公元398年迅速解决了北非问题之后，斯提利科的威势也是不断上升的。但是，权力和威势也会因为细小的原因而急转直下。38岁的联军总司令希望在威势下滑之前更加巩固自己的地盘。从以后他要干的事情来看，他不能允许自己的地盘不稳。对他这位做任何事都有“蛮族出身”困扰的人来说，这更不能容许。

　　随着罗马历史走近尾声，我感到有一个想法在我头脑中慢慢地却是实实在在地膨胀着。人的走运与否不是与他自身的才干，而是与他生活的时代密切相关。斯提利科的后半生不就是一个典型吗？生活在高速发展时期——共和时代和稳定发展时期——帝政即元首制时代的罗马帝国的人，不会去直面某些难题，而生活在帝国最后一个世纪的斯提利科却不得不去面对。

　　在罗马人眼中，斯提利科身上确实流着蛮族汪达尔人的血。如果他生活在坦然包容异民族的开放的罗马帝国，他的军事才能一定会得到认可，一定会被委以重任，保卫帝国的重要防线，一生都会生活在赞扬和名誉之中。可是，人类社会也会随着活力的劣化变得封闭起来。这与时代的进步完全无关。虽然在5世纪许多事情做起来比在2世纪以前方便得多。

　　4世纪以后，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已不是表示“第一公民”的“元首”，而成为体现基督教上帝旨意的“绝对君主”。人事神定，人类不可随意加以改变。这个后人所谓“君权神授说”的体制是君士坦丁大帝首创的。此后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100年的时间足以使一种体制稳固运行。即使5世纪上半叶的皇帝们平庸无能，他们却意外地享受到了帝国的长治久安。这证实了这个体制的有效性。

　　除了皇权神授的天条以外，对斯提利科来说，还有一条保护霍诺里乌斯皇位的义务，那就是他在皇帝狄奥多西临死前当面的誓约。罗马人是崇尚法治的民族。这样的法治民族不仅认为签了名的誓约书具有效力，他们认为口头誓约也充分有效。用现代的说法，这是“君子协约”。这是双方相互信赖而立下的约定，在日本叫做“男人的约定”。毁坏这种誓约而不感到羞耻，正是罗马人所认为的蛮族做法。要做到比罗马人还罗马人的斯提利科根本不可能破坏誓约。

　　不过，尽管拥立了少年皇帝，斯提利科实际上仍得事必躬亲。这就是5世纪罗马帝国的实际情况。这时，罗马帝国的一切都与元首制时代完全相反了。

　　不论是否称为国家，人类社会大体由生产者和非生产者这两种人构成。二者很难严格区分，但如果要划分一下，应该是下述的情况：

　　所谓生产者，用汉字表达就是从事农、工、商的人们。有人会说“商”自己不生产。但出于流通连接着下一个生产环节的理由，我将其列为生产者。

　　所谓非生产者，就是负责政治、行政和军事的人们。他们自己不生产，其职务是建设能够让生产者专心于生产的环境。他们与农、工、商三者在这点上是相通的。

　　这两个阶层对人类社会而言都十分重要，不可或缺。但非生产者阶层的责任更重，因为他们的职责是在硬件、软件两个方面完善社会基础建设。我认为，基础建设依靠个人努力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事情应由社会来做。尽管个人可以做到每夜锁好自家房门，但外敌侵袭靠个人却是防不胜防的。

　　从农民到农奴

　　在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古代，农民是生产者的代表。罗马帝国从3世纪到5世纪逐渐走进了衰退。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这期间农民的情况。

　　3世纪：农民面对频仍的蛮族入侵束手无策，卖掉或抛弃耕地，离开自己的土地，流入城墙包围的城市。于是出现了农村过疏化和城市过密化的状况。基督教把拯救的希望带给了对未来绝望的人们，遂在城市里普及开来，城市过密化是其温床。

　　4世纪：为这个世纪上半叶添彩的两位专制君主戴克里先皇帝和君士坦丁大帝建立了职业世袭制度。生为农民就必须以农民终其一生。这个政策的强制实施，成功地降低了迅猛发展的农村过疏化的速度。然而，尽管迎击入侵蛮族的战斗成功击退了敌人，罗马帝国的领土沦为战场却成为常态。“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并没有得到恢复，被土地束缚的农民并没有再次得到和平和安全的保障。

　　5世纪：4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农民回归地方的现象。但回归的内涵与字面意义不同。参与军事、承担帝国防御的人数增加到了元首制时代的两倍之多，但未能保障帝国内部的和平与安全，使农民专心农耕。农民们尽管回归耕地，却不是以前的“自耕农”（agricultor）了。他们被大农庄包去干活儿，成为“农奴”（colonus）。格拉古兄弟和尤里乌斯·恺撒制定了《森普罗尼乌斯农地法》后，曾经努力培育和确立这项法律的罗马社会中坚力量已是明日黄花。这样，以自耕农为支柱的罗马军事力量在质与量两方面的式微便无可救药了。

　　然而，在批评从自耕农转变为农奴是罗马人活力的衰微之前，我们如果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又会怎样看呢？

　　蛮族入侵频仍，不仅掠光了他们辛苦收获的农作物，人的生命安全也难保。那种恐怖令农民日夜心惊肉跳。

　　曾经保障罗马帝国全境和平安全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代终结以后，不仅蛮族来袭，强盗也结伙肆虐。农民把农作物运往城里的途中被抢也成为家常便饭。

　　农民一向被视为最容易课税的职业，税种名目繁多。如果农民租公有地耕种，实质上相当于一种永久性的借款。过去，租金为收入的10%。现在，这一比例已经远远不够。据研究者计算，耕作自有农田的自耕农也得缴纳收入的25%到30%，而租种公有地或他人农田耕种的农民，这一比例则要高达50%。税金必须用不受币值变动影响的金币支付。这可能得卖掉全部收成才能勉强做到。可见对农民的保障一直在降低。

　　如果去当农奴，压在自耕农肩上的这些重压几乎都会卸去。大农庄为了自卫组织了自卫团，即使不能抵抗大规模蛮族入侵，但可抵御小股蛮族或强盗团伙。农奴还不用担心销售，纳税和与官方机构的交道均由主人处理。自己和家属是农庄主的劳动力，对皇上征兵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胆战心惊。大农庄的主人很多都是元老院议员或是高官。个体农民没有办法的事，他们总会有逃避之道。

　　当然，农奴也会失去相应的自由和独立。不过，他们也并非只被视为“工具”的奴隶。农庄被转卖时，在那里劳作的农奴通常也会一同被转卖。在职业世袭制度下，农民只能当农民。在那样的时代，安全和食物的保障比自由和独立更为优先。国力衰微给这些人带来的损害最多，他们不应再受到责备。

　　如果担心主人因遗产继承而更换，可以到属于基督教教会教产的农庄去当农奴，那里不会发生这类问题。教会与时下当权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寄身于教堂和修道院所拥有的农庄以保障安全和食物，这在当时是一个有效的选择。支撑中世纪农业的地方豪族和教会大农庄就这样产生了。

　　从自耕农转变为农奴的现象，一句话说，就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国家”（res publica）不能尽到应尽的责任，个人就只有靠自己寻找活路了。

　　对国家而言，农民即使变为农奴，只要能够维持生产力就还有救。可是生产力也在不断地下降，原因与前述自耕农生产力下降的道理一样，与“工”、“商”的生产力低下相互影响，是与整个罗马帝国经济生产力低下相互关联的。

　　经济实力下降会导致人口减少。首先结不起婚的人增加了，这等同于出生率下降。营养不良会使身体的抵抗力下降，容易患病。此外，基督教不喜欢洗澡沐浴，基督教的普及导致保持身体洁净的生活习惯式微。即便未被蛮族和强盗杀死，因生病而死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即使考虑到农民回归农村的情况，从4世纪末到5世纪，大城市也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人口减少过程。

　　有研究者推测，传说2世纪有150万人口的首都罗马，进入4世纪时人口已经减少一半，到世纪末又进一步减少，只剩约30万人。“世界之都”在人口方面也是日薄西山了。

　　非生产性人群的增加

　　公元4世纪后半叶到5世纪，罗马帝国面临的真正问题在于，非生产者的人数增加，而生产者人数减少、生产力下降。这两者成反比例关系。罗马国家必须养活军人和官僚这两大非生产者群体，还要养活基督教教会人员，这些人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势力上都不差于前两者。因为基督教已完全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这个新国教与传统罗马宗教最大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是一神教还是多神教，而在于有无专业的神职阶级。

　　既然侍奉神是主要任务，就得有其他人来建设侍奉神的环境。有人会说修道院有田产。但在那里，生产不是目的，劳动本身才是目的。重体力劳动可能会给侍奉神带来不好影响，所以这样的活儿交给农奴去做。此外，教会各项活动所需的费用能靠捐赠和教会资产运作维持最为理想，可是，现实中的教会组织已经庞大到仅靠这些无法维持的地步。

　　当然，国家并没有保证像给军人和官僚支付工资一样，向以主教为首的所有神职人员支付工资。神职人员的工资都是所属教区以教会活动经费的名目支付的。不过，教会的活动不仅包括弥撒和祈祷，还包括慈善、福祉、医疗、教育等等。元首制时代以前的罗马，福祉由国家、地方自治体及富人们分担，医疗和教育则通过给从业人员免征直接税的特别待遇让民间承担，如果从业人员是行省之民，就会给他罗马公民权，从而免缴行省税。但是，帝国的衰退破坏了这些由“公”与“私”之间绝妙组合形成的系统。

　　这个系统受到破坏形成了空洞，基督教便乘虚而入，形成了教会在原本擅长的慈善领域之外，又垄断了福祉、医疗和教育的局面。这样一来，作为世俗组织的国家也不得不以某种形式出来赞助或支持。罗马史研究者认为，有四类非生产人员给末期的罗马帝国带来重压，基督教神职人员位列军人和官僚之后的第三位。这就是其背景情况。

　　公德心的衰退

　　欧美的罗马史研究者及继承他们观点的学者中，有很多人把大农庄主占很大比例的元老院阶级列为四大非生产者的第四位。这个阶级获得莫大收入却只将其用于个人奢侈和豪华的观赏节目。他们以此为例，认为这体现了帝国末期公德心的阙如并加以谴责。他们的攻击对象不是东部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议员和行省的大农庄主，而是西罗马的元老院阶级。后者比前者富裕却更缺少公德心，理应遭到谴责。我以前也有同样的想法，怀有同样的愤怒，认为是额头从不出汗的有钱阶级的利己主义毁掉了罗马帝国。

　　然而，现在我却对这种想法抱有巨大疑问。

　　首先，他们这些大农庄主是非生产者吗？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在国外开始拥有行省。从那时起，大农庄支撑起了行省的农业。只有本土意大利半岛继承了共和政体时代的传统，农业以中小规模的自耕农为主力。城邦的农民也是公民，也有权决定国家的未来走向。从那个时代开始，元老院就已经被视为大农庄主的堡垒。相对于这个富裕者阶级，格拉古兄弟和尤里乌斯·恺撒则被视为民众派。他们格外热心于确立自耕农的权利，在培育罗马国家的中坚阶层这个大目的之外，这也是为支持自己的人谋利益。

　　即使是为某些人的利益，好政策就是好政策。因为有了这个优惠自耕农的政策，自耕农阶层在帝国本土意大利生存到了最后。不过，到了帝国末期，意大利的自耕农也都变成了农奴，为大农庄所吸收。

　　这种社会现象用现代语言说就是垄断。罗马帝国末期的农业也不能幸免于垄断带来的弊害，整个农业生产力下降。不过，并不是农产品上不了市。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充分发挥作用的时代，农产品的流通能够得到保障，自耕农仍然健在，生产力也很高，所以上市的农产品数量充沛。不过，即使“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和自耕农在4世纪末都已式微，历史上也没有大规模饥馑经常袭击罗马帝国的记载，甚至没有记载会使人很容易联想到的饥馑。即使价格高于以前，农产品仍然流通于市。我认为，这主要是大农庄在起作用。

　　如果确实如此，我们就不应把同时也是大农庄所有者的元老院阶级断定为非生产者。从本源上看，罗马人的“别墅”（villa）是田园之家的意思，是种田、饲养家畜、生产葡萄酒（vinum）等农产品的基地。只是到了帝国末期，本土意大利也与行省一样，小规模别墅变成了大规模农庄而已。到了自耕农消失而农奴令人注目的时代，大农庄开始成为主力，承担为整个国家提供“食”的重任。事实上，一旦连大农庄也深受亡国之害，食物也就会立即从市场上消失。

　　不过，随着历史渐渐走进5世纪，罗马元老院阶级也确实渐渐失去了公德心。斯提利科在派遣军队去北非时强烈希望元老院宣布吉尔多为“公敌”，就是因为，只有宣布这是非常事态，才能把大农庄的自卫团和在大农庄劳作的农奴征召为士兵。昔日的元老院议员中也有很多大土地所有者，但在那个时代，农庄主都亲率在自己农庄干活的男人驰骋疆场。而在今天，如果不提供农奴则必须为每人缴25枚苏勒德斯金币，即使这样，农庄主也舍不得出钱。正如许多罗马史研究者所说，帝国末期元老院阶级的利己主义已经非常严重，甚至可以看做末期症候之一。

　　当然，我们也不能以一千五百年之后的21世纪的眼光来看这件事。那么以5世纪的眼光来看会是怎样的情况呢？

　　大农庄主们抵制对自卫团和农奴的征兵令。他们知道，只有这些人守在农庄，才能保护自己的家庭和财产。换言之，他们已不再相信国家提供的安全保障。

　　公元前1世纪，尤里乌斯·恺撒考虑扩大首都罗马的市中心。他知道当时围着罗马的塞尔维乌斯城墙妨碍扩建，但他没有改变设计，而是拆除了城墙。要拆掉城墙这一公共建筑物，需要有相应的大义名分。恺撒这个人不论做什么都不会仅有一个目的。他宣布，罗马的国家安全保障应由“防线”即国界线来构筑，而不是依赖首都的城墙。城墙拆掉后便被放置在了那里。他的这个想法决定了罗马国家未来的走向，被后来的皇帝所继承。因而，保护了共和政体时代罗马的塞尔维乌斯城墙便在各地被截断，现今剩下存几处残垣断壁。

　　帝国首都罗马在没有城墙保护的情况下走过了320年。“防线”把广袤的罗马帝国坚固地围起，抵御了外敌，保卫了帝国。这期间不光是首都，帝国的其他城市也都只有仅用于夜间防盗的城墙。“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划时代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抵御国外敌人，还打击国内敌人来保障安全。如果前者是国土防御，后者就是公众安全保障。第二代皇帝提比略特别关心治安，因为有他，人们不论上街行走，还是居住在乡间，都非常安全。

　　我们看看罗马时代的别墅和后来中世纪时代领主房屋的形式和格局，便可感到这两者明显的不同。罗马时代的别墅缺少防御上的考虑。虽然有低矮的石墙围绕，我不禁要想，那种围墙，夜里防防森林里野兽出来骚扰村庄大概有点用处，但怎么能阻止强盗团伙的袭击呢？不过，提比略皇帝是会把强盗团伙首领绑在竞技场中央矗立的原木柱上活活地喂给猛兽，这是当时的极刑。

　　用罗马人的话说，就是国内外的“securitas”（安全，security的语源）有了保障，才会有“pax”（和平，peace的语源）。“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真正价值即在于此。而生活在其后时代的人们，就只能靠自己去保障“安全”与“和平”了。

　　我还认为，“共同体”（per publica）与“个人”（privatus）的利害不能一致，也是末期症候之一。所谓公德心应该在个人的利害与自己所属共同体的利害联系在一起时才会发挥作用。

　　罗马帝国行将步入最后一个世纪。这时的帝国，尤其是西罗马帝国的元老院阶级，把国家防御置于脑后，生活依旧骄奢淫逸。这个事实，为后世研究者所批判。

　　不过，如果站在当时而不是以后世的眼光来看这事，我们仍可为之辩护。

　　以前有一个时期，我曾为同样遭受蛮族入侵，而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却得以幸存的情况作了下述假设：

　　西罗马帝国内的富裕阶级看到东罗马帝国更安全，便纷纷前去避难，导致西罗马帝国经济实力衰退，而经济实力衰退又导致防御费用减少，从而不能抵御蛮族入侵。这也就是说，东罗马帝国靠把从西部迁徙而来的人和把钱投入防御工作而得以幸存。

　　然而，我现在完全抛弃了这一假设。我认识到，西罗马帝国富裕阶级的经济基础在于广袤的农田。土地是不能带走的。他们明知蛮族入侵的危险，仍然留在了西部。根据学者们的说法，西部首都罗马元老院阶级的财力远大于东部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阶级，但他们只能留在罗马，留在意大利。

　　尽管他们留下了，但手中的金钱用在了召开竞技大会、角斗士比赛和斗兽这些观赏节目上。这遭到了后世的谴责，认为这是缺乏公德心的表现。

　　不过，这难道不是民族文化的问题吗？

　　英国乡村绅士爱好狩猎，我这个日本人就不能理解。我认为众多猎犬、人和马一起追逐一只狐狸，这不公平。但他们大概也有自己的说法，第一是保护自然环境，第二是保护就业，第三是保护祖先传下来的文化。

　　对罗马帝国末期的元老院议员来说也同样如此。为了庆祝儿子担任公职，搞些战车比赛、斗兽来招待市民，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继承了自古以来罗马精英的生活方式而已。严格区分文官和武官，参与国政的权利也被剥夺之后，元老院议员已经不允许参与国家的防御。找些名目办些娱乐节目招待市民，也许就是留给他们作为元老院议员仅有的荣耀了。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4 ·基督的胜利》接近尾声时曾经介绍过，西马库斯曾经以异教的身份对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进行过最后的论战。他在私信中也曾谈到为庆祝儿子就任公职举行比赛的事，担心所需的猛兽是否能从北非安全到达。读了这封私信，人们尽可以叹息帝国末期精英的堕落，但是，我们对留给他们的这个唯一的“生存理由”是否可以容忍一下呢？虽然这确实是一个时代错误，蛮族渐渐迫近，而他们却像罗马帝国鼎盛时期那样狂热于战车比赛。

　　前面所述的情况就是斯提利科一边拥着少年皇帝，一边却不得不面对西罗马帝国的实际状态。恕我不够清高，蛮族出身的斯提利科，抛弃麻烦的罗马人而站到蛮族一边，难道不是明智的选择吗？以斯提利科的武将之才和日耳曼民族的骁勇，打垮西罗马帝国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吗？

　　然而，他也有他的“生存理由”。即使别人不能理解，对他而言，一旦失去了某种东西，他的生存价值就会随之消失。

　　从公元398年到401年这3年间，西罗马帝国享受了短暂的平安。发生粮食危机的北非问题没有加重西罗马帝国的衰微。在不到6个月的短短时间里，只派了5000人的小部队，就成功地完成了对摩尔人首领吉尔多的讨伐。这样，暂时不用担心南方之敌了。这一期间，斯提利科仍驻留在意大利北部，警惕着西部的高卢、北部的日耳曼和东部的巴尔干，阻止了经常渡过莱茵河和多瑙河来犯的北方蛮族的入侵行动。不过，西哥特人的统帅阿拉里克也推迟了入侵，利用这段期间巩固了自己的势力。

　　阿拉里克被东罗马帝国皇帝正式任命为负责巴尔干地区的“大元帅”。他十二分地利用了这个职位赋予他的权力——可以自由使用储备在罗马帝国军用仓库里的武器、军服和粮食。这样，西哥特人的士兵就与其他蛮族士兵大不相同了。他们学会了使用高精武器，身着防护功能强大的军服，营养充足。斯提利科只能默默地看着这一切。阿拉里克现在是东罗马帝国皇帝正式任命的“大元帅”，尽管地位在“联军总司令”斯提利科之下，但在军事上成了与他平起平坐的同僚。

　　公元401年，对斯提利科来说流年不利。位居东罗马帝国大元帅的盖纳斯失宠被杀。哥特人出身的盖纳斯将军在先皇狄奥多西手下资历雄厚。当初，斯提利科遵从了皇帝阿卡狄乌斯把从东罗马帝国带去的士兵带回东部的命令。斯提利科把这一任务托付给了盖纳斯。刺杀擅权宰相菲尔穆斯，没有盖纳斯的参与也是实现不了的。这在当时就传是斯提利科的谋略。

　　盖纳斯的失宠，是因为受到席卷东罗马帝国的排蛮运动的牵连。虽然现在站在罗马帝国一边，但盖纳斯是哥特人出身，而哥特人信奉的是阿里乌斯派基督教。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则都是信奉三位一体说的天主教派的基督教国家，信仰的热度东部要高于西部。东罗马帝国排斥蛮族，就是借民族歧视之名排斥异端。

　　盖纳斯之死对斯提利科而言不只是切断了连接东罗马帝国的脆弱纽带。在东部，以天主教的主教为先锋，排斥蛮族的气焰高涨。在他们眼里看来，纯粹的哥特人且信仰阿里乌斯教派的盖纳斯和体内流着一半汪达尔人血液的天主教徒斯提利科一样，都是“蛮族”。东罗马帝国主教们的说教狂热而激烈：

　　解放西部！要把帝国西部从蛮族和阿里乌斯教派的专横之下解放出来！

　　东罗马帝国非但没有帮助被北方蛮族觊觎的西罗马帝国，相反，似乎想要亲手摧毁本该是同胞的西部。

　　再度入侵

　　公元401年秋天，随着盖纳斯之死，东西关系的冷却接踵而至。居住在多瑙河上游一带北边的蛮族，再度大举进犯今天位于德国南部和奥地利西部的行省雷蒂亚。蛮族的入侵已不像从前那样，活不下去就侵入罗马帝国大肆劫掠，然后带着抢夺的东西退回自己的领地。他们转而采取占领的形式，入侵之后就地盘踞。蛮族遭到其他蛮族侵袭，为寻找新的定居地而侵入罗马帝国，这一现象在2世纪末就已经开始出现。但在那个时代还属于同一个日耳曼民族部族之间“被赶来赶去”的形态。到了4世纪末，由于亚细亚民族匈奴人的出现，情况彻底地改变了。匈奴人凶猛剽悍，连日耳曼系的蛮族也为之恐惧，也称他们为“蛮族”，不想被杀就只能逃跑。进入5世纪后，蛮族也是大举入侵，但打仗更动真格。因此，迎战的一方就需要多用心计。

　　接到北方蛮族占领雷蒂亚的报告后，“联军总司令”斯提利科好似恭候多时一般，迅即率军北上。那里已拥满了蛮族，与意大利之间只隔着阿尔卑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从西向东呈弓形挡在意大利半岛北边。罗马人有好几条铺好的大道直通这一山脉。通往西面高卢方向有4条，通向北面多瑙河上游一带有3条，连接多瑙河中游的东部有2条，罗马人共计铺设了9条干线道路，即使冬天到阿尔卑斯山脉也可以畅通无阻。

　　不消说基础设施，不论是公路、桥梁、公共建筑这样的硬件，还是法律、金融制度、医疗、教育这样的软件，没有维护保养这样的后期服务，就不会持续发挥功效。元首制时代并不缺乏维护。但自帝国进入迷茫的3世纪起，罗马用在这方面的心思和财力便一路衰减。

　　根据专门研究罗马大道的学者的说法，最后一次修缮工程完成于公元375年。道路，不论是新建还是修缮，实际上都是由士兵来完成。罗马大道原本就是为加快军团的行军速度而修建，军团兵放下手中之剑而携镐劳作早已成为传统。因此，只要使用士兵，就意味着这是真正的工程，哪怕只是铺路。如果这真正的维护工程完成于公元375年，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在公元401年，罗马道路网还在发挥着相当的作用。这样，即使在平原上仍是秋天而山区却已是冬天的季节，前往迎战的罗马军队也可以轻易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同样，全家出动、直奔南方的蛮族要翻过阿尔卑斯山脉，虽比军队行军困难，但也并非不可能。不要忘记，蛮族对人员的损失并不神经质，这是蛮族之所以为蛮族的理由。他们的可怕之处在于，不管是渡河时有人溺水，还是翻山时有人踩空跌落悬崖，他们都会继续前进。

　　没有人知道赶往多瑙河上游地方的斯提利科是如何击退蜂拥而来的蛮族的，但他似乎成功地击退了蛮族。因为他并未像钉子一样扎在雷蒂亚，而是得以回师了意大利。这时，不只是德意志南部，意大利也陷入了危险。阿拉里克得知斯提利科去了多瑙河上游，便动员了全部西哥特人，从东面翻过阿尔卑斯山脉，直奔意大利北部而来。

　　到意大利去

　　作为大元帅，阿拉里克负责的区域是罗马时代的伊利里亚地区，后来被称为巴尔干地区，位置紧挨在东西罗马帝国分割线的西侧。不管靠得多么紧，这里还是属于西罗马帝国的领土。被东罗马皇帝任命为大元帅以后，阿拉里克便成了东罗马帝国的高官。由于“东”、“西”分割不明确，这里成了一个所谓“巴尔干式的”，即双方想法叠合的例子。

　　阿拉里克及其率领的西哥特人，在东罗马方面看来是蛮族，信奉阿里乌斯派基督教，这在天主教眼里是异端。在得知排斥蛮族、排斥异端的狂潮正席卷东罗马帝国之后，阿拉里克认为与其把自己及部族的未来寄托于东部，不如寄托于西部。这也无可厚非。北方蛮族因被匈奴人赶出家园，遂渡过多瑙河入侵罗马，而西哥特人则是为躲避同为基督教却狂热信奉天主教的教徒而前来掠地。

　　理应以巴尔干防御为己任的阿拉里克侵占意大利，不仅是越境行为，身为东罗马帝国的大元帅，这还是越权行为。阿卡狄乌斯皇帝应该禁止这种行为。但东西关系因前述原因已至冰点，而且对东罗马帝国而言，阿拉里克及其麾下的西哥特人既是蛮族，又是信仰阿里乌斯教派的异端，他们自行出“东”入“西”正求之不得。

　　恐怕阿拉里克也预想到“东出”才会去攻占意大利。他们翻过古代称为尤里安阿尔卑斯（Alpes Iuliae）的山脉大举入侵。这座山现在仍与古代同名，只是在意大利用意大利语去发音，在斯洛文尼亚用斯拉夫语去发音。阿拉里克随后立即开始进攻意大利半岛东北部的重要城市阿奎莱亚。这是公元401年11月下旬的事。

　　斯提利科同时两面受敌：一面是在多瑙河上游的雷蒂亚，一面是在意大利东北部的家门口。那年他41岁，既是“联军总司令”，也是执政官，军事和统治的双重责任压在他的肩上。

　　阿拉里克是位了不得的战略家。进攻次数再多，攻占围着城墙的城市也绝非轻而易举。于是他不断进攻，直到意大利北部居民无人不晓的阿奎莱亚遭到进攻的消息传遍整个意大利北部。但他并未执意要拿下这座城市，而是改变战略，首先横扫因阿奎莱亚危如累卵而风声鹤唳的意大利北部。意大利北方的冬天虽然寒冷，但不用担心大军的粮草，那可以靠抢夺得来。在波河横贯的意大利北部，农田丰饶，入冬时粮食已经收获进仓。

　　斯提利科在多瑙河上游收到了阿拉里克进攻意大利的报告。他没有立即返回意大利。他与阿拉里克5年前就已刀剑相交，而且两度获胜，当然知道如何作战可以取胜。但是，当他得知身在米兰的霍诺里乌斯皇帝已经吓得灵魂出窍时，便急忙带着少量骑兵翻过阿尔卑斯山脉，回到米兰。

　　西罗马帝国的皇帝霍诺里乌斯即位已经6年，年龄也到了16岁。他一想到阿拉里克马上就要开门现身，就夜不能寐。这位霍诺里乌斯只能说出一句话，就是逃往高卢南部（现在的法国南部）去。

　　见斯提利科回来，霍诺里乌斯又重复了那句话。面对这位不像皇帝的16岁孺子，41岁的斯提利科严厉地说道：

　　对罗马帝国来说，没有比皇帝出逃行省更大的耻辱了！

　　话虽如此，霍诺里乌斯生性懦弱，但对他认定的事往往会莽撞行事，把他继续留在米兰也很危险。斯提利科任命了一位心腹为“首都长官”，把避难去罗马的皇帝皇后的安全托付给他。皇后就是斯提利科的女儿玛丽亚，一直是总督之母的妻子赛妮娜也同行罗马。他还命令首都长官搞好城墙的加固工程。

　　从罗马时代被称为梅蒂兰姆的米兰到罗马，通常的途径是首先走埃米利亚大道到亚得里亚海岸的里米尼，再从这里走弗拉米尼亚大道到达罗马。可是，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出没于此，如果他们向南横切意大利，埃米利亚大道就不能通行了。皇帝一行先从米兰到热诺瓦（现在的热那亚），再从那里走沿第勒尼安海南下的奥雷里亚大道去罗马。罗马人认为应该有多种选择，大道也建成了复线。这种做法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

　　斯提利科没有为皇帝一行送行，在此之前就早早地动身北上了。隆冬的阿尔卑斯山脉不日往返，多瑙河方面的问题正等着他去处理。

　　渡过多瑙河上游侵占雷蒂亚的是苏维汇和奄蔡，两个部族同属日耳曼系，都被匈奴人驱逐，同病相怜。对斯提利科来说幸运的是，率领这两个部族的是苏维汇人的君王。如果交涉对手握有实权，谈判、订约就都好办。斯提利科回到雷蒂亚后，直接与这位君王进行了谈判。苏维汇人君王遭到了斯提利科率领的罗马军队的凌厉反击，他积极地响应了斯提利科的建议。

　　所谓谈判，就是缔结“同盟”（foedelatus）协约，蛮族得到居住的土地并承担相应的防御。这是一种佣兵合同。没有关于这次佣兵费用的记录。可以想象，因为以往的战斗都是罗马方面占绝对优势，这次不用付钱即可搞定。总之，斯提利科可以不用再去操心两面敌人中的一面了。率领去多瑙河上游的部队几乎全军回到意大利，下面要做的只是率领这些士兵与阿拉里克决战了。

　　往返于米兰和多瑙河上游地区时总要穿越阿尔卑斯山脉。山区分布着以科莫湖为主的许多湖泊，湖上经常停泊着渡船。穿越阿尔卑斯山脉时就从米兰到科莫，再从那里上船。罗马人在山区也并非全走大道，如有湖泊，便会把船队停泊在湖上，用船只运兵。遇到壁立的悬崖时并不勉强开凿道路。用这种方法，不仅利用了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下的科莫湖，也充分利用了阿尔卑斯山脉里为数众多的小湖泊。最初想到这个办法并予实施的是公元前1世纪前半叶的尤里乌斯·恺撒。正如他所想的那样，以后五百年间，罗马人的“防线”不是阿尔卑斯山脉，而是莱茵河和多瑙河。

　　不过，从意大利向北穿越阿尔卑斯山脉的道路不止这些。公元402年2月，斯提利科率兵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回到意大利的也不是这条路。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奥古斯都当上了帝政后的开国皇帝。在他决心征服日耳曼的时代敷设了一条大道。斯提利科选择的路线就是位于东侧的这条大道。从意大利北部穿越阿尔卑斯山脉的道路中，这条路比其他三条路况更好。一千八百年之后，以歌德为代表的憧憬着“君知啊，南国”意大利的德国人仍行走在这条大道上。罗马时代，因斯布鲁克被称为威尔第德纳。从这里南下，在布伦纳罗山口越过奥地利与意大利的国境，直下波尔查诺、特伦托，就可以到达维罗纳。在现代，走高速公路感觉只是一个跨步，但在罗马时代那可是北去的干线。

　　斯提利科选择这条路并非因为它是干线，而是因为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指望开春进攻米兰，眼下正在米兰周边过冬。如果沿科莫湖南下，就必须分散兵力，各个击破冬令营中的敌人。与其如此，不如下到维罗纳之后转而西指米兰，这样就可以从阿拉里克所在的敌人大本营背后发起进攻。而且，阿拉里克的根据地位于东面的巴尔干地区，从东面进攻还可以断其退路。

　　决战

　　一切按照斯提利科的设想在推进。2月还是冬天。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压根儿没有料到斯提利科敢于在冬季翻过阿尔卑斯山脉前来反击，他们失去了让妇女儿童躲避而由男人重新布阵的时间。米兰周边也没有妇女儿童避难的安全地方。米兰遭到了进攻，但未被占领。这样，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极有可能受到东面逼来的斯提利科和坚守米兰的守军两面夹击。

　　公元401—402年阿拉里克及北方蛮族入侵

　　阿拉里克决定逃跑。可是，北面阿尔卑斯山脉高耸壁立，阻断了去路，东面斯提利科步步紧逼。南面的热那亚也不能作为逃跑的去处。当时的热那亚只是一个小港，无法养活数万规模的蛮族。结果，阿拉里克认为只有西面可退，尽管同样也有阿尔卑斯山脉横亘面前。他决定先攻陷都灵，乘势翻过阿尔卑斯山脉，逃往高卢。

　　解除米兰的包围之后，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首先南下，直驱帕维亚，从那里取道向西，直指都灵。听着米兰居民摆脱困境的欢呼声在身后消失，拉着满载掠夺而来的财物的货车踏上了路途，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从此转为颓势。

　　斯提利科没有听到米兰满城响起的欢呼声。他和他的士兵们连米兰城都没进，就转而追击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去了。他们走了另一条路，也没有全军追击，而是分成多股队伍分头追击。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携妇将雏，拉着货车，不可能全员统一行动。

　　就像渔网广撒慢收，渐渐地把海里的鱼儿拢到一处一样，必须通过各部队的追击把西哥特人收拢起来。以劣势兵力打击数量占优势的敌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分散的敌人集中到一处一举歼灭。阿拉里克中了斯提利科这一计。他们本来应该向西直取都灵，却在途中大大改变了方向，偏向了西南方向。

　　波伦佐，今天不过是一个村落，人们只知道那里有19世纪意大利君王狩猎用的别墅。罗马时代，这里被称做波勒提亚，是一个手工业繁荣的小城市。直到今天，这个连地图上都不标的地方还残存着罗马时代的水道桥、神殿等遗迹，与小村庄极不相称。斯提利科与阿拉里克决战的战场就在这波勒提亚附近的平原上。

　　公元402年4月6日，在波勒提亚的原野上两军对阵。西哥特人方面把女人、孩子和货车撤到后方，男人们在阿拉里克的指挥下准备战斗。斯提利科方面则采取了传统的罗马式布阵形式，步兵在中间，骑兵布在两翼。

　　不过，能看到两军全貌的人大概会说，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军比斯提利科率领的罗马军队更像罗马军。斯提利科军的左翼是刚刚成为“同盟者”的奄蔡骑兵团，正半裸着身体待命，远远一望便知是日耳曼人。而敌方西哥特军却是用从罗马帝国军用仓库中拿出来的武器和厚重的军服武装起来的。

　　没有人知道阿拉里克在哪里指挥战斗。但斯提利科在中军阵后，一如既往地身板挺直地催马扬鞭，英姿飒爽。

　　人们并不清楚战况进展的细节，可能是记录战况的诗人克劳狄安对此并不关心。好像是斯提利科方面的骑兵团先发制人，迅速从两翼开始行动的。西哥特人的士兵被追杀到狭窄的平地，背靠溪流，无法腾挪，遂致大败。崩溃，被追，被杀，连阿拉里克的妻子儿女也被俘虏，可见身处后方的士兵家属也并不安全。不过，阿拉里克和一半的军队还是成功地逃脱了。所以，这场战斗还不是斯提利科与阿拉里克的最后决战。

　　斯提利科追击向东逃窜的阿拉里克，战场移到了维罗纳。在维罗纳附近的战斗又是斯提利科获胜。西哥特人这次没能逃过彻底失败的命运。

　　但这次阿拉里克又成功逃脱了。不过，这次不像波勒提亚战役，既不是撤退，也不是退却，那状态只能是溃逃，只能逃回半年前刚刚离开的巴尔干地区。

　　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的确遭到了一时半会儿无法重振的打击，阿拉里克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成为意大利的威胁。

　　不仅是直接受害的意大利北部，意大利全境都因驱逐蛮族的喜悦而沸腾。不论是元老院议员还是老百姓，都松了一口气，沉浸在喜悦之中。这段时期再无人怀疑斯提利科会第二次故意放走阿拉里克。

　　抛弃高卢

　　多半人都因摆脱了蛮族的威胁而松了一口气，只有功臣斯提利科依旧清醒。他利用这个机会一个接一个地制定了平时人们并不欢迎的各项法律。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大帝施行君主专制以后，罗马人习惯了“敕令”的形式。但斯提利科却采用了元首制时代的立法程序，由立法机构元老院通过形成国法。在他看来，眼下有望获得人们支持，这正是通过不受欢迎的法律的好时机。

　　从公元402年秋天到403年秋天的一年中，斯提利科制定的法律大致可分成两类：首先是意大利的防御，其次是行省尤其是与意大利安全休戚相关的高卢南部的防御。这两类法律都是为了整顿完善防御体系。

　　最先制定的法律规定，征兵权完全交给意大利半岛的“长官”，其次承认长官的运作机构。法律还加强了对入伍后无故离队者的惩罚。后来法律中的罚则更为严厉，甚至规定开小差者被抓回后将当场处死。

　　这些法律在当时的情况下甚为需要，但遭到了社会上下的恶评。一百多年以来意大利半岛上就没有招过兵。本土男人被视为软弱，以可以耐受严酷条件和恶劣环境为理由，从高卢东部和巴尔干地区招募志愿兵已成常态。共和政体时代和元首制时代的罗马人如果知道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男人逃避兵役，一定会感到愤慨。不断发生老百姓自残以逃避兵役的情况。大农庄主不愿意交出自己农庄的警卫和农奴。公德心一旦丧失再想恢复，实在是件难事。

　　高卢与西班牙

　　人们不知道整顿完善高卢防御体系是在何时，根据的又是什么法律。也许到了末期，罗马帝国记载历史的热情也已衰退。且不说关于意大利的，就连行省的相关记载，量与质也都明显下降。今人还能知道的是，斯提利科将高卢全境罗马势力的根据地从过去的特里尔移到了阿尔勒。

　　特里尔过去是最重要的基地，它位于注入莱茵河的一条支流摩泽尔河的中游。不仅有摩泽尔河，还有3条大道从这里连接着罗马帝国的“防线”。这里被以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之名冠名为“奥古斯都特来佛里”。斯提利科放弃了这个基地，把根据地转移到了靠近地中海、罗马时代称为“阿瑞拉特”即今日的阿尔勒地方。从现在来说，就是把在高卢的根据地从德国西端移到了法国南端。这足以使我们想象到斯提利科设想的高卢防线是怎么回事了。

　　这意味着斯提利科放弃了罗马人长期以来称为“长发高卢”的高卢中部和北部。公元前1世纪尤里乌斯·恺撒征服的高卢在四百五十年后被抛弃了。放弃“长发高卢”意味着放弃了高卢防御不可或缺的、值得驻扎3个军团的不列颠地区。那他为什么留下了高卢南部呢？

　　今法国南部被统称为普罗旺斯，在罗马人的语言拉丁语中为“provincia”（普罗文西亚），是行省的意思，只不过法语念成普罗旺斯。公元前3世纪末，罗马在与迦太基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战胜汉尼拔后，使这里成为行省。自推行元首制前的一个世纪开始，罗马道路网已自本土意大利向外大大扩张。横跨法国南部的道路在元首制前一百年就已铺就，是连接意大利与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获得的西班牙之间的通道。高卢北部和中部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被恺撒纳为行省，而高卢南部则在此一百五十年前即已成为行省。

　　所以，普罗文西亚对罗马人而言不单纯是行省，它已与罗马融为一体。“长发高卢”和不列颠出身的人没人登上过罗马帝国的皇位，法国南部却有这样的人。如五贤帝中的安敦尼·庇护。图拉真皇帝和哈德良皇帝虽然出身于西班牙，但有着殖民者罗马公民的血统。与他们不同，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皇帝之一安敦尼·庇护是被罗马征服的部族的后裔。元首制时代，像他这样罗马化的高卢人在帝国高级官员中比比皆是。

　　古代的普罗旺斯并非像我们这些后人想象的那样是法国的一部分。对古代罗马人而言，法国南部、西班牙和北非比法国北部、中部和英国更为亲近。我们不应忘记，不管是共和时代还是元首制时代，罗马都是一个地中海帝国。

　　斯提利科虽然身为日耳曼族系的蛮族汪达尔人，但在这点上看，他也还是罗马人。舍弃不列颠和“长发高卢”而留下普罗文西亚，对他来说无疑是自然的选择。

　　然而，这次他又遭到恶评。对居住在意大利半岛的老百姓来说，阿尔卑斯山脉对面的高卢很遥远。他们对此没有像严厉的征兵制那样的切肤之感，因而并未引起什么反对。但是，斯提利科没能蒙住元老院议员。他们看清了把在高卢的罗马势力根据地从特里尔移到阿尔勒的真实意图。斯提利科当然没有公开说过一句要放弃高卢中部和北部的话，也没有撤回驻扎在不列颠的军团。但仅凭把根据地从莱茵河中游迁至地中海这一点，就足以看透斯提利科的本意。

　　在“元老院阶级”这个词所包括的、地位财力上都属于罗马社会上层的人中间，开始萌生反斯提利科的倾向。他们对强使自己把自家大农庄里的警卫和农奴送去服兵役的斯提利科感到窝火。“长发高卢”事实上的放弃，让这些人感到自己祖先辛苦得来的荣耀被糟蹋，从而心生愤懑。何况做这事的居然是蛮族出身的人，这更使他们怒火中烧。

　　这种感情带有怀古情调，而正视严酷现实，要有勇气与过去一刀两断。但如此去说服他们，只怕是白搭。公元5世纪的上层罗马人也懂得这个“理”。但是，在国家瓦解过程中，强烈支配人们心灵的，与其说是“理”，不如说是“情”。

　　斯提利科也知道社会上下开始对他起了反感。他试图通过举行久违的凯旋仪式去化解这种反感。

　　举行凯旋仪式也师出有名，那就是两年前的胜仗。斯提利科在波勒提亚和维罗纳两度打败阿拉里克率领的进犯意大利北部的西哥特人，使阿拉里克狼狈逃回巴尔干地区。如果目的是与民同庆，凯旋仪式就应该在胜利的公元402年当年的秋天举行。斯提利科在公元404年秋天举行凯旋仪式是要拿庆祝胜利做幌子，其真实意图在于消解反对自己的呼声。

　　凯旋仪式

　　进入帝政时代以来，在首都罗马举行的凯旋仪式上，主角都是皇帝，即使胜利功臣另有人在。皇帝毕竟是罗马全军的最高统帅。公元404年秋天举行的凯旋仪式上，坐在侍者驾驭的双驾战车上接受群众夹道欢呼的也是皇帝霍诺里乌斯。

　　凯旋仪式是罗马特有的祭典，与罗马人的传统深深地结合在一起。在基督教来看，其异教色彩过于强烈。凯旋仪式原本就与基督教国家相矛盾，民众也会因凯旋仪式而狂热。所以，罗马变身为基督教国家后虽然还保留着凯旋仪式，但色彩已与从前不同。

　　首先，由凯旋将军驾驭4匹白马的形式完全消失了。马匹好像仍为白色，但已由4匹改为2匹，这2匹马也由侍者驾驭，这已成了惯例。

　　其次，凯旋将军用红色颜料涂面的做法也消失了。把脸抹红在罗马是神的表示。这样做的意思是，凯旋将军因打败敌人保卫了大家的安全，因为这样的功绩可以在凯旋仪式这天当一天的“神”。然而，基督教是一神教，不允许唯一的神以外还有其他神的存在，哪怕只是一天。不过，因废止了“一日之神”，也就没有奴隶像以前那样站在接受民众欢呼的凯旋将军身后不断轻声重复“肉身当死，不可忘却”的情况了。即使一日为“神”，也不可忘记自己是“人”身，这种巧妙的平衡感正是基督教化以前罗马人的特质。可是罗马国家性质已变，不能再把这种平衡感视为必需。

　　作为胜利者象征的月桂树枝编的月桂冠也销声匿迹了。月桂冠曾经戴在希腊奥林匹亚竞技优胜者和罗马皇帝的头上而光耀过，从而被看做异教的象征。实际上，在成为基督教国家以后，罗马的钱币上再也看不到头戴月桂冠的皇帝雕像了。

　　公元404年秋天，在罗马举行的凯旋仪式就是这种极力排斥异教色彩的仪式。在队伍最后压阵的胜利者乘坐的双驾战车上，除了霍诺里乌斯皇帝，还有斯提利科。当然，在前面接受民众欢呼的是霍诺里乌斯皇帝。可是，不论军装多么华丽，19岁的霍诺里乌斯身材矮小，腿短肥胖，毫无表情的脸上根本看不到击败入侵蛮族的男人的霸气。

　　相反，紧挨在他身后的斯提利科40来岁，正值壮年，有着男人的镇定和力量。他比霍诺里乌斯高出一头，肌肉健硕，目光锐利，远比主角皇帝更能吸引人们的视线。民众也都知道，3年前霍诺里乌斯刚举办过成年礼，敌人袭来时即从米兰避难来到罗马，而前去迎敌的是斯提利科。元老院议员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两人一同站在凯旋将军用的双驾战车上与民同庆，游行似乎取得了成功。

　　之后斯提利科又进一步利用了这个大好机会，他让皇帝霍诺里乌斯出席元老院会议，请他说明元老院议员先前阻挠制定的那些法律的必要性。霍诺里乌斯年纪轻轻却无精打采。他念的演讲稿一定是斯提利科所写。通过皇帝的说服而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除以“国家公敌”宣言的形式宣布紧急状态的时期以外，大农庄主也有如下义务：如果不交出指定数量的农奴服兵役，则每个人头须支付25枚苏勒德斯金币。这样一来，斯提利科整编新军的财源便有了保证，身为大农庄主的元老院议员几乎都选择支付金币而不愿提供卫士和农奴。

　　迁都拉文纳

　　这个时期，斯提利科把皇帝的居所从米兰迁到了拉文纳。霍诺里乌斯不听劝解，坚决不愿意再回危险的米兰，他甚至不愿意继续住在罗马。斯提利科遵从了他的意思，迁都拉文纳。

　　罗马太大，居民都很开放，习惯于在熟人簇拥下生活的霍诺里乌斯不适应这里的环境。而拉文纳城市小，且位于波河河口，水路成网，屏障四周。流经拉文纳南边的卢比孔河在共和时代是本土意大利与意大利北部行省的分界线。当时意大利北部行省的总督官邸就在这个城市。进入帝政以后，拉文纳城市也得到扩建，有了两个港口，四百年前开始成为帝国的两大军港之一，另一个军港是意大利南部的米塞诺。

　　把皇宫安在拉文纳，还可以让胆小的霍诺里乌斯放心，遇到危险时也可以取海路逃跑。迁都拉文纳就这样实现了。顺便一提，拉文纳与罗马和维罗纳一样，从古到今城市的名称从未变过。

　　斯提利科至此并未完成重整意大利半岛防御体系的工作。没有充分取得罗马人从上到下的合作是其原因，但更大的原因是罗马帝国国力的衰微。

　　4世纪初，戴克里先皇帝行使强权，使罗马全军的兵力倍增，发展到了60万人。其后的百年之间兵员逐渐减少。据研究者的推测，到了5世纪初，兵力或已减少到三分之一以下。随着帝国接近末期，历史记录的质量下降，甚至已无法弄清“联军总司令”斯提利科所率将士的数量。不过，他恐怕一次也没有统率过10万人以上的军队，人数顶多也就一两万。可是，来犯的蛮族动辄超过10万人！

　　与西罗马帝国防御力量相比，东罗马帝国虽然兵力也在减少，但程度不像西罗马帝国那样严重。

　　这并不是说东罗马帝国国力强于西部，也不是说东罗马帝国的士兵比西部同辈更勇敢。在这个时代，东罗马帝国的敌人是大国波斯。波斯军渡过幼发拉底河向西进犯，并不是波斯活不下去的掠夺行为。波斯军队曾经进攻过罗马帝国的领土，但那是在七百年前败给亚历山大大帝之前，是七百年前梦想复兴大波斯帝国的军事行动。当时的波斯物产丰富，如果打败波斯军队，东罗马帝国的士兵就可以缴获丰盛的战利品。

　　另一方面，西罗马帝国士兵们打仗的对手是活不下去或被新来的蛮族驱赶而不得已入侵的蛮族。打败他们所能够缴获的战利品少得可怜。

　　这样的差别表现在东西罗马帝国志愿当兵的人数上和每个士兵的战斗意志上。这或许也是衰退期“国家”与“个人”的利害关系趋于不一致的现象之一。元首制时代的罗马帝国处于鼎盛期，尽管那时打仗的对手同样是蛮族，也不能指望战利品，但当时军队在使用严格标准筛选优秀士兵方面并不困难。

　　不过，全盛时期的帝国政府为此也是出过几招的：

　　第一，保证罗马社会的平均收入与中产阶级相当。这在收入不固定的时代实在是极富魅力。

　　第二，保障期满退役时的退役金。这在那一时代的其他国家也是做不到的。这使士兵在退役后开始第二人生时没有了后顾之忧，虽然有人想要耕地，而有人想要现金。皇帝奥古斯都为了保障这项财源，还新开征了前所未闻的遗产税。而且，对非直系亲属继承遗产课以5%的遗产税，让没有服兵役的公民也为保障国家安全作出贡献，这在培育公德心方面也发挥了作用。

　　这个待遇是给由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组成的罗马军队主力军团兵的。行省出身没有罗马公民权的辅助兵也能在25年期满退役时领到“退役金”——罗马公民权。行省居民只要为罗马帝国的防御作出了贡献，就有资格被授予与罗马公民同等的权利。这实在是一项出于罗马式思维的政策。授予医生、教师的公民权只限于一代人，而授予行省出身士兵的公民权却是世袭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子女不再是行省居民，而是在所有方面都与祖辈为罗马公民的人等同。

　　第三，尤里乌斯·恺撒开始的士兵退役后回归公民社会的政策也与此相当。我想正是因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绝妙配合，才使得罗马帝国充分发挥了作用。中央政府的最高领袖皇帝不是选举产生，但在“地方自治体”却盛行选举。就任“终身独裁官”的恺撒行使强权断然推行了多项改革，其中之一就是搞活地方议会。他确定了可当选议员的三种年龄资格：

　　一、未服过兵役者30岁以上；

　　二、服兵役当过军团兵者23岁以上；

　　三、服兵役当过骑兵或百人队队长者20岁以上。

　　在罗马，年满17岁方被视为成人，志愿兵也不接受更年轻的人。下一代皇帝奥古斯都时代形成了明确的制度，规定军团兵入伍后20年才能期满退役。这样一来，军团兵期满退役应该在37岁至40岁之间，士兵如果在23岁或20岁退役，原因只能是服兵役期间负伤或生病。尤里乌斯·恺撒作为最高司令官，没有忘记给因在战斗中负伤或在服兵役期间生病而不能享受期满退役待遇的士兵提供后续服务。

　　考虑到个体差异，公德心也好，战斗积极性也罢，都是不能量化的不确定因素。如果连这种不确定因素都想充分利用的话，保障军饷和退役金、回归社会等确定因素就更不可或缺了。人，大多是只有生活安心才会有干劲。只有这样，“国家”（res publica）与“个人”（privatus）的利害才会趋于一致。

　　然而，根据卡拉卡拉皇帝著名的“安托尼努斯敕令”，罗马在公元212年决定将罗马公民权授予除奴隶外的居住在帝国领土内的全体人民。乍看这实在是一条人道的法律，但使罗马公民权的魅力丧失殆尽。这使得只有为国出力才会被授予的“取得权”变成了什么都不做只要出生在帝国领土内就能得到的“既得权”，也使兵役期、军饷、退役金等都变得模糊而不明确。武官和文官的分离又使得服过兵役者转职地方议会也化为梦想。

　　纵令有可能，又有没有人愿意担任地方自治体的要职呢？从4世纪起，罗马帝国变成了与以前元首制不同的专制君主型帝国，变成了中央集权制国家。地方议会只是中央的征税机构，议员们不得不在完不成规定税额时去填补空额，因此无人愿意当议员。但根据职业世袭法，议员的儿子生来就被绑在议席上。处于这种状态，国家与个人的利害也自然不相一致了。

　　可能有人会提出反驳，认为给士兵的种种优厚待遇是尤里乌斯·恺撒和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确立的，又被后来的皇帝所承袭，成为罗马帝国的基本政策，原因在于罗马是军事国家。我想对持这种观点的人说：在现代，文官控制国家已成金科玉律，但若从现代的情况出发去评判古代，就容易妨碍我们对古代的真正理解。

　　对出身于希腊城邦的公民而言，他的义务是抵御外敌，保卫自己的国家。尽此义务所获得的权利是参与国家政治。所以古代希腊城邦的公民们都是自己持剑冲向敌人的，如哲学家苏格拉底、政治家伯里克利、悲剧作家索夫克勒斯、作家色诺芬、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罗马也是城邦。“公民”（civis）的义务是保卫国家，通过选举参与国政是他们的权利，这一点与希腊毫无二致。强调这种类似性，历史上才会有“希腊罗马时代”的称呼。这就是说，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罗马，“公民”最重要的义务是保卫“国家”。罗马在公元前1世纪出于救济失业者的需要推行了志愿兵制，但在那以前一直实行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度。即使在推行志愿兵制以后，是否服过兵役也是担任国家要职的必要条件，对此没有谁会提出异议。在共和时代罗马重要人物中，我们只能找到哲学家、律师并且曾当过执政官的西塞罗未被确认有过从军经验。皇帝们也几乎都有从军经验。交叉获得行省军事经历和本土文官经历是成为罗马国家精英的途径。

　　在罗马，文官与武官长期不分，无法产生文官主持军事这种概念。正因为文武的合二而一，发展出文武兼备的人才，产生了有利于罗马国家整体利益的结果。

　　进入4世纪以后，这种状况发生变化，禁止元老院议员干预军事的相关法律成为国策。后来文官与武官完全分离，但二者的质量并没有得到提高。看看后来两者的实际成绩，认为其质量不升反降也许更加妥当。由于纵向的分割，人们得不到只有经历不同领域才能得到的刺激。即使军队总兵力增加到元首制时代的两倍，长期效果自然也要与期待相去甚远。4世纪初叶，罗马军队总兵力虽然从以前的30万人增加到60万人，但靠国家财政维持越来越难，兵力也逐渐减少，再次陷入北方蛮族随意入侵的境地。我认为，卡拉卡拉皇帝3世纪初叶实施的将罗马公民权变为既得权的政策和4世纪初叶强行推行的文官与武官的完全分离政策，是导致罗马军事实力衰退的两大要因。

　　经历了这样的200年，罗马迎来了5世纪。在斯提利科承担防御全责的5世纪初叶，这种倾向经过200年已逐渐稳定，不可能再回头了。我不禁在想，如果元首制时代的领袖们看到现在的罗马帝国，一定会同情以一人之躯肩负起帝国的斯提利科。

　　公元404年秋天举行凯旋仪式后的小康状态只持续了一年。翌年，即公元405年即将入冬时，传来了蛮族大规模入侵的消息。这消息震惊了整个意大利。皇帝霍诺里乌斯已年满20岁，却不愿意走出拉文纳一步。斯提利科只得再次一个人替他扛起意大利防御的重任。

　　巨浪袭来

　　公元260年，当时的皇帝被波斯国王俘虏。在这个前所未闻的不幸事件中，罗马放弃了在保障帝国安全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作用的“日耳曼长城”，后来也未能恢复。第二代皇帝提比略早已注意到这座长城的重要性，大体搭建了框架。图密善皇帝围起了真正的墙壁。通过图拉真、哈德良、马可·奥勒留等五贤帝时代皇帝们的努力，日耳曼长城成为铜墙铁壁。付出如此之努力自有其道理。北去的莱茵河和东去的多瑙河，都发源于此。注入这两条大河的支流为数众多，如罗马时代称之为尼克尔的内卡河等。这一带西南部的“黑森林”被罗马人称为“未开垦的森林”（silva），即使罗马人修通了罗马式的石板大道，这里的森林依然遮天蔽日，白昼阴森。

　　这里被罗马人称为“阿格里·戴可美特”（agri decumates），受到莱茵河和多瑙河两河上游的两面包夹，又地处山区，难以防御。拉丁语“阿格里·戴可美特”，直译是“什一税耕地”，意思是罗马帝国承认居住在这一带的日耳曼人为行省居民，他们的安全由帝国保障，相应地，他们要向帝国缴纳收益的十分之一。罗马人承认他们的居住权，与他们缔结同盟协议，为他们去打仗，为此他们要向帝国支付佣兵费用。这是4世纪以后罗马帝国与北方蛮族力量对比的体现。与此相比，罗马鼎盛时期的元首制时代，帝国与蛮族力量的悬殊让人印象深刻。不过，这也是罗马人借以击退近逼两河上游、山岳地带及黑森林地区之敌的日耳曼长城早于150年前即已消失的结果。

　　罗马放弃这一带以后，入侵的蛮族蜂拥而至。这个事实证明了日耳曼长城曾经发挥的重要作用。公元405年秋的蛮族入侵不过是其中一例，但这次入侵的人数之多史无前例。

　　这次蛮族入侵帝国境内的原因也是被匈奴人所驱赶。这是4世纪后半叶到5世纪前半叶蛮族入侵的特点。站在入侵者的立场上看，他们是“难民”。匈奴人当初从遥远的亚细亚向西进犯，首先赶走居住在多瑙河下游北侧的蛮族，接着转移到中游地区故伎重演。到了5世纪初叶，匈奴打到了多瑙河上游。亚细亚系蛮族凶猛至极，日耳曼系蛮族亦不能敌。老的蛮族经常被这个新来的匈奴人驱赶出去。匈奴人凶猛剽悍，所向披靡，名震遐迩。

　　“什一税耕地”听上去只是一个讽刺。这里为罗马帝国的势力所不及，蛮族被赶出去后，蜂拥进入位于莱茵河南边的行省雷蒂亚。他们并不是预谋入侵并在部族长统率下有组织的集团。东哥特人君王拉达盖苏斯是他们的领袖。但这时拉达盖苏斯也只是入侵而来的日耳曼系各部族联盟的代表。公元405年秋天，涌入西罗马帝国境内的除了拉达盖苏斯属下的东哥特人，还有苏维汇人、奄蔡人、勃艮第人等。他们都属日耳曼系，都是因匈奴人入侵而失去家园，不想被杀也不想当奴隶，逃亡是他们的共同目的。

　　从莱茵河到多瑙河

　　尽管同为日耳曼系蛮族，他们与被天主教打成异端的阿里乌斯派基督教徒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有所不同。拉达盖苏斯率领的“东哥特人”是异教徒。与东哥特人共同行动的苏维汇、奄蔡、勃艮第各部族也和东哥特一样，信奉日耳曼民族的传统诸神，相信森林是日耳曼之母，都生活在罗马文明圈之外。罗马人也称这些人为“蛮族”。这次他们涌来的人数，包括妇女孩子在内，有40万人之众。

　　完成后的日耳曼长城（引自“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反观迎战的罗马方面，如果瓦格纳生活在当时，也许他的感觉会像是在聆听雄壮而充满野性的乐曲。多说一句，瓦格纳的代表作《尼布隆根的指环》由《莱茵的黄金》、《女武神》、《齐格菲》和《诸神的黄昏》四部曲组成，其中的人物就是在罗马帝国末期一再入侵罗马的蛮族勃艮第人。德意志西部和南部古代时属于罗马帝国，瓦格纳的出生地莱比锡诞生于中世纪，位于日耳曼纵深处。罗马帝国曾想征服日耳曼，而后又放弃了这一想法。顺便一提，按照日耳曼与罗马这样的古代分类法，生于萨尔茨堡的莫扎特和生于波恩的贝多芬都属于罗马一方。瓦格纳的音乐让人产生日耳曼式的感觉，我想，也是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背景。

　　如果伴着瓦格纳的乐曲行进，入侵罗马帝国的日耳曼民族一定会雄壮整齐。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人和家畜数量庞大，哪有什么队列，既无纪律，也不知目的地何在，只是一个劲地南下。

　　南下沿途所经之地，生灵涂炭。蛮族并非前来挑战，只是潮水般地涌来，抢夺劫掠，杀死反抗者，再一路走下去。所到之处宛如大片蝗虫过境。

　　迎战

　　这次来犯之敌在各个方面都出乎斯提利科的意料。在罗马军队中从过军的蛮族族长已经越来越多，但拉达盖苏斯并不在其中。他从未与罗马军交过手，罗马方面无从预测他在战场上的打法。罗马人甚至还不知道人数庞大的蛮族目标何在，也根本不清楚他们的路线。起初似乎他们去往高卢方向，直到406年春天，拉达盖苏斯和他那40万人马翻过阿尔卑斯山脉出现在北意大利，罗马人才知道意大利是其矛头所向。

　　斯提利科要迎战的就是这样完全不知底细的敌人。对他而言，集结士兵是最切实的课题。他于公元405年冬收到拉达盖苏斯率领日耳曼各部族从多瑙河上游入侵而来的报告。当时，他已向西罗马帝国所有行省发出命令，要求集结士兵。然而，没有一个行省集结兵力，应召前来。这不是因为行省要抛弃本土意大利。没有送兵的理由有二：其一，不列颠、高卢、西班牙、北非都忙于自身防御而派不出兵；其二，即使派兵，士兵在去意大利途中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我确信只有“和平”才是终极的基础建设。“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终结，影响了帝国抵御外敌、防御国内之敌及维护治安的功能。响应斯提利科的号召来到意大利的，只有高卢作为“同盟”在罗马一方从军的蛮族士兵，其中有原阿拉里克的部下萨罗率领的西哥特人的一支队伍和乌尔丁指挥的一支匈奴人队伍。

　　更为糟糕的是，在意大利半岛内的征兵也因大农庄主的消极抵抗而毫无进展。公元406年5月，斯提利科终于采取了罗马帝国史无前例的强硬手段，通过了可以征召奴隶的法律。这一时期的法律并不是国法，国法需要大农庄主占大多数的元老院通过。法律似乎是敕令，只要皇帝下令就能立刻生效。这就是临时措施法。不过，大敌当前，迅速应对高于一切。

　　给奴隶志愿兵的报酬是战斗结束后解除奴隶身份，并发给两枚苏勒德斯金币。既有奴隶，就该有主人，但给奴隶的主人什么报偿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公元406年入夏以后，斯提利科总算有3万人的军队可以调遣了。

　　罗马帝国的实战能力

　　如果把元首制时代的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那时常驻西部的兵力是10个军团6万人的主力（军团兵拥有罗马公民权）和与之数量相当的辅助兵力（行省士兵），共计12万人。这个数字经过3世纪的危机，到4世纪初叶增长了一倍，增员到25万人。4世纪上半叶的罗马帝国能够避免大规模的蛮族入侵，更多依靠的就是这种坚定的兵力倍增政策。可是，军事上的坚定政策不能不压迫到国家财政，到了4世纪后半叶，弊害便渐渐显现出来，造成了在此期间罗马帝国的防御力量不断衰退，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国力都已不敷供给。

　　西罗马帝国的联军总司令甚至把手伸向了奴隶，才征召到3万人的兵力，这真令人惊愕。元首制时代的皇帝之下有10名司令官、军团长，3万人只相当于其中一位率领的作战单位的人数。

　　优秀的司令官会思考尽可能减少手下士兵牺牲的战术，但他也知道不可能没有牺牲。不论是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或尤里乌斯·恺撒，他们都取得了战争的完胜，但也有自己的士兵牺牲在战场上，尽管数量较少。然而，公元406年的斯提利科却连这点牺牲都不允许有了，他没有任何补充的途径。斯提利科还面临一个不利的情况，把手伸向征召而来的3万奴隶，没时间经过充分训练就得面对敌人。

　　在这种状态下，留给总司令的就只有一条路。不允许损失士兵，就不能积小胜而后决战。这样，就只有待敌人集中一处时一举决战这一条战略了。

　　46岁的斯提利科在等待这个“时机”。为此，他眼睁睁地看着拉达盖苏斯和他身后的40万人像大片蝗虫过境一般把意大利北部啃食一空。

　　菲耶索莱之战

　　6月，拉达盖苏斯和他的40万人抛下了吸干榨净的意大利北部，转向意大利中部。如果他们的目标是罗马，经埃米利亚大道到达里米尼，再从那里经弗拉米尼亚大道去罗马是最快最容易的路径。但拉达盖苏斯以前没有接触过罗马帝国，也许并不很了解首都罗马的富庶和走罗马式大道的便捷。他们就像墨汁滴在纸上扩散一样从意大利北部逐渐渗到意大利中部。而且，在进入意大利中部后刚遇到第一个城市，就陷入了佛罗伦萨攻防战。他们刚刚翻过亚平宁山脉而来，粮草怕也已告罄。

　　罗马时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大图）及罗马时代的佛罗伦萨和菲耶索莱（小图）

　　古罗马时代，佛罗伦萨称为佛罗伦提亚（Florentia），是罗马人在起源于亚平宁山脉而注入第勒尼安海的阿诺河北岸建起的城市。此前居住在此地的是伊特鲁里亚民族。伊特鲁里亚人生性喜在不太高的山丘上建城，他们选择的居住地就是菲耶索莱山丘，这座山丘现在盖满了别墅。征服并同化了伊特鲁里亚人的罗马人喜欢在平地上建城。沿阿诺河而建的佛罗伦萨起源于罗马时代。公元前1世纪，苏拉首先把这里选做手下兵士退役后的落脚点。可是，这位勇将的前下属非但没有落下脚，反而因参与“喀提林阴谋”而全军覆没。后来尤里乌斯·恺撒让自己手下的退役兵士到这个眼看就要成为无人之城的地方定居。据说从这时起，“花都”之意的佛罗伦提亚就成了这个城市的名字。后来以“文艺复兴之都”驰名的佛罗伦萨，其实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已存在。卡萨亚大道（Via Cassia）现在是国道2号线，至今仍发挥着作用，这条大道连接着首都罗马和佛罗伦萨。

　　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扩展到了阿诺河南侧。但在罗马时代，佛罗伦萨只在河的北侧，是夹在阿诺河河岸和“圣母百花圣殿”之间的一个四边形地方。现在出了市区直接走上缓坡就能到达菲耶索莱山丘。可是在罗马时代，佛罗伦萨与菲耶索莱相距甚远，其间广阔的平原都是耕地。两者之间的距离在古代比在文艺复兴时代要遥远得多。拉达盖苏斯率领40万人翻过亚平宁山脉之后，开始进攻佛罗伦萨，这片广阔的耕地就成了他们的“野营地”。

　　斯提利科放出了侦察兵，他知道“时机”已到。他的军营在北意大利的帕维亚，他一边瞄着拉达盖苏斯的动向，一边保持着距离，将3万人部队选择别的大道，从意大利北部插到了意大利中部。他们知道，敌人终于为进攻佛罗伦萨而集结在了佛罗伦萨与菲耶索莱之间的这块平原。

　　斯提利科来到菲耶索莱背后，先与全力以赴进行防御的佛罗伦萨取得了联系。蛮族原本不善于进攻围着城墙的城市。佛罗伦萨又面对阿诺河，蛮族的包围也是漏洞百出，与市内取得联系并非难事。

　　斯提利科向佛罗伦萨的居民要求提供食物和人手。“食物”是供给他带来的3万名兵士，“人手”是用于他构思的土木工程。佛罗伦萨的居民意识到靠自己的力量无望抵御蛮族，所以高兴地响应了斯提利科的要求。菲耶索莱居民的食物已经被蛮族抢劫一空，只剩下了一条命，但他们仍然高兴地响应了提供人手的要求。这样，用栅栏和壕沟把佛罗伦萨与菲耶索莱之间的开阔地全部围起，把蛮族赶进去，宏伟的战略态势便告形成。

　　当然，罗马人经常需要派兵击退那些看到这个工事而来进攻的蛮族，但因此损失的士兵数量与和10倍之敌正面作战的损失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对那些看到了工事而逃跑的蛮族也不用派兵拦截。人看到危险就会朝自己人所在的方向逃去。用栅栏和壕沟包围敌人，断绝其供水与食物的战斗，就在这盛夏的骄阳之下同时进行。

　　佛罗伦萨四周被丘陵包围，夏天不仅炎热，湿度也大。它位于罗马北面，但夏天比罗马炎热，冬天比罗马寒冷。佛罗伦萨与菲耶索莱之间的平原是典型的盆地，夏季尤其闷热，到了8月实在无法忍受。住在平原的佛罗伦萨人在周边丘陵地带建有别墅，也是为了躲避夏天的这份炎热。在盛夏的阳光下，这40万人已经断水绝粮，宛如被赶进围栏里的羊群，不断有人倒下、死去。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将近一个月，斯提利科并不着急。那些刚从高卢过来成为他属下却并不了解意大利的蛮族士兵，那些一下从奴隶变成士兵的各族人等，没有一个人随意行动，简直就像斯提利科从小培养并在他手下作战多年的士兵，完全膺服于这位汪达尔人出身的罗马武将，这情形令人不可思议。

　　即使坐视对手因饥渴而倒毙，40万众也不知何时才能死完。于是8月过半，斯提利科把西侧包围圈撕开一角，故意让还能移动的蛮族朝阿诺河方向逃跑，然后派兵从背后压向疯狂求水冲向阿诺河的蛮族。这个计谋逼使饥渴的蛮族人不是倒在剑下，就是被水淹死。

　　然而，这个暑天断水断食的战役只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假设：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不可能置20万人于死地，这并没有任何现场记录做根据。一直崇拜斯提利科、相当忠实地记录这位蛮族出身武将言行的克劳狄安，从两年前开始就什么也不写了。这位比斯提利科年长几岁出身于埃及的诗人，在公元404年以后退出了历史舞台，无人知晓他是亡故还是患病回乡。后来成为圣人的奥古斯丁曾经提到过以“菲耶索莱战役”之名著称的这场战役。他当时在北非做主教，通过传闻知道了发生在意大利中部的这场战役。

　　由此可见，这场“菲耶索莱战役”虽然没有丰富的史料记载，但显然是历史事实。

　　8月23日，栅栏壕沟的围歼战开始尚不到两个月，战役就以生者投降而告结束。活下来的人数不详。不过，有人说沿阿诺河到比萨，有10万人逃往法国南部。当初率领40万人入侵意大利的拉达盖苏斯在逃亡途中被捕，押解到斯提利科面前被迅即斩首。投降的人当中年轻力壮的1.2万人被编入了斯提利科率领的罗马军队。除此之外的所有人均被出卖为奴。由于数量过多，奴隶价格下跌，据说3个月前还是奴隶的士兵有生以来第一次买得起奴隶了。

　　从公元405年到406年，蹂躏意大利半岛北半部、使首都罗马颤抖的拉达盖苏斯及40万蛮族，在夏日的太阳下来到菲耶索莱丘陵之麓便似蒸发了一般，踪影全无。

　　这是斯提利科的完美胜利。等待战机一举定乾坤，这个做法让人想起四百五十年前尤里乌斯·恺撒的“阿莱夏攻防战”。元老院得知“阿莱夏攻防战”的胜利，登上卡匹托尔的山冈，感谢以朱庇特为首的诸神。而在四百五十年后的罗马，长久以来一直保佑罗马人的诸神已然成为邪神。但是，如此巨大的欣喜怎么能不向谁表示感谢呢？这是人之常情。于是，公元5世纪初叶的善男信女们倾巢出动，来到圣彼得大教堂和圣乔万尼大教堂，把感谢奉献给了基督教之神。北非教区得知胜利消息后，圣奥古斯丁也说，这是神的恩宠创造的奇迹。

　　然而，意大利的人心完全没有因此倒向斯提利科一边。由于禁止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在罗马元老院议员中，不少人表面上装做基督教徒，内心却依旧对罗马传统诸神感到亲近。但这些“隐性异教徒”倒也并未在自己家里偷偷地感谢诸神。有句谚语叫“好了伤疤忘了疼”，他们早忘记了整整半年的恐惧。同样忘记恐惧的还有21岁的皇帝霍诺里乌斯，他身兼执政官却不知道身先士卒、冲向敌人是执政官之责任。这帮人不但忘却了刚刚过去的恐惧，甚至开始责难斯提利科。他们以斯提利科让10万蛮族逃往高卢为口实，谴责他靠牺牲高卢来解救意大利。

　　只有46岁的斯提利科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也没有因这些非难而动摇。他虽然成功地捕捉到战机，一举获胜，但这一胜利毕竟不似恺撒那样，是在远离意大利的敌土之上取得，而是在蛮族入侵深入意大利半岛之后才取得的。他深知二者之间的不同。这还不能说作为与皇帝霍诺里乌斯共同担任的执政官，自己已完成了职责。现在已不可能完全阻止蛮族对罗马帝国西部的侵犯，但至少得阻止蛮族对本土意大利半岛的入侵。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忘记与意大利接壤的高卢的防卫，尤其是高卢南部的防卫。这个想法逐渐占据了斯提利科的大脑。对高卢的担心在菲耶索莱战役胜利之后不到4个月即成现实。

　　高卢的现实

　　公元406年12月，日耳曼系蛮族再次群起渡过莱茵河涌入高卢。这次也是由汪达尔、苏维汇、奄蔡、萨尔马提亚等各部族遭到匈奴人驱赶，大队人马侵入罗马境内。这与一年前拉达盖苏斯的情形相似。由于莱茵河下游已被法兰克人占领，为回避与同为日耳曼系蛮族但更为强大的法兰克人正面冲突，他们选择在莱茵河中游渡河。

　　15万被匈奴人驱赶无家可归的大群难民手执武器奔袭而来。过去的军团基地现在已无力防御，连像样的抵抗都没有就一个接一个地陷落了。这次的蛮族集团由各部族组成，其中强大的部族有4个，但没有像拉达盖苏斯那样的统帅。

　　莱茵河畔的美因茨陷落了，特里尔被占领了，敌人转眼逼近兰斯。兰斯陷落后的下一个目标是巴黎，随后是奥尔良。图尔、普瓦捷被攻占后，轮到了波尔多。蛮族的先头队伍已经到达图卢兹，比利牛斯山脉挡住了去路，他们这才停下脚来。蛮族如同狂暴的飓风从东北向西南横扫高卢全境，给高卢造成了重大损失。与飓风所不同的是，横扫之后蛮族并未离开，而是到处落脚。这个时代，蛮族来犯已经不是抢劫之后再回到莱茵河对岸，而是就地盘踞。给高卢居民造成灾难的还不仅是北方蛮族。

　　5世纪初叶的高卢

　　自元首制时代起，罗马就在不列颠长期驻有3个军团。随着时代的推移驻军逐渐减少，进入5世纪时已只能勉强维持一半的兵力。这一半的兵力北边要抵御越过哈德良长城入侵的斯科特人，东边要面对渡过北海入侵的盎格鲁和撒克逊蛮族。4世纪末，罗马帝国东西分治之后也没有正式放弃不列颠，但事实上，来自帝国的关照几乎让驻扎在那里的士兵感到自己已被皇帝遗忘。帝国已经腾不出手照料位于边境的不列颠了。

　　思想上感到被遗忘，军饷也经常停发，敌人却一刻不停地袭来。驻扎在不列颠的罗马军队中有人号召“到高卢去”。此人不过一介兵士，却能言善辩，士兵们拥他为皇帝，似乎是在向遗忘了自己的皇帝泄愤。这人被拥立为皇帝之后改名与君士坦丁大帝同名，号称君士坦丁三世。在他的率领下，驻扎在不列颠的罗马士兵全体渡过多佛尔海峡，攻占了高卢。

　　君士坦丁三世

　　高卢居民从东北到西南遭到蛮族蹂躏，家园也遭侵占，正处绝望之时。他们像大旱之望云霓一般地迎接君士坦丁和他的不列颠士兵。擅自称帝的君士坦丁是篡皇位之贼人，但人们已顾不上这些了。

　　5世纪初叶，高卢的情况不可能用图准确地表示。日耳曼系各部族渡过莱茵河到达这里，他们所盘踞的地带从东北到西南呈带状延伸。君士坦丁及其士兵渡过多佛尔海峡从不列颠来到这里，一边击溃遭遇到的蛮族，一边向东南挺进。拉达盖苏斯残部也逃进了高卢南部。如此混战状态，图示只能表示概貌。高卢唯一安静的地方是已有法兰克人定居的北部。斯提利科认为，意大利半岛防御的必要条件是高卢南部的防御。但这种想法既不现实，也无法一蹴而就。这就是公元407年的高卢现状。

　　然而，对支撑霍诺里乌斯皇帝的斯提利科而言，危险与其说是盘踞在高卢的北方蛮族，不如说是僭称皇帝的君士坦丁。

　　第一，既然霍诺里乌斯是皇帝，那么另一个皇帝就是皇位篡夺者，不可对此人置之不管。

　　第二，这个皇位篡夺者得到了高卢人的支持，所以隐含着高卢全境从西罗马帝国分离出去的危险。

　　第三，从西北向东南进攻高卢的君士坦丁决定以维埃纳为根据地。维埃纳位于里昂稍南，从那里沿罗讷河的大道南下，可以直插斯提利科确定的罗马军队在高卢的根据地阿尔勒，取道向东则可翻过阿尔卑斯山脉到达意大利。

　　公元407年秋，斯提利科要求元老院宣布皇位篡夺者君士坦丁为“国家公敌”。罗马元老院议员也反对两皇并立，这点得以顺利通过。紧接着，斯提利科让在手下参加过菲耶索莱战役的萨罗率领一队人马翻越阿尔卑斯山脉，进入高卢。萨罗出身于哥特人，英勇善战，击毙了两个号称君士坦丁左右手的将军。萨罗未能攻陷维埃纳，再次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回到了意大利。尽管如此，他让君士坦丁领悟到觊觎意大利绝无好下场。

　　然而，高卢的现状并未得到改善。斯提利科手下包括蛮族和奴隶出身的人在内也只有3万人。靠这样的战斗力能不能完成意大利半岛的防御尚且是个疑问，根本没有余力再出兵高卢。

　　蛮族、奴隶在当时罗马社会均是虎狼之辈，他们在菲耶索莱战役之后仍能留在斯提利科麾下，这点非常不可思议。同时代人从下面的情形中找到了原因，这些同时代人大半在后来都反对斯提利科的政略。连反对派也赞赏，这原因也许就更可相信。

　　这个原因就是，斯提利科在任何事情上都非常公正。他对部下要求严格，不论是罗马公民、蛮族出身，还是原来的奴隶，完全一视同仁。他奖罚分明，不仅是获得赏罚的当事人，连没有受到奖惩的人也都心悦诚服。他虽然是西罗马帝国实际上的最高当权者，却没有一次中饱私囊的行为。

　　皇帝及其身边的人模仿东方专制君主一味奢华，高级官僚们滥用职权聚敛财富，就连基督教的主教都过着奢侈的生活，心存良知的人们为之侧目。在这样的时代，人们称颂斯提利科的清白廉洁，连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美德。他给部下分配战利品不仅宽松，甚至不会忘记考虑每一个士兵的情况。他对士兵们的伙食比对自己的更加上心。也许，斯提利科这种一贯的作风吸引了前来投奔的无亲无故的蛮族和原奴隶出身的士兵们。总之，斯提利科是能得到属下将士全部信赖和忠诚的将军。然而，仅有3万人，能做的事情毕竟有限。

　　以毒攻毒

　　根据史学家吉本的说法，斯提利科与西哥特人君王阿拉里克的秘密交涉从公元404年就已开始。果若如此，时间应该是第二次打败阿拉里克在罗马举行凯旋仪式之后不久。

　　那年夏天，斯提利科与阿拉里克以意大利北部为舞台展开战斗。在战斗中，阿拉里克的妻儿被俘。敌将的妻儿在凯旋仪式上是不能缺少的角色，否则民众不答应。一直期盼的示众节目不能因此而减少。俘虏在罗马人的凯旋仪式上示众之后一般不会被杀。只有被视为极危险的人物、被认为活着将对罗马造成严重危险的人才会被杀。敌将的妻儿不是敌将，并不在此列。

　　说不定在凯旋仪式结束之后，斯提利科就指示将阿拉里克的妻儿秘密地送还给他。败给斯提利科逃回来的阿拉里克藏身于亚得里亚海对岸达尔马提亚的某处，离意大利是一昼夜的海路距离。狂热的凯旋仪式之后不久，斯提利科便冒险做了如此举动。阿拉里克对落入敌手的妻儿已经绝望，又忽然重逢，他的心情也许起了变化。无条件放还妻儿，开启了极端秘密的交涉。

　　假设斯提利科与阿拉里克的接触从公元404年即已开始，那么公开这一交涉就花了4年的时间。大概斯提利科并不急于求成。在此期间，斯提利科致力于强化防御体系，采取等待时机的策略，一举击败了拉达盖苏斯的40万蛮族入侵。斯提利科的立场也不断强硬起来。在自己力量不断增强的时期不急于妥协，这是铁定的法则。但这也有到顶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就是公元407年到408年这段时期吗？

　　而阿拉里克方面想要与斯提利科在平等立场上交涉，4年是绝对需要的。阿拉里克两次与斯提利科对决都被彻底打败，只得仓皇逃回伊利里亚。收拾残兵，东山再起，4年时间并不嫌多。

　　为什么斯提利科选择的交涉对手是西哥特人的阿拉里克，而不是其他北方蛮族的族长呢？法兰克人反复从莱茵河下游地区入侵高卢并已在高卢北部定居。罗马帝国与之虽然不是同盟关系，但也不是敌对关系。那么为何选择连达尔马提亚之战在内已有4次交锋的阿拉里克呢？

　　因为阿拉里克是曾经交手且次次被打败过的对手。斯提利科确信只要愿意随时可以将其击败，所以选择了阿拉里克。阿拉里克虽然每每被斯提利科灌以苦酒，但作为凝聚、指挥属下的蛮族领袖非常能干。斯提利科打算让阿拉里克去收拾混战中的高卢，让同为日耳曼系的蛮族前去镇压正在祸害整个高卢的蛮族。

　　“以毒攻毒”的战略在罗马绝非这时才第一次使用。对罗马国家而言，不论是共和时代还是元首制时代，这都是长年惯用的政略和战略，实例不胜枚举。

　　公元前3世纪接近尾声时，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盘踞意大利半岛达16年之久，罗马每战必败。年轻的西庇阿看破了汉尼拔胜利的重要原因在于其骑兵的战力，从而使战局逆转。使用重装步兵作为主战力已是罗马军队的传统，罗马军团没有强大的骑兵。所谓传统，就是只要能支撑下去就不可以改变的事物，非传统就是纵令改变也无法期望获得多大效果的事物。西庇阿没有要求自己手下的步兵骑马，而是把迦太基的邻国、同处北非且有骑兵传统的努米底亚收编过来。汉尼拔是古代首屈一指的名将，“扎马会战”是他的唯一败绩。在这场战役中，西庇阿与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萨并肩作战，取得了完胜。

　　事实上的帝政创始人尤里乌斯·恺撒在所有领域里都是玩弄“以毒攻毒”的高手，无论是政治、军事，甚至在个人举债方面。我们看他8年征服高卢的战后处理，就能明白他为什么会被一千八百年后的历史学家蒙森赞誉为罗马史上唯一的独创性天才。

　　恺撒不但承认了昨天还是敌人的高卢部族长们以前的地位和权力，还授予他们罗马公民权，甚至煞有介事地给予他们罗马元老院议席。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成为罗马的行省，支付行省税，而高卢的防御则由罗马军队承担。战后处理完毕，他离开了高卢。但这随即引发了与元老院的对立，罗马陷入内战。内战持续了4年，其间高卢没有参战。恺撒与元老院派的战斗是在远离高卢的希腊、北非和西班牙展开的。

　　当时的高卢人有足够的时间向罗马举起反旗。这4年是高卢人恢复独立的绝好时期，可是，高卢没有发生过一起叛乱。相反，他们甚至响应正在西班牙作战的恺撒之命为他送去了军粮。元老院派能从希腊、埃及筹集军费，恺撒却经常军费不足。而高卢却能一直按照恺撒确定的数额送来税款，令人不可思议。这也许是因为恺撒确定的“罗马宽松的统治”对高卢人并无不妥。高卢被誉为罗马化的典范并非没有道理。

　　恺撒之后的历代罗马皇帝，在利用他人之力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点上，都是他的忠实继承者。

　　后世史学家把这种关系名之为“缓冲”，罗马人自己却称之为“朋友”（amicus）。罗马人的“防线”就是罗马帝国的国界。罗马帝国一贯重视与居住在国界线外侧的人们建立友好关系。其对象，在帝国的东边以王国居多，在帝国的西边以蛮族居多，但罗马把它们都变成了“朋友”，由朋友进而形成“缓冲”。

　　这是一种紧密环绕罗马帝国的大的战略关系。要长期维持这种关系，就必须平等受授。帝国“授予”东方“同盟者”的是，在其受到周边强大国家进攻时，罗马承担防御责任；“授予”西方蛮族的是，向他们开放罗马境内的市场，购买他们的特产皮革和裘皮。毋庸赘言，罗马方面“接受”的是综合安全保障。平日里常与罗马人接触的蛮族一变而为手执武器的入侵之敌，这种概率是很低的。

　　直到元首制时代，罗马帝国的国境因为上述原因成为“开放的国境”，就连围着栅栏、开着壕沟的日耳曼长城都开了为数众多的城门，不光有罗马巡逻兵出入，近郊蛮族也可以进来逛市场。

　　“以毒攻毒”的战略是一种赌博，而且是极其危险的赌博。罗马因为自身的强大能够一直赌赢，也没有多少必要害怕被“毒”，受到侵犯。斯提利科选择阿拉里克不也是为了规避这种危险吗？

　　进入最后一个世纪的西罗马帝国对士兵的渴望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要解决这个难题，只有让蛮族加入同盟。用蛮族抵御蛮族，这即使是一种奇谈怪论，也只能如此。

　　转年到了公元408年入春时节，斯提利科首次公开了与西哥特人族长阿拉里克的同盟交涉。他召集元老院开会，在会上提请承认与阿拉里克的同盟协约。

　　任命阿拉里克担任西罗马帝国的“大元帅”，承担防御之一翼，使阿拉里克及其部下的西哥特人都担当起帝国的防御责任。作为报酬，按照阿拉里克的要求支付给他4000罗马磅金条。

　　元老院议员们摇摆不定。自古以来，罗马的元老院就以其讨论混乱而闻名。往好里说是活跃，往坏里说就像被捅的马蜂窝。这次的讨论也是一样。只不过高声发言者都是反对的议员，赞成的议员都神色凝重，沉默不语。

　　阿拉里克为什么不要苏勒德斯金币而要求用黄金支付呢？一个世纪前，君士坦丁大帝把帝国的基本货币由元首制时代的第纳尔银币改成了苏勒德斯金币，希望通过把银本位变成金本位来阻止通货膨胀带来的货币剧烈贬值。尽管苏勒德斯金币的重量只有元首制时代奥勒留金币的一半，但没有改变百分之百足赤的纯金质地。日常使用的银币和铜币因浮动制而被弃置不用，作为帝国基本货币的信用都押在了苏勒德斯金币上。

　　此后过了还不到100年，蛮族就索要佣兵费4000罗马磅，即1500公斤金条，而不要相应的37.5万枚苏勒德斯金币。是理应纯金的苏勒德斯金币中掺有杂质吗？阿拉里克20年前曾在狄奥多西皇帝麾下从军，并领取以苏勒德斯金币支付的俸禄，他为什么会特意提出要求，指定用金条支付呢？这也许是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想多了。但我仍然不禁想到，假如产油国不要美元、欧元或者日元，而是要求以黄金支付石油货款的话……

　　阿拉里克索要4000罗马磅黄金，根据残缺不全的片断史料推测，似乎大大超过其他“同盟者”的要求。不过也可以想象，这个要求已经考虑到了对方的支付能力。

　　西罗马帝国有没有这个支付能力呢？连征召3万名士兵尚且千辛万苦，我们可以说国家没有这个能力。那么个人呢？关于西罗马帝国的富裕阶级，研究者们提出了以下推测值，同样用以罗马磅为单位的金条数量来衡量。

　　大规模农庄主几乎都是元老院议员。假定元老院议员维持在元首制时代的数量，应该是300人。研究者们定为“大富豪”的人都是年收益总额超过4000罗马磅金条，定为“中富豪”的人年收益在1000到1500罗马磅金条。

　　这些“大富豪”、“中富豪”究竟有多少人呢？参考元老院议员长年在这方面的比例来看，300人中有3到5人是“大富豪”，20人左右是“中富豪”。此外的大半元老院议员可称为“富裕者”，至少也是“过着充裕生活的人”。代代相承的元老院议员很多，所以元老院议员不一定都是富人。

　　研究者们又说：仅就大中富豪而言，罗马元老院议员的财力就是君士坦丁堡元老院议员的两倍。我想，这原因恐怕在于财富积累程度上的差异。从推行王政开始，罗马元老院也已延续了400年以上，而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只有100年的历史，而且议员完全是专制君主下的名誉职务，“积累程度”产生差距亦属理所当然。

　　因此，罗马元老院议员的整体财力高于帝国的任何一处。我们可以看看一个属于“中富豪”的议员的生活。此人名为西马库斯，是《罗马人的故事14 ·基督的胜利》接近末尾时叙述过的、与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展开论战的西马库斯的儿子。西马库斯家族是名门，家族中曾有人被誉为“异教罗马古老荣耀的最后一簇火焰”。虽然富裕程度处在中游水平，西马库斯在罗马元老院中却是备受尊敬的议员之一。

　　我们再看看这位西马库斯家中的资产。他在首都罗马市内拥有3处宅邸，在整个意大利拥有15处别墅。每处别墅都附属有大片农庄，都是作为农业基地极为适合的典型罗马式别墅。这15处别墅产生的年收入相当于1500罗马磅黄金。

　　西马库斯家在意大利半岛脚尖前方的西西里岛上也拥有别墅。被认为属于他家的这座别墅，位于地中海最大岛屿西西里中心的恩纳附近，现在仍在发掘调查中。人们已经知道，这座别墅建于4世纪初叶，一直使用到6世纪末。

　　这是一座田园别墅，占地甚广，有30个房间。家人生活空间“内庭”长36米，宽30米，周围排列着圆柱。东侧走廊宽5米，长60米。浴场宽敞明亮，温水浴室中配备有热浴室和冷浴室，显示出沐浴在罗马式生活中不可或缺。接待客人用的大客厅有12米宽，24米长。此外还有一间大厅，是一个21米见方的客厅。从里面辟有3处半圆形空间看，墙面上肯定装饰着很多雕像，堪称“雕塑厅”。

　　残留在各个房间地面和墙壁上的镶嵌画美观漂亮，反映出了主人的情趣。这些镶嵌画中看不到基督教方面的主题，描绘的都是田园收获和狩猎生活。通向浴场的走廊长21米，里面的镶嵌画描绘了罗马“大竞技场”最有人气的战车比赛的场面。

　　别墅的豪华程度甚至超越了罗马鼎盛时代，生活在其中的却是基督教时代的人。怎么会有如此浓厚的异教色彩呢？在罗马自古以来的传统宗教被打成邪教的时代，如果还悄悄对其心怀亲近，就会成为“隐异教徒”。但既是出自名门的元老院议员，又是“中富豪”，也许没有必要刻意隐藏，何况此处地处西西里岛深处，远离基督教天下的米兰和罗马。

　　另外我还想到，为了维持这座别墅，需要数十个用人；为了耕种别墅周围广阔的农田，需要数百个农奴。如果这是“中富豪”，那么“大富豪”过的又是怎样的生活呢？

　　的确，这个被认为属于西马库斯家族的别墅位于意大利南部，尚未遭到北方蛮族的进攻。但即使考虑到这一点，帝国进入最后一个世纪后，西罗马帝国也是财富雄厚，不过感觉上是国穷民富，与帝国鼎盛期元首制时代完全相反。但罗马并不缺少财力雇用阿拉里克及其属下的10万名士兵。

　　面对斯提利科要求通过的与阿拉里克的同盟协约，元老院一片混乱。也许元老院议员的本意是不想出钱。以前，斯提利科在做道路修缮工程时，曾经要求在工程附近拥有农庄的元老院议员捐出其收入的三分之一。也许他们厌恶重复这种事情。

　　但是以钱说事，事关他们自认为是帝国精英的名誉。于是他们把罗马帝国的传统推到正面进行反驳。一个名叫兰帕迪乌斯的议员说道：

　　与阿拉里克的协约不是带来和平的协约，而是导致奴隶化的协约。

　　很多议员对这个发言表示赞成，但斯提利科并未退却。他解释道，给阿拉里克及其属下西哥特人的4000罗马磅黄金，并非是作为年贡金来换取阿拉里克不再入侵意大利，而是给他们的从军报酬。也许有不少议员虽不是出自真心也不得不赞成斯提利科，元老院以多数赞成，承认了与阿拉里克的同盟协约。

　　但是，人们常常会憎恶那些把自己不想看到的现实摆在自己面前的人，憎恶的原因只在于这人这样做了。投反对票的议员自是当然，那些不得已投了赞成票的议员看斯提利科的眼神也与以前不一样了。那看着自己联军总司令的眼神，好像是现在刚刚想起斯提利科也是蛮族出身一般。而且，他们为自己感到气恼，因为他们不得不在另一个蛮族人的说服下，同意与一个曾经企图入侵意大利的蛮族结为同盟。

　　狄奥多西皇帝也曾不但给昨天还是敌人的蛮族居住的土地，还支付了佣兵费。但是狄奥多西是皇帝，父母又都是罗马人。如果斯提利科是罗马人的皇帝则情况不得而知。然而，斯提利科虽是联军总司令，但他出身蛮族。由他说教只有与蛮族共同奋斗才能拯救罗马帝国，而议员们却不得不同意，这种现实也是苦涩的。这个现实把议员们推向憎恨斯提利科的一面去了。议员们的感觉是，你一个蛮族，怎么知道罗马精英的心情？

　　可是，只要稍稍一想就可以知道，这点根据也相当薄弱。5世纪的罗马元老院议员中没有一个出身于元首制时代传承下来的门第。西马库斯家族被认为是4世纪到5世纪间的名门贵族，在100年前的3世纪也并不出名。这位称协约将导致奴隶化而反对到底的兰帕迪乌斯，也是这时首次登上罗马史的舞台，也许是最近刚刚进入元老院。

　　在罗马，不论是共和时代还是元首制时代，在元老院的发言并不是以“各位议员”开头的，惯例是以“各位父老，各位新人”开始的。相当于现代国会的元老院不会由被王政时代尊为建国之父的300个家族的后代所独占，是向“各位新人”敞开门户的。这样可以经常给容易僵化的统治阶级注入新鲜血液。5世纪的元老院议员中加入新人的概率也相当高。

　　元老院议员和斯提利科都是帝国统治阶层的新加入者，这一点他们之间没有不同。他们与当时很多罗马人一样，体内流淌的血液或许有一半是蛮族的，但元老院议员们的父亲是罗马人血统，而斯提利科虽然母亲是罗马人，但父亲是汪达尔人。这是他们元老院议员与斯提利科之间仅有的不同。这就像即使是与用人所生的孩子，只要父亲是君王，他就是王子的情况一样。把《圣经》译成拉丁文的圣哲罗姆那样的有识之士把斯提利科称为“半蛮族”（semi-barbarus），以区别于其他蛮族。但在普通人看来，这个“半蛮族”，也是“蛮族”。如今，元老院议员们第一次苦涩地体会到，自己已经被这个“蛮族”事实上统治了长达13年之久。

　　孤立

　　投向斯提利科的敌意不只充斥在元老院的会场之内。斯提利科的妻子赛妮娜这个时期也逗留在罗马。近来，这位赛妮娜也开始反对丈夫。赛妮娜是先帝狄奥多西的侄女，被狄奥多西收为养女后嫁给斯提利科。夫妻二人育有二女一子。在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宫廷里，因嫉妒而起的反斯提利科的阴谋犹如家常便饭，但都被赛妮娜用稳健的手段收拾在了萌芽状态之中。这看上去很理想的一对，也在婚后第25个年头出现了分歧。也许作为皇室的一员，赛妮娜认为，丈夫试图把蛮族纳为伙伴的政策就是蔑视帝国的政策。与身为天主教徒却一次都不曾镇压过异教异端的斯提利科不同，赛妮娜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信徒。而丈夫试图与之结盟的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却是信奉阿里乌斯派基督教的。这一教派被天主教派定为异端。这也许就是赛妮娜突然变心的真正原因。

　　较之于罗马，明确反对斯提利科、主张免谈与异端联手一事的是比任何地方都狂热的天主教城市米兰。也许是安布罗西乌斯生前的说教在这里起了作用吧。更糟糕的是，米兰居民的反斯提利科情绪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内心想法上。

　　斯提利科（右）与他的妻子和儿子（左）

　　“联军总司令”斯提利科指挥的罗马军队在意大利的营地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帕维亚。从帕维亚到北面紧挨着的米兰，距离不过30公里。给帕维亚驻军基地运送军粮的是米兰商人，士兵们在假日欢娱的去处也是米兰。认为与可憎的蛮族结盟就是反对基督教义的气氛在整个米兰弥漫开来。这种气氛侵袭到帕维亚只是时间问题。

　　斯提利科受到元老院阶级的敌视，又被妻子反对，还被占下属士兵半数的罗马兵说成是卖国贼。但那些蛮族和奴隶出身的士兵一如既往地对他奉献着忠诚。他们的营地在博洛尼亚。公元408年春天，留在斯提利科身边的自己人就是宿营在博洛尼亚的这些士兵和帕维亚军营的将官。身为军队高官平常却都在最前线，从他们身上人们已经看到了西罗马帝国防御力量的极限。

　　霍诺里乌斯

　　可是，在公元408年春天的这段时期，皇帝霍诺里乌斯究竟怎么看斯提利科还不明了。霍诺里乌斯已经23岁，但一直待在拉文纳闭门不出。他即位已经13年，事事按照斯提利科所说的行动。正因为如此，找遍了当时的记录，人们没有发现一句接近于他的想法的记载。也许他原本就没有什么想法。

　　不过，对斯提利科不利的状况已经出现。斯提利科的长女玛丽亚嫁给了霍诺里乌斯，但没有生子就去世了。之后，次女晋为妃子。玛丽亚是公元408年去世的，长女与次女的交替也一定是在这年春天完成的。霍诺里乌斯皇帝根本不愿与这位新妃同床。不过他并没有疏远新妃的父亲斯提利科。终于，有件事使霍诺里乌斯表明了态度。

　　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卡狄乌斯于5月初去世的消息传到了西罗马帝国。霍诺里乌斯和斯提利科在7月份得知了这一消息。

　　阿卡狄乌斯肉体上、精神上都很孱弱，身为皇帝却不能治人，反而受治于皇后及宫廷里的官僚。他也和弟弟霍诺里乌斯一样，只是一位坐在虚位上的皇帝，31岁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是，优多克西娅是一位干练的女性。她不单是个妃子，还正式取得了皇后的称号，并早早地确立7岁的儿子继承皇位。她自己则决定成为7岁的狄奥多西二世的摄政者。一切落实之后，这才把东罗马帝国皇帝去世的消息通知西罗马帝国。

　　接到消息，霍诺里乌斯难得地表明了自己的想法，主张去君士坦丁堡，帮助年幼的外甥进行统治。不过这只是表象，真实的意图是趁皇帝年幼，把东罗马帝国的皇位据为己有。

　　斯提利科反对这样做。反对的理由是，西罗马帝国正遇时艰，关键时刻皇帝不可不在。这个主张合情合理。但这也是表象，其本意在于当今反斯提利科的气氛甚嚣尘上，唯有霍诺里乌斯具有使斯提利科得到承认的力量。

　　皇帝能够维持皇位而与其能力无关，靠的是皇权神授说。正如君士坦丁大帝所洞察的那样，让谁即皇位乃神的意志而非人的意志。正因为如此，君士坦丁才承认并竭力振兴基督教。由于皇帝对凡人而言是“不可接触者”，无能的皇帝也能维持皇位的理由才会成立。不过，因此规避了皇帝更迭带来的政局不稳也是事实。由于这个原因，不管谁当皇帝都能成为“关键”人物，而与其能力如何并无关系。

　　然而，互相不说出本意而只靠面上的理由去应付对方，这样的人际关系即使能够解决问题，却不能不留下隔阂。斯提利科以理来驳，霍诺里乌斯不得不收回自己的说法。但他开始憎恨从10岁起就一直保护着自己的斯提利科。他原本懦弱，在有生以来第一次的主张遭到反对后反倒强硬起来。这13年来一直处于良好状态的皇帝与联军总司令的关系，突然冷却了下来。而这个变化，把机会和能量赐给了皇帝身边的宫廷官僚们，他们开始进攻长年难以对付的斯提利科。

　　计谋

　　单凭奥林庇乌斯这个名字，就知道他有可能出身于希腊，是奴隶出身的宦官。这人以前的经历全然不为人知，不知何时成了霍诺里乌斯宠幸有加的心腹。为了彰显自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还特别热衷于慈善事业，受到被天主教徒尊为“教父”、后来被列为圣人的圣奥古斯丁的热情赞誉。这个奥林庇乌斯向皇帝的耳朵里吹风说，斯提利科致力于西罗马帝国的防御并不是为了保卫霍诺里乌斯，而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皇帝。

　　23岁的皇帝想起了前几日的事情，斯提利科请求为自己的儿子迎娶皇帝同父异母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为妻。依稀的疑惑已经变得肯定。数日后霍诺里乌斯离开罗马北上，经博洛尼亚去帕维亚。皇帝出发时公布的此行目的是前去激励博洛尼亚和帕维亚两个罗马军团基地的士兵们。联军总司令斯提利科与皇帝同行到了博洛尼亚。奥林庇乌斯主张，其后的帕维亚之行皇帝可以单独前往，霍诺里乌斯也表同意，斯提利科便留在了博洛尼亚。

　　皇帝霍诺里乌斯虽然意志薄弱，但不是坏人，没有迹象表明他事先知道在帕维亚等待他的是什么，也不像是他知道一切后才去的帕维亚。这些一定都是以奥林庇乌斯为首的宫廷官僚们设下的计谋。

　　5世纪初叶那个时期，意大利中部主要城市之一博洛尼亚（罗马时代的名字是博诺尼亚）是非正规军的宿营地。从那里沿埃米利亚大道向西北走，就能到达意大利北部的帕维亚（罗马时代的名字是提契努姆），这里是正规军的宿营地。这样的配置源自斯提利科首先在意大利北部迎战北边入侵的蛮族，接着在意大利中部将其完全击破的战略。所以，博洛尼亚的军队由斯提利科指挥，帕维亚的军队则由深得斯提利科信任的将军指挥。

　　这是霍诺里乌斯即位13年来首次访问军营。在帕维亚，从司令官到每个士兵都已万事俱备，整装以待。

　　兼任军队最高司令官的罗马皇帝访问军营，都要有高官随从左右，各部队将士以分列式行进，走过皇帝面前接受检阅。检阅完毕后，皇帝要向列队的将士训话，进行鼓励。这已成为惯例。霍诺里乌斯坐在高坛上的御座里，左边站着宫廷高级官僚，右边站着军营的司令官和大队长。

　　士兵们很快开始行进受阅。检阅到中间时，正在一边敬礼一边行进的一队士兵突然混乱起来，单手持剑，向并排站在皇帝右侧的司令官和大队长们袭来。

　　军队高官们身上穿的不是实战用的防御功能完美的甲胄，而是更加重视美观的仪式用甲胄。在这场众多士兵发起的出乎意料的袭击中，军官们受到利剑突袭，无人能够护住自己的身体。骑兵总司令倒下了，步兵总司令也横在了血泊之中。军营的兵站最高首领也成为血祭者，甚至连基地的财务官也遭到杀戮。帕维亚军营的高级军官全部被杀。这些人可个个都是斯提利科从小培养起来的。在其他士兵目瞪口呆根本无法出手的瞬间，在面色惨白、跌坐在御座上发抖的霍诺里乌斯面前，清洗斯提利科派的行动便已大功告成。然后，奥林庇乌斯面对士兵，替因恐惧而发不出声的皇帝传达了圣旨，他表示，被肃清的高官们正在策划暗杀皇帝的阴谋，打倒这些重罪犯的士兵受到赞赏。士兵们近来一直耳闻天主教徒非难斯提利科，听了奥林庇乌斯转达的圣旨，心里开始接受这样的事实。

　　这一事变立即被报告到了相距200公里的博洛尼亚。这一定是斯提利科派的某位队长成功逃脱，快马加鞭前去报告的。斯提利科越晚知道事变的情况，对奥林庇乌斯及其同党就会越有利。

　　我们完全不知道斯提利科得知这一消息后有怎样的感慨。以记录斯提利科言行为己任的诗人克劳狄安已经不在，斯提利科自己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仅从反斯提利科派留下的片断记载推测，事情进展是这样的：

　　博洛尼亚军营的非正规军将士是蛮族出身的雇佣兵和奴隶出身的士兵。这些将士一致决定站在斯提利科一边。他们派出代表去见斯提利科，在难掩悲痛表情的斯提利科面前明确表示，如果与帕维亚军队作战，哪怕对手是皇帝的军队，他们也将在斯提利科手下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斯提利科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听着，默默地回去。这位年届48岁、蛮族出身的罗马将军有生以来第一次直面重大问题。

　　帕维亚的部队清除了斯提利科派以后，已经群龙无首。如果斯提利科亲率博洛尼亚的军队前往，是很容易取胜的。但是，如果他贸然行事，那他就不是罗马人了。

　　底线

　　13年前，斯提利科被悟到死期即至的狄奥多西皇帝叫到床边，受托保护身后17岁的阿卡狄乌斯和不满10岁的霍诺里乌斯。斯提利科向弥留之际的皇帝发下誓愿。如果现在向皇帝霍诺里乌斯进军，就将违背当时的誓约。对属于领导层的罗马男人而言，遵守誓约是超越法律的“道德”（moral，词源是拉丁语“mores”）问题。当时，道德的重要性似乎已经下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可是，斯提利科视为楷模的不是与他同时代的罗马人，而是昔日的罗马人。

　　而且，作为部下，向自己曾起誓效忠的皇帝引弓，他就不成其为罗马武将了。罗马人最重视遵守誓约，因为他们相信，即使地位有高低之差，武将之间严守誓约是罗马军队区别于其他任何民族军队的特质。尽管这种情况也已经成为过去，但对斯提利科而言，这一点儿也没有过时。

　　紧跟其后的第三个问题对斯提利科而言尤感强烈，因其父亲是北方蛮族汪达尔人。

　　在身为罗马人母亲的身边接受罗马式教养，刚刚20岁出头，年纪轻轻就得到狄奥多西皇帝的提拔，此后25年如一日，他一直都是作为“罗马人”（romanus）度过的。在狄奥多西死后的13年中，他一面守护着幼小的皇帝，一面致力于西罗马帝国的防御。他认为，自己比同时代任何罗马人还要“罗马人”，一直守护着他的罗马帝国。如果他现在举兵，就是要推翻罗马帝国。这意味着他不再是“罗马人”，这是“蛮族”的所作所为。这一点他不能容忍，他不能忍受在做了48年“罗马人”之后再回去做“蛮族”。

　　可是，如果不就此奋起，自己就将毁灭。是不奋起而灭亡，还是奋起而作为蛮族活下去呢？

　　人总有一条绝对不可让步的底线。底线因人而异，没有客观性可言，既不能用法律去约束，也不能通过宗教去说教。这是每个人自认为好的生存方式，而不是探求普遍真理的哲学。用拉丁语说，这是“stilus”（范儿），也就是意大利语的“stile”、英语的“style”。有些东西在他人看来并不重要，但在自己看来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一旦他想改变这些东西，那他就不再是他自己了。

　　尤里乌斯·恺撒在他命运之日的3月15日以前一个多月，就已经知道自己已处于一种阴谋之中，只是不知道这个要推翻自己的事件会在何时何地发生。他在参加由他召集、定于3月15日开会的元老院会议时，没有采取任何自我防卫措施。元老院议员参加会议不佩短剑，在罗马是自古以来的传统。

　　在自己身边配备卫士，或对每位前来元老院的议员一一搜身，这些都是怀疑承担罗马国家职责的元老院议员人格的行为。况且，自己是绅士，就要把别人也当做绅士对待。与此相反的行为，即便是保护自己，尤里乌斯·恺撒也是绝对不会做的。

　　然而，就是在那一天，布鲁图和他那一派的14位元老院议员在镶有表示元老院议员身份的红边白色托加下暗藏了短剑。这14个人用短剑袭击了恪守罗马元老院传统而毫无防备的恺撒。据说14人中，有人因兴奋而不小心砍到了自己的手，也在恺撒身上留下了多达23处的伤口，但其中只有一刀是致命的。

　　作为武将，恺撒当即就意识到那是一刀致命伤。倒下之前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用托加下摆裹起自己的身体，他不愿在倒下时露出自己的肉体。

　　这就是即使到了最后时刻，也不忘保持体面、保全自身品格之人的行为。

　　恺撒指定的继承人是罗马帝国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他的统治时间是恺撒的10倍，参加元老院会议的次数数不胜数，但他没有一次是单独到会的。他没有让“SP”（警卫）跟随左右，也没有让人对到会的议员进行搜身检查。他尊重罗马元老院的传统，只是没有数位对自己绝对忠诚且身强力壮的元老院议员的簇拥环绕，他绝对不到会。

　　恺撒在为数众多的人才中选定奥古斯都为接班人，是因为恺撒在尚未建功立业的年轻人中见出了奥古斯都所具有而他人所没有的天资。而且，奥古斯都也实际证实了自己是恺撒最好的接班人，证明了恺撒对自己的提拔不谬。说他们二人创立了罗马帝国是不会有错的。

　　这二人天赋相同，但“范儿”有所不同。我甚至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与其说在于天资，不如说在于范儿，在于“如何生活下去的姿态”。正因为如此，“姿态”才是一个人的魅力所在，好似亚历山大大帝的魅力就在于他短暂却充实的活法。

　　死亡

　　是作为罗马人而死，还是回到蛮族而生？斯提利科难以抉择，苦恼不已。在得知皇帝霍诺里乌斯已经离开帕维亚回到了拉文纳后，他决定赌上一回。斯提利科自皇帝幼小时就十分了解他，无论如何不能想象霍诺里乌斯参与了在帕维亚清除斯提利科派的行动。斯提利科决定去拉文纳见霍诺里乌斯。

　　从博洛尼亚到拉文纳距离上虽然很远，但沿埃米利亚大道到里米尼，再从那里沿亚得里亚海北上，是用时最短的道路。斯提利科打算只带平时的卫兵前去，但将军们不同意，执意一同前往。这样，进入拉文纳就会引人注目。也许是担心刺激宫廷，斯提利科抵达拉文纳后没有回家，乞宿在教堂附属的主教馆舍，并派出了请求许可面见皇帝的使者。

　　使者带回的答复让人迷惑，究竟是许可面见霍诺里乌斯皇帝，还是单单许可进入皇宫。总之，似乎得到了许可，但条件是只允许斯提利科一个人进宫。

　　斯提利科来到皇宫，自己解下佩剑交给宫中仆人，这是以前13年中重复了无数次的动作。然而，那天在他的面前，皇帝房间的大门紧闭。

　　23岁的皇帝根本就没有打算接见48岁的忠臣。奥林庇乌斯出现在斯提利科面前。这位宫廷官僚冷冰冰地宣读了皇帝下达的死刑诏书，理由是斯提利科犯有与蛮族共谋推翻罗马帝国罪。叛国罪在元首制时代会有辩护人参加审判，但到了帝政时代后期已经不允许这样做，一律判为立即执行的死刑。公元408年8月23日那天，斯提利科被执行了斩首刑。

　　斯提利科的一生就这样终结了。他的遗体去向不明，也没有坟墓。后世一位史学家写道：在霍诺里乌斯长达28年的治世生涯中，这位皇帝自己决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处死斯提利科。

　　空白

　　奥林庇乌斯被任命担任因斯提利科死去而成为空缺的“联军总司令”。得知这一消息，斯提利科派的将士们认为，在罗马军队中已经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便集体离开军营。斯提利科的长子如果还在的话大概会相伴而行。然而，霍诺里乌斯皇帝在对他的岳父斯提利科执行死刑后，便早早派人杀掉了这位与自己一道成长又是学友的年轻人。

　　斯提利科组建并与他共同作战的由蛮族和原奴隶组成的非正规军团，在斯提利科死后烟消云散。跟随斯提利科来到拉文纳的人，以及在博洛尼亚待命的士兵，在那天早晨全作鸟兽散，一人不剩地全部离去。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自然是到欢迎接受自己的地方去了。他们投奔了西哥特人的阿拉里克。也许，他们不能让步的底线就是不能为杀害自己仰慕的斯提利科一方而战。

　　斯提利科死后一个月，阿拉里克开始行动。加上前来投靠的原斯提利科的将士，他不过拥兵3万，作为蛮族入侵，规模并不算大。但是，他们唯一害怕的人已经不复存在。

　　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和其他士兵构成的混合军队翻过隔开意大利和巴尔干的阿尔卑斯山脉，入侵意大利半岛东北部。由于有在斯提利科手下积累了作战经验的老手参战，阿拉里克军队的战法也更加合理。他们首先进攻意大利东北部的重镇阿奎莱亚。他们并不想完全占领城市，如果那样就不得不打持久战，他们抢得必需品后便移向下一个目标。阿拉里克的目的在于威慑，而不在于占领。

　　实际上，在攻陷阿奎莱亚之后，他们又一举攻克了康科迪亚，再过阿尔迪莫到达帕多瓦（罗马时代名为Patavium），从这里沿泼比利亚大道再往南便可到达拉文纳，但因为无事需要找皇帝，他们甚至没有向拉文纳派出先头部队。他们没有继续南下，而是转而向西，在克雷莫纳（罗马时代也叫此名）渡过了波河。

　　公元408年阿拉里克入侵意大利

　　阿拉里克在克雷莫纳派出使者给罗马的元老院送去一封信。信中要求履行元老院半年前通过的与阿拉里克结盟的协约，即要求罗马按协约规定支付4000罗马磅金条。元老院通过这一协约后拖了半年还未履行，其原因是这半年的时间里，提议与阿拉里克结盟的斯提利科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元老院认为斯提利科被处死，这份同盟协约就成为一张白纸。可是，既经元老院通过，那就是国策，就不能为提议者之生死所左右。要想推翻协约，必须在元老院重新表决。这时，道理在蛮族阿拉里克一方。

　　阿拉里克和他的军队渡过了波河，似乎是在附近等待元老院的答复。如果是这样，他们应该宿营在离帕维亚的罗马军营不到70公里的地方。可是，帕维亚的罗马军队明知此事却并未行动。顶替斯提利科被任命为罗马军队总司令的奥林庇乌斯和身在拉文纳的皇帝霍诺里乌斯也同样屏息不动。而阿拉里克因答复不至而不耐烦，便再次开始行动。阿拉里克仿佛根本未把帕维亚的罗马军队当回事，抛开他们朝里米尼进发，从那里经弗拉米尼亚大道一路直指罗马。已经没有任何罗马人可以挡住他们的去路。

　　恐吓（一）

　　罗马曾被敌人直逼城下。那是在六百二十年前第二次布匿战役中，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兵临城下，宿营在距城墙只有四五公里的地方。但这种经历仅此一例。汉尼拔后来也打消了进攻罗马的念头。占领城市非经持久的包围战不能成功，但打包围战他又兵力不足。

　　仅被阿拉里克和他的3万兵马近逼，罗马没有必要动摇。但这次罗马恐慌起来。靠3万兵力不可能合围近20公里的城墙。阿拉里克实施的不是围攻，而是封锁。他在比较重要的12处城门重点布兵，使城里人不能出城。同时，他还派兵到周边之地，让他们抢夺运往首都途中的物资。他还在南北两头封锁住流经市内的台伯河。不过，围绕着罗马全城的城墙上总共开有18座城门，此外还有不少因内外地势形成的不难通行的地方。

　　与帝国鼎盛时期的2世纪相比，罗马城的人口已经锐减，但进入5世纪后人口仍不少于30万。况且，元首制时代建造的仓库群仍在发挥作用，罗马城有很高的粮食储备能力。这样，只要预测到最坏事态，作好相应的准备，建立相应的组织，罗马城是经得住持久守城战的。所以，有无抵抗力不在物质方面，而在于居民的精神方面。

　　罗马人在城墙上扎堆儿观看逐渐挤满城下的蛮族。他们的心情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面对未曾预料的事态所感到的“惊愕”。不过惊愕过后，随之而来的不是“精神上的准备”，而是“愤慨”，觉得小小蛮族，竟敢封锁永恒的罗马，简直是胆大妄为！

　　然而，惊愕之余，发生了粮食不足的情况。上市的粮食减少，价格暴涨，穷人最先受到冲击。

　　历史上没有留下封锁始于何时的史料。但从时间推移想象，阿拉里克的封锁战最短一个多月，最长也不过两个月。因为曾几何时的“世界之都”没有坚持到两个月。

　　元老院终于决定派两位议员去见阿拉里克，请求解除封锁，并愿意为此支付4000罗马磅黄金，亦即1500公斤黄金，这个数量与元老院通过斯提利科提议的同盟协约时相同。这回阿拉里克可不答应了，也许他认为，作为“永恒之都”，罗马的赎金太便宜了。实际上，蛮族族长阿拉里克与两位元老院议员谈判的已经不是支付给同盟者的佣兵费，而是给恐吓者的赎金。

　　阿拉里克说道：“罗马城内的所有金银，不管是国库中的还是在私人家中的都要统统交出来。金银以外的所有贵重品也必须拿出来。并且要解放在城市公共机构和私人家中劳作的所有日耳曼裔奴隶。”

　　两位议员哑然，并回答说：“如果这是您的要求的话，那您给我们留下什么呢？”

　　西哥特人族长若无其事地答道：“给你们留一条命！”

　　不过，这两位元老院议员赢得了到元老院讨论通过为止这段时间的休战。台伯河和12座城门都解除了封锁。罗马居民可以松一口气了。这期间，难掩忧虑表情的元老院议员不断讨论并反复派人去阿拉里克营地交涉。但那都不过是讨价还价而已。

　　接近年底时双方达成协议，阿拉里克终于作出承诺。交换条件如下：

　　5000罗马磅（1875公斤）黄金；

　　30000罗马磅（11250公斤）白银；

　　4000件用从东方进口的丝绸做的长袍；

　　3000匹绯红色手织薄外衣料；

　　3000罗马磅（1125公斤）印度进口香料。

　　当然，日耳曼裔奴隶也成为自由之身。不过他们似乎并未全部抛弃罗马投奔阿拉里克。

　　罗马人如此高昂的代价，只换来解除封锁。阿拉里克并没有同意成为罗马人的“同盟”，来担任罗马防御之一翼。这让人不禁想起阿拉里克向斯提利科索要的只是4000罗马磅黄金而已。

　　阿拉里克虽然在战斗中打不赢斯提利科，但在统率士兵方面强而有力。也只有斯提利科能想到利用阿拉里克。为了等待“赎金”，西哥特人拔寨而起，出发北去，整个过程真可以说有条不紊。罗马居民甚至感到惊讶，这时往往会发生零星的暴力行为，而他们却丝毫没有受到这种暴力的损害。但是，阿拉里克及其3万人的军队并非是撤退到阿尔卑斯山脉那边去，只是退到托斯卡纳地区，从那里可沿卡萨亚大道直逼罗马。他们要在那里过冬。

　　在阿拉里克撤退后的罗马，不论是元老院议员还是一般市民，都受到了难以名状的屈辱感的重击。这让他们想到若是斯提利科还活着的话……人们还不禁联想到，罗马被封锁，皇帝霍诺里乌斯竟一直龟缩在拉文纳作壁上观！这使人们将不满对着了皇帝。直到这时，拉文纳的皇宫才第一次发表了处死斯提利科的正式理由。想把死刑正当化，自然应该在行刑之后的8月末将原因公之于众。过了4个多月才公布，其本意遭到猜疑也无可奈何了。

　　皇帝主张把斯提利科作为“国家公敌”处以死刑，定罪依据是以下理由：

　　一、违背君士坦丁堡皇帝之意，反复采取行动，恶化东西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

　　二、身任西罗马帝国公职却与敌人阿拉里克秘密勾结出卖国家。斯提利科生前享受之权力和财富均为与蛮族共谋所获得。

　　三、秘密策划使其子篡夺皇位。

　　既然是体现神意的皇帝明确所说，基督教教会便不遗余力予以支持。皇帝的诏书刚刚发布，天主教会就发出了弹劾斯提利科的布告，将斯提利科定为无信仰之徒，说他身为天主教徒却袒护信仰异端阿里乌斯教派的阿拉里克，图谋灭亡天主教国家罗马帝国。

　　斯提利科被世俗的权威皇帝弹劾为卖国贼，又被宗教的权威教会弹劾为无信仰之徒。但事情并未因此而结束，“记录抹杀刑”还在等着他。这是罗马的一种抹消相关人等所有记录的刑罚。公文自不必说，刻有此人功绩的碑文、为颂扬此人功绩而建于古罗马广场上的立像也都会被破坏。总之，关于此人的一切记录和记载都将被抹去。这就是“记录抹杀刑”。这个刑罚一直被珍视名誉的罗马人视为比斩首还要不名誉的惩罚。元首制时代被处以此刑的有卡拉卡拉、尼禄、图密善诸位皇帝。他们被打成恶帝。斯提利科也被处以与他们同样的刑罚。

　　历史的救赎就在于同时代人和我们后世的人中都会有人抱有怀疑，他们会问：为什么对这些人的恶评竟至于此？这些人也会留在历史中，但被破坏了的雕像则是无法复原了。由于这个原因，印有斯提利科面容的物件，存世的只有一块刻有他头像的小象牙板，收藏于米兰以北10公里的小镇莫迪查（现蒙扎）的教堂里。这物件看起来就像立在书桌上的照片架一样，制作时代是5世纪，很可能为同时代的某人所拥有，说不定还是斯提利科的妻子赛妮娜的藏品呢。

　　不过，赛妮娜做遗孀的时间也很短。赛妮娜离弃斯提利科后移居罗马皇宫，在公布丈夫斯提利科为“国家公敌”而处以死刑的理由之后不久，她也被打成“公敌”处以死刑。赛妮娜是皇帝的义妹，在丈夫被处死后并未被立即问罪，但现在也只能把头伸给了侩子手。

　　斯提利科的次女已是皇妃，但以未与霍诺里乌斯结婚为由，被迫隐居修道院。基督教不承认离婚，只能以未婚处理。

　　恐吓（二）

　　只要屈服一次，恐吓就会变本加厉。阿拉里克因恐吓罗马元老院得到了丰厚的资金而名声大振，蛮族闻讯纷纷从各地而来。在公元408年到409年短短的时间内，阿拉里克的兵力就从3万人激增到了10万人。阿拉里克非常懂得如何使用暴增的军队。

　　公元409年春天，阿拉里克的使者造访罗马元老院，捎来了阿拉里克的话，称去年同意的是解除封锁的代偿金，而不是和平的代偿金。使者还带来阿拉里克的意向。怎样才能使之也成为和平的代偿金呢？阿拉里克希望自己被认做是罗马的朋友，是和平的朋友。

　　西哥特人族长的意向实在具体，他甚至规劝元老院将此方案拿到拉文纳去，请霍诺里乌斯皇帝批准：

　　一、正式任命阿拉里克为西罗马帝国的大元帅。

　　二、约定每年提供固定数量的金条和小麦作为阿拉里克及其士兵为罗马从事军务的报酬。

　　三、割让达尔马提亚和诺里克两个行省给阿拉里克，作为属下士兵和家属的定居地；把意大利半岛东北部的威尼托地区分让给阿拉里克，作为其根据地。

　　四、把作为战略要地建在意大利北部到多瑙河地域的城寨要塞全部划归大元帅阿拉里克管辖。

　　这足以使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在从北意大利到多瑙河一带建立独立王国了。

　　与蛮族头目一同前往拉文纳说服皇帝与蛮族结盟的，不仅有元老院议员，还有一位主教。霍诺里乌斯虽然与元老院关系淡薄，却是一位信仰笃深的天主教徒。

　　可是，这位主教担心去拉文纳途中的安全，拒绝同行。元老院为了让主教能够安心前往，请求阿拉里克负责途中安全。罗马人在自家意大利旅行，却需要哥特人士兵来保护。

　　迎接元老院议员和主教的拉文纳皇宫上下一片混乱，旁观者都觉得可怜。宰相兼联军总司令的奥林庇乌斯认为阿拉里克的要求过分，主张全面拒绝。可是阿拉里克在托斯卡纳地区陈兵10万。霍诺里乌斯皇帝虽已24岁，但仍无主见。他所能想的，只是如何从拉文纳取海路逃往君士坦丁堡。遭到反对后，他居然说要雇用1万名匈奴兵，使人愕然不已。

　　对阿拉里克的要求不知所措也在情理之中。这厢刚公布斯提利科犯有与阿拉里克共谋罪，不到3个月，那厢就要把阿拉里克迎进门来，这无论多么厚颜无耻也不能轻易办到。霍诺里乌斯皇帝为此而狂乱发飙，处死奥林庇乌斯后才好不容易把心绪稳定下来。处死奥林庇乌斯的原因没有公布。然而，就在拉文纳持续混乱期间，阿拉里克发起了行动。

　　公元409年夏天，阿拉里克第二次围攻罗马。与第一次不同，这次他改变了封锁的方式。阿拉里克没有像去年那样去封锁12座城门，而是改变方针，占领了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沿卡萨亚大道南下而来的西哥特人没有围攻罗马，而是绕城一圈后，直扑奥斯提亚。

　　这样的战法就不是封锁了。罗马居民也许以为从北边和东边都能得到粮食补给。但那只是生鲜食品，对主食小麦一直依赖进口的罗马却不是这样的情况。这就是元首制时代的皇帝们长年致力于完善奥斯提亚港的原因所在。他们非常重视来自罗马世界的两大小麦产地——埃及和北非的小麦船队能够安全进港，高效卸货。虽然从君士坦丁大帝建都君士坦丁堡的一百年前开始，埃及产小麦就转而运往君士坦丁堡，但罗马至今仍是北非产小麦的主要出口地。北非运来的小麦在奥斯提亚卸货，阿拉里克把奥斯提亚握在了手中。他即使不在每个城门布兵，也能卡住首都罗马的脖子。

　　满载粮食的船只不断驶入港口。阿拉里克把港口捏在手里，兵员增加到10万人，也不用担心食物。阿拉里克盘踞了下来，他甚至没有沿连接奥斯提亚和罗马之间的两条大道派兵威胁首都居民，而是做出了更加嘲弄罗马的行为。

　　罗马及周边道路网（上图）以及经图拉真皇帝大规模改造后的奥斯提亚港（下图）

　　管理奥斯提亚港的长官由一个名为阿塔卢斯的人担任。阿拉里克任命阿塔卢斯为西罗马帝国的皇帝。阿塔卢斯被拉到士兵面前，蛮族士兵以剑击盾，以这种罗马的方式表示赞同他即位。然后，阿拉里克为阿塔卢斯配备了西哥特兵卫队，把他送进了罗马。阿拉里克甚至还让他给元老院带去了推荐信，称希望元老院与这位皇帝合作，统治首都罗马。

　　阿塔卢斯随着哥特兵卫队穿过古罗马广场，走进矗立在广场一角的元老院会议厅，议员们起立迎接他的到来。这真是一出拙劣的闹剧。民众没有让他身陷咒骂声之中，而是用不可名状的表情看着这一切。

　　拙劣的闹剧不会有结果。阿拉里克试图通过阿塔卢斯间接统治罗马的企图彻底落空。这位西哥特人的头目十分恼火，他把阿塔卢斯抓来，附上一份书状，说他篡夺皇位，请随意处置。然后把他送往拉文纳的霍诺里乌斯那里。可怜的奥斯提亚长官从此不知所踪。公元409年在闹剧中结束了，阿拉里克和手下10万之众一直盘踞在离罗马只有20公里的奥斯提亚。

　　转眼到了公元410年上半年，应当有相当多的人从罗马逃逸。朝北的大道自不用说，就连朝南的阿皮亚大道和拉蒂纳大道也都畅通无阻，不会遇上敌人。即使不属于富裕阶层，没有大片农庄围绕的别墅，罗马人自古以来有着第二居所的置业习惯，这第二居所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可以想象，这些罗马人每月两次离开都市去享受田园生活，对离开罗马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抵触感。

　　但是也有很多人与第二居所无缘。此外，还有很多人虽然有地方可去，却根本不会想到罗马会被占领。奥勒良城墙建于公元275年，从那时计算，135年间罗马从未遭到敌人的践踏。大概很多人会想，过去没有的事，今后也不会发生。虽然从奥斯提亚运不进粮食，但食物并没有断绝。敌人已经近逼眼前，但还是有很多人留在了首都罗马。这些人不是无处可去，就是仍在做梦。

　　“罗马浩劫”

　　首都罗马落入敌手已经是时隔八百年的事了。我真以为敌人围城激战后方能入城，敌人占领全市也是壮烈巷战以后的事。可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公元401年8月24日清晨，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先头部队通过自罗马向北的萨拉里亚大道上的城门潜入了罗马。这很可能是市内有内应的结果。很快，萨拉里亚门左右6座城门都被打开。蛮族潜入了这座永恒之都的北部和东部，而居住在市中心的人们并未发现他们。

　　罗马建国于公元前753年，至今已经度过了1163年。自古以来罗马人不能忘却的不幸事件是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对罗马的占领。

　　凯尔特是希腊人起的名字，罗马人称之为“高卢人”。公元前390年，居住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高卢部族入侵罗马，那时共和政体尚未确立。

　　罗马的抵抗失败，传说由7座山丘组成的罗马只剩下一座卡匹托尔山，其余全部被高卢人占领。所幸当时的敌人在抢掠后即撤离退去，罗马并未成为高卢的首都。这次“凯尔特入侵”成为罗马人不可忘却的不幸事件，被记入了罗马历史。王政时代构筑的“塞尔维乌斯城墙”自然也因此得到了加固。

　　然而，公元前390年以后一直守护罗马的“塞尔维乌斯城墙”在公元前45年遭到破坏。这不是因为敌人的入侵，而是罗马人自己破坏的。这个时期的最高当权者尤里乌斯·恺撒考虑扩建罗马的大脑和心脏——古罗马广场，并付诸实施。城墙的一部分阻碍了这项工程。是改变计划，还是拆去城墙，这一问题摆在了恺撒面前。他自然选择了后者，而且也没有在外围构筑新的城墙。

　　他毁弃了王政时代塞尔维乌斯王建造的城墙，这座城墙七百年来一直守护着罗马。他明确说明了他的理由：首都罗马的安全应由“防线”（国界）来保卫，而不该用围绕首都的城墙来保卫。这条理由后来逐渐演变为罗马帝国的基本防御战略。

　　后来在公元275年，奥勒良皇帝建造了一直留存至今的“奥勒良城墙”。这样，罗马有310年时间一直生存在没有城墙的环境中。如果有人问“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起于何时终于何时，我会这样回答：那就是首都罗马没有城墙护卫的那段岁月。

　　公元275年奥勒良城墙建成后，罗马也有很长时间未遭兵燹。奥勒良皇帝知道帝国防御力量的现实，帝国已无余力向多瑙河以北布防，甚至撤出了达契亚（现罗马尼亚）。修筑保卫首都的长城，一定是他未雨绸缪的慎重对策。实际上，在后来长达135年的时间内并无敌人兵临城下。

　　敌人一旦迫近，城池瞬间陷落。这只能让人想起恺撒的观点，防御敌人靠的不是城墙。帝国首都罗马刚想着城墙防卫，瞬间便陷落了。

　　无论如何，公元410年的“罗马浩劫”是历史上著名的“大事件”。阿拉里克事先向属下士兵发布过这样的命令：

　　一、不杀不抵抗者。

　　二、不碰基督教教堂。

　　这样，就占领军众达10万人这点而言，其暴虐的程度还是相对较低的。这也是因为城内根本没有防守兵力。四处逃散的人群得知教堂安全，纷纷逃入教堂。尽管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属于被天主教视为异端而遭到排斥的阿里乌斯教派，但毕竟也是基督教。而罗马的很多教堂和为数众多的信徒也都是天主教派基督教徒，这一教派被尼西亚公会议定为正统基督教，主张三位一体说。不过，一般认为阿里乌斯教派要比天主教派对“异端”更宽容。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把罗马的天主教堂及其教徒都视为基督教徒，没有向他们动手。

　　然而，阿拉里克率领的并不仅是西哥特人。这短时间内由3万人激增到10万人的士兵当中，也有很多人信奉日耳曼民族的传统宗教，还混有亚细亚人种的匈奴人。这些人根本不问什么基督教，只要是建筑物和人，一概都是掠夺的对象。

　　蛮族都知道仅仅恐吓一下，罗马就拿出了5000罗马磅黄金。他们断定，只要是罗马人，无论谁家都藏有金条。蛮族会闯入并非豪宅的一般市民的公寓，抓住什么人就逼他交代藏匿财宝的地方。很多人根本没有财宝，威胁、拷问也无从交代，因而被发怒的蛮族杀害。称410年为“罗马浩劫”之年绝不会有错。的确发生了蛮族的暴行、掠夺和杀戮，还发生了很多强奸妇女的事件，甚至修女也被侮辱。当时任北非主教的圣奥古斯丁在其著作《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中写道，被强制而未经同意的性关系不构成犯罪。

　　公元410年的浩劫历时5天。这场浩劫时间如此之短，可能是因为这10万之众干得干净利落，而无人抵抗恐怕也是这场掠夺得以高效进行的重要原因。潜入罗马城后的第6天早晨，阿拉里克和他的10万名士兵裹挟着所有能拿的东西，南下而去。货车和无尽的人流挤满了阿皮亚大道。

　　离弃罗马的不光是蛮族。蛮族还裹走了他们认为可获得高额赎金的有身份之人和富有之人，其中元老院议员也不在少数。捕囚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皇帝霍诺里乌斯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的身影。

　　八百年未曾陷落的、长久以来被赞颂为“世界之都”的罗马遭到浩劫，这在当时也是世界性的新闻。“罗马浩劫”对远在巴勒斯坦致力于把《圣经》翻译成拉丁语的圣哲罗姆也是一个沉重打击。他不但是基督徒，而且出身于意大利本土，凭着在修道院的虔诚行为和翻译《圣经》的功劳被奉为圣人。他当时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西方传来了令世间恐怖的消息。罗马被围，人们被迫交出黄金以换取生命。被浩劫后再遭进攻，不光一无所有，甚至丧失生命。现在我正在口述此信，声音因悲痛而颤抖，泪如泉涌，咽喉哽咽，出声不得。

　　这座称霸世界、把全世界置于自己统治之下的城市，如今却屈膝在蛮族面前。啊，上帝啊！无信仰的暴徒把手伸向了您的遗产，冒渎了您建设的神殿！

　　没人知道阿拉里克离开罗马后会去何处。蛮族沿阿皮亚大道一路南下，沿途不断抢掠。在加普亚离开阿皮亚大道，去了诺拉。也许他们打算沿第勒尼安海到意大利南部，渡海前去盛产农产品的北非。

　　圣哲罗姆（列昂纳 多·达·芬奇画）

　　然而，时间已经不允许阿拉里克这样做了。他与斯提利科同辈，公元410年也应有五十开外。他一路南下，沿途观赏着呈现在右边的第勒尼安海，却在途中突然病倒，死神降临。据说他的埋葬是按照对待日耳曼民族酋长的方式进行的：截断河流，在河床上挖坑，安放装有遗体的棺材，埋葬后再使河水复流。当然，截流和挖河的俘虏们在下葬后统统被杀，这是北方蛮族的风俗。

　　阿拉里克死后他的一位叫阿道法斯的亲戚继承了他的位置。这位阿道法斯似乎与罗马元老院之间有秘密交涉，制定了“打开僵局的政策”。也许罗马方面又付了钱。西哥特人的新头目阿道法斯停止向意大利南部挺进，带着属下人马掉头去了法国南部。在折回的路上，许多捕囚交付赎金后恢复了自由。但阿道法斯唯独没有放走皇帝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进入高卢南部之后，他与这位公主结婚。不知何故，这位哥特人新郎是穿着罗马托加出席的婚礼。

　　离开罗马的人们

　　公元410年的“罗马浩劫”也使幸存的人下决心离弃罗马。纳马提安努斯也是其中之一，他决定回到自己的故乡高卢去。

　　后世只知道鲁提利乌斯·纳马提安努斯是位诗人，他留下了一篇题为“回故乡”（De reditu suo）的长篇诗歌。他是行省出身的高卢人，来到罗马后曾任重要公职，是一位“公共人物”。他甚至出任过首都罗马的最高行政长官——“首都长官”（praefectus urbi）。他的情况并不算例外。行省出身者来到首都，历任公职，进而形成国家新的领导层，这在罗马帝国是自元首制时代以来的传统。

　　实际上，5世纪前半叶西罗马帝国的权势人物艾妮希亚家族和西马库斯家族都是“新贵”（homo novus），在此前一百年的罗马史中尚未登上历史舞台。艾妮希亚家族被认为是5世纪罗马首屈一指的富豪。传说只要他把储藏的小麦和葡萄酒卖掉，就会每年得到6000罗马磅的金条。只要他愿意，在斯提利科提议时，以此收入可以全部雇用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与艾妮希亚家族相比，认为年收入约1500罗马磅黄金的西马库斯家族属于中等富豪也大体不错。而西马库斯家族在教养方面堪可代表罗马。这两个人都是元老院议员。当过“首都长官”的纳马提安努斯理应也是元老院议员。说到财力，人们只知道他在高卢拥有大庄园；说到年龄，人们也只知道他40岁上下。

　　长篇诗歌《回故乡》如今只留下一些残篇，一读之下就知道作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隐异教徒”。此诗创作于公元416年，在确定基督教为唯一宗教、其他均为邪教之后已经过去了20个年头。《回故乡》不惜笔墨讴歌了对罗马帝国的爱，却看不到基督教的一丝影子。这位高卢出身的精英，对自己是罗马人坚信不疑，并以此为荣。

　　鲁提利乌斯·纳马提安努斯留下的长诗De reditu suo具有“异教拉丁文学绝唱”的价值。诗歌名定为“回故乡”，是因为这首长诗是作者在回故乡的船上，怀想着消失在身后的罗马和意大利而创作的。还未到引退年龄的鲁提利乌斯回故乡去，是为了重振他因西哥特人入侵而遭受巨大灾难的农庄。此时此刻，他对再见罗马只会感到绝望。《回故乡》成为罗马人对罗马帝国的最后诀别之歌。让我给大家介绍几个残留的片段吧：

　　啊，罗马哟！你长久以来就是世界的女王。你是诸神之母，是众多优秀罗马男儿的母亲！

　　你崇高伟岸的身影，永远不会在人们心中消失，就像太阳永不消失一样。你赐予人们的文明，遍及罗马世界的每个角落，就像阳光普照大地一般。灼热的沙漠，冰冻的北海，不能遮挡你的光芒。无论何方，只要有人居住，罗马都会浸润其邦。

　　罗马哟！你统合了众多民族和部落，形成一个国家；你教会他们享受法律带来的公正。的确，当初我们被征服，可不久我们就切实感到生活在罗马的好处。你军力强大却不穷兵黩武，你更懂得如何有效地使用军力。居住在罗马帝国的人们，在罗马的法度之下，保持着自己的固有风俗，同时学会了与不同文化的其他民族共存共存。罗马帝国是汇集多民族的联合国。

　　古往今来，几多帝国诞生灭亡。只有罗马帝国留给后世的伟大卓尔不群。罗马带来的和平，不是忘乎所以的自信所赐。罗马的荣耀不仅源于个人，而且源于整个帝国的才智。罗马成为统治者，是因为她具有统治的资质。

　　罗马在不久以前已无法从苦恼中站起。然而，有朝一日，罗马必将伤愈，力量必将重回四肢。逆境是兴盛的前奏，废墟是复兴的前夜。

　　罗马的敌人已然在高奏凯歌，但他们落魄的一天终将到来。连那汉尼拔，终究也只能叹息自己的成功不再。

　　敌人也许想使罗马永为废墟，但终有一日罗马会涅槃般地获得重生。曾经丰饶而今荒芜的莱茵河畔哟，总有一天人们将回到你的身旁。尼罗河沿岸出产的小麦终将重新运往西方。那时节，意大利甚至全欧洲都会盛产葡萄美酒，质优而量多。

　　公元416年秋，诗人从奥斯提亚上船，一路经停奇维塔韦基亚、比萨和热亚那，驶向高卢南部。在航行的旅途中，这位四旬壮年汉子胸中思绪无限。诗人在高卢登陆后便不知所踪，杳无音讯。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