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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这是神所期望的”

　　当人们试图一举解决各种难题时，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念头就是发动战争。在接见手持拜占庭帝国皇帝求援信来访西欧的特使之后，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大概也是这样想的吧。

　　史称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帝国，是以基督教为国教，统治罗马帝国东半部的大国。然而，由于7世纪上半叶发源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势力侵入，帝国丢失了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在内的广大地区。此后到11世纪末，穆斯林军队已经逼近了首都君士坦丁堡，驻扎在从首都乘小船即可到达的小亚细亚地区。

　　虽然同属基督教信仰的希腊正教会 与罗马天主教会之间摩擦不断，当穆斯林到达君士坦丁堡只有三天距离之处时，就容不得任何教理争论的空闲了。作为东方希腊正教会首领的拜占庭帝国皇帝，不得不低三下四地乞求西方罗马天主教会的首领教皇，尽快派遣抵御穆斯林的援军。

　　事实上，这不是拜占庭帝国第一次向罗马教皇求援。此前拜占庭帝国已经几次向西欧求助，但都没有得到回应。而到11世纪末，坐在梵蒂冈宝座上的教皇，是来自著名的克吕尼修道院、代表天主教会改革派的乌尔班二世。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的拜占庭帝国

　　乌尔班二世出身于法国香槟地区贵族之家，在法国的克吕尼修道院接受教育。作为很早就受到修道院上层瞩目的青年才俊，他获得了随院长一同前往罗马觐见的殊荣。此时的罗马教皇是格列高利七世。教皇也非常欣赏这位聪慧的年轻僧侣，加上格列高利本人也出自克吕尼修道院，于是将乌尔班从法国调到意大利工作。

　　乌尔班二世36岁时被任命为罗马附近奥斯提亚的枢机主教，之后他逐渐作为教皇的代表，出入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各国国王和各大诸侯的宫廷。到公元1088年，46岁的他被选为教皇。7年之后，正是这位乌尔班二世教皇首先提出了十字军东征的动议。

　　然而，作为改革派的教皇，与发动战争有什么关系呢？

　　在克吕尼修道院学习的经历，可能是乌尔班二世得到前任教皇格列高利七世重用的原因。由于自己属于改革派，乌尔班自然会推行本派别的观点，格列高利也不会隐瞒对他的支持。

　　那么，当时的改革派教士，究竟做了哪些改革呢？

　　克吕尼修道院（11—12世纪）

　　如果考察对在贫困中挣扎的基督徒的扶持，就要等到一个世纪之后的圣方济各了。

　　在此之前百年的天主教会上层所做的改革，是建立在神职人员的领导下，将上帝所托付的人间各种恶行逐一解决的信念。若秉持这一立场，则在罗马教皇之前开辟道路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欧各国国王，有以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罗马教皇的名义，驱逐和惩罚基督教世界的敌人的权力和责任。平心而论，不仅宗教一个方面，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全部事务中，居于顶点的罗马教皇都指导着整个天主教会，而世俗君主们只要忠实地执行其命令即可。

　　借用后世历史学家的话，这时出现了“社会修道院化”的现象，而反抗这一潮流的人，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

　　✞ “卡诺萨之辱”

　　公元1077年东西方历史教科书上以“卡诺萨之辱”而著名，此事令西欧的善男信女为之惊愕。由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反对皇帝亨利四世的人事任命而发端，教皇最终对无视教皇反对意见的皇帝处以开除出教会的绝罚。

　　绝罚的威力在于，受绝罚者所有的社会关系必须从此将其视为基督徒的敌人。由于中世纪西欧人信仰的深刻，家臣和兵士自然就离开了受到绝罚的主人。因此，绝罚就意味着被整个社会全面地流放。

　　即使是年轻气盛的亨利四世，也在绝罚的重压之下最终屈服了。

　　从德意志秘密进入意大利的亨利四世，一个人来到教皇驻跸的卡诺萨城堡门前。身穿粗布服装、赤裸双脚的亨利四世，伫立在连续下了一个月的大雪中，只为了乞求教皇原谅自己的罪过。

　　卡诺萨城堡是在意大利中部拥有广大领地的玛蒂尔达伯爵夫人居住的城堡，夫人以同情改革派而广为人知。城堡中的广场上遍布着熊熊燃烧的火炉，把城堡炙烤得温暖怡人。城中寓居着洋洋得意的57岁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与此同时，城堡内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窗外雪地中一个人站立着的27岁的年轻皇帝。

　　这次“卡诺萨之辱”是将教皇的权威与权力展现在西欧全体基督徒面前的一次大事。事件最终以教皇同意解除绝罚而告终，成为教皇在世俗权力面前的一次大胜利。

　　然而，之后的事件在历史教科书中就没有记载了。此后的8年是亨利四世不断清除格列高利七世权势的8年。对于一名年轻气盛的男子来说，虽然在众人面前受辱不能说是聪明的做法，却也表现了他在格列高利七世面前坚强的意志和政治手腕。

　　虽然后来格列高利七世被罗马教会列为圣人，他却在匆忙逃离梵蒂冈宝座之后孤独地客死在意大利南部的萨勒诺。

　　至死之时，这位教皇留下了“我热爱正义，憎恨非正义，因此遭到流放而死”的话。然而，格列高利口中的“正义”，不过是凌驾于整个天主教会之上的罗马教皇宝座而已。

　　继格列高利之后成为罗马教皇的维克多三世尽管性格温厚，仍不能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改善关系，上任两年之后郁郁而终。此后选出的教皇就是乌尔班二世。公元1088年春天，这位当选教皇的修士年仅46岁。

　　身为整个天主教会领导人的罗马教皇，在中世纪时并没有现在的教皇每星期日到聚集着信徒的梵蒂冈圣彼得广场，宣讲如何和平而正直生活的那种安逸。

　　所谓中世纪，说好一点儿是群雄割据，而实际上则是完全凭实力说话的没有秩序的时代。作为上帝在人间代理人的罗马教皇，并无法保证自己过上安逸的日子。

　　格列高利七世死在南意大利的萨勒诺，而乌尔班二世被选举为教皇的地点，也在萨勒诺附近的小城特拉齐那。在那个特殊时期，教皇的死也好，通过选举成为教皇也好，都只能在罗马之外了。当时亨利四世只有38岁。这位不能忘记卡诺萨之辱的神圣马罗帝国皇帝，在依靠军事力量驱逐格列高利七世的同时，为了造成教会内部的分裂而选出了与之对立的教皇，并自此制定了瓦解罗马教皇权威的策略。

　　然而，经过考虑之后，乌尔班二世公然自称为格列高利七世的继承者，他采取的对策可谓巧妙。与亨利四世以在雪中伫立而取胜相比，乌尔班让对手很容易就陷入无法出手的状态，最终战胜了对方。而他的策略就是去拥有对手拥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军队。

　　罗马教皇是不允许拥有军队的，因此他们只有利用他人的军事力量。而乌尔班二世利用的这个“他人”，就是一直试图驱逐亨利四世、救援格列高利七世的南意大利的诺曼王朝。附带说一句，格列高利七世去世之地萨勒诺和乌尔班二世被选为教皇的特拉齐那，都位于统治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诺曼人统治下的地区。

　　即位教皇的乌尔班二世与200年前从穆斯林手中夺回西西里地区的诺曼王朝关系非常紧密。而枢机主教群集的公会议也并没有在亨利四世支持的对立教皇克力门三世所在的罗马召开，却选择了诺曼人控制下的特拉齐那。

　　此外，乌尔班二世在上任之后8个月才得以在诺曼兵士的簇拥下进入罗马。而这时他还只能在罗马城外的台伯河中的小岛上短期居住，不能接近圣彼得大教堂和教皇的宫殿拉特兰宫。因为当时这些天主教会最重要的设施还处在亨利四世和对立教皇克力门三世的控制下。

　　罗马教皇从四世纪开始，就一直居住在率先承认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所赠送的拉特兰宫中。而乌尔班二世成为了第一位无法踏足拉特兰宫的教皇。这就是天主教会最高领袖在法国号召十字军东征之前的实际处境。因此，教皇所面临的第一道难题，是如何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强大实力面前维持自己的权威。

　　然而若论起在此时的政治迷局中生存，无论是皇帝、国王还是诸侯，都比不上教皇的消息灵通。毕竟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教士遍布，而主教则在各个教区有效统率着他们。在君主近前必然活跃着他们的忏悔神父。因此，教皇可以通过联络各个地区枢机主教，直接控制修道院。而各地的修道院又是当地经济生产的枢纽。

　　神圣罗马帝国、罗马教皇国和意大利诺曼王朝的领土（11世纪末）

　　如果枢机主教不驻在罗马，而在各个教区往复移驻，从这些地区产生的各种信息就可以通过他们逐渐汇集到教皇身边。为主教收集信息的人包括商人和僧侣，而在中世纪，这两种人的信息是最为可靠的。而商人和僧侣之间又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因为两者往往是同一商业行为的买方和卖方。由于存在这种情况，从大范围的策略运用来看，谁也不如教皇的位置有利。而且与世俗君主相比，教皇身边拥有更多博学之士。

　　乌尔班二世在从就任教皇到在法国发起十字军东征的7年间，完全不曾踏入罗马一步。这段时间内，38岁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进入了不惑之年的45岁，但他丝毫没有改变对乌尔班二世的敌对策略。尽管此间教皇在意大利各地辗转往来，这位头脑明晰的基督教世界改革者却因为情报不足，始终未回到罗马。毕竟，与世俗君主仅仅关心自己领土的情况相反，教皇的心中并非只有罗马一城一池，而是心怀天下。因此，影响此后整个世界的大事件在当时的欧洲接踵而至。

　　诺曼人征服英格兰——1066年。

　　由此引起了欧洲西北部全境的大变动。

　　另一部分诺曼人则将穆斯林赶出了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1072年。

　　由于伊斯兰教势力曾经迫近到距离基督教大本营罗马一周路程的地区，诺曼人收复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对世界历史有着很大的影响。此事在欧洲被称为“解放”而不是征服，是因为诺曼人将原信奉基督教的地区从穆斯林手中夺回。格列高利七世、乌尔班二世等人最终都依靠在南意大利建立政权的诺曼王朝，并不仅仅是因为该王朝是附近具有军事力量的君主，还因为他们承认诺曼人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击败穆斯林的功绩。

　　“卡诺萨之辱”——1077年。

　　对教皇和皇帝权限范围的争议，并未随着这一事件的结束而解决。而乌尔班二世在此后陷入了在法国与皇帝亨利四世斗争的居无定所的15年流亡岁月。改革派教皇在卡诺萨所采取的强硬政策，使自身吞下了恶果。根据学者的研究，乌尔班比格列高利更善使政治手腕。他不仅通过借助诺曼人的军队，使用了其对手亨利四世所拥有的力量——军事力量，还通过施展仅为教皇自己拥有而皇帝不具备的力量来削弱皇帝。毕竟，无论拥有再强的军事力量，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无法自称拥有上帝授予的君权。

　　收复托莱多——1085年。

　　当亚平宁半岛南部受到8世纪伊斯兰教势力急剧扩张影响的同时，伊比利亚半岛绝大部分也被穆斯林占领。随着此后200多年间伊比利亚半岛上基督教国家的“再征服”（Reconquista）过程，到11世纪末，基督教势力重新占据了西班牙中部地区。对中世纪基督徒来说，这条西班牙战线是抵御伊斯兰的“圣战”。毕竟，西班牙的基督徒在进行着为守卫朝圣者数量不亚于耶路撒冷与罗马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圣城的斗争。在200年历史的十字军东征中，没有一个西班牙人前往东方。毕竟，先在自己家门口完成“圣战”，才有到此外的地区参加“圣战”的空闲。

　　基督徒在意大利成功驱逐穆斯林，无疑令罗马教皇喜出望外。而西班牙并未派出一兵一卒响应教皇提出的十字军东征。伊比利亚半岛“再征服”运动带来的热忱，在西班牙人和比利牛斯山以北的一部分法国人心中涌动。而欧洲全体基督徒心中的热情，也就由此可见一斑了。

　　✞ 呼吁“圣战”

　　1094年秋天，乌尔班二世驻在意大利中部的比萨。教皇一行从此地出发，经佛罗伦萨前往意大利北部的皮亚琴察。到达皮亚琴察之后，格列高利七世派的主教，也就是赞同基督教世界改革的派别，召开了公会议。

　　所谓公会议（Synodus）与近代国家的国会相似。作为天主教会的重要决策机构，公会议根据格列高利七世的宣言，宣布教会不仅对信仰方面的问题，也对天主教信徒的生活负有全面的责任。教皇在皮亚琴察分别接见了前来诉求其夫婚外恋情的王妃，以及在伊斯兰教威胁下乞援的拜占庭皇帝特使。

　　乌尔班二世在当年整个冬天都驻在皮亚琴察。春天到来以后，教皇一行翻越阿尔卑斯山，前往法国，沿着罗讷河向北，最终到达克吕尼修道院。乌尔班生长在香槟地区的田园，少年时期在古都兰斯度过，青年时在克吕尼修道院学习。相比为了避开皇帝军队而不得不过着居无定所生活的意大利，法国自然是非常适合他的居住地。因此他在法国广袤的土地上自由旅行。而乌尔班的周游法国，其实是为当年11月在克勒芒召开的公会议做准备。

　　公历1095年11月于法国克勒芒召开的公会议的主要舞台，并不在室内，而在室外。因为教皇乌尔班二世要在大教堂前对着广场上密密麻麻的民众直接开讲。

　　此次演讲的真实内容没有保存下来。但参照编年史家遗留下来的记载，教皇的“呼吁”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这位出自克吕尼修道院的53岁僧侣，在决定其毕生成就的克勒芒，向全体听众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

　　首先，教皇在前半部分的开篇抨击了当时基督教世界道德沦丧的状况。在批评违反上帝教导的利己行为横行于世之后，他斥责道：如果对此放任下去，上帝的愤怒最终会临到人间。因此，为了避免社会继续堕落下去，他提出了“上帝的休战”，即基督教信徒之间永久休战，不再为领土的保全或扩张而彼此争斗。

　　在演讲前半段非难基督徒的乌尔班二世，到后半段就将话锋对准了异教徒。他指出，在实现基督徒之间休战的同时，对基督教世界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向不断求助的东方的基督徒“兄弟”施以援手。此言既出，教皇接着说了如下的话：

　　穆斯林在地中海扩大其势力，攻击、杀戮你们的兄弟，贩卖基督徒为奴。他们破坏教堂，并把教堂变为清真寺。我们再也无法容忍他们的暴行。现在就是对他们展开斗争的时候了。因此，我们要继续伸张正义。

　　这一号召并不是来自我个人的命令，而是主耶稣的命令。向那里前进吧！与异教徒斗争吧！如果你们命丧沙场，就可以使先前的罪孽得到完全的赦免。我在此以上帝所授予的权力，向你们明确这一点。

　　昔日的盗贼，要变成基督的战士；过去兄弟和亲属间争斗所产生的怨恨，要在与异教徒斗争的时刻化为乌有。只有少许薪水，靠无聊的工作打发时日的人，现在也可以依靠参加上帝所祝福的事业，得到永久的报酬了。

　　这次出征是绝不能推迟的。请各位暂时回到家中，当冬去春来之后，在主的引导下开始向东方进军。这是为了上帝的期待，成就神圣的责任。

　　台下的听众无不深受感动，他们自然为“这是上帝的期望”（Deus lo vult）这句话人声鼎沸。在巨大的欢声中，有一位志愿参加“圣战”的人，在演说刚一结束就冲到教皇面前。他跪伏在教皇身前，大声发誓要参加远征。

　　此人是勒布伊的主教阿德马尔，在演讲前的克勒芒公会议中受到过教皇的召见。此外，图卢兹伯爵圣吉尔未能出席克勒芒公会议，但他来信告知教皇自己将参加远征。这位伯爵曾经在西班牙与穆斯林作战，并在公会议前准备时与教皇会晤。

　　西欧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世界（11世纪）

　　虽然公元1095年的克勒芒公会议上教会正式决定了向东方的远征，但这一阶段所决定的议题只有以下三点：

　　一、在基督徒之间，全面实现“上帝的休战”；

　　二、参加十字军的全体成员，在胸前和背后都戴上红布做的十字印记；

　　三、向东方出征的时间是次年（1096年）的圣母马利亚升天节（8月15日）。

　　至于十字军全体成员要在胸前和背后都戴上红布做的十字印记这一点，乃是因为十字架代表基督徒，而选择红色则是表示为了基督流血牺牲的觉悟。“十字军”的名称，就是由此开始的。

　　在此之前去圣地巡礼的人，大都拿着一个顶端带有十字型的手杖，而这一次，前往圣地的基督徒手中拿着的则是各种武器。

　　一神教的“朝圣”是一种赎罪，也就是说，通过朝圣，可以将日常生活中所犯下的各种罪过一笔勾销。对于信徒来说，要尽到这个毕生的责任，基督徒应当去耶路撒冷，穆斯林应当去麦加朝圣。

　　因而对中世纪欧洲的基督徒来说，十字军东征也是一次朝圣。但这是伴随着武力而进行的。

　　在克勒芒公会议的阶段，没有留下教皇关于“解放耶路撒冷”说法的记载。乌尔班二世的考虑，恐怕首先是结束欧洲各个世俗君主之间的战争，实现“上帝的休战”。

　　但是纵观人类历史，事实往往是战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谓世俗君主间的休战，只在当今西方国家之间的权力与能力之下得以实现，其他时候从未有过。十字军向东方进军，同时在本国休战，在“上帝的”旨意之下是有可能实现的。因此“解放耶路撒冷”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不是别的，而是“大义”与“名分”使然。

　　如果将身居高位的神职人员所特有的委婉说法完全除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的演说的精华部分：

　　将此前西欧基督徒之间的争斗，带到东方去，引起基督徒战士对穆斯林敌人的斗争。这样做的本意，无疑是把解放耶路撒冷之类的话，以并不直白的方式说出来。神职人员和信众之间相互理解的关系，是我们现代人所不能想象的。

　　尽管如此，“夺回圣地”“解放圣地”之类的口号，也不能仅仅作为口号来理解。

　　无论如何当时整个西欧的基督徒都热情高涨，即便是有并不热心的人，也难以反对十字军的东征。此外，一旦东征成功的话，作为发起人的罗马教皇的权威将急遽增长。

　　乌尔班二世布置了一个大棋局。前任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为了夸示自身的权威，让皇帝亨利四世在雪中伫立了三天三夜，自身也饱尝强硬政策带来的恶果。而乌尔班二世则通过将数以十万计的军士派往东方，以武力夺回耶路撒冷的方式显示了凌驾于全体世俗君主之上的领导能力和教皇的权威。

　　✞ 十字军的诞生

　　其实，无论是乌尔班二世也好还是别的谁也好，在11世纪将穆斯林的所谓暴行当作十字军出征的理由，都是非常勉强的。

　　伊斯兰教把去麦加朝圣当作最重要的事件，这大致上与基督徒去耶路撒冷朝圣是类似的。

　　有时穆斯林的确做出了一些针对基督徒的暴行。例如1008年起的9年间，埃及的哈里发阿尔-哈基姆破坏了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圣墓教堂。但这一事件距离克勒芒公会议已有90年之久。

　　在此之后，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一带处于塞尔柱突厥人的控制之下。近些年开始，信奉伊斯兰教的勇猛的突厥人偶尔会袭击从欧洲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徒团体，并且越过拜占庭帝国的边境线，强夺领土。但总的来说，在伊斯兰教统治下的中近东地区，并没有发生导致西欧基督教世界一片悲愤之声的针对朝圣者的大屠杀。

　　当然，在毫无法律与秩序的中世纪，到圣地巡礼意味着从欧洲到中近东的漫长旅行。不用说常有遭遇强盗袭击的危险，在长途旅行中跌落悬崖、溺毙河中，或是病倒在途中的情形也是时有发生。由意大利商人资助修建的耶路撒冷朝圣者专用的医疗设施，须得到穆斯林的认可，并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下得以经营。

　　而在乌尔班二世的克勒芒演说中提到了居住在东方不断求助的基督徒兄弟。关于这一点，教皇所说的“东方”指的是还未被穆斯林征服的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即希腊正教徒所居住的地区。东方的基督徒在伊斯兰教统治下多有改变宗教的人，但并非全体变为穆斯林。虽然有一些基督徒作为异教徒被杀，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居住在11世纪的中近东地区。

　　毕竟东方的统治者，穆斯林的领导人，并未威胁这些异教徒的生存。但是他们受到种种制约的限制，成为当时社会中的二等公民。一种称为“吉兹亚”的“异教徒税”也是基督徒和犹太人需要履行的社会义务。

　　关于伊斯兰世界对异教徒的种种制约和“吉兹亚”的详细情况，在《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卷（中文译本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编者注）中有详细的描述。请参照该卷相关内容。在此不再赘述，以免偏离本文的主题。

　　虽然征收“吉兹亚”税代表了对伊斯兰教以外宗教信仰的承认，并成为穆斯林所称颂的“伊斯兰的宽容”的写照，在中近东居住的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还是无法形成相互对等的共生关系。

　　在伊斯兰统治的区域，禁止基督教堂的钟鸣响，也禁止基督徒乘马出行，而在同一条道路上，基督徒必须在一端等待穆斯林通过之后再经过。这就是在两者共生的情况之下，殊为不平等的局面。

　　称为“吉兹亚”的人头税，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说，是穆斯林统治者保护异教徒的代偿，而实际上则是宽容异教存在而征收的税金。

　　相形之下，在西方天主教世界，却是连异教徒的存在都无法容忍的。因此在那个时代，东方的希腊正教基督徒甘愿缴纳着代表二等公民身份的“吉兹亚”税金。300多年的岁月中一直生活在伊斯兰世界的基督徒，大都对此习以为常了。

　　因此这些人一直没有接受西方的罗马教皇援助、“解放”自己的要求。而邀请教皇派遣援军的，是希望收复曾经占有的中近东失地的拜占庭帝国皇帝。

　　教皇乌尔班二世不仅善于煽动群众的情绪，也具有超凡的组织才能。他在克勒芒演说时的激动与兴奋，立即烟消云散。之后经过10天的讨论，做出了以下诸项决定：

　　一、凡参加十字军者，其罪行可获得完全赦免。

　　天主教的教义，是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这原罪和生活中犯下的小罪过相加，就算是没有特别的恶行，也会在信徒死后通往天堂的道路上带来不安。在中世纪，大多数善男信女都这样认为。而如果参加十字军就可以保证升天堂，对这些自认犯罪的人来说，无疑带来了救赎的喜悦。

　　而且这种完全的免罪，对于杀人犯和各种凶恶的罪犯来说都是成立的。只要参加十字军，就可以将此前的恶行一笔勾销，这就使不法之徒们个个摩拳擦掌，积极要求加入。

　　二、如果因疾病或类似原因无法参加十字军者，要为其他人提供参加十字军所需服装、武器等费用的资金。

　　这一决定为贫民参加十字军提供了物质支持。

　　三、参加十字军者出发以后，其在国内的资产，包括动产、不动产等全部在内，以及其归国以后的保全，由罗马教皇为保证人，在参加者所属教区主教的实际监督下得以保障。

　　这一点是指，十字军成员不必为归国后的事务担忧，可以安心出征。

　　四、若为参加十字军筹集经费而必须售卖自身资产，或通过资产担保获得贷款，其资产的合理价值由教皇个人做担保，实际的监督由所属教区的枢机主教和主教负责。

　　五、参加十字军者必须首先向所属教区主教提出申请，在得到许可之后，在十字架前发誓，之后才可以出发。

　　这是将乌合之众排除在十字军之外的条件，但实际上远未达到效果，下述的“贫民十字军”就是例证。

　　六、在十字架前发誓后不出征，或在出发以后提前归国者，一律处以绝罚。

　　从以上诸项可以看出，乌尔班二世曾经打算将得到相当程度组织的军队派往东方。就算打败异教徒的愿望再强烈，如果军队没有足够的战斗力，出征就起不了多大作用。

　　然而，尽管乌尔班二世的筹划非常周密，他算计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 “贫民十字军”

　　最先向东方进发的，就是隐士皮埃尔所率领的由贫民组成的十字军。这些人不必考虑如何处置自己留在故土的资产，也不必做特别的军事准备，因此成为了十字军的先锋部队。他们未等到乌尔班二世指定的8月15日，而在1096年的春天就开始动身。

　　不计其数的民众从法国北部和莱茵河附近德意志西部汇聚起来。他们的领导人隐士皮埃尔也不知道而且大概也不想知道确切有多少人。现代研究者有从5万到10万之众的估计。参加者大多数是农民和城市的下层民众，其中不乏盗贼与罪犯。里面也不全是男性，还有成群的妇女和儿童。他们基本上没有武器，身穿军装者也是少数所谓的放浪骑士，就像日本的“浪人”一样。

　　这些乌合之众自然没有组织纪律，行军时也是跟随在骑驴的隐士皮埃尔之后，有的乘着大车，大多数人则是徒步前进。在既没有后勤部队，也没有医疗单位的情况下，这些人在欧洲之内的行军补给完全依靠沿途居民的善心。

　　而在得不到补给的情况下，贫民十字军就开始毫不迟疑地劫掠路上所遇到的居民。他们把犹太人视为异教徒，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疯狂掠夺犹太人社区，受到了皇帝亨利四世的强烈抗议。十字军所到之处，犹太人只好闻风而逃，造成了将近1000犹太人的死难。而当十字军离开德意志，进入匈牙利境内以后，杀害了几乎相同数目的基督徒“兄弟”。

　　然而，这支“贫民十字军”有一处绝对的优势，那就是毫不关心人生命的牺牲这一点。在行军洗劫过程中被当地人民杀死，或者由于缺乏食物而不断出现的行军中途死亡的现象，在隐士皮埃尔那里和与他一起前进的十字军中完全得不到关注。

　　贫民十字军开始时虽然维持着军队的规模，但行军中减员的情况越来越突出。从欧洲出发时拥有10万之众的队伍，到进入亚洲时仅剩余5万，但仍然没有人注意这个问题。

　　这支“大军”最终以如此的状态抵达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1096年8月1日，在教皇乌尔班二世所确定的十字军出发日之前两周，贫民十字军就已经走过了旅途的半程。

　　✞ 诸侯

　　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的呼吁，实际上是针对拥有武力的欧洲君主们提出的。因此究竟谁能对这次呼吁做出回应，对十字军的成败至关重要。最终回应乌尔班二世呼吁的并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或者各大国的国王，而是位列他们之下的诸侯，其原因如下所述。

　　对于西欧基督教世界来说，第一个出来响应教皇关于十字军东征呼吁的人，是对基督教世界存亡负有责任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在十字军出征的1096年，坐在皇帝宝座上的亨利四世年方46岁，正值能够充分履行司令官职位的年纪。

　　但亨利四世与罗马教会之间因“卡诺萨之辱”关系相当紧张。此外，乌尔班二世发动十字军的本意就是借此强化自身的权威，而相应地，皇帝的权力会被弱化。

　　因此亨利四世对教皇的呼吁完全置之不理。

　　除了皇帝之外，西欧权力最大的人是法国国王。法国国王腓力一世时年44岁，从地位和年龄上看都适合担任十字军的总司令。但他面临的是私生活方面的问题。

　　腓力一世不仅发展了婚外恋情，还把婚外恋的对象立为王后，并和结发妻子离婚，这触怒了教皇，使腓力受到绝罚。毕竟，从克吕尼修道院发起的改革，不仅在于教会内部的整肃，还包括改善基督教世俗道德的目的。属于这一派别的乌尔班二世，绝不能放任不管出现道德问题的腓力一世，而必须对其处以绝罚。

　　但是腓力却忤逆教皇的权威，并未受到绝罚。他不顾教皇的反对，执意离婚。而对于绝罚的命令，他也采取了不冷不热的处理态度，由于家臣不二的忠诚，腓力没有像亨利四世那样伫立雪中乞求解除绝罚。应该说，把十字军这样上帝期待的神圣事业委托给腓力一世，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不过这位国王并未因受到绝罚而和教皇关系紧张，相反他安排自己的兄弟代为出征。

　　因此，1096年时39岁的弗蒙杜瓦伯爵于格代表法国参加了十字军东征。第一次十字军因为法德两国的君主都未能参加，而被称为“诸侯的十字军”。

　　一般说来，诸侯属于地位较低的领主，但当时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中央集权制是在十字军之后的时代才确立的，而在11世纪，诸侯与皇帝和国王相比，虽然名义上地位较低，势力却毫不逊色。

　　公爵或伯爵等诸侯所持有的领地，并非来自皇帝或国王的赐予。这些诸侯世袭拥有领地，唯一可能令他们感到有些不便的是，他们多少要向皇帝或国王宣誓效忠。

　　法国国王拥有主权的领地

　　虽说有前面的“有些不便”和“多少”的表态效忠，如果真的感到不便，只要举兵反叛就可以了。亨利四世皇帝在雪中伫立恳求教皇解除绝罚，就是因为如果真的被处以绝罚，他就会面临各路诸侯叛变的局面。

　　在那个时代，图卢兹伯爵也好，洛林公爵也好，都拥有比法国国王直辖领土更大的领地，因此他们治下的纳税人数，以及所维持的常备军，都不比国王差。因此我认为乌尔班二世呼吁这些诸侯参加十字军的策略，是把握现状之后做出的正确判断。而各路诸侯并不在乎皇帝与国王不参加十字军这一点，完全出于自愿，堂而皇之地响应了教皇的呼吁。毕竟他们都是充满威严的一城一国的主人。

　　军队是需要统一的指挥系统才能发挥其效力的组织。如果不能在指挥上达到统一，而是不同的领导人分别运用各自的实力，就会致使精力浪费，就算是能达到目的，也要花费比统一军令长得多的时间。因此当决定发动战争时，统一指挥是最重要的，而教皇乌尔班二世当然也能够理解统一指挥的重要性。

　　由于法国国王的兄弟于格拥有极其尊贵的地位，他自然被教皇任命为第一次十字军的总统帅。而他39岁的年龄，也正合适。

　　但于格是第一次统帅这样大规模的军队。由于于格是代替其兄长法国国王出征，法王将自己属下部队的一半交给了这位伯爵统帅。

　　从史载的于格的性格来看，他是个容易妄自尊大的人，虽然勇气可嘉，却欠缺冷静。知人善任的人不难看出，让这样一个人担任统帅，十字军将难免失败的命运。只不过还好这位伯爵没有太大的野心。

　　在参加十字军的各位诸侯中，拥有能与于格伯爵的军队相匹敌实力的，是以下三位：

　　诺曼底公爵罗贝尔、布洛瓦伯爵埃蒂安和弗兰德斯伯爵罗贝尔。

　　诺曼底公爵罗贝尔是以征服英格兰著称的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的长子。他在父亲生前就起兵反叛，并在威廉死后试图争夺英格兰的王位。但英格兰王位最终被远比他狡猾的兄弟威廉二世夺得，而在罗贝尔出征之前，他只领有诺曼人在法国本土西北部的诺曼底小块土地。

　　罗贝尔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没有处理能力，自身的资金也不足。因此他只好以自己的领地诺曼底为抵押向威廉二世借款，以筹集东征的费用。

　　此事与后来罗贝尔的情况恶化有关，而他本人则是真心赞同乌尔班二世呼吁的。他也是毫不怀疑十字军能解放耶路撒冷的诸侯中的一员。而他出发时正值42岁的中年，对于不知何时才能返回的东征来说，这个年龄还是合适的。

　　而对布洛瓦伯爵埃蒂安来说，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在出征的诸侯中，埃蒂安可以称得上是最富裕的，因此他不必担心费用问题。但此人却是中世纪贵族里罕见的那种对当时家常便饭般的领土兼并战争完全不感兴趣，只喜欢学问和安稳生活的人。

　　这位富裕的领主迎娶的妻子是征服者威廉的女儿。可能是因为有一位伟大父亲的缘故，公主比自己的丈夫强势。因此，当乌尔班二世倡议发动东征时，这位伯爵夫人坚持说，既然自己的兄长诺曼底公爵罗贝尔参加了十字军，那么自己的丈夫也应当参加。而当还未到达耶路撒冷时，埃蒂安就离开前线回国了，此时伯爵夫人果然按照十字军的誓约，督促自己的丈夫重回东方战场，可谓是中世纪格外出众的女强人。

　　关于这位拥有广大土地的富裕领主布洛瓦伯爵所率领的兵力，并没有准确的说法，大约有数百到一千人随他出征。

　　还有一位弗兰德斯伯爵罗贝尔，此人从小就和周围的领主保持很好的关系，尚在世的父亲也颇为富裕，所以他能够筹集出征所需的经费和军队，虽说军力不算太强大，但所挑选的兵士精锐。他可谓是将教皇本意的变基督徒内部斗争为反对穆斯林斗争的典型人物。据说他亲率骑兵500，而31岁的年龄则是三位主要诸侯当中最年轻的。

　　除了布洛瓦伯爵埃蒂安，两位罗贝尔之间有以下的三处共同点。

　　第一，他们对十字军收复耶路撒冷的目标充满信心。

　　第二，由于上一点，他们在战场上都表现得非常勇敢。

　　而第三点则是，收复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就都回到了欧洲。两位都没有在东方获取领土的野心。特别是弗兰德斯人进军时英勇善战，而退兵时也保持纪律严明。至于三位诸侯在出征和行军时，为什么会一起行动，恐怕是由于三人中任何一人的兵力也无法独自确保在前往东方的遥远路途中坚持下来。

　　✞ 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圣吉尔

　　在克勒芒公会议上，乌尔班二世很可能考虑过让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圣吉尔出任十字军的统帅。

　　年过五旬的老伯爵是出战诸侯中唯一一位有同穆斯林作战的经验的。在法国南部拥有大片领地的圣吉尔，很自觉地投入了西班牙的“再征服”运动。

　　在克勒芒号召十字军东征之前，乌尔班二世已经会晤了图卢兹伯爵。尽管后者没有参加公会议，他却是最先宣布参加十字军的人。

　　图卢兹伯爵家族纹章（蓝底上黄色百合）

　　当时图卢兹伯爵圣吉尔心中的感觉，恰似教皇在十字军中的代表勒布伊主教阿德马尔。圣吉尔与阿德马尔关系紧密，又是众多诸侯中最年长的，自认为肯定会被委任为十字军的统帅。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支持十字军东征，并带上妻子和次子一同出发。他还召集了周边的小领主，军力达到近5万人。

　　但圣吉尔并不是个受人欢迎的人。因为过分倔强而乏味的个性，他在同僚和诸侯之间都缺少声望。就连随同出征的兵士也不喜欢这位领主，因此尽管他在热情的驱使下全力投入战斗，最终战果却乏善可陈。出征之初相当庞大的军事力量，在战斗中大都失去了。其实当初有那么多军队跟随他出征，只是因为这位富豪向他们支付了军饷而已。

　　盲目自信的图卢兹伯爵以为自己笃定成为十字军的统帅，但专擅国际政治的乌尔班二世却深知战争的真实需要。一直垂涎统帅地位的圣吉尔，最终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大概是因为对此耿耿于怀，他在到达巴勒斯坦之后脱离了十字军的大部队。这位伯爵总归是深信十字军的意义，在战场上也十分卖力的，因此他的退出，在十字军整体看来非常遗憾。

　　✞ 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德·布永

　　当乌尔班二世还未决定统帅任命时，他将目光投向了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德·布永。这位拥有相当于现代比利时的下洛林地区的领主，比图卢兹伯爵圣吉尔年轻18岁，正值36岁的壮年。洛林地区在14世纪以后逐渐被纳入法国王室领地，此人的名字也被法语化，但在11世纪时，洛林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而戈德弗鲁瓦也是一名封建诸侯。他与其说是法国人，不如说是德国人来得准确。

　　很有可能，或者说几乎一定的是，乌尔班二世并没有想到洛林公爵会参加十字军东征。

　　这是因为，洛林公爵作为神圣罗马帝国境内一个属国的领主，名义上是帝国皇帝的臣下。他应该站在皇帝亨利四世一边，而与乌尔班二世敌对。特别是在亨利四世追捕格列高利七世教皇时，戈德弗鲁瓦还参加了帝国军队。那为什么他会决定参加以格列高利七世继承人自居的乌尔班二世所发动的十字军呢？

　　现代研究者中不少人并不知道为什么帝国诸侯中只有洛林公爵一人参加十字军。而我是如此看待这个问题的。

　　戈德弗鲁瓦时年36岁，可算是过了人生的一半，已经到了一个对于人生何去何从认真考虑的时候。

　　这位公爵的前半生，一直追随向格列高利七世寻仇的亨利四世，协助皇帝将格列高利七世囚禁在圣安吉洛城堡，还阻止乌尔班二世回到罗马。

　　经历过这些事件的戈德弗鲁瓦，为什么会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难道是因为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演讲的煽动吗？

　　如果我们细看留诸后世的画像，洛林公爵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成很多。因此，有学者认为他拥有一般的诸侯所不具备的一些性格特点。在我看来，他是能够冷静看待人生，清楚地把握自己目标的那种人。

　　实际上，不仅我们无从知晓洛林公爵为什么从亨利四世旗下转投乌尔班二世的怀抱，现代学者甚至完全找不到公爵留下的片言只语。但他既然决定了参加十字军，所作的准备自然是万无一失的。因此，当教皇检视其部众之时，洛林公爵所率军队规模不小，军备齐整。在我看来，从他身上确实体现了德意志人追求完美的特点。

　　由于克勒芒公会议决定了参加十字军的封建领主完全自筹经费的方针，诸侯必须在出发前把各个方面都打点好。即便是拥有广阔领地的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也不可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经费。毕竟这是数万名兵士几年的粮饷。

　　而他此前首先要解决的，是安排好自己出征时的国内事务。戈德弗鲁瓦将自己治下的下洛林地区，委托给上洛林地区的统治者，也就是自己的兄长来代管。他还没有子息，于是就带着两位兄弟尤斯塔斯和鲍德温出征了。

　　至于位列其次的费用问题，公爵不得不出售了自己的土地。此外他还出售了一部分价值较高的私人物品。在资金仍然不足的情况下，他向领地内属民筹集经费。大概是由于其在当时罕见的仁政，资金募集进行得非常顺利。

　　戈德弗鲁瓦是家中的次子，而随同出征的两位贵族则是老三和老四。尤斯塔斯是一块小领地的领主，而老四鲍德温则是完全没有自己领地的“居家骑士”。

　　在家中多为男性继承人，领地无法全部分割的情况下，中世纪贵族往往会将其中一人送到修道院。本来鲍德温就是应该担任神职人员的，但他早早退出了这一职业。我们并不知道是年轻人自己讨厌这份工作，还是遇到了什么问题被逐出修道院。总之他的修士生涯早早就遇到了挫折，使这位刚刚年过30的骑士不得不以居家骑士的身份结婚。

　　洛林公爵家族纹章（黄底上有斜向红色绶带，有秃鹫图案）

　　戈德弗鲁瓦还带了另外一位名叫鲍德温的人参加十字军。这位鲍德温是他的堂兄弟，而且可能也是一位“居家骑士”。总之包括戈德弗鲁瓦和两位鲍德温在内的洛林公爵家族，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次十字军就是几个大家族组织的远征。

　　无论是诺曼底公爵、布洛瓦伯爵、图卢兹伯爵还是洛林公爵，自然是优雅华贵的贵族阶层的代表。但若与中世纪晚期中央集权时代出现的宫廷贵族相比，中世纪早期的十字军时代贵族则是截然不同的。

　　这一时代的公爵、侯爵、伯爵和男爵，都是依靠自身力量夺取和维持领地的主人。他们都拥有不可缺少的强大军事力量，也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大家族的领袖。

　　史称贵族的中世纪领主阶层，实际上可以称为“豪族”或“部族”，也就是苏格兰人所谓的“氏族”（Clan）。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佩戴着家族纹章，行军时也以家族旗帜先行，于沙场上则在战旗之下奋战。

　　虽然教皇乌尔班二世命令全体十字军在胸前和背后都以红色十字为标志，但把当时各式各样的家族纹章全部废止的做法，无疑是不可能实现的。在那个群雄割据的时代，教皇提出这一命令的目的，无非在于强调他作为西欧基督徒最高领袖的权威。

　　只要这些公爵或伯爵，即“氏族首领”们一声令下，整个家族就浩浩荡荡出征了。对当时的贵族男性来说，这就是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

　　从各方面资料反映的情况看，参加第一次十字军的典型代表洛林公爵家族所率的部队规模，包括1万名骑兵和3万名步兵。这一数目看上去相当可观，但研究者认为实际参战的只有其中一半兵力。即便如此，这样的军力也可以与众多诸侯的领主法国国王的军队数目等量齐观了。

　　此外，参战的全体步兵和骑兵，都身着小铁环编织而成的“铁锁网”，再在其上覆盖一层光亮的钢铁甲胄。在作战时，2万人同时接近敌军，形成排山倒海之势。只听得洛林公爵一声令下，严守纪律的军队就以集团的方式发起全体突击。

　　✞ 普利亚公爵波埃蒙多·迪·阿尔塔维拉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除了洛林公爵以外，还有一位被称为带着亲王意味的“王子”的人，在意大利语中，他则被称为“老板”（Capo）。这个人就是普利亚公爵波埃蒙多。

　　中世纪早期是诺曼人活跃的时代。他们当中一部分在英格兰建立了诺曼王朝，另一部分则进入地中海。在穆斯林取代拜占庭帝国势力占领南意大利之后，以阿尔塔维拉家族为代表的这支诺曼人在地中海中部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并最终将穆斯林赶出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地中海的诺曼人控制了从南意大利横跨亚得里亚海直到希腊的地区，其势力直逼拜占庭帝国的心脏地带。普利亚公爵波埃蒙多在十字军东征前的数年内，一直在与拜占庭帝国军队交战。

　　那么，为什么47岁的波埃蒙多会接受自己的对手拜占庭帝国的邀请，参加十字军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他非常想借助十字军东征，扩大自己的领土。

　　此时西西里诺曼王朝的王位，已经由其父吉斯卡尔多传给了弟弟鲁杰罗。而波埃蒙多自己全力投入的希腊战事，也因为拜占庭帝国获得威尼斯海军支援而宣告失败。毕竟，在陆地上强悍的诺曼人，没有特别强大的海军。当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号召十字军出征时，波埃蒙多正为了获得海军而攻打意大利境内的临海小国阿玛尔菲。

　　刚一提出参加就到十字架前宣誓的波埃蒙多，与其他诸侯相比，并没有相信收复耶路撒冷口号的那份热忱。

　　这位47岁的公爵，早已久经沙场，当然知道在这场远征中，什么是对自己真正重要的。

　　公爵在南意大利军事动员的结果，是集合了1万骑兵和2万步兵。但根据晚近的研究统计，这3万军队中实际出战的也只有一半，大约1.5万。

　　这支军队的前线指挥官，都是从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诺曼人家族中选拔的，而且特别选拔了其中年富力强的人士。这些所谓的“贵族”或小领主，其实是极为擅长战斗的。即使是在作战空闲之时，他们也整天在马上练习对战。

　　这样的“贵族”在波埃蒙多的军队里比在圣吉尔或戈德弗鲁瓦的军队中数量多多了。

　　不难看出，无论与圣吉尔军队的数量相比，还是与戈德弗鲁瓦军队的装备相比，波埃蒙多的军队都要精锐得多。

　　而在波埃蒙多的精锐部队中最出众的一位，是他的外甥，当时年仅20岁的丹克雷迪。

　　阿尔塔维拉家族纹章（蓝底上有红白格子的斜向绶带）

　　关于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各位诸侯的容貌，历史上一直缺少记载。但这位波埃蒙多却有记载为证。由于这是女性留下的记载，我会好奇为什么波埃蒙多受到当时女性的欢迎。据说他不仅受到女基督徒的欢迎，就连作为敌人的女性穆斯林也十分追捧这位公爵。

　　在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偶然遭遇的公主安娜笔下，47岁的波埃蒙多是这样的男子：

　　伫立在其他从西欧来的诸侯之中，普利亚公爵的个子要高过众人一头。他满头金发，身材略显瘦却非常强健。蓝色双眼中的目光，体现了他的高贵和尊严。热切的内心之外，他也拥有冷静与机敏。因此，我对他洋溢着无法言表的喜爱。

　　虽然这位公主为了安定而无法与波埃蒙多谈婚论嫁，她却深为这位不受社会成见束缚，也无法令人信任的枭雄而倾倒。明知危险就在眼前却还要冒险的男人，总是充满魅力的。他们仅仅作为“男人”而存在，在女性眼中超越年龄和宗教的界限。至于公爵心中有没有对所谓收复耶路撒冷口号的热情，在女性看来是无所谓的。

　　到波埃蒙多为止，第一次十字军的主人公都相继出场了。而我在其中所选择的主要人物，是以下的三组，一共六位：

　　图卢兹伯爵圣吉尔和教皇的代表阿德马尔；

　　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及其弟鲍德温；

　　以及普利亚公爵波埃蒙多和他的外甥丹克雷迪。

　　以上几位十字军领袖都率领了强大的军队。而战场是军力多强，就有多大发言权的地方。因此，我将他们作为主要的叙述对象。

　　根据当时的编年史家的作品，这些诸侯所率领的军队可达10万之众。若果然如此，第一次十字军的数量可与罗马帝国极盛期皇帝图拉真所率的东征大军相匹敌。但现代研究者普遍认为实际参战的十字军人数大约为5万。而5万人也是很大规模的部队了。

　　但是，在这支十字军中始终没有一位能发号施令的最高司令官，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对重大事务做最终决定。由于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这5万军队完全谈不上整体配合作战。

　　来自不同地区的十字军，是经由不同的路线前往东方的。出发的日期也由主要的贵族各自决定。但至少他们有一个总的集结地，那就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