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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LUSION

　　简短的结论

　　在作了以上初步探讨之后，我们是否可以作一个简短的结论呢？

　　似乎可以这样说，《文心雕龙》作为“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最大理论成果，是一部从世界本体出发，全面、系统、逻辑地研究文学特质和规律的艺术哲学著作。在这个中国美学史上罕见的逻辑体系之中，一以贯之的是“自然之道”。它以道家的“自然”法则为外壳，以儒家的伦理情感和功利目的为内核，以玄学本体论为理论高度，以佛教因明学为逻辑方法，集先秦两汉魏晋齐梁美学思想之大成，总诗歌辞赋书文史论创作经验之精萃，形成一个空前绝后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艺术世界观而“勒为成书之初祖”。这个艺术世界观认为，“道”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本体，包括文学艺术和一切审美形式在内的“文”，归根结蒂是“道”的产物，是“道”的外在形式和表现，因而具有一种与天地并生、与万物共存的普遍性。然而“文”作为一种具有审美意味的外在形式，又总要依附于一定的内容。由于“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是“自然之道”，因此这内容对于文学来说，本体上是“道”，具体的是“情”。这样，文学作为“五情发而为辞章”的“情文”，便以“情性”的自然流露与表现为特质，以“情”为内容，“采”为形式，“因内而符外，沿隐以至显”，故创作须“情动而辞发”，欣赏乃“披文以入情”。这“情”，就其感性方面而言，是天赋情感能力与外界客观事物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其理性方面而言，是个人情感感受与社会伦理观念相互渗透的产物；就其发生心理而言，是由静而动的“应物斯感”“人谁获安”；就其表现心理而言，是由动而静的“入兴贵闲”“率志委和”。因此，“情”（文学内容）作为“心”与“物”（主体与客体）、“情”与“理”（个人与社会）、“动”与“静”（感受与表现）的统一，必定蕴含于“意象”之中并以“意象”为传达载体。“意象”是以情感为中介，外物表象与伦理观念相结合、“拟容取心”的“有意义的形象”，产生于“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审美观照活动和“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的艺术想象活动之中，是作家在“虚静”的心理状态之下，“情变所孕”和“思理之致”。所以，文学创作的“寻声律而定墨”“窥意象而运斤”，也就是“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归根结蒂是要“为情而造文”。“为情而造文”者，“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既有真情实感，又有信事善意，注重内心真实，讲究社会效益，因而富于“风骨之力”，也就必然“适分胸臆”，无须“牵课才外”，故尔“从容率情，优柔适会”，“自然会妙”，“文质相称”，出而为“秀句”，凝而为“隐篇”，立“要约”之“体”，成“雅丽”之“势”，形成刚健、笃实、辉光、自然的“中和之美”。这种审美风格体现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创作原则，符合于《宗经》“六义”所标举的美学规范，因而具有感化力量，能够“持人情性”，昭明军国，化成天下，实现儒家美学思想所要求的社会功利目的。刘勰认为，这样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能够“鼓天下之动”的“道之文”。

　　很显然，《文心雕龙》的这个美学思想体系，在总体上是属于儒学文化系统的。我们看到，刘勰确实非常自觉地强调儒家思想在文学艺术领域内的正统地位，并不惜为此把儒家的“道”“圣”“经”抬到吓人的高度：“道”是一种只有少数圣人通过“河图”“洛书”之类“神启”才能领悟到的“神秘的天意”，“经”是不可超越的真善美的最高典范，“圣”作为“道”与“经”的中介，则是后世文人永远不可企及的超级天才。当刘勰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从而赋予“圣”以中介作用时，他就在使作为纲常伦理的儒家之道上升为作为世界本体的“自然之道”的人间化的同时，将实用理性的儒学思辨哲学化即玄学化了。因此《周易》哲学成了《文心雕龙》的理论基础，“自然”法则成了《文心雕龙》的审美理想，甚至连它的篇目，也要“彰乎大易之数”。“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注释标题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使刘勰只能“拖着一条庸人的辫子”，成为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 注释标题 同上书，第4卷第215页。 。

　　然而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刘勰美学思想的“革命的方面”从“过分茂密的保守方面”解救出来，因此我们无疑要更多地谈到刘勰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贡献，希望这种清理，对于建设中国今日之美学，能有所增益；至于刘勰思想中的糟粕，相信接触到《文心雕龙》的读者，当自能鉴别与批判。 易中天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