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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

　　鲁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批判者，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卓越继承者。他一方面执着于对封建文化痼疾的抨击和解剖，另一方面又以顽强的毅力、谨严的态度、持久的热情从事传统文化研究。他的作品之所以充满着革命者的激情、思想家的睿智、文学家的魅力，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鲁迅的学术专著主要有两种：一、《中国小说史略》，二、《汉文学史纲要》。

　　在中国的“诸子十家”中，小说历来被排斥在“可观者九家”之外，致使具有千年以上悠久发展历史的中国小说既无通史，亦无断代史。自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问世，才初次勾勒出小说“史”的发展脉络。鲁迅这部学术专著的独特贡献，首先在于它冲破了视小说为“稗说”的传统观念，向自汉迄清史家无视小说文化价值的偏见提出了挑战，让小说跟诗赋散文同样昂首登入了文学殿堂，形成了跟“正宗文学”并峙的文学奇峰。其次，在“史”的构架、体例和系统方面，《中国小说史略》也有其不容低估的学术首创意义。该书系统说明了由神话传说、鬼神志怪到唐宋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的演变过程，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格局和开阔的大视野中，联系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背景、思想潮流、社会习俗，再现了中国古代小说各个阶段的历史面貌，形成了一部具有历史发展完整性的中国小说通史。

　　《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体现的作者独到的史识，至今仍令后学叹为观止。比如：中国古代神话资料除一部分保存在《山海经》中之外，其余大多散佚，缺乏《伊利亚特》《奥德赛》那样宏大的希腊史诗。究其原因，有两种旧说：其一是先民生存环境恶劣，求生不暇，故重实际而轻玄想；其二是作为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重政治，讳言“怪、力、乱、神”，致使流传在民间的上古神话缺乏记载，随时光而流逝。鲁迅在肯定了以上二说的基础上，又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指出人神淆杂（即“神鬼之不别”, “人鬼亦得为神祇”）是原始神话中真正的“神”走向消亡的另一重要原因。《山海经》中的门神神荼和郁垒，到唐代变成了秦叔保、胡敬德二位将军（《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就是一个例证。类似论据甚多，有力地支撑了鲁迅的论点。对于被封建卫道者斥为“淫书”的《金瓶梅》，鲁迅给予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他否定了视《金瓶梅》为“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的皮相之见，而从“洞达世情，尽其情伪”的角度，推崇其为“世情书”中的佳作，指出“同时说部，无以上之”，从而为这部明代的著名人情小说摘除了恶谥。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深刻精当、言简意赅的评论比比皆是。比如，仅仅用“戚而能谐，婉而多讽”这八个字，就准确概括了《儒林外史》的艺术特点。对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得失，鲁迅也持论公允，褒贬得当。他将原作者曹雪芹和续作者高鹗的生平际遇进行对比，找出两人的相通和相隔之处，从而分析出后四十回跟前八十回的内在精神既有相通又有抵牾的深层原因。

　　鲁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评价自然也反映了他本人的思想和审美追求。鲁迅肯定“讽刺派”小说的代表作《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 “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同时也体现了鲁迅本人杂文创作的特色。鲁迅指出《红楼梦》“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是中国小说史上不可多得的巅峰之作。鲁迅本人的小说体现了这种“摆脱旧套”，打破“大团圆”格局的创新精神。

　　鲁迅是一位十分重视小说文学意义和独立品格的作家，他十分重视古典小说的“幻设”—想象和虚构，并以此作为评价小说艺术成就高低的重要标尺。因此，他才给予“叙述宛转”“作意好奇”的唐代传奇以高度评价，誉之为“特绝之作”。而对崇尚教训的宋人传奇和虚构成分不足的演义小说，鲁迅的评价则相对偏低，反映出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对创作意识的自觉和对“乏文彩”“多教训”的创作倾向的反拨。

　　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既有长期的史料积累，以及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史家的睿智，同时又吸取了日本汉学家盐谷温、中国同时代学者胡适的某些学术成果（如《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考证），借鉴了前人的某些学术观点（如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对唐传奇的论述），从而融化古今中外，完成了这部碑碣式的学术经典。自1920年起，鲁迅采用此书作为在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的讲义，受到了广大学生的欢迎。

　　《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原题为《中国文学史略》；次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同一课程时又曾使用此教材，改题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1938年编入《鲁迅全集》时才以《汉文学史纲要》为书名。但认真推敲，后人代拟的这一书名似欠妥当。因为汉文学史如果理解为汉代的文学史，那么该书前五篇明明讲述的是上古、春秋战国和秦朝的文学史；如果理解为汉族文学史，则不应该只写古代到西汉的一部分。所以，这本著作应该是鲁迅原拟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略》的未完稿。

　　鲁迅这部文学史的独创性，首先表现在对传统旧说的突破。比如论及文字起源时，强调了“众手”“全群”的作用，批驳了“归功一圣”（如“仓颉造字”）的臆说。又如《诗经》历来被儒家视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教训之作，而鲁迅则大胆指出“实则激楚之言，奔放之词，《风》《雅》中亦常有”。鲁迅还驳斥了儒家以为《郑风》“淫逸”，有违“诗教”之旨的谬说，毫不留情地指出：“自心不净，则外物随之。”“后儒之服膺诗教者”，还极力贬低《离骚》《天问》一类抒愤懑之作，而鲁迅却认为上述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乃甚或在三百篇之上”。

　　鲁迅这部著作之所以具有悠久的生命力，还在于他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所论作家作品做出了一语破的的评价，如指出《离骚》跟《诗经》的区别，在于“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又通过《史记》跟《春秋》的对比，指出《史记》虽背《春秋》之义，不拘于史法，而堪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上述论断，至今仍是对《离骚》和《史记》的定评。

　　这部文学史的编写体例，同样也打破了历来以儒家为中心的因袭老例：如第五篇叙述秦代文学，突出的是“以法术为治”的李斯。鲁迅不仅肯定了李斯“不师儒者之道，治尚严急”的精神，而且指出了李斯奏议“尚有华辞”，不像其他法家的作品那样“少文采”。第七篇叙述西汉文帝、景帝时期的文学，则以具有革新精神的贾谊与晁错并列，指出他们的文章“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两相比较，则贾谊“尤有文采”，而晁错的见解更为深刻。

　　鲁迅治学从资料的收集整理入手。为了研究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他节衣缩食，购置了大量古籍。他辑校古籍共50种，其中经部1种，史部16种，子部27种，集部6种。其中广为人知的有《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校勘古籍中耗时最长、最为精审的是《嵇康集》，出版最早的乡邦文献是《会稽郡故书杂集》。

　　除从事古籍整理，鲁迅还辛勤搜集了大量两汉至隋唐石刻拓片（包括造像、石阙、钱拓、墓志、碑拓、砖拓、瓦当、镜拓等），至今保存的有4217种，5900余张。已出版的有《俟堂专文杂集》（文物出版社1960年出版）、《寰宇贞石图》（上海书画社1986年出版）、《鲁迅藏汉画像（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出版）、《鲁迅藏汉画像（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现存鲁迅研究和整理金文石刻手稿有30余种，3700多页，其中目录类有《汉石存目》《六朝造像目录》《唐造像目录》《六朝墓名目录》《直隶现存汉魏六朝石刻录》《越中金石记目录》《汉画像目录》等。1987年，上海书画社出版了《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三函，18册），收鲁迅抄录校勘的石刻790余种，总计手稿1700多页。不仅抄录工整，堪称书法艺术珍品，而且校对勘误，用力甚勤。比如《汉群臣上酉寿刻石》，碑文仅存15字，而鲁迅从《交翠轩笔记》《畿辅碑目》《续寰宇访碑录》《求是斋藏碑目》《王树木丹跋》《磁州府志》《畿辅通志》《光绪永年县志》等典籍中钩稽的有关史实及论述，就整整抄录了8页纸（30×25厘米）。

　　鲁迅的考碑文字已经发表的，有《〈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校记》《〈郑季宣残碑〉考》《会稽禹庙窆石考》《〈徐法智墓志〉考》《〈□肱墓志〉考》等（载《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文物出版社1979年2月内部发行）。这些文章，考证精审，一无泛语，功力深厚，允推独步。

　　鲁迅收集研究金石拓片的动机，主要是研究历史、民俗（如游猎、百伎、饮宴、礼仪）、神话、传说和文字变迁，为撰写《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字变迁史》积累素材。1935年5月14日，鲁迅在致台静农信中说：“收集画像事，拟暂作一结束，因年来精力体力，大不如前，且终日劳劳，亦无整理付印之望，所以拟姑置之。”令人遗憾的是，同样是限于人力和物力，时隔半个多世纪，这批文物中的大部分仍“姑置之”, “无整理付印之望”。

　　综上所述，鲁迅的文化建树十分广泛，如同浩瀚无涯的大海，奔腾不息的长河，为后学广立范式，为民族添彩增辉。他那种开放自信的文化心态，去伪存真的严谨学风，重估传统的价值观念，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自我牺牲的道德人格，都如同甘甜的乳汁，将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后继者。 鲁迅著作分类全编·学术论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