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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说到这里，我们心领神会地不语，一起听夜雨淅沥。

　　第二天一早天刚亮，我们又出发，走几个小时就一个寨子，老笃说，后面的寨子更难到达。除了通电之外，这里几乎算是与世隔绝，老乡们的生活贫困，大量的年轻人走出去，也许走得也不远，只去了灯笼镇，远一点的去了昭通、昆明，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但村庄确实日渐凋零，多半只剩下老人，大抵和老笃的情况一致，年纪大了，脚下生根，走不了。到了寨子，老笃先去送邮，一般都有老乡招待饭菜，越往山深处，路越难走，山林越巨大荒寂，一不小心就会被吞没，如果是我一人走，我不敢走。老笃轻车熟路，听着邓丽君，和马儿一起进入到醺醺然的状态，他那身深绿色的制服几乎要和山色融在一起。

　　我们七零八碎地交谈，在话语中拼凑出老笃破碎的过去——

　　老笃1969年下放到此，来了就没有回去。那年来到云南支边的知青有二十万之多，分为兵团知青与插队知青两种，兵团知青大多去往中缅边境的西双版纳，群聚于边疆兵团农场，插队知青则同农民杂居，赚取工分，讨生活。老笃分到插队落户，那时候他都不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叫作灯笼镇，到了昆明之后，大解放车拉了十几车人到怒江州，他和其余几个知青分配到灯笼镇，灯笼镇在山更深处，路早就断了头，他们搭着老乡的马车，又行了一天才到。

　　“我刚刚从一座山拐出来，远远半山腰上缠着云，灯笼镇在云上，仙。看得到，走不到，其实还是走到了。”

　　他是医科学生，但也只在医学院待了一年而已，又赶上“文化大革命”，在学校里除了一些医学常识，其实什么也没学到。那时候灯笼镇刚建卫生所，缺个医生，领导知道他是医科学生，就让他在卫生所待着，这地方缺医少药，其实也看不了什么病，他自学了点苗医和中医，开始走山转场地当赤脚医生，十里八乡的寨子他都跑熟了，做最多的就是接生，这种事，接过几次就有了名声，附近人都会找上你。

　　1971年一个傈僳老乡临盆，难产，找了他，那天他喝醉了酒，本来不该去，心里不知道拐过了什么弯弯，勉强去了，结果出了事，母子都没有保住。这自然不能全怪老笃，但老笃因为这件事恨上了自己，他不该喝醉，更不该喝醉了还去接生，继而又想起自己其实是没有行医资格的。傈僳老乡闹到镇上，把老笃从卫生所里揪到路上打，老笃没有还手，任凭老乡打落他三颗牙，老乡打完之后回去，老笃在众目睽睽下拾起自己的牙齿，回到住处。此事之后，老笃就不给人看病了，心里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害了人，总躲着群众，但也不能什么都不干，赶巧镇上缺个邮递员，因为老笃当过赤脚医生，这片山跑过两趟，而且邮递员一去荒山八九天，不容易见着人，有巨大的时间和空间来填充悔恨，合了老笃的心意，他就安安心心地当了邮递员，牵了一匹驽马，开始往来村寨送邮。

　　1978年云南知青轰轰烈烈闹返城，后来中央文件下来，处理此事的专员不辞辛苦，跑了一趟灯笼镇，询问灯笼镇上知青的意愿，其他人都吃够了苦，选择返城，只有老笃一个人留了下来。

　　“为什么留下来？”我问，“回家去不好吗？”

　　“当然想回家，这里又割舍不下，念头动来动去，邮局里要找个替代我的邮递员，一直没找到，我想，行，那就等到找到了再回去吧，就这么留了下来。几年前，那些一起插队的知青回来忆苦思甜，看到我这个样子，都觉得不可思议——你怎么还留在这里，你怎么没有回去？我说，我不想回去咯，在山里待久了，去不得人多的地方，叽叽喳喳，吵。”

　　“一个人走山里，难道不怕？”我抬头一看天，沉沉的云落下来，“天又快黑了。”

　　“怕，怎么不怕哟。林子里有狼、老虎和蛇，刚开始算不准时间，晚上要在路上睡，乌漆墨黑，夜里狼嚎，感觉就在你耳边上，林子里黑黑密密，不知道藏了什么，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扑出个大东西，山谷那么深，又走不到头……”他慢慢地说，然而是很愉快的神气，存心要吓唬我。

　　“有狼啊？！”

　　“有啊，狼的脚步又轻又碎，踩在落叶上，竖起耳朵来就能听见。还有老虎，老虎走过来的时候，山里会刮大风，那风和平常的风不一样，吹得人会抖起来。只有蛇，来和去都没有动静，只有蛇。”

　　他说起他刚开始送邮时的奇遇。夜里露宿在外，心里害怕，对着篝火和满天星斗吹口哨，吹《我的祖国》和《在那遥远的地方》，过不多久一条全身碧绿的巨蛇慢悠悠过来，足有五六米长，手臂粗，光彩熠熠，趴在不远处。他一身汗毛猛地炸起来，立刻不敢再吹，大气也不敢喘，大蛇抬起它雪白的眼睛朝他望了一眼，仍然踡头沉睡。老乡和他说起过，山里有大蛇，他不信，直到亲眼见着才信了，而且还是这么大一条蛇。他紧紧盯着那条蛇，怕它突然扑过来，不敢眨眼，直至昏昏沉沉，不小心睡了过去，一觉到天明。醒来，蛇已经游走了，它昨天踡着的那块地方松松软软地塌陷进去，“它真的来过”。有几个月，他经常能见到那条巨蛇，吹起口哨它就来，在离老笃不远不近的地方踡着，待一会儿就走。它在的时候，老笃觉得安心，仿佛受到温柔眷顾，他觉得这片天地是厚待他的，接纳他的。

　　等他这趟山路走熟，一草一木都打过招呼了，心里没有恐惧慌张，那条巨蛇就再没有来过，就像神迹无声无息地消隐，无论他怎么吹口哨，它都不再来了。

　　“老乡说是耶稣保佑我。可我觉得，那蛇是山河派来指引我的，让我不要害怕，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在山里穿行。每次进山，我都想找到它。”老笃停了停，自言自语，“翠绿色的蛇真好看，世上最好看的动物，真想……再看……一次。”

　　像个梦。然而我没有说出口，我一丝一毫也不想让老笃觉得我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但说到底，我是不信的。老笃可能被莽林蛊惑了，那条翠绿的大蛇是他在黑暗中自创的想象，山路崎岖，山行寂寞，他造个东西来陪伴自己，所以他才喜欢赤吾人关于蛇的传说。

　　“你呢，小囡子，为什么来这里？”老笃转头来问。

　　这可真不好回答，我偏头想着，我是来捕捉一片旧迹，寻找一个上世纪三十年代消失于此的无名男子，可能的话，还想还原一些他生活在此时最后的面貌，我动身来此，没有任何的功利目的，只因机缘、夙愿，冥冥中注定，但我不好这么和老笃说——太憨了，近于傻。

　　我想了想，告诉老笃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个男朋友，重庆人，长得很出众，唇红齿白，圆圆的脸，嗯，像老版《西游记》的唐僧，后来我们分手了，然而这事和他没什么关系，他只是个引子。我们那时候很喜欢对方，我去他家做客，他家住旧式的楼房，墙上挂了许多老照片，有一张特别陈旧，是张老黑白结婚照，新娘穿着婚纱端坐，新郎站立，在那个时代很新潮，相片一旁用蝇头小楷端正地写着——“郎才女貌，百年好合，路翎与汪桂妍新婚留影，民国十七年”。除了边沿有些磨损外，照片保存得很完整，两个人的面貌清晰，新娘浅浅地笑，新郎则懵然空洞地看向镜头，老黑白照片里的人都发出柔光，衬得那个男人柔和清秀，比新娘子还要漂亮。我那个男朋友说，照片里的是他太爷和太母。他的太爷曾在上海念书，没等毕业就回到家中学习做生意，婚后第三年去云南贩卖茶叶，没有再回来，有人说他被人在路上谋害了，也有人说他在大理出家了，可是没有确切的消息。他对他太爷的了解仅止于此。

　　因为照片里的男人相貌好，所以我下力气多看了几眼，记在心里，也不是特意，只是自然地流连，连同他的名字也记住了，路翎。那男人的眼睛似乎活过来，随着我的注视而移动，我吓了一跳。照片就有这个功能，将一瞬成为永恒，使后来人仍能见到他的面貌，甚至感知到他的呼吸。就像老笃曾以为邓丽君没死一样，如果不刻意提醒自己，我会以为照片里的人还活着，可一想，是隔了近百岁的人啊，他的骨殖已朽烂了。

　　这个叫路翎的男人，后来我在不同地方不同场合又见过三次，前两次见到，只是惊叹这世上有这样的巧合，并不十分在意；第三次再见，心里慌张，总觉得看不见的地方有一只手一直指引着我，把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领向他，那一次，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忽视就是亵渎。

　　第一次是在昆明的古玩市场，我逛至一个卖旧书的小摊上，摊子的一角上压着一捆民国时期的账本，品相完整，四本，一百元包圆，我图好玩买了回去，回上海翻阅，其中一本很有意思，前半本记账，入账几多，出账几多；后半本写了几篇日记、几封待誊抄的信件，字迹清秀圆润，其中一封的开头是“桂妍吾妻，前所寄棉鞋已收到，尺寸相宜……”，落款为“路翎，急就”，信里简略写了几句他随马帮贩茶的苦事。他为了解行情，去偏远的西双版纳收茶，忍着日晒雨淋，运至昆明时，才知道茶价竟然跌了四成，赶紧抛了手里的货物，收支相抵，分文不赚。在云南的第一年，他过得并不好。我当时看了这封信，跳起脚来，是了，无疑，确切，就是那个路翎和桂妍，照片里的那对夫妇。

　　我将此事告诉我那个男朋友，当时我们已经分手了，但还是朋友，他特意从另一个城市赶来，我将那本账簿转送给他，他有些激动，说回去要将这几封信装裱起来，挂在那张照片的旁边，也许可以让九泉之下的太母安心一些，也是美事。过不多久，我便将此事忘记。

　　数年后，我翻阅一本名为《西南老照片》的丛书时再次发现路翎的身影。

　　一张照片里出现了他，他站在一对外国夫妇的身旁，腼腆的笑，图注上写着：“传教士阿伦·库克夫妇与信徒，1933年，摄于怒江州。”他的相貌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穿了一件皱巴巴满是泥点子的浅色长衫，剃了极短的寸头，五官清晰，看上去比结婚照上更年轻，我一眼认出他来。除了图注上的一句话，书里没有关于路翎更具体的信息，我只能从照片得知他去过怒江，并且拍摄了这幅照片。这是第二次不期而遇，我当时眼前一亮，过后仍然抛在脑后——他仍是个与己无关的人，不值得过度留心。

　　之后不久，我参与翻译史大伟所著《传教士在中国》。一共三个译者，每个人翻译三分之一，拿到书稿之后发现，我译的其中一个章节写的就是阿伦·库克及其妻子，里面引用大量库克夫妇的日记，以还原库克夫妇在怒江的生活，有几段引起我的注意，内容记述的是他和助手约翰的事。

　　这位助手是他们在昆明时结识的，是位年轻的茶叶商人，曾在上海的学校上学，会说英语，他见到库克夫妇之后，问了许多关于基督教义的问题，在此之前他已经读了多本传教的小册子，库克夫妇一一为他解答，他在库克夫妇的帮助下受洗，成为一名教徒。相熟之后，他们同行去了大理与临沧拜访友人，之后这位茶叶商人独自返回昆明，库克夫妇步行到怒江大峡谷的里底吾村，在那里扎根下来，向傈僳族人宣教，那位茶叶商人一直与他们保持着通信，常常写信过来问候，寄来一些生活必需品。第二年，这位年轻的茶叶商人出清了自己所有的货物，将资财寄回家中，听从心中唯一的神的召唤，只身来到库克夫妇的身边，成为库克夫妇的助手。他很快精通了傈僳语，担任了里底吾小学的教师，很讨孩子们的喜欢。库克说，比起做商人，他做教师更加有天分。库克夫妇翻译《旧约》时，他出了不少力，大量誊抄工作由这位助手完成。民国二十八年，他取得牧师资格，离开阿伦·库克，去往山更深处赤吾人聚居的赤吾江附近，在盐寨定居，临走时，他对库克说，“要去过神指定他过的生活”。而后，库克的日记里面再也没有提及这位助手，他们失去了联系。

　　这位助手的汉名 LuLing，库克称呼他为“John”，与那位在约旦河给众人施洗的圣徒同名。在库克的记述中，约翰是个聪明、乐观、热心肠的男人，但是他对自己的过去很少提及，他总是对重庆的妻儿感到愧疚，但从来不肯回去看看他们。

　　约翰就是路翎，我立刻知道，我再一次与他相逢于故纸中，这世上没有几个人记得他，他的名字与事迹有幸被少量文字记录，这些只言片语遵从神秘的指引，流汇向我，使我一个无关之人得以隔了数十年隔雾看花地观望了他的前半生，在不断观望中，路翎变成我无法忽略的存在，他一定有所目的，除了命中注定，找不到别的解释……他的后半生呢，他在盐寨的生活怎么样，做了什么，死于何时，葬于何地？我滋生出好奇，那时候我就想，应当去一趟怒江和赤吾江，说不定还能找到一点儿的痕迹，还原出零星半点他的后半生。

　　里底吾村我已经去过，库克夫妇的一切踪迹都被天灾人祸抹去，只留下傈僳族人只言片语的传说，更别提路翎，那里没有任何关于他的线索，没有人记得他。我从里底吾来到灯笼镇，心里其实也并不抱有期望。

　　听上来像是凭吊，又不是，像是追寻，也说不上，但我就是来了，来找一个独自离开的人。

　　我叹口气，对老笃说：“就是这样，我就是这么来到这里，你不要这样盯着我看，你肯定觉得我傻。”

　　老笃说：“小囡，我不觉得你傻，我是想，等我死了，会不会也有人像你这样跑过来找我，看看我到底怎样活过？”他立刻自己回答，似乎怕听到否定的答案，半笑着说，“不会，一定没有人再记得我，不过那一点也不重要，人死就死了，哪管了那么多哦。”

　　“对，那一点也不重要。”我附和。

　　他按下大喇叭的播放键，邓丽君甜得发腻的声音响起来，她唱“虽然已经是百花开，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老马的步子又轻快起来，马铃儿叮当，我也跟着醺醺然，寂寂然的山路，正需要这样的慰藉。

　　没想到去盐寨的路那么远而苦，从灯笼镇出发，需要走四天半，现在尚且如此，以前更不必说，路翎身处的时代，丛林一定更加茂密，道路更加泥泞崎岖。第一天第二天我们还可以借住在老乡家，第三天只能住在巡山人漏雨的破屋，山里有不少这样的空屋，行山路的人可以借宿，里面有空床与灶台，一般人找不着，只有像老笃这样的老油条才摸得到。老笃认得路上每个弯弯拐，叫得出路上大部分植物的名字；他都不用看云彩，只要闭着眼，感受一下空气的湿度，就知道接下来几个小时的天气；老笃还会吹鹰哨，嘴巴一噘，一个尖锐短促的哨音飞上了天，很快，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会滑出一只鹰，他抬起头，嘴里咻啦咻啦地吹高高低低的哨，鹰和着他的调子叫，久久盘旋之后离去，仿佛专程来与他打个招呼。我虽然惊叹，却也不觉得意外，老笃花费了半生的时间来和这片山林对话，彻底地融合，甚至于感染上它的凝重的沉默，他说他的脚上生了根，我以为是个比喻，原来是真的，他不可能再离开这里。

　　行百里路半九十，前面的路都不算路，非得溜索过了赤吾江，才算是近了盐寨。老笃手一指，说，你往那看。盐寨立于山腰，盘山一条石头路可以到达，望眼去都是木头瓦房，寨子很大，却灰旧如刚出土的古董。

　　石板路显出旧日富裕的蛛丝马迹，几个衣着深蓝、盘头的赤吾老太太坐在家门口绣花，她们一看见老笃就笑，老笃让马儿给她们表演点头和摇头的绝技，她们笑得更开心，放下针线，走到我们身边。老乡们等不及老笃一家家送，围聚在他身边，满怀期待地看他从邮包里翻出包裹，有的人自然开心，没有的人也不失落，热闹看完，又各自散去——这番场景我有十几年没见到了。我听不懂赤吾人的话，一直站在老笃的身边，老笃帮我打探消息，老乡们叽里呱啦地插嘴，时不时哄堂大笑。他们一直盯着我看，这里可能很久没来过外人。

　　过后老笃对我说：“那个太婆说知道你说的那个人，她说那是她阿爹。”

　　一个干瘦的太婆站在五米开外，对着我点头，稀疏的头发服服帖帖地篦紧了，很是整洁精神，实际上赤吾人都很整洁精神，村寨虽然旧，却是一尘不染。太婆的年纪至少八十了，皮肤塌落下来，一颗牙齿也没有，猛一眼看去，还能看出她年轻时候的轮廓，真的有些像路翎。出乎我的意料，路翎来到盐寨之后，居然又娶妻生子了。

　　太婆请我们去她家坐坐。

　　屋子仍然旧，但是被收拾得齐整，农具整整齐齐地挂在墙上，因无人使用生了锈。太婆一人独居，她端来两张小板凳放在门口，请我们坐，又筛了两碗热酒糟递过来，很热络地招呼。她耳朵不行，口齿也不清楚，老笃和太婆聊天，只能贴着她的耳朵喊，对话进行得极艰难。我的眼睛忍不住往屋子里扫视，期望找到与他有关的事物，没有，什么也没有。过了一会儿，老笃问我，你有路翎的照片吗？她想看看。我说，有。我将从书上剪下来的库克夫妇与路翎的合影交到太婆的手上，太婆看着那照片，忽然咿咿呀呀叫起来，指着路翎的脸，说了好一通话，又把那张照片捂在胸口，眼眶红了。

　　“她在说什么？”我问老笃。

　　“她说那就是她阿爹。她没有想到，活着能够再次见到，她脑子不清楚，很多东西忘记了，如果不是这张照片，她记不得阿爹的模样。她问你，这张照片能给她吗？”

　　“啊！当然可以。”

　　老笃帮我转达，太婆咿咿呀呀地道谢，不住地用手指摩照片。

　　“你帮我问问她，他父亲是个怎样的人，来这里做了什么？”我对老笃说。

　　太婆给了我最后一块拼图，我得以补全路翎的人生：他在1939年来到盐寨，似乎完全忘记了宣教，而是脱掉长衫，穿上赤吾人的粗衣，像个普通的赤吾人一样务农，换取口粮。次年，他娶了一位赤吾姑娘，生了孩子，学会了赤吾语，成了个赤吾汉子。然而不过几年之后，路翎上山砍竹，不小心跌下山崖摔成重伤，被人找到时已经奄奄一息，抬回家里，重伤不治，没有熬过当晚。

　　“他还修了一座小小的石头房子，不知道干什么用的，阿爹经常一个人待在里面。”阿婆说。

　　小石头房子偏安在寨子的东南角，外墙已经爬满蔓草，看不出来本来的模样，这里很久没有人来过。

　　老笃替我斫去爬藤，露出石头本来的红灰色和一个低矮狭窄的门，我要钻进去，老笃拦住我，说，小心有蛇。他先钻了进去，几秒钟之后，他出来，说：“太小咯，像个土地庙，只能一个人，连转身都难，没有蛇，小囡你进来看。”我低着头进去，石房里横着一条石凳，一切都靠双手凿出，因而凹凸不平，我甚至能想象出建造者大汗淋漓的模样，地面钻出细草，墙壁长满苔藓，空气霉旧，一抬头，暮光从石头错落的缝隙中透进来，构成一个光之十字架，将石屋照亮。这是一座教堂，只能容纳一个人的教堂，我用手摸着墙壁上凿子的粗糙的痕迹，在那张石凳上坐了一会儿，很多年以前路翎就这么坐着，我走到了他设定好的终点。

　　夜间，我们住在太婆家中，太婆铺了松松软软的被子，烧了热水给我们洗脚，我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老笃躺在另一张床，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个脑袋。太婆还没有睡，她坐在门口轻声歌唱，歌声里夹着砂砾和黏土，听来苍凉又幽远。

　　“她在唱什么？”我问。

　　“她在唱赤吾人怀念亲人的歌。”老笃把歌词翻译给我：

　　你去哪儿了？不见你好久了——

　　你可真狠心啊，一点消息也不带回——

　　不过也没有关系，反正我们终究会见面——

　　你不过来，我就过去——

　　返回的路上，我突然福至心灵，瞥向丛林，见丛林中一抹莹莹的绿，一条全身碧绿的巨蛇立起它的头颅，如明灯般的两只白色眼睛看向我，我和它对视，身体被定住，想喊老笃，却怎么也喊不出声。过了几秒，也可能是几分钟，又或许是几个小时，它轻柔地掉转身体，往后一退，游向不可知的暗处，我想我必定已经得到某种首肯和接受，手脚又能自如活动。

　　老笃和马儿已经走出老远，我循着声音追上去，没有提看见大蛇的事。回到城市后，我通过邮政给老笃寄了一个迷你音响，比他之前那个小得多，音质好，声量大，里面存了许多甜歌。老笃打电话来致谢，说，听来听去还是邓丽君好。

　　我约见了我的前男友，好几年没见，他已经结婚，马上做父亲，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但他还是抽时间与我见了面。我将旅途见闻全都告诉他，他听完不响，过了片刻，说：“那张照片是我爷爷挂的，他怕我们忘记太爷的相貌，太爷离开的时候他还是个婴儿，他也不知道太爷的模样。爷爷成年后，曾经去云南找过几次，没有找到太爷，家里人早死心了，只有我爷爷坚信他会回来，逐渐成为一个执念，他把这个执念描述得很具体，他说，太爷回来时仍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脸晒得黑黑的，身上淋湿了。” 大河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