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道沟笔记 注 此文原载于孙文波主编《当代诗》第四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

　　这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我。这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河汊。我在二道沟居住多年但也很可能是在布拉格的某条小河边居住多年——我没到过的很多地方，也许多年前曾给予我宾至如归的熟稔。如你们所知，某一个地方，对于某一位诗人，大多数时候是被动的发现，而夸饰的说辞带着令人迷惑的风格健步到来，后面很可能跟着数量可观的丰富而重复的狂热。然而真正重要的，是在时光的流逝中，在日常的行止中，对于恐惧和惊奇的反复偶遇和习惯，像孑孓偶遇和习惯一片肮脏的水洼，也像邪恶或善良的公主偶遇和习惯一个宫廷——每一根柱子、每一个弄臣、花园里三种以上的蚊子和雌雄莫辨的蚯蚓。是这样，神秘是必不可少的，而它并不总是由陌生的手送出。长时间逗留在某一个地方，比如人们通常称呼的故乡，你发现或感到的神秘也许比行色匆匆的过路人多得多。但故乡不是一个好的例子，因为它被捆绑于极其浓重的情感——盲目的热爱，偏执的厌憎 —— 所以，一个给予你神秘最多的地方，很可能是你长时间居住而并不视其为故乡的地方，也可能是你从未到过却感觉自己曾在那里长久生活的地方——这样的地方遍布世界，它们预先为我准备了未尝真实经历过的种种回忆。

　　每一个时代，诗歌魔瓶的塞子都被又一次打开，一些相对的先驱化身烟雾率先飘出狭小的瓶子，短暂的孤军奋战后，越来越多的同伴源源不断地从瓶子里飘出。这是一支新的诗歌大军，他们所向披靡，贪婪地占领着前所未有的、广阔而自由的诗歌天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不到静静躺在自己身后的那个瓶子已经在等待下一次开启。这个类型化的诗歌寓言一次又一次轮回着。我看到自己也在其中，在广大的相对性中绝对着这个时代的诗歌神话。我能够以全知的俯瞰将自己出离于众人，以对自己相对性局限的了解来脱身于这个时代的诗歌神话之外么？我不能。虽然我看到了身后那个静静等待下一次开启的瓶子，我也了解我已经写下和将要写下的诗歌有着多大的局限，但我仍不得不参与到这个时代的诗歌神话中，在相对性中绝对我的写作，并且用绝对的口吻对诗歌发言。这是因为，我既不是先知，也不是那个瓶子，我等不到那个瓶子最后一次开启或彻底炸裂的那一天，我也穿越不到遥远而不可知的未来，我有限的人生和有限的诗歌仅仅和瓶子的这一次开启相关——我个人的绝对和时代的诗歌神话一样，作为一个时代最有创造力和启发性的愚昧，不能不在一个相对的广阔天地里忠诚于自身绝对的狭隘。我的确认为，对诗歌局限性的忠实是诗人的本分，也是他最重要的智慧和才具。

　　诗歌的谵妄可以编一本百科全书，按年代分、国别分、谵妄类型分等等，想起来蔚为大观。这是以前的想法。诗歌的谵妄之所以多，是因为入行门槛低于大多数行当，操作手法和私心杂念又多于大多数行当。凡事多则易分类，易扎堆，熙熙攘攘满世界，明眼人一望而知就那么几张脸，看几眼也就无趣乏味。吊诡的是，诗歌行当本身味道十足，乐趣无穷，却是一条越走越窄的牛角路，走到后来同行者寥寥无几，走到最后可能只有你自己。而这诗歌的险途又不为熙熙攘攘满世界的写诗人，和更熙熙攘攘满世界的读诗人所认同。谁会同意诗歌走的是一条绝路？牛叉诗人和垃圾诗人都不会同意，不牛叉不垃圾的我也不愿同意——我认为我说得太绝对了，比喻用得也不对：牛角尖是封死，出不去的，诗人走到那里怎么办？一头撞死还是退回去写虽然很棒但已经看不入眼的老一套？所以，牛角路的比喻把诗歌的希望比没了，我不愿相信。现在我的想法是，诗歌的绝路虽然未必那么绝，但诗歌的谵妄确实是因为与这绝路相隔太远造成的。

　　谵妄多如牛毛，类型就那么几个，都在诗歌刚启程的那个广场上挤着，熙熙攘攘着，那里空间大，时间也富裕，由得谵妄者去扎堆谵妄，由得甲类谵妄、乙类谵妄、丙类谵妄去热烈讨论彼此攻讦，由得他们去开一个诗歌大party。但凡他们往前走，哪怕只走到中途，走到稍微窄一点的路上，他们的谵妄也就没了空间和时间，但凡他们还有一点想继续往前走，走远一点的野心，他们就会感觉到精力不够用，哪还有余暇去谵妄？而如果他们视力好一点，望见了远处越来越窄的路，脚力强一点，走近了那个牛角尖——我讨厌这比喻又总忍不住要用——他们全部的精力恐怕都被“怎么才能把诗写得更牛”这个诗歌吸尘器吸进去了，恐怕连诗歌还有那么多谵妄这个事实都被他们淡忘了。他们离那个熙熙攘攘的诗歌广场已经太远，那里发生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意义，而诗歌本身的意义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大吸力，将他们连皮带肉吞进去。此时此地，诗歌的谵妄几乎就是规模庞大的不存在——为它们编一本百科全书？即便是便捷的玩笑，也有点不明就里的幼稚。

　　以前，我只想写好一首诗。现在想的是，写更多不一样的诗。是世界的巨大内容和无穷形式要我这么写。某几首诗的好坏，放眼看去好像已不那么重要。

　　世界，是无穷的呈现。情感与理智，道德与想象，如果让小说家散文家手中的笔止步于此，那么诗人的笔正可以继续往前，在永远的不到达中到达某个地广人稀的驿站。此驿站，虽写着诗人的名字，但很快就将属于后来者，后来者也许不多，但一定有。

　　现在我知道，写出一首把一切写尽的诗是不可能的。没有一首诗可以让诗人完成他的写作。

　　世界的增加是对无穷的增加，减少也是对无穷的减少，无穷，连末日也不能消灭。

　　以前我想，写诗，是在更高的经验地域上反观人生，驳斥并提升世俗的生活，发现命运的另一副面孔，创造人和世界的另一套内脏，在和时间的对抗中，以口是心非的魔术暗求永生之方。现在我想，诗歌，只有在虚实两方面尽可能庞杂地呼应世界的无穷，永生的妄念所包含的心安之欲，才可能由一种渐行渐近的、规模和秩序的大致对应来满足。

　　与风生水起的诗歌魔术相比，对世界无穷性的填充式呼应更诚恳、更有效，也更惠及后来者。

　　普通语言学对各种修辞，有较为严格的限制性分类，但在现代诗歌（包括所谓后现代诗歌）中，修辞的运用很难被清晰界定。大部分出色的诗歌，总朝向语言活力的最大化，修辞几乎就是诗歌本身的笼统呈现。不少人对现代诗歌越来越复杂的语言呈现颇有微词，甚至大加攻讦——他们的诗歌教条多于诗歌细胞，他们对语言活力的感受力、想象力停留在古典诗词（包括古典诗论）、早期白话诗和汉语词典上，因此看不到复杂的语言呈现正对应于人类进入二十世纪后在各个领域突然加速膨胀的、邪恶神圣二位一体的丰沛创造力，正对应于诗人敏感触角应接不暇而又包容性巨大的感应和反射，正对应于语言本身潜藏的、几千年来未被充分开发的混沌能量和诗人天赋的语言培植力和创造力之间的前所未有的互相发掘。在中国，或者也在更多的东方国家，众多的诗歌读者和批评者都在较低的平台上以其陈旧的诗歌理解阅读评判着高出几个台阶的，这个国家最优秀的诗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诗歌修辞的理解过于狭隘。这种狭隘既来自现代诗歌以前庞大的诗歌传统的灌输式影响，也来自狭隘者自身面对全新的诗歌对象缺乏深入探究的热情和智慧。

　　说到底，现代诗歌运用综合修辞所达成的诗意图景是人类诗歌天幕上全新的景象，其中包含了语言潜藏和诗人创造力双重被激发的新能量，它们呈多向高分裂状态，在写作中掌控它们和在阅读中欣赏诗人掌控它们推演出的诗意，都需要充足的诗歌智慧和高度的语言敏感。显然，这样的写作和阅读很难想象属于广大的诗歌人群——传统的诗歌教育之外，高度提升的现代诗歌教育远未成型——从一个孤立的稍微夸大的角度看，广大诗歌人群对一个国家最优秀的现代诗歌的各种误读，恰恰是现代诗歌荣誉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判断，对中国众多专业的诗歌批评者构成令人遗憾的轻视，但实情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诗歌批评几乎都出自诗人自己之手，这与欧美一流的当代诗歌批评构成状况差别很大。专业的诗歌批评者不应属于多数人，但在目前的中国，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无论从自身诗歌素养还是从其诗歌批评的品质看，都还难以脱身出诗歌大众——我非常不愿这样说，我很清楚不少诗人虽持相同的看法但永远不会将其形成公开的文字，因为这样说很伤众，很可能对言说者自身的诗歌功利构成损害，因为众多专业的诗歌批评者都享有影响力很大的话语权威——但现代诗歌在当代中国艰难获取的成就，理应有一个诚恳公允的态度与之匹配，否则作为一个诗人，难免心中有愧。

　　就对应性欣赏和偶然触发而言，平庸的诗歌并非毫无价值。一行或一首平庸的诗很可能打通某个优秀诗人的思路关节，从反面或侧面给予他恰在此处的启发。而停留在诗歌低层台阶上的读者，往往也能从平庸的诗中获取与其人生经验和有限洞察力相融洽的阅读温情和人生感受。但平庸诗歌的这种价值并非诗歌本体的价值，而是万物存在的原生性价值，就像一处风景、一场疾病、一个低头匆匆而过的行人一样。多年前我在一篇访谈中说过，好的诗人应该有好的胃口，博纳众食，最大限度地不挑食，即便是低营养食品、垃圾食品，也能以强大的消化力汲取其中有益于我的成分。为强调这一点，我甚至拿我素来钦佩的博尔赫斯做反面例子，他曾说他从来不读报纸，因为“报纸上都是一些急就章”，我理解他话中对时代功利性的批评和对诗歌尊严的维护，但他如此绝对的表达，还是让我感到有点骄傲过头了。我之所以旧话重提，是因为我看到今天的很多诗人，包括非常出色的诗人和不那么出色的诗人，仍和多年前一样（也许时间永远无法改变一个时代的诗人，甚至所有时代的诗人），在提及低处的诗歌或其他文字时，充满习惯性的蔑视。某些时候，为了表明诗歌立场、维护诗歌尊严和纯正的诗歌趣味，作为自卫和反击，蔑视或许是必要的，但在大多数时候，尤其是在一般性的诗歌论述和阅读浏览中，对低处诗歌或其他文字的习惯性蔑视将带来大范围的屏蔽，相当无益于诗人营养的全面均衡和创造力的新爆发，并且，对低层台阶上的写作者做出不良的引导和示范。

　　时至今日，诗至今日，都是亿万年中的一瞬，一个点。这样说，好像很虚无，但虚无正是我们强大力量的来源。真实的生活是很容易溃败的，真实的写作也一样。它们细致，易描述，波澜起伏而无法被我们虚化，推到我们伸手难及的遥想的远方。它们再大也是小。凡与我们发生切身关系的，都在小的范畴里，这是自然不由分说塞给我们短暂一生的东西。在小中，不管如何翻展腾挪，力量终究不够用。所以，少数人，想到了从大处去获得力量。屈原、张若虚、苏东坡，都是这样的少数人。也许他们并无清晰的自觉，只是听从了挣脱的本能——在小中受煎熬，敏感到极点，就把自己甩到无限大的宇宙中，看看自己究竟有多么小。是的，近乎荒谬地，当他们看到自己比想象的还要小时，他们就获得了大的力量。

　　时至今日，诗至今日，时代在变，生活在变，写作在变，我们安身立命的小并没有变。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像我们的前辈那样，把极小推到极大中，去获得挣脱的力量。

　　不管中国古典诗歌的成就有多辉煌，不管有多少人无限迷恋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现代中国白话诗，不管朦胧诗之后的当代中国诗歌遭受了多少怀疑和轻薄，在我心中，二十多年来当代中国诗歌所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近十年来，中国的顶尖诗人几乎是在冲刺，他们的一流作品比之世界上任何诗歌强国的一流作品都毫不逊色。我知道，即使在诗歌圈内，即使在一流诗人队伍中，认同我看法或能公开对此表示认同的人，也不会多——中国最优秀的诗人们虽以各自的努力共同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但他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却令人遗憾地低。在我看来，这是中国诗歌目前最大的问题。毫无疑问，成就空前的中国诗歌并非全无毛病，各种各样的问题涉及诗歌写作和诗人自身的方方面面，但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优秀诗歌都面临的系统性局限，而领跑一个国家诗歌前沿的优秀诗人间严重缺乏坦诚交流和诚恳批评，这才是中国诗歌最为突出的问题。

　　近年来，我心里一直有一份中国一流诗人的名单（我当然永远不会将其公布），不止一次地，我想象他们中的哪些人能够彼此完全坦诚地交流写作心得，对对方写作的优异与不足处开诚布公地进行批评，对众多的诗歌问题提出各自真实的看法，每一次我都沮丧地发现，我想象不出其中任何两人间或多人间能够有那样一种良好的诗歌交流关系，即便某两人或某多人是很好的朋友。诗人间彼此猜忌、不信任、轻视甚至鄙视，在欧美一流诗人中也并非没有成例，但像中国目前一流诗人间那样普遍的不信任、不坦诚，在世界范围内都十分罕见。每念及此，我的诗歌热情就会消退——我宁愿中国诗歌的成就低一些，再低一些，我宁愿我是三流诗人，四流诗人，末流诗人。

　　夜幕降临，窗外二道沟一带依旧人来车往，声音嘈杂。我立刻想到，几百年前，同样在这个地方，夜幕降临通常会伴随宁静的到来——是时间改变了时间的附带属性。随即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貌似有理的草率结论，经不起推敲：千里之外的很多小山村，此刻仍有宁静伴随着夜幕降临。这是一个类型化的对比联想，普遍存在于文学尤其是诗歌的描述中。问题不在于它包含多少片面的正确（单就二道沟这个地方的古今对比而言，它是完全正确的），也不在于它是否富于文学的启发，而在于它被纳入一首诗或一篇文章时，其公共性和个人性是否能得到清晰的判断。经常地，你会看到一首诗中的联想或感触被夸大了个人发现的意味，即便是在一流诗人的作品中，这种夸大也并不罕见。我们知道，再出色的诗也不可能完全排除公共经验，但公共经验中有一些的确容易被误判为个人发现而导致自我陶醉的推展，有时候，这会从根本上改变一首诗的方向，全面松动其开篇或局部所打下的较高品质的基础。以不同的手法和语言情绪妥善处理公共经验和个人发现，在一首诗中尽可能地提高这二者之间的融洽度与互利性，使其力向一致地为诗歌创造力效劳，这是每一个诗人诗歌修炼的必修课程，在理论层面上，这也是一个诗歌常识。

　　然而就像俗话说的那样，高手也会犯常识性错误，有的时候，当一种情绪或一种观念强烈笼罩了诗人，而某个触点突然出现，诗人对其公共性的判断会大大降低而对个人发现的索求性领会则大幅度上升，这时如果诗人立刻动笔，非常容易把一首酝酿良久的诗写坏掉。我相信，在很多诗人房间的废纸篓、电脑硬盘、垃圾回收站中，甚至，在广大的诗歌虚空中，有着数量可观的这样写坏掉的诗歌废品。我们之所以永远看不到它们，是因为大部分高手诗人在第一判断失误后，其良好的诗歌自省帮助他们在不久之后发现了问题——爱惜羽毛的他们即便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不无糊弄，但在诗歌上一般是不肯糊弄的。然而，并非所有优秀诗人都能在诗歌成品之前发现自己这方面的失误——我们还是能看到不少有着这方面明显缺陷的诗歌作品出自一流诗人之手，对这些诗人来说，诗歌自省带给他们的也许只是后知后觉的懊悔。这懊悔，我自己不止一次领教过。

　　几个月前，我在泰国旅行了十几天，当时和后来没有写出一行诗。直到几天前，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仿佛，诗歌完全避开了我。昨天或前天，我有了好奇心：为什么，我不但没写一行诗，而且根本连写诗的念头都没有？想来想去，想不出有说服力的答案。后来我半开玩笑对自己说：原因很简单啊，因为你业余。这是个不错的答案，至少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诗歌和我的关系。由此我想到，诗歌和诗人的关系或许不那么简单，或者说，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自然而然。多数时候，诗歌和诗人是一种捆绑式的亲密关系，但另一些时候，对少数诗人来说，诗歌和诗人的关系会有某种出乎意料——未必真的形同陌路，但的确相当疏离。形成这种疏离的原因，很可能是被严重遮蔽的。对它的寻找终归徒劳。但寻找，或者能引出与答案无关的启示，我们等待或期盼的某些渺茫的触动，也许就此突然现身，而它们在另一个命运序列中，极有可能是确凿的不存在。

　　艾略特、布罗茨基等为数不少的诗人都认为诗歌是有等级的。我一直反感这种诗歌等级论却在经验的层面上无法不表示赞同。我反感，是因为几乎所有宣扬诗歌等级论的诗人都让我感觉到十分势利的盛气凌人态度，而我从童年起就反感任何情形下的此种态度——几十年来我一直顽固地信奉“自由、平等、博爱”的教条，尤其对人类在社会各领域设下的种种等级限制和歧视满怀不忿。然而人类的可悲正在于此：当你愤怒地反对一个人、一类事、一种群像，你却发现它们有着基本的合理性，并且更可悲的是，你发现你自己也身在其中——你也在你所反对的阵营中。这就是黑暗的真理：黑暗是其道德属性，而真理是其难以反驳的事实逻辑。在中国，诗歌所呈现的落差巨大的分层状态远远超出诗歌等级论的经典含义，所谓黑暗真理的黑暗属性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你的混乱荒谬感——每当我想对此发言，总感觉被一团乱麻裹住——诗歌怎么会是那样一种状况？后来我从诗歌等级论发展出我的诗歌台阶论，我觉得它也许更能对应中国诗歌的七高八低状况。在一次小型诗歌讨论会上，我简单阐述了它：不同水准的诗人、读者、评论者，站在层阶不同的台阶上，低处台阶上的人并不认可自己的低，他们甚至有着强烈的对高处台阶上的诗歌发言的欲望，但他们理解不了、欣赏不了高处台阶上的诗歌，所以他们的发言无论是批评还是赞扬都不着边际。当时为了便于说明中国主流的诗歌批评对真正一流的中国当代诗歌如何隔膜、为什么隔膜，我把台阶论的台阶数界定在七个，我说中国目前的诗歌批评，绝大部分都在第二第三个台阶上，要它们对第四第五个台阶上的诗歌做出较为中肯的批评已经很难，更别说对第六个台阶上真正一流的诗歌做出与之相称的评判了（当时我把中国一流诗歌放在第六个台阶上，是因为第七个台阶被我设定为诗歌的绝顶——诗歌理想的终极台阶，放眼世界，只有寥寥几人短暂上去过，而不可能有人能持续稳定地站在上面）。

　　这个台阶论，现在看还是比较便于说明对中国诗歌的泛批评和中国诗歌实际进步之间的巨大差距的，但中国诗歌和诗歌批评的分层状况实际上更要复杂细致得多，比如相邻两个台阶之间差距不大的真理之争在被更高台阶鄙视和嘲笑之后联合起来向后者展开反击，比如高处台阶上的诗人和诗歌批评者出于某些策略性需要无视低处台阶上对诗歌的浅薄无知而对其大加赞许等等，实在很难一一予以条分缕析。我自然明白，没有一种诗歌判断可以在大势和细部同时达成准确的对应，相对于中国诗歌的状况，台阶论大体上还是有辨析价值的。但我公开用过它几次后，感觉有点不舒服。我觉得它在道德倾向上和盛气凌人的诗歌等级论并无差别，在面对理解力较低而又满怀热情的诗歌写作者、诗歌读者时，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尤其强烈——我怎么能用那样俯视的姿态向他们发言？真正让我把台阶论放到一边的是，有一位诗人送我一本诗集，附言说：你觉得我的这本诗集在第几级台阶上？这让我极为尴尬，也让我立刻明白，台阶论就像划阶级成分一样，会造成很多情绪化的对立——中国当代诗歌圈，无论是不同等级的诗人间还是同等级的诗人间，无趣无价值的对立本就太多，我怎么能再来无事生非？

　　问题是，在中国（其实在世界范围内也一样，只是中国的状况更为突出）只要面对诗歌，你无法不对其水准的巨大差异性发言，甚而，面对大量低水准诗歌、诗人、诗歌评论的自我陶醉，你更难以无动于衷——你不得不持有最基本的等级态度，否则你无法诚恳面对当代诗歌真正的成就。在两难境地中，我找到了一个相对温和的等级划分：自由的等级、不自由的等级。在自由等级中，诗人极少公共的条条框框，而较多私人的写作原则，而在不自由等级中，情况正好相反。这个简便的分级，针对的是写作源头的差异，不像台阶论那样直接划分诗歌品质，但品质高低迥异的诗歌，同样可以从源头找到它们的等级归属——非此即彼，虽然仍旧有对立，但那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逻辑上可以转化的对立，隐含了诗歌的成长模型，也暗示了诗歌创造力的必要环境，因此更多诗歌教育的意味，而较少判若云泥的等级情绪，伤众度大为降低。

　　思想的流逝不怎么可惜，语言的流逝十分可惜。没有一个时代是缺乏思想的，即使真的缺乏，也总有被后人夸大的思想留在伟大的行列中。但几乎所有时代都缺乏伟大的语言，这是因为，虽然语言一样可以被夸饰，但每个时代的职业夸饰者中极少有人具备把语言夸饰到伟大的才能，所以，语言几乎无法因夸大而进入伟大之列。而真正伟大的语言，很可能就产生在某个时代某个不知名的人的口中或笔下，在它们出现之后的很短时间里就完全消失了，或者说，它们的出现是和消失相伴的，因为没有人会来记录，即使他们自己记录了，也完全不受历史的文化授权者的重视——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过这样的语言，而记录者自己，只有极小的可能将其侥幸地保存下来，如果他们真的意识到它们的重要并且真的记录下来的话。而事实上，少数伟大语言的出现是其创造者自己也没有主动意识到的一个极短暂、极偶然的过程——伟大思想的出现虽也可能处于类似的状态，但思想的远比语言狭隘得多的疆域和方向确定性使它在后来被夸大和被重现的可能要大得多——说出或写出（在私人日记或账本、涂鸦等非正式文字中）它们的人、听到或看到它们的人，或者完全不以为然，或者虽欣赏它们却并无历史赋予的权威在手，而使得它们像声音一样消失在空气中。因此，它们的消失往往意味着永远的缺失。而最痛惜这缺失的，无疑正是挖空心思穷究语言可能性的诗人。

　　有时候，我觉得诗歌批评很可怕，好的批评和坏的批评都可怕——它们将诗歌大卸八块，然后给每一块贴上标签，几个标签归拢到一起合成一个新标签，所有标签归拢到一起合成一个总标签——新批评也好，后现代也好，和为数更多的等而下之的诗歌批评一样，干的都是对诗歌肢解—贴标签的活。诗歌真正的好处，诗歌——尤其是现代诗歌——充沛的活力，在它们的屠宰式工作中程度不同地被消解或被遮蔽了。所以我经常想，现代诗歌的批评工作——包括理论阐述和具体作品的评论——应该由出色的现代诗人自己来做，就像艾略特和庞德所做的那样。但提到这两位集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于一身的诗人，我心里难免有些打鼓：他们的诗歌成就暂且不论，他们的诗歌批评中的很大部分，做的不也是屠宰式的工作？难道我反感的不是屠宰式工作本身，而只是这种工作方式的质量？进而我更想到，我也写过少量诗歌批评文章，回过头去读，它们做的竟然也是屠宰式的工作——我一下困惑起来：我到底反感诗歌批评的什么？我想起在一次诗歌研讨会上，一位年轻的专业诗歌批评者，对一位我很服膺的诗人的作品洋洋洒洒、条分缕析地阐述之后，我忍不住脱口感慨道：诗歌批评真可怕。

　　我没有说出的是，这位诗歌批评者逻辑严密、条理清晰而又激情充沛的批评，几乎没有触及该诗人诗歌真正出色之处的一点皮毛，但他的批评本身却是一篇能够自圆其说的文章，甚至是一篇不错的文章。现在，我终于明白，我反感诗歌批评的并非是其屠宰式的工作方式本身，而是这种工作方式经常带来的对诗歌真正品质的隔膜，而相似的批评方式在不同的批评者手中，效果可能是天壤之别。比较而言，由优秀诗人作出的诗歌批评比之由专业诗歌批评者作出的批评，更珍惜也更尊重诗歌本身的品质，对诗歌真正的优异和鄙陋也更有洞察力和判断力。我很清楚，诗歌批评虽以诗歌为对象，却早已发展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当，它的从业者有自己一整套的理论系统和言说规则，他们对一篇批评文章的理论完整性要求和对批评激情内在驱动的激发，占据了他们诗歌批评的最重要位置，而批评的准确性，相比之下反倒不那么重要。所以，要求他们准确地批评诗歌，未免有些不切实际。

　　有时候，我不愿将一首诗写下去，“不写了，随它去吧。”这种情形并非总出现在写不下去之时。我确切记得有几次，写得很顺，忽然不想写下去了。为什么？好像是突然觉得没劲——怎么写都没劲，写成什么样都没劲。仿佛写诗本身就没劲，一首好诗的吸引力降为零。甚至，诗歌的吸引力仿佛本来就没有过——非常虚无。实际上也可能是另一种情形：写得很顺而突然停笔，是不愿让一件有趣的事过早结束。从一首诗的技术角度考虑，停顿一般是为了调整语调或方向，而同时，停顿也可能损害创造，特别是爆发性创造。但停顿有时是完全情绪化的，损害或有益只是它带出的结果——诗人远非那么策略和职业，或者说，策略和职业并不总是能贯穿诗人写作的全过程。我想大概只有极少数诗人总是能够艰苦卓绝地把一首诗写下去而不在中途停下来。说到底，写诗是一种享受，是精神的自私行为。人们无论在谈论诗歌的宏大问题还是谈论诗歌的技术细节时却往往罔顾这一点：作为文学成果的诗歌在总体上无疑应归诸理性，但作为私人精神行为的诗歌写作过程，有时确乎是非理性的。

　　年轻时几天不刮胡子也没什么，现在一天不刮，密密麻麻的白胡茬就从下巴上冒出来——衰老真的可怕。转而想，比衰老更可怕的是根本没机会感到衰老。那么多逝者，没等感到衰老就成了无边的虚无。痛心和庆幸都在语言魔法中培植着罪恶感，而在其中更加重着黑暗的，是无时无刻不跃跃欲试的联想。诗歌能够使我坦然么？就经验而言，对他人人生和自我人生的普通联想是不容易控制的，往往要到某个强烈的恐惧点上才会由神经中枢派出的卫兵将其暂时狙击，而其下一次卷土重来没有任何条件限制。诗歌中的联想，很大程度上我是能够控制的——有时是驱赶、鞭策，有时是束缚、分解——但其黑暗的本质不会得到改变，甚至，其黑暗的程度有可能因为一首诗本身的需要，或者语言呈现的偶然性歧义而反倒扩大。从这一点看诗歌是多么邪恶，它根本不管诗人的愿望，甚至也不管一首诗的愿望——它怎么可能使我坦然？然而，事实是，虽然少数时候诗歌的确邪恶到令人作呕的地步，但通常，它不一定邪恶或邪恶得比较有节制，毕竟从自私的原则出发（一种物性的普遍拟人化），它更在意自身的完整性、有效性，诗人和它之间的斗争，除个别极端时刻外，基本上是温和与互利的。我想我至少应该对此抱有信心：一首诗出现在我的人生中，大概率是减轻黑暗的，即便是在糟糕的时刻，它也可能以牺牲自己的品质为代价来放松我的某一段神经，使得某种致命的黑暗转化为另外的低等级的黑暗。是的，我的确有过这样的经历——一首本应写得很棒但也很黑暗的诗，中途转向被写坏掉，我的心情反而明亮了不少，这绝对，不是我独立能够做到的。一首诗，当你已经部分地写下，你和它之间就有了一种呼应关系，一种有着多个方向的私人契约。这契约通常以诗意的登高为共同基础，但少数时候，这契约也服从于诗人隐秘的精神需要，个别时刻，亦服从于某种形而下的拯救。

　　写下第一行我就意识到，这是一篇无穷无尽的文章，无论写的是什么，写作者都很难给它们一个了断的结尾——虽然断断续续，他会挖空心思一直写下去，因为依托某个地名写笔记，是一个太自由的框架，有着可怖的诱惑力，近似塞壬的歌喉。你停不下笔，你可以写一切，而不仅限于诗歌。这个题目像吸尘器一样吸着你的文字，仿佛永远吸不完。从迷信出发，我害怕它停下来，同样从迷信出发，我害怕它停不下来——人生有限和人生无限都装在这吸尘器里，都催动着它的马达。考虑再三，我决定给它一个人为的而非人生的限制：只写诗歌，并且，让它并不只装下现在或未来，而同时也装下过去——那些幼稚的文字。所以，你们看到的这些文字，并不都属于这个题目，至少并不都是在这个题目出现之后才写下的——多年来，我写过一些零散的有关诗歌的文字，但从未想过要把它们连成一篇文章，现在我把其中一些放到这篇文章里，为的是一种鱼龙混杂的效果——是的，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所以我不会指出它们。我可以指出的是，它们虽然幼稚，但就诗歌而言，它们是诚恳的，并且是绝对的。

　　2012年11月—2013年3月 远望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