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

　　——《一类人》 注 《一类人》，清平所著诗集，姜涛主编“汉花园青年诗丛”之一种，作家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自序

　　这篇序言，本应出自我妻子崔娟娟之手。她是除我自己之外最了解我的诗歌，并且能够最诚实地批评我诗歌的唯一人选。虽然我最终未能说服她写作这篇序言，但我还是愿意先简要转述一下她对我诗歌的大致看法。

　　在我1990年至今写下的二百余首诗中，她读过和听我读过的约占三分之二。对这些诗，她的基本看法是：诗歌技术在进步，但诗歌质量在倒退。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现在的诗歌我不喜欢，它们思虑太多，激情太少。她认为我写得最好的两首诗是《孔子》和《风中站立》，而她最喜欢的一行诗是“非洲原野上散漫的动物多么像一个过去的人”。近年的诗作中，只有《答友人》《秋夜》《东华路一带》等少数几首她觉得还可以。我1990年前后写下的作品她认为虽然过于简单，但比起我的近作反倒自然可亲得多。总的来说，她认为我现在的写作劲没用对地方，有的诗从第一行开始劲就用偏了，有的诗刚刚出现好苗头就被我硬生生摁了下去，原因是我太拘谨于语言节奏的一致性，过于追求一首诗形式的整体氛围了。

　　我一向认为，诗人写一首诗，就犯一个错误。我们头脑中想要创造出的那一首杰作在绝大多数时候都被另一首诗取代了。一个成熟的诗人不会为此苦恼，因为这是一个简明的事实，我却竟然苦恼了十几年，而且不知道从何时起，在我对诗歌优劣的判断中出现了一种令人沮丧的周期：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发现我曾经极为赞赏的诗篇竟然那么差劲，放眼望去，哪里有什么好诗？不单我自己的诗一无是处，就连里尔克、史蒂文斯、奥登那样我素来喜爱的诗人的诗也变得那么乏味无趣。那种感觉真是糟透了，它带来的是对诗歌写作本身的怀疑。每当这时候，我只能读两个人的东西，古龙和博尔赫斯。古龙让我沉迷进去，忘掉诗歌；博尔赫斯则让我完全放松，在虚构文字的底线上呼出一口气。这种状况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到来，又在不知不觉中消失，然后又在不知不觉中到来、消失。从2002年到现在，这种状况好像已很少出现（我的记忆并不可靠），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那时候起我开始用电脑键盘代替钢笔来写作，如果这就是原因，那么肯定会有人觉得可笑，而我认为这是物理细节应有的力量——从童年到现在，我一直对事物的物理性有着天然的敏感。

　　从上面的陈述可以看到，我对诗歌写作缺乏持久的坚定，或者说我面对诗歌时不具备一个普遍理智的专业头脑。诗歌写作对于我，很多时候是一个孤立的召唤，写一首诗只是写一首诗。我知道很多诗人并非如此。诗歌使命感和对诗歌生涯的自觉意识使他们的写作井然有序，自律甚严。有时我想，我的诗歌如此凌乱，并不是技艺不够，而是我对诗歌写作的态度有问题——我没有像敬畏神秘那样去敬畏诗歌写作，或者说，相对于世俗生活，我对诗歌写作的责任感远远不够。对我来说，诗歌是一样好东西，但我仿佛在还没有足够的资格来享用它之前就僭越地享用它了。

　　二十多年前，我曾在短短一个多月里先后因诗歌感到莫大的虚荣和莫大的沮丧。那时我还在上中学，南京的《雨花》杂志发表了我的一首短诗，是我自然投稿被采用的。那个年代不像现在，一个中学生在省级刊物发表作品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享受虚荣心的同时我还有另外的骄傲：我觉得我的诗是那本杂志里最与众不同的一首。然而好景不长，几天后我就在《诗刊》和《文学报》上看到了内容和写法都差不多的别人的诗歌，不久之后我更在五十年代的《诗刊》上也看到了类似的作品——十来本旧杂志，几乎每一本里都有这类作品。我洋洋得意的一首诗不过是陈旧的滥觞，耳边的恭维全成了讥嘲。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写作的主要动力：我努力想写出打上我个人标签的诗歌来。整个八十年代我都将自己置身于潮流和经典之外，一心一意研制自己的诗歌标签，努力的结果是弄出了一大堆艰涩生硬的诗歌废品。当时我并不知晓写作的第一步应该是模仿而不是创新，所以虽然感觉到自己的写作有问题，却不知道问题关键在哪里。回头看去，我只是觉察到自己的诗歌太不通顺，读起来很不舒服。

　　1990年之后，情况有所改变。我无法确定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只是感觉自己差不多能够写出自己想要写的诗歌了。尽管现在回头去看，那时候的诗歌是过于简单了，但至少已经有了存在的资格。1990年至今，我的诗歌有过几次比较明显的变化。1997年是《孔子》《风中站立》;2000年是《鱼》;2002年是《秋夜》《蝙蝠》等。2002—2003年是我迄今写作最丰的两年，这两年写下的二十多首诗歌使我可以不再为从事这项工作而汗颜。

　　除少数篇章外，我的诗都由对时光的消解构成。人最惧怕的是时光的流逝，和流逝中的某些改变，但在写作中，真正感到惧怕的人并不多。然而毫无顾忌地写生死、衰老、疾病、凶器，尤其是心无芥蒂地写时光流逝，我在十多年前就办不到了。一个词，一种口气，一样东西，都会让我突然警惕，怕它在冥冥中损害我今后的命运。我所忌惮的，不单是时光变迁所暗含的某些逻辑结论，同时也包括了那些微露端倪而并不确定的词语谶意，所以我在写作中总要不断地拧一下，拧一下，总在消解。我想我在写作中确乎是迷信的。十年前我就和诗人西渡说过，我提倡安全写作，或者写作的安全性，在这一点上我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改变。对我来说，写作的安全原则永远高于一切。从安全原则出发，我在写作中抵触事物的必然律，倾心于对偶然的探访、挖掘和营造。由此可知，我的诗歌比较不自然。

　　2006年11月—12月 远望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