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魔乱舞前线战局江河日下，为此抓耳挠腮的不过是杉山的参谋本部和永野的军令部，日本民众得到的大部分仍然是胜利消息——仅布干维尔海空大捷就有6次——他们对前线日军的窘境知之甚少，或根本不知。在帝都东京，首相东条正在为一次政治会议殚精竭虑，往来奔波。他授意自己的大弟子、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贤了起草一份名叫“大东亚共同宣言”的重要文件，因为只有他才最了解东条师父的真实想法。

　　日本实现政治目标的主要工具是“大东亚共荣圈”，其要旨是“亚洲本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精神”在日本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由天皇钦定各国的“应有地位”，促进共同“和平与繁荣”。这一政策是1938年11月由第一届近卫文麿内阁制定的，提出者是时任外务大臣的松冈洋右。

　　20世纪初，东乡水军提督在对马海峡一战定乾坤，标志着亚洲从西方统治下的崛起，黄种人因此有了某种民族自豪感。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美、英、荷、澳在远东的连连溃败表明，白人并非不可战胜。日军摧枯拉朽般的迅猛进攻令黄皮肤的亚洲人兴奋、陶醉，他们被当地居民——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顶层——尊为“解放英雄”。缅甸人、印尼人、马来人中的精英分子，都在积极谋划与胜利者结盟。日本人借机在占领区宣传说，这是一场解放战争，是一场黄种人为了反对白种人的殖民统治而进行的伟大的“种族战争”。只是到后来，当他们发现日本人和先前的欧洲殖民者在种族问题上同样骄傲自大时，才渐渐与之疏远进而敌视。

　　客观地讲，是西方殖民主义和日本在亚洲的侵略共同催生了远东地区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发展。蒂姆·哈泼在《被忘记的军队——英属亚洲的陷落》一书中写道：“随着战争吞没了这些东南亚的土地，殖民社会随之被击败了、杀死了、捕获了。这打破了欧洲控制的神话，改变了本地人看待自身的方式。日本随之而来的占领又激发了当地根深蒂固的反抗文化，塑造了战后要求独立的民族主义斗争。”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承认：“自日本占领之后，我知道新加坡不愿再受外国的统治了。”

　　1942年9月1日，东条内阁决定成立大东亚省，目的在于对远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实施一元化管理。11月1日，大东亚省正式成立并开始运作，首任大臣是曾任阿部信行内阁大藏大臣和汪精卫最高经济顾问的青木一男。强烈反对此项设置的外务大臣东乡茂德愤而辞职，由东条暂时兼任外相。9月17日外相由谷正之接任。1943年4月20日，日本驻南京伪政府大使重光葵回国出任新外相。

　　1943年5月31日，东条内阁与大本营奏请召开御前会议，讨论通过了《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决定给予缅甸和菲律宾独立地位，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苏拉威西等重要资源区依然实行军事管制。

　　只有中国例外。虽然困守西南一隅处境尴尬，但蒋介石依然在奋力抗战，成了让东京最头疼的首要问题。相对于军方的强硬态度，时任南京傀儡政府大使重光葵提出了新观点。重光认为，共荣圈能否成功建立，取决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应该废除与南京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同时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东条起初是赞成军方意见的，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决定部分采纳重光的建议。虽然陆军高层强烈抗议，最终东条还是耐心说服了他们，“从中国取得原料的最好办法就是执行重光计划”。

　　随后，东京做出安排，将苏州、汉口、天津等八市日本租界归还给南京伪政府，并协调收回了上海英、法租界。因此，重光才被召回东京出任外相。在国会中，重光一再倡导让整个东亚从军事占领下解放出来，给予一定的政治自由。“对日本来说，这意味着采取‘睦邻’政策，改善我国的国际关系。”——这可能正是战后所有甲级战犯中，重光仅获七年有期徒刑的主要原因。

　　5月5日，东条以视察菲律宾军管情况的名义访问马尼拉，向当地人表达了日本欲让他们独立的想法。6日，东条出席了在马尼拉鲁内塔公园举行的民众感谢大会，同时发表演说：“切望菲律宾全面协助大东亚战争，并以此获得独立荣誉。”在7月25日召开的菲律宾首届国民大会上，独立准备委员长何塞·劳雷尔被指定为第一任总统候选人。9月30日，应日本政府邀请，劳雷尔率巴尔格斯、阿基诺等主要幕僚前往东京，协商有关独立事宜。东条根据《菲律宾独立指导纲要》精神，向劳雷尔一行传达了日本政府要求菲律宾尽快独立的“迫切期望”。其实劳雷尔与日本人合作并非完全出于个人意愿。前文提到，奎松要求他留下与日本人虚与委蛇，尽可能保护自己人。他牺牲个人的名誉去充当傀儡，暗中保护菲律宾抗日组织，力争将菲律宾人遭受战争荼毒的程度降到最低。

　　7月初，东条前往新加坡，与未来缅甸的领导人巴莫会晤。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并在法国波尔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巴莫是在英国人撤出缅甸前夕越狱脱逃的——也有人说是日军从监狱里“解救”出来的。巴莫仪表堂堂，举止儒雅，颇有“缅甸汪精卫”之风。作为一个真正热心“共荣圈”的人，他曾在3月18日应日本邀请，率内务长官、财务长官、防卫军总司令等幕僚前往东京，商洽有关独立事宜。缅甸人受到了热情接待。巴莫对东条首相、杉山参谋总长、岛田海军大臣及重光外相等人印象极佳，认为他们是“亚洲爆炸性时代”的真正产物，“有朝气，果敢，充满作为‘大东亚共荣圈’这个概念基础的亚洲新意识”。东条给予被占领国独立的决心显得“有惊人的远见卓识”，“确实极具政治眼光”。

　　在新加坡，东条给巴莫带来了自认为会使他高兴的消息：日本将把缅甸东部边境的掸邦大部分地区交还给这个新独立国家，但其中景栋州与孟板州划归泰国。

　　巴莫的表现出乎东条的预料，他哭丧着脸告诉“恩人”，“把掸族人及其土地肢解，无论是缅甸人还是掸族人，都不会高兴的”。东条表示歉意，提出日本已经答应把那两部分土地给泰国人，作为他们和日本人结盟的报酬。

　　“但我们也是你们的盟友呀，”巴莫还在积极争取，“我们也有自己的要求。”

　　东条试图不了了之，开玩笑答应“用另外方式报答缅甸”。但是巴莫咄咄逼人，指责日本军人在缅甸的傲慢和专断表现，“日军强烈的物资要求正在不断折磨着缅甸的民生”。

　　东条到新加坡不单是为了会见巴莫，他还要和印度那个“不服从运动”的领袖苏布哈斯·钱德拉·鲍斯见面。尽管甘地和尼赫鲁宣传非暴力主义并拒绝与英国进行任何合作，但在缅甸避难的鲍斯认为，只有武力才能拯救印度，他一直鼓吹和准备发起武装暴动，因此与甘地和国大党分道扬镳。

　　鲍斯身材高大，很受普通民众欢迎。他毕业于剑桥大学，具备作为革命家的绝佳口才，他的口号是“给我热血，给你自由”。他曾按照父亲的意愿参加英属印度公务员考试，并以高分被录取，但他拒绝为殖民政府服务。为了理想，他曾先后投靠纳粹德国和日本，最后死在前往苏联寻求帮助的航途之中。鲍斯的头像至今仍悬挂在印度国会议事堂上，与著名的甘地和尼赫鲁并列。就连与其理念截然不同的甘地，在得知鲍斯的死讯时也说，“他无疑是一位爱国者，只是误入了歧途”。

　　此前，鲍斯在日本支持下在曼谷成立了一个“争取印度独立同盟”，后来于1943年10月21日在新加坡成立“自由印度政府”。鲍斯到新加坡不但要觐见东条，还要招募在这里被日军俘虏的数千名印度兵，带领他们打回印度，把英国殖民者赶出去。鲍斯满怀激情地鼓舞自己的战士：“1939年，法国对德国宣战时，德军只喊一个口号——‘到巴黎去！到巴黎去！’1941年12月，当英勇的日军开始远征时，他们也只有一个口号——‘到新加坡去！到新加坡去！’同志们，‘到德里去！到德里去！’就是我们现在的战斗口号！”

　　1943年8月1日10时，随着日本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政三中将宣布撤销军事管制，日本驻缅甸行政机关集体撤出。当天上午天气晴朗，间或有蒙蒙细雨落下，仰光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11时20分，在政府大厦，建国议会以全体缅甸国民的名义发表了《独立宣言》，其主要精神是“缅甸作为以大日本帝国为指导者的大东亚共荣圈之一环，将为创建世界新秩序做出贡献”。与会者一致推举独立准备委员会委员长巴莫为国家元首，昂山出任国防部长。

　　当天下午，巴莫宣读了一份用缅文书写的宣言“向美国和英国宣战”，同时签署了日缅同盟条约。巴莫告诫国民，自由不只是欢呼和庆祝。“许多人看到了他们以为终生无望的解放的这一天，高兴得痛哭流涕，”巴莫说，“但我们知道，不仅有梦想，还有现实。我们既然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独立，就必须用战争来保卫它。缅甸在这场战争中肯定要站在最前线。”

　　两个月后，10月14日，菲律宾宣布独立，随后签署了《日菲同盟条约》。日军驻菲律宾最高指挥官黑田重德中将宣布，即日起撤销在菲律宾的军事管制。10月23日，“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宣告成立，鲍斯出任临时国家元首，次日“自由政府”向美、英宣战。这两个“国家”都将应邀参加不久召开的大东亚会议。

　　10月30日，日本驻南京伪政府大使谷正之与汪精卫签订了“日本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同时向汪精卫发出了参加大东亚会议的邀请。

　　11月1日，汪精卫偕周佛海、褚民谊、陈昌祖、周隆庠、薛蓬元等汉奸离开南京，飞往东京出席大东亚会议。

　　11月5日和6日，东条谋划已久的第一届大东亚会议——也是最后一届——在东京国会议事厅召开。参会各“独立国”代表有：“中华民国”（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兆铭（汪精卫本名），泰国内阁总理銮披汶·颂堪的特别代表旺·威泰耶康亲王，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菲律宾共和国总统劳雷尔，缅甸国内阁总理大臣巴莫。此外，流亡新加坡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鲍斯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会议。

　　印度尼西亚民族运动领导人哈达和苏加诺并未在受邀之列。1943年6月，东条发布命令，允许当地人有限参与管理国家。1943年9月，在日本人主持下，爪哇岛成立了一个以苏加诺为主席的“中央协商委员会”，协助日军进行管理。据佐藤说，东条反对让印尼独立，因为日本要靠他们的原料特别是石油跟美、英打仗，印尼人显然“还未做好管理这些宝物的充分准备”。

　　此外，法属印度支那和马来亚同样不在受邀之列。法属印度支那——越南、老挝、柬埔寨虽已被日军占领，但仍保留维希法国的殖民统治，直到1945年3月，日本理所当然地怀疑殖民政府已经投靠了戴高乐之后，才将之彻底推翻。马来亚有很多华人，小规模的共产主义游击运动在他们当中蓬勃发展，这里同样不适合尝试自治。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英属婆罗洲、澳属帝汶和已占领的新几内亚部分，因战略位置重要，全部被纳入帝国的版图，置于军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

　　“我们欢聚一堂，”巴莫高声欢呼道，“与其说是不同的民族，倒不如说是包括所有这些国家在内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家庭的成员。”曾在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并获博士学位的菲律宾总统劳雷尔提出，泛亚主义是不可抗拒的。“10亿东方人，10亿大东亚人，”他目光炯炯地在第一次会议前夕举行的招待会上说，“他们怎么能受别人的统治，尤其是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受英、美的统治？”

　　11月5日，东京国会大厦会议大厅的布置，同与会者的热情形成了鲜明对比。会议桌铺上了蓝色的纯毛哔叽，桌子被摆成方马蹄形，两旁是三棵盆栽树。东条作为会议主席，坐在“马蹄”前端。坐在他右边的是缅甸、伪满洲国和汪伪国民政府的代表，左边是泰国、菲律宾和自由印度的临时元首。

　　东条的开场白热情洋溢。他高声讴歌正在建设中的“大东亚新秩序”，谴责英、美两国以和平正义的幌子，企图使自己对亚洲的殖民统治永久化，鼓吹大东亚各国应该“共存共荣”，紧密合作“完成大东亚战争”。最后东条说：“大东亚各国由于不可分割的关系而在各个方面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本人坚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是要确保大东亚稳定，建设共荣共存的新秩序。”

　　接下来发言的是汪精卫。他在题为“互相尊重独立自主，同心协力共存共荣”的演讲中指出：“在大东亚战争中，我们要胜利；在建设大东亚方面，我们要共荣。东亚各国应该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邻邦，热爱东亚。我们中国的口号是‘再兴中华，保卫东亚’。”

　　张景惠偷偷告诉汪精卫：“国家政权只能交给日本，就像将工作交给一个领着微薄薪水但仍热心工作的人一样，既省钱，效率又高。”

　　不是所有人都看好日本战争中的前途，泰国总理銮披汶·颂堪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他看到日本已经逐渐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私下里告诉部下：“哪方在战争中失败，哪方就是我们的敌人。”銮披汶“拼着总理不干”，也不参加本次会议。即使东条7月3日亲自走访曼谷，并以牺牲缅甸的利益为代价割让土地给泰国，即使双方在7月5日签署了《日泰共同声明》，銮披汶依然拒绝参会。他以身体欠佳为由，派出了旺·威泰耶康亲王参会，以至于日本曾考虑“以实力解决”泰国问题——这里的实力我们不妨理解为武力。旺·威泰耶康亲王做了毫无特色的发言之后，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提议，“类似会议最好每年召开一次”。

　　随后发言的是劳雷尔，菲律宾人的感情溢于言表：“只要我们紧紧地、坚如磐石地团结在一起，那就再没什么力量能阻止或拖延10亿东方人获得自由和不受限制的权利以及缔造自己命运的机会。拥有无限智慧的上帝不会抛弃日本，也不会抛弃大东亚各国人民。上帝将会降临人间，与我们一起流泪，为我们人民的勇气和英勇行为增添光辉，使我们能够解放自己，使我们的子孙后代自由昌盛。”

　　按说上述发言已经够慷慨激昂的了，但比起最后巴莫的发言，依然稍显逊色。

　　“这样一个时刻所产生的感情怎么说也不为夸张，”他说，“多年以来，我在缅甸做的是亚洲梦。我的亚洲血液常常向其他亚洲人发出召唤。无论是梦是醒，我都听见亚洲向她孩子们召唤的声音。今天，我又听见亚洲的声音在召唤，这次却不是在梦中。我以最深厚的感情倾听了围绕这张桌子所发表的演讲。所有这些讲话都是动人的，值得铭刻心头的，而我——我可能有些言过其实，如果是这样，请诸位原谅——我好像从这些发言中听见了同样的亚洲的声音，把她的孩子们召唤到一起。这是亚洲的热血在召唤。现在并不是用我们头脑思考的时刻，正是这种热血思考把我从缅甸带到了日本！

　　“仅仅在几年前，亚洲人民好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甚至是生活在被分隔开的彼此疏远的几个不同世界里，互不相识，甚至不想相识。作为家园的亚洲在几年前是不存在的。那时的亚洲不止一个，而是许多，多得像使她分裂的敌人一样多，许多地区像影子似的跟着这个或那个敌国。过去，这个现在看来好像是很遥远的过去，亚洲人民要像今天在这里聚会，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今天发生了。它发生的方式超过了最大胆的幻想，超过了我们之中最大胆的梦想者的梦想。

　　“在我们长期的彷徨之中，把我们从荒野中拯救出来的国家，是东洋的领导者日本。我说今天的会议是具有伟大象征意义的行动。正如主席阁下所说，我们确实是在正义、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在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伟大原则基础上创造了一个新世界。无论从哪个观点看，东亚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多少世纪以来，我们亚洲人忘记了这个事实，为它付出了巨大代价，其结果是亚洲人丢掉了亚洲。多亏是日本，我们才能又一次得到这个真理并按照它行动，亚洲人当然应该收复亚洲。在这个简单的真理中寄托着亚洲的命运。

　　“我们重新发现我们是亚洲人，发现了我们的亚洲热血，也正是这股热血将拯救我们，把亚洲归还给我们。因此让我们前进，走完我们的路程，让10亿东亚人朝着东亚人将永远自由繁荣并将最终找到他们归宿的新世界前进！亚洲人的血液将大家凝聚在一起，共同迈向一个团结和平的新时代！”

　　对东条来说，这几小时是他职业生涯最志得意满的几小时。他巧妙地操纵着会议进程，慈父般地朝各位代表微笑——他完全被自己创造的泛亚精神陶醉了。

　　次日下午，鲍斯的发言将会议推向了最高潮：“我认为，在日出之国举行这次会议并不是偶然的，这绝不是世界第一次为了寻找光明和指导而向东方求教。在这个世界上，曾有人试图建立新秩序，他们在其他地方正试图这样做，但是他们失败了。对印度说来，除了与英帝国主义做不妥协的斗争之外，没有其他路可走，即使其他国家觉得能与英国妥协，至少对印度人民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与英国妥协意味着与奴隶制妥协，而我们决心不再向奴隶制妥协。”

　　因为太过激动，鲍斯哽咽着讲不下去了。良久，他才恢复平静：“但是，我们必须为自己的自由付出代价。在未来的战争中，我不知道我们国民军有多少人能活下来。但对于我们，这是无关紧要的。作为个人，我们是死是活，能否活过战争时代，能否活着看到印度取得自由都无关紧要，最要紧的是印度必须取得自由！”

　　会后，鲍斯要求确认“自由印度政府”的领土，东条准备将安达曼群岛、尼科巴群岛划给他。鲍斯提出，自己不是想要岛屿，而是想要印度境内的土地。当得知日本正在筹划对印缅边界的英帕尔发起进攻，并在夺取该地后将之作为自由政府的根据地时，异常激动的鲍斯强烈要求尽快发起这项作战，同时承诺自己将亲率义勇军冲在最前面。

　　会议共进行了两天——比美、英类似会议效率高多了，因为实质上就是听一个人说话。各“国”充分交换了意见，痛斥欧美列强对亚洲的剥削和奴役，一致同意接受日本国领导，打赢这场“解放亚洲人民”的“神圣战争”。

　　《日本时报》社论称，本次会议是“骨肉兄弟激动灵魂的团聚”，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在这里，我们觉得，所有人都是同胞手足。这不是比喻，他们真的都是同一个母亲——亚洲——的儿子。日本人、中国人、泰国人、‘满洲国’人、菲律宾人、缅甸人、印度人——所有亚洲人，都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

　　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佐藤精心起草的《大东亚共同宣言》，指出：

　　盖世界各国各得其所，相倚相扶，共享万邦共荣之乐，乃是确立世界和平之根本要义。然而，美、英为了本国繁荣，压迫其他国家和民族，尤其对大东亚进行贪得无厌的侵略与剥削，逞其奴役大东亚的野心，终于从根本上破坏了大东亚的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原因就在于此。

　　大东亚各国必须相互合作完成大东亚战争，使大东亚从美、英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保全其自存自卫，根据下述纲领建设大东亚，以期为确立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一、大东亚各国同心协力，确保大东亚的安定，以道义为基础建设共存共荣的新秩序。

　　二、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各自的自主独立，以实现互助敦睦，确立大东亚的亲睦友谊。

　　三、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各自的传统，发扬各民族的创造性，以提高大东亚的文化。

　　四、大东亚各国在互惠原则下紧密合作，以求发展经济，增进大东亚的繁荣。

　　五、大东亚各国敦笃同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消除人种差别，普遍交流文化，进而开放资源，为世界的进步做出贡献。

　　可以看出，上述决议不过是抽象空洞的口号，并无任何实质性内容。日本的目的是把各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紧紧捆绑在军国主义的战车上。为了将战争打下去，他们不得不从占领区攫取财富，借助发行纸币廉价收购一切，没用几文钱就把当地人的粮食和原料征购一光。占领区居民的生活状况持续恶化，很多地区已经实行了粮食配给。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东亚会议是一次纯粹的政治会议，几乎未涉及军事内容，对日军挽回战场的颓势毫无作用。

　　如果仅仅是东条带领几个傀儡召开一次无关紧要的会议，就将本章命名为“大国峰会”，未免太给日本人面子了。就在汪精卫前往东京的同时，重庆国民政府同样接到了会议邀请。蒋介石已动身前往一个遥远的国度——在以金字塔著称的古城开罗，他将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大英帝国首相丘吉尔举行一次对我中华意义非凡的重要会议。 太平洋战争（六）：美日对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