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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十多年前我写了一本《汉画故事》，是为汉画像石的艺术鉴赏所作的铺垫。因为相距的年代太久远了，画像石中的一些人与事已经陌生，需要对其背景和具体内容做些解释。十多年来，有不少朋友和读者，向我提出问题或要求，我对此做了修改、调整和补充。

　　记得1983年，在贵阳研讨民间美术，我曾提出“两种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三个渠道”。所谓“两种文化”就是民间的和文人的；传统文化的“三个渠道”，就是宫廷的、文人的和民间的。当时，王朝闻先生很赞成这种提法，以为符合历史的规律，并主张加进“宗教艺术”。这样，就形成了后来所提的传统文化的“四个渠道”。

　　从历史的进程看，随着社会的分化，文化和艺术也出现了不同的需要。民间艺术形式多样，风格淳朴，自然成为其他艺术吸取营养和上升的基础。但是，当文人艺术的“高雅”发展成一种流风时，又会出现“倒流”。记得以前江西民窑烧制的蓝花碗，画些不明其状的流动线条，还写上“八大山人”。其实制作者并不了解是什么意思，不过他们是否知其所以然并不重要。

　　汉画像石的发展起于民间，但又直接受到上层社会的影响，诸如厚葬之风，生活的铺张，由汉初的黄老思想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表孝心与“举孝廉”的结合等。据考证，当时的高层统治者死后是不用画像石的，封建社会的帝王、诸侯和郡主的墓葬中，多是显赫的壁画和贵重的棺椁，还未见有画像石。凡有画像石的墓葬，主要是中层官员和富裕人家。山东嘉祥武氏祠可谓典型。当年的“武家林”，从石阙到四座墓葬，并不铺张豪华，只是立在地面上的墓碑和祠堂。四个墓主人，祖孙三代，武梁是个儒生，另外三人都是孝廉，有一个做了敦煌的地方官，史籍均未刊载。

　　不是太显赫，却又很突出。这也是画像石的社会身份和物质基础，因为它居于社会的中层，人多量大，便很快发展起来，密布于山东、河南、四川和苏北、皖北、陕北等地，以及山西、河北、浙江等部分地区。既有大型的石刻建筑，又有部分的墓门、石柱和嵌石等。在艺术上也是如此，既有带程式化的石刻，如某种仪式，也有独特的艺术创造，意象万千。

　　镌刻画像石的艺人，很可能以师徒组成行业班子。任务有轻有重，有精有粗。自古以来，口传身授的师徒制，不但艺人的技巧参差不齐，艺术的学养更是难以提升。即使表现上层社会和士人活动，也只是他们自己的理解和习惯使用的艺术形式，就像漫画家的构想或童稚的想象，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趣味。

　　譬如在画像中表现“孔子见老子”。孔子是儒家的代表，老子是道家的代表。当时的孔子正在壮年，还不到四十岁，老子已是管理周室文档的老者。所以这个题材也称“孔子问礼”，即向前辈请教过去的礼节。到了汉代，儒家思想被定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之后，为了表现孔子谦虚好学，不但有“孔子见老子”，并且在两人之间还夹杂着一个推着玩具鸠车的七岁的孩子。这孩子叫项橐，孔子曾说向孩子学习，表示谦虚，与老子没有任何关系。

　　古人重礼。初见尊长时要送礼物，所谓“男贽”，即“大者玉帛，小者禽鸟”。孔子见老子，带了一只雁。石刻画像的艺人可能不甚了解，便刻了一只鸟放在袖子里，待见面时举手作揖，小鸟也探出头来，引得外边的鸟儿围拢过来，有三只鸟在两人之间相聚。

　　最有趣的是子路的形象。他是孔子的学生，性格直爽，有勇力，后世竟以他作为勇士的代称。据说为了表现威武，他喜欢将一根公鸡毛插在帽子上，腰间还挂一件雕刻的小猪。在画像石中，当孔子的弟子跟着老师排列成行时，唯独子路做出武者的姿态，与众不同。有的将帽子上那根鸡毛，刻成了一只大公鸡，腰上挂的那个雕刻的小猪，变成了一头真猪。他伸腿扬臂，大喊大叫，像是一个毫无忌惮的人。

　　有人说画像石是一种丧葬文化，我以为太表面了。当然，不能否认它所在的环境，但应了解当时人的思想意识——用现在的话说是迷信。按照灵魂不灭的观点，人死了是人走了，到另一个世界去了。画像石所构建的，是把所有的好的事物都表现出来，是为了他在那边生活得幸福美满，不会寂寞、孤单、吃苦。多么善良的人啊！一种不存在的假想，却是美好的思想。当科学化解了迷信的时候，真不知它会留下什么。

　　画像石在墓中都是分散的。如果我们在欣赏时能将其归总、分类，了解、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和艺术处理的特点，便会认识汉代的各种人与事。它是刻在石头上的一个朝代。

　　2018年清明节后写于石头城之龙江寓中 汉画故事：刻在石头上的记忆（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