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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形成的文化背景

　　初唐以来，尽管每位帝王对待儒佛道三教的具体态度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采取了三教并行的文化政策，他们一方面提倡以儒学为治国之本，另一方面又提倡以道教、佛教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君主的三教并举政策及“三教论衡”活动，促进了三教鼎立文化格局的形成。以此为契机，佛道二教迅猛发展起来，不但信徒数量猛增，寺院、宫观遍布名山都邑，而且理论体系也日益成熟，对文人士大夫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佛道二教的迅猛发展，不但使儒学失去了昔日的独尊地位，而且在理论上也相形见绌。这种局面引起了柳宗元等有强烈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之儒士的深沉思索。

　　/第一节/

　　佛道二教的迅猛发展与儒学的理论危机

　　初唐以来，佛、道二教在帝王的支持之下，发展势头迅猛，理论架构已经完成，在体系的完备及哲学思辨上都遥遥领先于儒家。儒家除了拥有往圣先贤留下的经典之外，还有一张政治“王牌”，大多数儒家学者，有的忙于做官，有的忙于数典，根本无暇于哲学理论的思考，中唐以前的儒学基本陷于章句之学中难以自拔。

　　一、佛、道二教的发展状况

　　（一）佛教的发展状况

　　唐代，佛教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达到了鼎盛时期。在皇权的优容下，寺院经济极度发达，这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佛教在学术方面也得到迅速发展，主要表现为佛典的大量翻译、整理与注疏，佛教义理的哲学化，尤其是八大宗派的形成。佛教不但以其“无上甚深微妙法”深深地吸引着平民百姓，而且以其缜密的理论体系和高度的思辨水平深深地吸引着文人士大夫。

　　有唐一代的佞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承袭隋代而来。隋文帝由于出生在冯翊般若寺受智仙尼抚养的特殊经历，对佛教有着由衷的好感，夺取政权后，立即改变北周武帝灭佛的政策，大力扶植佛教。据《隋书·经籍志》载：“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炀帝继位，在政策上继续给予佛教以特殊的待遇。

　　与隋代杨氏父子坚信“我兴由佛法”不同，李渊父子对佛教则采取利用与整顿相结合的策略。唐祚确立伊始，在统一全国的征战中，李渊父子就利用了佛教的力量。唐武德三年（620），李世民联合少林寺僧众围击洛阳王世充；武德五年，李渊在马邑（山西朔县）沙门中募兵二千余众。同时，隋末以来接连不断的借佛教之名而发起的武装起义 ，也使李渊父子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如果利用不好，也可能对其新兴的政权造成威胁。因此，李渊在利用佛教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其进行整顿。武德二年（619），李渊在京师聚集高僧，立“十大德”，让他们对全国的僧尼进行管理。

　　为了抬高出身门第，给新政权增添尊贵的色彩，李渊父子攀附道教主李耳作祖先，把道教置于三教之首，这引起了佛教与道教之间的高下优劣之争。贞观十三年（639），道士秦世英密奏高僧法琳所著《辩正论》一书攻击老子、讪谤皇宗、有罔上之罪。太宗下令流放法琳，沙汰僧尼 。其实，这只是太宗出于对皇家尊严的维护而采取的一时之举，很快他就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反思。贞观十五年五月，他亲临弘福寺，自称“菩萨戒弟子”，并向寺僧解释：“师等宜悉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列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 贞观十九年，太宗在长安为从印度载誉归来的高僧玄奘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并为其译经和讲经事业提供大力支持。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把其宿疾好转归因于“福善所感”，诏令京城及天下诸州寺院各度5人，弘福寺度50人。当时海内有寺3716所，计度僧尼18500余人，这是初唐以来最大的度僧活动。

　　太宗以后，高宗、中宗、睿宗也都提倡和利用佛教，女皇武则天则把佛教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载初元年（689），沙门表上《大云经》，并造《经疏》，谓经中所说“即以女身当王国土”者，应指武则天。据此，武则天“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使僧升高座讲解” ，并于当年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周。为了贬黜李氏皇族，巩固自己的皇权，武则天采取举佛抑道的政策，把佛教置于道教之上。在她统治期间，佛教空前隆盛。

　　玄宗即位后，对武则天举佛抑道的政策进行调整，一方面大力提倡道教，另一方面对佛教加以限制。但开元盛世孕育出的开放胸襟，并没有使他排斥佛教，而是对其采取优容态度，甚至亲注《金刚经》颁行天下。玄宗时期，不但隋、唐以来所建立的诸多佛教宗派得以继续发展，而且在玄宗的支持下，“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开创了中国佛教新的宗派——密宗。进入中唐以后，肃宗、代宗二帝，面对安史之乱引起的一系列内忧外患，特别乞灵佛教庇佑，更有不少佞佛之举。德宗基本上是继承太宗、玄宗对佛教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武宗即位后，把限佛发展为暴力废佛，但这已经是柳宗元去世以后的事了。

　　综上所述，尽管由于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唐代诸位君主对佛教的态度各有侧重，但总体来说还是以扶持、利用为主，这极大地促进了佛教的发展。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其《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一书中，以大量翔实的资料为基础绘制出有唐一代僧侣、僧院数量表，现择要抄录如下 ：

　　表1-1 唐代僧侣、僧院数量表

　　唐代佛教发展的规模由表1-1可见一斑。唐初以来，国家承认寺院经济的合法性，并许其免役免赋的特权，使得寺院经济迅速膨胀起来。佛教寺院占有的土地上千万顷，寺院奴隶15万人，寺院经济竟达到“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的程度。庄园式的大寺院经济，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物质保障，涌现了一大批有学问的僧俗弟子，组成了稳固的、有独立性格的教团组织，他们专门从事佛经的翻译、整理、注疏及佛教义理的探讨，极大地促进了佛教哲学的发展。

　　唐代佛经的翻译基本上由国家主持，从太宗贞观三年（629）开始，历朝相沿，直到宪宗元和五年（810）才终止。前后出现译师26人，出经372部、2159卷。随着佛典翻译事业的发展，佛学研究工作也更加深入。唐初以来，出现了多种佛经目录。贞观初年编成的《写纪目录》，收720部、2690卷；显庆三年（658）编成的《入藏录》，收800部、3361卷；龙朔三年（663）编成的《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录》，收816部、4066卷。另外，带有经录性质的著作还有：道宣编的《大唐内典录》，靖迈撰的《古今译经图记》，明佺等撰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智昇撰的《续大唐内典录》《续古今译经图纪》《开元释教录》《开元释教录略出》，圆照撰的《贞元续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等等。隋唐时期，佛典注疏之风也很流行。仅据收入《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部分统计，现在还留存下来的隋唐注疏有160余部、1400余卷。与儒家“注宜从经，疏不破注”的解经传统不同，这些佛典注疏一方面是对经义进行更详尽的解释，另一方面是用来表达注疏者自己的思想，发挥本派学说。与此相应，僧侣个人署名撰写的佛教论著也增多起来，粗略估计有90余种、260余卷。

　　最能体现隋唐佛教发展特色的，还是宗派佛教的出现。从隋到中唐，先后出现了八个大乘佛教宗派：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禅宗。这八大宗派形成了各自的理论特色，如天台宗的“性具实相”、禅宗的“见性成佛”、三论宗的“中道实相”、华严宗的“法界缘起”等，这些理论以缜密的理论体系和高度的思辨水平深深地吸引着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柳宗元就是其中之一。

　　（二）道教的发展状况

　　隋文帝父子在大兴佛教的同时，对道教也给予一定的扶持。隋文帝于开皇元年（581）曾下诏曰：“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浅深，殊途共致。朕伏膺道化，念存清静，慕释氏不二之门，贵老生得一之义，总齐区有，思至无为，若能高蹈清虚，勤求出世，咸可奖劝，贻训垂范。” 隋炀帝还组织学人修撰道书目录，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文献上的便利。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隋代道教奉元始天尊为最高神，讲经以《老子》为本，次讲《庄子》及《灵宝》《升玄》之类。隋朝的道教政策为唐代老庄思想的复兴、道教的繁荣准备了条件。

　　唐高祖李渊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用道教符谶制造舆论，并为其统治地位的合理性作神学论证。称帝后，李渊宣称道教教主太上老君为其先祖，大兴老君庙，祠祀老子。武德八年（625），高祖诏叙三教先后曰：“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 这就明确地把道教置于三教之首。李渊还派使臣把天尊像送往高丽，派道士前往高丽讲《老子》 ，扩大道教在国外的影响。

　　李世民登基之前即与道士王远知、魏徵等人有密切的关系。王远知曾预言李世民将作“太平天子”，并在李世民与其兄长李建成争夺帝位的斗争中，率领道教徒坚定地拥护李世民，而以法琳为首的佛教徒则拥护李建成，所以李世民即位以后非常器重王远知，并努力提高道教地位。魏徵做了宰相，经常向李世民进谏，劝其以清静无为思想治理天下，深得李世民的信任。李世民实行崇道抑佛政策，于贞观十一年（637）明确宣布道教在佛教之上，崇道就是发扬“尊祖之风”。他晚年追求“神仙轻举”，终因服“长生药”而命赴黄泉。

　　嗣位的高宗李治，继续奉行崇道抑佛的政策。李治尊封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立庙祠祀，又以《老子》为上经，令王公百僚皆习之，并令士子加试《老子》，“贡举人皆须兼通” 。此举极大地增强了《老子》在文人士子中的影响。高宗还努力提高道士的地位，于仪凤三年（678）令道士隶属专门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宗正寺，这就意味着把道士当成了自己的本家。随着以佞佛著称的武则天在朝中势力的加强，李治不得不调整崇道抑佛政策，于上元元年（674）下诏令道佛二教平起平坐，“不须更为先后” 。武则天登极以后，改变唐初以来的崇道政策，废除太上老君的“太上玄元皇帝”称号，“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并取消贡举习《老子》的规定 。神龙元年（705），中宗李显复位，立即下诏宣布“老君依旧为玄元皇帝”，令贡举人依旧习《老子》 。睿宗李旦也“雅尚道教”，向道士司马承祯等请教“无为”理国之要。

　　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大力推行唐初以来的崇道政策，把道教的发展推向又一个高峰。首先，他多次亲临“玄元皇帝”庙拜谒，不断提高老子封号，如“大圣祖玄元皇帝”“圣祖大道玄元皇帝”等，竟达六个之多。他称老子为“大圣祖”，称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为“大圣皇帝”，这就把老子与李唐王朝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甚至于天宝八年（749）在太清、太微两宫，把开国以来五位皇帝之像作为玄元的陪祀。玄宗一再诏令两京及诸州郡兴建玄元庙，并大肆制作玄元皇帝像发布天下。他还亲自导演了玄元皇帝降临的种种神话。其次，提高道士的地位，诏令“道士、女冠宜隶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 ，道士犯法州县官吏不得擅自惩罚，只能按道格处分。再次，设崇玄馆，置玄学博士，建立“道举”制度。开元二十一年（733）正月，制令士庶家均须藏《老子》一本，每岁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二十五年正月，初置玄学博士，每岁依明经举。二十九年正月，制令两京及诸州各置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称“道举”。天宝元年（742）二月，规定将庄子号为“南华真人”，文子号为“通玄真人”，列子号为“冲虚真人”，庚桑子号为“洞虚真人”，四子所著书均称为“真经”。二年正月，又将两京崇玄学改为崇玄馆。最后，规定《道德经》为诸经之首，并亲自为之注疏，颁行天下。

　　安史之乱后，处于顶峰的道教跌入低谷，道教经典遭受战火的焚烧，道教宫观福地也受到破坏。但唐统治者崇道尊祖的既定政策并未改变，中唐以后道教又逐步恢复，到唐武宗时，又掀起一个崇道的高潮。总之，整个唐代，除武则天时崇佛超过崇道外，基本上是以崇道为主。

　　在李唐王朝的大力推动下，道教获得了迅速的发展。道教信徒数量猛增，道教宫观几乎遍及全国各大名山都邑。中和四年（884），杜光庭在《历代崇道记》中说：“从国初以来，所造宫观约一千九百余所，所度道士计一万五千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 太清宫、太微宫、紫微宫等主要供奉老子的宫观，规模可与皇家的宫殿相媲美。与此同时，道书数量也迅速增加，唐代新出的道书达千卷之多。由于唐皇室的大力倡导，唐代研究老、庄蔚然成风。王公大臣及儒生、道士，谈老、注庄，乐此不疲。据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统计，杜氏之前的《老子》注本多达61家。其他受老庄思想影响而创作的道教理论著作还有很多，如《玄珠录》《坐忘论》《天隐子》《玄纲论》《玄真子》《无能子》《老子说常清静经注》等等。唐代注意对道教经籍的收集和整理，于开元（713—741）中，纂修成藏，目曰《三洞琼纲》，总计3744卷（一说5700卷）。天宝七年（748），诏令传写，以广流布，名《开元道藏》。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道藏。

　　随着一个个富有哲理的道教理论体系的建立，道教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学派，主要有重玄派、重气派、上清派等，这些学派的建立标志着唐代道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唐代道教的哲理化，主要表现在重玄学和内丹心性学的兴盛。重玄学是融合老庄哲学和佛教中观哲学而成，它提倡向老庄思想的回归，具有很强的义理性和思辨性，代表人物为成玄英、李荣等。内丹学以天人同构为理论出发点，将自然看作一个大宇宙，将人体看作一个小宇宙，认为人可以通过效法天地自然来解决生死问题。唐代内丹学的兴起，引发了人们对心性、神形等问题的理性思考。总之，唐代道教不像魏晋神仙道教那样执著地追求肉体长生，而是将修道、修仙归结为炼形修性，回归到追求精神超越之上来。

　　唐代道教的成仙方术，大致可以归为两大流派：一是以炼服金丹为核心的服食派，一是以服气为核心的内修术。魏晋神仙道教所倡导的服食金丹以求肉体长生之风在唐代也达到了高潮，道教外丹术进入“黄金时期” 。据梅彪《石药尔雅》记载，唐代用于炼金丹的药物达150种之多，有名目可制作的丹方有70多种，“显诸经记中所造药物名目”达110多种 。帝王将相、王公贵族、文人雅士服饵成风。唐代涌现出了许多长于炼丹术的道士，如孙思邈、陈少微、张果、楚泽先生、金陵子、梅彪、沈知言等，他们的理论与实践把外丹术推向新的高度。由于丹道的不同，还形成了不同的炼丹流派，如金砂派、铅汞派、硫汞派等。与此同时，唐代内丹术也有了迅速发展，此类道书纷纷出现，如崔希范的《入药镜》、吴筠的《南统大君内丹九章经》、陶植的《陶真人内丹赋》等等。

　　二、儒学的官学化与理论危机

　　在灿若繁星的先秦诸子时代，由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开创的儒家学派以其“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性和实践理性赢得了“显学”的地位。秦火的炼狱以后，董仲舒以先秦儒家为基础，吸收其他各家，特别是阴阳五行家的观点，建构了一整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以阴阳五行为纲骨的神学化的天人理论，实现了儒学理论形态的转型，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而被推至“独尊”位置。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随着以道家学术思想为基础的玄学的兴起和佛教、道教的迅猛发展，儒学不但失去了昔日的“独尊”地位，而且失去了理论形态上的独立性。科举考试的兴起与繁荣，使儒学深深陷入章句之学中难以自拔，显赫的政治光环背后隐藏着致命的理论危机。

　　隋朝统一后，统治者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儒学的教化治世功能，对其采取利用与扶持的态度。隋文帝说：“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时务，弘益风范。” 隋炀帝也曾下诏说：“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 他还提倡任用和优待儒家学者。这些政策，大大促进了隋朝儒学的发展。

　　唐高祖李渊对儒学甚有好感，刚进入长安，还没有建号称帝，就下今复兴儒学教育，置国子学、太学、四门学，郡县学也各置生员，为儒学的恢复提供了基本前提和条件。称帝后，李渊大力提倡儒学：“朕君临区宇，兴化崇儒，永言先达，情深昭嗣。” 武德二年（619），他下诏建周公、孔子庙，并不时亲临国子学释奠，听诸生讲解经义。武德七年，李渊又下《赐学官胃子诏》：“自古为政，莫不以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博深。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

　　太宗李世民也十分重视儒学的社会功能，大力提倡儒学。他曾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武德三年，还是秦王的李世民就在秦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以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陆德明、孔颖达、许敬宗等十八人各以本官兼署学士，分班轮值，讲述儒学义理。太宗还大力发展儒学教育事业：

　　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盛，古昔未有也。 注释标题 《贞观政要集校》，第376—377页。

　　唐代的儒学一直与政治和教育紧紧联系在一起，它是统治者实施政治教化的工具，又是教育的主要内容。虽然儒学的地位时有升降，但其官学化性质基本保持不变。《新唐书》说：

　　武创业，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举天下一之于仁义，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至专诵习传授、无它大事业者，则次为《儒学篇》。 注释标题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传序》，中华书局，1975年，第5637页。

　　这段话交待了当时儒学的政治与教育功能。

　　唐太宗时期，随着儒学的官学化，儒家经典既成了学校的基本教材，又成了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即使是策问或试判，也以儒家的基本教义为评判的根据。于是，儒家经书在文字和解释上的一致性便被作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提了出来 。颜师古（581—645）等奉旨校订《五经定本》，这是唐朝官方第一次颁定五经课本。接着，陆德明（550—630）撰写的《经典释文》，不仅为经文训释音义，还兼及于传、注。孔颖达（575—648）主持编撰的《五经正义》则在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基础上，甄别旧注，依之疏解，具体而言，《易》主王弼注，《书》主孔安国传，《春秋》主杜预集解，《诗》《礼》主郑玄注。《五经正义》基本上遵行了“注宜从经，疏不破注”的传统，是一部对前人经学成就的总结性之作。高宗永徽四年（653），“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 。至此，儒学结束了南北经义分裂的局面，实现了版本与经义上的统一。

　　《五经正义》作为经学定于一统的标志，在唐代官私学校里被读书人奉为圭臬，这适应了唐初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但专宗一家、不取异义的特点又使它成为限制读书人思考的桎梏，遂孵化出大量只会死记硬背注疏，不知探究经世致用义理的“腐儒”。《册府元龟》载，“（文宗开成）四年闰正月，谓宰臣曰：‘明经会义否？’宰臣曰：‘明经只念经疏，不会经义。’上曰：‘只念经疏，何异鹦鹉能言。’” 明经考试的特点是“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只是背诵注疏文字，根本不去探求经典的义理。这种弊端在中唐时期愈演愈烈，遂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尚书左丞贾至批评说：

　　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生焉。 注释标题 《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第3432页。

　　注疏之学表面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儒学在“义理”与“经世”两方面的危机。 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国诗学研究专刊 （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