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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李白的学习年代与漫游年代

　　——从“成长小说”论张大春《大唐李白》首二卷的几个问题

　　《大唐李白》是张大春自2013年起创作之长篇小说，以诗人李白（701-762）生平为经，大唐盛世为纬，预计四卷共百万字以上。首二卷《大唐李白·少年游》与《大唐李白·凤凰台》（以下简称《少年游》与《凤凰台》）分别于2013年夏与2014年春出版。前者以少年李白随师父赵蕤（659-742）于大匡山学习为主要内容；后者叙述李白二十五岁前于蜀地出游，并与道教上清派宗师司马承祯（647-735）相遇的经历。小说出版以后的评论重点有二，一为还原李白在大唐历史中的位置，完成以小说写文学史之诉求；二为还原大唐文学环境之用意，延续历史与小说“纪实与虚构”之辩。两者都与作家多年来的写作动向相关：“大说谎家”式的虚实比例探究，以及实存的古典诗歌与现代小说虚构的精神对垒。《大唐李白》的创作可带来全方位式的解答。写作手法方面，小说包含大量历史的考证、神话的添补，对人物、情节与故事性相对压抑。本文承接以上关注，试以另一路径探索，从欧洲十八世纪“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文类结构为参照，解答《大唐李白》首二卷意旨及小说技法上的几个问题。

　　在现存有关《大唐李白》的讨论中，论者提出过“学者小说”、“恶棍小说”、“旅程小说”的读法，惟暂未出现过“成长小说”的课题。谓成长小说，俄国文论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认为最核心的类型特征为“人的成长与历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简言之为一种关注青年及趋向成熟的阶段、把个人发展放置在社会语境的小说文类，着实与《大唐李白》中的历史与人物两端有着深刻的联系。其次《大唐李白》首卷题为“少年游”，次卷题为“凤凰台”，两卷主要内容仍只覆盖至二十五岁前的李白，未及经历婚姻、酒隐安陆的十年蹉跎，更远远未及四十岁入长安。换言之，《大唐李白》用上四卷中两卷的篇幅，处理李白生平中相对不为人所熟知的首二十五年之“成长阶段”。不过，上述有关篇名与内容比例的倾向，均不及《大唐李白》与成长小说经典《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及《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Wilhelm Meister’s Journeyman’s Years）在结构上的相似引人注意。

　　首先，《少年游》与《凤凰台》两卷内容可以概括为“李白的学习年代”与“李白的漫游年代”。前者记述李白以“学一艺、成一业、取一官、谋一国，乃至平一天下，皆佳”之志，师从赵蕤学习辞章摹写、采药引禽或“是曰非曰”之纵横论术；后者承接赵蕤的安排，让李白带同胡商父亲李客的借据作盘缠，先与大明寺和尚慈元出游蜀地，再于金陵结交诗人孟浩然、贵族崔五，以及道教上清一派宗师司马承祯。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系列亦有十分相近的元素：主人公威廉·迈斯特是殷商之子，但对继承父业毫无兴趣，期望在剧场界获得文艺上的满足。威廉对剧场的热情随着对不同女性的恋慕而起起落落，同时亦以为父亲履行商务之名游历各地；后来与贵族女子娜塔妮结合，同时发现秘密组织“塔社”（Society of the Tower）一直关注他的发展，而娜塔妮的哥哥罗沙利奥正是塔社的领导成员。最后威廉与罗沙利奥共同继承了一笔巨额财产，寄望为后来子弟造福。

　　本文无意把尚未完成的《大唐李白》与十八世纪末的《威廉·迈斯特》系列作太多类比与附会，但点出其中共有的成长小说核心仍是饶有趣味。两部作品同样教人思考：主人公怎样才算完成目标？若最后违背了初衷，那算是完成了自我实现吗？主人公的“发展”是由一连串的偶然机遇所造成吗？其中主人公的自我实现与社会周旋无疑是成长小说的重点，两者最终会绾合而导向一平衡的结局，惟这结局的必然性，却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因此也可以说，成长小说的结局一向并不重要。威廉·迈斯特所面对的十八世纪欧洲有剧场、中产阶级、贵族、塔社；李白所面对的大唐盛世同样有诗坛、商人、高门与道教上清派。撇除既有的时空文化差异，仍可见此中个人文学的追求、先辈出身的羁绊、贵族阶层的向往及外来神秘组织的协助这四个坐标。根据意大利学者Franco Moretti论成长小说的专著The Way of the World: The Bildungsroman inEuropean Culture（《世界之道：欧洲文化中的成长小说》）的研究，成长小说最大的文类特征在于“两个世界”之间的冲突、妥协与转化。这个带有黑格尔式（Hegelian）辩证法意味的解释应用在《大唐李白》的主题结构之上，大抵可以分成“士与商”、“仙与凡”、“正与反”三方面释述之，从而解决《大唐李白》和成长小说的故事性、虚构性与时间的问题。

　　士与商：“贱商之子”李白与唐代政经制度

　　《大唐李白》出版以来有三大讨论焦点：经济学考据，虚构与史实的比例，以及李白较人性化的情感问题。本节先处理李白能够完成学习与出游的关键条件，再分析作者何以用大量篇幅考证李白的出身与唐代政治与经济背景的关系，而相对地压抑小说的故事性。

　　《凤凰台》写李白初见孟浩然，互相惊为天人，对彼此仍一介白身有说不出的惊诧与遗憾。被问及“汝何不迳取彼一进士耶？”李白深知不能直言：“某，贱商之子，不合应举。”不得已取另一答案以应对之。关于李白的出身，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与王瑶《李白》均认为他是富商之子，另林庚《诗人李白》更进一步在“混游渔商，隐不绝俗”中凸出李白的“布衣感”。然而关于李白父亲李客的资料相当有限，大多来自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的一段：“自国朝以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大唐李白》以李客的背景与出身大造文章，一方面为李白铺垫出最困扰的“布衣出仕”难题，另一方面却从最为压抑故事戏剧性的大唐政经制度入手，论证“贱商之子”与李白进入士人阶层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订定了《大唐李白》“去故事”的书写策略。

　　《大唐李白》卷一《少年游》以相当平淡的绵州刺史李颙赋新诗开始，此一好官在立春前夕自制新诗：“终始连绵尽一朝，樱垂雨坠颂觞椒。郊迎新岁春来急，老对初芽意未凋。笔墨催人消节气，心情问世作尘嚣。犹能几度添佳咏，看洗寒冰入大潮。”李颙在一番声律与典故的讲究之后，呼同参军、仆从及来客等驱车出游戴天山“赏禽”与“会神仙”，所会者即李白的师父赵蕤。绵州刺史李颙为虚构人物，所写诗歌亦为张大春所撰，惟所敷陈者，即《新唐书·李白传》中记述李白“州举有道，不应”一语。李颙的设置既指出“诗”为大唐士官阶层之生活语言，讲究声律用典，为文官必备之才能；其二是由李颙出访会神仙之说点出大唐文官的出处，在世袭与科举以外往往由求访隐逸之士而来。而李白的学习年代，跟从赵蕤所学之事，即此二端：诗文仿作之锻炼与正反隐显之道。

　　赵蕤确有其人，见《唐诗纪事》引《彰明遗事》：“往来旁郡，依潼江赵征君蕤。蕤亦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著书号《长短经》。太白从学岁余。”另《新唐书·艺文志》谓蕤：“梓州人，开元中召之不赴，有《长短要术》十卷。”结合《唐诗纪事》引《彰明逸事》：“隐居戴天大匡山，往来旁郡。”又《一统志》：“大匡山，在成都府彰明县北三十里……唐杜甫寄李白诗：‘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亦名戴天山。”加上李白诗《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大唐李白》即把戴天山道士解读为赵蕤，并落实李白师从赵蕤读书、养奇禽、学辩纵横之经历。值得留意的不仅是小说对李白的第一位师父及其教养内容的关注，更重要的是此一教养机遇，正正是由胡商李客带来。

　　小说虚构李客因求医而结识赵蕤，后来以一叠名贵的“逐春纸”求赵蕤接受其时正在大明寺寄住的儿子李白为弟子，为的只是避免“横死于市”的下场，同时亦爱惜其好作诗文的天分。赵蕤起初拒绝，及后李白偕友人吴指南亲自往访戴天山，引出一段关于李白之学习目的与志向的论辩：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来求神仙指点。”

　　“出欲何往？”赵蕤一面问着，一面觑了眼旁边的吴指南，发觉他也状似茫然，并不懂得李白话里的意思。

　　“学一艺、成一业、取一官——”李白笑了，“谋一国，乃至平一天下，皆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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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他见少年李白得意，忽然起了玩心，操弄起对方的语句：

　　“若是学了一艺，而不能成就一业，抑或成就一业，却不能掠取一官，抑或掠取一官，但不足以谋事一国，而谋事一国却搅扰得天下大乱，可乎？”

　　吴指南又灌了几口酒，每饮一口，都小心翼翼地吐去酒渣，他看来比李白还年轻些，却能从容地对付这种新醅的浊酒，可见已经是个相当熟练的饮者了。李白到这一刻才索过壶来，徐徐而饮，并不在意浮沫，片时便将余酒饮尽。他抬起袍袖擦了擦嘴角的酒痕，忽然答道：“亦佳！”

　　不过这种豁达的心态在《凤凰台》里即产生变化。孟浩然问李白：“汝于天下，有一诺否？”李白却不再有此“皆佳”、“亦佳”之说，只能以《庄子·人间世》“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应对，但其实那是他“自己都不能相信的话”。此亦巴赫金所谓“成长小说”人物随时间环境之变化之特征。但在《少年游》中，李白已明确表示对商人之子身份的感慨，他与赵蕤曾有此颇令人动容的一段对话：

　　赵蕤一凛，他凝视着眼前这少年，炯炯眸子，犹如饿虎。在言词上，他感觉受了顶撞，但是那一双眸子所透露的，并无敌抗之意，只有天真。他微一动心，问道：“汝父曾告某：汝有兄弟在外？”

　　“兄在江州，弟在三峡，已经三数年了。”

　　“尔兄尔弟俱得在外自立，汝却说什么‘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李白听此一问，神情略微有些黯然，瞬了瞬在巨石上眼茫神迷、既困且惑，不住打着盹的吴指南，道：“他们耐得住计三较五，称两论斤，某却不成。”

　　对答中的背景一来自李白《万愤词》“兄九江兮弟三峡”，并同样如郭沫若的考证引申李白弟兄在长江上游和中游从事物资流动的生计，从而引出李白“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之热中心情。不过小说的叙述并没有由此转入抒情，却直接从抽离的角度评述大唐一代的政治环境：

　　近世以来，无论士大夫之家、耕稼之家、匠师之家，甚至商贾之家，如有子弟想要承继先业的，父兄之辈，多催使及早自立。与前代相较，甚至与宋、齐或齐、梁之间比起来，这种风气就显得慌张而促迫得多。

　　天下家户浮多，丁壮繁盛，许多年纪不过十三四岁的后生已经离乡背井，行江走湖。即以士人而言，自从中宗以降，朝廷用政，鼓励干谒，竟还有黄口小儿，童音嘤鸣，便至公廨见大人，议政事，献辞赋；深恐一旦落后于人，便要沦落得一生蹭蹬不遇了。

　　这种插入史实或评论以压抑故事叙事的手法，在《大唐李白》中比比皆是，但对照细析，即发现此抒情、叙事、纪实与评论交错的手法，即为成长小说最核心内容之两端：个人实践与时代社会冲击下的周旋过程。其中在《少年游》中考证最为严密详尽的，即为李白的盘缠问题。

　　如前所述，李白为殷商之子的出身已多所认证，由此亦引出对“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经济来源的各种研究，当中包括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所谓“散金三十余万”的货值对换或具体的营商行业之考据。惟《大唐李白》起码有两项关于大唐经济史的猜测，却纯为小说家之发明：一是李客之财政来源与寺庙及田地制度的关系，即《少年游》中提到大明寺和尚慈元以布施所得放债而成“无尽财”，李客为其打理；二是以借据作盘川的实际猜测，亦即小说中所言李白带着父亲寄存在大明寺的“无尽财”借券，把本应转交兄弟的钱财散尽天下。此一创造性的考证已由作者于不少访谈中阐述引申，其巧思及迂回亦延续了自《城邦暴力团》以来一贯技巧上的肯定。当中历史细节与可能性可继续供史家考核，而在肯定小说的文史考证功夫与虚实互渗的书写策略之余，仍可指出若从成长小说角度考虑，《大唐李白》中大量文史考证细节的珍贵处，实不在作者个人才具之展示，或模糊正史野史真假的实验，而是非得靠这看来确凿无误的条件，才能显出李客对李白最吊诡的影响：贱商之子既是“我独不得出”的最大宿命障碍，也是李白师从赵蕤，体会“终南捷径”、“是曰非曰”之理，以至日后“遍干诸侯”的资本。正如《少年游》卷末所言，卢焕见李白心仪魏晋贵盛之人如谢玄晖，即毫不客气地借醉问道：“若在彼时，以汝一介白身，能作半句诗否？”李白也只能如此反省：

　　李白一惊。卢焕的醉言醉语仿佛揭开了他从来不忍探看的一个角落——原来是这“一介白身”四字；纵令如何致力于文章书史，满心想要追随那些圣贤、英雄、高士、才人；他犹原一介白身耳。说什么太白金星下凡，只消不在贵盛之家，偏能空怀铅刀一割的假想，他其实什么都不能做。

　　这正是李白的生成中最不堪闻问的一个问题，在讲求门第的魏晋他根本无法写诗，然则他的天才不是客观而必然的。“大唐”与“李白”之间的张力，随着李白的生成与成长小说跨越两个世界的结构，以及考证陈述之去故事叙述，于此正式展开。

　　仙与凡：“太白星”李白与道教上清派理想

　　从成长小说的结构来看，作为商家之子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李白作为文士的文章天才，带出时势出身之微妙。李白若要打开大唐之门，所能仗倚的可能是另一种身份。贺知章见李白即谓是“天上谪仙人”，后世亦称李白为诗仙。《大唐李白》在仙人与道教关系的问题上亦绝不会轻轻带过。如前所述，小说以刺史李颙拜访道士赵蕤为开首，提出道教与朝廷的关系，亦引出所谓“终南捷径”的时风。正如赵蕤本人的出身亦有此奇异的两面：既是隐居大匡山的道士，亦是醉心纵横之术的《长短书》的作者。赵蕤悉心为李白引荐又转身回绝，动机是十分清晰的：“自古仕、隐两途，本来有着全然不同的价值观、生命情调，或是国族信仰。然而到了唐人的时代，隐之为事，却一步、一步，不着痕迹地，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仕的进程，甚至手段。”

　　小说中对于李白如何摆脱贱商之子的身份有很细致的铺排，其中对“诗仙”身份的多重玩味即是其一。唐李阳冰《草堂集序》谓李白为太白星转世：“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大唐李白》即在《凤凰台》把这个神仙托生的故事与道教上清派把李白带入宫中的关系绾结成一引人入胜的渊源，再一次展示小说虚构与历史考证的张力，亦进一步丰富成长小说中从一个身份进入另一个身份的曲折过程。

　　《凤凰台》中述及上清派道教宗师司马承祯向玄宗仔细补充一段太白星与玉帝的故事，谓太白星为玉帝所指派，奉命公告人间苍生以后“三日一食而足”，以免为口奔驰之苦。好饮酒的太白星却与天将下棋误事，不但把“三日一食而足”之诰文误传为“一日三食而足”，更掉了一只棋子在凡间“安陆”，亦即后来李白“蹉跎十载”并就婚于许氏之地，太白星即李白之意甚明显：

　　此山訇隆一声震地而成，倒把棋枰之畔的星君给惊醒了，这一惊非同小可，全明白过来：他还有一纸公文未曾撰贴。于是仓皇奔至南天门前，振笔疾书，咨告下民：“一日三食而足。”如此一来，误卯事小，颠倒天帝之意事大，虽然帝意犹宠眷不衰，可是天条既违，例无宽贷。即使拖延了些时日，下界已经不知又过了几千年，太白星君还是因为这一按而落了职，逐出仙界，投胎到人间——而依照道者推算，其贬入凡尘、成为肉身的时日，似乎去开元天子之登基之前未几。

　　惟小说以此故事把太白星与道教所奉行“辟谷”之术联系起来。凡人若能由一日三食转为三日一食，即庶几体现出司马承祯向玄宗进谏之淑世济生之道，所谓“辟谷服气，聊助足食，旨在不多掠夺于生，用意不外是慈、俭。至于益寿者，余事而已”。但开元天子只问神仙不问修养，令司马承祯想到以李白完成太白仙官的神圣任务，初见李白，即谓：“英年一鹏，奋翮出尘，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者，正是此人。”把减免苍生之苦的责任，由谪仙太白星、李白与上清派道教合而为一。

　　司马承祯正式为李白引进朝廷须有一物事，此即“宫没凤凰楼”一章言及之“紫绮裘”。江津老驿长，广陵龚霸受司马承祯所托，把一袭紫袍交予李白：

　　龚霸显然还要说下去，他反手取了驿卒捧来的白绫包裹，道：“李侯初次过金陵，便有玉霄峰白云宫道者为扫阶墀，奉呈此物。”

　　李白几乎不敢置信，口中冒出一声轻呼——他想起了江陵城下的丹丘子、司马承祯以及面容已经模糊的崔涤。

　　龚霸将白绫包裹递上前，李白捧在手中，不敢轻动，任由这老驿长替他一角一角地掀开，里头露出来一袭色泽沉暗，却隐隐然焕发着幽微光芒的紫袍。

　　此“紫绮袍”有学者考证确有其物，是上清道士法服，紫表青里的绮制道帔。小说中龚霸也是作如此解说，因此不容李白峻拒，李白亦只好收下。“紫绮袍”之考证既有定论，不算小说家独得之创作，但如前对李白为商人之子的发现一样，紫绮袍与小说的题旨所产生的微妙关系，仍在于李白在学习与漫游时期的“生成”问题。向称紫绮袍为道教法服的论者，对李白承受紫绮袍的时间，大多定于供翰林后天宝初年受道箓之时，引出道教身份入宫之意，亦即通俗观念中以为李白隐而士、士而隐的用意。惟《大唐李白》倒因为果，以神话色彩叙写仙凡之别，先以太白平息龙王钱塘君之战，复以司马承祯授紫绮袍坐实李白就是可以了结谪仙太白星未了的任务的人，解众生疲累，休养生息，尤如恢复“三日一食而足”。不过紫绮裘即使尊贵，在现实中的李白作品中只出现过两次，即“解我紫绮裘”与“倒披紫绮裘”以换美酒之意，其时已为天宝十二年之作，李白承受何种冲击而要作践道服，在二十五岁前，未居安陆更未入长安之首二卷并未揭示太多玄机，但在既知的李白身世与仕途之上，《大唐李白》以神仙虚构之笔，联系仙、凡、文史与政治史，看出非李白主动求功名，而是先有仙人身份由仙入凡，从而可见世情与个人周旋的不确定性。这一点在成长小说研究中谓之不确定的选择。

　　正与反：“烟火后先”与李白的折中或妥协

　　本文以“成长小说”角度论《大唐李白》，即面对一个定义问题：那是以叙事形式为观测点的分类标准？还是以小说主人公之情节内容为基础的蜕变标准？此亦即Franco Moretti所言定义成长小说的两种方法：“分类原则”（classification principle）与“转化原则”（transformation principle），分别指向两种不同的文本安排方式。《大唐李白》以大量枝蔓引申的考据与补充，表面上不符合传统成长小说以主人公为中心而直线发展、经历各种考验而终至完成的“分类原则”；但其实以“转化原则”而言，种种夹叙夹议的诗文政经考证，正是描画李白如何从成长前的阶段或阶层，踏进另一个阶层的轨迹，即前述以唐代经济流通的情况叙写李白如何因缘际会，利用了商人之子的身份得赵蕤之调教终达至“平交王侯”；以及利用钱塘君与太白星君的神话虚构，引出李白与道教的关系，非一般“终南捷径”论所言李白求道以近朝廷，相反却是为了仙界未完成之任务。然而，作为成长小说的《大唐李白》在人物情感方面的处理，一直不及“学者小说”、“历史小说”的讨论丰富；人物亦不轻易与前述唐史考证与神话化的写作特色结合成一系统的线索。本文最后一节将讨论《大唐李白》中与李白感情牵涉最深的两个人物，少年好友吴指南与师母月娘，论证小说中的情感如何仍与上述“成长小说”中“两个世界”的结构相周旋，呈现“时间”之不确定性。

　　吴指南确有其人，为李白“蜀中友人”，事见《上安州裴长史书》：

　　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故乡路遥，魂魄无主，礼以迁窆，式昭朋情。此则是白存交重义也。

　　《大唐李白》首二卷只写及李白二十五岁时把吴指南“殡于湖侧”，未及数年后剔骨葬友的事迹。然而在李白“存交重义”这一层友情铺写以外，吴指南此一人物还带有强烈的象征。他既是李白故乡昌明之旧友，见证李白之出身；同时亦构成李白为商人之子的提示。吴指南首次出现即陪同李白夜访赵蕤，但他完全不能介入李、赵二人的对话机锋之中，致使李白向赵蕤讲及自己身世与志向的痛处时，竟有吴指南的身影在旁滑稽对照。及后吴指南再出现在大匡山偕李白出蜀，却是遵李客所嘱，把大明寺和尚慈元之死所留下的一笔款项，交予分处九江和三峡的李白的弟兄。此款项后来即成为李白并未履行父兄旨意，并“散金三十万”之来源。吴指南在旅途中一直催促李白完成钱财交割之任务，李白一直拖延。同时有文曲星张夜叉预言吴指南为“短命畜生”，终须“死于洞庭”。最后吴指南的确因一昏瞽的怪病而一病不起，而李白亦得以把父亲一笔不明不白的财富转为“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的资本。吴指南虽非李白所害而死，但历史上李白自述的故友之情在《大唐李白》中有更复杂的象征。吴指南是李白出身与商人阶层之见证与牵绊，他一死李白才能摆脱故里，晋身他所向往的士人阶层与仙界。惟吴指南的稚憨与依依之情，几次直指李白私人感情世界之秘密，亦是小说迂回保留处。正在写作中的卷三《将进酒》，料应进一步交代剔骨归葬之事，而作者预言吴指南亦将以鬼身回到李白身边解决问题。换言之，吴指南象征着李白不能摆脱，如鬼之谓归的出身问题，进一步呈现成长小说中主人公在两个世界中踟蹰的本质，并落实在李白的《云梦赋》中：

　　他相信了太白星谪谴的神话，当然会时时对苍天、星辰，以及无际无涯的浩瀚宇宙，产生难以遏抑的渴求。但是相对于另一个自己，这番渴求却成了羁縻和阻碍。而这另一个李白，正是满怀家国之志，寄望一展身手，作帝王师，为栋梁材，逞心于时局，得意于天下。

　　换言之：学神仙之道，如有所归；成将相之功，如有所寄。依违两难，实无从取舍。于是，他想起当年在露寒驿所接闻于狂客的那句话：“踟蹰了！”

　　这踟蹰，不只是出处大道的抉择，还有少年的迷情顿挫。《云梦赋》第三章乃得如此：

　　予既踟蹰于中路兮，岂致捷径以窘步？夫唯云汉之前瞻兮，乃忧江山而后顾。谪身迷兹烟波兮，共徜徉之朝暮。岂独耽彼洞府兮，忘匣鸣以延伫。是有不得已者乎，是有难为情处。晨吾绁马于江滨兮，犹见顾菟在腹。夜光之德崇兮，遍照隅隈无数。启明既出而已晦兮，何其情之不固？长庚将落而回眸兮，焉能忍此终古。

　　由吴指南引出的学仙与成将相之路，仿佛是空间上的两种抉择，也是李白经由摆脱才能达成的抉择。但另一方面，成仙或成相，亦不一定是非此即彼或非成即败的人生抉择，是可以在同一个生命中以“先后”方式完成的。这里牵涉到《大唐李白》中“烟火后先”的概念，以及李白师母月娘此一人物的设置。

　　李白与赵蕤之妻月娘的关系，一直为《大唐李白》读者所关注。首先因月娘为虚构人物，亦是首二卷中较为明确地让李白产生恋慕之情的对象；加上“月”与“太白金星”聚少离多的特质，以及李白死因之谜里的“捉月”之说，均吸引读者把月娘看成小说中最具戏剧性的感情之核心。惟首二卷只写及李白在大匡山读书时与师父及月娘之短暂生活，另侧记月娘启程到青莲乡报父仇的一段。严格而言月娘与李白并无复杂的事迹与经历可记，但在《少年游》之末，却有一段直写李白寄身清凉寺时对月娘的思念，文字清婉迷蒙：

　　在这一晚的月光抚照之下，他不得不想到了月娘。

　　自当夜而后，此念不时油然而生。每在他打开笼仗，取出布囊的时候，总不能免。

　　这是太陌生的一种想念，他从未经历过——每当念来，总是初见月娘那一刻，从门开处绽现的笑容，忽而迫近眼前，胸臆间则一阵掏掘，继之以一阵壅塞；一阵灼疼，继之以一阵酸楚；空处满、满处空，像是春日里眼见它新涨的江水入溪、溪水入塘，而晴波历历，微漪汤汤——似无可喜可愕之事，亦无可惊可哀之状。但是再一转念，月娘又出现在田畦之间，出现在织机之前，出现在戴天山上每一处曾经留下影迹的地方。初看当时，只道遥不可及，亦未暇细想；回思良久，则挥之不去，更倾倒难忘。

　　有时月娘的容颜也会湮远而蒙昧，越要以心象刻画，却越转迷茫。有时，她的样貌会与他人兼容融，以至于彼此不可复辨；偶或是露寒驿上露齿而笑的胡姬，偶或是青山道旁散发着天香的姑娘──偶尔也有些时候，是他忘怀已久的母亲和妹妹。

　　此种深情的描写在《大唐李白》里并不多见，事实上两卷中再也找不出类似的感情刻画，不管对吴指南、月娘或者后来于金陵结识的红颜知己段七娘。然则李白对月娘何以产生如此涨满缠绵之感情？这恐怕并非“情之所钟”一语可以神秘地一笔带过，因此亦有论者就此问题展开论战，就小说家之情感准备是否充分而对小说技法有所质疑，认为小说的人物故事皆单薄，尤以对师母月娘之爱不合常理。

　　与其主观地评断作者笔下的李白对师娘之爱是否“合理”，不如依然顺着“成长小说”的志向问题，分析月娘身上最吸引李白的是什么。诚如论者所言，《大唐李白》对月娘和李白的生活描述不多，月娘之识见、丰姿与关爱之描写亦有限，一位每天操持家计饮食，仪容似母似姊的师娘，不一定足以让少年李白所倾倒。因此更应从月娘个人经历中，体会她一生最重要的转变，以见本人之特质。其中关键即为前述“烟火后先”的故事。

　　原来月娘本出身于绵竹县贫寒之家，父亲任小吏时因钱银交割出错而下狱至死，使年仅十三岁的月娘把母亲寄托于绵竹山环天观，再偕妹妹作投身官妓学艺的打算。观主王衡阳见月娘却即向她提出另有修道之一途：

　　王衡阳风鉴之术过人，一眼看见月娘，便道：“汝一身恩怨，还待十八年后，始能了结。今有二途，汝欲为官使，抑或为仙使？听凭由之。”

　　毋须王衡阳多作解释，官使就是“风声之妇”，仙使则是“女冠”。唐人家室女子修真成风，不外慕道、延命、求福。也偶有因夫死而舍家避世的，一旦遁入道门，还可以有如男子一般识字读书，研经习卷。月娘本来无所犹豫，可是王衡阳接着说：“为官使，则绝代风情，芳菲锦簇，怎么看都是繁华；为仙使，则满园枯槁，钟锣清凉，怎么看都是寂寥。不过——烟火后先，俱归灰灭而已。”

　　王衡阳后再引出“烟火后先”的出处，即其尊师李淳风在皇帝前卜卦之事。小说引此一段本在月娘提醒赵蕤对李白的出处志向不宜作太多盘算，须知“烟火后先”，说不定自有天机，殊途同归。正如她自己当年若先投身官使，遍历繁华，最终可能还是会回到修道的寂灭结果，而赵蕤亦明了当中的喻意。然而，月娘的故事在《大唐李白》中自是未完结，《凤凰台》续写月娘往青莲乡报父仇，仍未有机会与李白在大匡山以外再见一面。月娘之神秘身世与恩仇即使未为李白所得悉继而生倾慕，但正如吴指南所象征的故里商家之出身，行迹飘忽的月娘正亦仿佛说明了人生际遇的多重可能性。既有诡谲不可解之转变，不管他先作仙人被谪下凡，还是先作凡人再履行天职，最终皆有烟火后先之共同归属。这是与李白生命状态最贴近的一种理想，亦是小说中仿似没由来的写李白对月娘感觉亲近继而倾心怀念之深意。

　　月娘所代表的“月亮”与李白所代表的“太白金星”使得二人不得久聚；李白生命终结时投水捉月，即再一次体会水中月影终无法为人所把握，至要把己身性命与水中月交融而完成，作者在预告《大唐李白》全书作意时曾提及此点，亦为二人关系平添一重“浪漫”理想的色彩。但本文认为，结合成长小说的论旨，月娘之重要性正在为李白揭示个人生成中回转、犹豫、折中与妥协之本质。最终抉择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去掉时间的先后因素，“烟火后先”，“成长”终究是历程而不是目标。

　　总括而言，“学习”与“漫游”为《大唐李白》重要的开端，引出本文尝试以“成长小说”角度解释《少年游》与《凤凰台》的几个写作问题：包括大量政治经济史的考证对小说呈现“两个世界”的“成长小说”条件之贡献；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合作带出太白星谪仙身份实际任务，为李白受紫绮裘平添一份天命和自我完成的使命感；最后吴指南与月娘两个一实一虚的人物把李白的感情世界带进生命情态之中，对吴指南的摆脱与月娘的追慕，同样是他渴求自我实现的一体两面。《大唐李白》还有《将进酒》和《捉月歌》两卷未完成，李白的成长历程自然也是未完成的，但惟其未完成，却能让我们重新体会成长小说的核心况味：追踪个人融入漫漶社会与历史的过程，在“两个世界”中体会折中或妥协的必经阶段，它经常不是冒险的，更加是日常生活的、被常态所包围的、反英雄的，此中正是成长主题中最不是确定之因素，亦是“浪漫”的李白或野生如稗的小说精神中最能不确定之因素。

　　黄念欣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副教授。文章曾于香港中文大学“今古齐观：中国文学的古典与现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原文注释经作者同意而删节。 大唐李白·凤凰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