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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9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1821—1881）和另外三十几个参加彼德拉谢夫斯基派的知识分子团体同时被捕，罪名是“思想上的阴谋”。囚禁八个月之后，他和其中的二十个年轻人被判处死刑。12月22日，即将行刑的囚徒被带到谢米诺夫操场，聆听判决书，吻十字架。囚徒们都穿着最后的服装——白衬衣；每三个成一组，一次一组上绞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第六个，自忖还有一分钟好活，他想起了他的哥哥。

　　这一天稍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牢房里给他的哥哥米海尔写信。天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怀疑到：行刑前最后一分钟来的赦死令原来就是一个噱头，当权者从来无意于真正绞杀这二十个年轻人（其中一个还在赦死令下达之际立刻获释，回到军中复职），他只是要用极高无上的意志力惊吓、折磨、屈辱并嘲蔑这些可以被玩弄于掌股之间的生命，促之死，迫之生，使之就范。

　　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濒死复生之后的第一封信里所关心的却是：在被带到谢米诺夫操场去的路上，他从监狱篷车的窗口看见一大群人；他想到这群人一旦将行刑的消息传到米海尔那里的时候，米海尔一定会为他痛苦。“现在，你可以为我宽心了，哥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我并没有变得灰心或丧气。生活是到处都有的，生活在我们自身中，并不是在我们之外的什么东西里。……这是生活的事业。我确实感到这点了。这个观念入到我的肉里，入到我的血里。”

　　一扇窗口

　　知其必死无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篷车窗口看见一群人。这群人让他想起来的不是“哎呀！他们真幸福，还可以活下去，而我马上就要死了”或者“如果我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就好了”，这群人让他想起来的是他们奔走相告、到米海尔那里去惊传死刑噩耗的情景，是生活结实而琐屑、平庸又巨大的细节——相对于死亡而言。而死亡不是这样的；死亡是另外的想法，死亡是“如果我不死该有多好！”这样的想法，死亡是“看他们活着多幸福，我已经没有这种机会了”这样的想法。死亡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前，他却看到了蝼蚁一般活着、报消息、传哀戚、生鲜猛跳的生命内容。死亡却步，退到一小扇篷车窗口之外任何一个可以被当权者惊吓、折磨、屈辱并嘲蔑的角落里去。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被背叛的遗嘱》第八章《道路在雾中》（本书所引昆德拉的著作都是台湾版。——编者）毫无保留地在赞誉卡夫卡的同时批贬了乔治·奥威尔。其中一个小节的标题就叫“窗口”。昆德拉写道：

　　K完全被强加给他的审判的境况所吞没；没有任何一点时间去想任何别的事。但是，即使在这种没有出路的境况下也还有一些窗口，它们突然地，只是在很短的时刻里，自己敞开了。他不能从这些窗口逃走；它们半开着，马上又关上。

　　卡夫卡在《审判》里写K打开的窗口里，尽是些对主人翁的世界一无所知也漠不关心却溢满平庸生命饱和丰盈细节的人们——在窗口抽烟抱孩子的人、赤脚坐在小木箱上读报纸的人、围着手拉车晃荡戏耍的男孩以及穿紧身睡衣在水泵前汲水的少女（“她水罐里的水满了上来”），当然，还有在法庭大厅里，一个又丑又瘦的大学生推倒看门的女人，在旁听期间与之做爱的经典级怪诞场面。

　　昆德拉认为K即使在自由被极度剥夺的情况下，在最残酷的时刻里，仍保留了决定将窗朝向“托尔斯泰的风景”的自由，朝向人们给K剥夺掉的快活的粗俗、快活而粗俗的自由。于焉卡夫卡“创造了极为无诗意世界的极为诗意的形象”。

　　相对于卡夫卡，昆德拉并没有因为自己痛诋写实主义文学传统而揄扬乔治·奥威尔。后者以《动物农庄》《一九八四》等书成名之后，的确曾因冷战与东西两大集团的种种文化对峙而声名鹊起；甚至在1984那一年，全球主要媒体还翻炒此书，昆德拉却认为这一本书中没有“窗”：“那里，人们看不见少女和她盛满水的水罐；这部小说严密地向诗关闭；小说？一部伪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读物）……奥威尔的小说的恶劣影响在于把一个现实无情地缩减为它的纯政治的方面……我拒绝以它有益于反对专制之恶此一斗争的宣传作为理由而原谅这样的缩减。”

　　如果小说是一种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之中充满了不幸。新的判决改判他在西伯利亚鄂姆斯克监狱服四年苦役，期满之后又被分配到步兵团干了六年小兵。从1850年到1859年，只勉强完成了《死屋手记》；然而他也是幸运的——其中之最是他没给真的绞杀掉，而且，当死亡逼近切身之际，他从篷车窗口忘我地看见了生活。

　　那不是小说家自己行将就戮的下场，而是一群好事的陌生人（多么平庸而幸福的人们），去向米海尔报知一个死讯。临窗一瞥之际，我们的小说家似乎“看见”了他人的生活。那情景在当下自然是虚拟的，可是正因“众人前去报死讯”是虚拟的，小说家在那个当下便没有被迫近的死亡威胁而屈从；虚拟的“众人前去报死讯”、虚拟的米海尔伤心欲绝……占据了小说家的思绪，将他和真实的临刑处境阻绝。我们不必过度解释或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死亡时多么无惧或无畏，反而得以在他幸免于难之后这段不经意的溯忆之中发现：是一个小说家的视野——虚拟的事件，打开一扇越过死亡的窗口。

　　我们听惯了文人吹嘘自己对文学的热爱不亚于生命，以及写作即生活这一类的话。然而，如果小说可被视为一种生活，它就不得不拥有超越一切宰制（道德、风俗、意识形态乃至于诸般凌驾于其上的指导权力）的主体性。1922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三年才出生的俄国作家扎米亚京在《新俄罗斯散文》中写道：“艺术必须是自律性的，而真正的文学只能由狂人、隐遁者、异端者、幻视者、怀疑家、反抗者产生出来。”

　　扎米亚京（Y. I. Zamyatin，1884—1937）在20世纪初叶参加学生运动，成为反帝俄体制的布尔什维克，也曾遭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近的命运：被捕而后流放。然而，未曾几何，1920年到1921年，他以异端者、怀疑家的角度，写下了《我们》这部小说。《我们》直到1988年才正式解禁出版，此前除了以手抄本形式在苏联境内流传之外，还有英、法及捷克文等版本。其间，这个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的文学人口并不知道：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其实在种种规模上（包括角色、情节、处境以至于关切的课题等）都有蹈袭此书（或者“向经典致敬”）之嫌。然而，《我们》与《一九八四》这两本书确乎有着极重要的分野。这个分野标记着小说是或不是一种生活。

　　吻一个丑老太婆的嘴

　　扎米亚京的《我们》里，描述了“单一国”开发宇宙的“整数号”太空船建造总指挥D-503这个主人翁被异性的启蒙者（诱惑者） I-330带引，进入一个和整个理性化、机械化、数学化、宰制化的国家环境格格不入的世界，也就是保存着自然状态的“古代馆”。甚至还经过“古代馆”的通路，来到“单一国”的围墙（“绿墙”）之外，见识到所谓的大自然。

　　不言而喻，“单一国”正是二十多年之后出版的《一九八四》里的大洋国，D-503正是《一九八四》里的温斯顿·史密斯，I-330正是茱丽亚。

　　《一九八四》叙述温斯顿和茱丽亚在榛树林里偷情。点缀其间的田园景色是温斯顿梦寐思之的桃花源。奥威尔没有忘记替这里添上一只画眉鸟，歌唱着男女主角含蓄动人的性爱前戏。可是端在此际，奥威尔按捺不住地替温斯顿解释了这一幕欢愉：“不仅是个人的爱，动物本能式的肉欲放纵……”然而，这也是一段将小说捣得粉碎、将生活缩减入政治底部以至于无形的叙述。

　　在扎米亚京那里，D-503在“古代馆”门口看见一个老太婆，他向她询问I-330的下落，对方告诉了他。接着，他看着老太婆脚边一丛“史前状态很仔细地被保存下来的银色苦艾草”。老太婆摩挲着艾草叶——“她的膝盖上照着阳光，形成黄色的条纹。于是一瞬间，我、太阳、老太婆、苦艾草、黄色的眼睛——这些全部合而为一，我们牢牢地被某种血管连接在一起，在那血管中，流着一道共通的、狂暴的、了不起的血……/现在要写在这里的一件事让我非常难为情……我屈身下去，在那覆满皱纹、就像长了柔软青苔的嘴上深深一吻。老太婆擦了擦嘴笑了起来。”

　　尽管早于奥威尔，扎米亚京却也不是第一个将性爱冲动（D503追逐寻访I-330的内在动机）当成对蹠于政治钳控力量的小说家。但是，扎米亚京舍弃了这种简单、枯涩且浅薄的比拟映照，宁可进入D-503那冲动的内在，寻访动力的源头：一束来自太阳（自然）的、温暖的、不驯的、即使照在“老太婆的膝盖上”也发出黄金之色的阳光。而阳光在D-503的“单一国”里，原先一直是被调节过、失去本身色泽层次的东西。

　　小说家看见的是……

　　20世纪以降，信仰“小说反映社会，反哺人生”论调的创作者和批评者常以帝俄时代的伟大小说家为嚆矢巨擘，且舍之即非小说艺术之高峰。这一类的论调尝多以小说中所揭橥的信仰、所展现的悲悯、所输布的关怀、所维护的正义为小说美学甚或境界的准绳，实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刻舟求剑了。

　　扎米亚京入狱前一年，契诃夫（Anton Chekhov，1860—1904）逝世，得年四十四岁。早在契诃夫二十八岁的时候所写的《灯火》结尾处便曾强调：“世事一无可知。”在他的一封信里，也清楚地表示：“艺术家不应当自己作品人物的裁判官，应该做个公平的证人。”“写东西的人——尤其是艺术家，应该像苏格拉底和伏尔泰所说的那样，老老实实地表明：世事一无可知。”

　　世事一无可知。这可不是一句什么含混的话，也无须以谦逊标之签之。小说家若能三复斯言，当可以串证扎米亚京那番“狂人、隐遁者、异端者、幻视者、怀疑家、反抗者”的话，这些人的作品仅仅能以这些人的作品自律，这些人也同样丧失了“律人”的资格。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米海尔的那封信上还这样写着：“我身体里面还有着我的心，以及同样的肉与血。也能爱，能受苦，能希望，能记忆，而且这毕竟是生活。On voit le solei（看见太阳了）。” 小说稗类（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