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大唐李白·将进酒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代序

　　变造化以窥天才

　　一

　　说李白，要先说一个李白的大粉丝。

　　苏东坡是个有趣的人，留下了许多趣话，其中有一则与考作文有关。流传至今近千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

　　那是北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的事，苏轼应礼部试的文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主考官欧阳修极赏识此作，以为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的时风：“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放此人出一头地。”然而，文章里提到的“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是立论关键如果皋陶与尧没有这一“杀”和“宥”的冲突，这篇文章以下关于“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论证就无从展开可是，“三杀三宥”之说，主考欧阳修、同考梅圣俞都不记得在任何古书上曾经读过。稍晚的龚颐正在《芥隐笔记·杀之三宥之三里说起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梅圣俞以问苏出何书。答曰：‘想当然耳。’”

　　另一个传闻多兜了一个圈子，说苏轼当下答复：“出《后汉书》。”这个版本的传闻还指出，欧、梅二公回家翻检《后汉书》，遍寻不着，再问了苏轼一回，苏才告以：是出自《后汉书·孔融传》。原来，史载：曹操攻屠邺城，灭袁绍，袁家妇女“多见侵略”，曹操的儿子曹丕就私纳袁熙之妻甄氏─也就是传闻中曹植《洛神赋》所影射的美人。在这个背景上，孔融乃与曹操投书，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一时想不明白，便向孔融求教：事出何典？孔融对答道：“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周武王把妲己赏赐给周公是子虚乌有的玩笑，其讽谑之深，着实令人不堪已甚，也无怪乎孔融日后会为曹瞒所忌杀。

　　如果从武王伐纣算起─那是公元前1046年左右；到曹操打下邺城─那是公元204年；再到苏轼及进士第，那是公元1057年。到苏轼口中，“想当然耳”已经不是玩笑，而是运用操持、存乎一心的创造。在一种讲究引经据典、寻章摘句的国家考试现场，能够随立论之所需而畅意摛文者，两千年以来，非苏公而谁能为之主哉？这个“想当然耳”的四字成语，我们今天还经常挂在嘴边，也透过这四个字，原本上下两千多年、各领风骚、毫不相干的历史人物却像是“晤言一室之内”了。

　　二

　　苏东坡不只在国家考试中弄玄虚，也在李白身上动手脚。

　　有一次，他张挂了一轴大字墨书，悬于壁间，以示友朋，称之为《李白谪仙诗》。诗是这样写的：

　　我居青空里，君隐黄埃中。声形不相吊，心事难形容。欲乘明月光，访君开素怀。天杯饮清露，展翼登蓬莱。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对面一笑语，共蹑金鳌头。绛宫楼阙百千仞，霞衣谁与云烟浮。

　　这首诗的机巧在于题目，它既可以被理解为李白的《谪仙诗》也可以说成是苏轼所撰的《李白谪仙诗》─这正是“想当然耳的同一手段，坡翁惯弄狡狯如此。

　　而苏轼的这首诗又经后人之手，剪裁其中的几句，成为散碎不成片段的《上清宝鼎诗》：

　　我居青空表，君隐红埃中。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

　　以上两诗并皆辗转被误会为李白原作了。殊不知苏轼延伸并刻画李白日后周折于穷达之间，冰火在抱，依违两难，不得不寄情于游仙的咏叹，实非原初句意。至于《上清宝鼎诗》徒然附会了李白与上清派道者的往来背景，然而实实不知所云，无怪乎王琦编《李太白全集》时注之以：“疑其出自乩仙之笔，否则好事者为之欤？王琦毕竟是个明眼人，至少他没有上苏东坡《李白谪仙诗》的当也揣摩得出《上清宝鼎诗》字句底下参差的韵味、零落的格调和卑浅的情怀。是诗仙还是乩仙？一目了然。

　　苏轼假托李白之作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到后世考证者眼尖留意的一个细节：在李白那个时代，由于高脚的桌椅尚未出现，书家作字，持版为之，上下纸幅，多为尺许宽窄；要不，便直接题壁。还没有人会把一首诗写成擘窠大字，张挂在墙上。从这一点来看，或可见其伪造不外就是想乱真、想比肩前贤。而乱真比肩也者，则是一种专注于追步古人的游戏。

　　三

　　假托古语和伪作古诗的动机尽管不同，对古文本横插一手，意味着苏轼并没有抱着“上供食余冷猪肉”的心情作文章，他是把自身的处境和心境融入历史的洪流之中，无彼无此，无往无今，这反而显示了体现文化的敬惜之意。

　　我们根据李白的自述也会发现，除了赋诗、炼丹、饮酒、求仙、谋官以及放言高论之外，大约终其一生，他还有许多时间是用在大量的文字摹写上。与李白相去不过年的段成式在他那本著名的笔记之作《酉阳杂俎·卷十二·语资》上说：“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辄焚之。惟留《恨》、《别》赋。”这就相当清楚地解释了李白能够自出机杼、别作高咏，并不是天纵英才而已。

　　根据李白自己的描述，从五岁开始他就能“诵六甲”（大约是推算六十甲子、学习书计之事），“十岁观百家”，也在呈给宰相张镐的诗里说自己“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以一个没有资格出身入仕的贱商之子而言，这些练习当然不是为了应考，而是游戏。对于士子来说，雕章琢句可能是深重而漫长的折磨；对于李白来说，则是从小陪伴成长的游戏。

　　没有实用的目的，却带来极高的锻炼效率。今本《文选》共收一百三十家诗文，三十七类七百多篇作品，即使仅通拟一遍，也是极为旷日费时而无实利可图之事。李白年幼的时候既不可能有博一功名的非分之想，而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摹拟数量如此庞大的旧章，怕也只有萧统的《文选序》本身可以为之复按。

　　萧统在记录了所选收的诸般体类之后，打了个譬喻，说：“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拿乐器和服装这种赏悦视听之物来作类比，显示《文选一编，本质上是一个审美的对象，而绝非“恒久之至道，不刊之弘教（《文心雕龙·宗经》）所描述的那种东西。

　　换言之，从幼年李白、少年李白以迄于他相当自负的一段岁月“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说这话的时候李白已经三十出头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与生活内容不可须臾而离的审美活动一直伴随着李白。也就是说：无论是游历、干谒任官、放归、隐居、求仙甚至在学剑的期间，李白始终维持着那样的写作习惯。有些时候，我们还能够从作品的内在去印证这游戏的性质。正因为纸砚笔墨不辍手，反复操作的熟练，以及对于单一性质摹写至尽之熟练的耐烦，便交织出李白修辞纵横变化的气象。

　　我对“天才”一词仅有一个定义，就是恒常耐得单调练习之大能─有时这“耐得”并不如看在旁人眼中那般痛苦，这恐怕才是让非天才之芸芸众生最感懊恼之事。

　　四

　　今存太白集卷一就收了他的好几篇赋作，多少都流露出拟作的痕迹。除了摹拟江淹的《恨赋》、《别赋》，就作者人格与性情研究而言可能更重要的《大鹏遇希有鸟赋》，则是摹拟贾谊的《鵩鸟赋》。此外，《大猎赋》、《明堂赋》之取径于《子虚》、《上林》、《羽猎》、《甘泉》、《三都》、《两京》等作也十分明显。

　　即使是在诗句里面，后人也随处可以辨认出李白大量运用经、史及诸子百家语的习惯。“用事”、“借喻”当然不是李白所专，但李白之卓尔不群者，还有他糅杂俗语和典语的特色─这一点，则堪称千古独步。

　　如名篇《战城南》有“洗兵条支海上波”之句，“洗兵”出《说苑》：“风霁而乘以大雨……散宜生又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非也，天洒（按：洒，洗也）兵也。’”出句雅健如此，紧接着对以落句“放马天山雪中草”又浅白直质，一无依傍，而自然雄浑。其下“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直陈所见，略不假雕饰，其后更巨力调度，以八言之句扭曲节奏─“匈奴以杀戮为耕作”，且化用王褒《四子讲德论》的典故于不知不觉之间；王褒的原文是：“匈奴，百蛮之最强者也，其耒耜则弓矢鞍马，播种则捍弦掌拊，收秋则奔狐驰兔，获刈则颠倒殪仆。”在注解这一句的时候，《李太白全集》的编者王琦忍不住赞叹道：“而锻炼之妙，更觉精彩不侔。”更妙的是接下来的落句竟然又多出来一个字，成为九言─“古来惟见白骨黄沙田”，如此自由调度，设非天人，孰能致之？

　　大胆地糅杂古今雅俗，忽然扭转变异其格调，正是李白的风骨。这一定和他受教于赵蕤的纵横之术有关。纵横家操持万变之说，遍干诸侯，不拘一格，不泥一论，不定一尊，不守一艺，总是能在成说成见即将完固之际，自疑其地步。这是李白的诗中有那么多“疑词”、“诘词”的根本原因。

　　根据近人陈香的搜剔耙梳，在将近千首的遗作中，李白“以诘词为主体的诗句计有七百四十三句之多。其间用‘何’字的最多达四百一十一句；用‘安’字次之，有八十二句；用‘谁’字又次之有八十句；用‘岂’字复次之，有五十三句；用‘几’字复次之有四十八句。此外，还有用‘奚’字、‘孰’字、‘那’字、‘胡’字‘焉’字、‘讵’字、‘乌’字、‘若’字以及‘宁’字的，合计起来亦有六七十句。足证诘词在李白诗中所占的地位，非仅充斥庞杂简直可谓洋洋大观，势若主流”。

　　陈香因之而立刻导入的结论是：“诘词，的确是助长李白诗格陡高、旷放、飘逸、独步的最大原因之一。”可惜却没有进一步指出这正与李白的纵横家养成教育，以及道家“功成弗居”、“绝圣去智的思想本质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

　　作诗这件事，除了能够张扬李白在俗世的名声，让他赢得一个商人几乎绝无可能在士大夫间猎取的尊重，同时也不断地透露李白内在深刻的不安。无论是沦隐或显达，也无论是任官或修道，更无论是立功或成仙，李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怀疑自己的天地究竟应该位置于何处。也就是说：李白的诗歌一直就是他抛向世界的困惑他始终不知道自己的归属，纵使归属在眼前脚下，他也已经将视线和步履投向另一个未知的角落。

　　正是这份根植于性情和教养交相作用的质疑，使得他对于信守固执之德的儒家不免嗤之以鼻，要不就是嘲弄：“大儒挥金槌，琢之诗礼间。”要不就是讪笑：“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要不就是斥责：“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其激进之处，甚至引焚书之李斯、鄙儒之叔孙通为知己。古往今来，似乎只有一个鲁仲连是令他永远不会失望的偶像。

　　五

　　李白对于自己恒常之不满，要从他的作品之中访求。

　　前文已经提及，李白那样孜孜矻矻地摹拟前代作家的名篇巨作，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对于他那个颇有资财的父亲李客而言，不吝开销，购书藏家，让这个不肯承袭商业的儿子聊作游戏，更不可能是为了谋取功名。操之为之而不居，绝对与鲁仲连的风标身段有关。

　　《古风之十》：“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古风之三十五》：“鲁连及柱史（按：指老子），可以蹑清芬。”《感兴》：“鲁连及夷齐，可以蹑清芬。”《留别鲁颂》：“谁道泰山高？下却鲁连节。谁云秦军众，摧却鲁连舌。”《奔亡道中》：“谈笑三军却，交游七贵疏。仍留一枝箭，未射鲁连书。”此意不胜枚举，却是在以下的两组诗句里，我们可以看到鲁仲连之所以受李白崇敬、追随的究竟─《留别王司马嵩》：“鲁连卖谈笑，岂是顾千金？”以及《赠崔郎中宗之》：“鲁连逃千金，珪组岂可酬？”

　　《史记·鲁仲连列传》载鲁仲连舌战新垣衍，让秦军退兵五十里，给予了强敌侵略之下的赵国一个喘息的机会。适逢魏公子信陵君用侯嬴之计，夺晋鄙之兵击秦，秦军遂解围而去。当时平原君想要封赏鲁仲连，《史记》描述其事如此：

　　鲁连辞让，使者三，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鲁连笑曰：“所谓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

　　鲁仲连的“即有取者，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恐怕是李白终身不能面对的创痛。他平生作诗，但凡涉及建功立业者总有“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杀人”（《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这样的句子而其所欲深掩者，恰是鲁仲连绝不忍为的“商贾”─那是像烙印一般、任李白如何转身离去也不能摆脱的贱民身份。

　　六

　　生活在今天的人都知道李白在千古诗坛上不可撼动的地位；归之于禀赋，归之于勤勉，归之于磨砺，归之于际遇，似乎都有迹可循然而这些兼包内外的因缘果证，仍须从李白一生总是“去去不回的行踪上找寻解释，以便于我们思索─对于“教养一个不世出的天才”的狂想，人们不应回避一个李白不会道出的秘密：他显现于世界的一切成就，都是从在根柢上否认自己的身份开始的。

　　史料从诸多方面告诉我们：盛唐时代的商人借由种种经济活动，以输通财货而在民间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可是商人的势力愈庞大，所承受于士族、朝堂和皇室的压迫与轻鄙，也愈加剧烈李白以“不庙见婚”两娶宗室之女，以白身之姿三入长安，远家齐鲁，放迹幽燕，隐遁匡庐，浪游江淮，终其一生只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曾无回头返乡之一步。这是一个既失落了机会、又登不上舞台的纵横家血泪斑斑的实践。天才之奋勉、天才之寂寞天才之不为时人所知，天才之无用武之地，俱在于是。

　　一个街头艺人，一个酒馆狂生，一个以他那样的阶级不该拥有的写作能力而名闻遐迩的道者，一个曾经那样接近过权力核心而仍只被以“倡优之徒”对待的浪子，以及─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一个国人皆曰可杀的叛国者。他不是被教养出来的，他是与命运和环境冲决对抗而花了六十二年时间才诞生的。

　　在当涂那一湾浅水中饮月而死之前，李白应该有这样一篇作品：

　　月明看皎然，星帛微茫列。谪我入埃尘，回眸一望绝。和醪变成泥，经岁同霜雪。轩车复骏马，戴日下丹穴。精魄犹不息，涉江与君诀。万里下冰轮，波间纷纭说。海湖裂尔身，化浪逐生灭。碎玉万千声，共誓此心热。且蹈碧魂归，殷殷作惜别。

　　你若一字一句细细读来，会知道非但李白并不想成为天才，这世界若不欺人，也应该不会期待天才。 大唐李白·将进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