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新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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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新风气
马邑诱敌入彀的作战,汉动员了三十万大军,此时的统帅是御史大夫韩安国。
实际上韩安国在对匈奴问题的看法上是慎重派分子。因窦太后之死终能为所欲为的武帝,曾与群臣研议匈奴政策,其时以最坚决的态度主张必须维持现状的,就是韩安国。
与之相对,极力主战的是王恢。订下以马邑为饵、企图诱军臣单于入彀计划的正是这个王恢。马邑之役时,王恢以将屯将军身份,位居韩安国之下。
事情肇因于匈奴为了更新和平条约派遣使者来时,韩安国赞成以与过去同样的条件更新条约。这是高祖、文帝、景帝三代的外交方针,不得轻易变更——这是他所持的理由。
——高皇帝(指高祖刘邦)于平城受围,虽然心中万分不甘,为天下万民计,一切仍以忍辱为重。
这个精神非承继不可。而且作战必须经过周全准备,与匈奴交战,战争会延续多久甚难估算。在未有确切胜算之前,绝不可开战。
韩安国做此主张。
对此,王恢却以如下理由反驳:
外交方针因时代而变。高皇帝忍受平城之辱,是因为建国方始,国力尚未充实的缘故。现在天下统一,国家基础固若金汤,人民也获得充分休养。比起高皇帝创业时,国力已大大增强,因此,现在的外交方针必须有所修改。当时忍辱,乃是不得已情形下的权衡之计。如今我们必须以雪耻为首要政策。过去因为做不到,所以无话可说,但我们现在已有这个力量。讨灭匈奴,才是我们奉慰三代先帝之灵最上之道!
年轻的武帝较倾向于王恢的主张。
问题在于是否有胜算。此时,王恢拍胸脯提出的就是这个诱单于入彀的诡计。听说连具体计划都备妥了,武帝遂准其所请,决定开启战端。
结果,如前所述,这个诡计还是归于失败。
单于不至,以故汉兵无所得。
对于这一点,《史记》上如此记载。
订立这个计划的王恢,当然责任重大。军律严如秋霜,战败只有论死一途。
——事实上不是战败,而是敌军撤退。汉军并未损失一兵半卒。
王恢如此向丞相田蚡哀求,请他代为说情。
丞相田蚡是武帝之母王太后的异父弟。田蚡央求王太后向武帝求情,将处刑王恢之事作罢。
——虽然未损失一兵半卒,但动员这三十万大兵,国家付出何等巨大的代价!使国家白白蒙受这项损失,这个责任难道比打败仗轻吗?
虽然有母亲出面说情,武帝还是坚持己见,不肯通融。
——求求母后千万别学祖母。
由于武帝如此说,王太后也不便再为王恢求情。武帝已下定决心再也不听女人的话。想起即位初期受到女人们的干涉,他就一肚子的火。
奴隶卫青被母亲赎回,来到长安,就是马邑之役刚过的时候。
母亲卫老太太依旧在平阳公主府邸,她就把儿子推荐给平阳公主做随身保镖。卫青是个魁伟青年,透过劳动锻炼的身体健壮如钢铁,牧童出身的他,动作更是敏捷至极。
——这个年轻小伙子身体真棒!
平阳公主好像非常中意卫老太太的这个儿子。不过,这时候的她,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丧夫后,竟然会把这名青年作为第二任丈夫。
在宫中的卫子夫更得宠于天子,甚至有了为弟弟在宫内谋差事的能力。
卫青险些为陈皇后和馆陶公主所杀之事,即发生在这个时候。讽刺的是,他因这起事件而踏上平步青云之途。
原本只是个庶务人员的他,竟被起用为正式军人了。
卫青才成为军人,就被安置在接近中枢的地位。人们理所当然认为这是靠姐姐的庇荫。实际上,这是只知道表象的人说的话。
那起袭击事件发生后,武帝才第一次由卫子夫口中听到有关她弟弟的事情,召来卫青垂询后,内心实在大大折服。
卫青不是个喜欢说话的人,即使说起话来也甚为木讷。这也难怪,在北方边境牧地过惯孤独生活的他,偶尔与人谈话,对象不是带着北方腔调的汉人就是匈奴人。刚开始的一段时期,他甚至不晓得在宫中该怎样用词哩!
但他的谈话内容却使武帝大大惊异。
为雪国耻、以对匈奴政策为第一优先的武帝,自认在搜集匈奴情报方面非常透彻。国境守备军队将军如聂壹者流、从事对匈奴贸易的商人以及匈奴降将降兵——他时常从这些人身上得到有关匈奴的各种不同资讯。
而卫青所说的却是武帝从未听说过的事情,那是匈奴人的生活方式、对事物的想法以及行动模式,在作战上甚有参考价值。
匈奴降兵只就侦讯内容回答,缺乏客观性。就这一点而言,卫青毕竟是汉人,可以用客观立场观察匈奴。
如果启用这个人为将军,使之带兵与匈奴交战,一定会有辉煌战果吧?做如此想的武帝,遂任命爱人的弟弟就军职。倘若他的出发点是为了使爱人高兴大概会给予位阶高但无实权的地位吧?
武帝这项人事命令绝非依情而行,而是以人才为基准的判断。
除了器重卫青通晓匈奴国情和地理外,武帝期待的是,置这名年轻人于军事中枢而为军队带来崭新风气。
武帝即位时的汉军,当然维持着立国以来的旧体系。
这已是老古董,早就发霉了!年轻的武帝认为这一点非有所改革不可。
但这样的事情于窦太后在世期间绝对不能着手去做。要是胆敢如此,老太婆会大发雷霆,决不会任其为所欲为。
匈奴派遣要求更新和平条约的使者前来,是窦太后死后第二年的事情。主张丢弃屈辱性条约的主战派和主张维持条约的慎重派,为这个问题在宫廷内展开舌战。结果,由于主战论者王恢保证“能以诡计获胜”,因而决定派三十万军至马邑,这一点已如前述。
然而,这个诡计却为匈奴识破,以致计划败露,汉的三十万伏兵也成为天下人嘲笑的对象。
虽然母亲王太后从中说情,武帝还是将王恢论罪。
这个举措表面上是为失败负责,武帝的意图却在于借此翻新军队体系。
军队干部中世袭者为多。偶尔的人事变动,并没有在实质上起任何变化。换了人后,做的还是同样的事情。继父兄或派系头目地位的人,一切以承袭为旨。
朕就利用卫青,把古老的军队体系连根拔起吧!武帝提拔所宠爱女人的弟弟作为有力的王牌,内心颇为窃喜。
武帝废陈皇后,不啻向天下宣示自己完全取得独裁权——这是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也就是马邑之役后第三年的事情。武帝当时二十七岁,距即位之时已过十二年。
元光六年,武帝任命卫青为车骑将军。一万骑兵之首的这个地位,约等于机动部队的师长吧。
武帝意图刷新风气,不是只针对军队而已。在行政范畴的世袭倾向,同样极为浓厚。有功人员的子弟,不必经过考试就可受到重用。这是所谓的“任子”制度。依这个制度而被起用的人,习惯上都墨守成规。武帝对这一点非常不满。他于即位初期曾经任用过赵绾、王臧等儒学系统的新人物,结果都被窦太后罢免。
“老太婆在的时候,我实在没有发挥能力的余地。”少年武帝只有等待时机到来。
窦太后死后第二年,武帝命令各郡和诸侯领国向中央推举人才。
各郡和各国都推荐一名贤良之士。一百多名各地代表来到国都后,接受天子亲自出题考试,及格者得以就重要职位。
相较于靠父兄余荫得以任命为官的“任子”,受推举参加考试后被选拔为官的人才,则称之为“举子”。
虽然广泛寻觅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的制度,在文帝时代即有,但被推荐的这些人,没有一个能就枢要地位。这是因为重世袭和关系的保守势力,对起用不知来历的“举子”之事极力抗拒的缘故。
不过,保守势力的中心人物窦太后死后,从元光元年开始的人才招募中,甚至出现了跃居国政首位的重要人物。
这个人是后来成为宰相的公孙弘。
在“武”方面的卫青和在“文”方面的公孙弘,是武帝心目中的“新风气”人物。
以公孙弘代表“新风气”,或许有些格格不入。因为他的年纪相当大,被推荐时已年逾七十。
公孙弘是现今山东省菑川之地的人。曾经担任监狱看守,算来只是一名微吏。此一低微职务,他还曾因失职而被免职。
“养猪过日子吧……”失业了的公孙弘,无奈之下,准备以此作为维生之计。相较于牛或马,猪在饲养上比较简单,以剩饭喂之即可。持此想法的他,也算是个懒惰的人吧。
虽说要养猪,他却根本没有土地。菑川是海岸地区,因此,不适合于农耕的临海地域,倒有一些不归属于任何人的土地。他便决定在海岸养猪。
这时候的他已年逾四十。由于养猪工作相当轻松,因此,他利用空闲时间开始读书。山东本来就是儒学极为盛行的地方,公孙弘为了消磨时间,于是读起《春秋》。
武帝在祖母尚在世时,就致力于招募人才。由于这是窦太后的丈夫文帝开始着手做的事情,所以她并没有表示反对。她只是以保守派的立场,反对将经过选拔的人置于枢要地位而已。
公孙弘六十岁时,曾一度受到推荐,经任用而以使者身份前往匈奴。但生性懒惰的他并未圆满达成任务,同时,为人机灵的他,看得出保守派对他们这些“举子”甚为排斥,因而认为没有什么前途,不如养猪落得轻松,便以生病为由提出辞呈。
十年后,于元光五年举行人才招募时,他再度被推荐。
虽然固辞不就,但菑川官员却不准他如此。各地官员倘若没有推荐一名“贤良”,会被冠以“办事不力”罪名而受到处罚。在当地读过书的人不多,地方官员除了公孙弘以外,实在推不出第二个。公孙弘是被再三拜托才答应动身的。
“那我就去吧!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及格的,不过,既然是免费旅行,我就做这辈子最后一次的长安观光旅行吧!”
如他自己所预测,考试果然没有及格。但是,阅读考卷的武帝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激赏之余竟然将他擢为榜首。
原因大概是充满抱负、精神抖擞的年轻武帝,读了对仕途无积极意愿的七十老书生的灰调论文而感受到特殊魅力吧。
第二年,这位老书生被任命为左内史。这是首都治安的最高负责人。而后再由副丞相升为丞相。他在短短五年内,就坐上处理国政的第一把交椅了。
在“武”方面的卫青,在“文”方面的公孙弘——这两个人的被重用都不寻常。就这一点而言,武帝确实为政治带来了“新风气”。 陈舜臣十八史略(共五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