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凯旋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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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凯旋宰相
由于是暗中的媾和,所以非得留下战斗的痕迹不可。
一等到由越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接近鄂州后,忽必烈就开始撤退。
贾似道令水师指挥官夏贵袭击渡江中的蒙古军——实际上这只是演戏罢了,并不是真正的袭击。
蒙古军将军中的一伙犯罪者置于队列的最后部分,故意延缓渡江的动作,并且在主力渡江完毕后,让这批人成为被袭击的对象。宋军自然袭击得手,砍下首级一百七十。
——与奇功相较,获得的首级异常稀少……
杭州宫廷中尽管有人因此颇为讶异,但也没有深究。
忽必烈急急北上。
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下面有一个名叫亚兰达尔的参谋,正在蒙古各地招兵买马;同样为阿里不哥党徒的道里奇,则在漠南各州募集兵员。漠南指的是戈壁沙漠之南,这里是汉地大总督忽必烈的地盘。
忽必烈的妻子有优异的政治感觉和勇气。她一方面派使者向哈剌和林诘问“道里奇为何在漠南之地募兵”,一方面联络在鄂州的忽必烈“祈速北归”。
蒙古等游牧政权,最大的缺点可以说在于继位者问题。有能力的人受到推戴,在过游牧生活时是当然的事,但说到能力的有无或如何比较,却没有一定的基准。他们也没有决定继位者的制度可以依循,因此,最后往往成为以力夺权的形态。
推戴这件事情也并没有法制化。忽必烈回到北方,就径行召开部族大会了。
部族大会是以推戴可汗为目的而召开的会议,却没有规定与会人员的资格。阿里不哥以自行召开部族大会方式自称受到推戴,忽必烈也依样画葫芦,在自行召开的大会中自称受推戴为可汗。
骨肉阋墙之战于此展开,但由于力量悬殊,结果忽必烈大胜而阿里不哥降伏。
自丰庶的汉地接收了充分的兵员、武器和粮食补给的忽必烈,当然没有败给只依靠草原的阿里不哥的道理。
透过与弟弟的战争,忽必烈才知道汉地所具备的潜力。蒙古元老因为忽必烈受汉化而甚为不快,忽必烈却不以他们的想法为忤。公元1260年,在对阿里不哥的序幕战获胜时,忽必烈定年号为“中统”。蒙古原本没有年号,只以“鸡年”之类的方式表现而已。
——不得完全汉化,不可丧失蒙古尚武的风气。但既然统治汉地,必须融合汉地习俗,将其中的一部分纳为己有才行。
这是忽必烈的基本想法。
径行召开部族大会而被推戴为可汗的忽必烈,以大蒙古皇帝的名义,派遣国信使至南宋。被选派为国信使的是汉族人郝经。
“让我头痛的家伙来了……”
贾似道呢喃道。
郝经是曾经与他串通联合演出鄂州之战这场假戏的人,由于对方握有自己的弱点,贾似道因而视郝经为不速之客。
“这个人有很多问题,需要详细调查,先把他扣留起来再说。”
贾似道下了这道命令。
“扣留国信使,兹事体大,我们可以这样做吗?”
南宋也有要人以此为不妥。
“国信使是对方以此自称,是否为蒙古帝国正式的国信使,这一点有疑问。忽必烈说他被部族大会推戴为可汗,但阿里不哥不也做同样的宣言吗?我们大宋知道有两个人在以蒙古皇帝自称,其中到底以何者为真,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因此,在确定之前暂时扣留这所谓的国信使,不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吗?”贾似道说道。
忽必烈自鄂州撤退返回国都后,已使弟弟阿里不哥乖乖降伏,但海都的叛乱尚未平定。他暂时没有余裕对南宋用兵。
关于蒙古军自鄂州撤退一事,贾似道向朝廷报告的是“将之击退”。
南宋国都因此而沉醉在战胜气氛中。凯旋将军贾似道不久后便晋升为宰相。
另一个让贾似道鸿运当头的原因是,当时在杭州朝廷权倾一时的丁大全,已恶名昭彰到极点。继这个人之后就权势宝座的人,无论是谁都应该会受到喝彩。
北宋以来的理学传统,南宋时代也一脉相承。理学到南宋时代才由朱熹集大成,这便是所谓的“朱子学”,对日本的影响也既大且深,如果就官学而论,其余的学问甚至被视为异端。朱子学最重“大义名分”,其次是“尊王攘夷”。宋朝深受契丹之辽、女真之金以及蒙古之元的侵扰,对“夷”——异民族——的厌恶感,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朱子学“尊王道,贱霸道”的观念也非常强烈。打起仗来强或弱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能否实行王道,国家的所作所为是否合乎道义。
说得极端一些,行王道政治的结果,就算在武力上落败而导致国家灭亡,也不是一件可耻的事。
仗打得再好,领土扩张得再大,却没有行王道,这样的国家便应该受鄙视。
在这样的时代中,丁大全这个人却将理学所崇尚的高义践踏得不成模样。其实,换个角度来看,这个人或许可以说勇气十足。
说得简单一点,丁大全是个发迹主义者。为了个人的发迹,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理宗皇帝这时候正宠爱一位名叫阎贵妃的女性,丁大全成功地巴结这位贵妃。这是他发迹的开端。
进士及第——由这一点来看,丁大全的学问应该很不错。但他发迹的方法,在理学之徒的眼里是无法容忍的事情。
“那个家伙实在不像样!”
“那种人还能算是士大夫吗!?”
“以那样的人物为宰相,是国家的奇耻大辱!”
“皇上任那样的人专横,实在也不对……”
责难之声与日俱增。
而丁大全对这一切却泰然处之。只要手中握有权势就可以为所欲为——他持的是这样的骄傲心态。
这是每一个就权力宝座的人自然会有的态度。
一个名叫陈宜中的太学学生,列举丁大全的奸恶事实,提出弹劾案。
丁大全则以威权与之对抗。
陈宜中的上书是由以他为首的六个人联名的。
“这几个人结群成党,企图陷害身居枢要之位的人,以图自己晋升。这样的风气一旦兴起,对国家而言乃不祥之事。这班人应予严罚。”
丁大全对理宗如此进言。
“是吗……!?好,关于处罚事宜,任卿裁决吧!”理宗回答。
实际上,在丁大全进言之前,阎贵妃已对理宗说了不少学生们的坏话。
上书的六名学生不但被删除学籍,并且遭流刑处分。
在他们出发前往流刑之地时,国子祭酒、司业(大学教授)们衣冠束带为他们送行。
虽然这六个人被处流刑,但他们绝不是罪人——国子祭酒、司业们以送行时的礼服表达这一点。这样的行为,彻底表现理学之徒的风骨。
丁大全为之暴怒,在学校竖立起刻有如下几个字的石碑:
——诸生勿妄自议论国政。
实际上,这也是理学式的作风。
不过,一般大众却站在受迫害的这一边。不久后,丁大全家庭传出丑闻。人们传说,他染指甚为貌美的儿媳妇。
被处流刑六名学生的人气日益高涨,世人称他们为“六君子”。
宋代不分南北,学生一向有大谈国政的风气。
北宋末期,就是因为学生强烈主张强硬对金,政府因而不敢以低姿态与金周旋。这成了北宋灭亡的原因。
丁大全之所以弹劾学生,或许是在这个想法之下做的决定。
“今后还得与蒙古进行诸多外交折冲。在这种态势之下,千万不可因学生们硬直的书生论而出现误国之事。”
纵使受批评也非得压制学生的言论不可——这是丁大全的想法。
丁大全的前任者史嵩之,就是因为受到学生的反对而被解除宰相之职的,理由却是出奇的简单。
“史嵩之丧父而服丧期间未毕。辅佐天子者,必须以孝治天下,史嵩之无此资格。”
这是黄恺伯等一百四十名太学生联名的上书,尽管理宗对史嵩之甚为倚重,却不得不将他解职。
此外,还有都知事以杖刑处罚行恶事的学生,结果,学生们以“岂可污辱读圣人之书的学生”为理由而骚动起来,都知事也被迫辞职。
揆诸这些过去发生的事,丁大全对学生的制压手段,应该说是必要的措施才对。
尽管如此,名声扫地的丁大全还是在开庆元年(1259)被左迁至判镇江府。
由鄂州凯旋的贾似道,遂取代丁大全就任为宰相。过去为纨绔子弟(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的贾似道,作为政治家的表现似乎甚为卓越。
人气对政治家而言,自然非常重要——对于这一点,他知道得很清楚。举例来说,时常出入巷间、通达下情的他,常有观察侠客统率力的机会。
(最重要的是人气……没有人气就不能统治人民。)
贾似道于是在成为宰相后,立刻赦免被丁大全处以流放之罪的六名学生,让他们重返京城。
——六君子归来!
除了在鄂州击退蒙古军的凯旋将军的名气,现在更加上六君子的救星,贾似道当然因此而人气沸腾到极点。
赌博高手贾似道,的确是很能掌握人心的。
成为宰相的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增加教育预算,并且聘请有名的朱子学者到中央就任要职。动不动就起而骚动,并且弹劾政府高官,这是学生和学者常有的举动。如今,这两方人马都认为贾似道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了。
自己阵营的人纵使有些差错,也不会严加批判,这是人之常情。贾似道周边有朱子学者以顾问身份随侍,倘若学生批判贾似道,就等于是间接批判他身边的朱子学者。
贾似道以这个方法消除杂音,并且基于现实观点,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处理了许多事情。
(南宋的政治,一切不可忘记与蒙古的关系。)
这是他的信念。
军事力量、财政实力——这两方面非特别充实不可。
提高军事力量,应该由肃正军纪着手。
经历过鄂州之战的他,深知将军私自占有战利品以及浮报战费为己图利这些事实。众将军以为贾似道对这些行径懵懂无知。实际上,贾似道的奸智远胜于他们,他很快就看出诸将作弊的手法。
凯旋回京而就任为宰相后,他以大刀阔斧的手段处分了违纪的将军。
军纪因而大获整肃。
在充实财政实力上,他也实行了相当果敢的政策。
“我不喜欢做勉强之事,但不得已时还是会做。”
这是贾似道的口头禅。
如丁大全那样与学生正面冲突、弹压,这就是所谓的“做勉强之事”。贾似道也应该有话要对学生和学者说才对;然而他却以拉拢他们的手段,避免做出勉强之事。由于减少了政治批判,这一点起码使他的政治作为较易于推动。
但由于别无他途,必定也有非做勉强之事不可的时候。为了要确保对蒙古作战所需的军粮,政府过去采取的是“和籴”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在农民的协力之下,廉价购买米粮。说是协力,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手段。政府因而得以每年确保八百万石军粮。
这个方法当然颇受恶评。
贾似道废止了这个方法,改为“公田法”:二百亩以上的土地,由政府收购其三分之一。成为政府的土地之后,再向农民收取田租作为政府的收入,用以购买军粮。
对农民而言,这是和以前一样的作为,不过是将地主改为政府罢了。而其中,尤以廉价被收购土地的大地主最为不满。
如果说免不了会给一些人带来不满,那就让少数有钱人感觉不满。因为士兵都是农民出身的——这是贾似道的想法。 陈舜臣十八史略(共五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