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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八

　　人尚古衣冠

　　拟《文选》之题作文、作赋，以及拟古乐府之体作诗，是例行日课，有时午前作赋，有时午前作诗；午后则办另一体。夜课，则视次日是否随赵蕤入山采药而定。入山之行，通常三更天就得起身，寅末卯初方回；那么夜课就会短些，通常只就一本闲书，师徒二人杂说漫议一这是李白最能乐在其中的课程。

　　赵蕤所交代的这一部闲书，是一本没有题签、没有皮裹、甚至没有缝缀成册的书纸，尺半高、九寸宽，两寸多厚的一叠麻草纸，不过百余页。每纸大字四句，间杂双行小注，端楷手抄而成，满写一纸，复以细棉绳捆匝。

　　头一次赵蕤持书出示，放在难得一片敞亮晴朗的秋阳下曝晒，顺手便搁在读书台的边缘，若非李白眼明手快，几几乎就教一阵绕山风给吹落涧底。

　　这书是个残本，所残留的正文一共只有五百九十六句，二千三百八十四字。李白用了三四个时辰的工夫，便把它从头到尾背得通透，朗声诵过几遍，齿牙铿锵，声调爽健。然而那也只是默记而已，许多音字即使能读能识，却未必解意。须待赵蕤为他说解、分辨，有时赵蕤还会刻意与古人争理，将原先字里行间所寓含的教训，用他那一套“是曰非曰”彻底翻转，这正是李白最觉受益之处。

　　初读之日，李白曾经将全文重新抄录一过，移写在较小的、长宽不过数寸的纸幅上。于是他便拥有了自己的一本书。终其一生，无论游历、漂泊、历经离乱争逐，无论到任一所在，都随身携行，无时或置，从未扔弃。近四十年后，当涂县令李阳冰一一个较李白年幼的族叔一还看到这书，彼时书纸已经破碎如枯落之叶，李白犹时时捧之读之，以为病苦惆怅之中勉强得之的笑乐。

　　抄成之际，李白另制一锦绦，将小书捆缚停当，望着它出神一这书，还有个奇怪的名字，赵蕤叫它“兔园册子”，不消说，它也同相如台内室之中的近万卷藏书一样，是那贵家妇人给赵蕤留下的身家。赵蕤总这么说：“身家、身家，身外无家；而曰家不离身者，唯有积学而已矣。”

　　在李白看来，《兔园册子》似乎可以显示什么是积学，然而赵蕤却不同意，他认为这只是琐碎、零星、无着落的“知料”——赵蕤独创的一个语词；对赵蕤而言：“知料”犹如木竹金石、丝麻草谷之属，尚未经治理，甚至不能称之为“学”。

　　据闻此书为太宗皇帝与一王氏妃嫔所生之蒋王李恽的事功。国初，李恽于封邑兴建园林，号曰“兔园”，中有秘藏书卷之所，号为“册府”。李恽本人喜好谈今说古，遂召集了一批文士，由杜嗣先编纂，虞世南写订，原文三十卷、四十八门，皆是一则一则的四字对句，两句作排比，并同一韵，便于记诵。

　　比方说，叙述东汉时代的王充家贫无书而好学，便前往京师洛阳的书店翻阅，过目而成诵，乃以“王充阅市”标之；其对句则为事类相近的董仲舒。西汉经术大家董仲舒勤谨于学，曾经将窗帘门帘垂放下来，以免分心他鹜，前后三年“不观于园舍”，便以“董生下帷”约括之，诸如此类。这还只是题目。连缀起这些题目之外，每题之下另注以这些四字简语的本事。

　　蒋王李恽养士，颇有乃父昔年在秦王邸时罗致十八学士而充宏文馆的气魄。李恽以“册府”为名，即是以皇家藏书府库自居。另一方面，这部书原名就叫《兔园策》，似亦有意取法汉代刘向编著《战国策》命名的意味，有运用短篇史事为证，撮其旨归，连类丛集，也不无提供官僚们在议政时作为耳目之资的用途。至于“策”字之所以又写成“册”，似仍出于同音讹变的缘故。

　　然而，通晓学问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书，颇可以用之于广教化，启童蒙，而实在谈不上“道问学”。所以编成不久，即雕版印行，供天下士人教养少儿熟诵娴记，对于腹笥稍窘而又渴望在作品中呈现古雅格调的人来说，也算作诗作赋的利器了。

　　赵蕤用此书的方法与时人大不相同。他让李白将《兔园册子》背过一通之后，每于灯前月下，以质疑论难的方式，考核其思辨解悟。总是由赵蕤出题，其情往往如此：

　　“《册子》所载，禽鸟聚散有常无常，李郎可解乎？”

　　李白必须在片刻之内先辨识出此题在《兔园册子》之中的位置，这就得靠着平日再三再四、反复记忆之力。此时，他略一沉吟，想起全书中涉言禽鸟的句子只有四处。其一为“杨生黄雀”，小字注写的本事也出于汉代。

　　说的是弘农人杨宝，九岁时游华阴山，见一黄雀为猫头鹰所伤，跌落在树底下，不能飞翔，而为一群蝼蚁包围，势甚危殆。杨宝便将此雀携回，饲以清水黄花，百余日而痊可，毛羽丰成焕发，居然为宠物，晨出夜归，状如家人。忽一日，这黄雀竟然衔回了四枚白玉环，自言：本是西王母驾前蓬莱使者，不慎为恶禽所伤，蒙君相救，无以为报云云。最后，还说了几句祝福的话：“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公，当如此环。”后人乃以“衔环”作为报恩的代词。

　　还有一则南齐时代与沈约齐名的诗人、也是声律家周颙的故事，称“彦伦鹤怨”。史载：周颙，字彦伦，早年有一段时间曾经隐居于钟山。

　　这一番遁隐，多少也就是个以退为进的姿态；多年后果然让他接到朝廷敕书，征赴海盐出任县令。行前，他准备再游历一次钟山。这时山阴高士孔稚珪便写了一篇极尽雕琢瑰玮之能事的讽刺骈文，题曰《北山移文》，像是那山灵贴了告示，不许假隐者登临。

　　鹤怨，应出于原文的：“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独举，青松落阴，白云谁侣？礀石摧绝无与归，石径荒凉徒延伫。至于还飙入幕，写雾出楹，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

　　这两则故事都有禽鸟，却与禽鸟的聚散没有什么关系。能够与赵蕤之问义理相通的，只有一联对句：“朱博乌集，萧芝雉随。”分别摄用《汉书·朱博传》与《孝子传》的记载。

　　杜陵人朱博，幼时家贫，年少的时候担任地方小吏的亭长之官，以资历公勤而累迁，到了汉哀帝时，当上了光禄大夫、京兆尹，转大司空。方此之前，汉成帝时有一御史大夫何武忽发奇论，意欲返古，建立“三公”的制度，但是这样改制只便宜了何武本人，让他得以直接出任大司空，加官晋爵，一步而登天。

　　此举非但于其他的朝臣无补，横空冒出来的“三公”也与当时制度之内的原有官职不能融洽。从此，竟发生了怪事一御史府官房中一百多处井水尽皆枯涸，而御史府院中原本植栽柏树成行，其上有数以千计、朝飞夕至的乌鸦。说也奇怪，官常一改之后，乌鸦都不再来了。直到朱博受命为大司空，恢复旧制，井水复充盈满溢，连乌鸦也都回来了。

　　至于萧芝，故事比较简略，据说也曾经出仕，官拜尚书郎。萧芝得官的缘由就是孝顺父母。每当他乘舆出入，都有好几十只野鸡，在车前飞来飞去，声声鸣叫，有如喝道的仪仗一般。人传此事，谓为祥瑞，但是却没有人能解释：何以野鸡相随便是瑞征，而孝子得此瑞征又如何？

　　禽鸟聚散，与人事之离合是一样的，有理可循，也常不循理而动。李白更想起几个月之前在溪边路上的即目所见一那猛可从暮空之中打下的几声闷雷，引得狗吠鸡飞而山猿噪动，这本来是无常的机缘所生成。可是再一寻思，又觉得因雷鸣而发猿啼之间，物物相牵，环环相衔，无一不是因缘所致；而这因缘，又绝不能自外于天地之常道。李白推测赵蕤提“有常无常”之问的用意，还是要他根据“乌集”“雉随”的表象，说说他对“常道”的见解。

　　“禽鸟聚散有常理，而聚散不可测之以常理。”李白一面说着，一面观察着赵蕤眉开眼亮的神情，知道这一回破题破得不差，随即一发不可收拾地说下去，简直把答问当成一篇文章来作了：“朱博以三公之尊，并慈俭之德，复不敢为天下先；自贱至贵，食不兼味，案无三杯，然喜接士大夫，宾客满门，其趋事待人如是。固然以此而立，终亦因之而败……”一口气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了，不说了，凝视着赵蕤拈须沉思的模样。

　　“怎么不说下去？”赵蕤眼里泛着光，流露出罕见的期许和好奇。

　　“承神仙教诲，近日稍览史书，略知朱博事首尾。”李白慢条斯理地说道，“但不知日后朱博被诬，入以‘结信贵戚，背君向臣’之罪，竟至于含恨自裁之际，群乌安在？群乌若在，乃知物性有常，毋须附会德操；群乌若不在，则知物性无常，偶趋势利而已。”

　　这一席反驳的背后也有惨烈的故事。

　　西汉末季，哀帝有祖母定陶太后傅氏昭仪，原本是汉元帝妃嫔，位同侍妾。到汉哀帝即位，祖以孙贵，傅昭仪才得到正宫（太皇太后）的尊号。在争取称尊号的过程之中，太后曾经勾串她的堂弟孔乡侯傅晏，以“为皇帝立孝道”为口实，发起舆论。

　　当时的新任的京兆尹就是朱博，也成为傅晏网罗结交的对象。当时，朝堂上另有一批大臣则不主张为傅昭仪称尊号，这批人之中，有列爵高武侯官拜大司马的傅喜、丞相孔光，以及大司空师丹。一番争辩之后，大司空先免职，由朱博兼代。朱博连续上奏，以丞相孔光为“志在自守，不能忧国”；以傅喜为“至亲至尊，阿党大臣，无益政治”，一举又扳倒傅喜，他免了大司马的官，回到封爵之地一此之谓“就国”——也就是拔除了亲贵大臣的实权；而丞相孔光，也遭免为庶人。

　　此时的朱博可以说是势焰薰天，不可一世了。他身兼京兆尹、丞相、大司空，升赏为阳乡侯，食邑二千户一这已经超过体制一倍，为了表示恪守分际，朱博还刻意上书，坚辞归还多余的一千户食邑。据实事成理而言，朱博一无可以訾议之处。但是由于傅昭仪痛恨高武侯傅喜忒甚，并不以其罢去了朝中官职为满足，因为罢官之后，还可以“就国”，也就是亲赴封国之地，照样领有原本的爵禄。于是，傅昭仪透过傅晏的媒介，说服朱博进一步上奏，非削除傅喜的爵位不可。

　　朱博在这一宫廷斗争之中，为自己找到了说词：因为前任大司空一也就是首倡三公、变制入古的何武一也是在罢官之后免其封国的。前例其犹未远，朱博就援引了来，作为傅昭仪、傅晏一党迫害傅喜的工具。此事激起了剧烈的反挫，左将军彭宣等上奏控劾朱博：“亏损上恩，以结信贵戚，背君乡（即向）臣，倾乱政治，奸人之雄；附下罔上，为臣不忠不道。”朱博也终于因为这样的指控而被戮伏诛。李白之论，所本由此。

　　“噫——”赵蕤不禁感叹地点着头，却仍不肯善罢，道：“‘乌集’之说，反复陈词，堪知汝的确于史籍用功不少。不过，‘乌集’之无常尚不止于此。汝日日拟《文选》，居然当面错过耶？”

　　无论如何，在《兔园策》上的“朱博乌集，萧芝雉随”所言，似乎只是一种寄托在德行之下而能感通异类的能力。纵令典记所载之事属实，自兹而后数百年来，“雉随”已经成为称道人孝行的雅语；可是“乌集”的语意却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那是在朱博死后两百年的三国时代，曹操的从子曹冏有感于当局者不重用宗室，深忧国柄将落入外姓之手，就写了一篇《六代论》，纵论夏、商、周、秦、汉、魏六代兴亡盛衰，提出分封曹氏之议，以谋巩固本家，裁抑外姓。孰料当时摄政的大将军曹爽并没有接受这篇文章的建言，文章却因南朝梁代昭明太子《文选》的著录而流传于后世。

　　《六代论》对于秦朝的殄灭有一个判断，即是在制度上，将天下分辖于郡县，不能“割裂州国，分王子弟”。如此一来，皇室权柄就不能广泛为同姓子弟所维系，也正因为无法借由分封贵族“枝叶相扶，首尾为用”，导致日后终于为刘邦所乘。这篇《六代论》中形容刘邦开国的几句话十分动人：“故汉祖奋三尺之剑，驱乌集之众，五年之中而成帝业。”也就是从这样一篇知名的文章所缔造的一个知名的语句开始，“乌集”不再是呼应正人君子的祥瑞之兆，反而转成“乌合之众”的意思，这就与先前的“乌集”瑞兆之说极端冲突了。

　　“乌集雉随，无理可取。故萧芝之孝，无端无的；朱博之冤，非因非故。而汝得以复按史事源流因果，似乎已然能自在出入《兔园》矣！”赵蕤嘉勉了几句之后，仍然在李白的议论之上翻出一层，为这一次夜课作了结语：“不过，语中用意，最是无常，有甚于禽鸟聚散者，汝宜慎思。”

　　是在这一夜、这一刻，李白开始理解赵蕤让他背诵《兔园策》的居心，并不是按图索骥、因文就道，却是从那些极为简约的、有如诗偈的四字对偶联句之中，往复剔搜，借以翻转出与童蒙儿少之时所念之不忘、信之不疑的种种道理全然歧异、甚而对反的见解。换言之，赵蕤在这样的夜课里，培养了李白“学而不学”的根骨和器性。

　　李白之诗，常于首尾处互见冲突，后人常以“良由太白豪俊，语不甚择，集中往往有临时率然之句”按之，其实大谬不然一许多看似自相扞格的意念与情怀，正是这种纵横家挥矛弄盾的知见故习使然。用之于诗，岂能骤以“临时率然”诬之？ 大唐李白·少年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