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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懿公主见卓然神情庄重，并且有几分焦急，不由微微有些吃惊。赶紧将怀里的孩子交给了奶娘，然后跟着卓然来到了屋里，把房门关上。焦急的问道：“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卓然压低声音说道：“是苏轼，他出事了。都察院有人告他讥讽朝政，目无尊上，要定他的罪呢！”

　　明懿公主一听此言，不由大吃了一惊。因为他知道卓然跟苏轼是同僚，他来找自己，当然就是为了营救苏轼。

　　于是立刻说道：“夫君，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我一定帮忙。”

　　卓然点点头，说：“我需要你到皇宫去探听关于苏轼这桩案子的消息，特别是官家对这件事的态度和下一步的打算，然后随时告诉我。记住，不要说情。我不需要你去说情，你要去说会适得其反。会让官家对苏轼心生厌恶，觉得苏轼是贪生怕死，到处找人通关系。会对他的声誉造成损害，那到时候反而会帮了倒忙，你明白吗？”

　　明懿公主郑重点头，说道：“我知道了，我会只探听消息，而且也秘密进行。不让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

　　明懿公主收拾收拾，便立刻进皇宫去了。以探望母亲为名。

　　卓然实际上知道苏轼在这桩案子中有惊无险，他之所以安排明懿公主进皇宫打探消息，他是想知道这桩案子到底真实的情况是什么，苏轼肯定不会被杀，但是他后来是怎么摆脱困境的，是谁最终赦免了他，又是什么原因，这些在史书中记载得非常简略。

　　自己穿越到这来，对这个千古冤案文字狱的的确确充满了好奇，想探个究竟。同时出于帮忙角度，他不需要刻意的去扭曲历史，给苏轼找一个好的归属。相反，他不会去向宋神宗提任何建议，更不会去替他说情，那样同样适得其反。因为自己在宋神宗面前多次强调自己的中立地位。现在如果说情的话，就与最初所说大相径庭了。

　　自己最需要做的事情是安慰苏轼，让他不至于太过害怕惊慌。因为这段冤案卓然知道的细节，就是苏轼曾经为了怕连累自己的亲戚朋友，在押解他回京路过太湖边的时候，曾经想跳湖自杀。幸亏被人劝住了，说明他当时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

　　同时苏轼的家人也同样因为这件事异常的害怕，以至于将苏轼的文稿烧了个干干净净。因为苏轼的罪名是来自于他的诗篇和文章，留下这些书稿，一旦被御史台收了去，又会从里面翻出若干证据来。说明苏轼讥讽朝政，抨击新政，肆意污蔑新党和新法。触怒龙颜，到时候罪行可就更加严重了。

　　卓然很想把这些书搞都救下来，可是苏轼的家人并不在京城。他的妻子孩子跟着苏轼到湖州去了，他弟弟在南京当官，其他的家人都在蜀中。苏轼在京城的家中早就已经被御史台收了个干净，这次从他的家中又找到了不少的尚未传播于世的书稿，从中大肆扩大罪证。

　　卓然很心痛，苏轼的一些书稿就是在这场文字狱中被烧毁，未能传承下来。想必苏轼在经过这场劫难之后，也不会把那些被烧掉的书稿再恢复原样的。

　　卓然也没有插手这件案子，他不会像王显所说的那样，主动去找宋神宗，要求他的提刑院来审这个案子。那纯粹是王显病急乱投医，乱出主意。那样反而会把自己也连累了。

　　同时也会给宋神宗造成一个更加不好的印象，现在只有把苏轼置于孤立无援的地步，或许能够让本来就爱惜苏轼才能的宋神宗最终手下留情。当然，历史也是如此。

　　因此卓然实在没有必要去随意改变历史。因为如果加上了自己改变历史的力量，那历史的车轮会怎么转？谁也说不清楚。如果一旦不按照原先的轨迹行走，自己就无法预测未来的发展方向，那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

　　卓然只有等待，等待在需要的时候再介入。宋神宗没有主动把这个案子交给自己，而自己主动去揽事，不仅宋神宗不会答应。反而会猜忌自己是否袒护苏轼，那就是帮了倒忙。

　　等了将近一个月，终于传来消息。这一次又是驸马王显跑来找卓然，告诉他苏轼已经被押到了京城，关入了天牢。御史台以及在御史中丞王直的率领之下，落井下石，编制罪名，正在紧锣密鼓的想整死苏轼。

　　同时有些埋怨的问卓然，为什么没有把这个案子要过去？由提刑院来审。

　　卓然也没有告诉他这个想法，只是说道：“我想了半晌，提刑院的职责跟督察院不一样。如果提刑院去省督察院的案子，督察院的人会心存不满，名不正言不顺。不过放心吧，我已经想了其他办法，能够确保苏轼性命无碍。”

　　王显又惊又喜，忙低声问道：“是谁能做出如此担保？”

　　卓然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说道：“具体是谁就不说了，总之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苏轼绝对不会有事的。”

　　王显知道卓然不会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随意夸下海口。他既然能这么说，就一定是心头有了主意，不由得惊喜交加。说道：“若是如此，那就好。”

　　说着，便告辞走了。

　　卓然没有马上去探望苏轼。因为明懿公主从宫里传来的消息，说宋神宗对这桩案子非常重视，多次召集御史台的人询问案情进展，审查罪证。但是他一直没有表态具体该怎么办？

　　卓然知道宋神宗这明显是在做姿态，让满朝文武都知道，谁敢反对他的变法，苏轼就是榜样。即便是嘴巴上写诗搞文稿，口头反对抨击，贬低毁损都不行。他就是要用御史台这帮张牙舞爪的样子来造成一种心理上的政策，雷声大雨点小。最终会从轻发落，甚至不会免掉苏轼的官。

　　这也可以见到宋神宗高超的政治艺术，用这件事一方面达到了震慑那些旧党的目的。同时最终也给桀骜不驯的苏轼一个下马威，让他知道谁才是老大？

　　所以卓然决定找一个苏轼最需要心理安慰的时候再出现在他面前，这个时间就是调查的罪证都已经尘埃落定，找不到新的东西了。宋神宗让御史台开始准备作出判决，这种悬而未决的时候，才是苏轼心头最慌张的时候。那时候自己出现，或许对他有更大的帮助。

　　因为天牢不能是想去就去的，关在天牢的人，一般是不会被同意去探望的。也不会同意家属或者其他人去探望。所以现在卓然提出要求去探望，天牢的看守没有谁敢同意他进去见苏轼，肯定要求禀报宋神宗裁决。

　　而宋神宗是不会答应自己这个时候去见苏轼的，只有在宋神宗的敲山震鼓已经达到了他满意的效果。他决定借坡下驴的时候，才会同意自己的探望要求。甚至有可能还会把自己叫去询问意见。毕竟自己是提院的人，对案件的裁决有相当大的参考意义。

　　明懿在宫中探听案子的进展，可以说是神不知鬼不觉。案件发展得很快。

　　因为文人整文人，最知道从哪些地方找罪证。而这些罪证根本不需要像卓然那样尸体检验，调查询问到处寻找线索，摸底排查锁定嫌疑人。这些繁琐的经历都不需要。他们只需要坐在书房里头，把搜罗到的苏轼的书稿逐字逐句的推敲。以便从中找到讥讽朝政，目无尊上的罪证诗句就可以了。

　　有些诗句明显不是这个意思，也可以牵强附会。当然，事实上在五台史案中，御史台翻出来的所有的罪证，基本上苏轼都认可了，承认这些诗句中的确含有抨击新法的意思。有些诗明显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写的。

　　因为苏轼知道，整他的人也都是饱读诗书之辈。要在文字上耍手段，避重就轻，或者全盘否认，那基本上不可能过关。反而给宋神宗一个胡搅蛮缠，抵赖的坏印象。

　　苏轼现在已经完全放弃了。想的就是御史台怎么认，他就怎么认，争取有个好的态度。因为抨击朝政，他对新政心怀不满这一点，朝野上下无人不知。他是典型的旧党，是司马光一伙的，并且是领袖人物。如今人家从他诗篇中找罪证，他又如何用诗篇去否认呢？

　　最终的意见由御史台拿了出来，报到宋神宗那里去了。

　　明懿通过宫里的关系，看到了草拟的意见，赶紧报告卓然。御史台当真是下手狠毒，居然要判处苏轼处斩。卓然深深的感觉到，文人害文人同样也是下手何其毒也。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卓然立刻写了份奏折，要求自准许自己到天牢去探望苏轼。毕竟两人是同僚又是好友，其他话什么都不说，更没有说求情的话。

　　这事报上去之后，很快就得到了宋神宗的批复。而且只是个口谕，并没有纸面上的东西。叫了个传旨太监到提刑院告诉卓然可以去探望，说是宋神宗的口谕。也很简单，只说准许他去，没有更多的废话。也没有问卓然对这件事的态度。

　　卓然带了一坛好酒来到了天牢。 刑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