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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回去了二十年

　　零碎的爆竹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听到窗子外面有一苍老的声音骂道：“这些猴儿崽子，开的什么穷心？年过了这多天，还直放麻雷子二踢角，这年过得有什么痛快。东三省闹土匪，直隶闹蝗虫，黄河闹水灾，煤面全涨钱。这大杂院里，除了张先生，也没有谁做官，哪里来的这么些个容易钱，到了初五六，还直让小孩子过年？”

　　最后几句话，把我惊醒了。正是我新近在北京农商部当了一名小办事员，大小是个官了。睁着眼睛一看，墙上挂着的月份牌，上面大书中华民国八年阳历二月，阴历正月。正是这大杂院里这位卖切糕的街坊大胡子骂得痛快，我该到部了，怎么还睡觉？

　　于是匆匆起床，将白泥炉子上放的隔夜水壶，倒着漱洗过了。头上戴了兜头线帽，围了一条破毡子旧围巾儿，锁门就走。

　　当个小办事员的人，决没钱买大衣。北京这地方又冷，不这么穿着不行。

　　出得门来，这冷僻胡同里的积雪，依然堆着尺来厚，脚在雪上踏着，唏唆作响。那西北风像刀割似的迎面吹过，把人家屋脊上的积雪刮了下来，临空一卷，卷成个白雾团子，然后向人扑来。任是围了破毡子，那碎雪还向衣领子里钻了来。我虽穿了一件天桥收来的老羊皮，不觉还打了两个冷战，鼻子出来的气，透过了兜帽的窟窿，像是馒头出笼屉，热气上冒。沿了鼻孔的一转帽沿。都让气冲湿了。心想：不过为了三十块钱的薪水，冒了这种风雪去办公，实在辛苦。

　　正想着，一辆汽车自身后追了上来，把地面上的雪烂泥浆，溅了起来，汽车两边就飞起了两排泥雨，溅了我一身的泥点。汽车过去了能奈它何？由那车后身窗子里望去，一对男女厮搂着，头挤在一起。那汽车号码是自用六零六，巧了，这就是我们总长坐着办公的车。不用说，车上那个男人是我上司赖大元总长。慢说我一个走路的人，追不上汽车去讲理，就算追得上，难道我还敢和总长去辨是非不成？

　　叹了一口气，只好挨着人家墙脚，慢慢走到部。

　　我们这农商部，在北京是闲衙门。闲的程度，略好于教育部而已。门口站的那两个卫警，夹了一支旧来福步枪在胁下，冷得只做开跑步走。我向传达室一看，那传达正在走廊下笼白炉子的火。他窗户上放了一架小闹钟，已到十点了。院子里除了满地积雪，并无别的象征。

　　那些花木，由雪堆里撑出枝枝桠桠的树枝，上面还堆了积雪，在高屋檐下，一点也不见响动，走廊地上倒有十几个小麻雀，见人来了，轰的一声飞向屋檐上，这不像衙门，像座庙了。

　　我是矿务司第一课的办事员，直走到东向角落的五进院子，才是我们的办公处。

　　北屋五大间是司长室，正中堂屋会客室。西面是第一科，科长在外面一间屋子里，几个科员也在那里列着桌子，我和另一个办事同三个录事，就缩在另一小屋子里。矿务司有个特别好处，尽管市面上煤卖到二十多元一吨，大同、石家庄两处的红煤，我们依然可以特殊便利一下，所以每间屋子里都把铁炉子生着火。这年头虽不像北京饭店有热气管子，所谓屋子里笼“洋炉子”，也就是人间天堂了。

　　掀开棉布帘子进了屋，早是满座生春，正中大屋铁炉子边站着两位茶房，烘火闲话，谈正月初一，和了个三元。看我进来，睬也不睬。我摘了帽子，解了围巾，掀帘进了第一课。铁炉子上放了一把白铁壶，水沸得正沙沙作响，壶嘴里向外冒汽。院子里的堆雪，由玻璃窗上反映进光来。科长陶菊圃是位老公事，他向例来得早。这时，在玻璃窗下写字台上，摊了一本木版大字《三国演义》，架上老花眼镜，看得入神。茶房早已给他斟一杯好香片茶，热气腾腾，放在面前了，陶科长虽然年纪大，炉子里的火生得太热，穿来的皮袍大衣，都已挂在衣架上。只穿了一件存在部里的旧湖绘棉袍子。

　　照例，小办事员和录事见了科长，得深深一鞠躬拜年。但我是新出学校的青年，这个恭维劲儿做不出来。好正是旧历年，行旧礼吧。因之两手捧了帽子和围脖，乱拱了几个揖。口里连称：“科长，新禧新禧！”陶科长两手捧下眼镜，向我点个头，又去看刘备三顾茅庐了。这屋子里除了科长，并无第二个人。那边小屋子是我们自己的园地了。同事们都比我早来了。两个录事，已在誊写公事。另一个录事和一个小办事员，在屋角里的小桌子上下象棋，我一进门，这两位同事，透着气味相投，一齐站了起来，拱手道着新禧。

　　我挂起围脖和帽子，问另一位办事员李君：“有什么公事办吗？”李君道：“没有什么公事，司长有一个星期没交下重要公事了。写的这两件公事，是阴历年前留下来的。”他口里说着，眼睛正是对了象棋出神。对方来了一个当头炮，挂角马，他正在想法解除这个难关。我也就不问他的话了，跟着坐下看棋。隔壁屋子里一阵乱，几位科员来了，全都向陶科长一鞠躬。尤其是一位二等科员范君，态度恭敬。马褂套着长袍，两手垂直袖子，站在陶科长面前，笑道：“正月初一，我到陶科长公馆去拜过年的。”陶科长道：“失迎失迎，孩子们闹着去逛厂甸。”范科员道：“回头我又到沈司长家里去了。沈司长太客气，留着我在他身后看牌，又是茶叶蛋，又是猪油年糕，只管拿点心待客，我还替他出主意，和了个断么平带不求人，不声不响的和个三番。”

　　陶科长笑了一笑，似乎记起一件事，走出屋子去了，立刻这屋子里热闹起来。一位科员佟君，首先放肆着。在报架上将当天的报放在公事桌上，笑问道：“老范啦，八小姐那里去过没有？喂！今天晚上好戏有《打樱桃》，又有前本《海会寺》，包个厢，到小房子里去约了八小姐来听戏吧？大家也好见个面儿。”范君也拿一份报回到公事桌上去看着，笑道：“谈八小姐呢，去年几乎过不了年。还是老马好，办自由恋爱，比我们这在胡同里胡闹的人经济得多，他还是一到部就写信。”

　　在他的对面桌上，有一位二等科员马君，拿一叠公用信笺放在桌上，抽起一张信笔瞎写。其实他不是写爱情信，是作篇剧评，要投到一家小报去登起来，题目是《新春三日观剧记》。正在谈论着，一位胡君进来了，在屋里的人都向他道着新禧。他是次长面前的红人，虽未能取陶科长而代之，但在本科，也可算位副科长了。他一面脱着皮大衣，一面问道：“科长没来吗？”

　　外面两位不理我的茶房，这时一齐跟着进来，一个接着獭皮帽子和大衣，一个又打着手巾把送将上来。佟君道：“科长早来了，刚出去。”胡君在衣袋里取出一支雪茄，咬了头子，衔在口里，那打手巾把子的茶房，便擦了一支火柴，来替他点着烟。他喷了一口烟，两指头夹了一支雪茄，高高举起来笑道：“我告诉诸位一件极有趣的事。我打了这多年的扑克，从来没有拿过同花顺，这次新年，可让我碰着了。花是黑桃子，点数是八、九、十、十一、十二，达到最高纪录，只差两张牌而已。”在屋子里的科员，全部轰然一声。

　　胡先生站在屋子中间精神抖擞，笑道：“这还不算，最有趣的，同场的人有一个人换到了红桃子同花和爱斯富而好，这两位仁兄拚命的累斯，一直加到一百多元，还是我告诉他们，不必再拚命，翻开牌来，我是要贺钱的。连赢带收和贺，一牌捞了个小二百元。”说着，口里衔了雪茄，两手连拍一阵。当时陶科长进来了，那些科员不便作声。只有这位胡科员来头大，并不介意，依然在屋子中间说笑着。陶科长笑道：“胡兄如此高兴，必有得意之作。”胡君连笑带比，又叙了一番。

　　我们这屋子里，显然又是一个阶级，那边尽管笑声沸天，我们这边，决不敢应他们一个字的腔。约十分钟，那位向科长作九十度鞠躬的范君走过我们这边来，我们也向他恭贺新禧。有的点头，有的拱手。因为他的阶级究竟还支配不了我们的饭碗，所以并没有人向他作九十度的鞠躬。然而他也无求于我们，只是微笑着点了两点下巴。我们有点瞧他不起，借着在桌子抽屉里找稿件，没有和他打招呼，他走过我面前时，恶狠狠的瞪了我一眼。但我没有和他贺新禧的义务，他也就过那边去了。

　　这时，那边屋子，又来了几位科员，我们这边，也增加了两名办事员。这两名办事员，一位是司长的小舅子，年纪十八岁，一个月也不到部一次，今天大概是为了春节假后的第一天，也来画个到。另一名是次长的堂叔，已经有六十多岁了，他来是常来的，来了照例不做事，科长向来也没有交过一件公事他办。他以为，侄身居次长，只给他一个起码官做，十分牢骚，常把他一口的家乡土话低声骂人。今天大概年酒喝得太多了，面变紫红，白色胡须桩子，由红皮肤里冒出来，又露出一口长牙，真不大雅观。

　　这两边屋子里，大小官员二十余人，各部坐着一个位子，或者用公用信笺写信，或者看报，或者口里衔了烟卷，眼睛望了天花板出神。比较坐得近一些的人，就喝着部里预备下的香片茶，轻轻的谈着麻雀经，其间有两个比较高明的，却是拿了报上的材料，议论国内时局。我们这边两位录事，将交下的公事写完了，到隔壁屋子里去呈给科长。今天也算打破了纪录，学着隔壁屋子里的科员，无事可做，我们也来谈谈天，忽然外面有人喊着“总长到，总长到！”立刻我们两间屋子里的空气，都紧张起来，这就是在北京做大官一点儿滋味。到了衙门里，便有茶房到各司科去吆喝着。那科长听了这话，立刻把老花眼镜取下，将衣架上马褂摘来穿起。外面屋子的茶房打了一个热手巾把进来，捧给陶科长擦脸。他接过手巾，随便在脸上摸了两摸，打开抽屉，取出几件公事，两手捧着走了。

　　这次科长离开，我们这两间屋子里谈话的声音，不是上次那样高，但胡科长还是神气十足，谈那打扑克的事。约摸有半小时，陶科长回来了，向大家点头道：“头儿走了，说是这两天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下午可以不来，下星期照常。”大家听说，轰然一声，表示欢喜，科长在身上掏出钥匙，把抽屉锁了，茶房已知道他要走，立刻取了皮大衣来给他加上。几位出色的科员，也不必彼此招呼，都去穿大衣。科长走了，范君首先高声叫起来道：“喂！下午来八圈吧？”佟君道：“不，今儿好戏，小梅和小楼合演《霸王别姬》，马上叫人去定两个座儿。”马君道：“老佟，你猜猜小余为什么不和杨梅合作？”大家谈笑着戏的消息，一窝蜂的走了。我们这屋子里的人，也回走了。只有我和一个李录事，因一盘象棋没下完，还在屋子里。

　　那个姓王的茶房回过头来，向里张望一下谈笑着道：“该走了。”另一个姓巴的茶房在外面屋里，整理零碎东西，答道：“忙什么？这屋子里暖和，多坐一会儿，家里可以省几斤煤球。”王茶房道：“可没了好香片。坐久了暖屋子，怪渴的。”我听了这话，推开象棋盘，便站起来，瞪了王茶房道：“你奚落我做什么？我们多坐一会也不碍你什么事。”王茶房道：“怎么不碍我们的事？你不走，我们不能锁门，丢了东西，谁负责任？”我喝道：“你说话，少放肆。难道我们当小办事员的人，会偷部里的东西吗？”巴茶房道：“你不打听打听，商务司第三科，前天丢了一件皮大衣。一个姓杨的录事，有很大的嫌疑。”他正收拾科长桌上的东西，仰着脸对了我们。

　　李录事跳上前，就向他脑后打了一个耳光，骂道：“混蛋。你指着和尚骂秃驴。”巴茶房掉转身来，就要回手，我立刻把李录事拉走。巴茶房追过来时，我们已到院子里走廊上了，他只好在屋门口大骂。我陪李录事到了衙门口，埋怨他道：“你不该打那东西，他是陶科长的红人，明天和你告上一状，你受不了。”李录事红着脸道：“二十块钱的事情哪里就找不到？我不干了。张先生，只是怕连累着你。”我笑道：“不要紧，我也看这二十块钱的位置，等于讨饭。不然，我也不会在部里满不在乎。果然那小子到科长面前挑拨是非的话，我就到广东去。那里空气新鲜，我还年轻，有机会还去读两年书呢。”

　　我们分手回家，但我心里，始终是替李录事为难的。他一家五口，就靠这二十元的薪水，果然丢了饭碗，那怎么是好呢？我想着明早到部，却是一个难关。不想当这晚我在灯下一人吃饭的时候，李录事一头高兴跑进来，向我拱手道：“恭喜恭喜！”我起身相迎，倒有些愕然，以为他是把话倒过来说。我让他坐下，拿起炉子边放的一把紫泥壶。斟了一杯热茶，放在桌子上，笑道：“请喝一点，冲冲寒气。在这腐败的政府下，好是做社会上一个寄生虫。不好却少不了做一个二十世纪的亡国奴。中山先生在广东组织革命政府，前途是大有希望的。我们一块儿到广东去吧。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哪怕是当一个叫化子呢，总比在这里看茶房的眼色强多了。”李录事笑道：“我不开玩笑，我真有办法了，你也有办法了。”我且坐着，扶起筷子来。他按住我的手道：“我们一块吃羊肉涮锅子去，我请你。”我道：“你中了慈善奖券？要不，怎么半下午工夫，你就有了办法了呢？”李录事笑道：“说起来话长。这事太痛快了。在这里说出来，怪可惜的。咱们到羊肉馆子里，一吃一喝，炉子边热烘烘的，谈起来一高兴，还可以多喝两盅。走走，别错过机会。”

　　我听他说得这样有分寸，果然就收拾了碗，和他一路到羊肉馆子里去。在馆子里找了一个僻静一点的雅座，要了酒菜，我是等不及他开口，又追着问了。李君因为我不会喝酒，自斟了一杯白干，一仰脖子喝了。然后手按了酒杯，隔着羊肉锅子，向我笑道：“人家都说我们总长是个癫头龟，可是他几位少爷小姐都是时髦透顶的文明人儿。他二少爷和大小姐有点儿戏迷，你是知道的。”我说：“这个我倒不知道。我只听说，他大少爷会兼差，现在共有三十六个差事。上由国务院，下到直隶省统税局，他都挂上一个名。二少爷爱玩汽车，一个人有三四辆车子。大小姐喜欢跑天津、上海，二小姐会跳舞，家里请了一个外国人教打钢琴。”

　　李君笑道：“他们家里有的是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就只喜欢一样能了事吗？”我见羊肉锅子里热气腾腾，炭火熊熊的映着李君脸上通红，知道他心里十分高兴，便不拦阻他的话锋，由他说了下去。他夹了一块红白相衬的肥瘦羊肉，送到暖锅子涮着，眼望了我笑道：“到今日，才知道爱玩也有爱玩儿的好处。我一把胡琴，足拉了二十年，在北京，拉胡琴的人遍地全是，我不敢说好。不过什么人的腔调，我都能学两句。去年年底，吴次长家里堂会，我去拉过一出《女起解》。巧啦，赖二位小姐就在场听着。她听人说那个拉胡琴的，就是农商部的录事，就记下了。今天我由部里出来，程秘书在马车上看到我，就把我带到赖公馆去，这位小姐，原是不便和我小录事请教，拉了二少爷一路，把我叫到内客室闲话。二少爷做一个考官的样子，先口试我了一阵，然后拿出胡琴来，让我拉了两出戏。

　　二小姐原是坐在一边监场的，听久了胡琴，她就嗓子痒痒，我又给她拉了两出戏。她有几处使腔不对，我就说二小姐这样唱得很好。另外有一个唱法，是这样唱的，于是我就唱给她听。她兄妹都高兴极了，留着我混了两三个钟头。后来二少爷拿出一张字纸给我看，是总长下的条子，上面说：‘李行时着派在秘书上办事。’条子是总长的亲笔，我认得的，而且二少爷当我的面，把条子交给程秘书了。”我呀了一声，笑道：“恭喜恭喜，李秘书。”他笑道：“还有啦，二小姐让我一捧场，高兴极了，进上房去拿出皮包，顺手一掏，就摸出了五张十元钞票，说是给我当车钱。天爷！我长了三十岁，没听说坐车要这么些个钱。”我笑道：“朋友，莫怪我说你眼孔小。赖二小姐有次到上海去吃一个同学的喜酒，却挂了一辆北宁津浦沪宁三路联运专车。把那趟车钱给你，够吃一辈子的了。”

　　李君笑道：“虽然那么说，可是在我这一方面，总是一件新鲜事儿。年过穷了，我这几天正愁着过不过去，这一下子够他们乐几天的了。”他说时，透着高兴，右手在锅子里夹起羊肉向嘴里送，左手端起杯子，只等嘴里腾出地位来。我笑道：“不必喝酒了，吃完了还不到八点钟，请我听戏去吧。”他道：“听戏算什么，明日准奉陪。不过今天晚上还另有一件事相烦，二爷说，他九点钟在德国饭店等我，也许要带我到一个地方去拉胡琴。”我道：“你去就是了，这干我什么事呢？”他笑了，映着火炉子的红光，见他脸上很有点儿红晕，便道：“我当然愿意朋友好，你有什么非我不可的事，尽管说。”他笑道：“咱们哥儿俩，没话不说。德国饭店，全是外国人来来往往的地方，让我去找人，我有点儿怯。你什么都不含糊，可不可以送我进去？”

　　我笑道：“大概不是为这个，今晚上也不忙请我吃涮锅子，我没什么，陪你去。可是赖二爷见着我，他要问你为什么带个人来呢？”李君道：“我虽没到过外国馆子。我想，总也有个雅座，你送我到雅座门口就行了。”我看他是真有点儿怯场，人家第一次派这位秘书上办事，别让他栽了。于是含笑答应，陪着他吃完了饭，慢慢的走到德国饭店，在餐馆的门口，玻璃架子的外国字招牌，电灯映着雪亮。这雪亮的灯光，更加重李君的胆怯。只管放慢步子，我便只好走前了。到了三门，经过存衣室门口，我们既无大衣，也无皮帽，本也不必在这门边走。我无意中一低头，地面上有一线光亮射来。仔细看时，却是地毯上有一点银光。相距不远，我弯腰拾起来一看，我心里却是一阵乱跳。正是一只白金钻石戒指，看那钻石，大过豌豆，决不下一千元的价值，我下意识地便向衣袋里塞着，而那只手还不肯拿出来，我又怕李君看到了，却赶快走了两步。这里是饭厅，角落里几位音乐师，正奏着钢琴，满厅几十张桌子，全都满了。我到了这中外人士汇集的地方，总要顾些体貌，不能闯到人丛里找人，只好站了一站、不想这位李秘书比我更怯，竟是又退回二门去了。我见他不在身边，把钻戒又掏出来看了一看，光莹夺目，绝是真的。但我心里立刻转了一个念头，二十来岁的青年，难道就让这一样东西，玷污了我的清白吗？我决定宣布出来。见有一个茶房经过，便道：“喂！我捡着了一点东西，你们顾客里面，有人寻找失物吗？”

　　那茶房向我周身看看，见我穿件灰布老羊皮，便淡淡的问道：“你捡着什么？”我说：“我怎么能宣布呢？若宣布出来了，全座吃饭的人，有一大半会是失主。”那茶房听我的话不受听，竟自走了。我踌躇了一会，觉得所站的地方，虽与食堂隔了一座大玻璃门，究竟是来往孔道，只好又向外走。口里自言自语的道：我登报找失主吧。这笔广告费，不怕失主不承认。身后忽然有人轻轻的道：“先生，你捡着一样贵重的东西吗？”我看时，是一位穿西装的汉子，胁下夹了一个大皮包，我便点点头道：“是的，我捡了一样东西。失主若说对了，当了公证人或者警察，我就把东西还他。”

　　说到这里，又近了二门存衣室门口，李君迎上来笑道：“老张，怎样不带我进去？”他说时，在袋里掏出一方新制的白手娟只管擦脸上的汗。我笑道：“我的怯兄，你……”那西装人道：“呵！李秘书，你来了，二爷正让我找你呢。”李君这才放出笑容，替我介绍着这是赖公馆的二爷跟前胡爷。我这才晓得他是一个听差，竟比我们阔多了。胡听差笑道：“哈哈，都是自己人。我刚才听到张先生向茶房打招呼拴着东西，我就跟了来的。张先生捡着的东西，是不是很小的玩意儿？”我笑道：“胡爷，对不起，我不能宣布是什么，不过，我可告诉一点消息，是很贵重的。要是不贵重，我也不必有这一番做作了。”胡听差笑道：“那准对，好了，好了，可轻了我一场累，请你二位等一会儿。”说毕，也就走了。不一会工夫，他由里面笑嘻嘻的出来，向我两人招着手道：“二爷请你二位进去说话。”

　　于是他在前引路，我们随后跟着，在食堂左角，一间小屋子里，见赖大元的二少爷二小姐，和另外一对男女在吃大菜，屋子门口，还树起了一架四折绿绸屏风，外面看不到里面的。赖二爷坐在大餐桌的上首，面对了屏风，我一进门，就先接近了他。他穿了一套紫呢西服，头发油刷得像乌缎子一样，只他那下阔上尖的窝窝头面孔，有点不衬。他左手拿叉，右手拿刀，正在切盘子里的牛排，却回转脸来，将刀尖指着我问了那听差道：“就是他捡着东西？”我看他这种样子，先有三分不顺眼，就站在屏风角不作声，胡听差道：“张先生，这是我们二爷。”李君站在我的身后，也轻轻的叫了一声二爷，二小姐，不知不觉的微鞠了一个躬。赖二又向我望了一望，问道：“你抬着了什么？”我道：“二爷，对不起，我不能先说。”左首坐的一个绿色西装少年，雪白的长方面孔，有些像程砚秋，挨了二小姐坐着。他点了头道：“对的，二爷，我们得先说出来。”

　　赖二将叉子叉了一块牛排，塞到嘴里去咀嚼着，然后把叉子指着我道：“我丢了一个白金钻石戒指，戒指里面，刻了有KLK三个英文字母，你说对不对？”我道：“不错，拾着一个钻石戒指。不过有没有三个英文字母，我还不知道，等我拿出来看。”于是在衣袋里把戒指掏出来，在灯光下照了一照，果然有那么三个字母。赖二不等我说什么，在衣袋里掏出一只绿绸锦盒来，放在桌子上，笑道：“你看看是这盒子装的。”我拿起盒子来，掀开盒子盖，里面蓝绒里子有个凹的印子，把戒指放下去，恰好相合。因道：“对了，赖先生，这戒指是你的，你拿去吧。你是体面人，我信得过你，不用另找人来证明了。”我把盒子递在他手上，转身就要走。赖二站起身来，将刀子点了我道：“你说，你要多少报酬？实对你说，我这戒指只值三千块钱，不算什么。不过，我是送这位高小姐的。”

　　说着，向在座的一位红衣女郎点头笑了一笑。接着道：“寻回来了，完了我一个心愿。我很高兴，愿意谢你一下。”我道：“东西是赖先生的，交给赖先生就算完了，我不要报酬。”赖二指着胡听差道：“你把他拉着，我这就……”说时，放下刀叉，在衣袋里取出支票簿和自来水笔，就站在桌角边弯腰开了一张英文支票，撕下来交给胡听差道：“你给他，这是一千块钱的支票。今天的日期，明天银行一开门，他就可以去拿。”我道：“赖先生，你不用客气。假使我要开你一干块钱，我拿这戒指去换了，不更会多得一些钱吗？”赖二伸手搔了几搔头发，向我周身看看，沉吟着道：“看你这样子，光景也不会好。”那个穿红衣服的女郎微笑道：“他不要钱，你应当明白他的用意。”赖二点点头道：“是了是了。”将一个食指点了我道：“你姓什么？干什么的？进过学校没有？”

　　我看他这样子，自觉头发缝里有点出火，便笑道：“实不相瞒，我父亲是个百万财主，近几年来败光了。当年我有一个好老子没念过书。如今穷了，什么也不会干。”胡听差和李君听了这话，只管向我瞪眼。赖二笑道：“怪不得你不在乎，原来你也是少爷出身。”二小姐大概是多喝了一点酒，脸红红的，斜靠了那个像程砚秋的男子坐着，微斜了眼道：“二哥，你这点麻糊劲儿太像爸爸。刚才小胡不是说了，他姓张，也在部里当个小办事员吗？”赖二啊了一声，见胡听差手上还拿了那张一千元的支票，因道：“那末，那一千块钱你去兑了吧。江苏王鸿记裁缝，和高小姐做的几件衣服，都很好。七百块钱，算衣料手工。另外三百块钱赏给那个做衣服的伙计算酒钱。”胡听差答应了一声是。赖二爷道：“呵！李秘书怎么来了？”李君向前一步，哈了一哈腰儿。二小姐笑道：“二哥，你看，你什么事这样神魂颠倒的？你不是叫他来一路到高小姐家里吊嗓子去吗？”赖二笑道：“我这样说了吗？现在我们要到北京饭店跳舞，这事不谈了。可是我没有一定的主张。小胡，你那里拿拾块钱出来，带他们去吃小馆儿。”

　　我听了这话，不用他多说，我先走了。出大门不多远，李君追了上来，一路叫着老张老张！我停住脚问时，他道：“你这人是怎么了？你临走也不向二爷告辞一声。”我笑道：“我退还了他三千块钱的东西，他没有说一声请坐。不是拿刀子点着我，就是把叉子指着我。我并非他家的奴才，怎样能受这种侮辱？”我很兴奋的说着，说了之后，又有一点后悔，这话透着有一点讽刺李君，他倒不在意。承他的好意，替我雇了一乘人力车，把车钱也付了，送我回家。到了次日早上，我心里为难着一个问题，不易解决，科里两个茶房，和我们捣乱过，今天未必忘了。虽然打那个姓巴的，是李君的事，他未必忘了我是同党。好在李君已是秘书上办事的身分了，料这茶房也不奈他何。且挨到九点钟，等陶科长到了部，我才去。意思是有管头，茶房就不敢放肆了。

　　到了科里，两个茶房，果然鼓着脸，瞪了眼望着我。姓王的当我掀帘子进科长室的时候，他轻轻的道：“那个姓李的没来，等那姓李的来了，我们再说话。”我听了，知道这两个东西，一定要在陶科长面前和我捣乱，三十块钱的饭碗，显然是有点摇动了。我先坐在办公室里，翻了一张日报看，忽然陶科长以下，一大批人拥到屋子里来，我倒吓了一跳，立刻站起身来。陶科长满脸欣慕的样子，向我拱拱手笑道：“张先生，电话，总长夫人打来的。”我愕然道：“什么？总长夫人打电话给我？”科长道：“你快去接电话吧，总长夫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我见他如郑重的报告，不能不信，便到外面屋子来接电话。

　　我刚才拿了电话机，放到耳朵边，只喂了一声，那边一个操南方官话的妇人声音，就一连串的问了我的姓名职业。接着道：“我是赖夫人。昨晚上我们二少爷二小姐回来说，你捡了钻石戒指归还原主，你这人不错。二爷说，要提拔你一下，给你一个好些的差事。我已经和总长说了，也派你在秘书上办事，照荐任秘书支薪水。以后要好好的办事，知道吗？”

　　我真没想到总长夫人会在半天云里撒下这一段好消息。我既高兴，我又久闻赖老虎的威名，喜惧交集，什么答复不出。干了几个月官，这算也学到了小官对大官那种仪节，半弯了腰，对着电话机子，连说是是……是是……最后那边又说了，没话了，你好好干罢，电话便挂上了。我放下电话耳机，我才知道环在我身后，站了一圈人。

　　我平常自负三分傲骨，现在接着夫人的电话，我就这样手脚无措，心里一惭愧，不免脸上跟着红晕了起来。可是这些人毫不觉得我这态度是不对的，一齐笑嘻嘻的望着我。陶科长问道：“原来赖夫人认识张先生。”我笑道：“实在不认识。夫人说，把我调到秘书上办事，先通知我一声。”陶科长立刻向我拱了几下手道：“恭喜恭喜。”陶科长一说恭喜，全科人一齐围着我恭喜，那范科员握住我的手道：“张兄，我早就说过，翻过年来，你气色太好，今年一定要交好运。我的话如何？”

　　我心想，我并没有听到你这样对我说过。但我在高兴之时，口里也就说着果然果然。范君笑道：“既然如此，要请客才对。”我还不曾答应，那位胡科员叫道：“不，不，我们公宴。”我笑道：“各位且慢替我高兴，虽然赖夫人有了这样一个电话，可是在总长的条子没有下来以前，还得等一等。”陶科长也道：“等什么呢？赖夫人一句话，等于赖总长下过十张条子。”于是全科人都笑了。

　　不到一小时，赖总长也来了。陶科长带了公事回科，老远的就向我拱了手道：“恭喜恭喜，条子已经下来了。我们这科，大概是交了运，不但是张先生发表了秘书上办事，这里的李先生也同时发表了。一日之间，我们这里有两个人破格任用，大可庆祝，我请客，我请客。尤其是张先生这个职务是夫人提拔的，非同等闲。不用说，一两月后，就可以升任正式秘书的。”

　　我见全科人恭维我，穷小子走进了镜子店，只觉满眼是穷小子，忘了我自己。范君送过一盒大炮台烟卷来，请我吸烟。我吸着烟昂头出神，姓巴的茶房进来，向我请了一个安。笑道：“张秘书，给你道喜。”我也一律尽释前嫌，因道：“昨天的事，你不必介意，李先生脾气不好。”巴茶房笑道：“你说这话，我可站不住。李秘书教训我，还不是对的吗？”说着王茶房捧了碟子托的茶杯来，里面是陶科长喝的，二毛一两香片，恭恭敬敬递到我的桌上。不一会李君来了，自然又是一阵乱。

　　下午散值以后，陶科长和同事们没等我和李君回家，就把我们拖到东安市场的广东馆子吃边炉。八时以后，满街灯火，坐着人力车回家。可是一进大杂院，我就有一个新感想，身为农商部秘书上办事，每日和总长接近，教我回家来，同卖切糕的王裁缝李鞋匠一块儿打伙儿，这透着不成话。同事知道了，岂不要讪笑我？赶快找房子搬家。黑暗中王裁缝叫道：“张先生回来了，恭喜呀！”我高声道：“你们知道我当秘书了？我告诉你们，天下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我不能永久倒霉。许多人想走赖夫人这条路子，花钱受气，总走不通，你瞧，我这里可是肥猪拱庙门，他自来。”喂！罪过，怎好把赖夫人比肥猪。

　　我得意忘形，见屋子里点了灯，也忘了门锁过没有，一脚把门踢开，笑道：“秘书回来了，赖夫人身边……”我话未了，只见死去的祖父拿了马鞭，我父亲拿了板子，还有教我念通了国文的萧老先生拿了戒尺，一齐站在屋里。我祖父喝道：“我家屡世清白，人号义门，你今天作了裙带衣冠，辱没先人，辜负师傅，不自愧死，还得意洋洋。你说，你该打多少？”

　　我慌了，我记起了儿时的旧礼教家庭，不觉双膝跪下。我父亲喝道：“打死他吧。”那萧先生就举手在我头顶一戒尺。我周身冷汗直淋，昏然躺下。……哈哈！当然没有这回事，读者先生，你别为我担忧！ 民国通俗文学大家张恨水小说全集（套装共37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