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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奥马哈太阳报》

　　奥马哈 1971—1973年

　　苏珊开始装饰翡翠湾的别墅，她选用的是休闲藤制家具。她专门为沃伦安装了一条独立的电话线，因为他一到加州，大部分时间要么是看电视里的商业新闻，要么就是打电话。

　　虽然身在加州，但是在“个人兴趣”和乔·罗森菲尔德的驱使下，他的心思只放在华盛顿和政治选举上。巴菲特曾经宴请过乔治·麦戈文，后者当时是1972年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沃伦也资助过阿拉德·洛文斯坦，后者是前国会议员，以自由主义的“花衣魔笛手”而著称，洛文斯坦和麦戈文一样，很有号召力，能够激励年轻人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民权运动中。他也支持过约翰·托尼——一个“肯尼迪式的人”，重量级拳击手吉恩·托尼的儿子，成功当选为加州的参议员；电影《候选人》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托尼的政治生涯，这部电影描述了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政治家，“年轻、英俊、自由、完美”，却无法取胜，因为他可能会触犯幕后集团的利益。“候选人”正是巴菲特一贯喜爱的政治家，这些人具有好莱坞明星式的不可言喻的魅力，他们一出现就会激发投票人的热情。不过这次，他希望他所支持的候选人能够获胜。

　　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认为这可能对政治家很有帮助，这就是他所谓的“不适指数”——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他曾经把这个秘诀传授给了艾奥瓦州的哈罗德·休斯，他俩是通过罗森菲尔德的介绍而认识的。

　　休斯曾经是个卡车司机，也是个酒鬼。他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是几十年来最为重要的雄辩家之一。他长得有点儿像约翰尼·卡什，嗓音也很像。他从一个不知名的卡车司机一跃而成为艾奥瓦州的州长，是民主党的大佬之一。乔是他的好朋友，他在参议院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适当给他一些资助，赞助他的总统竞选活动。这是他的一场大战，他坚决反对越南战争，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休斯是一个基督教救世主，改过自新的酒鬼，没有上完大学，有时被称为“艾奥瓦州的平民主义者”，会为了帮助因喝酒而导致危机的人而缺席一次例会。他还成功地阻止了好几位同事的自杀企图。不过，他还是深感内疚，因为有一次他失败了。他具有磁铁般的个人魅力，被认为是一匹黑马和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这种候选人能吸引年轻人、蓝领工人，以及那些本来要投票给麦卡锡的反党分子。换句话说，在众多毫无特色的候选人中，他肩负着平民主义者复兴的伟大希望。当时，其他的民主党候选人都无法获取广泛的支持。这帮人的领袖麦戈文，在全国民意测验中只获得了5%的支持率。

　　1971年春，休斯召集了“他最为亲密的六个顾问和助手”，包括巴菲特和乔·罗森菲尔德在内，一起仔细商讨他是否应该谋求提名。

　　1971年5月底，我们在华盛顿的一家酒店开的这次会议。尽管这些会议大都是预先确定好要做什么了，而且他们早已经开始大张旗鼓地准备了，但你还是要全力组织，引领民众。

　　大概在此次会议之前一个月，休斯出现在了《与媒体见面》 注释标题 《与媒体见面》，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制作的新闻访谈节目。该节目是全世界播映史上最长久的节目，从1947年11月6日首映持续播出至今。这档节目也是美国收视率最高的晨间访谈节目。该节目专注于专访国家领袖或是谈论政治、经济、外交和其他公共政策。——译者注 节目中。在节目就要结束时，拉里·史匹瓦克问道：“议员先生，有些人说你对第六感和玄学很感兴趣，你能详细解释一下吗？”当休斯正要回答这个问题时，节目突然中断了。 注释标题 Without naming the interviewer,this incident is cited by James Risser in‘‘Personal’ Religion of Senator Hughes,’Des Moines Sunday Register,July 11,1971. Hughes appeared on Meet the Press on April 4,1971.

　　因此，当华盛顿会议即将召开时我说：“议员先生，我一周前看过那个节目，如果别人再那样问你这个问题，我建议在你回答之前，首先向提问者明确指出第六感和玄学完全不同。不要让他们将这两个混淆在一起，以免他们在你的回答中找到破绽，抓住把柄。那样的话，从现在起的这六个月里，他们都可以宣称你是在谈论玄学，而你实际上却是在讲第六感。”

　　水闸打开了，休斯说：“10年前，当我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家豪华酒店的浴池里时，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不知道我的家人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这里来的，而且我发现自己对任何人都没有用。然后在这个星球上，在那一时刻，我觉醒了，那就是促使我努力为穷人工作的原因。”然后，他又说道：“那个经历来自我的一次幻觉。”

　　他继续说：“我相信预感，我的女儿在那些小猫还没有出生之前就知道它们的模样，她还给我描述过，它们出生后确实是那样的。有些人曾经看到过远处正在发生的火灾。”

　　我说：“议员先生，现在假如我是拉里·史匹瓦克，我要问你的下一个问题是，如果你的女儿告诉你她感觉到苏联正准备向美国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你会对苏联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吗？”

　　他说：“我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我说：“议员先生，现在假如我是拉里·史匹瓦克，而你就坐在那张桌子旁，并且你面前有一杯水，我问道：‘如果有人说他站在几英尺外，仅仅凭借意念的力量就能移动这杯水，你相信吗？’”他回答说：“是的，我相信。”

　　屋中到处都是这样的人——有些人把整个职业生涯都献给了这个家伙，比如他的幕僚总长——他们看见自己在白宫里。他们开始拒绝接受他们听到的话，他们正在挥手，却说这没有什么含义。当我继续说时，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他们打断我说，“不是他说的那样”，“不要担心，有人会来处理的”，并且说亚伯拉罕·林肯也相信这些。很明显，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些，整个努力付诸东流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这真是太蛊惑人了，因为这些家伙已经做了多年的准备工作，而且他们都梦想为一位美国总统服务。

　　最后，乔说：“议员先生，告诉沃伦如果他再像这样提问，你就打算让他消失。”

　　因此，我说：“议员先生，看看，在美国政治中有各种各样的骗子。你知道，他们假装信仰上帝，声称每周日都去教堂。你知道，其实他们一个字也不相信。但是，这确实能起作用。另外，你知道自己非常真诚地相信一些东西，并且也有自己的原因。但是我敢预言，你可能会失去大概10%的标准民主党人的选票，或者更多的选票，这是你真诚的信仰造成的，而其他人能够得到这些选票，正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这就是现实。同时，所有这些家伙都会说，‘不要理他，他知道什么’？”但是休斯说他要出去一会儿，当他回来时，他会做出安排来结束他的竞选活动。 注释标题 James Risser and George Anthan,‘‘Personal’ Religion of Senator Hughes.’Hughes said he‘believes in the ability of certain people to foretell the future.’

　　在那之后10天这件事就发生了，当时休斯接受《得梅因纪事报》的采访，声称最近刚刚通过灵媒和他已故的哥哥交谈了一个小时。至此，参议员哈罗德·休斯竞选总统的抱负消失了。

　　哈罗德·休斯事件最后证明是巴菲特多年来希望拥立支持者愿望的最高峰，也是最低谷——部分是由于理查德·尼克松的顺利连任终结了这一愿望。但是，通过这件事，巴菲特开始认真关注媒体在政治方面的巨大影响力，他想要这种影响力。儿时投递报纸，同《财富》杂志记者卡罗尔·卢米斯多年的友谊，购买《奥马哈太阳报》，寻求购买其他报纸，以及他投资《华盛顿月刊》——巴菲特对出版的兴趣不断增加和膨胀。在20世纪60年代，从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到因越战而激发的民权运动，巴菲特通过电视目睹了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同时也认识到了电视的强大影响力。现在，由于电视的收益逐渐明朗，他也想去分享一块蛋糕。

　　因此，比尔·鲁安在纽约宴请了一位老朋友汤姆·墨菲，后者掌管着大都会传媒公司，这家公司自己拥有广播电台。

　　墨菲是布鲁克林地区一位法官的儿子，早年在纽约混乱不堪的政治氛围中长大，后来进入哈佛商学院学习，1949年毕业。墨菲下颏宽厚，秃顶，脾气随和，他的职业生涯从经营奥尔巴尼一家破产的电视台开始。为了节约成本，他只把大楼朝向大路的一面刷上了涂料。然后他开始购买广播电台、有线电视公司和出版社，缔造了一个媒体帝国。在他搬到纽约之前，他招募了另一个哈佛商学院的同学丹·伯克——强生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伯克的兄弟。

　　晚饭后，墨菲同鲁安开始着手制定将巴菲特引进董事会的战略。鲁安说要想打入巴菲特的内心深处，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奥马哈拜访他。墨菲立即起程前往奥马哈。巴菲特请他吃上等的牛排，然后开车带他回家去见苏珊。到现在，她肯定已经明白接下来是怎么回事了：她的丈夫又有了新的让他痴迷的目标。巴菲特喜欢向别人展现他的标志性东西：办公室，苏珊，有时则是铁路模型。之后，巴菲特和墨菲在地下室的球场打了几场壁球，墨菲穿着他的大皮鞋跑来跑去。墨菲还没有提问，巴菲特就知道他要问什么。“汤姆，你知道，”他说，“我不能成为你们公司的董事，因为那样的话，我必须先在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职位，而你们的股票太贵。”即使整个市场都在急剧下跌，但投资者仍然热衷于电视股票。有线电视是新兴产业，地方专营权又增强了这些新兴的可视的上市公司的诱惑力，激发了投资者对媒体的兴趣。“你看，”他说，“你从我这里什么也得不到，你的董事会不需要我。”

　　但是，此后当墨菲要进行交易时，他都会先给巴菲特打电话。刚刚40岁出头的巴菲特有些受宠若惊，在墨菲身上也花费了无数时间。甚至在巴菲特快50岁时，他还认为，“这个家伙是老了”，但是“他洞悉世事百态”。“我对墨菲也肃然起敬，”巴菲特说，“我认为他是最优秀的商人之一。”一天晚上，墨菲在家中给巴菲特打电话，首次向他提供商机——沃思堡电视台正在出售，不过巴菲特拒绝了。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他想不起来了。后来，他称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失误之一。

　　其实，巴菲特真正想要的是成为一个出版商。事实上，他认为自己获悉了一个热点内幕新闻，但是，当他把这个线索告诉《华盛顿月刊》的编辑时，他们嗤之以鼻，置之不理。后来，《华盛顿月刊》的出版商查尔斯·彼得斯说：“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这些编辑十分反感投资人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怎么做新闻。”他们告诉彼得斯，“对《华盛顿月刊》来说，这不是真正的新闻”，彼得斯没有强求他们。后来，巴菲特转向《奥马哈太阳报》，可能它不如全国性报纸有影响，不过总比没有报纸报道好吧。当事情水落石出后，彼得斯气急败坏地说：“我应该把手下这些家伙都枪毙了。”

　　巴菲特所谓的内幕新闻涉及一家儿童城，这曾经是奥马哈一家很有名望的慈善机构，现在却变得十分贪婪。儿童城由一个名叫爱德华·弗拉纳根的传教士于1917年创建，它为无家可归的年轻人提供栖息之地，帮助拯救孤儿，避免青少年虚度人生、流浪、犯罪或者吸毒。巴菲特说：“爱德华·弗拉纳根的事迹在该城广为传颂，他一次如果挣到5美元，就会立即花在孤儿身上。然后，当他挣到90美元时，收养的孩子已经达到25个。”儿童城在成立初期常常面临经济困境，不过它还是生存了下来。到1934年，它已经在距奥马哈城10英里的地方拥有了一块160英亩的校园，包括学校、宿舍、教堂、餐厅和体育设施。在霍华德·巴菲特的帮助下，儿童城于1934年开办了自己的邮局以便筹集资金。到1936年时，这里已经成了一个行政村庄。后来到1938年，儿童城因在斯宾塞·特雷西和米奇·鲁尼主演的奥斯卡获奖影片中露面而声名大噪。

　　当一个专业的募款人员特德·米勒看到这部电影后，立即有了一个想法，要把儿童城的募捐活动变成一个轰动全美的运动。儿童城，现在自称为“小鬼之城”，在每年的圣诞节时，都会发出数百万封信，信中写道，“当您在欢庆圣诞时，还有许多无家可归被遗弃的孩子无法享受这种欢乐……”，同时附上电影中的一幕著名场景，一个街头顽童怀抱着一个小孩，嘴里说着一句经典台词：“他一点儿也不重，爸爸……他是我弟弟。”

　　人们少则寄来1美元，但集腋成裘，这数百万封信合起来收回的捐款还是非常可观的。儿童城利用这笔钱，大肆扩张，校园扩大到了1300英亩，建造了体育场、纪念品商店、农场（可以雇用孩子们工作），还建有职业培训设施。弗拉纳根神父于1948年去世，在他的继承人尼古拉斯·威格纳主教的经营下，资金不断增加。它现在实际上成了一个圣地，吸引着全国的游客前来参观。

　　我曾经听说在圣诞节来临前好几周，美国国民银行就要增派人手来处理捐给儿童城的汇款。当然，我也目睹它正在一步步坠入贪婪的深渊。

　　在弗拉纳根创建儿童城的初期，他查询过法庭的记录，接收了一些冥顽不化的少年犯，甚至还有几个杀人犯。但是到了1971年，儿童城开始筛选进入这里的人，将精神失常、智力迟钝和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排除在外。它基本上只接受那些“无家可归”的男孩，并且不能有其他严重的问题。儿童城可以容纳1000人，却雇用了600多人来照顾665名男孩。然而，这样一个庞大的机构，却只是收容男孩，并且与世隔绝，营造了一种类似监管甚至监狱的环境，这种方式似乎已经过时了。孩子们依据钟声行动：第一声钟声响起时，他们要在巨大的餐厅祈祷；第二声时坐下；第三声时开始吃饭；到第四声响起时，无论吃完与否，都要放下刀叉；第五声时站起来祈祷；听到第六声时就要立即冲出餐厅。他们的邮件要接受审查，一个月只允许接待访客一次，并且还要由工作人员选择，不能自己挑选。他们从事着琐碎的工作，基本上没有什么创造性，也不能和女孩接触。儿童城只重视培养低等的职业技能，如采摘豆子和搭建鸟巢。

　　1971年7月的一个傍晚，在巴菲特家中，沃伦同《奥马哈太阳报》的编辑保罗·威廉姆斯一起分析儿童城的问题，并且决定深入调查它是如何筹集资金以及如何花费的。《奥马哈太阳报》已经就该事件进行了一系列报道，并且收到了儿童城的辩解——“我们不讨论经济问题”。现在威廉姆斯派三个报社记者，韦斯·艾弗森、道格·史密斯和米克·鲁德开始了秘密调查工作“项目B”，计划组织一次详细的调查。他们发现儿童城收到的公开宣传材料声称儿童城没有从教会、联邦或者州政府获取任何资金支持，记者米克·鲁德顺藤摸瓜，在林肯市内布拉斯加州议会大厦记录中发现这是假的。这使得他们开始怀疑儿童城的其他问题。

　　通过其他的基本报道，他们得到了该机构的房产税记录、教育情况记录以及公司的条例。他们发现儿童城同州福利部门的关系长期以来都很紧张。儿童城当时的负责人威格纳主教拒绝参加由外部机构组织的评审工作，只听取自己员工的建议。威廉姆斯通过国会的资源获取了关于儿童城邮局的报告，他发现每年通过该邮局发出的募捐信大概有340万封到500万封之间。这是一个惊人的数目，其他机构的募捐人告诉他们，基于这样一个数目，儿童城一年至少可以筹集1000万美元。巴菲特利用自己的财务知识，分析出它的运营成本连其中的一半也不到。儿童城筹集资金的速度比花钱的速度快。它在1948年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扩张，假如从那以后起，每年积攒500万美元，巴菲特估计这么多年来它至少积累了1亿美元的剩余资金。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巴菲特已经加入了当地的城市联盟。通过这一关系，他结识了当地的一名外科医生克劳德·奥甘，后者是儿童城唯一一位黑人董事。巴菲特认为这个医生是一个正派的人。

　　我们在街道对面的黑石酒店吃早饭。我不停地讲啊讲，想从他那里获取一些信息。他无法告诉我详细情况，但是，他也说我没有错。他甚至做得更好，尽管我无法从他那里获取任何数字，但是他让我明白这里一定有故事。

　　奥甘医生开始悄悄地指引调查团队，帮助他们继续跟踪事态的发展，同时又没有泄露机密情报。记者们开始找城里的人谈话，但是毫无进展，儿童城的大部分员工都不敢说真话。巴菲特穿着破旧的网球鞋，被虫子蛀坏的毛衣，裤子上还沾着粉笔屑，指挥着几个记者，在奥马哈城四处游荡。“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他说，“无论与《天使神差》中的女记者相对应的男主人公是干什么的，那就是我。”到现在沃伦已经接纳了苏珊的朋友斯坦·利普西，他当时是《奥马哈太阳报》的出版商，也是巴菲特的一个新朋友，他们开始一起慢跑，在他的地下室打壁球。

　　然后，沃伦突发奇想。他知道国会刚刚通过一项法律，其中有一款是要求非营利组织向美国国税局提交纳税申报单。

　　我正在费城的家里为巴菲特基金会填写“990报表”，突然脑中一闪，如果我要递交纳税申报单，他们也许也要报税。 注释标题 As a religiously affiliated organization,Boys Town was entitled to an exemption for the first two years and could have filed with the archdiocese of Omaha. But it had filed separately anyway.

　　记者们顺藤摸瓜，找到了费城国税局的990报表，焦急地等待了20多天，直到工作人员从成堆的文件中翻出这些档案。

　　两天后，包裹抵达奥马哈。保罗·威廉姆斯已经雇用了一位新的总编助理兰迪·布朗，专门帮助处理儿童城事件，整个团队成了四人组合。“我第一天工作，就看见桌上的990报表。”布朗说。巴菲特当时刚刚购买了喜诗公司，正忙着给全北美的朋友邮寄整箱的糖果。然而，儿童城萦绕在他的心头，他也亲自来帮助布朗分析这些文件。确定无疑，儿童城净值2.09亿美元，而且每年还在以1800万美元的速度递增，这相当于它每年开支的4倍。巴菲特兴奋不已。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在等着修女犯罪，并通过分析指纹来揭露这一罪行，现在他却利用纳税申报单突然抓住了一个双手沾满罪恶的主教。

　　他们把办公桌、文件柜搬到威廉姆斯的地下娱乐室中，并且扯了三条电话线。最后，“我们追踪到一切，事情水落石出了”，利普西说，“不过，我们没法查清他们在瑞士的两个银行账号”。《奥马哈太阳报》的记者们对自己的发现十分震惊，儿童城收到的捐款规模是圣母大学的3倍。保守估计，每个男孩可以分到20万美元。米克·鲁德戏称它是“小鬼之城，高额收益”，这个赚钱机器每年能够带来2500万美元的收益，可以用投资的收益轻松囊括所有的开支，根本不需要再筹集一分钱。报道整合在一起后，报道小组在黑石酒店召开了一次会议，就在巴菲特办公室对面的街上。巧合的是，儿童城的董事会也同时在该酒店的一间会议室举行。记者们蹑手蹑脚地走进去，希望不会被看见。这一阴谋已经十分明显，现在他们开始思考下面这些问题：儿童城打算怎么处理所有这些资金？为什么它要继续筹钱呢？调查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作为儿童城的管理人员，74岁的尼古拉斯·威格纳主教现在负责筹款工作。主教此时已经获悉《奥马哈太阳报》正在调查他们，儿童城已经开始匆忙着手进行改革。但是这些记者很自信地确认这位主教还不知道他们已经得到了儿童城的纳税申报单。他们害怕在这一报道上败给《奥马哈世界先驱报》，因为一旦它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新闻，就可能利用其更为丰富的资源突然出击。他们更为担心的是，儿童城可能突然会同《奥马哈世界先驱报》合作，给它提供独家新闻，预先发动攻势，发布对儿童城有利的报道。

　　记者们密谋如何采访威格纳和他的上级，希恩大主教。米克·鲁德，三十来岁，留着齐肩卷发，八字胡，一副吊儿郎当样，前去采访威格纳。一看到威格纳，鲁德禁不住深感同情。威格纳满脸皱纹，秃顶，穿着主教的长袍，伸着脖子，就像一只老迈的海龟。这位主教看起来十分憔悴，毕竟已经历经大大小小15次手术的折磨。随着采访的进行，他喋喋不休地讲着，同时否认接受了政府的资金。当被问起筹集的资金问题时，他说：“我们一直都负债累累。”鲁德明白没有一句是真话，就结束了采访，带着录音带直接回到威廉姆斯的地下室。威廉姆斯把录音带整理出来后，立即把它放到保险柜中。

　　当鲁德在采访威格纳时，威廉姆斯正在盯着大主教，他们想在采访威格纳的同时对他进行采访，但无法安排在同一天。希恩——在这一点上可能被暗示过——证实了威格纳的陈述，但拒绝进一步发表意见。当这些资料到手之后，报道小组的记者们带着摄像师来到儿童城的筹款办公室。它位于奥马哈一家带有“富国银行”标识的大楼里，而不在儿童城里。他们不请自入，抓拍了几张成排女士工作的照片，她们正在打印筹款信和给捐赠人的感谢信。他们也设法采访了几个资金筹集人，不过他们都说：“不要在你们的文章里提到筹集资金的事宜，以免公众轻易形成错误的观念，导致他们认为我们很富有，我们想让人们认为是男孩们邮寄的这些信。”

　　同时，其他记者突然出现在董事大会上。这些董事大都没有颠覆这一神圣机构的动机。他们包括：掌管儿童城投资收益的银行家，一个建筑师的儿子（这位建筑师建造了儿童城校园，同时其公司正在为儿童城建造其他建筑），为所有男孩提供服装的经销商，以及处理儿童城法律事务的律师。他们中的多数人除了同儿童城的经济利益相关联外，所有人都感觉很荣幸能够成为内布拉斯加最受人尊敬的机构的董事，同时还能够为它贡献微薄之力。威格纳认为他们是一群讨厌的人，并且告诉鲁德说，“他们从来没有做过太多的好事”，“他们一点儿也不了解社会福利事业……他们也根本不懂教育”。据威廉姆斯讲，不论他们实际上知道多少，董事会对记者们的提问反应不一，从“吃惊到无知或者完全不懂”都有。儿童城的另外一个管理人员事后才明白过来，说：“董事会没有完全尽到为威格纳主教服务的职责……他们应该早就向他建议，减缓筹集资金的速度。”

　　这真是太具有讽刺意义了。正是儿童城贫困的背景导致威格纳开始筹集资金，正如兰迪·布朗所说，就好像“狼在门口一样”。也正是这一原因麻痹了董事会成员，使他们在监管威格纳的行为时没有质疑这是否合理。但是在同样环境中出来的人，沃伦·巴菲特要替他们打破它。在巴菲特看来，这样的犯罪不仅仅在于贪婪地筹集资金，更是由于把这些资金随意堆在那里而没有合理地使用。儿童城甚至连预算都没有。巴菲特认为这种罪孽是对信用责任的抛弃，没有合理地代表他人行使管理这些资金的权力。

　　记者们整个周末都在兴奋地写这篇新闻报道。巴菲特和利普西一点点地读着。“我们只是一家毫不起眼的小报”，巴菲特说，但是却要按照著名的全国性报纸的新闻报道标准去写。最后，他们聚集在保罗·威廉姆斯家的客厅里，把所有的资料铺在地上，绞尽脑汁构思标题。最后他们把大标题定为：“儿童城：美国最富有之城？”一篇长达8页的专题报道出现在了报纸上，同时还有一些相关的花絮新闻，报道以《圣经·路加福音》（16∶2）中“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开篇。

　　在报道登载前一天，星期三的下午，威廉姆斯把稿件送到了美联社、合众国际社、《奥马哈世界先驱报》和电视台。第二天，1972年3月30日，巴菲特将来回忆起来时仍会认为这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一天。该报道不仅实现了他的愿望——像教会一样去经营商业活动，而且它还以《圣经》中最受人喜爱的思想——管理工作来开篇，通过这面镜子他看到了职责、道德或者义务，以及重要职位的责任。到那一周结束的时候，新闻通讯社已经将儿童城的报道传遍了全国，成了全国性的丑闻。星期六，儿童城的董事们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停止所有的筹资活动，包括春季已经印好并已装进信封的所有信件。借助先进的传播方式，调查报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立即推动了全美非政府组织监管方式的改革。这一报道被《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编辑和出版人》和《洛杉矶时报》等其他媒体转载。在儿童城丑闻曝光之后，有人立即对26家类似的机构做了一个非正式调查，结果发现超过1/3的机构称它们的筹款活动受到了影响。

　　与此同时，威格纳的接任者弗朗西斯·施密特主教已经开始负起责任来。他迅速给儿童城的支持者们致信，说：“《奥马哈太阳报》只是‘一份购物指南，里面刊登的都是黄色新闻、偏见、嫉妒’，据我所知，这篇报道充满了狭隘和偏执。”他还指出他们的动机是反天主教的偏见。事实上，这些记者早就竭尽全力避免出现这种偏见。另外，施密特还说这篇报道充斥着“卑鄙可耻的含沙射影”，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是一份由庸俗编辑组成的廉价报纸，而它的老板却是一个富得流油的家伙”。威格纳仍然顽固不化。“儿童城，”他说，“仍然会存在，而那堆黄色垃圾——所谓的《奥马哈太阳报》——却会被忘掉。”对写信询问儿童城丑闻的人，威格纳都发送了一封相同的信，告诉他们《奥马哈太阳报》的报道在传播“耸人听闻的地方八卦”，并且说儿童城目前不再接受捐款，因为“我们的资产和设施已经增值了好几倍……因此可以满足我们的开支”。这些信件打印在普通纸上，在最下面都写着“您的捐款符合减税的要求”，并且“我们从不雇用募捐人或者筹资机构——我们不支付佣金”。

　　在《奥马哈太阳报》的报道刊登几个月后，奥马哈新闻俱乐部举行年度演出活动，一组歌手为奥马哈的名人们（有几个来自其他城市）表演节目。他们用歌声来讽刺威格纳主教和儿童城：

　　大约在50年前，

　　我们建造了一座儿童城。

　　我们呼吁人们都来捐款，

　　钱财滚滚而来。

　　我们请求人们救济，

　　汇款纷至沓来。

　　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孤儿

　　全都获得了慷慨的资助。

　　沃伦·巴菲特刚一出现，

　　我们的资金就被曝光，

　　所有的财源全都中断。

　　（合唱）

　　谁在从中作梗，

　　搅乱了威格纳主教的募捐箱？

　　现在我们成了过街老鼠，

　　好像我们会传播天花一样。

　　你可知道，这是个阴谋诡计，

　　沃伦·巴菲特，

　　你为什么要搅乱威格纳主教的募捐箱？

　　从好莱坞来了一些家伙，

　　拍了一部电影；

　　米奇·鲁尼向人们展示，

　　他们应该把钱花到哪里。

　　斯宾塞·特雷西用她万分的虔诚

　　扮演自己的角色；

　　我们卖掉无数的爆米花，

　　只是为了购买AT&T。

　　我们把锡杯传到各地，

　　让人们安乐富足地生活；

　　沃伦·巴菲特突然出现，

　　查清了我们的资产负债表。

　　我们建造了豪华的别墅，

　　用来给这些孩子上课。

　　星期五不是去钓鱼，

　　而是在温室中吃野鸡。

　　我们总是向别人诉苦哭穷，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欠过债。

　　最后算出来了，

　　每个人都能分到20万美元。

　　巴菲特吹响了笛声，

　　全凭满怀恶意和嫉妒的一时之兴；

　　他肯定在心中盘算，

　　我们正变得像他一样富有！ 注释标题 Us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Omaha Press Club Foundation.

　　巴菲特从来没有感觉看纳税申报单如此有意思，他想做个备忘录，把事件的进展记录下来，只是为了证明《奥马哈太阳报》不会像主教预计的那样被遗忘。代表新闻界最高荣誉的普利策奖，“开始使我激动不已”，他说。他让保罗·威廉姆斯开始填写申请表。威廉姆斯为巴菲特准备了一份详细的大纲，把他描述成一个有自己的战略思想、有着长期报纸管理经验的人。“在一个国家，经济因素不可避免地导致每个城市只能拥有一家日报”，巴菲特写道，《奥马哈太阳报》提交的申请中应该强调“对另一家印刷媒体的需要”。另外一家报纸，甚至只是郊区的周报，也会增加“处于困扰中的巨人歌利亚的价值”，但是主流报纸都害怕这么做，因为这样“可能看起来很傻”。

　　米克·鲁德写了一篇关于儿童城的追踪报道，这招致威格纳主教在采访中指责这些报道含有种族歧视，同时这篇报道也揭露了湖边儿童城的孤儿们种植大麻的丑闻。保罗·威廉姆斯把这篇稿子给毙了，他说《奥马哈太阳报》还要走阳关道，在某种程度上要避免以后的报道受到影响，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让人们感觉他们有反天主教的倾向。此时，普利策奖即将揭晓。“太糟糕了。”鲁德在日记中自言自语道。

　　《奥马哈太阳报》的记者们知道普利策奖的竞争太激烈了。他们要和《华盛顿邮报》的调查性新闻记者卡尔·伯恩斯坦和鲍勃·伍德沃德竞争，后者追踪一起发生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的普通盗窃案，当时正值1972年尼克松与麦戈文争夺总统候选人资格，最后却发现这是一起巨大的政治间谍案和故意破坏行动。不过《奥马哈太阳报》在1972年也很有实力竞争这一新闻界最高奖项。

　　1973年3月，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和全国新闻协会，授予《奥马哈太阳报》公共服务方面的最高奖励，《华盛顿邮报》获调查报告奖。在颁奖典礼之前的一次鸡尾酒会上，当斯坦和珍妮·利普西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希望能够一睹卡尔·伯恩斯坦和鲍勃·伍德沃德的风采时，珍妮用胳膊肘碰了一下她的丈夫说：“我敢和你打赌，我要赌100美元，你一定会获普利策奖。”几周后消息传来，《奥马哈太阳报》获得了普利策地方调查报道奖。整个报社沸腾了，人们欢欣鼓舞。这一次，它同获得公共服务奖的《华盛顿邮报》平起平坐了。苏珊·巴菲特举行了一次庆祝晚会，她制作了一个写有“太阳报普利策奖”字样的巨大点心，放在家中。在晚会上他们也庆祝一些其他的胜利。儿童城开始在一些项目上进行投资，并且迅速组建了一个中心，对儿童的听力和言语缺陷进行研究和治疗。还算幸运，它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儿童城从现在开始有了预算，并且向公众公开其财务状况。

　　那一年他们没有像往年一样邮寄圣诞节筹款信，只是寄了一张圣诞贺卡表示感谢，同时也附上了希恩大主教的一封信，信中“十分遗憾地”宣布，威格纳主教由于“健康原因”不得不退休。尽管他确实十分憔悴和虚弱，《奥马哈太阳报》那些尖刻的记者却认为“这是因为他所读到的报道”而导致的。

　　1974年的复活节，杰克·林沃特尔转给沃伦一封信的副本，这是威格纳神父（已经不是主教了）写的信。信中不再说那些无家可归被遗弃的孤儿没有快乐的圣诞节了，相反，信中详细地介绍了儿童城刚刚参与的一些投资巨大的新项目，以及打算雇用专家“以帮助我们计划未来”。在这封信之后，儿童城仍然收到了360万美元的捐款，但因为受到丑闻的影响，同上一年的最高值相比少了很多。

　　因此，这一事件的结局和其他的一样：一种复杂的胜利，为了应对公开的尴尬，一方面加以掩盖，一方面加以改革，却没有完全改变体制。虽然儿童城最后又获得了董事会和管理层的信任，但这不是一天就实现的，董事会的利益冲突并没有消失，至少没有立即消失。

　　甚至《奥马哈太阳报》的荣誉也是昙花一现。它的经营状况并不景气，这个爱揭丑的编辑保罗·威廉姆斯在荣获普利策奖后不久就退休了。那些调查新闻记者也一个个另谋高就，跳槽到了其他报社和通讯社。除非巴菲特甘愿它继续赔钱，《奥马哈太阳报》的经济状况无法让它像过去一样支撑未来的发展。《华盛顿月刊》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大报也是如此——巴菲特也不会这样做的。在一定意义上，《奥马哈太阳报》是他的“烟蒂”之一，他已经吸进了最后一大口。

　　在另一种意义上，和其他事情相比，他从《奥马哈太阳报》中获得的短暂声誉只是他的副产品。最近，因为其他原因，巴菲特已经在投资者的头脑中引发了一场震荡。一个叫乔治·古德曼的作家以亚当·史密斯为笔名出版了一本题为《超级金钱》的书，猛烈抨击了20世纪60年代股票市场的泡沫。这本书十分畅销，卖出了100多万册。这一泡沫突然把基金经理们送到最高点，然后几乎在一夜之间，泡沫破灭将他们抛进低谷，就好像他们的发动机突然没油了。他们被描述成了“长角魔兽”，引诱普通投资者的可恶家伙。但是当讲到本杰明·格雷厄姆和巴菲特时，古德曼知道他遇到了两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人物，他花费了整整一章来写这两个人，把他们写得光彩夺目。

　　古德曼十分敬重精通拉丁语和法语的格雷厄姆，曾经受到他的热情款待。但是当格雷厄姆出现在《超级金钱》一书中时，形象却不佳，说起话来有些矫揉造作，话语中透露着一种自我讽刺的感觉。而巴菲特却是另一副模样：全美国一流的投资专家，极其喜爱百事可乐，独自一人经营着自己的事业，远离华尔街的那些撒旦。巴菲特同格雷厄姆一起出现在书中，就像一块两英寸厚的丁字牛排同一块鹅肝酱放在同一个盘子里。人人都想要牛排。

　　这本书的所有评论者都提到了巴菲特。华尔街资深作家约翰·布鲁克斯称他为“巴比伦的清教徒”，身边却围满了“贪婪、蓄短连鬓胡子的证券投资巫师”。一夜之间，巴菲特成了明星。

　　甚至在奥马哈，《超级金钱》也引发了小小的轰动。在这本畅销书中，巴菲特被加冕为“投资之王”。他现在是人们常挂在嘴边的“那个沃伦·巴菲特”。 从华尔街到硅谷（套装共9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