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章、报道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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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章、报道与评论
在媒体眼中，查理·芒格从不是一个活跃的公众人物或常发议论的“权威”，甚而只是作为“巴菲特的副手”出现。但正如本书所强调的，查理的智慧深藏不露，绝非“副手”。本章即汇集了近30年来媒体对他的相关报道，以及他在报章杂志上所发表的重要文章。无论是石油的价格、微软反托拉斯案，还是安然溃败，查理皆从根源上指出了这些事件的错误所在，而非泛泛而谈。尤其是此次增订新收录的两篇文章，以特有的查理风格讽刺了美国金融衍生品的危害，揭露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性源头。现在，就请开始与查理一起，用“芒格思维模式”重新看待这些重要事件吧。
如果说标准石油正在试图变得贪婪的话，那么它的表现可不够好
（向那些优秀的工程师致敬）
查理·芒格，《洛杉矶时报》，1978年10月1日。
（编者注：查理特别要求我们指出，他当时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激怒我那些偏向左倾的子女”。)
巴菲特的副手……查理·芒格和伯克希尔的主席所见略同
罗伯特·多尔，《奥马哈世界导报》，1986年8月10日。
互助储蓄与贷款联盟的请辞信
查理·芒格，《西科金融公司股东大会年度报告》，1989年。
反托拉斯法的滥用
查理·芒格，《华盛顿邮报》，2000年9月1日。
芒格科学中心接近完工
《哈佛——西湖生活》，1995年春季号。
不那么沉默的合伙人
罗伯特·伦兹纳和戴维·冯狄勒尔，《福布斯》，1996年1月22日。
乐观主义在会计中没有容身之地
查理·芒格，《华盛顿邮报》，2002年4月4日。
贝西克兰兴衰记：关于一个国家如何陷入经济崩溃的寓言
查理·芒格，《石板》，2010年2月1 1日。
“贪无厌”“高财技”“黑心肠”和“脑残”国的悲剧
(查理·芒格戏说大萧条)
查理·芒格，《石板》，201 1年7月6日。
如果说标准石油正在试图变得贪婪的话，那么它的表现可不够好 向那些优秀的工程师致敬
文/查理·芒格
当前有些人大肆抨击加州标准石油公司（以及其他“大石油”公司），这种现象让我越来越感到困惑。在吹毛求疵者的指责看来，这些公司贪得无厌，它们的行动是反社会的，而且还谋取巨额的利润。
我向来关注标准石油的发展，因为许多年前，我母亲送给我妻子300美元当作新婚礼物。我妻子用这笔钱投资了标准石油的股票。所以我经常阅读标准石油的年报，不过我的阅读从来没有促使我买进更多标准石油的股票。我的保留态度是有原因的。
如果说标准石油正在试图成为贪婪的垄断企业，那么它的表现当然是很糟糕的。自从1965年以来，该公司的平均股价上涨了22%。而在此期间，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了大概102%。当然，该公司的红利是递增的，从1965年的每股1.03美元上涨到1978年的每股2.55美元。虽然每年的红利增长率超过通货膨胀率大约一个百分点，可是和同期平均工资增长率相比，它又低了很多。
查理·芒格是一名洛杉矶律师，也是蓝筹印花公司的董事会主席。
一个1965年底买入标准石油股票的股东，在缴纳历年获取红利的40%作为所得税之后，他的购买力实际上是下降的。通货膨胀和所得税共同对总体投资回报（即考虑资本价值，也考虑收入）产生了影响，使得实际回报率是负的。按照1965年的美元购买力来计算，这笔投资的年均损失超过了2％。
这本身就足够让人沮丧的了，但这些年来我不追加我妻子那笔小投资，是因为标准石油在美国的资产（我认为这是该公司惟一安全的资产）的盈利能力太差。
在1968年到1972年这五年之间，在欧佩克成员国将石油的价格提高了超过400%之前，标准石油那些位于美国国内的净资产的年均回报率是非常低的。即使在1973年，该公司在美国的业务盈利大到1.84亿美元，但是当年的净资产回报率只有6％。虽然该公司美国资产的回报率低，但其海外资产的盈利很多。在1973年，标准石油在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地方控制了大量石油，盈利高达5.29亿美元；按该公司在东半球的总投资16亿美元计算，年度回报率超过了30％。非常高的海外利润和非常低的美国利润加起来，使得在1968年到1972年间，该公司在全世界的净资产的年均回报率是大约10％——对于一家健康的公司而言，这样的总体回报率是偏低的。
但1972年之后，情况发生了有利于标准石油的变化，当时欧佩克决定大幅提高石油价格。结果，那些位于美国的油田所有者获得了更高的利润。与此同时，标准石油被迫将其海外资产的大部分以很低的价格卖给当地政府。1977年，标准石油的美国净资产回报率是10％，其海外盈利虽然大幅下降，但海外净资产回报率仍然达到了19％。该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净资产的平均回报率是14％，和1968年到1972年间的10％相比，只增加了4％。
作为消费者，我应该为标准石油的利润比过去多了一点而生气吗？或者我应该为其美国净资产回报率从前只有6％现在上升到10％而生气吗？
我想是不应该的。标准石油公司在美国的盈利是低于正常标准的，但这种情况被其生产和销售大量便宜的阿拉伯石油而赚取的高额利润所掩盖，所以该公司经常被指责为牟取暴利的奸商。过去，该公司的海外投资确实获得了非常高的回报——但现在正逐步下降。标准石油冒着风险推行了许多石油钻探计划，最终在中东地区发现了大量石油。由于这种石油的生产成本很低，标准石油实现了高额的利润，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外国人。
我虽然不经常和标准石油打交道，但这家公司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至少跟我打过交道的其他大型企业相比起来是这样。标准石油的产品从来没有给我制造过麻烦。作为消费者，我每次去该公司全资拥有的加油站时都得到了迅捷和公平的服务。我在加州生活了30年，从来没听说标准石油有过什么大丑闻。我年轻那会儿当律师时，曾代表其他利益方跟标准石油打过交道，当时我觉得这家公司很傲慢，而且有点官僚主义（可能为了实现内部控制和避免丑闻，它不得不这样），但它的作风是很正派的，方方面面都很理性。
这几十年来，我一直有观察标准石油的用人政策。我发现它向来任人唯才——根据能力来提拔工人，而且很少解雇他们，就算解雇了也有经济补偿。
我妻子定期收到标准石油公司的股东委托书——管理人员征求股东投票的书面文件。委托书表明该公司的董事会对股东、普通员工和消费者都很负责任。管理人员的薪水和补贴跟其他同等规模的企业相比也是相当低的。
就我观察到的情况来看，标准石油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工程师出身，而该公司在工程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很出色的——作为一名公民，我希望把像油井、炼油厂、输油管和储油罐这样必需但复杂而危险的资产交给这样的公司来控制。
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不会因为标准石油的美国资产回报率为10%而指责它。
石油行业向来需要大量的资金，尽管如此，它的资金需求很快将会极大地增长。考虑到我们未来的能源需求，再加上国内现有资源面临枯竭，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开发计划。投资这些领域是聪明的选择。
如果不让石油的价格稍微提高一点，石油公司将会减少它们在能源开发方面的再投资，到头来消费者会承受更大的损失。我个人提倡把油价提得更高，让标准石油公司赚更多的钱，因为我相信这将会拉高再投资的资金，从而让消费者受益。当消费者的活力需要供应商的活力来支持时，适当地提高价格当然是对消费者有利的。而且正如我妻子的投资历史所证明的，消费者根本无需担心标准石油的股东会利用油价上涨的机会中饱私囊。
作为一个生意人，我亲身学到下面的道理（我有某些收获和损失可以用来证明它）：运转良好的东西，如果得到鼓励和支持，通常能够表现得更好；与之相反，运转糟糕的东西往往是无法被改正的，或者能够被改正，但其难度比你们可能想到的要难十倍。
有些政客居然提议分拆标准石油和其他大型的石油公司，或者将它们的许多功能收归政府。我的从商经验使我对这种提议感到震惊。我想我们应该治理的是那些明显处于腐败之中的机构。就一点，我对加州标准石油公司那些优秀的工程师的工作是十分满意的。
巴菲特的副手…… 查理·芒格和伯克希尔的主席所见略同
文/罗伯特·多尔
《奥马哈世界导报》专职作者
洛杉矶——沃伦·巴菲特最亲密的生意伙伴说他和巴菲特的想法十分相同，乃至在决定是否要作出某项大规模投资时，他们往往能够不谋而合。
涉及数百万美元的决定，有时候在几分钟之内就做出了，查理·芒格说。他是总部位于奥马哈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会副主席。
想法相同并不总是好事，芒格说：“如果有个错误被一个人忽略了，另外一个人可能也会忽略这个错误。”
采访是在芒格位于市中心的朴素的办公室进行的。作为巴菲特的副手，芒格谈起了他和那位领导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被公认为全美国最杰出的投资者之一的奥马哈人的多年交往。
芒格是在奥马哈长大的，他年轻时曾在安德伍德大道5015号的巴菲特父子商店为沃伦·巴菲特的祖父和叔叔打工。
但现年62岁的芒格当时并不认识巴菲特，他们两个人在都成年之后才相遇。那时候，芒格已经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在洛杉矶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
1959年，芒格回到奥马哈省亲，在双方都认识的朋友的安排下，他和巴菲特相识了。当时巴菲特开设的合伙投资公司已经营了三年，并一直运转到20世纪60年代末才关闭。
阳台
巴菲特和对投资有自己看法的芒格在约翰尼咖啡厅共进晚餐，谈论证券和投资过程。
芒格说他当时觉得很好笑，因为巴菲特说他请了一名兼职记账员帮忙，把他的投资公司“开在家里的阳台”。
巴菲特的思维方式给芒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芒格说：“我们一见如故。”
在奥马哈接受另外一次采访的时候，巴菲特说最早听到芒格的名字，是在1957年跟一对奥马哈夫妇交谈的过程中。那对夫妇便成了他的合伙公司的早期投资者。
这两位投资者是埃德温·戴维斯医生夫妇，现在都已谢世。巴菲特去戴维斯医生家，向他们解释他的投资理念。在巴菲特的阐述过程中，戴维斯医生只问了几个问题，但最后却同意投资10万美元。
巴菲特说他问戴维斯医生为什么这么快就愿意投资这么一大笔钱。“因为你让我想起了查理·芒格，”他回答说。
即使今天，巴菲特和芒格的说话声听起来都很像，尽管巴菲特比较年轻，今年55岁，但他们两个人的外表甚至也有点相似。
在巴菲特去戴维斯夫妇家陈述投资理念的两年后，戴维斯太太安排巴菲特和芒格相识。
投资专家
这两个人慢慢培养出亲密无间的工作关系。1965年，应巴菲特的要求，芒格放弃了他的律师生涯，全职从事投资工作。
芒格用他的亲人和原来在律师事务所的客户的钱，和巴菲特一起进行投资。
虽然他是一名律师，但他对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贡献主要是在投资事务上，而不是在法律事务上，巴菲特说。
和巴菲特相同，在投资方面，芒格不是专才，而是一名通才。“查理能够比任何活着的人更快、更准确地分析任何种类的交易，”巴菲特说，“他能够在60秒之内找出令人信服的弱点。他是一个完美的合伙人。”
这两个合伙人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居住在同一座城市。“沃伦很喜欢他所在的地方，我也喜欢我所在的地方，”芒格说。
他们平均每周通八次电话。在需要了结一桩交易的时候，他们就约在同一个地方见面。
如果两个人中有一个分不开身，另外一个人有权采取行动。巴菲特说：“我们对彼此的想法十分了解，就算另外一个人不在，也能独自处理得很漂亮。”
他们的生意关系并没有写进合同的条款。“那就像兄弟之间的行动，”巴菲特说。
表里如一
大多数投资的想法来自巴菲特，芒格说。
他说巴菲特私底下跟在公开场合一样——性格开朗、令人愉快，而且十分坦率。他毫不隐瞒自己，芒格说：“他是个表里如一的人。”
巴菲特的天性对他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芒格说。
“当你像他那样坦诚，人们会信任你。商学院应该教学生这个道理。”
芒格说，他认为商学院应该要求学生在学习专业课程之前，先阅读本杰明·富兰克林论及人类行为的著作。
基于相互仰慕的交易会带来良好的商业结果和更少的法律纠纷，他说，“你想想看啊，你要是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你的生活该多好。”
毫无疑问，巴菲特在工作过程中得到许多乐趣，芒格说。
“我在工作中也得到乐趣，但他比我更喜欢工作，”他说。巴菲特有个专门的词汇用来指代自己的办公室，芒格说，那就是“快乐的宫殿”。
这位律师说他想不起来巴菲特什么时候发过脾气。“甚至在我带他去明尼苏达钓鱼，把船弄翻了，我们不得不游泳到岸边的时候，他也没有朝我大呼小叫。”
芒格说他喜欢钓鱼，但是巴菲特不喜欢。他们共同的爱好是打桥牌。
根据今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在年会上向股东披露的信息，芒格拥有该公司的股份是22710股。按照星期五的收盘价每股2810美元计算，这些股份的价值大约是6380万美元。
芒格在访谈中表示，他的财产大半是由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构成的。
芒格有八个年龄从18岁到30岁不等的亲生子女和过继子女。他的姐姐罗伯特·埃斯塔布鲁克太太生活在奥马哈。
他是洛杉矶的私立哈佛中学的支持者，并长年担任洛杉矶计划生育组织的财务总监。
伯克希尔·哈撒韦去年取得了非凡的业绩，但今年的增长“肯定100%”会放慢，芒格说。巴菲特也持有相同的看法。
这家公司的业务很多元，涉足的领域包括电视、报纸、保险和家具零售。在1985年，该公司的盈利高达6亿1300万美元，净资产收益率达到了48.2%。
巴菲特说如果他突然去世，伯克希尔·哈撒韦在芒格的管理之下，将会在很长的时间内继续取得成功。
如果巴菲特现在去世，伯克希尔·哈撒韦和其部分拥有或全资拥有的公司之间的关系将不会发生变化，芒格说。
“过去人们把他们的企业卖给我们，是希望能够在一种特定的文化下面经营，这种情况将会继续出现。”
互助储蓄与贷款联盟的请辞信
各位先生：
这封信是互助储蓄和贷款联盟退出美国储蓄机构协会的正式辞呈。
互助储蓄是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西科金融公司和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附属企业，它早就不愿意和贵协会有任何关系。
我们的储蓄和贷款行业如今创造了美国金融机构历史上最混乱的局面。虽然这种混乱局面有许多原因，我们在去年股东大会发布的年报上试图予以归纳，但下面三种因素使它变得更加糟糕：（1）多年以来，贵协会通过游说，不断成功地阻止政府规范少数由骗子和白痴管理的保险机构的业务；（2）许多保险机构做了假账，以便使它们的经营状况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加健康；（3）保险机构的真实权益资本率太低，无法保障储蓄账户持有者的利益。
把国会现在面对的局势比喻为癌症、把贵协会比喻为致癌因素并不过分。如果国会缺乏智慧和勇气去处置那些引起当前麻烦的因素，那么这些麻烦将会像癌症那样复发。
此外，尽管我们的储蓄和贷款行业现在明显需要进行一场实实在在的改革，包括作出一些痛苦的调整，然而幅度最小的改革，也经常在贵协会的游说之下受到抵制。例如，贵协会（1）支持修改会计准则，允许“信誉”（在金融机构的背景中，这个词可以被翻译成“空气”）被记为资本；（2）只有拥有一定的真实权益资本的保险公司，才能够在全美国范围内开展所有保险业务，贵协会致力于将规定的真实权益资本数额最小化。
一场由贵协会协助引发的全国性灾难迫在眉睫，而贵协会冥顽不灵，坚决支持宽松的会计准则、不充足的资本，实际上还支持放松对许多保险机构的管理。贵协会对当前储蓄和贷款行业的乱局的反应，无异于埃克森石油公司（Exxon）在瓦尔德兹号油轮（Valdez）发生原油泄露之后，继续允许油轮的船长随意饮用威士忌。
从前有一家制造商公开向国会道歉，这才是贵协会应该效仿的榜样。因为贵协会明显已经在很长的时间内误导了政府，给纳税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贵协会应该做的是公开道歉，而非妄图通过加倍的努力来继续误导政府。
我们知道有些人认为不应该用高标准来要求行业协会，它们本应该采取贵协会目前正在采取的行动。依据这种观点，各行各业组织协会，不是为了在犯下大错之后提供真相、理由或者正常的人类礼仪，而只是为了在立法会上提出一些自私自利的废话和政见，以便和其他提出自私自利的废话和政见的行业协会分庭抗礼。但是现在我们面前的证据表明，这种协会行为如果在每个国会选区都得到有影响力的当选议员的公开支持，就好像贵协会的行为这样，将会对国家造成极大的伤害。因此，贵协会的公共责任当采用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做法，应该效仿在“黑袜”丑闻（注：Black Sox Scandal，发生在1919年世界棒球大赛中八名白袜队球员打假球的丑闻事件）之后进行改革的棒球大联盟。除此之外，贵协会过去的短视使得这种糟糕的局面持续恶化，从而使客户储蓄机构的经营每况愈下；同样地，贵协会当前的短视，也将会使客户机构蒙受损失。
请你们相信，沃伦·巴菲特先生和我不仅要让互助储蓄和贷款联盟退出美国储蓄机构协会，我们还将作出小小的抗议，把这封辞呈复制几份，分派给媒体，以便引起它们的关注。
反托拉斯法的滥用
文/查理·芒格
《华盛顿邮报》，2000年9月1日我从微软反托拉斯案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司法部认为，任何销售商只要满足如下三个条件：（1）它经常以一种价格销售包括所有配件的产品，（2）它在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3）它通过添加与其他人最先推向市场的产品功能相同的新配件来参与市场竞争，那么这家销售商就自动侵犯了反托拉斯法，哪怕它出售的是一种不断成熟的多配件产品，并持续地开发新的型号，增加一些新配件，以此来改善这种产品的功能。
如果上诉法庭愚蠢到认可审判法庭对微软案的裁决，那么美国几乎所有在市场上取得领先地位的高科技企业将会被迫放弃世界各国的企业在受到市场上其他公司推出的更优秀技术威胁时所采取的标准竞争行为。
没有别的国家会如此控制它最强大的企业。我们只要看看美国自己的历史就能够明白原因。就以福特汽车公司为例。1912年，福特公司是美国领先的汽车制造商；当年一家小公司——通用汽车的前身——发明了自动点火装置，让司机在车内就能发动轿车，不用跑到车外去用曲柄摇动引擎。福特作出的回应是自己研发了自动点火装置，安装到它的轿车（这是福特“一价全包”的产品）上去——从而巩固了其市场领先地位，限制了那家很小的竞争公司的入侵。我们真的想把这种行为定义为非法行为吗？
或者以波音为例。假如波音销售的客机占到美国市场的90%，而且每架客机只收一次钱，尽管它不停地为这些客机增加更好的配件。我们真的仅仅因为这些配件中有部分是由其他制造商最先推向市场的，就希望波音别再试图加强它的竞争优势吗？要知道的是，增加这些令人满意的新配件不但对旅客有帮助，还能提高客机的安全性能。
微软案提出的两个问题是：（1）哪些将独立的新产品“捆绑”到在市场上占优势地位的旧产品的做法是不被允许的和违法的？（2）哪些改善在市场上占优势地位的一价全包产品的做法是可以被允许的和合法的？
有一种轻松的办法可以避免荒唐的结果和争议。我们需要一种支持提高产品性能的简单原则：如果经过可靠的论证，新配件确实能够在某些方面改善产品使用者的体验，那么它就应该被允许添加到产品中去。
现代社会的本质决定，最高水平的生活往往出现在有许多超级成功的公司的地方，而且这些公司狂热地致力于改善某些一价全包的产品的性能，以此来保持很高的市场份额。
起诉微软等于将
我们最优秀的
高科技企业置于
危险之地。
近几年来，外国制造商开发出更好、更便宜的产品，而美国的制造商仍然能够与它们竞争，是得力于一种微观经济潮流：我们的制造商学会了向少数最值得信赖的供应商采购数量更多的、包含各种配件的一价全包产品。这种重要的现代潮流现在受到司法部的威胁。
微软的企业文化也许有些特征是许多人所不喜欢的，但优秀的软件在这种企业文化中得到最好的开发。微软否认它曾留意它的行动给竞争对手带来的影响，这种做法也许是不明智的。但遇到这样的案子，法律顾问通常会建议这么做；再说微软内部每个人的想法是各不相同的。正确的反托拉斯政策不应该因为被告要求政府拿出证据而对它们进行物质的惩罚。如果司法部现任的管理者放任这种处理诉讼的做法左右反托拉斯法的发展，完全不顾这种做法将会在上面提及的案子之外造成恶劣后果，那么他们就不适合承担引导反托拉斯政策的重任。
虽然我从来没买过微软的股票，但长年以来我一直观察着该公司软件的发展，这跟我个人拥有的两个职位有关。首先，我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管理人员和股东，而伯克希尔是世界图书公司百科全书（World Book Encyclopedia）的出版人。我特别喜欢该公司的百科全书产品，因为我知道它的编撰过程很艰难，也因为我从小就看这套丛书，它在这漫长的人生中给我许多帮助。
但尽管世界图书公司的管理人员作出了许多努力，当微软在其软件包里添加一整套近乎免费的百科全书时，这家公司的百科全书业务还是受到了极大的永久性伤害。除此之外，我认为微软这么做，是为了进一步把其强大的业务做大，也知道这种举措会伤害我们的公司。
即使如此，即使世界图书公司蒙受惨重的损失，我仍然认为微软有权利改善它的软件；我也仍然认为当强大的企业能够通过改善它们的产品而维持其强大的地位时，我们的社会得到了许多好处——尽管有些公司会蒙受损失。
其次，我是每日快讯集团（Daily Journal Corp）的董事会主席和股东。每日快讯出版许多备受律师和法官欢迎的小报。许多年前，这家集团受制于IBM，因为IBM有许多好用的电脑程序。后来它受制于DEC（数码设备集团），因为它的电脑程序更加好用。现在每日快讯集团的个人电脑上使用的百分之百是那些便宜得惊人的微软软件，微软的电脑程序更加好用，包括能够接入互联网的IE浏览器。
考虑到每日快讯集团原来那些供应商曾经在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而后销声匿迹的历史，微软的行业地位在我看来也是岌岌可危的。然而，至少在短期之内，微软产品在我们的企业和其他地方无孔不入地渗透对我们——包括那些使用我们的出版物的法院——有巨大的帮助。
但假如微软一直以来没有通过添加诸如IE浏览器之类的配件来改善它的软件，那么该公司的软件对我们和法院来说将会是一种糟糕的产品。微软给视窗操作系统增加程序，是迫于竞争的压力，因为如果它不想后退而想前进，就不得不那么做。
司法部现在发布的命令极其有害，它很难再发布比这更有害的命令了。如果司法部获胜，我们国家那些表现最好的高科技企业将会陷入困境。而司法部这么做，竟然是为了得到一些没有人能够理性地预测的公共利益。
英特尔公司最近已经被迫离开其原本处于领先地位的电脑芯片行业。该公司的安迪·格鲁夫说过一句被广为引用的话，他说在他的企业里面，“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如果这种情况是真的，看起来很有可能是真的，那么微软应该得到的是一枚奖章，而不是一次反托拉斯诉讼，因为它如此害怕落后，如此热衷于改善它的产品。
芒格科学中心接近完工
芒格科学中心计划在1995-1996学年开学时启用，它将在未来大约100年里为哈佛——西湖中学北校区的科学课服务。
这座设备先进的大楼坐落在半山坡，其上方是希弗楼，俯视寒水峡谷。它包括12间定做的实验教室、一间会议室、一个剧院风格的礼堂，礼堂的110个座位均有网线，可以连接手提电脑。所有房间都将拥有最先进的视听设备，整栋大楼都将铺设计算机网络。
“大多数建筑物的问题是，它们一旦建成，便没有多少可以改造的余地。我们想让这个中心在未来100年里都能发挥作用，发挥很好的作用，我认为它将来没有理由被废弃。”校董查理·芒格说。到目前为止，芒格和他的妻子南希捐赠了750万美元来建设这座新楼。
哈佛礼堂原有的科学教室并没有被弃用，校方每隔几年就会对它们进行翻修，改变它们的布局，但是这些教室显得太拥挤，早在10年前就应该被取代。
“在合并之前，我们就已经缺乏足够的科学设施，合并后高年级的学生人数翻了一番，我们亟需一座新的科学中心。人们不用动脑筋也能明白，”芒格说，“如果不改善科学设施，那么学校就是在误人子弟。”
芒格从一开始就插手这个计划的方方面面，但他和南希最早并没有想到要这么慷慨，可是随着修建计划变得越来越宏伟，所需的钱也越来越多。
“这次我们是陷进去了。”他笑着说，靠着办公室的椅背。他的办公室在市区的芒格、托尔斯&奥尔森律师事务所之内。不过他早已不当律师，而是在那里监管许多业务和投资项目。
图1：需要使用加长的混凝土泵才能将混凝土输送到大楼的第二层。图2：围墙和剪力墙的夹板已经铺到30英尺的高度，并已浇灌好混凝土。图3：钢构件形成的九角亭。九角亭下方是一部电梯，正处在大楼南部和北部的交界处。将来人们可以坐电梯从底楼上到屋顶，南面的屋顶有一座天桥和希弗楼相连。图4：芒格科学中心东部的地基清理。支撑系统使得工人能够在现有建筑物旁边垂直开挖。
“这是我和南希最大的一次捐款。”
芒格尤其感到自豪的是，学校的科学教师参与了设计。
“这座大楼没有哪个地方不被详细地讨论，”他说，“我认为其他中学不会像我们这样，让那些要在这里教书的人参与进来。他们密切地参与了整个规划过程。”
芒格认为，只有伟大的建筑师和聪明的业主通力合作，才能建起最好的楼房。他说校长托马斯·胡德纳特、财务总监罗伯·勒文和项目经理弗兰克·赫德奇站在学校的立场上，表现非常好，堪称“出色的业主”。
“我们也很幸运，建筑设计师朴基瑞和营造商库特·弗兰森都是学生家长，”他指出。
在工程筹备阶段，北校区的科学部主任约翰·福尔纳被派往全国各地考察许多公立中学、私立中学和大学的科学设施。他和勒文以及赫德奇访问的学校遍布全国，西到华盛顿州，东到新泽西州；但福尔纳说看到的景象大多令他们很失望。
“我们看到大量的重复，于是决定别再考察了，我们自己来设计，”福尔纳说，“在访问期间，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别人犯下的错误，没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哈佛——西湖中学向来开风气之先，所以我们决定参考我们看到的最好的设施，吸取一些经验，然后再利用我们学校教职工的聪明才智。”
选址确定之后，建筑师提出了各种想法，并因地制宜确定了建筑方案。
“这栋楼很难建，因为它的选址在坚硬的山坡上，而且我们必须在学年中间开工，”芒格指出，“我们不得不在建筑的过程中作出一些改变，通往工地的道路必须改变。”
在这座新大楼里面，福尔纳说：“可供我们使用的面积将会是现在的三倍。实验教室区，不算准备区，将会有1700平方英尺。许多人的房子都没这么大。准备区的长度跟整栋大楼相同，所有化学实验室都通往同一个准备区。其他学科的实验室的情况也一样。”
新大楼将会有12间实验教室，比哈佛礼堂多四间，其中四间专供生物学实验之用，四间供化学实验之用，两间供物理实验之用，另外两间是多学科实验室。
福尔纳指出，哈佛礼堂只有一个通风柜。而芒格科学中心每个化学实验室都有两个双倍大的通风柜。
“有的学校一个都没有。”他说。
学生工作区得到了扩大，其方便性和安全性都令人满意；所有教室都将会拥有全套的视听和计算机系统。
教师的讲台专门定做成L型，让教师能够同时和两名学生一起操作。在装备完善的计算机资源中心，那里将会有29台电脑，而哈佛礼堂现在只有12台。有一个实验室将会安装加强横梁，以便悬挂重达1000磅的机械展示装置，福尔纳说那“真的很酷”。
许多细节都征求了教师的意见，比如电源插座该放到哪里，他们想要什么桌子之类的。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实验室中的凳子都是不同的。
“我们努力给未来改建留下余地，我不知道该怎样称赞库尔特·弗兰森才好。我们想要什么，他就给我们什么，而且我们每个人之间的合作都非常愉快。”福尔纳说。
“他们基本上任由我们自己去安排，不像其他学校，我看到其他学校的老师对他们需要什么根本就没有发言权。这里没有限制和约束。我们的需求总是得到满足。我们科学部的同事感到非常激动。”
“有这样一位希望做到尽善尽美的捐款人，我们都很激动，”福尔纳说，“他总是督促我们把事情做好。”
他说芒格把科学设施的规划留给教师，但强烈要求通风和取暖设备必须是第一流的，而且大楼必须远远超过现行的抗震标准。
“我们是一所建立在地震区的学校，”芒格说，“要这么做才对。”
芒格本人是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公立学校的毕业生，他1924年1月1日出生在该市。从奥马哈中央高中毕业之后，他就读密歇根大学，但一年半后退学，在1943年1月份加入了空军部队。服役期间，他先后入读新墨西哥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并在1944年1月以空军少尉和气象学家的身份毕业。退伍之后，他以优异成绩从哈佛大学法学院获得了一个法学学位。
他在洛杉矶的穆西克、毕勒&加雷特律师事务所工作，并成为该所的合伙人。1962年，他离开这家事务所，创办了芒格、托尔斯、西尔斯&瑞克斯豪瑟律师事务所，现改成芒格、托尔斯&奥尔森律师事务所。
1965年，他放弃了律师生涯，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经商。他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会副主席，该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是他的多年老友沃伦·巴菲特。他担任过蓝筹印花公司董事会主席、新美国基金董事、《洛杉矶每日快报》董事会主席，也是《布法罗晚报》的大股东。
他还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包括洛杉矶计划生育协会理事和财务总监、洛杉矶撒玛利亚医院理事，以及阿尔弗雷德·芒格基金会的创办人和会长。
他和南希均热衷于教育事业，南希是万宝路中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校董，芒格夫妇为基督教青年会的维托尔营地捐建了一个40英尺×80英尺的游泳池和相关的淋浴更衣设施。多年以来，芒格太太一直是基督教青年会的理事。
查理·芒格和南希·芒格最早是以父母的身份开始和哈佛——西湖中学打交道的。他们结婚前各自有两个孩子，婚后又生了四个。五个儿子（哈尔·博斯韦克，1966级；戴维·博斯韦克，1970级；小查理·芒格，1974级；巴里·芒格、菲利普·芒格，1986级）全部毕业于哈佛——西湖中学。他们三个女儿就读的是帕萨迪纳的万宝路中学和威斯特里奇中学。
“我喜欢这个地方，我认为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芒格说。他把自己对哈佛——西湖中学的感情和丹尼尔·韦伯斯特对达特茅斯学院的感情相比。丹尼尔·韦伯斯特说过：“它（达特茅斯学院）是一所小学校，但有些人就是热爱它。”
芒格在1969年成为校董，并在1974年到1979年间担任校董会主席。他担任哈佛-西湖中学校董的时间超过25年，是任期最长的校董。但这对芒格本人来讲并不算异常，他担任洛杉矶计划生育协会理事的时间也很长。
“这所学校的方方面面都让我感到骄傲。它的教育质量和道德水准都很出色。这些年来它不断地进步，教员的水平也稳定地提高，它从来没有犯过错误。我认为它是全世界同类机构中最优秀的。
“许多学生没有上过别的学校，所以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但我们这些校董为它而惊叹。”
芒格说他认为“要想得到你要的东西，最好的办法是让你自己配得起那样东西，而哈佛——西湖中学配得起这座大楼”。
不那么沉默的合伙人
可能是美国当代历史上最伟大投资者的沃伦·巴菲特并非单打独斗。他从来没说过如此伟绩是他独立完成的，但他的公众形象太过高大，乃至30多年来，人们忘了巴菲特拥有一位不那么沉默的合伙人，这位合伙人不但是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哲学的共同缔造者，而且他本人也是一位大师级人物。
查理·芒格现年72岁，这位脾气古怪的律师和投资者生活在洛杉矶，和巴菲特的总部所在地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相隔1300英里和两个时区。芒格和巴菲特两人相得益彰。芒格显得更为傲慢和博学，巴菲特显得谦虚和友好。但这都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这两人的思想是异乎寻常地相似。
“我跟其他任何华尔街的人谈话的次数，可能还没有我跟查理谈过的1%那么多，”巴菲特说。查理·芒格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巴菲特用他来考验自己的想法。“查理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快速思考者。他能够一下子从A想到Z。甚至在你话没说完之前，他就已经看到一切的本质。”1978年，芒格被任命为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董事会副主席；1983年，他担任西科金融集团的董事会主席，西科是一家由伯克希尔控股80%的理财公司。芒格还是所罗门公司的董事。
要理解芒格对巴菲特的影响，你必须了解后者投资哲学的逐步演化。奥马哈现象最初纯粹是格拉汉姆式的——以白菜价购买便宜的股票，然后当它们不再便宜时便抛售。通过对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进行详细的分析来确定它们的股票是不是便宜。巴菲特仍然遵循格拉汉姆谨慎分析的投资规则，但是巴菲特大胆地买进许多股票，按照格拉汉姆的标准，和其资产、利润或现金流比起来，这些股票的价格很低廉。他没有依照典型的格拉汉姆做法，在股价上涨的时候抛售。
许多年后，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巴菲特更为接近一锤定音的股票投资理念——买进一些优秀企业的股票，并永久地持有，或者至少在这些企业的根基腐朽之前持有。
伯克希尔·哈撒韦在1988年购买可口可乐的股票时，按照传统的标准，这只股票并不便宜。当时华尔街认为这只股票很优秀，但是价格已经到顶了。自从1988年以来，可口可乐的股价已经上涨了600%，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5%，但伯克希尔并没有从利润中取走一分钱，一股都没有抛售过。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也有些人持一锤定音的股票投资理念，他们追捧当时市场上被称为“漂亮50”的50只优秀股票，但是在1974年遭遇了大溃败。巴菲特和芒格与这些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巴菲特和芒格真正按照本杰明·格拉汉姆的方式做了他们的作业。伯克希尔·哈撒韦一锤定音选定的股票——可口可乐、华盛顿邮报公司、政府职员保险公司、吉列、富国银行、布法罗晚报和德克斯特鞋业——都是在经过对资产负债表、社会和经济潮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之后才挑选出来的。有些股票被大多数分析家认为只是很优秀，而且价格到顶了，但巴菲特会把它们当做无价之宝：这些股票不受通货膨胀影响，能够持续增长——总而言之，它们是复利机器。在20年前，像雅芳、施乐之类先声夺人然后持续走低的股票并没有进入该公司购买并永久持有的名单。
伯克希尔·哈撒韦应该全部要迪士尼的股票吗？或者选择一半股票一半现金？也许等到道指5000点的时候，它会套现所有迪士尼的股票。
在逐渐糅合格拉汉姆理论和一锤定音理论的过程中，查理·芒格扮演了创造性的角色。巴菲特说：“本杰明·格拉汉姆曾经教我只买便宜的股票，查理让我改变了这种做法。这是查理对我真正的影响。要让我从格拉汉姆的局限理论中走出来，需要一股强大的力量。查理的思想就是那股力量。他扩大了我的视野。”
仿佛是在补充巴菲特的想法——不过是在另外一次采访中——芒格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发现，有的股票虽然价格是其账面价值的两三倍，但仍然是非常便宜的，因为该公司有可能正处于增长的通道上，它的某个管理人员可能非常优秀，或者整个管理体系非常出色等等。”
可口可乐符合这个标准。喜诗糖果和华盛顿邮报公司也是。芒格说：“我们打算永远持有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永远？在本杰明·格拉汉姆的投资词典中可找不到这个词。
“沃伦和我对用保证金购买股票的事情向来很谨慎。当你把自己的证券抵押给别人，总是会有发生大灾难的细微可能性存在。”
传统的智慧认为套利并不会造成损失。芒格可不这么认为。“对于个人来讲，作出几项大的投资，然后稳坐不动，这样能够带来许多好处。你付给交易员的费用更少，听到的废话也更少。”
最棒的是，芒格说，你不必每年都缴税。“如果这种方法生效，税务系统每年会给你1%到3%的额外回报。”芒格指的是一个大多数投资者理论上都知道但在实践中忽略的道理：所谓的资本利得税根本就不是资本利得税。它是一种交易税。没有交易就不用缴税。由于套利涉及交易，它会把美国税务局变成你的合伙人。如果你没有套现利润，理论上存在一笔应缴税款，但这笔钱仍然归你所用。
OPM（别人的钱）因素
你可能从来没想过这种方法，但伯克希尔·哈撒韦购买股票的方法，就是用保证金交易的方式买进沃伦·巴菲特和他的多年老友查理·芒格挑选出来的投资组合。用保证金？是的，伯克希尔·哈撒韦采用这种交易方式，既能得到杠杆的好处，又没有续缴保证金的风险。最棒的是，伯克希尔的借贷成本差不多等于零，所以通过保证金交易获得的利润几乎全部归股东所有。因此杠杆投资给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带来的只有好处，而没有风险。该公司的股票目前以超过资产价值35%的溢价出售，表面上看价格明显太高。但考虑到投资杠杆的因素，其溢价其实比这个数字低得多。巴菲特说：“这只股票的实际溢价比账面溢价少很多。”
芒格解释说：“沃伦和我对用保证金购买股票的事情向来很谨慎。当你把自己的证券抵押给别人，总是会有发生大灾难的细微可能性存在。最理想的做法是以一种短期内不会给你造成影响的办法去借贷。”
这正是伯克希尔·哈撒韦采取的做法：它用来投资的资金不仅包括股东的财产，还包括134亿美元——每股11700美元——近乎零利息的借款。
所以巴菲特才会说该公司股票的实际溢价比账面溢价少很多。根据公布的数字，这只价值32050美元的股票平均每股的账面价值是23780美元。粗略地说，每拥有1000美元的伯克希尔资产，股东就能支配另外500美元OPM（别人的钱）。把OPM（参见下表）——对股东而言，这笔钱发挥的作用跟资产是完全相同的——考虑进去，该公司的股票溢价就降低了很多。
有些OPM来自巴菲特和芒格的买进并很少卖出的策略：累积了巨额的资本利得税，但缴纳的税款很少。截至1995年10月，伯克希尔应当缴纳的递延税款高达51亿美元，但只向美国税务局支付了1亿5500万美元。
芒格说：“目标是购买股票，但不派红利，如果这只股票在30年里每年的复合回报率是15%，并在最后支付一笔35%的利得税；那么在缴税之后，平均每年的回报率是13.4%。”
接下来是保险公司的“浮存金”。浮存金是一个专门术语，它指的是赔款准备金和投保人预先缴纳的保费。这笔钱当然由延后赔付的保险公司所持有并使用。
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这笔钱其实是免费的资金，不过有时候它必须提出来支付赔款。伯克希尔·哈撒韦现有的保险“浮存金”是38亿美元，很快就会上涨到68亿美元，因为该公司即将兼并汽车保险巨头政府职员保险公司。
别人的钱的总部
伯克希尔·哈撒韦在1967年花了850万美元收购了它的保险业务。现在该公司的保险业务价值190亿美元。但其总部从来没有变过。
最后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15亿美元的债务，该公司的OPM中只有这部分需要支付利息。而且利率还很低：只有6.5%。
“我们把我们的浮存金视为非常重要的资产，”巴菲特说，“我们的保费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浮存金，这笔浮存金可能跟某些财产保险公司的全部资产相等——我们是有意这么做的。”
如果伯克希尔·哈撒韦不得不以当前公认的利率借钱，每年的利息是将近8亿美元。
所有保险公司都有浮存金。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浮存金与众不同。
不同之处在于，伯克希尔的浮存金有部分是通过所谓的超级灾难保单（Super-Cat）而得来的，这得从1967年说起。当年伯克希尔·哈撒韦花850万美元收购了两家奥马哈的小型保险公司——国民保险公司和国民火灾水难保险公司。这两家小型的保险公司拥有1730万美元的所谓浮存金——大概是伯克希尔收购它们的成本的两倍。
完成这次小规模的收购之后，伯克希尔开发了一项很大的业务，就是对自然灾难进行保险——这是一种对再保险进行再保险的业务。它的原理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承保南加州的家庭财产险的保险公司面临的风险是很大的。要是一场大地震把整个地区都毁了怎么办？这家保险公司会把部分风险转嫁给伯克希尔·哈撒韦或者其他公司，后者同意部分地承担这家保险公司的赔付额——这就是再保险。有时候再保险商希望转嫁它的部分风险。所以它会购买超级灾难保险。伯克希尔·哈撒韦也把超级灾难保险卖给它们。
这种业务非常讲技巧，但是利润极其丰厚。如果伯克希尔·哈撒韦签发一张超级灾难保单，它收取的保费是保单面额的比如说15%，并把这笔保费作为第一年的准备金。等到当年结束时，如果恐怖的地震或者风暴没有发生，“我们就能赚到这笔钱”，芒格说。伯克希尔·哈撒韦随后就能将全部保费在账本上记为收入。
你可以把这整个业务当作一种复杂的赌博：一场飓风就能够扫荡佛罗里达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伯克希尔实际上是赌这种情况不会出现，通过收取保单面额的15%作为保费，它让赔率有利于自身。
如果当年天没有塌下来，伯克希尔就赢得所有的赌注。如果天塌下来了呢？在巴菲特看来，洛杉矶盆地每年发生大地震的概率是20：1。一场造成300亿美元损失的大地震将会使伯克希尔付出10亿美元的代价；分散到20年，那就是每年5000万美元。诺斯里奇大地震使保险商付出了大约120亿美元的代价，但伯克希尔几乎毫无损失。
芒格说，在最早的情况下，超级灾难保单每年给伯克希尔造成的税后最大损失是6亿美元。这将会使整年的保费收入化为乌有，但也就仅此而已。伯克希尔开出的最大一份保单是4亿美元，投保人是二十世纪保险公司。这家公司由于诺斯里奇大地震毁坏了许多房屋而损失了全部的资本金。不过伯克希尔·哈撒韦通常会将风险分散到石油钻井平台爆炸、风暴、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等领域。它用多元化的账本来广泛地分散风险。
伯克希尔的保险业务如此成功，是因为它从来不接跟石棉和环境伤害有关的保单，许多保险公司就因为接了这些保单而破产。该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赔付损失是1亿2000万美元，发生在1991年。
底线：过去三年来，伯克希尔的保险业务是盈利的。所以它的资金成本低于零，这意味着浮存金的回报是纯粹的利润。
用浮存金投资的巴菲特和芒格能够有23%的复合回报率。现在你能明白《福布斯》杂志为何将伯克希尔称为了不起的复利机器了。
与此同时，浮存金的增长是几何级数的。从1990年的16亿美元到1995年的38亿美元，增长了两倍有余。伯克希尔曾经微不足道的保险业务部门现在已经变成资本额美国排名第二的保险公司。它的信用评级是A++-，保户盈余多达190亿美元——仅次于国家农场（State Farm）保险公司的240亿美元，两倍于好事达（Allstate）保险公司或美国国际集团（AIG）保险公司的规模。
但别费力在国民保险公司的办公室寻找豪华轿车或者古董。它的总部依然位于奥马哈市一座不起眼的写字楼里，职员人数也并不多。
——罗伯特·伦兹纳、戴维·冯狄勒尔
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董事会主席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
“你听说过‘个性相反的人容易相互吸引’那句老话吧？”芒格问。
“嗯，性格相反的人其实并不相互吸引。”
“我跟其他任何华尔街的人谈话的次数，可能还没有我跟查理谈过的1%那么多。”
再说，如果你把伟大公司的股票卖掉，你去哪里找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投资项目呢？正如诗人奥马尔迦亚谟所说的“·：酿酒商买的东西常常让我感到奇怪，那还没有他卖的东西一半珍贵呀。”
巴菲特和芒格都十分重视复利那种令人敬畏的神秘力量。查理·芒格喜欢引用他的偶像本杰明·富兰克林关于复利的话。富兰克林写道：“……这块石头（复利）能把你所有的铅块都变成金块……别忘了金钱拥有强大的繁殖能力，钱能生钱子，而钱子能生更多的钱孙。”
芒格很少有不随身携带复利终值系数表的时候。为了说明复利的魔力，他举了个例子：投资1美元，每年税后回报率是13.4%，经过30年之后，这1美元将会变成43.5美元。在芒格看来，依靠复利比依靠市场时机好多了。
很少人意识到巴菲特和芒格通过使用杠杆，从复利原则得到了更多的助力。就以一美元连续30年复合增长13.4%为例。假如你在最初以8%的利率借了50美分，并把这50美分也用于投资。那么净效益将会把你的回报率从13.4%抬高到18.8%。重复每年的过程，经过30年，你的1美元将会变成176美元。
“理解复合回报的力量和获取它的困难是理解许多事情的核心和灵魂，”芒格用其惯用的华丽词汇说。（要了解伯克希尔·哈撒韦如何利用别人的钱来来撬动其资本，请参见第517页的柱形图。）
“理解复合回报的力量和获取它的困难是理解许多事情的核心和灵魂。”
芒格在1972年说服巴菲特用2500万美元现金收购喜诗糖果百分之百的股权。这并不是本杰明·格拉汉姆式的股票。但结果证明它是一台复利机器。去年喜诗糖果的税前利润是5000万美元，而该公司的资产高达5亿美元。也就是说，过去24年来，该公司每年的复合增长率达到13.3%。再加上这段时期所赚的税前利润——这些钱都被用于再投资——你得到的税前年均回报率超过23%。
这24年里的任何时间，伯克希尔·哈撒韦都可以通过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将喜诗糖果的全部或者部分资产变现。为何不这么做呢？芒格回答说：“在美国，能够产生23%的税前利润的并购很少。”还是让钱在一个相对稳妥的公司里增长比较好。
在罗杰·罗温斯坦那本充满睿见的、极具可读性的传记《巴菲特：一个美国资本家的形成》中，芒格本人所占的篇幅相对来说较少。然而巴菲特将会第一个承认，如果没有查理·芒格，他很可能不会成为全世界屈指可数的大富豪。
罗温斯坦并没有忽略芒格的角色，但可能是因为它没有巴菲特的角色那么富于戏剧色彩，所以罗温斯坦并没有多加着墨。每年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年会召开当天，沃伦和芒格会坐在奥马哈一个礼堂的主席台上。他们经常在纽约和加州见面，最近刚刚去西雅图找巴菲特的密友、微软的比尔·盖茨过周末。但每年绝大多数时间他们只通过电话进行联系。
在这些电话交谈中，巴菲特是股票挑选者，芒格是质疑者，是怀疑论者，巴菲特通过他来测试自己的想法。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如果你没有考虑所有的负面因素，你就无法判断一个想法是否行得通。芒格也不是整天板着脸的人。他们在电话里经常讲笑话。虽然表面上有很多差异，这两个人的想法是相同的。“每个从事复杂工作的人都需要同事，”芒格解释说，“和别人共事的要求是你必须把自己的想法清楚地说出来，光是这个规矩就能让你受益匪浅。”
“你听说过‘个性相反的人容易相互吸引’那句老话吧？”芒格问。“嗯，性格相反的人其实并不相互吸引。心理实验证明，只有相似的人才会相互吸引。我们的头脑的工作方式也差不多。”
他们两人的头脑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共同工作呢？“就在电话里啊。”芒格回答说。没问题，这是一家好公司。但它的股价足够低吗？它的管理层是由芒格和巴菲特满意的人组成的吗？如果股价低到可以购买的水平，那么它这么便宜正常吗？用芒格的话来说就是：“这背后有什么蹊跷？是否存在我现在没看见的隐患？”
目前这两位正在考虑如何处理伯克希尔·哈撒韦持有的2000万股美国广播公司的股票，这些股票价值25亿美元，占到该公司总股本的13%。等到今年春天，当股东表决同意美国广播公司被迪士尼收购的时候，芒格和巴菲特将不得不确定伯克希尔是否想要成为全国最大的娱乐企业中两个最大的股东之一。
伯克希尔·哈撒韦应该全部要迪士尼的股票吗？或者选择一半股票一半现金？也许等到道指5000点的时候，它会套现所有迪士尼的股票。
如果巴菲特和芒格选择大部分现金，请别感到意外。“我们很敬佩迪士尼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它的股价非常高，而且当前股市已经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芒格告诉《福布斯》杂志。迪士尼目前的市盈率是22，而市净率则是5。它确实是好企业，但是有这么好吗？芒格和巴菲特经常在电话里长时间地讨论这个问题。
当两个人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芒格说，巴菲特会取胜。如果双方各执己见，他愿意让决定权交给巴菲特。“像我这种人主见很强，哪怕是在巴菲特面前，也不会表现得很顺从，尽管他比我更能干，也比我更专注。”
最后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芒格十分顽固。然而他愿意屈居巴菲特之后。驯服强大的主见和倔强的性格需要高度的自律和客观态度。在这里，客观态度是很重要的。它意味着做决定的时候能够不受情感、希望、恐惧、焦躁、自欺等所有纯粹主观因素的影响。很少人能做到这一点，但芒格可以。有时候让步给巴菲特需要——用芒格的话来说——“客观地看待你到底算老几”。
客观也意味着“冷静”。当持有的股票不断上涨时，我们大多数普通人会感到眩晕。这时候会出现恐高症。我们害怕失去我们的账面利润。所以我们抛售，然而有时候会后悔莫及。另外一种极端情况是，我们喜欢某项投资，但却不敢去做，因为大家都说我们是错误的。芒格和巴菲特就努力摆脱情感的影响。同样地，当事情开始变得糟糕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会不停地希望它们快点好起来。巴菲特和芒格并不抱希望，他们试图冷静地分析各种可能性。他们最近共同作出的决定就展现了这种冷静的客观态度：向陷入麻烦的所罗门公司赎回价值1亿4000万美元的优先股，而不是把它们换成普通股。从感情上来讲，巴菲特和芒格跟所罗门公司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客观的角度出发，他们可以把资金投到更好的地方。他们不得不放弃所罗门。
“查理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快速思考者。他能够一下子从A想到Z。甚至在你话没说完之前，他就已经看到一切的本质。”
芒格支持巴菲特在所罗门作出一个非常冷静的决定：前董事会主席约翰·古特福伦德声称所罗门公司欠他一大笔薪酬，但巴菲特拒绝了他的请求，一分钱都没给他。而时代华纳公司最近被辞退的高层管理人员都得到了优厚的补偿。在芒格看来，古特福伦德导致公司崩溃，根本就没有资格得到巨额的分手费。
古特福伦德非常讨厌芒格。绝大多数高层管理人员会为了息事宁人而用钱堵住古特福伦德的嘴。但在芒格看来，那不是客观的决定。
芒格和巴菲特产生意见分歧的时候毕竟很少，他们更多的是拥有相同的看法。1989年，他们仅用三个小时就决定让伯克希尔·哈撒韦逐步持有联邦家庭贷款抵押集团4%的股份。伯克希尔当年为得到这些股份付出了7200万美元，现在它们价值超过5亿美元。
那是一件不用动脑筋的事情，芒格说。“只有储蓄公司和贷款公司才能成为它的股东。没人能够持有超过4%的股份。这是一个完全无效的市场。你把钱投进去肯定能赚几亿美元的。这太明显了。”
对巴菲特和芒格来说也许确实如此，但对其他人来说则未必。
巴菲特的财富比芒格多出很多。先进入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巴菲特和他的妻子拥有该公司43.8%的股份，价值170亿美元。芒格那1.6%的股份目前价值为6亿1000万美元。巴菲特说他不记得什么时候抛售过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而芒格则曾经送出几百股作为慈善捐款。他捐给洛杉矶的撒玛利亚医院大笔善款。对计划生育协会和斯坦福大学他都曾慷慨解囊，他还是洛杉矶私立哈佛——西湖中学一座新的科学中心的主要捐款人。
这不是一个相对贪婪的问题：巴菲特并没有过着一种特别奢华的生活，他打算把几乎所有财产都留给他的妻子苏珊，而苏珊则承诺到时会把这笔财产留给世界上得到最多捐款的基金会。就这方面而言，这两个人似乎出现了时间差：芒格想要得到亲眼看着他的钱做善事的满足感；巴菲特则认为自己的责任是累积更多的钱财，留给他的后人去做善事。
巴菲特显然明白，他发挥复利魔法的时间越长，他的后人就会有越多的钱可以用来做善事。虽然许多人批评巴菲特不够慷慨，芒格却坚定地为他的朋友辩护：“对巴菲特来说，把钱累积起来比把钱给出去更有用。”提出强制性捐赠计划的也是芒格，而不是巴菲特：这个计划规定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每年按每股13美元的标准把钱捐出去做他们想做的善事。
巴菲特和芒格还有一件事不能取得一致意见，那就是政治。和第二任妻子南希养育了八名子女的芒格是一名注册过的共和党人。巴菲特则是民主党人，他和克林顿夫妇都有交往。“我较为保守，但我不是那种极端保守的人。”芒格说。
虽然对民权没有巴菲特那么热衷，但芒格确实同意巴菲特在人口控制和堕胎权利方面的主张。在20世纪60年代，芒格资助一些加州妇女的旅费，帮助她们前往墨西哥堕胎。后来，在他的极力推动之下，加州高等法院终于在全美率先决定根据宪法推翻一部禁止堕胎的法律。巴菲特回忆说：“查理接下了案子。他请求各大领先的医学院和法学院的院长联署专家意见陈情表。查理没日没夜地做这件事情，甚至撰写了那份陈情表的部分内容。”
这肯定跟奥马哈的风土人情有关。虽然这两个人迟至20世纪50年代末期才相识，但芒格小时候住的房子离巴菲特现在住的房子只有200码。芒格年轻时曾在巴菲特爷爷的杂货店里干过活。芒格曾先后就读于密歇根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但是没有获得学位；二战期间，他在空军部队担任气象官。没拿到本科学位的他后来被哈佛大学法学院录取，并在1948年毕业。
“我曾经蹩脚地试图模仿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生活。富兰克林在42岁那年放弃经商，专注于成为作家、政治家、慈善家、投资者和科学家。所以我也将我的兴趣从生意场上移开。”
他进入哈佛大学那年才22岁，但就算按照那所骄傲的学府的标准，芒格还是被当成一个聪明然而桀骜不驯的家伙。有一天，没做准备就去上课的他泰然自若地对教授说：“你给我事实，我就会给你法律。”
和巴菲特不同，芒格从来没有把所有时间奉献给投资。毕业后，他离开了家乡，前往洛杉矶寻找更光明的前途。在洛杉矶，他加入了穆西克、毕勒&加雷特律师事务所；当地许多富裕的实业家，包括保罗·盖蒂在内，是该事务所的客户。
后来芒格开创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芒格、托尔斯&奥尔森律师事务所。这家事务所现在仍把他的名字放在最前面。该所是加州最优秀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南加州爱迪生公司、加州联合石油公司和伯克希尔·哈撒韦都是该所的客户。1965年，他从该所退出，不再担任该所的合伙人，但该所保留了他的办公室，他也仍然教给该所的合伙人一些重要的道理，比如说要选择能够做朋友的客户、不要唯利是图等等。
芒格的投资生涯最初和巴菲特无关。从1962年到1975年，他管理着惠勒芒格公司。这是一家投资顾问公司，坐落在太平洋海岸股票交易所大楼一间寒酸的办公室里。在那些年，芒格的投资业绩跟巴菲特没法比，但是也相当可观，每年扣除管理成本之后，提取投资费用之前的复合回报率达到了19.8%。
芒格原本并不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大股东，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他的两家控股公司——多元零售公司和蓝筹印花公司——并入伯克希尔·哈撒韦之后，这种情况才被改变。自那之后，巴菲特和芒格彼此之间有了更深的了解——巴菲特进入了他最有收获的时期。
这两个人过着非常不同的生活。晚年的巴菲特开始喜欢出席公众场合，然而并没有忽略他的投资。芒格则一如既往地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我曾经蹩脚地试图模仿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生活。富兰克林在42岁那年放弃经商，专注于成为作家、政治家、慈善家、投资者和科学家。所以我也将我的兴趣从生意场上移开。”
不寻常的是，不管是芒格，还是巴菲特，他们对华尔街的评价都不高，尽管华尔街让他们发财。“整个投资管理业并没有给所有股票组合的所有者们增加任何价值，”芒格说，“管道维修业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医疗行业的情况也不是这样的。沃伦百分之百赞同我的观点。我们看到聪明人准备进入投资管理业就会摇头。那是对天赋的浪费。”
芒格喜欢把股市和马会相比。大家都知道赌马很难赢钱，因为马会收取所有赌注的17%作为管理费用。算上交易费、管理费、承保利润，整个金融界向投资人收取的费用虽然没有马会的17%那么高，但是也已经不少了。
“在支付大笔成本和费用之后，想要跑赢大盘是很难的；然而有少数人能够做到，特别是那些把股市看成疯子玩的游戏并偶尔有一些定错价格的良机的人。”芒格说。
他补充说：“我个人认为，如果美国的证券交易下跌80%，那么整个文明社会的运转会更好。如果我是上帝，我将会改变税收制度，把现在的税收标准降低80%——实际上，远远不止80%。”芒格曾经提议对那些买入卖出之间相隔不到一年的证券交易所产生的利润征收百分之一百的税。
巴菲特和芒格本身是杰出的投资者，可是他们又贬低投资行业，这两者之间矛盾吗？你可以从芒格的回答中看出来，他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思熟虑。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投资管理是一个下等行业，我赞同他的看法，”芒格说，“大多数投资管理人员只会在流通股市场上进行争夺。那只是一个零和游戏。你将会发现我的子女没有一个是干投资管理的。沃伦和我有点不同，因为我们确实管理许多企业，并将资本配置给它们。”
“凯恩斯通过为他的大学赚钱和为国家服务来赎回他的‘罪’。我的赎罪方式是参加许多和投资无关的社会活动，沃伦的赎罪方式则是用他的投资成功来充当一名伟大的导师。我们热爱为那些早就信任我们、当我们年轻而贫穷时就信任我们的人赚钱。”
在《福布斯》杂志看来，芒格所表达的社会良知是其投资成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巴菲特的情况也是这样。这两位复杂的、迟暮的天才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地照顾他们共同用非凡的人格创造出来的复利机器。其他人也许会试图复制伯克希尔·哈撒韦，但他们永远无法复制这两位非凡的人物。
乐观主义在会计中没有容身之地
文/查理·芒格
《华盛顿邮报》星期四，2002年4月4日，A17版
安然的大溃败有两个原因：（1）变态的、将失败描绘为进步的“金融工程”；（2）在实践中被用于制造幻象和假账的公认会计准则。
公众已经注意到那些为非作歹者的错误，并呼吁对他们施以更严厉的刑事处罚。但公认会计准则的错误更为重要，因为改变这些会计准则，以及它们被采用的方式，能够有效地防止未来再出现安然这样的大灾难。
白痴和骗子，比如说安然那些，将会永远伴随我们左右，而且他们要是看到有大钱可赚，比如说通过在年报中披露更高的利润，就会特别活跃。
因此，会计准则必须让白痴和骗子很难伪造利润和净资产。每个零售商都知道，只有设置一个使“小偷”难以侥幸逃脱的防盗系统，他的商店因失窃而造成的“损耗率”才会下降。同样地，合理的会计准则必须使那些将失败伪造为成功的公司难以侥幸逃脱。
而一个让滥用数字轻易得逞的规则制定系统就像一个没有收款机的零售系统。在这两种系统中，不管刑罚有多么重，麻烦事肯定会发生，因为这两个系统都没有像工程学那样设定安全边际，用来防止不可避免的人性弱点所造成的损失。例如，面对外科手术中许多本可避免的死亡，工程学作出的反应是，创造一些阻止操作者将氧气输送量降到零的麻醉机器。聪明的会计准则必须表现出同样的精明，防止出现令人讨厌的账目。
从会计准则中得到最大安全的办法是，强制人们在做账的时候采用悲观谨慎的态度。长远来看，悲观谨慎的会计将会给公众带来巨大的利益，而几乎不会对公众造成任何危险；而乐观主义的会计是对公众的一种威胁。
很少有案例能够比安然更好地证明这个道理。安然对其衍生品交易采用乐观的会计，对太多可疑的、尚未收回的收入进行“提前处理”，在账本上把它们记为利润。在这个骗局刚开始的时候，公认会计准则允许“按市价入账”的价值评估，这种价值评估所依据的市场价格信息是不完善的，而且没有足够地考虑双边贸易的风险。后来，多达数百页的会计准则文件被用于为那种以“按模型价格入账”为基础来确定盈利的做法辩护，可是那些“模型”价格恰恰是由受审计的交易员计算的，而年报中披露的利润越高，这些交易员得到的奖金就越多。
公认会计准则的系统是有缺陷的，这是因那些会计师事务所的欲望和它们的客户的希望使然。除此之外，因为这个系统的很大一部分已经彻底烂掉，所以遇到麻烦的将不仅仅是那些从事衍生品交易或者聘请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司。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热爱误导的会计。而证券交易委员会，即使它的领导是阿瑟·列维特这样的改革者，也无法带来许多革新措施，因为它受制于那些服务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政客。
这样陈述这个问题等于提出了解决方法：把对会计的控制权交给那些不受会计师事务所、企业和政客影响的机构。
因此，我们的会计管理模型应该是这样的：首先，设立某种类似于联邦储蓄系统、但比它更为独立的管理机构；其次，证券交易委员会必须被要求强制落实新规则制订者设立的标准。
这些规则制订者应该是一些专家，他们至少应该像保罗·沃克尔在驯服通货膨胀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坚决和正直。他们也应该比这位美联储主席更加坚定。那些从蠢事中获益的人往往会对蠢事大加称赞，而消除蠢事会让某些人感到痛苦。
有些人认为，要纠正会计，我们只需要某个新的委员会或者增加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权力。但这种观点已经被反复证明是错误的，因为那种做法无异于用小孩玩的射豆枪去影响大象。我们需要一种更强大的补救方法。
（作者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董事会副主席。）
贝西克兰兴衰记 关于一个国家如何陷入经济崩溃的寓言
文/查理·芒格
《石板》，2010年2月11日
18世纪初，欧洲人在太平洋上发现了一个面积颇大、但荒无人烟的孤岛。岛上气候温和，资源丰富，惟一的不足是缺少煤、油、天然气。因岛上拥有这些基本条件，却还没有人类文明，欧洲人便将其命名为“贝西克兰”（“贝西克兰”英文原意为基础、基本或原始——译者注）。
很快，欧洲人开始入住贝西克兰，并创建了一个新的国家。他们设立了一套与早期美国相似的政府体系，并鼓励贸易，没有国内关税或其他贸易障碍。同时，政府高度尊重与捍卫私有财产权。银行系统的制度简单，根据这个国家的民族精神而制定，亦即努力向信用良好的企业提供健全的通货、高效的贸易以及充裕的贷款，而强烈反对向不具竞争力的企业或对日常消费提供贷款。
另外，国中几乎不存在负债购买或持有股票或进行其他投资的情况——包括房地产和有形个人财产。惟一的一种例外情况是，到处都有为勤奋努力又量入而出的民众们购买合理住房及其他房地产、汽车和家电所提供的有担保、高首付、本息定额偿还的固定利率贷款。在贝西克兰的证券及商品市场上，投机行为总是被严厉禁止，因此规模很小。除了一种在严格限制财务杠杆作用的法律下产生的通过可靠的交易所而签订的“普通”商品交易合同外，没有任何证券期权或衍生品的交易行为。
在国家创立的前150年里，贝西克兰政府仅需使用国内生产总值中不到7%的部分来为国民提供必要的服务，如消防、供水、污水和垃圾处理、教育、国防、法庭，以及移民控制等。而强大的以家庭为中心、强调对亲属负责的伦理文化以及颇具规模的私人慈善行为，则是岛上社会安全网的惟一保障。
此外，税制也是非常简单的。早年，贝西克兰的政府收入几乎全部来自进口税，税收已能完全满足政府支出。政府的未偿还债务中基本没有以政府债券形式出现的债务。
正如亚当·斯密曾经预言的那样，贝西克兰的人均GDP持续增长。的确，在近代数十年以来，它事实上一直保持着3%的年增长率，最后终于领先于全世界。然而，也正在这个时候，销售税、收入税、财产税，以及工资税等税务办法也陆续出现在贝西克兰上。最后，与政府总支出相匹配的税务总额占到了GDP的35%。逐渐增长的税务收入被用于更多的公共教育以及公共社会安全网——比如医疗保健和退休金上。
这种基于税收的政府支出之正常增长被看作一种促进国民平等收入的道德原则。它由一套不可被小人投机作弊的系统所束缚，并牢牢控制在全国人均GDP的增长率以下。同时，贝西克兰也通过政策的拟定来保持进出口平衡——每项各约占GDP的25%——以努力避免出现危机。起先还有些国民心存不安，因为60%的进口品是都是煤和石油等必需品，但是随着国家年复一年的正常发展，这种疑虑也就被渐渐打消了。
贝西克兰政府信誉卓著，从不允许明显的赤字，加上基于人均GDP每年3%的稳定增长，以及限制作出未备资金承诺的规定，用如今庞大的“账外”资金承诺提供未来医疗保健和退休福利的规划应该不成问题。贝西克兰似乎总有一套方法来保证其国运昌隆，同时也引导别的国家追随其成功之道——真可谓造福全人类。
然而，即便一个如贝西克兰般谨慎、可靠、慷慨的国家，如果它没有处理好可能由极普通的小事故所引起的危险，那么它也免不了陷入破产的深渊。
这种危险在2012年时显得尤其重大。那一年，贝西克兰的繁荣导致了一个奇特的后果：随着国民的休闲富余时间渐多，他们开始沉湎于赌场赌博，以消磨时光。而大部分赌博的收入，则来源于特定系统下对证券价格下的赌注，这一系统是1920年美国曾使用过的，名为“投机商号系统”。
赌博业的赢资所产生的收入总量最终占到了贝西克兰GDP的25%，而岛上全部雇员收入的22%都支付给了赌博业的雇员——这些人多数是别的行业所需要的工程师。贝西克兰公民在赌博上消耗着大量时间，平均达到每人每天5小时，而这一统计的人口基数中还包括了新生儿和年迈的老人。许多赌徒都是高智商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一方面是被赌博本身的乐趣所吸引，但更重要的，是被投机商号系统中所能获得的赌资所吸引，这种赌资现在被称为“金融衍生品”。
许多人，尤其是用积蓄来投资的海外投资者，都认为这一现象非常可耻。毕竟，他们强调，对于领导者来说，要避免沉迷于赌博这是一大常识。因而，几乎所有海外的投资者都尽量不持有贝西克兰的货币或债券。他们害怕一旦赌博上瘾的贝西克兰国民面临困境，这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麻烦。
果然，一次双重打击不期而至。首先，石油和煤等碳氢燃料的的价格攀至新高。随后，在贝西克兰的出口市场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价竞争与日俱增。于是，很明显，同样的出口品总量，其总额原先占到贝西克兰GDP的25%，如今却只有10%。然而，碳氢燃料的进口额却增加到GDP的30%，而从前一直只有15%。几乎是一夜之间，贝西克兰不得不每年拨出GDP的30%，以外汇形式支付给债权人。
贝西克兰要如何应对这全新的残酷现实呢？岛上的政客们对此头痛不已。他们就此咨询了一位被公认仁厚而智慧的长者，本富兰克林·李光耀·沃克尔，人称“长老”。这种咨询在平日中很少见，政客们通常不把长老放在眼里，因为他从不给竞选活动出资捐款。
长老所给出的建议如下：
第一，贝西克兰需修订法律，一方面通过全面禁止金融衍生品交易而阻止赌博业的蔓延，另一方面鼓励原赌博业雇员——那些靠赌场谋生的人们——从事生产或销售外国人愿意购买的产品。
第二，鉴于此项改变必定会引起极大的不适，他建议贝西克兰的国民要抱有乐天知命的心态面对这一改变。毕竟，他说道，一个被诊断为肺癌的人一定要愿意戒烟和接受手术治疗，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延长其寿命。
长老的观点引来一些赞同声，这种赞同大部分来自那些尊崇罗马人在布匿战争中所遵循的财政道德的人。但其他人，包括贝西克兰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则强烈反对。这些经济学家有一个强烈的理念，他们认为在一个自由市场中产生的任何结果——哪怕是赌博业的大肆扩张——都是积极的。事实上，这些经济学家如此忠于他们的这个基本理念，以至于他们期盼着贝西克兰的真实证券交易规模相对于已发行证券规模之比例有一天能扩增一百倍，从而达到美国2008年经济大萧条冲击之前所呈现出的投机水平。
这些贝西克兰的经济学家们对在证券和金融衍生品上过度投机之好处的迷信源于他们对于熟知过度投机之弊端的已逝经济学家，伟大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学说的绝对抗拒。凯恩斯的名言是：“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发展是产生于赌博业的副产品，那么它想必已病入膏肓了。”但这些经济学家们轻而易举地就能反驳这一论断，因为长久以来，人们已经把证券看作值得尊敬的财富来源，而金融衍生品似乎同证券如此相似。
贝西克兰的投资银行家与商业银行家们也对长老提出的改变心怀敌意。就像持反对票的经济学家们一样，银行家所希望的改变与长老之言恰恰相反。这些银行家过去一直为贝西克兰提供建设性的服务，但他们获得的却仅仅是中等水平的收入待遇，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因为贝西克兰的赌博业通过投机商号系统所获得的巨额收益远远高于银行业的“中等收入”，虽然他们还不能像银行业那样能提供有建设性的服务。而更重要的是，海外投资银行家们在建立他们自己的投机商号系统后，也获得了极高的收益。他们将此事实掩盖于一堆细心编造的废话——比如声称已设置了合理的风险管理系统，并由最好的管理者监管。满怀野心的贝西克兰银行家们自然也渴望与海外银行家获得同样的“成功”。于是他们相信，长老对于银行家们通过创造更多投机商号所试图达成的人类进步的重要且永久的目标缺乏任何认识。
当然，对这项改变最有力的政治反对派还是来自那些赌场。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在每一个选区都有至少一家赌场。赌博业对于自己被比作癌症非常之恼火，他们将自己视为一个历史悠久的行业，并自认为能在为顾客提供无害乐趣的同时提升他们的思维技巧。
因此，诸多反对的结果就是，政客们再一次无视了长老，贝西克兰的银行被允许开办投机商号，为真实证券的购买和持有者提供负债率极高的借贷资金。几起相应的经济混乱接踵而来，各方都试图将困难转嫁给他方而避免自己陷入困境。政府采取了许多效果相反的措施，而国家信誉跌至毫无信誉可言。如今，贝西克兰已在一种全新的管理系统下，使用全新的政府模式。而它也已经多了一个新的别名：悲愁岛。
“贪无厌”“高财技”“黑心肠”和“脑残”国的悲剧 查理·芒格戏说大萧条
文/查理·芒格
《石板》，2011年7月6日
“脑残”国有个人叫做“贪无厌”，他靠发行房贷为生。“贪无厌”的经营很保守。他所有的房贷利率都在百分之六以下，要求所有借款人支付高比例的首期，并提供文件证明其有足够的收入和无懈可击的信用记录。“贪无厌”把他所有的贷款卖给人寿保险公司，这些保险公司在完成交易之前，仔细地核实了风险——然后持有这些贷款，直到贷款期结束。
“贪无厌”越来越有钱，终于引起了“高财技”的注意，后者是个非常大胆和精明的投资银行家。很少有“高财技”这样的投资银行家，哪怕是在美国。
“高财技”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有一次他在访问一群建在某个沙漠中并附设有赌场的酒店时想到了一个洞见，这个洞见使他成为“脑残”国最富有的人。
“高财技”发现，虽然周边是无尽的沙子，但这些酒店每天都能收入巨额的现金，而且完全没有套压在库存、应收账款或生产设备上的资本。他立刻意识到，如果能够不用投入任何资本或是能够消除酒店房间、餐馆、停车场和各种娱乐设施等所有开支的话，这正是全世界最棒的商业模式。
“高财技”也想到如何做才能为他自己创造出一个具有其理想商业模式之全部特征的生意。他所做的无非是给投资银行业增添许多类似于赌场赌博的活动，让银行坐拥“主场之利”。“高财技”预见，只要给这些赌场式的活动冠以各种听上去令人尊敬的名字，其规模可以很容易发展到让普通赌场的全部赌博活动加在一起都相形见绌的程度。
在下定尽快创造和拥有这门理想生意的决心之后，“高财技”从大学退学，进入了投资银行业。不到12年，“高财技”就变成了“脑残”国最重要的投资银行家。“高财技”能够爬得这么快，是因为他成功地游说监管部门和立法机构放宽了管制。
其实等到“高财技”给“贪无厌”打电话时，“脑残”国诸投资银行已经能随心所欲地发明和交易任何赌注，它们将这些赌注美其名曰“衍生品”，其结果是自动让参赌的各方从心理上对他们所承受的全部金融风险感觉更好一些。而且，投资银行在投资或者交易衍生品时，它所采用的金融杠杆率是没有任何限制的。“高财技”还获得了采用“按模型定价”（Mark-to-Model）会计准则的许可，这使得每个银行在财报上都可以对它从衍生品获得的利润想报多少就报多少。结果呢，几乎所有的投资银行都宣称它们的利润不断增长，并且它们拥有的总资产竟超过其不断膨胀的账面净资产至少30倍。尽管交易清算的风险急剧增高，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
“高财技”为自己取得的成就而高兴，但并不感到满足。现在他打算给“脑残”国的房贷业带来一场革命，如果获得成功，“高财技”将会成为国民英雄。
在第一份交给“贪无厌”的商业计划中，“高财技”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精明。他的提议是，“贪无厌”今后把所有的房贷用比人寿保险公司更高的价格卖给他。“高财技”说他打算把所有的贷款注入一些没有其他资产的信托公司。每家信托公司将会按照不同的贷款质量被分为五个“券次”。其中四个券次将会利用它们获得的还款份额来支付一些复杂的新债务工具，这些叫做担保债券凭证的债务工具载有固定的利息，也可以自由交易。第五个券次在所有贷款按期归还后可分得很少的剩余部分。这些担保债券凭证由“高财技”销售；在很高的销售提成的激励之下，“高财技”手下的销售员想方设法诱使许多人来买这些凭证，甚至连资金杠杆率很高的投机分子和北极圈附近的北欧居民也上当了。
“贪无厌”起初觉得“高财技”的计划完全不可行。那就像肉贩买下1000磅普通牛肉，把它切开，然后把其中950磅做成高级牛排进行销售，剩下的则当作狗粮卖掉。
但“贪无厌”的疑虑很快消失了，因为“高财技”给的价钱很高。按照“高财技”提供的条件，“贪无厌”可以获得双倍的收入。“高财技”支付这样的价钱也很轻松，因为他自己得到的收入将会三倍于“贪无厌”。“贪无厌”接受“高财技”的计划之后，一切都不出“高财技”所料，因为总体来说，担保债券凭证的买家付出的价钱要比先前的人寿保险公司高得多。
“贪无厌”虽然得到翻倍的收入，但在了解“高财技”的兴旺发达之后，他很快就不满意了。看到“贪无厌”的胃口被吊起来，“高财技”这才把他的精明全部展现出来。
“高财技”接下来向“贪无厌”提出的是，在他的产品线上增加一个新类别，叫“次级，想付多少就付多少”的房屋贷款。所有次级贷款的利率是7.5%或以上，借款人除了可以说他们想用钱之外什么都不许说。借款人无需支付首期款，也不用提供任何信用记录。此外，头三年的还款条款很友善，借款人可以只还少量的钱，而所有尚未支付的利息将会被加到本金里。三年过后，借款人的还款压力会非常沉重，因为他需要在五年内偿还大大增加的本金，再加上所有的利息。
如果“高财技”在第一次给“贪无厌”打电话就提出这个计划的话，“贪无厌”肯定会觉得这简直荒唐透顶。但这时“贪无厌”已经因为听从“高财技”的建议而获得了双倍的收入。所以“贪无厌”的疑虑很快消失了，他接受了这种新的贷款产品——“高财技”预计它将会让“贪无厌”已经翻倍的收入再增长三倍。
“贪无厌”为什么会变成这种新贷款产品的“死忠”倒不难理解。但已经超级有钱、拥有崇高声望的“高财技”为什么认为他这个修改过的骗局能够安全地运转并给他带来好处呢？
嗯，答案我们是知道的。正如“高财技”在他那本骄傲的自传里面披露的，他的思维过程是这样的：
1. 起初三年不会有大麻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照会计准则，“脑残”国的会计在为新贷款做账的时候，不会为尚未偿还的本金和利息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而担保贷款凭证在传统市场上的估值会很高，因为涉及的贷款会被记以高得离谱的价值。尽管买房者根本没付首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个人责任，而且在头三年只支付利息的很小一部分，但这没有关系。尽管稍加调查便能发现大多数借款人将来完全没有偿还能力，但这也没有关系。
2. “脑残”国的房价不会像从前那样一点点上涨。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不管他们的信用记录有多差，他们都可以不用自己的钱而得到房子，所以房价上涨的速度会比以前快得多。
3. 所有购买这种新的担保贷款凭证的人将会拥有一种近乎完美的投资体验。不断上涨的房价会促使借款人如期归还所有的抵押贷款。担保贷款凭证的市场将会一再扩张，因为只要这个骗局能够以击鼓传花式的失控反馈模式持续下去，投资者就能以更快的速度赚更多的钱。
4. 诚然，头三年过去之后，那些不自量力的贷款买房者被取消赎回权之后，肯定会被迫卖掉他们的房子。这通常会让他们失去信用，以及他们的孩子、朋友和雇主对他们的尊重。但麻烦也就仅此而已，除了那些被迫卖掉房子的人，“高财技”和其他所有人都会觉得这是可以忍受的。
5. 促使房价上涨的击鼓传花模式在几十年内不会造成大的麻烦，日本的情况便是例证。在日本，房价上涨了好几十年，直到东京皇居区的地皮总价超过整个加利福尼亚州之后才崩盘。
6. 各种经济学原理将会为这个骗局推波助澜，并让其大受欢迎。“高财技”原来学过基本的经济学，他从加尔布雷思的理论了解到，大量未败露的捞灰金行为会强烈地刺激消费，因为不轨者变得更加有钱，而受害者的开支又一如往常，因为他尚未感觉到自己变穷了。“高财技”创造的这种商业模式，其实就等于长期不败露、变本加厉的捞灰金。在这种模式中，不轨者会消费更多，就像常规的捞灰金现象那样。但不仅如此，那些购买担保贷款凭证的受害者也会消费更多，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变得越来越有钱，毕竟他们投资回报率远远高于正常的利率，账面的财富变得越来越多。
7. 要知道的是，这个骗局有点像连锁信骗局，而这些骗局的声誉往往是很臭的，既因为这些骗局是违法的，也因为这些骗局总是很快败露，很快就带来刑事上的麻烦。“高财技”的骗局则与此相反，“高财技”把它设计得既合法又体面，大家也都这么看，因为它作为公共商品，将会刺激宏观经济的发展。
8. 就算这个骗局在几十年后崩盘，就像日本的房地产泡沫那样，谁又能责怪“高财技”呢？花无百日红嘛。再说了，就像许多不负责任的国家和地区的情况那样，这个骗局的崩盘会被其他许多行业的崩溃所掩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财技”这个改进过的骗局运转得非常好。自然，小的纰漏是难免的，但“高财技”将每个纰漏变成赚大钱的良机。例如，大量混蛋销售员受高额提成的吸引，蜂拥到“贪无厌”的公司去，争先恐后的替他销售那些容易买的“想付多少就付多少”的“次级”房屋贷款，这让“贪无厌”感到很不安。这时“高财技”出手买下了“贪无厌”的企业，然后让“黑心肠”顶替“贪无厌”出任总裁。“黑心肠”是个为了赚钱无所不用其极的人，他很快让次级贷款的规模翻了四番。他的成功促使“高财技”又买下了五家贷款公司，并用类似“黑心肠”的人取代它们原有的总裁，促使利润不断攀升。甚至连“高财技”也无法找到其他为非作歹的赚钱能力可以和这几个“黑心肠”相提并论的人。
“高财技”的骗局展开之后，要取得持续的成功，那必须要让“脑残”国的会计们继续把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觉得很离谱的大量重要还款承诺都视为可靠的。然而，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会计们不按“高财技”的心意做账。“脑残”国的会计不被允许有理性。他们必须使用“规则导向”的会计标准。这些标准是由“脑残”国的会计标准制定委员会的主席“计错数”制定的。“计错数”规定，所有新贷款的损失准备金必须按照“贪无厌”遇到“高财技”之前的标准计提——而那时的记录几乎是零损失。只要“计错数”仍在掌权，没有人会将对击鼓传花式的失控反馈模式的理解用到会计工作中去，他们只会用“计错数”的规则。
当然，如果“黑心肠”或者“高财技”开始遭遇贷款损失，他们将不得不开始对新贷款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但在非常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人遇到实质性的贷款损失。
“计错数”的思维非常僵化，他从来不认为他的认知是反社会的。他总是追求会计过程的简洁，为此不惜牺牲“原则导向”的努力，而且总是认为这样会更有利他的国家。这种信念让他过上了好日子，现在他很为他制定的标准而骄傲，尽管“高财技”的骗局最终肯定会引发一场大灾难，而“计错数”的标准正在为这场灾难的到来做出重要的贡献。
不出“高财技”所料，“脑残”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经济繁荣促使“脑残”国的监管者们对他们自己感到飘飘然，于是放任“高财技”和“黑心肠”的勾当越搞越大。
有个叫做“没脑筋”的著名监管者特别赞赏“高财技”和“黑心肠”。他早年受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太深，所以非常热爱一切新的衍生品，甚至连那些由复杂的担保贷款凭证重组而成的二级担保贷款凭证他也热爱。他并不认为政府应该管制投资银行家，除非那些银行家的行为比“高财技”恶劣得多。
“高财技”促成的大繁荣只持续了三年。他低估了大繁荣的力度和人们理解这件大蠢事的能力。这些因素缩短了大繁荣的延续。此外，“脑残”国像日本那样，也没有拿出太多的办法。
经济泡沫破裂来临时的情况很独特。在“高财技”对房贷产生兴趣之前，几乎每家投资银行都被他的发明搞得弱不禁风了。现在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绝大多数大型的金融机构肯定要消失，这将会引起彻底的混乱和另一次“大萧条”，除非政府愿意通过印发钞票来进行大规模的干预。
幸运的是，在获得两个政党支持的领袖的主导之下，“脑残”国真的这么干预了。进行这场大规模干预之后，“脑残”国的失业率翻了一番，如果这次大繁荣和大衰退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么它的情况要好得多。而且它应付未来的麻烦的选择也大大减少了，因为大量超发纸币使得它的货币和信用遭遇了信任危机。
“脑残”国的衰退现在被称为“大萧条”。然而，即使如此，“脑残”国的精英也没吸取太多的教训。在那些为这个混乱局面作出重大贡献的政治领袖和袖手旁观的官员之间，只有一个人表达了懊悔。“没脑筋”承认他错得很离谱，这点还是应该给他肯定的。
会计业依然不明白它为这场大灾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它也没有发现“计错数”制定的标准有缺陷。人们依然觉得这些标准有很多优点，可以降低会计人员遭遇诉讼的风险，也不用惹那些付大价钱的客户不高兴。
经济学界的专业人士向来不肯承认相对保守的会计法在宏观和微观经济领域的重要性。甚至直到现在，许多经济学教授也没有发现“高财技”轻易发现的道理：尚未败露的捞灰金现象能够被放大，而且会造成重大的宏观经济后果，因为只要捞灰金的现象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受害者和不轨者都会认为他们变得富裕了。
“脑残”国的立法者有什么反应呢？嗯，他们大多数无法理解他们最有权势的朋友遭遇的下场，也完全没有从加拿迪亚的情况吸取教训。加拿迪亚这个国家和“脑残”国的北边接壤，它没有“大萧条”，因为在它那些简单的法律和政令约束之下，该国的房贷操作跟“贪无厌”拥抱“高财技”提出的现代金融方法之前的情况差不多。
那么监管者呢？嗯，“脑残”国身居高位的监管者和前任监管者有很多，但只有少数几个认为应该对投资银行业实施严厉的约束。其中有一个叫做“明眼人”，他是早已退休的前任财政部长。“明眼人”认为“高财技”对投资银行业的所有贡献都应该被废除和禁止，因为现在有两个道理大家看得很清楚：（1）在投资银行引入赌场式的活动并不是好事；（2）如果法律禁止投资银行利用过高的金融杠杆，规定它们只能从事少数传统的活动，那么它们就不太可能给公众带来巨大的伤害。
现在当权的监管者似乎并不把会计制度当作一种有效的补救措施。其实“脑残”国的会计监管体系要是更倾向于“原则导向”，由另外一群不墨守成规的人来设立一套没有那么多空子可钻的会计标准，那么“高财技”引起的灾难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大萧条之后，有个前监管者和终身教授显得特别明智，就是英格兰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早已在半个世纪前去世。凯恩斯曾经正确地预言道：“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发展成为赌场式操作的副产品时，结果可能会很糟糕。”
后记：本文的宗旨并不是想用公正的方式来阐述谁该为美国的“大萧条”负责。本文大概地指出某些人物和行业——例如“高财技”和投资银行业——是这场混乱的罪魁祸首，其他的帮凶则略过不提。作者的用意是以这种极端的叙事方式来让读者记住各个人物和故事的发展，从而发现会计业、学院经济学和过度发展的金融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从华尔街到硅谷（套装共9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