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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农业重回规模化发展之路 注释标题 作者于2019年5月16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长安论坛发表了演讲，本文是根据该演讲整理而成的文字稿。

　　许善达

　　论坛成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最近四年来，我们联办财经研究院跟踪调研了农业生产的一些领域，其中跟踪调研时间最长的是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县。当地有一个合作社，还有一个面业集团，用小麦来做面粉和挂面。面业集团的老板是一个民营企业家，当年在村里与另外三个人合伙买了台磨面机，专门为村里人把种的小麦磨成面。后来合伙人赚了钱都改干别的了，只有他一直干这个。企业做大之后，他承包了县里的面粉厂，但因为面粉厂是国营的，做大了又不让他承包了，于是他就自己投资建了一个小面粉厂。后来那家国营面粉厂倒闭了，而他的面粉厂发展得越来越大。他本身是沙河市人，但他的面粉厂在南和县。现在他的企业的面粉产量在全国名列第五，前四名是中粮等大企业。他的企业一年生产面条一百万吨，全国排行第一，面条品牌叫金沙河，超市里都有。现在有很多外资企业想收购这家企业，包括金龙鱼和几家大的方便面制造商，但他坚决不卖。类似这样的民营企业有很多，这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引起关注的。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他从2009年开始，创办了一个合作社。

　　20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每家有几亩地，华北大概是每人一亩一分地，一家如果五六口人，家里会有六七亩地。东北地广人稀，大概是每人10亩或者15亩。南方比较少，每人才几分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人民公社时期实行的平均主义制度。

　　1970年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当时要求我们这些大学生到农村接受贫下工农再教育，到工厂接受工人的再教育。我被分配到黑龙江的一个县里，这个县是农业县，任务就是为国家上交粮食。如果完不成国家规定的粮食上交指标，县里的领导就得走人。所以县里总要派干部下乡，督促农民干活，春天催着播种，夏天催着除草，秋天催着收割上交粮食，冬天又催着搞积肥和农田基本建设。当时农民都在人民公社里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人们没有劳动积极性。

　　另外，当时国家的粮食供给不足。每年国家召开粮食工作会议，向各省下达粮食生产和上交指标，会议由总理亲自主持，给各省分配任务。各省又要向每个公社、每个大队直至每个小队分配任务，规定交多少小麦、多少玉米、多少水稻，包括交几头猪都有指令性计划。因为农民的口粮要由自己生产来满足，所以还要规定每口人可以保留多少口粮。还有饲养大牲畜，比如养多少马，要留多少饲料粮，一亩地要留多少种子，等等。所以通常会议要发两个文件，一个文件规定交多少粮食，另一个文件规定留多少粮食。

　　我第一次去乡下正好是秋天，收获的粮食都运到了场院上，堆成一堆一堆的。那时候我还有点书生气，天天在那儿计算粮食产量，看看场院上有多少，地里还有多少，已经运走了多少，离完成上交任务还差多少。等到快完成任务的时候，我发现不对了，按照文件规定，粮食要分成要上交的粮食、自留的口粮，再加上需要留存的种子和大牲畜饲料，村里的上交任务还没完成，场院上的粮食就已经不够了。

　　当时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除了中学时期每年下乡劳动外，从来没在农村生活过。于是我就找大队支部书记问这件事，他问我有什么不对，我说粮食数目不对，咱们现在交了这么多粮食，地里也没有了，场院上也没剩多少了，如果再要留下村里人的口粮、种子和饲料，粮食显然不够。书记说，是我这个学生不了解情况，村里年年都是这样。人的口粮规定要留800斤，实际上只能分带皮的500斤毛粮，如果按小麦算也就是400斤。村里人只能依靠自家的一点自留地种的玉米、土豆来补充口粮的不足。

　　听书记一讲我就明白了，当时的农民，在完成国家任务以后，基本就是处在半饥饿状态。尽管文件说要分多少口粮，事实上根本达不到，因为粮食总产量和计划分配的数对不上。这种情况不是偶然发生在某一年或某一个地方的，各地普遍都是这样。那时候城市的粮食定量也很低，我念书的时候吃饭也不可能吃那么饱。到了乡下，我才知道搞人民公社这么多年，广大农民基本上都处在半饥饿状态。

　　当时大学生到农村去，是住在农民家里，每天轮流到各家吃早、中、晚三顿饭。生活条件稍好一点的，给你炒一个鸡蛋；生活条件不好的，就只能吃咸菜。按规定一顿饭给一毛钱，一天给一斤粮票。凡是给我们炒鸡蛋的就多给一毛钱。我们在吃炒鸡蛋，农民家的小孩就趴在桌子旁边含着手指头看，看得我们都不好意思。

　　为什么会是这么一种状况呢？很简单，就是因为当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高。生产队里有个钟，队长每天早上起来敲钟，敲完半个小时人也到不齐。干活全由队长分配，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所以都没什么积极性。本来这个产量就不够分配，人还没有积极性，结果可想而知。

　　很多农民都是负债的。因为生产队给分配的粮食和烧火用的玉米秸都是算钱的，可农民挣的是工分，所以很多人一年到头都欠着队里的钱。农民生活很困难，就盼着自己的儿子长大干活，劳动力多了，工分就挣得多，就能还上欠生产队的钱了。但是儿子一旦结婚生小孩，儿媳妇不干活了，小家庭又进入靠欠债度日的循环当中。除此之外，农民似乎想不出来有什么办法能改变这种状况。

　　我在县里工作了10年，当时人民公社制度确确实实效率非常低。后来有了承包制以后，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那时候有农业税，可以用粮食折算，所以农业税是不用交钱的。当时粮价特别低，按一个玉米棒上的玉米粒掰下来有二两计算，五个玉米棒才有一斤玉米粒。种的最好的地，一根玉米杆上能结出两个玉米棒，两根半玉米杆上的玉米才能产出一斤玉米粒，而一斤玉米粒只能卖二分多。由此可以知道，农民的收入水平非常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大的好处，就是使人们有劳动积极性了。把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废掉了，给自己家种地，自己说了算，早起晚归，不用监督，也没人偷懒。

　　现在讲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推行承包制的同时，中央决定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口粮食，以减少对农民的征购任务。虽然实行了承包制，粮食产量比过去多了一些，但是真要完成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农民剩下的也不多。所以一方面要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也要进口一部分粮食，减少粮食征购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双管齐下，最后取消了统购统销。

　　2006年，我们废除了8.4%的农业税。在讨论农业税改革的时候，各种意见和争论都有。有人认为这是皇粮国税，农民必须得交税；还有人说，国家可以不要农业税，但是那个附加的1.4%不能去掉，因为这是给生产队和集体的。争论来争论去，最后中央拍板决定全都取消。因为农业税是地方税，把农业税减免了，按减免数量中央补15%。

　　农业税改革刚启动时，很多省说现在省里财政这么困难，中央才补15%，那剩下的85%找谁要去？本来有好几个省要报名试点，一听说中央只补15%就不干了。回良玉当时是安徽省委书记，他说安徽干。

　　减农业税，中央补15%，是因为农业税在各省收的时候都交给乡里来用，这个钱上面不要。乡里拿农业税干什么？给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和乡村教师开工资。安徽先把农业税取消了一半，却没有考虑到基层支出用什么来解决。结果很多乡没了这笔收入就先把老师的工资停了。很多老师领不到工资，就把问题反映到教育相关部门。教育部门再往上反映，就反映到了朱镕基总理、李岚清副总理那里，他们说那就把农业税改革先停了，不能不给老师发工资嘛。

　　农业税改革停了以后怎么办？中央决定，给各省的这些乡村教师再拿几十亿，然后再继续搞农业税改革。后来回良玉从安徽调到了江苏，江苏比安徽富裕，有经济实力，他就把江苏各市的市委书记、市长都找来研究改革。他说先把江苏农业税砍一半。我记得当时江苏省全省农业税是80亿，要砍掉40亿。中央财政补6亿，剩下的钱省里出。比较富的地方像苏南、苏州、无锡自己承担一些。苏北没有苏南富裕，但是农业税多，所以苏北砍一半需要的钱比苏南还多，财政压力很大，有点不平衡。收入越高的地方，农业税负担越轻，收入越少的地方，农业税负担反而越重，这就不合理了。后来说要加大力度，各地有条件的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率。首先加大力度的是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大城市。北京当时农业税一年大概能收8000万，但征收费用就用掉6000万，所以当时北京管农业税的领导说，他们早就不想收了，可是北京市没有权力废除。这回中央给了他们一把尚方宝剑，北京市就不收了。虽然税法不能废，但他们把税率降低到0。后来各省会城市和经济比较发达的省辖市和县都不收了。

　　最后形成一个局面，收入越高的农民交的越少，收入越低的农民交的越多，全国不平衡的呼声越来越高，到2006年温总理就把这个税全部取消了。

　　在农民收入增长里面，承包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否定了人民公社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制度弊端；同时国家又减少了对粮食的征购，把农业税和集体的提留全部废掉，花了15年左右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但是我们不要认为把农业税免了，农民就不用交税了，这个概念不符合实际。虽然农民的农产品免税，但免税和不交税不是一个概念。什么叫增值税？增值税是购进的东西都有税，销售的东西正常也有税。拿销售应该交的税减去购进的税，剩下的差额是要交的税。即使销售不交税，购进也有税。农民购买生产资料都有税，农民的消费跟我们一样，到城里来买衣服、买鞋也有税。我当时粗略算了一下有几千亿的税，农业税才免了几百亿。虽然销售免税，但购进还要交税，光是增值税就有几千亿。所以对农民税收的贡献，还要有一个更加专业的分析，不是说不交农业税就是农民不交税了。

　　2006年农业税全部废除，从那时开始，农民的收入情况开始变化了。1984年、1985年左右，市场上的农产品供给特别多，所以又把粮票、布票取消了，整个国民经济都受益于农村改革。农民开始把自己生产的粮食和蔬菜拿到集市上卖，相当于过去的统收统购都没有了，这已经开始具有市场经济的内涵了。同时，有些农民挣了钱就搞起了乡镇企业。当时人民公社还在，所以最早的乡镇企业叫社队工业，人民公社废除以后才叫乡镇企业。现在乡镇企业的概念也不用了，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都是市场化的产物，乡镇企业生产的东西可以自由买卖，卖多少钱可以自行商量。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市场化的比重，在农村增长得比较快。这项改革，对我国40年的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效果非常显著。

　　但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不是一劳永逸的。当年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针对人民公社平均主义的，所以效率提高了很多。但这种效率再干上几年，释放的能量就差不多了，再想让劳动力在这几亩地上做文章已经没有空间了。这种家庭式的农业生产效率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要。现在农村好的劳动力都进城打工去了，因为农民工的生活费用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打工解决，而且每年还可以结余一点钱，带回家里去。如今农民生活不是靠那几亩地改善的，而是靠到外面打工做商业活动增加收入改善的。家里几亩地的收入，在整个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他们已经不指望那几亩地了。最后只留下一些老人或者是妇女在侍弄那几亩地。

　　由于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比重下降，农业投入也减少了，农业家庭生产的效率就下降了。有的农民干脆把地撂荒，或者把地转租给别人种，很多地方农业生产开始萎缩。这种情况导致进口农产品越来越多。现在进口的农产品总量，包括粮食、肉类、蛋类、奶类等，如果换算成土地当量，相当于6亿多亩土地。也就是说如果每年不进口农产品，全靠自己生产，我们需要新增6亿多亩耕地。现实生活中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是现状。

　　现在，国际上的农产品便宜，而国内的收购价还挺高。比如说玉米，我们过去收购玉米是一斤9毛多，而外国的玉米运到我国港口一斤才6毛多。为了不让农民的收入萎缩，不仅我们的收购价很高，还加大了农业补贴。这几年农产品供给和需求就在这样一种结构下运行。

　　国际上出口农产品的经济体主要是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等大国为主，它们的农业生产效率比我们国内的农业生产效率高，所以它们的农产品运到我们港口的价格，比我们国内自己生产的收购价还要低。所以一些农产品国内无法再生产了，最典型的就是大豆。我们进口美国和巴西的大豆，这些大豆价格低、含油量高，榨完油以后的豆饼蛋白质含量也比国内大豆的高，作为饲料营养更好。因为对大豆进口没有配额，所以大批进口国外的大豆，国内生产的大豆就明显减少了。

　　大豆只是一个例子。只要有一种农产品的进口放开，国内同类农产品想维持生产就非常困难。因为国际上这些经济体的生产方式比国内家庭承包的生产方式先进得多，生产效率也要高得多。现在靠什么来维持国内农产品的生产呢？主要是对于三大主粮，国家有自给率的规定：水稻的95%、小麦的95%、玉米的85%都要自给。怎么才能保证自给呢？实行进口配额。在配额以内的关税很低，配额以外的要加征60%~70%的关税，这就把国内外的粮食差价消除了，在配额以外再向国内进口就不合算了。我们就是靠三大主粮的配额制度，来维持国内水稻、小麦、玉米的生产，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效率是靠配额来支撑的。

　　但这种支撑也面临很多困难。从2018年开始，东北三省加上内蒙古自治区，对玉米不再按照9毛多一斤收购了，要按照市场价6毛多一斤收购。因为国外进口的玉米一斤只有6毛多。同时为了保证农民的收入不降低，就要给农民补贴，但是不再从粮价上补，改变了补贴的渠道和方式。据我们调查，有的东北农民种了好几万亩地，他说去年种多少玉米卖多少钱，今年还是种这么多玉米，虽然卖的钱少多了，利润也少多了，但保持没有亏损，而政府给的补贴就跟去年的利润差不多。玉米补贴的改变只是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地方，华北地区的玉米按照6毛多一斤收购，没有给另外的补贴，所以这些地方种玉米的农民的收入就减少了。

　　小麦和水稻还没有这么做。小麦和水稻怎么办？现在我们跟美国人谈判，美国人说小麦要放开市场。而美国跟日本谈判，日本不同意放开日本的大米市场；美国跟欧洲谈判，欧洲不同意放弃对欧洲的小麦补贴。由此可见，农产品的买卖、关税、配额是国际政治关系里非常重要的领域。一谈到这个问题，那些谈判的人都宁可撕破脸皮。比如日本一直紧跟着美国，称美国是老大，但是如果说让日本把大米市场放开，那绝对不行。欧洲跟美国关系好，美国说欧洲不能给农民补贴，欧洲说那可不行，它必须补，无论美国说什么它都要补。只要是比较重要的经济体，没有不为农产品的进出口“打架”的。各个经济体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立场都非常坚定，现在中国就处在这个状态。农产品的需求要求20多亿亩耕地来生产，我们自己只有18多亿亩，所以我们必须进口那么多农产品，同时又必须防止把国内的农业生产摧毁了。要想防止摧毁，就得靠关税，就得靠配额，如果完全市场化，我们依靠这3亩、10亩地的生产效率跟那些国家没法竞争。

　　还有一个原因。比如说美国和巴西的农场土地是私有的，我们的农业土地是集体所有，是要流转的，而流转就有成本。我们在金沙河调查的结果是，农业合作社比农民自己种地的成本要低百分之十几，收入增加百分之十几，同样的几亩地，生产率能提高20%~30%，这说明合作社的效率很高。合作社的分配是什么结果呢？农民是土地的提供者，农民要流转土地。在整个合作社经营的财务上，把农民提供土地的钱、职业农民提供技术的钱和合作社提供生产资金的钱算在一起，按三个主体分配，出土地的人分一份，职业农民分一份，合作社生产经营分一份。净值里面，提供土地的能分70%，职业农民分20%，合作社分10%。

　　在我们的经营里面，提供土地的分配的部分占的比重很大。如果土地是私有的，那么这部分收益就是农场主的，因为土地是农场主的，土地资源分配的价值就归农场主。这个比例我们调查之前不知道，是把两万多亩地的数字拿出来一算得出这么一个结果的。合作社大概有28000亩地，按照15亩一公顷算约为2000公顷。在美国2000公顷的农场也不少，但农场主们的利润率为什么高？他们没有土地成本，因为这部分分配归他本人。虽然买地需要投入钱，但获得的是永久性的产权，分摊到每一年，费用就比较低了。我国农业生产中，土地资源在分配中占了很大比例，这是我们现在农业生产效率低的原因之一。

　　土地为什么在分配中占那么多？几十年以前就有专家建议，不要光分经营权，最好把土地所有权也分了，农民可以处置所有权，不再种庄稼了就把地卖掉，来买这个土地的人的成本就会降低了。我们现在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承包权，没有所有权。谈到这个问题需要回顾一点历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有的地方是一个县一个社，有的地方是几个乡一个社。在公社内部，核心的内容是平调，统一核算，你的猪调给我，我的粮食调给他，人民公社说怎么调就怎么调，因此没有人愿意多种粮食多养猪。后来发现这对生产力有很大的损害。到了1962年，提出要退，那么怎么退，退到哪儿？大家有一个共识，不能由人民公社核算，因为人民公社核算的层级太高，得缩小核算单位。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不同意见。1962年3月，中央发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文件里说要退到大队核算。到了6月该文件被修订，但还是说退到大队，直到9月才决定“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础”。当时有的负责同志去调研，提出应该搞责任田。责任田跟承包制差不多。那时安徽是搞责任田的积极省份，中央也有负责同志建议搞责任田。还有人建议，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先把地分了，让农民度过灾荒，等过几年再搞合作化。但是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否定了这两个建议，既不能分地，也不能退到责任田，只能退到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

　　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搞承包制，那时是杜润生同志主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词，据我看到的材料说是胡耀邦同志想出来的，后来这个文件就通过了。当时也不是没有人建议把所有权分了，但是这个意见还是被中央否定了。过了这么多年，现在农村承包地的性质，我认为已经跟那段时间的承包制性质不完全一样了。我的看法是，当时搞承包主要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自己的，让农民有积极性。之后国家也不交了，集体也不留了，所有的财富都是农民的，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现在呢？刚才我讲了，农业生产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已经下降了很多，所以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因素已经越来越弱了。承包地现在是什么功能呢？我们调查以后认为，所谓土地承包权，流转以后必须要保证承包农户的权益，实际上它成了农民的社会保障。土地承包的基本性质，已经从调动积极性来搞生产，变成了农民的社会保障资源了。

　　根据我们在河北邢台的调查，一亩地给流转的承包农户小麦500斤的价格，一斤小麦的市场价是1.1元左右，500斤就是500多元；玉米也是一亩给500斤玉米价格，现在价格是0.7元一斤，500斤就是300多元。500多元加300多元是900元左右，把土地流转出去，一亩地一年能拿到将近1000元。不管农民在别的地方是挣钱还是亏损，这每亩地1000元都是农户稳定的收入。所以现在农民的承包权的功能和性质，已经从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开始更多向农民的社保转化了。这是现在的一种格局。

　　这种情况带来一个问题，如果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收入比重下降，又没有多少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功能，我们的农业生产怎么办？农产品需求在不断增长，主要因素有两条。

　　第一条是城镇化，前面我讲到的那个企业老板当年生产面粉、面条，有了一定的积累，就琢磨要不要扩大生产，但又担心扩大生产以后市场没有了。我们就跟他说，现在的趋势是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仍在不断增长，而且这个增长主要不是数量上的增长，而是追求质量的提高。人们原来吃粮食吃得多，现在是肉蛋奶吃得多，所以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一定是增长的。

　　第二条是农民本身需要的农产品数量也在增长。现在村里人种小麦，已经没有人自己来磨面粉吃了，他是把小麦卖了，再到商店买面粉回家做面条，或者直接买面条。即使农民的需求量不变，他自食的比重也会下降，商品化的农副产品数量需求会上升，所以小麦再扩大生产也不怕没有需求。

　　我们的调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家庭承包耕种的几亩地与合作社耕种的上万亩地比较，平均每亩地创造的财富要差20%~30%。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效率很低，而进口农产品效率较高，国家只有拿出大量的补贴才能维持农业生产。那么如何才能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呢？还有没有提高的空间呢？金沙河合作社现在拥有土地2万多亩，2019年能扩大到3万多亩，完全有增长效益的空间。我们又调查了别的项目，比如说土豆种植。土豆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商品，栽种土豆是用切成块状的胚子，光一亩地的胚子重量就将近两吨。一年下来能打三吨多土豆，每亩净增重量一吨多。河北张家口市有一个县，那里有一块5000多亩的地用来种土豆。种的土豆是专门买的优良品种，生产全部实现了机械化。拖拉机是从德国进口的，喷灌、喷洒农药化肥全部使用机器，收割也全部靠机器。每亩能打到5吨~6吨土豆，比别人多打2吨多。一斤土豆0.6元多，2吨4000斤，每亩地多收入2400元。耕种的农民想买拖拉机，找金融机构借钱，借贷的利率是18%。18%算是高利贷了，但是他们三年内连本带息全部还掉。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他们的利润率还是15%，大家可以算算，要比普通农民多打多少土豆。

　　我们还调查了三个奶牛场，分别有200多头、500多头、800多头奶牛。现在奶牛场的建设让我们都无法想象，比如一头奶牛的牛舍必须要保证多大面积，要让它能很舒服地活动。奶牛吃的饲料，由专门的营养师来调配，配方单子相当长。一般农民家里只能养5头、10头奶牛，放一个圈里，奶牛在那儿拉屎撒尿，臭烘烘的。而奶牛场要定期往牛舍里面铺土，等到一定时间就把牛的屎尿清理掉当肥料，再换上新土，所以牛舍闻不到什么臭味，奶牛生活在很舒服的环境里面。奶牛场全部采用进口的挤奶机，奶牛自己知道往哪儿走，它们非常轻松地走到位置上开始挤奶，挤完又自己走回去。对比一下，农民自己家里养奶牛，每头奶牛每天能产18公斤奶，而奶牛场的牛每天每头能产奶30公斤，而且质量更好。农民自家奶牛产的牛奶每斤卖3.3元，奶牛场的能卖到3.5~3.6元，能增加10%左右的收入。牛奶产量从18公斤增长到30公斤，多出12公斤，提高了三分之二的效率，每公斤又增加了7%~10%的收入，收益增长可想而知。现在，有个荷兰牛奶生产企业准备到中国来饲养奶牛。我看了一下资料，该企业建的奶牛场，都是大规模现代化的，奶牛最低数量是8000头。还有一家丹麦肉食公司准备到中国养猪，它设计了一个猪场，规模是15000头到30000头，这种生产效率只有规模化才能体现出来。

　　外商到中国来投资，是因为知道中国人口多，对农产品的需求在持续上升。外国企业要靠规模化水平，靠高新技术来占领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无论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规模化的生产效率要比家庭生产方式高得多。同样的土地，同样的资源，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样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效率？我们现有耕地18多亿亩，如果都能像金沙河合作社那样，把效率提高20%，18亿亩耕地就相当于多出来了3亿多亩土地的当量。如果能提高到30%，就是差不多会多出4亿~5亿亩。我们现有的土地资源这么稀缺，同时效率又不高，这种不高的效率是有提升空间的。现在中国具有先进的农业生产力，同时存在着家庭式的农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处在一种矛盾状态中。中央决定加快土地流转，这个大方向已经提出来了，但是现在土地流转的规模化水平仍然很低。

　　根据农业部的统计，目前规模为100头以下奶牛场饲养的奶牛，占整个奶牛饲养量的60%多。规模最小的饲养户的奶牛饲养量是5头，再少的就是自己养着挤奶吃，不进入市场，那些就不统计了。如果把奶牛场规模化搞大，先不说像荷兰那样搞到8000头，而是至少搞到200头、500头、800头，饲养效率也能提高很多。土豆、小麦、玉米等农产品的规模化种植，完全可以在整个农业领域提升生产效率。

　　“我国农业重回规模化发展之路”，意思是不能再维持分散的家庭生产方式了。当年承包制的分散经营有当年的价值，这个价值是很大的，克服了人民公社的平均主义，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我们取消粮票、取消统购统销，都是实行承包制做出的贡献。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今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外的形势。我们调查的只是几个点，类似的成功案例还有很多。实践证明，我们必须要加大土地流转的力度，真正改变现在的生产关系，在坚持承包制的前提下推动规模化。

　　坚持承包制的目的，就是保证农民的社保，因为农民太多，如果不搞承包制，农民的社保就无法保证。对这个问题社会上看法不一。我们的看法是，仍然不赞成现在就把土地所有权分给农民。把土地所有权分给农民很容易，只要把现有的承包地变成私有的即可，很简单。但是农民的生活和农业发展中间一定会有很多风险，有一部分农民因为天灾人祸可能很快会把地卖掉。虽然农民现在也有社保，看病能报销一点，但是和城里的社保有很大差距。哪怕只是1%的农户把土地卖掉，大概就有几百万户、上千万人的生活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如果仅仅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这个地分不分还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因为土地的性质已经主要变成社会保障了，所以就不能进入市场了。什么时候我们建立起了新型的农民社保体系，才有可能不再搞土地承包制，所有权才能进入市场。

　　南方有一个县，曾经提出农民放弃承包地，给农民一个社保。但那个社保比城镇的保障程度低，所以搞了一段时间农民说不行，又退回去了。不是没有人想用社保来换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因为土地所有权进入市场，无疑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因素。但是目前这个资源承担的主要不是提高效率功能，而是社保功能。在没有解决农民的社保体系之前，是不能让土地所有权进入市场的。

　　综上所述，农业生产要实现规模化，目前土地又不能买卖，所有权不能变更，那么只有加大土地流转的力度。

　　一是现在中办、国办发文件说农民可以拿土地入股，这是好事。但文件上又说，农民拿土地到合作社入股包盈不包亏。合作社经营好了给农民分利润，经营不好亏损了农民不用管，还得给农民付土地租金，少一分钱也不行。这说明所谓土地入股的股，不能理解为城市的股份公司的股，赚钱大家分，亏了大家担。农民拿土地入股是包盈不包亏，这是中央文件规定的。为什么这么规定？我认为就是因为土地承包权是社保的因素。只要承包地承担着农民的社保功能，就不能买卖，因为社保是不能买卖的。所以现在还要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能改，不能让土地所有权进入市场买卖。这是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将来用什么资源替代土地承包权承担农民的社保，需要另行研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研究，但尚未完成。

　　二是规模化土地流转要市场化，农民要签合同，农民要自愿。我们在河北邢台合作社调研，当地农民签了合同，每人都有一张社保卡。合作社的地租和分红都直接打到社保卡里，农民直接就能收到钱。有一个村的村民委员会找到合作社，说这些钱不要直接打给农民，先打到村民委员会账户上，再由村民委员会分给农民。但是这个办法实行没多长时间就遭到农民反对，大家坚决不同意，后来就改回来了。合作社跟农民签合同，保证利益分配，全部把钱直接打到农民账户上，这就是社保的性质。

　　我们一方面要坚持承包制，一方面又要市场化，市场化就是农民要自愿，要签合同，而不是靠行政的办法发号施令。坚持承包制，坚持市场化方向，是我们的农业生产重回规模化之路的两个前提。

　　这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就是规模化的农业发展之路一定要有工商资本下乡。靠农民各家各户凑在一起搞合作社，成功的概率是很低的。光把土地集中起来，实现不了所谓先进的生产力。规模化可以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水平，但是这种提高没有工商资本的介入实现不了。大规模种植土豆要买功能强大的拖拉机，现代化养奶牛要建现代化牛舍，还要购买大量的青储饲料，这些都需要资金投入。现在农民到银行贷款难，搞融资利率又很高，所以必须要有工商资本下乡。文中几个典型案例都是宜信公司提供融资的。

　　我们调查的那几个案例，包括小麦、玉米、土豆、奶牛，都有工商资本下乡的资源。没有资金资源，什么事也干不成。如果要把200头以下的饲养场全都变成200头以上的饲养场，需要多少投资呢？我们估算大概需要1万亿元，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投资空间。它们现在的利率水平是18%，而利润率是15%~20%，所以说农业规模化的增值空间非常大，提高中国农业生产效率的空间非常大。

　　在现在农业各项资源的条件下，如何改善我们的资源配置，重回市场化的规模化之路？要在承包制基础上搞规模化，要通过工商资本下乡实现规模化。中国农业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效率提高30%我不敢说，但提高15%~20%完全可以实现。那就不得了了，我们就多了几亿亩耕地。这是我们经过几年的跟踪调研得出的结论。

　　现在美国要求我们多买美国的农产品，协议还没签，压力仍然存在。只要我们重回规模化之路，坚持承包制，坚持市场化，让工商资本下乡注入新的资源，重新配置整个农业生产资源，我们就完全可以把生产效率提高10%~15%。虽然我们的调研是从国内开始的，但我认为我们的主张也完全适合对外经济关系。

　　对农业当前形势和整个中国农业发展的历程，对当前农业发展战略，我们联办财经研究院就提出这么一点主张，供大家一起来讨论、参考。 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