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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万事达卡、比尔·盖茨及其“反现金战争”

　　如果有人想记录“反现金战争”，他就很容易被善意的读者看作悲观论者，甚至是恐惧症患者。然而，当这些读者获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叫作“优于现金联盟”的存在时，许多人仅凭经验就会重新审视这个命题。优于现金联盟受到全球最有影响力的20国集团政府的强力支持，旨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用数字化支付取代现金支付。细细品味不难看出，“反现金战争”这个表述所体现的已不仅是对现金捍卫者的进攻，它更像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为获取更多利益而吹响的冲锋号。

　　在2005年的一次国际支付会议上，万事达卡的代表宣称，他们将用新一代卡与现金对决。万事达卡的竞争对手维萨也信心满满地要赢得这场“反现金战争”。它们要携手铲除“金融体系内的现金”。在行业刊物《欧洲信用卡评审》（European Card Review）上，曾刊登过一篇名为“反现金战争”的专题报道。文中是这样描述的：“虽然银行和政府都认为应将现金从现行系统中剔除，但政府不愿扮演主动角色，出于对引导这场战争会使其在公共舆论中失分的担心。”用欧盟委员会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话说就是：“我们以反现金战争为目标，但要正确地实施这场反现金战争。我们也必须明确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换句话说就是：“只要让卡片支付更便宜，我们就会更快地摆脱现金。”万事达卡欧洲区总裁亚历山大·拉巴克在关于“现金未来”的演讲中表示，他们必将赢得反现金战争，因为“各种各样的老式硬币和纸币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浪费”。欧盟委员会的相关核算数据也印证了现金成本高的说法。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出自美国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它甚至提供了一种算法用以证明，如果金融业抑制现金交易，其利润就会大幅增加。

　　在行业会议上或是投资分析师面前，银行和信用卡公司根本不能高调攻击现金。面对公众和媒体，它们既定的战略是低调应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可以把抑制现金看成非刻意而为之，而是因其他动机被催生的副产品，也应以渐进的方式引入。各国政府则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私营部门先行实施，因为直接的政府干预会引发民众不必要的抵制。国家应该从看似无可厚非的步骤开始，比如取消大面值钞票及设定初期相对宽松的现金支付上限额度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指出，所有这些措施都应以这样一种姿态推出，即让人们觉得这不是刻意而为之，而实际上是国际协调以及与私营金融行业密切协调一致的结果。

　　这些“看似无可厚非的步骤”已在许多地方实施。麦肯锡在一份向政府提交的、关于支付的报告中总结如下：这就是说，政府、银行和现金支付行业利益相关者需要共同努力，发起“系统的反现金战争”。作为不显眼的措施，我们可以规定经营者必须接受卡片支付，并禁止其将费用转嫁给持卡支付客户。对现金使用者不仅应加收“真实成本费”（包括所有间接成本），还应提高现金流转的安全和维护标准，使现金使用更加昂贵。麦肯锡在这份报告中还列举了一些实际案例。例如，在芬兰，支付服务商通过组建卡特尔使现金使用成本增加，从而极大地抑制了现金支付的份额。除此之外，加拿大、挪威和澳大利亚等国的中央银行也与其他银行合作，以期实现相同的目标。

　　优于现金联盟

　　如果我们注意到优于现金联盟的存在，就不难发现维萨和万事达卡结盟抑制现金这一事实。虽然优于现金联盟隐身于其后，但它的存在无法被掩盖。优于现金联盟创立于2012年，创始成员包括盖茨基金会、eBay（易贝）创始人皮埃尔·奥米迪亚设立的慈善投资机构奥米迪亚网络、美国有影响力的花旗银行、维萨公司和福特基金会等。美国国务院也通过其在当地的发展促进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参与其中。位于纽约的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作为其秘书处。

　　万事达卡公司没有进入官方创始人之列，或许是因为创立者们不愿让媒体察觉到其背后隐藏的商业利益冲突，毕竟这家公司在此之前因商业原因曾对现金宣战。经过一年的潜伏期，万事达卡终于加入了这个来自硅谷，由华尔街和美国政府共同构建的公共私人反现金联盟。在这里，“硅谷”这个词具有广泛含义。它应包含美国西海岸所有的IT巨头和初创公司，而不仅局限于只有总部设立在地理位置上的旧金山南部、享有盛誉的硅谷的公司。“华尔街”也泛指在全球范围内活跃的美国大型金融财团。

　　有明确迹象显示，万事达卡公司是除美国国务院和盖茨基金会以外的推动联盟建立的重要力量。在此前两年，盖茨基金会和万事达卡公司已是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的最大捐助者。它们占该组织预算的20％以上，可在过去几年中，它们只提供了少量的经费。它们的慷慨捐赠或许强化了美国政府为优于现金联盟在自家正名的意愿，使其有机会向外界展示，它就像是联合国的一部分。有了这样看似合法的外衣，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不仅在名分上归属于联合国大家庭，而且也成为联合国旗下的一个自治组织，有点像“私生子”一样，很容易凭其身份获取利益。我们不能仅凭其名称中的“联合国”字样，或其办公场所和地址位于联合国就判定其隶属于联合国。但为其游说的团体却振振有词，就好像它真的具有联合国授权人身份一样。它出版的旨在动员政府和其他合作伙伴打击现金的小册子，也会伪装成联合国的报告进行销售。甚至它还自称为“建立在联合国基础上的组织”。

　　该联盟的官方计划隐含在其中规中矩的新闻稿标题中，正如万事达卡公司对其贡献声称的那样：以150万美元的承诺增强了全球运动的势头，强化了人们从现金支付转变为电子支付的能力，并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万事达卡公司直言：我们很高兴能够通过联盟向人们传递现金的高成本信息。政府、非政府组织及企业应建立联盟以终结现金。在此，它使用“强化了人们……的能力”的措辞不乏卑劣之心。因为它们要剥夺人们的一种支付选项——可以在自己的控制下用合法的支付手段去支付的机会，它强迫人们使用某些支付工具和手段——这就使其他人最终掌握了控制权。

　　直到2010年，万事达卡公司还在为增加自己的利润与现金作战。在2011年，它们才蓦然意识到，改善世界和消除贫困更为重要。从那以后，“反现金战争”已不再是合适的谈资。我们认为，万事达卡公司最后一次在其出版物中使用这个词可以追溯到2010年。当时，《福布斯》杂志在一篇关于万事达卡令人期待的巨额利润增长的文章中写道：“该公司表示，利润来自电子支付的增长，而这正是由万事达卡的老板阿贾伊·邦加所称的反现金战争推动的。”

　　优于现金联盟在官网上是这样描述其目标的：“数字支付已发展成为一种促进普惠金融的重要工具。它能够降低穷人使用金融服务的成本，提高使用储蓄、支付及保险产品的安全性和舒适度。”从那时起，“反现金战争”一词就演变成相对来说容易被人们接受的“普惠金融”一词。在此，读者不由自主地会联想到那些身有残疾的儿童或青少年，他们本应被收留在与他们同龄的非残疾人群体中，而不是被“置于”特殊设施里。然而在实践中，普惠金融仍然和从前一样意味着反现金战争。这是因为，万事达卡、盖茨基金会等发起“反现金战争”的目的是减少现金支付，特别是针对那些几乎没有享受过银行服务的穷人。这在原则上并没有错。协同与潜在客户的利益往来，是每一个金融服务商的正常商业目标。如果金融业提供的服务比没有成本的现金更实惠且让穷人负担得起，它才能帮助那些穷人并为企业带来利润。而这正是市场经济体制自身的益处，并没有特别意义上的帮助，不值一提。“反现金战争”的吹鼓手却试图将普惠金融描述为消除贫困和推动发展的奇药。优于现金联盟仍在其网站相关内容中视普惠金融为战胜贫困和取得包容性增长必不可少的工具，并且声称，随着现金支付的减少，不平等现象也会减少。

　　因为将其业务扩展定义为消除贫困和推动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一种过程，万事达卡和维萨就可以打着一个主观臆想和善意的幌子在全球推进去现金运动。如果人们不局限于在研讨会和专家范围内讨论此议题，这就成了公开的秘密。如果联盟的成员怀有利己的动机，他们甚至无须否认，因为这种商业利益是为了最终实现全球脱贫的崇高目标。

　　信用卡公司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必须这么做？在2010年的行业资讯中，尼尔森报告给出了贴切的答案：“万事达卡和维萨必须开发海外新业务。它们需要处女地。在那里，竞争不会影响到利润率。”

　　多年来，华盛顿不遗余力地邀请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加入优于现金联盟，并获得了成功。

　　联盟合作伙伴的动机

　　不只是信用卡公司将商业利益隐藏在其世界改进者的外表背后。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项研究报告，如果完全采用数字化支付，全球金融业每年可节省超过4000亿美元的直接成本。除此之外，全球规模更大、更活跃的客户群体每年可以增加4.2万亿美元的收入。

　　这恰好说明，无论上面的数字有多么夸张，也丝毫不妨碍花旗银行成为优于现金联盟的创始成员。作为活跃在全球金融舞台上的最大的国际银行之一，花旗银行代表着所有银行的利益，要实现更大的利益即要消灭现金。银行的现金供应业务入不敷出。去现金给我们这样的银行客户带来了不便，但对银行却会产生价值效应。也就是说，我们的钱都被银行系统锁死。如果没有现金，人们虽然能够将自己的钱从一家银行转到另一家银行，但却无法将其从银行系统中取出。当银行业陷入困境，而政府又手头拮据，无法施以巨额救助时，它们就会集体沦陷。这些银行反过来通过负利率逐步自我修复，逐年降低对其债主的债务。这种转变或许也会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实现，即国家规定将其资产规模缩减20％~30％，甚至50％。正因为没有现金，银行客户的钱都被锁定在银行系统中，无法摆脱灾难。

　　优于现金联盟中的另一股重要力量来自美国西海岸的信息技术产业巨头。它们也是出于对商业利益的考量而爆发出对普惠金融的激情。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所述，数据是21世纪的原材料。用欧盟专员的话来说，它们就是“互联网的新石油和新货币”。以前的石油大亨就是今天的微软、Alphabet、亚马逊、苹果和脸书。它们在中国的同业巨头则是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以市值衡量，这些巨头基本上都称得上是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不仅如此，它们创造了数字经济时代的软件、硬件、服务器和平台。作为回报，它们有时会获得金钱，但首先是获得数据，并将其转化为金钱和权力。在现金交易中，不会产生可以让它们造访和利用的数据，也没有服务商可以从中牟利。而在数字货币交易中，会产生极其有价值的数据，比如，我们有多少钱以及我们最终是如何支配这些钱的数据信息。数字识别技术对无现金支付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那些硅谷公司及其中国同行也同样是领头羊。

　　我在这里要引述一个特别好的案例。它告诉我们如何通过申请专利来防止非法使用用户的支付数据信息。该专利保护万事达卡公司的一个流程，即可以根据用户的购物数据计算其身高和体重，以便将此信息出售给航空公司，而航空公司可利用此信息为乘客自动分配合适的座位。航空公司当然可以直接询问客户的身高和体重，但万事达卡公司推测，当事人通常可能不会如实地回答这个问题。

　　贝宝是世界领先的互联网支付服务商，其资金来源于母公司易贝及背后的奥米迪亚网络。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丹·舒尔曼于2015年在华盛顿参加了一个有关普惠金融的论坛。他曾宣称，普惠金融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用他的金句表述，就意味着要“把人们引入系统”。而现金的衰落与贝宝的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也被他一语点破。奥米迪亚网络当然也有相应的利益诉求。它是慈善基金会与商业非营利性风险投资公司的混合体。因而它会高度关注普惠金融和数字身份识别领域的发展。奥米迪亚网络在其官网上写道：“数字身份是获取网上银行、政府福利和许多其他服务的必要条件。”“在构建数字身份模板时，我们将投资于创新型初创企业，加强研发投入，以寻求一个基于政策和技术基础之上的解决方案，确保由此构建的数字身份识别系统能够给所有人带来经济和社会红利。”

　　在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政府部门都在使用装有Windows（微软视窗操作系统）操作系统的电脑和软件，而微软的背后站着盖茨基金会。仅德国联邦政府每年就要向微软支付超过2.5亿欧元的特许权使用费。此外，许多原来检测人类基因的生物设备也是Windows开发的。所以全球普惠金融还给微软带来了附加的收益，特别是价值连城的数据。微软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面部识别和生物识别技术以及云计算领域的领先公司之一。

　　美国政府是通过其发展援助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加入优于现金联盟的。和其他国家政府一样，它尽力做好政府该做的事：把国内金融和IT服务商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促进这些美国公司发展壮大，并最终使它们在全球各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它们覆盖了国际支付、投行、互联网、社交媒体、存储（云）技术、软件产品和大部分IT硬件市场等领域。这些金融和IT服务公司为美国带来了高额的贸易顺差。仅2015年，美国银行服务业出口额高达740亿美元，而进口额仅为180亿美元。在IT软件和硬件领域，其外贸盈余可能更高。因此，美国政府视创新型金融科技（FinTech）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行业。在其发表于2017年1月的白皮书中就有这样的描述：要保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就必须以扶持美国本土的金融科技公司出口其产品和服务为先决条件。

　　美国政府与此相关的其他战略利益也要力所能及地维护和追寻这一基本利益。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17年宣布削减发展援助预算时，他就明白了美国政府的利益格局：在削减发展援助预算时，绝不能降低对普惠金融的扶持力度。因为这些资金为美国企业和国家安全所用。美国的金融机构应当是全球性的领导者。美国普惠金融中心负责人伊丽莎白·雷恩说：“如果所有这些参与者都聚集在美国政府的保护伞下共同努力，他们就会创造出一个隔离出来的金融世界。”雷恩先前负责过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个小额信贷项目。由于普惠金融有利于国家安全，她对其总统在全球范围内抑制现金运动的举措有更独到的见解：“通过普惠金融，资金流动更加透明，这就使恐怖分子的融资变得更加困难。”

　　我想再次引用贝宝首席执行官丹·舒尔曼那个传神的金句，普惠金融就是要“把人们引入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他们可以被“观察和服务”。这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华盛顿的一个论坛中说的。这些能带来利润的业务都由美国公司承担，而负责监管的也是美国机构。盖茨建议，要防止资金流向美国之外的系统而不和美国系统接轨。否则，监管的难度将会大大增加。人们将无法得知“哪些是已知的正常交易，需要去监护，哪些是我们想阻止的交易而需要去阻止”。

　　这并非什么新的思路。早在2012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就通过法令在美国国际开发署下设了全球发展委员会。这是一个智囊机构，致力于给总统提供如何通过发展政策增强美国实力的政策建议。该法令的第一句话就解释了美国政府从事发展援助的动机，即“为了捍卫美国国家安全，促进美国在全球的经济……等战略利益，美国政府视发展援助政策为国家政策，是提升美国实力特别重要的支柱”。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声明就有助于我们理解，它是怎样实现美国政府的发展援助目标的：“美国国际开发署鼓励各国政府创建有利于数字支付增长的监管环境，并与其合作，为穷人扩展数字金融服务。”此外，美国国际开发署确保自己和其他捐助者的款项仅以非现金方式发放，从而创造对数字支付的需求。

　　在这个总统的全球发展委员会中当然少不了无处不在的盖茨基金会的代表，其中还包括大量金融机构的代表。这个由华尔街和硅谷主导的委员会给总统的建议也毫无悬念，就是把所谓普惠金融作为美国发展援助及安全政策的首要目标。

　　消灭现金可以从许多方面提升美国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位于华盛顿的新美国安全中心是一个由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共同参与的跨党派地缘政治研究机构。该机构认为金融制裁是经济战的新式武器。美国金融体系的规模、流动性和一体化是美国重要的战略优势。正因为如此，才使美国可以通过金融制裁手段将某些国家、公司或个人剔除在外。任何活跃的国际银行都可以被美国勒索。因为撤销美元及美国业务许可对它们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回顾一下德意志银行在2016年的惨痛经历。当时它不得不与美国财政部谈判数月，以应对140亿美元的罚单和因此引发的破产危机。这件事最终以德意志银行缴纳一半的罚金收场。

　　如果你可以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使几乎每个国家的大型银行破产，正如美国财政部那样，那么你也就可以对任何国家的政府施压。融入这一金融体系的国家和民众越多，融入程度越深，其制裁的权力就越大。此外，数字化支付越来越多地使用美元。例如，对在非洲提供移动电话支付的美国公司来说，用美元结算当然更具吸引力，也更为方便。

　　“国家安全”通常指的是采用军事或其他力量打击恐怖势力。恐怖分子可能藏身于巴基斯坦、也门、马里、尼日利亚或其他许多国家极偏远的角落。我们无法通过观察站将他们尽收眼底。这就推动了一种能实现自动和统一监控的形式出现，即以数字化支付取代现金支付，使世界上任何偏远的角落都能被系统覆盖。硅谷企业也密集参与其中。从谷歌员工在2018年向公司高管层发布的一封抗议信中，我们可略知一二。谷歌当时参与的军事项目Maven服务于美国军方无人机智能化，旨在提高使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能力。这曾遭到部分员工的抵制。如果没有现金，先进的生物识别技术能让任何使用手机或电脑的人都无可遁形。反恐的目标就类似于，用无人机精准攻击那些正在计划实施恐怖袭击的人，以免伤及众多无辜者。对于不那么严重的违规和不良行为，则可以施行分级制裁，即从信用降级到冻结公司或个人账户等。

　　美国国际开发署、世界银行和公私合作伙伴

　　优于现金联盟后台组织强大，并且这个强大的后台组织中具有很多有影响力的成员，这个后台组织即名为世界经济论坛的俱乐部。这个由亿万富翁、企业巨头组成的俱乐部已经具有了政治影响力。在2018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唐纳德·特朗普、安吉拉·默克尔、特蕾莎·梅、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让-克洛德·容克、贾斯廷·特鲁多、纳伦德拉·莫迪等大约70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表示了对它的关注。

　　世界经济论坛本身不仅有促进数字化支付的项目计划，还支持创建与此相关的、广泛的人类生物数据库。例如，它在跨国企业，如纺织巨头GAP（盖璞）这样的大型跨国公司的供应链管理中，要求贫穷国家的供应商完全转向数字支付。如果有当地的公司拒绝以非现金方式支付员工工资和供应商货款，它就会被剔除出供应商队伍。

　　在2000年举行的G7（七国集团）峰会上，世界经济论坛这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组织表达了促进全球数字化支付的愿景。它希望正式地、渐进地促进公共和私人的合作。在此愿景下，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毫不掩饰地把自己从政府机构的角色转变为华尔街和硅谷的服务商。它为私人合作伙伴宣扬“美国公司越来越把发展援助看成一个核心战略问题，而非慈善事业”。私人合作伙伴得到了政策的支持：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不仅要促进美国政府的发展援助目标，还要促进私营部门的商业利益。它们为公司打开了廉价产品的新市场。按照优于现金联盟的说法就是，这种发展伙伴关系既促进了相关公司的商业利益，又实现了美国政府的战略利益。

　　世界银行对七国集团峰会的这一诉求持开放态度。它视自身为让大型国际公司、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合作的催化剂。时任世界银行行长金墉不再那么依赖国家资金了，他想说服私人投资者，如果他们投资世界银行的项目，他们也可以赚到钱。《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用肯定的标题发表评论：世界银行发现自己是重塑华尔街的造物主。

　　世界银行很重要，因为它在一个集团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这个集团就像优于现金联盟的“姐姐”。因为它长期以来一直在追求着与后者类似的目标。该集团甚至在名称上都体恤穷人，它被称为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成立于1995年。在初期，其缩写中的字母“P”代表的是最贫穷（Poorest）的人，很快，人们就悄无声息地用“P”来表示穷人了。这也许是因为最贫穷的人所指太少，并且支付能力太低，不能成为那些利润驱动企业的目标群体。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当时的大多数参与者也成了后来的优于现金联盟的创始成员，如盖茨基金会、奥米迪亚网络、万事达卡公司和花旗银行等。今天，这两个成员高度重叠的组织共同活跃在全球反现金运动的前沿。

　　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秘书处设在华盛顿。美国国际开发署直接隶属于美国政府，但世界银行及其姊妹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并非如此，它们只是间接受制于美国政府。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地缘战略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1998年就描述过它们真正的权力归属。他认为，从形式上说，这两个机构都代表着全球的利益。然而，当它们于1944年被美国从地狱中解放之后，实际上就被美国所主导。美国一直占据着世界银行行长位置，并确定它的发展方向。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保罗·罗默于2018年初曾公开表示，世界银行多年来一直在操纵对智利的评判，使左倾政府的执政看起来很糟糕，而对美国友好的右翼政府则伪装得很好。这一言论令其失去了工作。经济学家已经证明，美国的利益影响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

　　从小额信贷通过普惠金融实现去现金

　　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与优于现金联盟在成员上的大量重叠并非巧合。因为它们主要的关注点最终是相同的：使尽可能多的人，尽可能密切地融入这个美国主导的、形式上的金融体系。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就致力于这一目标。它们大力推广穆罕默德·尤努斯的小额信贷模型并获得认可。尤努斯也因其特殊贡献获得了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起初，尤努斯是通过在孟加拉国创建的格莱珉银行向穷人提供扶持性小额贷款，这正好顺应了世界银行的扶贫理念。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做了两件事：宣传推广了这个创意，同时也将其染上了铜臭味。它认为，只有产生盈利，这种模式才能得到“可持续性”发展。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商业小额信贷这个细分市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格莱珉银行也从此转型为营利性商业银行。那些未受过教育的村民既没有资本，也没有抵押品，他们获得贷款的利率却高达30％，有时甚至超过100％。这和发生在美国的次级贷款很相像，就是把钱贷给不具有商业信誉的美国人去购买房屋。许多银行通过这种滚雪球式的次级贷款赚得盆满钵满，却还冠冕堂皇地给自己穿上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的外衣。它们声称，这是为了让社会上最贫穷的成员也能获得房屋所有权，特别是有色人种。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的成员花旗银行就是这个次级贷款领域的大玩家。房地产和小额信贷这两条业务线距离有多近，可以从许多人的履历中窥见端倪。盖茨基金会金融服务项目副主任贾森·兰姆以前就一直负责华盛顿互助银行的风险管理业务。那曾是一家最肆无忌惮大规模发放次贷的银行，在雷曼兄弟倒闭几天后，它就宣布破产重组了。银行家莫娜·卡什瓦哈也曾负责花旗银行的抵押贷款风险管理业务，后转入小额信贷业务领域。类似的从业经历比比皆是。

　　面向穷人的小额贷款可以赚很多钱，这个发现来自穆罕默德·尤努斯本人。他注意到，通过建立与村民间的密切关系，可以大大提高还款率。例如，银行在向村民团体提供昂贵贷款的同时也把对方置于道德压力之下，每个人都必须维护集体的信誉，村民社区还会为借款人提供担保。通过这种方式，尽管利率高，小额信贷提供商还是能够长期确保低坏账率和相当可观的利润。

　　尤努斯算得上是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的第一个科学顾问。他的承诺的分量也无人可比。他在1997年声称要通过一代人的奋斗，用小额信贷消除世界贫困，特别是使妇女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变。届时，我们的孩子只有去贫困博物馆才能了解什么是贫困。

　　小额信贷业务在许多贫困国家发展迅速，市场也很快发生了转变。实现尤努斯的承诺的条件已经具备，而结果却并不如他们预期的那样乐观。高利率使越来越多的借款人陷入困境。穷人们宁愿挨饿，不让孩子上学，卖牛或卖地，也不愿意承认付不起钱。他们甚至借新债来偿旧债，实在没有办法时，作为家庭支柱的父亲们就会因感到羞耻而轻生，自杀就像流行病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在各个地区暴发。这种系统性债务危机自2008年后在许多国家爆发，包括在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国。孟加拉国的小额信贷危机导致政府对格莱珉银行进行调查，尤努斯被强行从银行领导层中剔除。

　　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做法过于偏激了。2017年初，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延斯·魏德曼警告称：“2010年在印度发生的小额信贷危机告诉我们，如果太多的次级贷款借款人可以轻易获得贷款，后果令人担忧。”由华盛顿大型“非营利性”小额信贷公司芬卡（Finca）在2014年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也证明了这个事实。该研究报告指出：“芬卡和我们的员工一起组成了一个担负社会责任的放贷方研究团队。我们迫切希望能够避免在墨西哥发生像其他国家那样会带来巨大损失的债务危机。”对来自79个国家的小额信贷从业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过度负债是各地最焦虑的问题。报告作者强调：“这种情况对借款人及其家人来说是毁灭性的。他们的债务会不断增加。他们还要支付高额的罚息，有时还会碰到血腥的讨债，因而不得不借新债来偿旧债。”

　　2016年，当芬卡将其墨西哥子公司及客户出售给Te Creemos（西班牙语，意为“我们信任你”）公司时，人们对芬卡雇用高薪管理团队管理穷人的猜测才得以证实。Te Creemos被认为是业内最臭名昭著的高利贷放贷者之一，贷款利率超过100％。早在2014年，芬卡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就达到了非营利性企业的上限120万美元。在芬卡成功出售其在墨西哥的资产后，按照行业推测，又有大量资金流入这些会让世界变得“更好”的经理人的口袋了。该行业及其拥护者是逃避责任者。当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毁灭性行为辩护时，他们通常将灾难责任归咎于其他替罪羊，而不去反思这种复制过来的利润驱动模式本身。比尔·盖茨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他认为，因为与借款人互动的成本很高，所以放贷方才必须收取高额利息，这正是盖茨基金会积极参与和推动数字化支付的原因。

　　他们最愿意看到的是，以沉默来表达这个行业已死，并用一个新名称去继续宣扬同样的思想，做出虚假的承诺。就这样，我们转瞬间进入了反对现金运动的核心。至于如何向新的、不那么令人生疑的概念过渡，一份在咨询委员会主持下做出的专家报告给出了答案：“随着小额信贷机构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其为穷人开发的金融服务产品，就产生了小额信贷这一概念。近期以来，人们已习惯用普惠金融来表述此类服务。”

　　实打实的普惠金融将是一件好事。几乎没有人怀疑，在德国没有银行账户的人会遭受某种形式的排斥。真正的普惠金融要求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基本的金融服务，拥有一个可以无现金收款和汇款的账户，诸如此类。在印度农村和马拉维共和国，则很少有人能够负担得起使用正规金融服务的费用。因此，在那里具有不同的排他性构架。人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去为使用金融服务付费，因而被排除在金融系统之外。一旦他们有机会赚了足够的钱，这些金融服务将会自动到来。如果你给他们一个银行账户或让他们可以自己开设一个账户，但他们仍然没有钱，这可能会对他们有一些帮助，也许根本没有帮助。世界银行、盖茨基金会和优于现金联盟在2014年发表了一份联合报告，其中对普惠金融的描述从用词到观点都与之前的小额信贷无异。“被排除在正规金融系统之外的是女人、穷人、小型企业及一些因其他原因被排除在外的人，他们只能依靠非正式和半正式的（极其有限的）储蓄和信贷来维持生计、投资教育或企业。要消灭收入不平等并推动经济增长就变得非常困难。”这种表述很像它们过去不断重复的谬误，即如果让最贫困的人拥有一个自己的银行账户，他们的储蓄就会受到更少的限制，凭借此能让他们更好地发展经济。对这种观点，目前还没有翔实的证据支持，正如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

　　普惠金融成为去现金的新术语

　　普惠金融或金融排斥等术语无疑出自于作家乔治·奥威尔。他在其未来小说《一九八四》中，描述极权主义政府时发明了这一新术语。书中虚构的统治者通过创建和宣扬新术语来改变和控制民众的思维。他们把词义或口号通过逆向思维加以定义以达到此目的，如“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等。事实上，当人们作为门外汉听说给予受到金融排斥的人帮助时，一定是一头雾水。必须先想清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说白了，这就是要通过施压把现金使用者变成金融或电信服务商的用户。难道不是吗？

　　在一份政府的战略性文件中，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指出，与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和可持续发展观对于普惠金融至关重要。在这里，它们给具有积极意义的可持续发展概念装入了一些完全不同的内核，即可持续性发展与普惠金融结合就意味着谋取商业利益。根据这种意识形态，人类的利益依赖于这些商业企业的努力，而他们只有在获利的情况下才能持续参与其中。如果未采用奥威尔式的反义解读法，维萨公司在分析师和投资者面前所描述的目标听起来味道就不一样了。维萨的首席执行官阿尔·凯利在2017年投资人会议上表示，消灭现金是他的首要任务，将现金支付转换为电子支付将是维萨公司促进增长最重要的抓手。

　　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的工作手册上强调，普惠金融要求能够有效地实现与金融系统的对接。而只有当客户确实使用了数字金融服务并同时给服务商带来利润时，才有可能实现这种对接。试举一例，假如所有公民都可以从国有银行或邮局获得一个免费账户，那么按照这个定义他们仍是被排除在系统之外的，因为这种服务从追求利润的意义上讲是不可持续的。根据这个定义，那些因偏好使用现金而决定不使用其账户的人就都被排除在金融体系之外了。换句话说，如果不抑制现金交易，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普惠金融。但是，由于现金既是最容易使用的，也是最便宜的支付手段，这实际上是别有居心：取消人们使用现金的选择，或让现金变得不再具有吸引力。拒绝普惠金融就成了金融排斥的代名词，“金融排斥者”就可以被理解为“现金使用者”。

　　在2015年12月的华盛顿普惠金融论坛上，“反现金”作为首要任务就被明确地提了出来。贝宝的首席执行官丹·舒尔曼称，要将现金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给予打击。知名的联合国普惠金融问题特使、荷兰王后马克西玛·索雷吉耶塔说：“现金就是敌人。”同样简洁的表述也被来自非洲的跨国电信集团Econet的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斯特莱弗·马西伊瓦提及。Econet是非洲一家拥有支付平台的主要移动运营商。

　　与此相反，这离要优先帮助穷人的目标还有些距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展融资部主管斯特凡妮·布兰肯堡并不认同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和概念。她就曾不无道理地反问：“如果有人每天挣两美元，他有什么理由去使用仍需支付费用的银行服务？”

　　世界银行在其官网有关“普惠金融”的条目中对此质疑给出了最原始的答案。它指出，在没有银行账户的人中，有59％的人称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因而银行账户对他们来说失去了意义。世界银行并没有认识到这些人最需要的是更多的钱。因此，结论应当是“金融服务还没有达到普惠或者没有按低收入用户的需求量身定制”。一份来自世界银行、盖茨基金会和优于现金联盟的共同报告也误入歧途，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作者在报告中抱怨称，有超过四分之三的成年人每天生活费不足两美元，他们中竟没有一个人在正规金融机构开户。他们由此得出结论：“数字支付创造了一个机会，让穷人参与到自动储蓄或反向的储蓄激励系统中，还有助于克服储蓄的心理障碍。”准确来说就是：他们的问题在于不够自律，不能从每天不到两美元的花费中省出钱来用于储蓄，以把自己从贫困中拯救出来。

　　早在2009年，一份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的报告中就出现过同样的观点，即他们对此信心不足。报告中承认“人们对是否能通过金融服务来提高收入并摆脱贫困存在巨大的争议”。但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无论储蓄和信贷是否有助于人们摆脱贫困，穷人只看重正规金融工具，因为这能帮助他们应对贫困”。

　　从对此政策成果的极低要求来看，用小额融资和普惠金融确实无法像所承诺的那样消除全球贫困。在尤努斯做出消除贫困激昂承诺的20多年中，以及在他创立格莱珉银行35年的历程中，也就是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他甚至一次都没能拿出被广泛接受的证据，用以证明小额信贷、小额融资或普惠金融对减少贫困做出过任何有价值和积极的贡献。那些以消除性别歧视为目的而设立的正式的金融服务，经过一代人的实践，依然被拿出来为普惠金融的紧迫性做挡箭牌。可恰恰是中国，这个过去没有普惠金融行业的国家，却成了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减少最多的国家。

　　如果有人说自己并不关心那些打着消除贫困的幌子在发展中国家的所作所为是否有效，那也请不要忽视普惠金融。正如我们将要揭示的那样，它曾是企业和政府联合打造全球反现金联盟的托词。它们的活动起初只集中在较贫穷的国家，但这场运动现在已入侵工业国家，德国也深陷其中。

　　错误的承诺和购买的证据

　　关于普惠金融无益于消除贫困的发现不同于以往众多研究的结论。因为它们都声称可以证明普惠金融对消除贫困具有积极作用。这也是普惠金融的推广者喜闻乐见的结果。导致这一分歧的部分原因在于，那些经常被引用的“证据”有很大一部分出自美国的知名咨询公司，例如麦肯锡或波士顿咨询公司等管理咨询公司。它们为了获取丰厚的报酬或出于其他利益，乐于发表一份合适的研究报告，并给出准确的数字，告诉你消除现金可以节省多少钱以及产生多少增长。可这些数字顶多只能算是粗略概算，因为它们是在最简单的并且通常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的，而且通常人们甚至还无法得知这些假设。这样的假设甚至有时是信手拈来的。

　　由于对这些报告并没有严谨的学术要求，所以没人去认真地加以研判。但由于世界银行和各种反现金集团需要明确的证据，所以它们总会呈现在这些人手中。一个典型的实例就是麦肯锡通过其全球研究院“计算得出”的1100亿美元全球贪腐资金数字，据称这都是使用现金而导致的，即每年被用于行贿而从公共财产中流失的钱。全球有三分之一原本用于救济的现金援助款都被截留进入错误的渠道，这个被普惠金融业内人士经常引用的结论也出自这个研究院。这一切没有证据，麦肯锡当然不会给出估算数字，也不会告知到底哪部分数字支付援助款被截留。根据同样的逻辑，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得出并传播着以下结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第二年可以通过数字金融服务提高3.7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仅这个增加量就超出了整个非洲的经济产出，还可以创造9500万个额外的工作岗位。

　　至于这些咨询机构宣传册的价值，也被作为一个“科学”问题加以研究并得出结论。事实上，它们连其印刷费都不值。那就是在对由英国政府出资所做的对所有小额信贷的效果分析进行系统评估后而得出的不利结果。结论是：“目前的热情是堆积在沙滩上的。”在最近出版的有关“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发展理念”的论文集中，小额信贷甚至被认为总体上是有害的。在书中撰文的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给出的评价如下：它破坏了群体的团结和信任，削弱了当地经济，阻碍了男女同权的进程，加剧了贫困化和金融排斥。

　　但这怎么可能呢？过去那么多的研究竟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吗？答案很简单：花了钱的。经济学早就被赋予了这个功能，即为牟取利润和权力提供一套非营利性的隐身衣。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在200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就相当坦率地勾勒了该计划科学的腐蚀性。报告的标题为“出资人的角色”，标题下的解释是，“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明普惠金融在社会保障中的价值”。这使那些想要为其研究院获取赞助资金的人明白了一点，那就是其研究成果必须朝那个方向走。“需要更多的研究”还体现在“更好地理解银行的商业机会，以便政治家可以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受到资助的科学家也应该为万事达卡、花旗银行等进行市场调查，以便为普惠金融的说客们创建有利可图的商业模式提供外部的制度支持。

　　他们还把南非的一家公司作为这种商业模式的样板供人学习。这家公司将国家援助项目的资金转移支付给收件人，同时向其提供消费贷款。该企业可以直接介入到国家未来的福利资金中。这无疑成了它放贷的担保金。该公司事实上有了很好的套期获利的机会，这里还有一句建议，即“给予适度的监管不会伤害这种模式”。

　　为了让更多的科学家以预定的结果进行此类研究，盖茨基金会及一些联盟合作伙伴向许多美国领先的大学的教授和研究院赞助了共计数千万美元。2009年，盖茨基金会捐赠100万美元在芝加哥大学创立了金融系统与贫困研究院。该研究院重点支持的项目是，研究加入肯尼亚移动支付系统（又称移动手机钱包，M-Pesa）的贫困人口在陷入危机时是否比那些没有加入该系统的人更容易获得帮助，具体研究方向包括施助者范围是否更广泛，以及是否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等。这没有什么令人称奇的地方，也并不意味着像其所声称的那样，这种移动钱包会给那里的人们带来钱。理由很简单，如果你没有国内外的潜在施助者，也就没有理由加入该移动支付系统。如果在统计分析中没有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就会得出参与肯尼亚移动支付系统就能获得更多钱的结论。

　　美国加州大学的货币技术与普惠金融研究院也从盖茨基金会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赞助，以各国（包括印度、墨西哥和美国）现金成本为主题进行了许多文献研究。研究人员计算出来的成本很高。在纽约大学，乔纳森·莫杜奇教授在2006年得益于盖茨基金会的资金启动了金融切入计划。盖茨基金会也是全球发展中心的最大捐助者。全球发展中心的总部设在华盛顿，并在伦敦设有分部。2018年，该机构仅从盖茨基金会就获得每月50万美元的资助。盖茨基金会还与万事达卡、微软、花旗银行及其他公司一起，为塔夫茨大学的全球背景下的商业研究院提供资金。在这里，它们为贫穷国家的政治家中那些“冉冉升起的新星”提供普惠金融教育。盖茨基金会与优于现金联盟的合作伙伴美国国际开发署一起，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赞助了一个全球有效行动中心，主要研究农业创新金融解决方案。

　　盖茨基金会资助的重点机构还有位于波士顿的精英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以及与该实验室紧密交织的、半商业化的贫困行动创新研究所（IPA）。根据其2015年的年度报告，后者的赞助商还包括优于现金联盟的其他成员，例如花旗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奥米迪亚网络、福特基金会以及其他一些非联盟成员机构，如贝莱德集团、德意志银行和摩根大通等。2015年，这些有实力的捐助者共捐赠近4000万美元善款，使该研究所能够网罗更多优秀的研究人员专注于研究。贫困行动创新研究所最近就向科学家们提供了41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将实践如何通过数字金融服务使女性强大”。很明显，一个对工作结果没有预设目标的研究人员是没有机会获得数百万美元资助的。

　　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最重要的经济研究机构之一。盖茨基金会在2008年资助了该机构580万美元，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名为“非洲增长计划”的项目。该机构成员定期编写论文，旨在强调金融创新和普惠金融对促进增长的重要意义。这些文章有时甚至毫不掩饰地宣传其主要的赞助商优于现金联盟，并且话语非常精准直白，诸如“2018年将是所有非洲国家经济体加入优于现金联盟的大好时机”。

　　为了让已经成为时尚的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可控的现场试验，并取得有关普惠金融的正确结果，盖茨基金会作为主要赞助商于2008年设立了国际影响评估倡议。仅在前五年，盖茨基金会就承诺了2100万美元的赞助款，其他的捐赠款也来自反现金阵营。

　　同样，在发展中国家，许多机构也得到了赞助，致力于提供反现金的科学证据。南非的金融监管和包容中心就是它们当中的一个实例。它由盖茨基金会、万事达卡和联合国资本开发基金会共同资助。另一个重要的实例是肯尼亚金融业深化信托，对此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详细探讨。

　　反现金集团通过资助项目罗织了巨大的网络。在美国，几乎没有任何成熟的贫困与发展研究者能独善其身。即使在国外那些未被收进这张网的地方，这样的人也很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经济学家布兰肯堡指出，过去那些具有积极成果的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由相关利益方收买。那些为数不多的没有受到来自反现金运动赞助的机构和研究人员几乎都对银行关于普惠金融的承诺持否定态度。

　　当然，也有受到盖茨基金会或世界银行赞助的科学家比较谨慎并时常发出不同的声音。例如，金融切入计划主任乔纳森·莫杜奇在2018年初的一份重要报告中承认了这一点：“尤努斯的模式与其设想已经南辕北辙，小额信贷已被证明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模式，但不是一种扶贫措施。”但他又引用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在2009年使用过的理由为其辩护，尽管普惠金融对贫困没有帮助，但这是一件好事，因为穷人认可这项金融服务。作为世界银行集团的一部分，亚洲开发银行在2018年的一项研究中得出结论，当贫穷国家无法通过增加普惠金融来减少贫困时，对减少贫困更重要的是提高农业生产力。来自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两位教授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他们之前曾发表过大量研究成果，特别是其全球畅销书《贫穷的本质》，极力褒扬普惠金融。

　　尽管有相反的证据，德国政府官方依然在2017年使用了典型的肯定语气：“包容性和可持续性金融体系是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这一经常被驳斥的主张，也被聚集了全球重要经济体的20国集团的国家首脑在峰会上列为三个首要任务之一。对于这一问题的质疑，财政部一位女性发言人给了我下面的答复：“大量的独立研究成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展示了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和减少贫困之间的联系。”她还提到了一个出版物。它出自伦敦城市大学卡斯商学院的托尔斯滕·贝克教授。但贝克教授给出的回答却与之相反，金融服务并不一定是最制约发展的因素。同时，他也承认，没有科学证据表明，可以借助金融服务在国家层面消除贫困。

　　世界银行南部非洲司司长也在2017年末以尤努斯式的夸张口吻说：“普惠金融是消除极端贫困的核心所在。”在他说此话时，赞比亚财政部部长刚刚隆重宣布了由世界银行支持国家普惠金融战略，并且已有30多个国家提交了由世界银行资助的类似反现金战略的申请。

　　不仅是赞比亚，现在几乎有半个世界都宣布了无现金或减少现金的愿望，而对此贡献最大的一个人就是微软这只巨舰的创始人比尔·盖茨。这是我们在后面的段落要讨论的问题。盖茨基金会不仅是优于现金联盟和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的权威成员，也是近百个贫穷国家中央银行的“教主”，盖茨将把这些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新的、不可忽视的反现金集团。

　　比尔·盖茨的普惠金融联盟

　　2005年，当万事达卡发动反现金战时，盖茨基金会就委派阿尔弗雷德·汉尼希到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去游说。我们从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了解到，盖茨期望汉尼希设法促成一个促进普惠金融的全球性联盟。终于，在2008年，这个普惠金融联盟正式成立。汉尼希吸引了来自近百个贫穷国家的央行行长。盖茨基金会、世界银行集团为其提供资金，万事达卡、维萨、和沃达丰等公司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共同实现数字化支付并抑制现金支付。委任汉尼希担此重任，不仅是因为他在发展中国家的良好人际关系，德国国际合作机构目前也已被普惠金融联盟轻松地收入囊中。比起把秘书处直接设在盖茨基金会，这种看起来像政府联盟组织的形式极大地提升了它的公信力。但买单的却是盖茨基金会。

　　作为回报，参与的中央银行必须做出承诺，按盖茨基金会和美国政府的要求开放市场和监管。它们在2011年的《玛雅宣言》中做出承诺：“肯定普惠金融的重大意义，它使穷人强大并生活得更好。”做出对这一信念的承诺只有一个好处，就是鼓励人们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即使它早已被证伪。此外，签署方承诺“充分利用适用的创新技术”。换句话说，就是放任来自工业国家的IT、电信和金融巨头在自己的国家不遗余力地开展反现金战。

　　不久前在约旦发生了一些事情，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这背后的交易。这个国家加入普惠金融联盟的时间不长，该国政府收容了许多叙利亚难民。2017年12月，约旦政府在首都安曼举办了普惠金融政策论坛，并宣布了实施国家普惠金融的战略。而这肯定是由论坛的国际嘉宾事先通过比尔·盖茨拟定好的。因为，该国政府在两个月后就直接收到盖茨基金会300万美元的援助款，外加其他渠道资金援助共计1100万美元。这些钱将被用于移动金融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无现金支付的方式发放政府给约旦穷人和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这就是这个曾被德国媒体高度关注的事件的本质，媒体大量报道了这种向约旦难民支付援助资金的方式的创新和进步。关于这些，本书后面还会详细介绍。

　　如果上网浏览一下相关内容，你会发现很多这样的成功故事。例如，卢旺达中央银行正在要求平民、商人和企业采用数字支付手段，逐步实现国际的无现金经济目标。人们还可以找到许多有关普惠金融合作伙伴因此取得良好业绩的报道。比如，2013年，万事达卡宣布在尼日利亚喜获首批1300万张国民智能身份证。这种身份证不仅可以用作人的身份识别，还可用它享受万事达卡提供的金融服务。通过这一壮举，普惠金融联盟一举拿下1300万客户，下一步还会有超过1亿的这种强制用户！这难道不是一块被成功征服的处女地？尼日利亚政府的相关负责人说：“我们选择万事达卡作为供应商，是因为该公司致力于通过抑制现金促进普惠金融。”这句话在我听起来多少有点暗含来自盖茨阵营的压力。促成这件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据万事达卡公司的内部人士称，他们在给埃及人准备这种万事达卡智能身份证方案时积累了可靠的经验。

　　在肯尼亚，万事达卡也在积极推进普惠金融“实现我们在整个非洲大陆超越现金的愿景”。这是在万事达卡作为肯尼亚政府的官方合作伙伴发行Huduma卡时，公司相关负责人做出的承诺。Huduma卡是一种权益人享有的社会福利卡，里面预置有万事达卡的功能芯片。持卡人既可以用其收取国家补贴，又可以用来支付消费款，而不需要使用现金。万事达卡因此在收入和支出两个方向都可按一定百分比获益。就这样，万事达卡一劳永逸地获得了大量的强制客户。在巴西，万事达卡的竞争对手维萨通过政府给持卡人补助的方式迅速占领市场。维萨为此设计了一款专用借记卡，巴西国有联邦储蓄银行则通过这张卡向约1240万贫困人口发放政府的“家庭补助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它们打着普惠金融联盟的幌子，通过反现金战争获取商业利益。而这还不仅仅体现在发卡机构身上，肯尼亚的移动支付系统M-Pesa就是这样的例子。

　　肯尼亚现场报告：令人质疑的样板案例——手机钱包能促进普惠金融

　　在过去短短的几年内，肯尼亚就建立了一个名为“手机钱包”的货币体系。它可以通过短信在普通手机上使用，目前已被绝大多数肯尼亚家庭接受。“Pesa”是斯瓦希里语中的“钱”的意思，M-Pesa系统的运营体系由高额用户费支撑。用户只需将资金转入Safaricom（移动运营商）的账户为其手机充值，就可以将自己在M-Pesa移动账户中的余额转给他人，而无须银行账户，收款人也可将余额提现。

　　普惠金融联盟在一本小册子中这样描述它的起始状况：“有70％的人生活在农村地区，他们无法接触到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几乎没有穷人可负担得起金融支付手段或储蓄账户。在手机钱包项目申请获批时，每10万当地居民仅享有1.5个银行网点和1台自动取款机，而拥有手机的肯尼亚人的数量是拥有银行账户的人的两倍。”

　　这种手机钱包通常被认为是非洲人的杰作，但其影响甚至不仅局限于非洲大陆。如果以使用正规数字金融服务的肯尼亚人的数量来看，该项目确实因取得了市场先机而获得了成功。用盖茨基金会的标准来衡量，也算是成功的案例，正如盖茨基金会一本宣传册的标题——“以获取利润来战胜贫困”。手机钱包的利润则远远领先，尤其是小额交易费用非常高，而小额交易恰恰在穷人中占据主导地位。提取现金的费用比率最高可达20％，向非客户转账的费用比率达44％，手机钱包用户之间的小额信用转账是免费的，但较大数额的支付成本竟高达11％。Safaricom无疑是一家非常赚钱的公司。

　　Safaricom之所以能够获利还有以下几个因素：当地很多人是文盲，还有很多人受当地医疗条件限制而有视觉障碍。该公司使用各种方式获取暴利，如用户只需轻松点击手机即可获得一项昂贵的服务，比如说某种铃声。即使有一天用户找出导致其手机钱包账户消费之快的原因，他们也不可能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退出这些推送的服务，而必须对嵌入菜单的多个层级进行操作。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赞助下，来自美国和肯尼亚的三名研究人员对此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在报告中指出：“首要的受益者是运营商Safaricom，而用户的收益微乎其微。”他们的结果验证了印度微软研究院先前提出的“强化定律”。该机构联合创始人富山健太郎在2015年的一本书中给出了许多这样的实例。富山在书中写道：“如果能让技术更多地为穷人、文盲或其他弱势群体所用，而不是富人，那就太好了。”事实上，技术的作用却使强者恒强。

　　Safaricom收获了肯尼亚全国90％的电话及短信收入，并将2800万手机钱包用户中的80％收入麾下。直到2018年，该公司才与两家小型运营商——Airtel和Telkom合作，这使用户可以在它们共同的网络之间转移，其原因可能是得知电信监管机构有意弱化Safaricom的准垄断地位。

　　盖茨基金会早在2013年就发出警告，限制竞争可能会推高消费者的使用成本。其中就以肯尼亚为例揭示了这种风险：“它们对1.50美元的转账收取30美分的服务费，这是坦桑尼亚同样服务费用的十倍。”比尔·盖茨却无视自己的基金会的这一结论，在2015年华盛顿普惠金融论坛上，仍以肯尼亚穷人能享受低成本的金融服务为例来说明普惠金融的造福效应。同样令人瞠目的是，盖茨基金会竟然没有提及其合作伙伴肯尼亚中央银行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该银行由盖茨基金会大力资助，推动了M-Pesa这一获取了高额利润的近乎垄断的手机钱包的产生和发展。

　　在我们剖析这个角色之前，必须指出一点：手机钱包的大部分利润流到了英国，因为英国电信公司沃达丰是Safaricom的母公司。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谈到肯尼亚手机钱包时总是淡化英美两国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英国国际发展部和盖茨基金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普惠金融联盟也曾提交了一份关于各国普惠金融情况的报告，其中竟然也无视问题的本质，将肯尼亚的案例描绘为成功案例并希望在别国推广。文中对肯尼亚中央银行在手机钱包诞生及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这样描述的：“通过在2006年进行的金融服务普查（金融门槛普查），肯尼亚中央银行意识到，传统银行业的影响范围有限。巧合的是，手机钱包在肯尼亚中央银行发布这个结果后不久就提出了启动M-Pesa的申请。”这其中的猫腻还是被我们从这份报告的附件——肯尼亚中央银行在报纸上登广告的副本中发现了。上面写道：“2005年，一个国际发展援助组织向有意向的合作单位征集方案，讨论如何在肯尼亚金融市场通过更好的市场途径和产品进一步提高效益，深化金融服务。移动运营商Safaricom就与英国沃达丰公司提出了基于通过手机转账的提案。”

　　真实的过程应当是这样的：英国国际发展部委托进行了市场调研，帮助英国电信巨头沃达丰征服非洲市场。以此为目的，英国国际发展部启动了肯尼亚金融业深化信托基金，盖茨基金会也是其重要金主。它们提出以移动手机为平台提供小额信贷的想法，英国国际发展部决定与沃达丰公司进行项目试点。作为盖茨基金会控制的普惠金融联盟中的一员，肯尼亚提供了快速、便捷的批准流程。2007年，手机钱包计划正式起飞了，并获得央行的“免费机票”。它可以不像其他金融机构那样接受严格的监管。那份金融门槛普查报告“恰巧”发表在肯尼亚央行收到来自Safaricom的项目申请之前，该项目的益处和重要性便一目了然。而该报告正是出自肯尼亚金融业深化信托基金，其幕后金主为英国国际发展部。所有这一切是多么完美的巧合。

　　肯尼亚央行这把巨大保护伞是沃达丰和Safaricom的金融投机得以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手机钱包项目的扩张吸引了超过10万名代理人从事现金存入和支出业务。他们都是生意人，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为手机钱包客户支付现金或接受存款，收取一定的佣金。在印度，也有类似的建立在代理人基础上的模式。他们给农村人提供银行服务并获得巨大成功。不同之处在于，印度的代理人为银行工作。这在肯尼亚原本也可行，但是肯尼亚央行选择了与比尔·盖茨和英国国际发展部的密切合作，将沃达丰和Safaricom来自当地银行的竞争对手统统排除在外。肯尼亚央行负责支付相关业务的总监是格拉尔德·尼奥玛，也是普惠金融联盟（政策倡导者）的一名大使。肯尼亚央行禁止任何商业银行采取代理商模式，禁令持续到2010年，那时手机钱包已成为市场龙头，不再需要保护。除此之外，多年来他们一直拒绝手机钱包的竞争对手Zain（电信运营商）的申请，使其无法从事移动支付业务。

　　手机钱包已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小额信贷渠道。它也为硅谷公司服务。市场上有数十个供应商，其中有些完全不受监管。有些为讨回贷款，让借贷人预支工资支付。有些肆意给用户的手机发送诱人的、骗人的贷款信息，或隐含无用且昂贵的信用保险等，这些都是它们司空见惯的手法。更有甚者，要收取每年百分之几百的利息。

　　隐私保护在肯尼亚几乎不为人所知。来自手机钱包的短信非常容易被攻击或操纵。沃达丰和Safaricom或任何相关参与供应商都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做它们想做的任何事情。肯尼亚政府也想要所有的数据。2017年，肯尼亚政府颁布命令要求所有电信公司对其开放所有通信端口，以便它可以监控公民全部的移动支付数据。

　　在2016年举行的肯尼亚金融业深化信托基金成立十周年活动中，英国发展经济专家艾伦·吉布森在其受托研究报告结尾部分隐含了一个判断，即盖茨基金会及其代言人的所言皆是谎言：“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是融入程度问题，即普惠金融的好处给穷人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明显的变化。”他抱怨道：“现实经济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给农业的贷款实际上甚至减少了，而这对穷人却更为重要。”移动支付系统无可争议地将许多人带进系统，却不能显著地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吉布森紧接着语气一转，说出了他的担心：“与此相反，从金融市场供应方来看，它们在过去的十年中获利丰厚，普惠的时代是给供应商带来利好的时代，这一点无可置疑。” 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