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后记

　　2018年5月

　　我这一生没有当过多少次反主流的预言家，所以难得享受一次这样幸灾乐祸的时刻：你看，早告诉过你了。

　　最近的几个月在Facebook密集发生的几乎所有的丑闻都在这本回忆录的某个章节或段落里有所体现。

　　让我们回顾一下：

　　英国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恶意利用Facebook开放平台的数据，而这一开放平台本身是否是2010年前后一个投资巨大的失败实验呢？本书在“当飞碟没有出现”一章讨论过这个问题，同时我也讨论了Facebook试图利用它赢利的努力。

　　公众深信不疑的所谓的“人口统计学”定向广告——剑桥分析的另一卖点——我在“伟大的觉醒”一章中，将它视作没用的品牌营销工具进行过讨论。

　　政治新闻网站ProPublica大惊小怪地报道，说Facebook按兴趣定向的工具里，除了一堆无关痛痒的垃圾词汇，还有几个骂人的脏字。因为这是我在Facebook发布的第一个产品，所以“踮起脚尖，一跃而下”一章对它有详细的记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准确的俄罗斯网络水军购买定向广告、误导美国选民的故事呢？Facebook仰仗的广告审查系统，是一个小心翼翼地融合了人工干预和自动化软件的系统，后者我曾参与过，我在“广告执法者”一章中对其一一进行了解释。

　　扎克伯格在国会听证会上对公司的业务和法务表现出的无知和无所谓呢？我在“Google必须毁灭”一章花了很长的篇幅讨论。

　　就连德高望重的《华尔街日报》也气喘吁吁、迫不及待地报道了Facebook神秘的“反性骚扰”政策：被同一异性拒绝一次后再追求的人，就会被人力资源顾问关“小黑屋”（见“新兵训练营”一章）。

　　所以，从《混乱的猴子》首次出版至今，具体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所有这些关于剑桥分析的噪声（真的大部分都是噪声），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剑桥分析，和许多其他公司一样，是Facebook围墙花园边缘的寄生虫，以帮助其他想要采访Facebook用户但不知道怎么做的人为生。由于他们都是狡猾的中间人（正如许多类似的助纣为虐者一样），他们找到了剑桥大学一个利用Facebook用户民意调查进行学术研究的科研中心。具体的细节我们还不清楚，但故事梗概大概是他们贿赂了一个研究员，让他在Facebook开发平台（类似于苹果的应用商店）上发布了另一个调查问卷，然后利用这些投票数据构建了一个政治倾向模型。通过回答一系列问题，约30万名Facebook用户的资料被采集分析，并被按照学术界最新的理论建立了性格模型。剑桥分析也利用了Facebook当时对平台数据相对宽松的限制，不仅搜刮了所有回答过问卷的用户的资料，还采集了他们的朋友的个人信息。

　　所有这些建模和偷数据的行为，都是为了找出Facebook用户更容易有何种政治倾向。以用户资料的数据为武装，剑桥分析可以尝试在广告系统里发布相应的定向广告。

　　听明白了吗？剑桥分析做的事是诱骗用户参加问卷调查（同时赋予它访问他们数据的权限），搜刮他们的数据，和用户揭晓的政治倾向信息做对比，然后利用偷来的Facebook资料数据给用户发送定向广告。

　　在我们开始以阴谋论对其进行解释之前，先回头看一看。这种定向广告，再说一遍，所谓的“人口统计学”，相当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他们从用户调查问卷里推导出的星座学（比如“偏外向”和“有神经过敏倾向”这种人的性格模型）必须和“支持特朗普”这种政治倾向联系起来，然后他们再通过Facebook用户资料给这些神经过敏的人定向发送广告。这是一个基于模型的模型的模型，全程依赖于各种估算。细心的读者会记得我在“百发百中”一章里说过，按特定用户的兴趣准确定位是多么困难，更不用说按人格特征这种模糊的抽象概念了。

　　剑桥分析只占到特朗普全部媒体预算里相对较小的一部分，但这并没有阻止傲慢的英国人穿着高档西服极力夸大自己的能力，就连硅谷的梦想家也甘拜下风。在广告科技领域，即使你的没用，它也能卖出去。

　　Facebook需要为这次“剑桥分析门”负责任吗？当然，而且不止为一个方面负责。据报道，他们在2015年就发现了这家公司恶意采集Facebook平台数据，但Facebook并没有直接封禁他们，而是让他们保证所有用户数据已经全部被删除。显然事情并未如Facebook所愿。

　　而且从全局来看，Facebook早就应该关掉开放平台。在《混乱的猴子》里我详细说过，Facebook开放平台的开放图谱产品是一个失败的赌注，对公司和用户来说都已经没什么价值了。要知道，每当一个开放平台向第三方开发者开放用户数据，总会出现数据泄露。看看你的智能手机，看到那些应用图标了吗？我敢打赌它们中很大一部分，甚至绝大部分都或多或少违反了苹果和Google的使用条款，以多种手段侵犯了你的隐私，不管是不小心的还是故意的（移动广告定向市场中存在一个很大的欣欣向荣的二级数据市场）。但是这个活跃的生态系统提供的创新应用功能（Uber、Airbnb、Snapchat以及Facebook自己）让数据意外泄露或者恶意被盗成为可以被接受的风险。Facebook开放平台从未带来这样的好处，因为自从Spotify很早以前把“你的朋友正在听……”这种动态消息接入以后，就再没什么人用过它。Facebook很早以前就应该把开放平台关闭 注释标题 本文写作期间，出于对当下丑闻的响应，Facebook终于采取了行动。第三方可以访问到的用户数据将极大受限。许多研究人员和开发者已经开始抱怨，现在的Facebook真变成一个围墙高筑的花园了，而它本来有义务分享更多。据此我们可以证明“Facebook政策反应通用定理”：不管Facebook选择了两条道路中的哪一条，总会有一群人冲你愤愤不平、高声抱怨。 ，他们应该为自己的不作为感到羞耻。

　　那特朗普到底是怎么赢得大选的呢？

　　我猜，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特朗普团队更懂得如何用Facebook进行营销。这一点可以从Facebook泄露出来的信息和特朗普营销团队自己的声明里得到验证。

　　特朗普Facebook工作的背后主使人布拉德·帕斯卡莱（Brad Parscale），曾公开表示，他们极为深度地利用了CA的定向功能和共和党政治机器送给他们的所有一手数据，以及从数据中介那里买来的第三方数据。换句话说，他们确实和这世界上每家亚马逊或Zappos一样，无休无止地利用和回收他们能够接触的一切用户数据，只不过在政治选举中，用户是捐款人和选民。

　　另外，特朗普竞选委员会还利用了一个很受欢迎却鲜为人知的Facebook产品：类似受众（Lookalike Audiences）。这个工具以你提供的CA为种子用户，使用Facebook社交关系图和Facebook了解的用户之间的相似度，将这些种子用户扩展为一个更大的用户集合。背后的理念是如果一个人在Facebook上看起来和你相似，他的消费兴趣也很可能和你一样。因为如果商品零售店Bed Bath & Beyond知道你喜欢高级的浴室毛巾（或者共和党知道你喜欢特朗普），在Facebook看来，和你类似的用户也会喜欢类似的毛巾。不夸张地说，这个功能好像还挺有用，受到了各类广告主的普遍欢迎。

　　根据彭博社挖到的一项Facebook内部调查，特朗普竞选委员会在竞选期间运作了近600万种不同的广告，而希拉里团队投过的广告数量只是这个数字的1/100。和所有精明的营销人员一样，特朗普团队会针对每一位消费者不断优化要传达的信息，并通过迭代实验不同的广告创意，寻找传播效率最高的像素块，将它扔到你的动态消息里。

　　特朗普的数字帮手帕斯卡莱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政治界人士觉得这东西很神奇。这和商业广告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名字比较高级而已。”

　　简而言之，特朗普在营销方面胜过了希拉里，而且优势极大。

　　但那些俄罗斯网络水军和“互联网研究中心”（Internet Research Agency） 注释标题 “互联网研究中心”是一家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网络舆情控制机构。——译者注 又怎么说呢？

　　根据Facebook的数字，“互联网研究中心”花掉的广告费（约10万美元），就互联网营销的标准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这点钱还不够你卖一包口香糖的。就不用广告的运营来说，俄罗斯人的宣传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相应的数字看起来会很大，但效果其实可能也不怎么样。别忘了，每天Facebook上都有几十亿名用户同时消费各种信息，每年可能有几万亿篇帖文发布。就算按照Facebook承认的数字，俄罗斯人发布了几千万篇帖子，其数量可能也不到选举期间Facebook上贴文总数的1%。

　　进一步扰乱事实的是，大多数观察家喜欢犯一个错误，即把某个摇摆州（如俄亥俄州，它只有几万张选票）的摇摆县投出的决定性选票，和Facebook广告可以触及的用户数量相比。他们想象了一个虚幻的场景，特朗普有如外科手术医生般精准地找到了决定性选民并说服了他们。这就好像是有两位马拉松选手已经肩并肩跑了26英里，全程全力以赴把自己逼到极限。当终于有一位比另一位领先一秒钟冲过了终点线，你说“看，如果我最后推你一把你就能赢的”，完全无视在两个多小时里赢家是如何一步一步取得那一点点一秒钟的优势的。所谓的恰如其分的广告刚刚好送达完美受众的故事，真的只是幻想而已。从事件发生的先后来说，这也是不可能的：选举之前，没有人知道哪些县的一小群选民会成为决定性力量，所以你一开始就没有办法精准定位到他们。但如果本来对复杂的广告定向领域一窍不通的业余评论员们突然对其产生兴趣，这种事就“成真”了。

　　这场闹剧中最好笑的是，不管涉及的小人是“互联网研究中心”还是剑桥分析，最不懂广告的那些人反而最相信广告的“超能力”。反而是那些最懂广告的人，比如说实际的广告从业者，对剑桥分析宣称的“魔弹”保持最高度的怀疑。最终，特朗普赢得选举是因为更多人愿意在Facebook上（免费！）分享他的消息，他不需要俄罗斯人暗箱操作，只需要大家都能利用的Facebook广告工具。他的胜利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回想起来，既然Facebook数据隐私这枚炸弹早已引爆，关于《混乱的猴子》的出版时机，我意识到以下两件事：

　　1. 2016年，大多数人，包括（以及尤其是）主流媒体，对于Facebook在政治竞选中的角色都不甚了解，也就没法问出《混乱的猴子》里如此多令人满意的答案可以回答的问题。

　　2. 这些人也没有兴趣了解Facebook的角色，直到特朗普出现。

　　客观地讲，《混乱的猴子》（不幸地）没有展示出足够有预见性的领域，正是Facebook对政治的影响。在2012年IPO前那段混乱的日子里，政治并不是一件我们在设计Facebook的数据和定向工具路线图时花了很多时间考虑的事情。CA这种工具，目的是把关于你的所有已知的商业信息和你的Facebook用户ID联系起来，是为了卖给你鞋子和肥皂，而不是向你推销特朗普或英国脱欧。Facebook收入最好的年份，那个刚开始发布现在被广泛讨论的绝妙定向工具的时间点（后来Facebook就再没发布过什么真正创新的广告产品了），正好是一个总统大选年。然而，我只是很模糊地记得政治广告曾经作为潜在的买家被提起过，而且是在大家绝望地四处寻找和挖掘潜在广告主时被提起的。政治家真是无可救药地落伍，可以说是最后一个意识到Facebook能量的大广告客户群体。

　　所以这就是Facebook现在遭受如此疯狂围攻的根本原因：在移动游戏和电子商务的商业世界里流行多年的营销工具和技术，终于被在任何事情上都很落伍的竞选营销人员用起来了。准确来说，是因为一方用得比另一方更好，或者更准确来说，被错误的一方用得更好，至少从我们左倾的主流媒体那儿看来是如此。 注释标题 不止一位保守派政治评论家指出，奥巴马竞选委员会在2012年大选时以类似手段利用了Facebook开放平台。当时，奥巴马竞选委员会在通过Facebook招募志愿者的同时，拉取了他们的好友列表（正如剑桥分析所做的那样），这本质上也是通过他们来揣测好友的政治倾向。虽然没有用这些数据发布定向广告，但他们利用采集到的信息励志愿者去劝说可能偏向奥巴马的朋友给奥巴马投票。奥巴马的支持者辩解说这是更小的恶，因为志愿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许恶是更小，但在被影响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Facebook数据营销这一点上，奥巴马竞选委员会和剑桥分析是完全类似的。

　　至少在美国，普通消费者，不管是故意地还是下意识地，给了商家很多卖东西的自由，但在把一位极不受欢迎的总统送上宝座这件事上，大家的想法就很不一样了。资本主义让每一段关系和生活中的每一次选择都变成一个市场营销问题：我们对着社交媒体上的朋友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在交友软件Tinder上左滑右滑来找对象。但是当待售产品是政治家时，我们对消费型资本主义的热情突然就没那么高涨了。让谁拿到核弹控制器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做出的选择。就连Facebook也同意这一点。2017年9月，扎克伯格亲自宣布，Facebook将对政治广告的投放人进行更严格的审查，也会披露更多关于政治广告的信息。

　　考虑到以上情况，我知道这样说让我看起来有点像一个愤世嫉俗的无情的市场营销人员，但是围绕着Facebook的这些无止境的争吵造成的最可能的长期影响是，Facebook广告营收将得到巨大增长。当所有人都高喊Facebook威胁了一系列重要的选举时，2020年选举的广告预算将毋庸置疑超出2012年微薄的支出很多倍，甚至超过特朗普/希拉里2016年花掉的比较健康的数目。不管针对这一系列事件会出台何种法律法规（我其实还挺支持某些针对竞选广告的立法提议的），2016年Facebook“选举门”给Facebook带来的都将是一个更大的政治广告销售团队，它将从渴望权力的选举候选人那儿挤出更多广告预算。到2020年选举年，Facebook对我们的政治生活将拥有更加直接的影响。

　　看到大家对广告这么有热情，我现在想戳破这个泡沫了。

　　对Facebook和西方自由民主传统可能终结的危险来说，我认为广告并不是最紧迫的问题。到最后，广告总归是一个明显可以解决的问题。广告主的数量相比于Facebook可以影响的用户基数，实在是太小了。抽象的挥之不去的言论自由原则并没有面临危险，而Facebook完全可以独断专行，以砍掉部分营收的代价从严审查政治广告。胆敢违反我们的规定？关了你的账号，给老子滚。给我们耍手段？老子的手段比你的多了去了。我还在公司的时候，这大概就是广告警察们的态度，Facebook的探长们现在不过是要多覆盖一个领域，而且有比以前多得多的资源可以把这件事做好。扎克伯格已经宣布再多雇用5 000名运营人员来更好地审查Facebook上的内容——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我在2011年加入时，全公司员工总数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

　　Facebook这个故事里真正重要的部分是有机的。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已经内化了对于自定义和定向化媒体的一些期许，与此同时也在这同一家媒体上外化我们的私人生活。回到过去是不可能了。在后启蒙时代的自由民主里长大的人相信言论自由是不可侵犯的权利；后Facebook时代的人同样相信他有活在属于自己的现实里的权利。这个“现实”的目标是强化他的世界观，并不惜扭曲事实来讨好他的偏见。认知失调，人类意识的阿喀琉斯之踵，是当我们面对与我们的世界观相悖的事实证据时，不仅拒绝接受，而且还更加坚定我们原本想法的一种心理障碍。为每一位用户创造一个媒体资讯的安全空间，是Facebook成长为市值几千亿美元企业的奥秘所在，而我们还不清楚Facebook用户是否真的想要离开这个舒适的空间，虽然全世界都在喊着“快做点什么”。

　　那么，在Facebook每天都要发布新代码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处理一个改变起来比生物进化还缓慢的人类心理缺陷呢？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些经验吗？

　　很多人，包括我，都曾把纸质媒体拿来和互联网时代的智能手机做比较。如果这个比较成立，那么我们现在经历的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三十年战争 注释标题 三十年战争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一次大规模欧洲国家混战，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全欧洲大战。——译者注 ，一次痛苦的两败俱伤的冲突，这最终将在现实和意识形态的地图上都只留下两个颜色中的一个，原本有原则的分裂总有一天也会被比现在世俗得多的权力的野心所滥用。不知怎么的，当古登堡和他的小伙伴出现，人类终于解决了书写和思想传播的问题，令它们不再被与世隔绝的僧侣和教会指派的教士垄断。那次革命涉及长达几个世纪的围绕编辑、学术规范、新闻事实、能力效率各异的出版行业守门人等话题的规范的建立过程。使用活字将墨压在纸上是一项伟大的技术创新，它也在这中间发挥了关键作用，但真正让革命活跃起来的，是向全世界分发那些薄薄的木浆制品的系统。 注释标题 像每一位合格的科技从业者一样，我也考虑过用颠覆传统的自出版形式来发布《混乱的猴子》，但我很快意识到，只有一家声名在外的纽约出版商才能施展这个终极魔法：将实体书放上书店的书架。在我们精致的科技生活里，只有将一本实体书抱在怀里，你才能感受到他超越物理意义的重量。（至少现在，我还有这种感觉。）

　　除了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精英之外，历史上的那个系统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都已经无关紧要了。然而，互联网这个系统，一个让所有蠢货发表的任何东西都能马上传播到全世界的系统，正是一个所有蠢货（和不那么蠢的机会主义者）都会在其中瞎说话的系统。技术人员对这个信息过载问题的解决方案是算法——说白了不过是使用逻辑步骤，可能再加一点数学公式的配方。由于我们的大脑当然不可能解析所有那些鱼龙混杂的内容，我们在Facebook上或网上别的什么地方的朋友，决定提供一个算法来帮我们给这些内容排序。先随便猜一下我们喜欢什么，然后根据我们的反应做出更多的猜测，这些算法模型在接收到新数据时升级，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由Google、Facebook和类似机构调度的基于全世界内容的迭代。每次模型升级和训练数据都在我们眼前过滤现实的镜片上又贴了一层奇怪颜色的膜，以致我们都忘了在戴上社交媒体的有色眼镜之前，我们眼里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了（你还记得上一次看特德·科佩尔的《夜线》 注释标题 《 夜线》（Nightline with Ted Koppel），美国广播公司的著名夜间新闻节目。主持人特德·科佩尔在1980—2005年间主持该节目。——译者注 是什么时候吗？我还有模糊的印象）。

　　我们给了这些公司这样做的许可证，我管它叫“算法通行证”。20多年来这一直是它们的借口，如果你问起来，他们大概会这样说：“我们帮你过滤全世界的信息，作为交换，不管你看到什么都不可以让我们承担任何责任。如果你看到了你不喜欢（或者非法）的东西，那也是旁边那些研究人工智能的书呆子写的代码在作怪。”（镜头转向工业风装修的挂着软弹玩具枪的办公室。）

　　这不是我作为作家的文学创作，这是现实的法律。《数字千年版权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的安全港条款规定了YouTube不用为用户上传的“伊斯兰国”视频或者受版权保护的流行歌曲负责。所有人都触手可及的内容创作工具，让我们从《纽约时报》及其傲娇的口号“所有值得印刷的新闻”（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那儿，一下子跳到一场社交媒体受欢迎度的比拼，人人都在拼了命“保持相关度”。

　　从消费的角度来说，编辑整理和算法排序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理想化的配方，后者是不考虑道德问题的迎合。编辑是告诉你多吃蔬菜的人，带给你关于也门战争背后盘根错节的政治和种族逻辑的全方位报道。而算法是，你要多少糖和脂肪，它就给你多少，每天喂给你的都是金·卡戴珊的翘臀照和特朗普又和人吵架了这种薯条式新闻。就连最浪荡的媒体垃圾也能挤爆我们叮叮叮响个不停的手机，当消费资讯过度的我们暂时清醒了一会儿，要求回归理性时，我们一抬头却突然发现特朗普笑嘻嘻地站在总统演讲台上。

　　这也是2018年4月初在扎克伯格和Facebook的国会公审上发生的事。其中有一个十分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扎克伯格被一位参议员问起，Facebook是否应该为用户在他的平台上看到的内容负责。此时的扎克伯格已经接受了美国参议院连续几小时的拷问，他马上按下了脑海里的“播放键”，说出早已事先备好的答案——“Facebook是一家技术公司”。参议员进一步逼问他，他的回答开始偏离常见的脚本：

　　扎克伯格：我认为我们是一家技术公司，因为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创造技术和产品。

　　参议员沙利文（共和党，阿肯色州）：但你说过你们也为内容负责，也就是说……

　　扎克伯格：没错。

　　参议员沙利文：……你们其实也可以算出版机构，对吗？

　　扎克伯格：这个嘛，我同意我们要为内容负责，但我们并不生产内容。

　　你几乎可以感受到，他也为自己话里难以调和的矛盾纠结不堪，同时也为自己在美国公众面前的这次坦白将为公司带来接下来好几年的法律问题懊恼不已。全世界在要求扎克伯格公开接受他实际上已经担任的工作——世界所有媒体内容的总编辑，但是他完全不想要这份工作（我们也不应该想给他这份工作）。这是不同的世界在一句所有人都能听见的话里相撞，我们却在期待这次历史性的撞击灾难能改善现状。

　　在我看来，要走出现在这个僵局，我们只有两个真正的解决方案，两个方案的场景都不涉及让扎克伯格荣登“全球线上真相仲裁者”的位置。

　　第一个场景是新一代网民崛起，他们是自出生起就接受触摸屏和碎片化数字媒体滋养的一代，可以镇定地徜徉于这个喧嚣的世界。这种镇定是我们这些纸书时代的“老恐龙”永远无法拥有的。那会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一个万众敬仰的专家和编辑完全绝迹的世界，一个万物转瞬即逝但也更民主的世界——被网络放大的谣言和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被当作真相传播（它们的另一个名字是“假新闻”），只有算法才能裁决它们。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向过去的急速倒退。在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大部分人都生活在一个所有资讯都靠口口相传的没有文字的旋涡里，媒体生态只包括口头交接的琐事和部族传说。现在，和往常一样，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学者看到了这一天会再次到来，他们把这次全新的媒体中世纪化过程命名为“第二次口口相传”（Secondary Orality）和“古登堡右括号”（the Gutenberg Parenthesis，因为古登堡打开了文字纪元的左括号，赋予全社会读写能力，而扎克伯格的Facebook基本上终结了这一时代）。 注释标题 “第二次口口相传”是指我们的新媒体对话实质上是重返现代文明之前没有文化的思维模式，由媒体理论家、耶稣会牧师瓦尔特·J.翁（Walter J. Ong, S.J.）提出。“古登堡右括号”出自盎格鲁– 丹麦裔英语文学教授托马斯·佩蒂特（Thomas Pettitt）。尽管（甚至可能因为）他们来自学术界，他们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和当前的媒体大变革息息相关，十分准确地描写了我们退化至石器时代的大脑是如何适应这个充斥着闪烁的屏幕的世界的。 在时代终结的痛苦中，总会有人突然有一天想起逻辑这回事，在它还未完全消失时想起它的好。然后他们就会回头来重新审视Facebook。

　　另一个更有希望的但是也更不容易出现的场景是，我们集体决定站起来反抗科技压迫，叫出一声“停”！我们努力爬出社交媒体的兔子洞，一路爬一路填，等爬出来就把它们堵上。我们把智能手机当垃圾扔掉，重新拿出蠢笨的功能机，恢复新闻编辑和百科全书作家的社会地位，驱使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把技术热情投入其他方向。这样的操作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常见，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过。彼得·蒂尔曾经打趣道：“他们说我们可以开飞行汽车，结果现在我们只能发140个字的Twitter。”这是他在挖苦式地驳斥当前一切围绕互联网的大趋势（尽管他本人曾靠投资Facebook大赚了一笔）。那个上天入地的未来可以重新成为可能，只要我们想明白如何去推动相关领域的创新，而不是让发明另一个照片分享软件的人获取巨额财富并登上杂志封面。也许，这还能行得通。

　　让我再说明白点，我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媒体中世纪化的时期。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不可能扔下一切重新开始了。我最近不得不向一位20多岁的青年解释什么是电话答录机（那个有两盒磁带和一排巨大按钮的笨重机器），因为它出现在了一部老电影里。如果我还得向她解释什么是图书馆书目卡、复写纸、微缩胶片或者胶卷相机，她肯定都不会相信这样的东西曾经存在过。不，我们已经铺好了床，并且躺在了上面（幸好还没躺着等死）。逻辑……趁着它还存在，好好享受它吧。

　　有意思的是，这无休无止的关于Facebook的大辩论，取决于两个相互关联但又截然相反的话题。第一个是Facebook公司对公共空间和发生在其中的辩论与决策过程的影响（我们在前文已讨论过）。第二个话题是关于我们的私人空间的，即我们内心的信念和理性最神圣的栖居地。

　　隐私不过是一场幻觉，这是一个我们最近才发明的用来欺骗社会的概念。在陌生人中间作为陌生人生活，在个人事务方面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甚至连政府都不得干预，这其实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我们现在习惯于把隐私放在生活的中心，把它看作一个“必需品”，然而，和浪漫的爱情一样，几千年来，没有它人类也都活得好好的。

　　现代含义的“隐私”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词汇表里，是在1814年。第一则针对它的严肃法理论述出现在1890年，作者为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他的《论隐私权》现在被众人奉为圭臬。碰巧的是，这篇文章正好催生自当时还是新兴事物的全国性新闻报纸和摄影。人们突然对隐私产生的兴趣和随之而来的法理上的辩护，是工业化、城市快速增长和局部社会分崩离析的结果。从前，地区性的社会结构缠绕甚至吞噬了社会里的每一个人，所有人都在一系列固定的期望和可能性中生活。当这一保护性（以及限制性）的结构突然消失，人人都需要在他们即将迁往的匿名化的、监控越来越多的世界里找到一个避难所。

　　然而，在人类进化过来的由猎人主导的部落里，或者在大部分西方人直到最近还居住其间的小城镇中，没有隐私的概念。如果你试着向非洲卡拉哈里沙漠的部落或者18世纪的法国乡间居民解释什么是隐私，他们不可能听得懂你在说什么。和陌生人见面是件特别值得纪念的事情，平日里打交道的人他们肯定早已知根知底。大多数文化都曾经历过没有现代隐私概念的时期，其中大多数直到现在还没有。

　　关于隐私的所有这些思考来自我的一次顿悟，一次值得详细解释和阐释的顿悟。

　　细心的读者应该还记得《混乱的猴子》致谢部分对虎鲸岛社区的感谢极为崇高的赞颂。它是位于华盛顿州西北角萨利希海的深蓝色海水上升起的一颗翠绿的宝石。我隐居在这里撰写我的回忆录，也是在这里，我爱上了它以狂风吹拂的石头海岛为家的古怪社区——有点嬉皮士，有点“红脖子”，总是特别有趣。

　　紧张的截稿日期高悬在我头顶，一门心思对Facebook 注释标题 这里的“Facebook”是个购物袋或者储藏袋，什么都能往里装，我用一家公司的名字来捕捉一个普遍现象。扎克伯格可能会完蛋，Facebook会消失，追随MySpace而去，但我想说的其实是我们拥有的所有线上虚拟社交身份：Facebook，虚拟现实头像或者别的任何东西。 的斟酌正值高潮，我小心翼翼地闯入了这个紧密联系的社区，一个被潮湿、阴暗的冬天联结得更紧密的社区。作为一名迈阿密郊区的小孩，我背负了你常见的美国奋斗者无依无靠漂泊不定的履历——中西部大学、伯克利、纽约、旧金山、柏林。“社区”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政治家口中因为重复过太多次而显得肮脏的陈词滥调，或者是只有感情浓烈的加州人才会说的装腔作势的词。但是虎鲸岛是真实的，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社区的感觉。事实上，刚刚经历了多年被旧金山科技圈原子化碎片世界包裹的感觉（那里的人就算相隔5米远也宁愿用手机短消息交流），这感觉对于我是一种启迪。

　　不过，一开始，我并不能理解这里的岛民为什么似乎不使用Facebook甚至智能手机。离开Facebook多年以后，即便经历了残忍的背叛——而且是在我被奴役着帮他们在定向广告赚了成堆成堆的现金之后，我依然“流着蓝色的血液”。对我来说，每天使用Facebook就像是吃维生素或者锻炼身体一样自然，是每个人每天都应该做的事。

　　但很快我就理解了。

　　一进酒吧就自动有熟悉你的人来服务，因为你能去的酒吧也就那么一两家。每次见到什么人，都要聊个十分钟，最近你们的共同朋友又有什么新鲜事——一个随时开启的真人版动态消息。这里没有隐私：所有人都知道醉酒的、偷情的和奸夫是谁。消息传递得比Wi–Fi信号还快，我曾遇到过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他却已经知道了我是谁以及我在这儿做什么（类似于网络约会时查探了对方的Facebook资料）。在这儿，Facebook哪里还有什么用啊？

　　对很多在城市里待惯了的人来说，世外桃源的乡村生活对他们来说可能不算是田园牧歌，反而更可能令他们感到窒息。实际上，我们所有人内心深处都在渴望一种社区感，而我们不管怎样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落。即使你们这些都市硬汉，也都为自己打造了一个由老同学、前同事或现同事组成的类似归宿地的场所，如果中间有一些空隙，肯定也都用社交媒体填补上了。如果一个平台能提供一种社区感（Facebook的诞生正是为了成为线下社区的替代品），那缺乏隐私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人类会交出自己的一切来填充生活的空虚和解答对存在意义的怀疑，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充满了空虚和怀疑的世界。如果一套模拟系统能给人真实的体验，那它就能成功。到最后，除了媒体精英、无所事事的欧洲官僚以及靠此吃饭的职业活动家，没有人会真的关心隐私问题。 注释标题 事情的关键在于观察人们的具体行动，而不是他们宣称自己看重什么。还记得过去几个月Facebook应用是如何突然爬升至安卓应用商店榜首的吗？“删除Facebook”的话题火了的当天，所有人都靠抛弃Facebook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他们删掉了Facebook……然后第二天马上又下载了回来，就像是怕得肺癌的人只休息了一天就又去买了一整条过滤嘴香烟。

　　2017年4月，扎克伯格罕见地发表了一篇长达6 000字的宣言，和他平日里过于寡淡的帖子相比，这篇文章还挺值得一读。他非常不谦虚地承认，Facebook填补了由于教堂、工会、共济会分会以及其他曾作为美国公民生活核心的地方性组织消失而形成的社交中心的真空。这些获得重生的公共论坛，以抽象的Facebook群组形式存在，且常驻于人们的手机中，不再被距离或国籍的烦人边界所限制。

　　然而，这个“Facebook作为社区的一种形式”的状况也不是没有问题，正是在智能手机般的社区逐渐偏离现实世界社区的过程中，我们遭遇了现代社会的病状。首先是滥用问题。Facebook之于真实社区就像是色情片之于真实的性爱：一种便宜的、数字化的模拟，专门服务于那些没法做得更好的人。不幸的是，在两种场景下，过度使用模拟工具都会让你的脑子不知道怎么重新体验真实。但我们只能拿到模拟的东西，所以就这样了吧。

　　其次是所谓“非对称风险”（skin in the game）问题。 注释标题 特别认真的读者会发现，尽管我在《混乱的猴子》的脚注里说过我再也不会，但我现在又一次引用了旁人无法效仿（也无法忍受）的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社交媒体已经让自命不凡的道德上的虚荣和法不责众的网络暴力成为每个人最喜爱的业余爱好。但在真正的社区里，发表言论是会有后果的，说话的人要么必须做出行动，要么道歉并补偿。在Twitter上被你骂作傻子的人并不会出现在你常去的超市里，结账时排在你前面，或者和你一道在学校门口等着接小孩。在一个真实的社区里，这种事会发生，而这让你有所忌惮。这就是为什么虽然线上的假社区在社会结构和政治层面上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分裂，但在真实社区里民主依然有生命力。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地理位置问题。地理位置在Facebook社区是一种功能，但在现实中，它是个大麻烦。我们口袋里那一小片薄薄的玻璃、金属和硅基芯片组成的物件，就是属于我们的移动的虎鲸岛，我们关心的邓巴数联系人都被放在了这个方便携带的小东西里。 注释标题 邓巴数（Dunbar's Number）是人类大脑可以处理的社交关系总数，通常被认为在150人左右。这个理论由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在研究了灵长类动物（包括人类）后提出。许多社科研究表明，没错，不管我们在Facebook有多少好友，我们真实的社交圈子依然受邓巴数所限。 但那个不可触摸的网络可以远远超越空间甚至时间（比如说我已经过世的朋友，会永远地存在其中）。我亲自挑选的社交网络不一定会真正反映统治我生活的其他组织机构：我的政府、邻居，甚至国家。

　　换句话说，我们线上的政治参与的边界足以超出古老的、传统的地理边界。新边界无视地图上的不同色块，这些曾经代表一组组通用价值观、法律和身份认同的色块。这场围绕Facebook的激烈争论，其实只不过是传统上沿地形起伏进行治理的国家的部落板块在重新排列的过程中引发的一场地震。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西方民主社会的公民开始思考他们政治立场上的“他者”，那些名义上和他们是同胞的“他者”。他们问自己：“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我为什么要和他们分享我的政治权利？”

　　然而，线上部落和现已过时的政治联盟之间的紧张关系还会继续，直到我们要么按照线上部落重新绘制物理边界（比如，英国脱欧，美国几个大州吵吵嚷嚷要脱离联邦），要么通过某种方式学会收敛一下我们的线上人格（希望不大）。

　　支持立法限制Facebook的人，辩称Facebook是如同水电的基础设施，因此也应该按基础设施来规划，他们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们现在已经离不开我们的网络身份，正如我们离不开水和电。

　　有点反直觉地，真正可以找到某种奢侈的社区感的人，要么非常有钱，可以住在一个经过互相挑选的群体组成的社区中，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要么非常贫穷，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彼此扶持才能生存。

　　还有别的替代方案吗？

　　有些人会选择退回原始生活，重新采用人类早期的生活方式：创立有机农场，开办民兵组织或者隐修者的“圣本笃选项”（Benedict Option） 注释标题 圣本笃选项，由著名保守派作家、编辑（同时也是正统基督教徒）罗德·德雷埃尔（Rod Dreher）在一本书中提出，指的是传统主义的基督徒应该选择抛弃（后）现代生活，活在一个封闭的社区里。这是他们对其眼中腐朽而堕落的社会的一次积极反抗。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修行，但是受到了本笃会和他们排斥社会行为的启发。 。肯定会有人选择逃离。但是就像我们即将面临的社会功能障碍一样，大多人将被迫接受一个对从前那些原始生活的廉价抄袭。在那里，Facebook会继续作为一个精神支柱存在着，成为社交上非常脆弱的原子化人群的鸦片和随时可能溃烂的社会创伤上面的一个遮羞的创可贴。

　　扎克伯格这位天才拥有一个正确的愿景：“一个更加开放和紧密连接的世界。”意志坚定的他也有充分的能力令其变成现实。他对Facebook只是暂时有用的论断也是正确的，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个更好的替代品。Facebook会为那些周遭世界正在被摧毁的人们提供一个临时的社区，哪怕它同时也是那些毁灭世界的人的扩音筒。最终，哪一边会获胜，我们还不得而知。 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