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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您有什么建议？”（1884—1901年）

　　－译者题注－

　　在美国历史上，1895年发生了一起特别事件，黄金从国库大量外流，导致国库中黄金的数量不到法定黄金储备量的一半。在此危急时刻，作为当时已是世界强国之一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不得不屈尊向“华尔街的领袖”摩根求援。他向摩根问道：“您有什么建议？”……

　　－译者导读－

　　• 尽管在格兰特公司破产所引发的混乱逐渐消退后，华尔街曾有过昙花一现的繁荣，但很快又陷入低迷，并在持续的萎靡不振中度过了19世纪80年代。进入19世纪90年代，股市刚刚有转暖的迹象，却突然遭遇了1893年的市场崩溃，这引爆了美国经济体系中一颗定时炸弹。

　　• 南北战争后，随着美国逐步回归金本位制，美国财政部于1873年开始停止铸造银币，但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声势浩大的银矿工人罢工等政治压力下，国会于1887年通过法案，允许更为自由地使用白银铸币，并规定了银币和金币的价格比。当西部地区以空前的速度开采白银而使其供应量激增后，白银开始逐渐贬值。按照“劣币驱除良币”的原则，人们很自然地选择使用银币作为流通工具，并收藏黄金。于是，黄金开始流出国库，在1893年市场崩溃的打击下，形势迅速恶化，流出国库的黄金如滚滚洪流，并被整船运往欧洲。1895年1月，国库中只剩下了价值4 500万美元的黄金，不到1亿美元法定黄金储备量的一半。

　　• 一筹莫展的克利夫兰总统最终决定向摩根求援。摩根和他的同伴成功地为美国在欧洲筹集了1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同时摩根使出浑身解数，利用各种金融操作遏制黄金外流。终于，到1895年6月，美国国库的黄金储备稳稳地站在了1亿美元之上。摩根凭借无人可及的影响力和非凡的智慧，独臂擎天地挽救了美国，使其免遭一场金融灾难。这一刻，华尔街靠自己的力量，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巨人。

　　• 19世纪90年代是华尔街的转型期。1892年，纽约建立了一个大型清算中心，为经纪商的证券交割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在这一时期，《华尔街日报》的两名创始人道和琼斯将股市中主要股票的价格加权计算，得到了能够反映股市整体情况的一个绝妙而简单的方法，这就是今天广为人知的道琼斯指数。刚刚问世的道琼斯指数只有40点，1906年首度突破100点，1972年首度突破1 000点。同样是在这一时期，华尔街的银行和经纪人自发在美国上市公司中强制推行了此后被普遍接受的会计准则，有效地遏制了此前华尔街上市公司乱做假账的恶习。同时，与人类文明一样古老的会计职业也在这个时期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注册会计师首次出现并从此成为现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力量。

　　• 20世纪来临之际，华尔街爆发了历史上最后一次铁路大战。这次铁路股票囤积战的主角是摩根和一位与他同样声望显赫的犹太银行家谢弗。有趣的是，这两位塑造了华尔街全新形象的银行家，却不无讽刺地成了华尔街最后的两位“牛仔”——“打红了眼的牛仔拿着枪互相乱射，全然不顾旁人的安危”。

　　在格兰特-沃德公司破产之后，华尔街在痛苦中挣扎着。19世纪70年代的衰退结束了，但经济的繁荣期却还没有来临。因此，在那些年里，交易量和交易席位的价格都在日趋下降。尽管在1882年，其年交易量就超过1.16亿股，但是到1891年，年交易量却下降到了6 900万股（当然，其间偶尔也会出现日交易量井喷的现象，例如1886年5月5日，纽约交易所日交易量第一次超过了100万股）。在1880年售价为2.6万美元的交易席位，到1893年只要1.5万美元就能买到。

　　19世纪80年代华尔街的午餐时间。当时的经纪人们因没有时间回家吃午餐而开始吃快餐，这客观上成为美国快餐文化的起源。

　　1889年11月，一场可怕的恐慌席卷了伦敦，声誉最好、实力最强的英国私人银行之一——巴林兄弟银行支撑不住了，原因是阿根廷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而巴林银行在当地有大量证券投资，人们因而对该银行失去信心。伦敦的投资者立刻开始抛售美国证券，特别是原先被巴林兄弟银行所看好的那些，如圣达菲铁路（Santa Fe Railroad）的股票，其价格跌了一半以上。那句华尔街的老话——“伦敦一感冒，纽约就要打喷嚏”，再一次得到了验证。然而对于纽约市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次，英格兰银行（英国的中央银行）为了维持伦敦市场的稳定而向巴林兄弟银行伸出了援助之手，使其摆脱了困境。

　　美国似乎又回归了繁荣，但这只是一种假象。美元受到的压力日趋加剧，黄金开始流向欧洲，交易所的交易量也极其低迷（尽管在几个做空集团坐庄达到顶峰的1893年2月20日，交易量创下了147.4万股的单日成交新纪录）。紧接着，2月25日，费城雷丁铁路公司宣告破产，其负债超过了1.25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

　　美国快餐文化的标志：麦当劳

　　20世纪40年代，理查德·麦当劳和莫理士·麦当劳兄弟在美国小城圣贝纳迪诺开设了一家餐馆。两兄弟观察到，餐品中汉堡最受顾客欢迎，因为快餐消费者最大的需求就是便宜和快速。于是，他们将汽车组装流水线的思想应用到食品制作中，不断提高餐厅的配餐效率、减少食材消耗、降低产品成本，餐馆在当地迅速成功。

　　1954年，名为克洛克的推销员向麦当劳兄弟建议将该商业模式推广至全国，并从麦当劳兄弟手中取得了麦当劳连锁店的经销权。此后，在资本市场的助推下，以连锁的方式，仅过了五年，全国已有228家麦当劳餐厅。1961年，克洛克以27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麦当劳餐厅及品牌；1965年，麦当劳股票上市，并开始国际化进程，而如今，麦当劳的总市值已过千亿美元。（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1893年3月4日，格罗弗·克利夫兰第二次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市场看上去似乎恢复了稳定。虽然克利夫兰是一个民主党人，但实际上，他在金融和货币政策上一直非常稳健，连J.P.摩根也投了他的票。上任后不久，克利夫兰就说服了一批华尔街银行家用黄金购买了2 500万美元国债，从而使美国国库的黄金储备重新达到1亿美元的法定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市场上开始纷纷传言美国的外贸收支状况开始改善，人们憧憬着华尔街迎来一个更好的时期。4月5日，《纽约时报》的报道反映了这样一种氛围：“今天交易所里下单的情况发生了彻底改变，好像事先约好的一样，大家都争相将他们的空头账户平仓。现在说牛市已经到来还为时过早，但是股价有明显上涨的趋势。虽然华尔街的专业人士还是市场的主流，但在今天的下单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久违的华尔街投资者。”

　　该漫画生动描绘了克利夫兰总统在各方势力和情绪中试图驾驭黄金储备的情景（马车后备厢写有“黄金储备”，两匹马分别代表“坚定”和“常理”）。格罗弗·克利夫兰 (1837—1908年），美国第22、第24任总统，是唯一分开任两届的总统，也是美国内战后第一个当选总统的民主党人。在他的任期内，自由女神像在纽约竖立起来；他推行文官制度改革，免去了近10万共和党人的官职并换上了民主党人；他勒令铁路公司退出了近8 000英亩非法占用的土地，并力图维持和制定有利于民主党利益的低关税政策。有人认为，他是最好的无名总统。此外，他也是第一位接受当时的中国政府官员（李鸿章）访美并与之会晤的美国总统。（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然而《纽约时报》的“水晶球”预测恐怕从未像这次一样模糊，形势很快就开始迅速恶化了。4月，华尔街的一些小机构陆续开始违约。5月1日，星期一，市场开始大幅下滑，到星期三时，整个市场经历了自1884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天。第二天，美国船缆公司（National Cordage Company，也称“rope trust”，意为“绳索信托”）出人意料地破产了，且负债高达1 000万美元，而就在几天之前，这家公司还刚刚向普通股股东派发了股息。交易所里一些新兴工业公司的股票开始大幅下跌，不过大多数经营较好的铁路公司还能守住它们的价位。

　　7月，市场终于跌穿了底线，即使是那些经营业绩最好的铁路公司股票也受到重创。纽约中央铁路年初以每股109美元开盘，到7月底已经跌到每股92美元；宾夕法尼亚铁路则从每股54美元跌到了每股46美元，跌幅近15%；一些赢利较差的铁路公司情况就更糟了，艾奇逊-托皮卡-圣达菲铁路公司的股票在年初开盘时的价格为每股34美元，到年底，就跌到了每股10美元。

　　美国船缆公司总裁指出了正在动摇美国经济和华尔街基础的真正问题。他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说：“美国船缆公司的破产完全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获得贷款。信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地被抑制过，雪上加霜的是，白银问题和雷丁铁路公司的破产导致了普遍的信心缺失。”

　　什么是他所提到的白银问题？允许更为自由地将白银铸造成币的《布兰德-埃利逊法案是隐藏在19世纪80年代相对繁荣表象下的一颗定时炸弹，它一直在滴滴答答地走着。1893年的市场崩溃只不过是这枚炸弹不可避免的爆炸而已。

　　尽管集中于美国东北部地区的工业化给这个地区带来了就业机会和财富，也给各地的消费者带来了更加物美价廉的消费品，但同时，负面因素也随之而来，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一贯如此。当这个国家在东北部地区的带动下缓慢地回归金本位制，并最终在1879年全面完成的时候，美国南北战争中“绿钞时期”标志性的通货膨胀也开始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漫长的通货紧缩期。1879年，1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是1.22美元，但到1890年已经跌到了0.89美元。当时仍是美国经济基石的农业遭受巨大损失，农民将矛头对准金本位制和铁路，许多支线铁路垄断了当地的陆路交通，提高了铁路沿线农民的运输成本。

　　更糟的是，由于农业经营的特点，农民往往是负债者，他们一般都需要通过按揭购买农场和用于农业生产的各种生产资料。通货紧缩意味着他们在偿还贷款的时候，要使用比借款时更为值钱的美元，因此美国的农村地区一直在抗争，希望继续使用，并要求发行更多的绿钞。

　　随着货币体制逐步回归到金本位制，美国财政部在1873年开始停止铸造银币。这一政策被称为“1873年的罪恶”（Crime of 73），并遭到了美国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强烈不满和抱怨，在这些地区，农场主和采矿业者主导着当地的政治。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银矿工人罢工，如康斯塔克矿工罢工事件等，要求将白银重新货币化的压力与日俱增。国会作为一个“民主机构”，试图使矛盾双方都感到满意，于是要求财政部每个月按照市场价格购买200万～400万美元的白银，然后按照16∶1的比例将这些白银铸造成银币。也就是说，按照国会这一法令，不管其市场价格怎样，16盎司的白银都相当于1盎司的黄金。这意味着国家货币供给的增加，是“制造”通货膨胀的经典做法。

　　1873年的罪恶

　　1873年前后，美国立法当局全面修订与美国铸币局相关的一系列法律，其中的《1873铸币法案》（Coinage Act of 1873）禁止民众将银锭送至美国铸币局打造成拥有完全法定货币地位的标准银币。由此，美国的金银复本位画上句点，进入金本位时代。对于此项法案，民意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两大派系，一派坚持金本位和通货紧缩，另一派则相信自由铸造银币和通货膨胀是经济繁荣的基础。由于在通货紧缩中损失严重，农场主和采矿业者等期望通货膨胀的民众便把这项法案称为“1873年的罪恶”。（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当1878年《布兰德-埃利逊法案》正式生效的时候，16∶1的比率大致相当于市场上的白银价格。但随着西部地区继续以空前的速度开采白银，银价开始下跌，到1890年市场价格已经跌到了20∶1。更为糟糕的是，就在那一年，国会通过了《谢尔曼白银法案》（Sherman Silver Act），以此来取代《布兰德-埃利逊法案。新法案要求财政部每个月购买不少于450万盎司的白银，这一数量大致相当于全美的白银产量。由于银币的面值远高于它们所含白银的市场价格，因此通货膨胀已不可避免。

　　1879年1月1日，政府开始采用金本位货币制度，财政部也按照法定要求一直持有至少1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以随时满足兑换黄金的需求。因此，一方面，国会的白银政策增加了货币供给；另一方面，其黄金政策又保持了美元的币值稳定，这样做实际上既是在确保通货膨胀的发生，又是在试图避免它的到来。

　　除了国会山的那帮人以外，任何一个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预测到，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将要起作用了。白银的市场价格只有黄金的1/20，而把它铸成银币之后，国会规定的价格为黄金的1/16。因此人们便开始使用白银而将黄金收藏起来，于是黄金如涓涓细流一般从国库中不断流出。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由于政府有着巨额的财政盈余，因而这种分裂的货币政策的恶果还被掩盖着。但是在1893年市场崩溃的打击下，外流的黄金从涓涓细流变成了滔滔洪水。随着政府收入急剧下降，国会匆忙废除了《谢尔曼白银法案》，但是为时已晚，美国国内外的公众已经对美元失去信心，他们要的是黄金。尽管政府通过发行债券来购买黄金，以维持国库的黄金储备，但是国库中的黄金存量仍然日渐干涸。

　　1894年，随着经济衰退进一步加重，国库的黄金储备再一次跌到了1亿美元以下。当年的1月，几家华尔街投资银行共同为财政部承销了5 000万美元的黄金债券，出售给公众以使国库的黄金储备回涨到1.07亿美元，但黄金很快又从国库中流走了。11月，由德雷克塞尔-摩根银行承销，财政部再次发行了5 000万美元的黄金债券，补足了国库的黄金储备。但到1895年1月24日，黄金储备又只剩6 800万美元，一个星期之后只剩4 500万美元。整个国家在惊恐之中着魔般地关注着黄金。

　　克利夫兰总统试图劝说国会授权再次发行债券来补充储备，但是遭到了拒绝。欧洲各中央银行在纽约将它们持有的美元兑换回黄金，装着这些黄金的船从纽约一艘艘地起航开往欧洲，而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财政部估计，仅在1894年的第四季度，就有价值8 400万美元的黄金被运到了国外。在华尔街，人们对美国将被迫放弃金本位制度确信无疑，他们在猜测的只不过是这一天什么时候降临。

　　对于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世界强国来说，这一场金融方面的蒙羞令美国极度难堪。但美国需要承受的却比丢掉面子痛苦得多，因为联邦债务的本金和利息都需要用黄金来偿付，而一旦到期的债务不能偿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利率飙升。这对于已经处于严重衰退的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整个国家面临着一场灾难。

　　然而，同时存在一个施行通货膨胀政策的国会和一个要保持币值稳定的总统，使得联邦政府陷入了瘫痪。深为警醒的J.P.摩根在发给其伦敦办公室的电报中这样写道：“我们愿意尽我们所能来避免这场灾难。”摩根的声誉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资产，事实上，当一个经纪人看到摩根和财政部部长助理威廉·爱德蒙·柯蒂斯从宽街的国库分库一同走出来时，他马上就冲进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大喊：“财政部正在想办法贷款！”场内原本浓厚的恐慌情绪立刻平息下来，这也在事实上帮财政部截住了原本正准备装船运往国外的价值900万美元的黄金。

　　但是，关于白银和黄金之间的政治斗争使局势进一步恶化。2月4日，摩根收到了一封财政部部长关于中止贷款谈判的信。克利夫兰总统想迫使国会允许他向公众发行债券，但摩根知道即使国会同意这个方案，时间上也来不及了。他和洛希尔家族的代表——小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匆匆赶到华盛顿，试图改变总统的想法。之后，摩根给伦敦发去了这样的电报：“我必须承认，希望渺茫。”

　　当晚，摩根登门拜访了总检察长，威胁说如果克利夫兰总统拒绝见他，他第二天一早便返回纽约。于是，第二天上午9点30分，克利夫兰总统极不情愿地和摩根见了一面，随后便让他一个人坐在总统办公室的一角，自己则去和内阁开会商量对策。此时，财政部部长接到一个电话，得知国库里面可供提取的黄金只有900万美元了。

　　直到此时，克利夫兰总统（他在一个主张白银自由铸币的党派中试图保持币值稳定）仍然坚持，如果国会不授权发行债券，那么他就要让国会来承担所有对这场崩溃的指责。但是，摩根最终还是参与了内阁的讨论，他告诉总统，他知道此刻就有向财政部提现的面值1 200万美元的汇票，如果这些汇票提交上来的话（事实上，这也极有可能发生），那么不管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财政部都将面临无力偿付的窘境，所以，此时此刻一定要采取果断措施。

　　克利夫兰沉默了片刻。他不是一个死脑筋的人，而是一个精明、现实的人，知道自己已经别无选择了。最终，他向摩根问道：“您有什么建议？”此时此刻，华尔街已经凭自己的力量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巨人了——即使是美利坚合众国，一个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经济体的国家，它的总统也向华尔街伸出了求援之手。

　　最终，他向摩根问道：“您有什么建议？”此时此刻，华尔街已经凭自己的力量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巨人了——即使是美利坚合众国，一个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经济体的国家，它的总统也向华尔街伸出了求援之手。

　　摩根力挽狂澜。他指出，即使国会批准财政部在国内市场发行债券，也不会管用很久，因为黄金还会轻易地“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甚至还会使国库比以前更加吃紧。但是他和贝尔蒙特愿意到欧洲去筹集1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并以此阻止美国国库的黄金外流。此外，摩根还想出了一个办法，使得该计划无须惊扰国会就可以完成。1862年，国会曾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财政部在紧急情况下用债券购买铸币。当时，政府还从未用过这项政策，而在此时的紧急情况下，正好可以使用。摩根还许诺，在短期之内，黄金不会再流回欧洲。摩根完全是独自做出这项承诺的，甚至未和同处一室的贝尔蒙特商量一下，这一举动充分显示了摩根对自己市场声誉的非凡信心。市场的后续反应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白银派”与“黄金派”之争

　　19世纪，美国政坛形成了针锋相对的“白银派”与“黄金派”。在“黄金派”推动下，美国1873年放弃金银复本位，采用欧洲广泛实行的金本位。这使得白银丧失了货币功能，全国货币供应骤减，令本就不景气的美国经济“雪上加霜”，陷入通缩。“白银派”则主张恢复白银的货币功能，认为黄金存量不足以支撑经济。1890年，国会通过购银法案，规定财政部每月收购450万盎司白银，这被视为“白银派”的胜利。但由于国家财力有限，该法案到1893年就被废止了。“黄金派”重新抬头。两派之争直到1896年的总统选举时才见分晓：“白银派”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败选，“黄金派”威廉·麦金莱当选。从此确立金本位，直到1934年。有意思的是，美国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绿野仙踪》（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在经济学家眼中被认为影射了作者对于当时美国废弃白银、走向金本位的不满。故事里的奥兹国（Oz）是银的单位盎司（ounce）的缩写，而坏女巫就暗指当时签署废弃购银法案的克利夫兰总统。（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果然，由摩根在华尔街以及洛希尔银行在伦敦同时承销的债券瞬间就销售一空。同样重要的是，摩根兑现了他让黄金留在美国国库里的承诺。他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套利，包括从伦敦拆借英镑然后将其在纽约市场出售来支持美元，等等。到1895年6月时，美国国库的黄金储备稳稳地站上了1.075亿美元。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著名演讲家和政治家，曾三次获得民主党总统提名，虽未竞选成功，但是他进步主义的政治主张却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社会。布赖恩崇尚“普通人的智慧（wisdom of the common people）”，反对行业垄断和寡头精英统治，因此他的竞选之路常常受到托拉斯们的阻击，但他也获得了“伟大的普通人”（the great commoner）的赞誉。（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美国，尤其是其西部和南部的民众，对于摩根、克利夫兰总统、华尔街，甚至是洛希尔家族的敌意非常强烈。玛丽·E.里斯，当时一个极具煽动性的专职撰稿人（她煽动农民“少种玉米多种仇恨”的名句常被引用）这样写道，克利夫兰只不过是“犹太银行家和英国黄金的代言人”而已。约瑟夫·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称，“华尔街阴谋”正在进行之中。但是《纽约时报》这样写道：“金融界对（摩根）在此次融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高超技巧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尽管有一些批评意见，但摩根对美元的救援行动改变了经济的氛围，新的一轮复苏开始了。第二年，年仅36岁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因承诺不会把美国人民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面而获得了民主党的提名。他的演说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说之一，但是口才比他逊色得多的竞选对手——威廉·麦金莱却高喊着“保卫美元、保护弱者、保证繁荣”的竞选口号，将他踢出了竞选。

　　***

　　19世纪90年代是华尔街的转型期，它在这个时代构筑的商业运作框架和模式将在接下来的80年里发挥作用。华尔街的银行早在几十年前就建立了支票清算所，但是直到1892年才最终建立起一个大型清算所，为大经纪商提供方便、快捷的证券交割服务。传递员（一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一天要跑两次，将一摞摞的股票和债券送到清算所，然后带回交割后的证券。

　　19世纪90年代华尔街的另外一个进步——股票市场平均指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以至今天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缺少了它的华尔街将会怎样。今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个统计指标了，当人们问“今天市场行情怎样”时，他们所需要的就是这个数字。

　　铁路证券仍然是纽约证券交易所里的主流证券，约有130亿美元的此类证券挂牌交易，而州政府债券则有30亿美元。联邦政府通过征收高额关税获得大量的财政盈余，并缓慢而稳健地偿还了很多联邦债券，此时在市场上交易的联邦债券仅剩下约7亿美元。这个时期增长最快的是工业类证券，在1893年时其只有约5亿美元的市值，但是随着美国工业的扩张，很多公司通过合并成为庞然大物，一些大投资银行开始发行越来越多的股票为所谓的“托拉斯”融资。

　　19世纪90年代华尔街的另外一个进步——股票市场平均指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以至今天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缺少了它的华尔街将会怎样。今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简称道指）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个统计指标了，当人们问“今天市场行情怎样”时，他们所需要的就是这个数字。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们现在能够通过有线商业网络得到道琼斯指数每一秒的涨落情况。

　　19世纪90年代，报纸上向公众介绍华尔街行情的文章和图解。随着美国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公众对华尔街的兴趣与日俱增。

　　对于研究华尔街的历史学家而言，道琼斯指数同样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是现存最早的股票市场的连续平均指数，从1896年就开始有了记录。发明这个绝妙而又简单的办法的天才是查尔斯·道，他同时也是《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创办人之一。《华尔街日报》在1889年第一次出版，是当时几份为华尔街服务的报纸之一，另外一份报纸——《商务日报》（Journal of Commerce）则要比它早几十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华尔街日报》一直只是一份发行量较小、仅在当地有影响的报纸。后来，它的发行量和影响力都迅速增长，今天《华尔街日报》已成为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查尔斯·道认为：“股票市场就像温度计一样，会反映股市整体情况的涨落。”但是，怎样读懂这支“温度计”呢？那个时候的绝大多数报纸都已经开始公布股票每天的收市价格了，但是这些价格不能让人们一眼看出市场整体的表现情况。就像华氏温度计和摄氏温度计一样，查尔斯·道的温度计也需要一个标度。于是，他创造了两个平均指数，一个指数是铁路股票指数——那个时代的蓝筹股，另外一个是反映风险相对较大的工业企业股票的平均指数。

　　最初的工业股票平均指数包括12种股票（其中的通用电气是至今唯一仍在道琼斯指数中的股票），第一天收于40.9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查尔斯·道刚刚开始编制市场指数，市场就开始下落，到8月的时候，道指已经跌到了28.48，狂泄30%。（如果美国商务部在这个时期就公布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的话，国内生产总值也会显示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但美国商务部直到1929年才开始编制计算国内生产总值。）

　　但是，随着总统竞选中麦金莱打败布赖恩的可能性越发明朗，市场开始迅速反弹。10年之内，道琼斯指数便超过了100，真正成为一只完全如查尔斯·道所期望的华尔街的温度计。

　　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巨大进步，那就是现代会计制度的出现。很少有人认为它和华尔街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华尔街的银行和经纪行是推动现代会计职业产生并在美国上市公司中强制实施公认会计准则的主要力量。

　　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巨大进步，那就是现代会计制度的出现。很少有人认为它和华尔街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华尔街的银行和经纪行是推动现代会计职业产生并在美国上市公司中强制实施公认会计准则的主要力量。

　　1889年7月8日发行的第一份《华尔街日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它还是一个小报，不为华尔街之外的人所知。但随着公众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华尔街的活动中，它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今天，它已经是全美发行量最大的日报。（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会计和文明本身一样古老，事实上，很有可能是记账的需求推动人类发明了文字。但是会计一直没有大的发展，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15世纪，在意大利出现了复式记账法（double-entry bookkeeping）。复式记账法能够很容易就发现错误，也能从一大堆原始数据中形象地描绘一个企业的动态财务情况。作为财务工具，复式记账法和单式记账法的区别就好比作为诊断工具的心电图和听诊器的区别一样。

　　会计师是美洲新大陆最早出现的职业之一，事实上，伊莎贝拉和费尔南德就在“圣玛丽亚”号（Santa Maria）船上派了一名会计师，以确保他们能够准确无误地得到他们应得的那份战利品。但美国早期的商业企业规模都比较小，通常是家庭作坊式的，一般都不需要外部会计师。

　　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这一点。铁路延伸到几千公里以外，铁路公司雇用了成千上万的工人，财务管理变得非常困难。会计师们不断发明新的会计工具来追踪企业的资金流向，以使管理人员能够准确知道钱花在了哪些地方，并分析哪些钱是不该花的。可以这么说，正是这些新的会计工具，才使得华尔街有可能创造那些庞然大物般的“超级企业”。会计领域的飞速发展至今还在延续，例如，现在企业的现金流（cash flow）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反映企业状况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但这个词直到1954年才被发明出来。

　　会计领域的飞速发展至今还在延续，例如，现在企业的现金流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反映企业状况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但这个词直到1954年才被发明出来。

　　这些新时代的超大型企业，除了要保证财务数据井然有序之外，还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当铁路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迅速扩张的时候，企业的资金需求远非一个家族所能满足，于是融资便成为一条必由之路。但是，当企业在华尔街发行了股票，筹措到企业所必需的资金后，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利益鸿沟也日益加大。后者希望获得及时的信息，以便评估手中所持有股票的价值，并将它们和同类公司进行比较，以评判管理层的表现。而管理层则很自然地希望能够随意摆布那些数字，使它们看起来要多好有多好。这样一来，公司的真实情况不为股东所知便成为常事，很多公司的管理层最终走上了欺诈之路。

　　更为糟糕的是，那个时代没有任何法律要求上市公司公布财务报告……1870年，霍勒斯·格里利在《纽约论坛报》上对伊利铁路的财务报告嗤之以鼻，他说，如果这份报告是准确的话，“那阿拉斯加就是热带气候，在那里到处可以生长草莓”。

　　更为糟糕的是，那个时代没有任何法律要求上市公司公布财务报告。当纽约证券交易所想了解特拉华-拉克万纳-西部铁路公司（Delaware Lackawanna and Western Railroad）的财务信息时，它被告知不要多管闲事。“我们不做财务报告，”铁路公司扔给了交易所这样几句话，“也不公布会计报表。”

　　某些铁路公司即使发布财务报告，那通常也是一堆“摸不着头脑的烂账”。由于州政府为伊利铁路的建造出了部分资金，所以铁路公司必须每年向州政府提交年度报告。1870年，霍勒斯·格里利在《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上对伊利铁路的财务报告嗤之以鼻，他说，如果这份报告是准确的话，“那阿拉斯加就是热带气候，在那里到处可以生长草莓”。

　　19世纪90年代的英国会计师。会计和文明本身一样古老，事实上，很有可能是记账的需求推动人类发明了文字。（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华尔街的另外一家报纸——《商务金融报》早在1870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问题。1870年5月17日，《商务金融报》这样写道：“在这样一个充满阴谋的时代，保密成了成功的一个条件。如果公众也有机会了解那些只有公司董事才知道的关于公司价值和前景的所有信息，那么，‘投机董事’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公司的财务报表……它显示了公司收入的来源和数量、每一块钱的用途、财产的收益、运营、供应、建设和维修所花费的成本，公司的负债情况以及整体资金的处置情况，所有这些信息都必须精心编制，以供每个季度公布出来。”

　　在今天看来，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年度和季度财务报告的市场经济体例。但是，就像所有人都会保护自己的利益一样，19世纪后半叶的上市公司管理层也在努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强烈抵制这样一种报告制度。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个经纪人亨利·克卢斯［他的回忆录《我在华尔街的50年》（My fifty Years in Wall Street）提供了很多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坚定地推行财务报告制度，很快又有许多投资银行家和经纪人也加入他的行列。当纽约证券交易所最终开始要求所有上市公司提交财务报告的时候，上市公司管理层已经别无选择，只有照办了。

　　但是，由谁来做这个报告呢？公司内部的财务人员毕竟是为公司管理层工作的，很难做到真正的独立。在此背景下，独立会计师的人数迅速增加，1884年在纽约、芝加哥和费城的商业电话簿上只能找到81个会计师，仅过了5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322个。1882年，会计师及簿记师协会（Institute of Accountants and Bookkeepers）在纽约成立，并且开始向那些通过了严格考试的人员发放资格证书。1887年，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ublic Accountants）成立，它是现在美国会计行业管理机构的前身。1896年，纽约州通过立法奠定了这项职业的法律基础，并使用“注册会计师”这样一个称号来表示这些人是符合法律标准的会计师。纽约州的法律和“注册会计师”（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CPA）这个名词马上也被其他州采用了。

　　1884年在纽约、芝加哥和费城的商业电话簿上只能找到81个会计师，仅过了5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322个。

　　独立会计师的出现和公认会计准则的建立并不是预先设计好的，但是它们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并且几乎完全是由这场大博弈中的参与者自己推动完成的，与政府毫无关系。事实上，时至今日，政府在联邦和州两个层面上都还未能采纳这些显然很有效的安全措施来防止政府自身做假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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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些年里，华尔街还发生了一个变化，一个不太好的变化。

　　正如我们此前所看到的，从荷兰人统治时期开始，犹太人就一直居住在纽约。从一开始，犹太人就是纽约商务圈子和社会关系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的华尔街公司，不是信奉基督教的，就是信奉犹太教的，当时的银行和经纪行都是合伙制，而且往往是家族企业。但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又常常在相同的俱乐部和社会团体中活动。1836年，犹太人帮助建立了一个名为联合俱乐部（Union Club）的上流社会俱乐部，以及许多其他俱乐部和团体。老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先生于1837年来到纽约，负责洛希尔家族的生意，他把自己的名字从舒恩伯格（Schoenberg，犹太人的名字）改为贝尔蒙特（Belmont，意思是俊美的山），并且皈依了基督教，但是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身世。他娶了海军英雄奥利弗·哈泽德·佩里的女儿为妻，自己也为纽约的上流社会所接受。

　　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德国在原来许多小国的基础上最终统一为一个大国，那里的犹太人曾经一度被严格限制在犹太区里面，现在这些犹太人已被赋予越来越多的自由和权利，包括投票权、土地所有权和执业权。在欧洲，这导致了反犹太人运动（Anti-Semitism）的兴起。这次反犹运动和过去中世纪的反犹运动性质不同：中世纪的运动主要是宗教性质的，而这一次主要是社会和种族性质的。

　　没过多久，“反犹”这个丑陋的教义便漂洋过海传到了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事实上，反犹这个词正是在1881年才出现在英语当中的，它是从德语中直接借用过来的。到19世纪90年代，这种偏见在华尔街的年青一代中已经相当普遍。然而，反犹太人运动直到1893年才引起公众的注意，当时联合联盟俱乐部（Union League Club）拒绝接受一个名叫西奥多·塞利格曼的年轻人。联合联盟俱乐部是南北战争时期由联合俱乐部的一些会员组建的，因为他们不满于联合俱乐部不肯将一些来自南方的会员拒之门外（这些南方会员包括J.P.本杰明。本杰明后来成了南方邦联的总检察长、国防部长和国务卿，他也是一位犹太人）。

　　塞利格曼出生于纽约最古老也最有声望的犹太家族，是后来纽约犹太社区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家族的公司——J. & W.塞利格曼（J. & W. Seligman）公司多年来一直是华尔街上的一个主要参与者（事实上这家公司现在还存在），除了纽约以外，这家公司在旧金山、新奥尔良、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都有分部。就在西奥多被俱乐部拒绝的时候，他的父亲杰西·塞利格曼正担任该俱乐部的副主席。

　　毋庸多言，这种肯定能引起轰动的事件受到了报纸的广泛关注。老资格的会员，包括俱乐部主席科尼利厄斯·布里斯、参议员昌西·迪普（纽约中央铁路前总裁）都支持这个年轻人的申请。但是年青一代的俱乐部会员，也就是西奥多那一代，却反对这样做。他们的理由今天看起来很可笑，其中一个人说：“（我们的）反对不是基于讨厌某一个人，而是基于这样一个普遍观念，那就是犹太人和犹太教在社会行为方式上很难和不信仰他们宗教的人相融合。”

　　老塞利格曼立即宣布从联合联盟俱乐部退出——尽管俱乐部拒绝了他的退出请求，并且一直将他的名字列在俱乐部会员名单当中。俱乐部中的其他犹太会员也相继退出，而《纽约时报》对此只是冷冷地评论说：“这种不幸的事，如果是在需要筹集竞选经费的竞选年就绝不可能发生。”其意在讽刺联合联盟俱乐部犹太会员们的财富在共和党内的巨大影响力。

　　与此同时，纽约权力阶层中那些最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如J.P.摩根和当时最为杰出的律师伊莱胡·鲁特（后来在西奥多·罗斯福政府里面担任国务卿，西奥多·罗斯福本人也是联合联盟俱乐部的会员），都在这件引人注目的情上保持了沉默。很快，纽约其他一些主要俱乐部也停止接纳犹太会员了。

　　差不多整整过去了两代人的时间，这个丑陋的伤痕才得以愈合。联合俱乐部直到1956年才开始重新接受犹太会员，那一年犹太人哈罗德·麦迪那法官加入了这个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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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受到一些歧视，那些年，华尔街上的犹太人经纪行还是多了好几倍，实力也不断增强。尽管基督徒的公司和犹太人的公司的合伙人们从不互相走动，但生意归生意，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这是华尔街一贯的传统。世纪之交，华尔街最有实力的犹太银行家叫雅各布·谢弗，他是银行家里唯一可以在实力、声望和公众形象上和J.P.摩根相提并论的人。

　　尽管基督徒的公司和犹太人的公司的合伙人们从不互相走动，但生意归生意，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这是华尔街一贯的传统。

　　和摩根一样，谢弗也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名门望族，而且极为富有，其家族史可以上溯到13世纪70年代，是欧洲历史上最为悠久也最为著名的犹太家族。1847年，他出生于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同摩根一样，他对自己一生要做什么也非常清醒。1875年，他定居纽约，并很快成为库恩·勒布银行（Kuhn Leob Bank）的合伙人。他和银行资深合伙人的女儿泰蕾斯·勒布结了婚，成为勒布家族的一员。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铁路的重新整合当中，库恩·勒布银行几乎是和摩根银行同样重要的银行。1898年，谢弗帮助改组了联合太平洋公司，当时该公司被E.H.哈里曼所控制。

　　1862年，14岁的哈里曼以华尔街传递员的身份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他身材矮小，目光深邃而又敏锐，总是让人想起拿破仑，对人们这样的类比，他一点儿都不在意。1870年，他从叔叔那里借来了3 000美元，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里买下了一个交易席位。很快他又投身铁路行业，他的岳父威廉·J.埃夫里尔是奥登伯格-尚普兰湖铁路的总裁，于是哈里曼利用这一关系在1881年获得了安大略湖南部铁路的控制权。就像以前的“船长”范德比尔特一样，哈里曼知道怎样去经营一条铁路，他减少浪费，消除贪污，在效益好的机车和线路上大量投资。两年之后，他就将重新整顿过的铁路卖给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从中大赚了一笔。

　　犹太人与美国金融

　　从荷兰西印度公司统治时期开始，犹太人就一直是纽约商务金融和社会关系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当时的银行和经纪行实行合伙制，而且往往是家族企业，因此绝大多数华尔街公司的基督新教或犹太教属性都泾渭分明。事实上，由于初期族群关系较为缓和，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常常在相同的俱乐部和社会团体中活动。例如，1836年，犹太人帮助建立的一个名为联合俱乐部的上流社会俱乐部就同时接纳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入会。

　　然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由于欧洲反犹太主义的兴起，美国也受到波及。然而，这次与以往强调宗教性质的反犹运动不同，强调的是社会和种族差别。随着反犹思潮愈演愈烈，到19世纪90年代，纽约的主要俱乐部都开始停止接纳犹太会员。直到20世纪中期，这些俱乐部才开始重新接受犹太会员。

　　尽管受到一些歧视和排挤，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华尔街上的犹太人经纪行还是多了好几倍，实力也不断增强。尽管基督徒的公司和犹太人的公司的合伙人之间缺乏社会互动，但生意归生意，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这是华尔街一贯的传统。世纪之交，华尔街最有实力的犹太银行家叫雅各布·谢弗，他是银行家里唯一可以在实力、声望和公众形象上和J. P. 摩根相提并论的人。此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犹太人马库斯·高曼创立了一家金融公司，并和他同为犹太人的女婿塞缪尔·萨克斯一道将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生意做成了华尔街最具影响力的投行——高盛。同时，华尔街历史上著名的投资银行所罗门兄弟公司和雷曼兄弟公司也有很强的犹太家族印记。（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哈里曼还改造过其他好几条铁路，但是一直遵循着最基本的原则：唯一可以让你的公司增值的办法，就是让它在最好的状态下运行。1898年，他控制了濒临破产的联合太平洋铁路。由于成立之初即与动产信贷公司丑闻相关联，联合太平洋铁路的合法性一直遭受质疑而被认为和垃圾没什么两样。但是，哈里曼仔细地考察了该公司，几乎重修了这条铁路，将赌注压在该铁路所服务的中西部农场会重新繁荣上。在他的经营下，联合太平洋铁路成了一棵摇钱树。

　　北太平洋铁路。北太平洋公司一役是整个华尔街历史上最后一次铁路大战，它让华尔街好像又回到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那个狂乱而又混沌的时代。（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华尔街历史学家约翰·穆迪曾做出这样的估算，投资者如果花1 600美元在1896年购买100股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股票，到1906年，这些股票将值21 900美元。当然，公司最大的持股人哈里曼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华尔街巨富。

　　1895年的美元救助行动之后，1901年，经济繁荣已经开始回归，这时，哈里曼准备夺取联合太平洋公司的主要对手和竞争者——北太平洋公司（Northern Pacific）的控制权。北太平洋公司的主要持股人是明尼阿波利斯的詹姆斯·J.希尔，他是大北方集团（Great Northern）的创始人和拥有者。此前，希尔用北太平洋公司获得了芝加哥-伯灵顿-昆西铁路的控制权，这是一条威胁联合太平洋铁路生存空间的小铁路。当希尔拒绝哈里曼提出的铁路收购条件后，哈里曼决定通过收购北太平洋公司来解除这条铁路带来的威胁。

　　与哈里曼合作的银行家是雅各布·谢弗，而希尔是摩根银行的客户，因此对希尔的进攻也就是对摩根的进攻。但谢弗毫不畏惧，很快就悄悄地将大部分北太平洋公司已发行的优先股（这种优先股和普通股有同样的投票权）收购到手。同时，他还持有了相当数量的普通股，这使得哈里曼控制了绝对多数的北太平洋股票。而此时的摩根还在欧洲，他“打了一个小盹儿”，对此一无所知。

　　当摩根银行最终察觉到这个偷偷酝酿的计划时，马上向摩根发出了一封紧急电报，要求他授权在5月6日（星期一）开盘后购买15万股北太平洋公司的普通股。对他们来说，剩下的一线希望是：如果希尔能够在市场上购得北太平洋公司的大多数普通股，他就可以拖延时间并回购优先股，因为公司根据其选择权（option）可以这么做，这样希尔就能获得控制权。虽然实施这个计划至少要花费1 500万美元，但是摩根立刻回电批准了这一计划，于是摩根和谢弗之间的竞赛开始了。当华尔街的巨人开战的时候，华尔街上所有的其他人也要格外小心，免得被无辜伤及。

　　到了星期一早晨，哈里曼和希尔两个人总共持有北太平洋公司80万股中的63万股。到星期二收盘的时候，摩根又为希尔的账户上添进了12.4万股，这样，市场上就只有4.6万股在其他人手里，而这一天北太平洋公司的股票成交了53.9万股的天量。在这巨大的交易量中，绝大多数来自一些做空投机者，他们一直期盼北太平洋公司的股价下跌，而这只股票的价格从谢弗开始购进起就一路上扬。

　　等空头们意识到哈里曼和希尔两个人正在竞相收购北太平洋公司股票时，一切都太晚了。他们只好在绝望中抛售手中的其他股票，并以高价买进北太平洋公司的股票来履行合约。于是其他股票和债券的价格出现了雪崩式的下跌，例如摩根刚收购的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几天前还在每股54.75美元的高位，星期四一天内就从每股40美元滑落到每股26美元。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成立于1898年，于2006年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合并组成CME集团，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衍生品交易所之一。（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当时市场对北太平洋公司股票的需求如此巨大，以至有一位经纪人为了将500股股票从奥尔巴尼带到纽约，不惜专门雇了一列火车。一家小公司——诺顿公司（Norton）以每股1 000美元的价格将300股卖给了一个空头，这个价格是一星期之前的10倍。一个刚从郊区返回城里的场内经纪人搭乘一辆出租车回到华尔街，当他看到显示牌上北太平洋公司的股价正在一路飙升时，冒冒失失地承认他有1万股。场内那些绝望的空头撕扯着他的衣服要买他的股票，最后他在交易所大厅里几乎被人扒了个精光。

　　到星期四的中午，这场恐慌几乎要将整个华尔街吞噬，J.P.摩根和库恩·勒布银行只好签订紧急停战协定。两家银行都宣布不再购买北太平洋公司的股票，同时允许所有的空头以每股150美元的价格平仓，将他们从破产边缘拉了回来。结果很明显，库恩·勒布银行成功地狙击了摩根银行，使之不得不签订停战协议，这使得哈里曼得到了他从最开始就想要得到的——不是北太平洋公司的控制权，而是伯灵顿铁路对他的权益的尊重。他很快成为伯灵顿铁路的事会成员。

　　1900年元旦，纽交所的经纪人一同庆祝新年，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舞台上的“牛”击败了“熊”。（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纽约时报》（此时这家报纸由阿道夫·奥克斯经营，至今他的后代还拥有这家报纸。在此后不久，这家报纸就成为时代的记录者，而且它一直以此标榜并引以为荣）对整个事件极为厌恶，将这场争战比喻成“打红了眼的牛仔拿着枪互相乱射，全然不顾旁人的安危”。

　　北太平洋公司一役是整个华尔街历史上最后一次铁路大战，它让华尔街好像又回到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那个狂乱而又混沌的时代。在新世纪来临之际，两个塑造了华尔街全新形象的人，却不无讽刺地成为华尔街上最后两个“牛仔”。这就是典型的华尔街，充满了戏剧性，充满了矛盾。

　　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

　　续表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