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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腐败，一种过时的做法！

　　当美国情报部门密切监视外国企业的商业行为时，美国的跨国企业拿下了一个又一个大合同。这是否意味着美国企业都是高尚正直的？难道它们不再为了开拓市场进行商业贿赂了？没人知道答案。多年来，法国经济情报专家一直提议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揪出不守规矩的美国企业。但无论是法国政府还是法国本土的跨国企业（空中客车、威立雅……），都不愿下令或执行这样的任务，深恐得罪美国人。“这很遗憾，”一位多次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服务的经济情报专家表示，“这本书可以成为我们的‘弹药’，让我们在和美国人谈判时有更多的筹码。可以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他们的公司也应该来向我们的检察官做解释。”

　　为何有必要进行这样的调查？这是为了证实美国企业正在实施新一代的腐败行为，却尚未被任何国家的政府和公共机构发现。同时，也有必要深入分析它们采取的策略——老谋深算而又不为人知。正是因为这些企业已经占据了主要市场，所以它们的手段看上去就更加隐秘，仿佛并未违犯法律。这些手段围绕着一个公共或私人轴心精密地运转着，可以帮助公司在投标消息公布前就探听到风声，并从源头上施展手腕、施加影响，从而为公司赢得大笔订单，效果极其显著。

　　政府机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对抗共产主义，而是捍卫自身的经济利益。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出口增强法案》，旨在加强美国的出口，其序言表明，贸易出口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法案创设了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一个私营部门与联邦政府之间共享信息的平台。这个平台集中了美国国内众多与商品和服务出口相关的重要部门（或部委），如美国国防部、商务部、财政部、内政部、能源部等，此外也包括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进出口银行等在内的其他机构。

　　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的核心是倡导中心，它为美国公司占领海外市场提供支援。在美国商务部的领导下，倡导中心评估各个市场的潜力，检验其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协调美国国内各方渠道搜集客户和竞争对手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提供给美国企业。倡导中心可以动员所有的美国官员，无论其属于哪个部门。它还拉拢议员和驻外大使，要求他们支持“美国制造”，甚至连总统本人都会被要求给外国首脑打电话，为美国订单争取一些优待。最后，倡导中心还资助美国企业在国内和国外的宣传活动。

　　当红灯亮起——一家外国企业即将赢得一份大合同时，倡导中心就变成了一个作战指挥中心。此时，其内部的16个情报机构就要发挥作用了。这些机构施展手段，各显神通，窃听外国贸易代表团的对话，并揭露可能存在的腐败行为。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是这个联络网在政府分支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经济委员会由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于1993年1月25日建立，在相关领域中非常活跃。该委员会向总统提出制定经济战略的建议，旨在长期维持美国经济霸权，并协调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确保总统制定的目标与各部部长的决策目标相一致。该委员会成员包括若干主要部长（国务卿、商务部长、财政部长等），也包括国家安全顾问以及负责科学技术的同级别顾问。因此，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就像是一个经济层面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后者主要负责监督国家安全）。

　　1966年，白宫通过在国际贸易管理局内部设立市场准入和合规部门，强化了这一机制。国际贸易管理局是美国国务院下属机构，它负责监管所有的国际贸易协定（截至2016年已缔结超过250项），并谴责不遵守协定的企业和国家。2001—2005年，威廉·H.拉希三世曾牵头领导这一部门，美国政府还委托他负责重建阿富汗和伊拉克，并在重建过程中确保美国企业能够被优先考虑。此外，贸易合规中心还邀请美国各企业向其报告它们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所有不公平的贸易壁垒，如关税壁垒、滥用规章、欺诈、腐败等行为。

　　2004年，乔治·沃克·布什总统继续为这一体系添砖加瓦。倡导中心变更为受美国国际贸易管理局管辖。它和美国外国商业服务局协同工作，是国际贸易管理局在国外的耳目。美国外国商业服务局并不是一个新面孔，它创建于1897年，设立时的使命是为美国进入全球市场铺平道路。至少，这是参议员阿尔伯特·J.贝弗里奇（1899—1911年在任）最初的愿景：“世界贸易必须是，也肯定是属于我们的。”

　　美国与外国商业服务局最初是美国国务院的下属机构，1979年改为由美国商务部进行管理。超过2 500人在这个机构工作，其中一部分人员是分别驻扎在75个国家、100多个城市的外交官。他们为美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保驾护航。2013年，美国与外国商业服务局自夸曾促成超过18 000笔交易，为美国企业节省了数十亿美元的开支。

　　乔治·沃克·布什总统的另一重要意图是，让美国的高级官员常驻倡导中心，负责管理各大型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这样做的目的是，从这些大型出资者处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并引导它们向美国企业慷慨解囊。

　　美国商务部并非唯一参与支持美国出口工作的部门。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有两个办公室负责指挥全球贸易进攻战。美国商业事务办公室帮助美国企业发现最佳市场，协助它们进入市场及应对诉讼。美国情报研究局则负责搜集各种情报，尤其是通过情报和文件处开展工作。后者主要为美国国务院搜集情报，并与美国其他情报机构互相协调沟通开展工作。

　　可别忘了五角大楼——依靠其下属的各个办公室，国防部事无巨细地搜集和分析各类情报，这些情报常常涉及某一市场或某一国家的关系网，以及大权在握的关键人物。五角大楼通过美国国防安全技术管理局、国防安全合作局、武器转移政策审查小组等部门开展工作，严密保护军事技术机密，确保负责美国国防事务的企业永远不会被外国收购，并制定占领军用技术市场及军民两用技术市场的诸多战略。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在各个外交大使馆都派驻了专员，与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进行密切合作。美国国防安全技术管理局同样与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进行合作，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提供咨询建议，决定应当准许还是阻止外国投资者在美国进行投资。

　　有了这样一张遍及全球市场的网络，以及对于各市场参与者的精妙了解，采取腐败行为完全是多此一举。对于美国企业而言，只要敲对了门，就能获得情报、建议，乃至实打实的支持。更不用说，政府人士和私营企业之间还定期组织会面。以美国国防部为例，实业家与国防政策咨询委员会时常互通有无。美国国防政策咨询委员会针对双边及多边贸易谈判问题向美国国防部长提供建议，并参与制定颁发出口许可证的具体流程。在美国国务院内部，大企业的高管聚集在国防贸易咨询小组，就军火销售立法问题阐述他们的想法和建议。而如果他们在向某些国家出口产品时遇到了麻烦，或者在开拓某国市场时需要一点帮助，那么美国商务部的大门永远为其敞开。

　　私营机构

　　为了理顺企业与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美国设立了许多智库。这些智库就像是一个个“创意箱”，汇集了高级官员、政界人士、大学学者、军方人员、记者、情报界人员和企业主。这些圈子的成员聚在一起，针对全球局势交流观点、传递信息，并分享各自通讯录中的联系人。这些智库往往由已退政治家牵头领导，定期发布有关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重大问题的报告。对这些政治家来说，这是个好机会，可以在进入大公司担任要职前稍作休整。这些智库是美国企业和行政部门进行沟通的中枢，共同制定各类战略，维护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某些智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政治作用，例如创立于1962年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该机构由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雷·S.克莱因提议建立，支持尼克松和里根的竞选活动。安全政策中心则主要负责支持乔治·沃克·布什的竞选活动及其政策实施。

　　这些智库也对经济活动发挥着作用，它们承载着美国企业的关切和议程。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国家对外贸易委员会在全球化进程中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当多边贸易机制运行不畅时，国际经济研究所或科德尔·赫尔研究所则站出来鼓吹双边主义的优势。假如美国跨国公司需要国外联络人该怎么办？可以求助传统基金会、太平洋论坛、亚洲协会等机构。这些智库甚至还帮助美国企业与处于美国外交“瞄准镜”中的国家做生意，例如传统基金会、美国伊朗关系理事会等。奉行新保守主义的传统基金会在亚洲尤其活跃，特别是在韩国和中国投入了大笔资金。最后，如果想要建立大西洋彼岸的关系网，美国企业可以求助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它与国务院和商务部的关系非常紧密。

　　相较于一般的智库，某些智库更为专业化，专注于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的沟通。21世纪前10年，有两个主要机构在这一领域脱颖而出。首先是1983年由两位美国大使和约翰·杰伊·麦克洛伊共同创立的美国外交学会。麦克洛伊曾经是一名银行家，在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在遴选和提名大使时，他的意见至关重要。美国外交学会的成员都是在华盛顿最具声望的头面人物，站在一起就是一部现成的美国《名人录》，他们卸任后进入私营企业界，并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这些人物包括，曾任美国国务卿的亚历山大·黑格、亨利·基辛格、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曾任副国务卿的理查德·李·阿米蒂奇，以及曾任国家安全顾问的桑迪·伯杰。

　　另一个非常活跃的机构是国际谅解商务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55年应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要求设立，旨在提高美国企业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和认识。1992年，美国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要求国际谅解商务委员会对美国大使进行培训，以便开拓海外市场。国际谅解商务委员会领导着美国大多数军火制造企业，如波音公司、雷神公司、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此外还有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摩托罗拉公司、亚致力公司等。

　　智库、行政部门、企业、情报机构……为了帮助美国最大限度地牟取经济利益，这些机构倾巢而出。怎样才能应付这样规模庞大的经济战机器呢？难如登天！与空中客车一样，许多企业都是在付出惨痛代价后才学到这一课的。

　　2002年7月，中国台湾的中华航空公司宣布，将选择一家欧洲供应商以更新其民用机队。因为空中客车在技术和财务实力方面都更加出众，所以波音公司在这场商业战的第一回合就败下阵来，但它并未就此放弃。相反，波音公司启动了政治接力，开始进行反击。

　　波音公司发动了自己所有的关系网，迫使中华航空公司改变决定。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理查德·李·阿米蒂奇是波音公司负责销售的副总裁拉里·迪金森的私交好友，作为美国外交领域的二号人物，阿米蒂奇非常了解亚洲，因为他在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时曾在亚洲境内进行过大量走访。随后，他通过自己创办的阿米蒂奇咨询公司成为波音公司的一名说客。还有三人也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国务院东亚地区负责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前主席、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处前处长詹姆斯·凯利；供职于美国国防部并担任传统基金会亚洲事务主管的彼得·布鲁克斯，他也曾是中央情报局的成员；美国在台协会的道格拉斯·帕尔，他同样曾是中央情报局的成员。

　　华盛顿和各智库纷纷行动起来，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递一个简明而有力的信号：选择波音公司，就等于获得了美国的保护。弦外之音是，选择空中客车就会失去美国的军事和政治支持。很明显，对某些国家和地区而言，它们对这些手段毫无招架之力。如果美国人不能在他们所希望的“公平和忠诚”的经济竞争中享有一席之地，那么一切都完了。

　　特朗普总统上台后，连智库也变得多余了：特朗普政府会直接向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施压，要求他们支持美国企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伊拉克的电力市场。2018年9月，伊拉克政府有一份标的额达150亿美元的巨额合同，当时其最青睐的候选者是德国西门子公司。但是特朗普政府毫不犹豫地向伊拉克政府施压，要求其拒绝德国的报价，将订单留给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美国方面居然宣称这个要求是“代表2003年以来在伊拉克牺牲的7 000名美国士兵提出的”！

　　发挥余热的外交官

　　精英在各个权力圈子之间的流动是为美国霸权服务的一张王牌。先在政府或高层部门工作一段时间，然后进入企业，再到大学教几年书，然后再进入非政府组织或智库。这种职业轨迹是绝无仅有的。这一体制所具备的高度流动性非常值得注意。20世纪80年代起，另一种职业机会出现了：咨询行业。这一时期，政府前雇员纷纷开始建立自己的国际咨询机构，不仅为企业提供服务，也帮助美国政府制定和调整国际战略。这一切是怎么实现的呢？只要打开通讯录就行了——不费吹灰之力，就有几百万美元进账。

　　美国外交领域的几位“老狐狸”促成了这一构想的实施：前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里根总统任期内短暂地担任国务卿的亚历山大·黑格；前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V.艾伦。但这一领域的所有荣耀都应当归于当之无愧的霸主和先驱者，美国外交领域的“雄狮”——亨利·基辛格。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成立于1982年，其创始人基辛格拥有丰富的经验和广阔的关系网，并且还在美国外交领域拥有几乎最长的职业生涯。这家公司专注于东南亚和中国业务。基辛格同时还是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的董事会成员，并与亚洲最大的审计公司之一SGV、英国经济情报公司哈克路特进行合作。基辛格的声誉和周旋能力吸引了许多负有盛名的客户：可口可乐、IBM、菲亚特、埃克森美孚、波音、默克、摩根大通……

　　20世纪90年代初，亨利·基辛格取得的巨大成功启发了美国精英的职业路径，其后继者包括：理查德·李·阿米蒂奇（阿米蒂奇咨询公司）、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斯考克罗夫特集团），卡拉·希尔斯（希尔斯事务所）等。随后，2000年起又出现了一股新浪潮：威廉·科恩（科恩集团），桑迪·伯杰（石桥国际公司），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奥尔布赖特咨询公司）……

　　这些美国前高层政治家在世界各地纵横捭阖，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他们借此机会搜集了成千上万条情报，并将这些情报分享给他们在政府部门和情报机构的联系人。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约的新世界

　　自199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反贿赂公约》签署后，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了新的经济框架。开拓市场的老办法已经完全过时了。自此之后，如果没有能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有效措施，做生意就会变得举步维艰，甚至完全被拒之门外。如果没有行政部门、非政府组织、智库和咨询公司共同织就的庞大的重要人物关系网的支持，就不可能拿下任何大额合同。这种新环境对美国企业格外有利，它们坦然地栖息在自己长期以来竭力打造的全球关系网中。而欧洲企业却因为不曾预料到这种变革，在适应全新的地缘经济局势时，遇到了许多困难。

　　忘记陈腐的商业策略吧！企业不能止步于仅在本国销售产品和（或）服务，并维持生产和研发；它们不能再从位于巴黎、柏林、马德里或阿姆斯特丹的总部控制全球市场了。它们必须放弃曾经使用的市场调研、发现商机、识别关键人物等过时的商业手段。

　　是时候开始思考新的商业战略了。市场竞争已经变得越来越激烈，企业必须不断关注市场的变动，不能错过哪怕最微弱的信号，因为任何一个信号都有可能预示着日后的大好机会。为了赢得充足的订单，公司必须找到位于目标市场核心的合作伙伴，与它们签订生产和（或）研发协议，考虑进行联合经营，甚至是并购。

　　“积极主动，从源头上发挥深层影响。”这就是美国在新千年来临之际对商业战略方针的总结。这种方针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政策、标准、规章和公民社会。这意味着仅仅关注商业机会的被动商业模式已经过时了。成功的企业必须具有广阔的视野，对社会环境非常敏感，并且能自行制造“依存关系”，如本地投资政策、合营生产、技术转让、共同研发等。简而言之，企业必须通过远远超出其传统使命的干预行为来制定政策，以便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培育市场。企业已经迎来“观念政治”时代，这一术语最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由美国五角大楼智囊团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提出。观念政治是控制知识的艺术，它使知识为权力服务。观念政治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企业需要全面参与商业外交活动。观念政治使父辈们的商业腐败行为完全过时了。如今，依靠与本地精英领导人的紧密联系，企业仅需开口要求最好的市场便可。“很明显，这是政治家、公务员和企业家之间的一种新的利益形式，不涉及金钱往来——通过对经济基础的部分接管，再加上直接影响国家金融稳定的能力（尤其是通过对冲基金和媒体的影响力），便可以形成强大的力量。”

　　为了优化全球商业网络，有时需要金融从业者的协助，或者更确切地说，共谋。在间接控制某个公司甚至某个市场时，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保持隐秘，以避免引起怀疑。例如，金融合作伙伴可能会被分派到去控制目标公司或其分包商的银行的任务，它还可以为希望重塑行业竞争力或在关键领域进行投资的国家提供咨询服务。为了避人耳目，这类经济干涉往往发生在私募股权行业，也就是非上市公司内部。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先进技术领域（航空航天、国防、能源、生物技术、交通等）的非上市公司逐渐成为美国投资基金的首选目标，这些基金当中就有令人担忧的凯雷投资集团。

　　凯雷投资集团：一只威胁性的投资基金

　　进入21世纪后，美国投资基金的活动逐渐令法国人感到担忧。2005年，法国国防部就此问题组织编写了一份报告。“继金普斯事件之后，收购德国造船厂HDW似乎证实了一个假设，即美国制定了一种‘有意征服和控制欧洲民用和军用领域的关键工业企业的战略’。”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这些美国基金的行为是否意在破坏法国的经济利益？“似乎并非如此。”报告作者给出了这样的回答。但是当阅读这份报告时，你会产生一种与这个结论相反的感觉。尤其要注意在这份报告的结论中，作者呼吁法国进行财务重组，以对抗来自大西洋彼岸的这些基金。

　　报告的第二部分最为有趣。它介绍了许多基金公司及其高管，以及它们的战略。这些基金公司包括安佰深集团、赛伯乐资产管理公司、高雷资产管理公司、璞米资本投资公司、黑石集团，以及当时最为活跃的凯雷投资集团。在一份由法国经济情报机构于2003年出具的研究报告中，凯雷投资集团被形容为“一个庞大、神秘的美国组织，其权势来源于其合伙人及美国当权人物的私人利益和经济利益”。

　　凯雷投资集团于1987年正式成立，是几位创始人并肩冒险的成果。这些人包括：吉米·卡特的前顾问大卫·鲁宾斯坦、并购专家丹·达尼埃洛、工业金融专家小威廉·康威等。成立的前两年，凯雷投资集团并未大放异彩，它在服务业和餐饮业中参与了一些小规模投资。1989年，弗兰克·卡卢奇加入了凯雷投资集团，他在里根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很多人怀疑他曾作为中央情报局特工参与1961年暗杀刚果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请注意，卡卢奇曾接管作为中央情报局幌子的西尔斯国际贸易公司，并处理了这家公司的破产事宜。最后，卡卢奇还支持成立了另一只投资基金，即同样被法国人视作威胁的黑石集团。黑石集团常常被法国情报界称为“中央情报局的金融之手”。

　　弗兰克·卡卢奇的到来为凯雷投资集团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小打小闹的投资自此不见踪影，全世界都是他的新游乐场。凯雷投资集团放弃了小额投资，开始涉足高科技企业领域。弗兰克·卡卢奇吸引来了一些新的颇有声望的投资者：高盛银行、英国石油公司、美国国际集团，以及阿布扎比、科威特和迪拜等国主权基金，还有通用汽车公司和波音公司。凯雷投资集团投资入场门槛不断攀升，上涨到超过500万美元。但它带来的回报也异常丰厚：平均每年34%的收益率！这远远高于投资基金的常规水平。

　　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弗兰克·卡卢奇就将一家小型本地基金公司变成了一家全球巨头。2005年，凯雷投资集团管理着14只基金（美国7只、欧洲4只、日本1只、其他亚州国家2只），每一只基金的募集规模都超过了10亿美元。四年后，它的投资对象已经超过了370家公司，这些公司的营业额总计达300亿美元。早期，卡卢奇主要投资国防领域（占比60%），但很快，国防就变成了一个较为次要的领域（占比10%）。如今的凯雷投资集团活跃于航空航天、电信、能源、金融服务、房地产、医疗保健等行业，在全球24个办事处共有500余名员工。半数员工都是私募股权方面的专家。凯雷投资集团在现存的所有投资基金团队中拥有最大的规模。

　　当然，凯雷投资集团没有上市，它有对其账户和业务保密的传统。因此，这家基金公司的一切都是不透明的。但人们知道它的团队中有大量杰出人物，如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韩国前总理朴泰俊，菲律宾前总统菲德尔·拉莫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前局长罗伯特·盖茨，还包括将军、高官、波音公司前首席执行官等人。简而言之，凯雷投资集团的通讯录长到大概可以绕地球一圈。

　　很容易想象这样一张关系网的巨大作用。没有哪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是凯雷投资集团成员无法接触到的。1999年5月，韩国总统接待了以凯雷投资集团顾问身份到访的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2002年，时任美国台湾商业理事会主席的弗兰克·卡卢奇毫不犹豫地斥责了中国台湾地区的负责人，因为此人违背了此前曾做出的允许美国通用电气在台投资核工业的承诺。作为交换，卡卢奇提出了另一个要求：放松能源部门的管控，为美国企业提供更多利益。

　　在那段时期，曾经是特工的卡卢奇是“美国制造”最好的代理商。他尤其关心波音公司的利益，因为这是他最忠实的合作伙伴之一。1990年，波音公司向凯雷投资集团投资1亿美元。两家公司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弗兰克·施龙智于1986—1997年执掌波音公司，此前他曾在尼克松与福特总统任期内供职于美国国防部，是凯雷投资集团的顾问。波音和凯雷还有生意上的往来，凯雷投资集团通过自己投资的公司——沃特飞机工业公司、斯特莱公司、航空结构公司、仙童半导体公司——为波音提供服务。

　　再让我们回顾一下凯雷投资集团与黑石集团之间的联系。根据某些信源，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凯雷和黑石其实是一回事，它们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两只基金是由同一个小团体创建的，并受到他们的严格管控……这两只基金即使不是由中央情报局创建的，至少也是中央情报局用来洗钱及从事其他非法行为的工具或同谋。”

　　难怪凯雷投资集团会被称为“商业界的中央情报局”。这只基金也有自己的情报网。1992年，它收购了维纳尔，这是一家提供军事咨询服务的公司。越南战争期间，维纳尔公司曾在各种可怕的军事行动中大显神通。自此之后，该公司一直致力于开展情报培训工作，尤其是在阿拉伯国家。它甚至还负责监督沙特皇家护卫队的训练。1997年，赚得盆满钵满的维纳尔公司被转售。两年后，凯雷投资集团成为美国调查服务公司的战略和财务合作伙伴，该公司是北美最大的个人安全和调查公司。此外，凯雷投资集团还与一家专门从事经济、商业和金融情报调查的经济情报公司——勤奋安保公司保持密切往来。这家公司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五处的前雇员创立。凯雷投资集团的创始人之一埃德·马蒂亚斯就担任勤奋安保公司的顾问。

　　依靠凯雷投资集团、黑石集团等全球商业界最为灵通的消息源，美国情报部门可谓受益良多。这些有能力组织数十亿美元投资的金融巨鳄是美国开展秘密行动时可利用的宝贵资源，它们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至此，不难理解陈旧的腐败手段为何已经完全过时了。凯雷投资集团和黑石集团的影响力势不可当，没有任何外国竞争者可以与之匹敌。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