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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不，他不可能那么干！”（1929—1938年）

　　－译者题注－

　　1929年，美国股市发生了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股灾。这次股灾及随后而来的大萧条迫使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并开始了对华尔街的实质性改革。同时，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个已存在百余年的私人俱乐部也面临最尴尬的历史时刻，时任总裁、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理查德·惠特尼因盗用他人款项等罪行锒铛入狱，就连与他相识多年的罗斯福总统也不敢相信，惊呼：“不，他不可能那么干！”……惠特尼丑闻令华尔街抵制改革的保守派势力遭受重创，客观上为改革的推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译者导读－

　　• 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股灾发生在1929年秋天。在一片乐观的投资氛围中，持续数年的牛市突然急转直下。9月5日，市场开始下挫，10月29日，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创下了单日22%的最大跌幅。股市持续的跌势直到当年11月才最终止住。到1932年，道琼斯指数较1929年最高点下跌了89%。

　　• 股灾之后，美国经济陷入长达4年的衰退，这次空前绝后的衰退造就了“大萧条”这样一个专有名词。也许是由于两个事件在时间上相隔如此之近，许多人，包括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是1929年“大股灾”引发美国经济的“大萧条”。但这两者间未必有这样确定的因果关系，因为它们背后有共同的驱动因素，即美国实体经济长期高歌猛进后的回调压力，以及胡佛政府的错误政策。

　　• 1929年股灾和“大萧条”虽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次惨痛经历，但也给美国经济和华尔街一次重塑自我的机会。1933年，罗斯福总统开始实施历史上以他名字命名的“罗斯福新政”，大刀阔斧地改革美国经济政策，并着手改造岌岌可危的华尔街，以重振市场信心。

　　• 1933年，美国取消金本位制，颁布《证券法》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1934年，美国颁布《证券交易法》；同年，依据该法成立了美国证监会；1940年，美国颁布《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至此，美国资本市场在自我演进超过百年之后第一次出现了关于证券发行、交易和投资基金的法律，也第一次建立了证券监管机构，这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形成了现代金融体系监管的基本框架，也为随后几十年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又称《1933年银行法》，根据该法案，美国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5万美元以下的银行存款提供担保，以避免公众挤兑的事件再次发生。同时，该法案严格限制金融机构同时从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著名的摩根银行被一拆为二。这一分业格局直到60多年后才随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废除得以改变。

　　• 美国证监会首任主席是后来著名的肯尼迪总统的父亲——老肯尼迪。老肯尼迪是闯荡华尔街多年的老牌投机家。深谙投机和操纵市场各种诀窍的老肯尼迪展露了非凡的管理才华，在他的治理下，华尔街开始逐步走上正轨。

　　• 惠特尼代表了华尔街（尤其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他是当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主席，曾经因为在1929年股灾中英雄式的救市行动而声望卓著。但他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和极其低劣的个人理财能力结合在一起，使他最终走上了破产和犯罪的道路。惠特尼的覆灭，使得卫道士的势力土崩瓦解，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在此之前，华尔街所有改革都未触动交易所会员自身的利益，而这一次完全不同了，它彻底改变了交易所的运行方式，使其开始真正为公众投资者服务，并为即将到来的华尔街大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1929年劳工节假期后的第二个交易日（9月3日），股市便开始下跌，有时跌势很猛，有时稍稍缓和，但始终维持着下跌走势。此前整个夏季到处弥漫的那种“天空才是股市极限”的狂热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神经质般的紧张情绪和一些令人沮丧的论调，阴沉得一如穿过墓地呼啸的寒风。

　　没有什么比所谓的“巴步森崩盘”更能反映当时那种投资气氛的骤变了。罗杰·巴布森当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投资顾问，此前股市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他就一直持悲观的看法，但人们对他关于市场即将下跌的预言充耳不闻。9月5日，他在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的一个午餐会上讲道：“我重复一遍我去年和前年这个时候的观点，那就是，或早或晚，一场股市大崩盘将会来临。”当天下午2点，当他这番看似无害的言论出现在大显示牌上时，市场立刻掉头向下，开始暴跌，截至下午3点股市收盘，很多大股票都下跌了6%到10%。最后1小时，市场交易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200万股。

　　即便如此，罗杰·巴布森的观点仍被大多数人嗤之以鼻，但有关股市进入“技术性调整”阶段的论调已随处可闻了，《华尔街日报》，尽管仍然预测秋季将会是牛市，它写道：“不可避免地，有些股票会上涨，有些股票会下跌。”耶鲁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欧文·费雪因其在1929年8月的著名论断“看来股票价格将会达到一种持久的高峰状态”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此时的他虽然仍然认为股市的长期趋势是好的，但是语气不再像以前那么肯定了。

　　但是，一些天生谨慎和嗅觉灵敏的投资者已开始撤离市场。例如，德柯普特-道莫斯公司（Decoppet and Doremus，当时美国最大的两家证券零售经纪公司之一）的合伙人罗兰·斯特宾斯，此时对华尔街充满厌倦感，股市的一切对他来说已索然寡味，他在1929年8月将自己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席位以64万美元高价卖出，转行去做了一名百老汇制片人。若将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在内，这个价格迄今仍保持着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席位成交价的最高纪录。

　　阿尔伯特·威金是大通国民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该银行在20世纪50年代初与曼哈顿银行合并，成为后来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总裁，他做得更绝，早在1929年7月，他就清醒地预见股市的崩盘即将来临，于是悄悄卖空了4.2万股他最“了解”的股票。威金每年领着大通银行27.5万美元的高薪，其职责本应是维护大通银行的股东利益，但却在这家公司股票随后的惨跌中赚得盆满钵满。当然，大部分人不如威金和斯特宾斯两人目光敏锐，但随着劳工节后股市跌势的延续，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决定撤资离场，于是股市的下跌就如同滚雪球般一发不可收拾。

　　10月18日，星期五，股市加速放量大跌，直到星期六上午，情况也不见好转，只有那些天生的乐观主义者还对市场抱有希望：《华尔街日报》预测下周一市场将会反弹；“永远乐观”的欧文·费雪教授则认为大跌“仅仅是把一些极端分子甩出市场”的过程。到了星期一，股市交易量高达600万股，但下跌的股票数目远远超过上涨的股票；星期二，股市短暂反弹；星期三，股市再度大跌，且再次创下600万股的巨额日交易量。要知道在那个年代，300万股的日交易量就可以称作“交易异常活跃”。这一天，即使是那些最安全、最稳健的股票，包括AT&T，都未能在大跌中幸免。

　　1929年10月25日出版的《伦敦先驱报》在头版报道美国华尔街股灾的消息。截至“黑色星期四”日末，已经有11个金融家自杀。（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清晨起，华尔街就笼罩着惨雾愁云，气氛异常凝重。前一天晚上，全美各地证券经纪公司里，投资者提交的股票委托卖单就已堆积如山。当星期四开盘的钟声响起，股票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易手，股价狂跌。每一轮股票的下跌都引发新一轮追加保证金的要求，投资者若不能及时补充保证金，只能被迫抛售持股，这进一步造成股市下跌，并引发更多追加保证金的要求，股市陷入了螺旋式下跌。与此同时，空头整个上午都在无情地砸盘。卖空的单子越来越多，焦急的人们和旁观者挤在大街上和位于纽约宽街联邦大厅的台阶上。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个供游客参观、可以俯视交易大厅的走廊上也挤满了人，有人在尖叫，有人在哭泣，上午11点，交易所决定把这个走廊封闭，截至午间，股市市值已经蒸发掉95亿美元。

　　中午，纽约的银行巨头们聚集在J.P.摩根大厦（The Corner），和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摩根集团的高级合伙人）紧急磋商（此时小摩根正在欧洲）。此时很多银行已深陷投机旋涡，有的还正在承销新股，如果这些股票卖不出去，这些银行将面临绝境。为了保卫市场和保全自身，他们决定拿出2 000万美元来托市。

　　1929年10月29日，“黑色星期四”，美国股市崩盘后聚集在华尔街的人群。（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下午1点30分，时任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理总裁理查德·惠特尼走进了交易大厅。虽然纽约交易所总裁经常会出现在交易大厅上面的主席台上，但是总裁——哪怕代理总裁——亲自来到交易大厅还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高大而威严的惠特尼快步走到美国钢铁公司的交易柜台，询问最后一次卖出的价格，他被告知是每股205美元。就在询问过程中，股价又下跌了几点，仍然没有买家。惠特尼大声宣布：“我按每股205美元的价钱买1万股。”接着他从一个交易柜台走到另一个交易柜台，一个接一个地下了很多类似的买单，购买那些蓝筹股中的蓝筹股，直到将2 000万美元全部投入股市，这个数目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5亿美元。

　　娱乐刊物《繁华》报道1929年的股灾，标题为“华尔街摔了个大跟头”。

　　他的策略成功了，至少暂时如此。在惠特尼以那种万人瞩目的方式将真金白银投入股市后，按今天的话说，股市又被银行家们拉回到“可控局面”。空头转而开始购入股票，以便将他们的卖空账户平仓。市场止跌回升，当天早些时候投资者惨痛的损失有所降低，有些股票甚至小幅收高。例如，美国钢铁公司当天的开盘价是每股205.5美元，盘中曾跌至每股193.5美元的低位，而收盘价却升至每股206美元。当天股市的交易量非常惊人，高达1 300万股，以至股票自动报价机直到傍晚7点多，也就是闭市4个多小时后，还在嘀嗒不停地吐出记录报价的纸带。

　　星期五，股市进一步反弹，星期六尽管再度下跌，但这一次没有出现什么恐慌的迹象，一些人开始认为最黑暗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到了星期一，市场上传言四起——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假的，有的说华尔街某某巨头自杀了，有的说一些孤注一掷的计划正在酝酿之中，等等。在这样的氛围中股市再度下跌，新的做空势力开始形成。接下来，星期二，也就是10月29日，股市开盘后卖单像雪崩一样不间断地倾泻下来，从洗碗女工到银行家，每个人都在拼命卖出。其中有些卖单是非自愿提交的，是投资者收到追加保证金的要求，不得不忍痛割肉。这一天，股市交易量达到了天文数字般的1 600万股，创下了此后近40年中的最高纪录。据说，这一天自动报价机源源不断地打出所有交易的报价纸带，总长度超过了1.5万英里，直到闭市后4个小时才结束。

　　星期二清晨的《纽约时报》上有这么一段话：“那些一向谨慎的投资者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买股票了。”而娱乐业行业刊物《繁华》（Variety）却因它当天的头条标题而在新闻史上赢得了不朽地位：华尔街摔了一个大跟头。

　　股市在星期三反弹，资金开始涌入市场买入一些超跌股。在这些买家中，据说有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和约瑟夫·肯尼迪。惠特尼当天宣布，因为交易所的后台来不及处理所有的交易，星期四股市将只在下午开市半天，并随后休市，直到下一个星期一。

　　星期一，股市继续大跌，跌幅接近上周二的一半。这样的跌势一直延续到当年11月13日才止住，宣告此轮股市下跌的终结，此前七年股市好不容易积累的所有涨幅都在此轮熊市中灰飞烟灭了。

　　***

　　从时间上看，美国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紧随1929年股市大崩盘之后，因此有一种很流行的看法，认为是股市大崩盘引发了经济大萧条。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这两个事件都是由同样的两个因素引起的：一是当时的经济形势，二是联邦政府为应对这种经济形势而采取的措施和政策。

　　事实上，正如1929年夏季的牛市随着市场的巨额超买而结束一样，随后的秋季熊市也止步于市场的超卖。1929年年末，买家开始进入市场，掀起新一轮相对温和的牛市。1930年春季，股市保持持续上涨势头，涨幅差不多补回了前一年秋季跌掉的市值的一半。1930年6月，当一群神职人员到白宫访问并提请胡佛总统关注公共事业项目时，胡佛告诉他们：“你们来晚了60天，大萧条已经结束了。”

　　胡佛总统是诚挚的，但他同样也是错误的。1930年的下半年，一场起初看似很普通的经济紧缩已逐渐演变成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经济灾难。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完全可以说是华盛顿的领袖们，首当其冲的就是胡佛总统本人。首先，因为胡佛曾在竞选中许诺通过提高农产品关税来救助美国农业，所以他当选总统后于1929年召开了一次特别国会会议。这次会议很快演变成各个利益集团竞相为本集团争取更多利益的疯狂战场，每个与会者都心怀鬼胎，没有人考虑公共利益。几乎每一个行业（即使是很多小行业，例如墓碑制造业）都在国会游说，要求给予他们保护，以免受到“不平等国际竞争”的冲击。在保护主义者专用词典中，如果来自国外的竞争者能够并愿意为美国消费者提供比本国产品更便宜的产品，就是不平等竞争。

　　几乎每一个行业（即使是很多小行业，例如墓碑制造业）都在国会游说，要求给予他们保护，以免受到“不平等国际竞争”的冲击。在保护主义者专用词典中，如果来自国外的竞争者能够并愿意为美国消费者提供比本国产品更便宜的产品，就是不平等竞争。

　　在股市大崩盘之后，《斯慕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Bill，以它在国会中的提案人斯慕特和霍利的名字命名）获得了巨大的政治上的同情和支持，胡佛总统不顾1 000多名经济学家的联名反对，于1930年6月17日签署了这个法案，将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关税同时大幅提高。

　　后来的事实证明经济学家们是正确的。作为报复措施，其他国家也立刻提高了对美国产品征收的关税，于是世界贸易体系崩溃了。1929年，美国出口贸易总额为52.41亿美元，而到了1932年，这一数字仅为16.1亿美元。若考虑通货膨胀因素，这个数字创下了1896年以来的新低。同时，在1930年上半年就随着《斯慕特-霍利关税法案》在国会中的表决传言而起伏跌宕的纽约股市，从此刻起正式开始了它长达两年半的下跌。相比之下，1929年秋季的熊市也不过才持续了两个半月。

　　另一个为这场崩溃“雪上加霜”的是美联储，它在本杰明·斯特朗去世后基本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在美国经济和股市摇摇欲坠的过程中毫无作为。早在1928年，斯特朗就曾经说过：“美联储存在的意义在于为美国经济提供保护，以抵御由于利率等因素导致的任何灾难……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我们将有能力通过向市场大量注入货币来缓解危机。”但是这时美联储却没有这么做，而是维持着斯特朗的反通货膨胀和经济紧缩政策，将利率定在远远高于当时新的经济条件所要求的利率水平之上。所以，当美国经济几乎被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通货紧缩冻毙的时候，美联储还在为美国经济开着治疗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退烧药。在这几年里，货币供应量下降了1/3，有9 800家银行倒闭，带走了千百万人的存款和他们的希望。不仅如此，美联储在很多救援其成员银行的行动中也缩手缩脚，无所作为。因为按照最初关于美联储的法律规定，对美联储成员银行向美联储借款时需要提供的抵押有严格的限制条款，这些苛刻的条件使得很多本来还算健康的银行也随同那些问题银行一起走向了破产。

　　“大萧条”时期的贸易战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大萧条”时期，美国胡佛政府采取了货币、财政双紧缩的政策，并推行了贸易保护政策，签署《斯慕特-霍利关税法案》提高关税，由此引发全球贸易战。加拿大、古巴、墨西哥、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迅速跟随美国，提高进口关税。从1929年到1932年，世界范围内关税水平几乎提高了一倍。其间，全球贸易量下滑了25%，其中近50%的降幅由贸易保护所致。美国及12个西欧经济体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在1930年、1931年分别下滑5%、7%。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带来恶性竞争，使得全球需求进一步下滑，经济持续低迷。经济危机由美国传到欧洲，对德国的打击最为沉重；危机高峰时的1932年一年中，德国工业产量比1929年下降将近一半，而统治阶级实行征收新税、削减工资、削减救济金和养老金等政策，致使社会矛盾激化。在危机的袭击下，法西斯党充分利用了德国人民的不满情绪，其影响力迅速增长，终使希特勒上台成为可能，并将德国和世界带向战争的不归路。（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大萧条的最后一个罪魁祸首是胡佛政府。面对急剧下降的政府收入和不断上升的政府支出，胡佛政府还在试图推行财政紧缩以平衡政府预算（当然，按照传统的经济政策，这无疑是正确的）。1932年，当美国经济正以自由落体的速度直线下跌的时候，胡佛竟然推动议会通过了提高税率的法案，而且幅度之大在美国历史上空前绝后。

　　1930年的交易大厅。大厅里原来像宽街路灯一样的席位被换成了马蹄铁形的席位，可以显示更多的信息。

　　当我们今天回顾历史的时候，这些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它们给当时经济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失业率超过25%，国民生产总值仅为1929年峰值的50%。经济最可靠的先行指标——股市则一跌再跌，过去20年一直门庭若市的华尔街和宽街的交界处，现在变得冷冷清清，像一座空城。

　　1932年的秋天，当各种矛盾终于酿成一场危机时，华尔街出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短期国债的收益率竟然变成了负值。短期国债是联邦政府的短期债务工具，一般期限低于一年，因为期限很短，所以它们不用像长期债券那样付息，而是折价发行，到期再以面值赎回。1932年10月，那些手头仍然持有现金的人因为对未来高度不确定的前景充满担忧情绪，希望把钱投向最安全的投资工具，于是有国家信用保证的短期债券成为投资者争相抢购的对象。由于发行量有限，短期国债的供不应求使其发行价格高出了面值，收益率跌入负值区间。

　　与此同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1932年6月8日下降到了41.22点，与1929年的最高点相比，跌幅达到89.19%，仅比该指数刚刚诞生时的点位高了约1/4点——在1896年5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刚刚问世时，第一天收于40.94点；1929年股票年交易量曾高达11亿股，而4年后不足5亿股；1929年一个交易所席位的价格曾超过50万美元，而此时的席位只值7万美元。

　　富兰克林·D.罗斯福，也被称为“小罗斯福”，1933—1945年任美国第32任总统，也是唯一一位连任三届（1936，1940和1944年）的美国总统。在罗斯福的带领下，美国经过了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大危机的洗礼。在大萧条爆发以后，罗斯福施行新政（New Deal），通过加大政府公共支出的方式复苏工业、振兴农业、增加就业，其间不仅修建起了大量高速公路、水利水电等基础设施，还建立了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他主张放弃孤立主义，支持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积极推动者。（译者编译自公开资料）

　　这样巨大的灾难自然需要寻找替罪羊，胡佛总统理所当然地成了替罪羊。在1928年竞选时，胡佛获得了41个州的支持，而他的竞争对手阿尔·史密斯只获得了7个。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1932年再次竞选时，富兰克林·D.罗斯福获得了41个州的支持，而胡佛只获得了7个。当罗斯福在1933年3月4日就职时，这个绝望的国家给予罗斯福一个独裁者的权力。这里的“独裁者”，要按它在《罗马共和国宪法》中的本意来解释，是指为了帮助国家度过灾难性危机而被赋予临时性绝对权力的人。

　　如果胡佛总统是为其任期内所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的最大替罪羊，那么华尔街就是紧随其后的第二只。在罗斯福政府酝酿各种改革方案以避免另一场类似的大灾难发生时，他们绝不会忘记改革和监管所有贴有“华尔街”标签的东西。

　　罗斯福上任伊始，一场银行业恐慌正在迅速扩散，所以他上任后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关闭所有的银行，直到判别清楚哪些银行的情况依然良好，同时也关闭了证券交易所。随着一家又一家的银行被宣布处于良好状态，并开始营业，公众对它们的信任（这是银行体系成功运转的必要条件）也就逐渐恢复了。

　　对华尔街而言，意义更为重大的是对银行体系、货币政策和证券交易体系进行的一系列改革。1933年3月9日颁布的《银行紧急救助法令》（Emergency Banking Relief Act）赋予总统控制信用、货币和黄金的广泛权力，并允许财政部部长可以购回黄金和黄金票据——事实上他也立刻这么做了。5月27日，罗斯福签署了《联邦证券法》（Federal Securities Act），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规范证券交易的法律，它要求所有的新股发行都必须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注册，而且必须披露特定的信息。6月5日，国会取消了美国的金本位制，6月16日又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

　　对华尔街而言，意义更为重大的是对银行体系、货币政策和证券交易体系进行的一系列改革。

　　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即《1933年银行法》。根据该法案，美国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同时也要求银行不能同时从事储蓄和投行业务，很多类似J.P.摩根银行的大型综合性银行不得不一分为二。（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正式的官方名称是《1933年银行法》（Banking Act of 1933）。根据该法案，美国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简称FDIC），对5万美元以下的银行存款提供保险，以避免公众挤兑的事件再次发生。事实上，成为FDIC成员的银行迄今为止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而时至今日，美国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是FDIC的成员银行。这项法案同时也要求银行必须选择或者从事储蓄业务（也就是吸收存款并发放贷款），或者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也就是承销各类证券），而不能兼而有之。因此，很多类似J. P.摩根银行的大型综合性银行不得不一分为二。J.P.摩根银行被拆分为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摩根士丹利，而从事储蓄业务的另一部分仍然称作J. P.摩根银行。此时的摩根银行已经在走下坡路，这一拆分进一步削弱了它在世界银行业的影响力。

　　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到《多德-弗兰克法案》

　　美国金融监管的演进历程类似一个在“放松”和“收紧”之间摆动的钟摆。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商业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及保险业务严格地划分开，隔离了风险，提高了商业银行的安全性，却挤压了银行的利润空间。1999年11月该法案被废除，并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结束了美国长达66年之久的金融分业经营历史。然而，2008年源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再度引发人们对金融监管的反思。2010年7月，美国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对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所确立的允许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的原则做了修正，其中的“沃尔克法则”明令禁止商业银行从事高风险的自营交易。禁止商业银行拥有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限制衍生品交易，从而将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和其他业务分隔开来。2017年唐纳德·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后又开始力推全面修订《多德-弗兰克法案》，以放松金融监管。这些变迁一方面是针对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最新情况做出的应对；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应该在金融监管与市场发展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寻找这个平衡点的过程是一个艰难复杂，甚至是不断反复的过程。（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理查德·惠特尼。这位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总裁最终因挪用财产而身败名裂。纽约证券交易所有保存历任总裁油画肖像的传统，但是惠特尼的肖像画却始终没有完成。

　　在1933年举行的参议院金融委员会（Senate Finance Committee）听证会上，摩根银行和其他华尔街银行的声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该委员会由费迪南·佩科拉主导，佩科拉是一位出色的律师，视雄辩而不是调查研究为自己工作的第一要务。他是一位善于不停地提出刁钻问题的大师，而小摩根和其他接受质询的华尔街人却缺乏政客们的基本功，无法做到从容地避免回答类似问题。当小摩根和其他人的回答不可避免地出现闪烁其词时，媒体立刻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不管怎样，佩科拉的委员会的确发现了很多华尔街无法为自己辩护的不法之举，而这极大地增强了要求华盛顿对华尔街进行监管的呼声。毫无疑问，华尔街在竭尽全力抵制这些监管措施。在这场抵制运动中，冲在最前面的人就是理查德·惠特尼，此时，他因1929年在“黑色星期四”中的英勇表现已被任命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总裁。当调查人员来到他的办公室时，惠特尼告诉他们：“先生们，你们正在犯一个巨大的错误，交易所是一个完美的机构。”当然，在当时那样一种舆论氛围下，惠特尼这样的花言巧语对他实际上没有任何帮助。

　　惠特尼和罗斯福都来自格罗顿，又是哈佛大学校友，他们在白宫会谈了45分钟，探讨华尔街的未来。按照惠特尼的说法，他们就一些理念交换了看法。但是，如果惠特尼认为老校友的关系就能阻止联邦政府加强对华尔街和交易所的监管的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尽管惠特尼百般阻挠，罗斯福总统还是提交了一项法案，于是惠特尼和交易所决定由他们自己动手先来改革华尔街上最有问题的那些行为。1934年2月13日，交易所委员会投票通过法令，禁止联手坐庄，同时也禁止专门经纪人将内幕信息透露给他们的朋友，并禁止专门经纪人购买他们所做市股票的期权。除此以外，惠特尼和他的同伙们还发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舆论攻势，试图使罗斯福提议的法案搁浅，但这一切都毫无用处。在某种意义上，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改革反而引火烧身，因为这么做等于承认交易所并非是惠特尼所宣称的“完美的机构”。

　　尽管惠特尼等人未能阻止罗斯福的提案，他们的努力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在很大程度上使这项法案的立场比最初提出时松动了很多。最开始，《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and Exchange Act）不加区别地将很多种特殊交易方式（包括卖空）界定为非法，而最后通过时，它只是将“操纵市场”认定为非法，并把具体什么是“操纵市场”留给即将成立的美国证监会来裁定。劳苦功高的费迪南·佩科拉是这个新委员会的成员，但主席一职由罗斯福提名的约瑟夫·P.肯尼迪担任，这是典型的罗斯福式政治手腕。

　　***

　　老肯尼迪，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的父亲。他是一位闯荡江湖多年的老牌投机家，罗斯福上台后被任命为刚刚成立的美国证监会主席。深谙投机和操纵市场各种诀窍的老肯尼迪显示出了非凡的改革艺术。在他的领导下，华尔街开始步入正轨。（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肯尼迪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就作为一个投机者来到了华尔街，很快他就表现出是投机这门艺术的行家里手。他曾经在波士顿的海顿·斯通经纪公司（Hayden，Stone）学习业务，并在1923年1月1日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的波士顿办公室的门上挂着这样一个牌子：约瑟夫·P.肯尼迪，银行家。肯尼迪一直称自己是一个银行家，因为他喜欢“银行家”（banker）这个英语单词的发音，但实际上，他的业务范围涉及很广，远远不只银行业。时至今日，我们仍不可能完全了解肯尼迪从事过的所有生意，但是只要听听那些关于他早年职业生涯的传说，就足以知道他在同代人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人们对他的无数指责里，最出名的是他曾非法贩酒，并有黑手党背景。这里面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酸葡萄心理”在作祟，有多少是恶意中伤，有多少是纯粹的反爱尔兰情结，我们都无从得知。但是，这些流言蜚语直到他死后近50年的今天，仍然不绝于耳。

　　肯尼迪在华尔街第一次大的投机操作是针对黄色出租车公司（Yellow Cab Corporation）的股票。在一次当时司空见惯的做空投机后，这只股票从每股85美元跌到每股50美元。这家公司的主要股东沃尔特·豪利［《波士顿美国人报》（Boston American）的执行主编］曾经对肯尼迪的岳父菲茨杰拉德（前任波士顿市长、绰号为“蜜糖菲茨”）的政治生涯给予很多支持。为了报答沃尔特·豪利的这份恩情，肯尼迪决定伸出援助之手。肯尼迪在豪华的华尔道夫阿斯特拉酒店订了一间套房，在里面装了一台股票自动报价机和几根电话线。随后，他开始通过遍布全美的经纪人买卖黄色出租车公司的股票。他日复一日地全心投入操纵市场，其他什么事都不做。空头们斗不过他，终于放弃了。

　　“我在早上醒过来，觉得累极了，”肯尼迪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说，“这才意识到我已经七个星期没有出过旅馆的大门了。我的孩子，帕特，已经出生快一个月了，可我还没有见过她呢。”

　　对于那场战役的结果，肯尼迪的说法很简单：“我们有几个人成了有钱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肯尼迪并没有夸大其词。一位历史学家曾经估计，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肯尼迪至少拥有200万美元的身家，这在当时是笔极为可观的财富。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肯尼迪一直在从事投机，这场博弈中的其他主要华尔街玩家很少有人能获得他那样的声誉——他可以心无旁骛地把为自己赚钱作为唯一目的。事实也的确如此，黄色出租车公司战役刚刚结束几个月，空头又发起了新一轮攻击。当时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是肯尼迪在幕后操纵了这轮做空投机，虽然不久以前他还使出浑身解数来捍卫这只股票。

　　肯尼迪是那批预见到股市大崩盘的华尔街天才中的一个，其他人还包括罗杰·巴布森、阿尔伯特·威金、罗兰·斯特宾斯。毫无疑问，在市场跌入大萧条的深渊时，肯尼迪的大规模做空给他带来了巨额财富。但是，即使当他变得越来越富有时，他骨子里的悲观主义仍让他怀疑，自己的末日是不是就要来临了。他后来回忆，他那时候曾想过：“我甚至愿意分出自己的一半财产——如果这样做就可以让我的另一半财产置于法律和秩序的保护之下。那时候，我甚至觉得，为了保护我的家庭，我应该什么都不要。”

　　但是，肯尼迪和绝大多数的投机商不一样，他的野心远远超越了金钱。在很早的时候，他就认定富兰克林·罗斯福将成为美国政坛的一颗新星，所以他早在1930年就帮助过罗斯福竞选纽约州的州长，并于1932年帮助他竞选总统。肯尼迪在波士顿长大并深谙波士顿政坛的规矩——在这里，给那些忠诚的赞助人以适当的回报是一项近乎庄严的义务，所以他满怀希望地等待着被罗斯福任命为新内阁的高级官员。他甚至告诉他的朋友们，他将成为财政部部长。

　　但是，罗斯福不仅没有让他进入内阁，甚至没有给他任何实惠。最后，还是一些更接近于中间派的政府官员建议提名肯尼迪为新成立的美国证监会的主席，而刻板的自由主义者都认为这简直是派一只狐狸去看守鸡窝。《新闻周刊》这样评论：“肯尼迪先生——从前的投机者和联手坐庄的操纵者，现在的工作将是制止投机和阻止坐庄。”

　　然而，肯尼迪十分聪明而且野心勃勃，他绝不会干赤裸裸的以权谋私的蠢事。而且，他十分清楚地知道在华尔街的哪些地方埋藏着“地雷”，如果他选择对华尔街直接采取行动，虽然场面一定会盛大而有趣，但那绝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他认识到他的工作不仅是要恢复整个国家对华尔街的信心，而且同等重要的是，要恢复华尔街对美国经济和政府的信心。肯尼迪首要的工作就是结束当时所谓的“资本罢工”——当时华尔街所有的大银行，还有其他不计其数的小银行，都像被炮弹震傻了一样，拒绝承销任何新发行的证券，也拒绝向任何人提供贷款，不管借贷方用多么优良的资产做抵押，也不管需要融资的项目是多么安全。

　　“金融‘新政’将会是一套对所有人都更有利的政策体系”，肯尼迪在他作为主席的第一次演讲中这样声称。他熟练地应付着新生的美国证监会面对的各种政治压力，同时很快在人们心中建立起一个公平、有魄力、高效率的管理者形象，这使得一切关于他的怀疑论调都渐渐销声匿迹了。鉴于早期各界对他的不信任，参议院曾将他的正式任命延迟了6个月，以观察他的所作所为。6个月后，这项任命毫无争议地通过了。

　　肯尼迪也加强了华尔街温和派的力量，这些温和派欢迎改革，只是不希望改革的步伐迈得太大而严重脱离现实，如宣布做空为非法等。以E.A.皮尔斯为代表的温和派经纪人，把服务“一战”后才进入华尔街的小投资者作为自己的宗旨。皮尔斯在向佩科拉的委员会作证时承认，对股票交易进行一定程度的管制实际上是大家愿意看到的。相比之下，以惠特尼为代表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最保守的力量，则继续维护着大厅交易员和专门经纪人的利益，这些人已经为所欲为几十年了。得益于肯尼迪的支持，温和派集团的力量不断壮大，惠特尼最终在1935年从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的位置上下台了，但他随即又被选入交易所管理委员会，从而保证了他的集团仍然有能力阻挠一些有意义的改革。

　　在罗斯福的领导下，逐渐回暖的经济环境帮助结束了这场“资本罢工”，这其中也有肯尼迪的功劳，华尔街的各种业务又开始兴旺起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罗斯福新政的前几年或多或少地稳步上扬，记录着华尔街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牛市——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股市从20世纪的最低点开始反弹。交易量也在上升，一些公司甚至开始雇用新的员工了。

　　但是，随着美国证监会逐步走上正轨，肯尼迪失去了对它年复一年进行日常管理的兴趣，并于1935年9月辞职，他一共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15个月。他的继任者詹姆斯·兰迪斯，基本上无所作为。第三任主席是威廉·O.道格拉斯，此人之后曾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任职长达30年之久，他倾向于运用此前一直未被发掘的美国证监会的影响力去强迫华尔街改变它的运作方式。但他并不激进，非常注意对资本市场的保护。为了确保做到这一点，道格拉斯认为，交易所必须做到“使任何人无法质疑。为了满足所有投资者的需求，这个巨大的市场不仅需要提供高效的服务，而且还需要保持公平和绝对的诚信——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忘记，这个巨大的市场之所以可以存在并繁荣，有赖于投资者们的厚爱”。

　　交易所必须做到“使任何人无法质疑……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忘记，这个巨大的市场之所以可以存在并繁荣，有赖于投资者们的厚爱”。

　　很自然地，在惠特尼和他的保守集团看来，道格拉斯就是一个现世恶魔。就像在所有牛市里那样，随着华尔街股价和交易量的攀升，要求改革的压力逐渐减退。到了1937年，市场经历了4年不算奇迹般的但还算平稳的增长，如果不是因为股市在这一年秋天突然回调且经济又一次衰退的话，道格拉斯对华尔街的改革可能会艰辛许多。衰退的回归令改革的呼声再次高涨，经济学家们于是用“衰退”（recession）来代表这个新的经济低迷状态，可能是因为他们很愿意看到终于有一个他们能够解决的问题了，并把它和美国此时仍然身处其中的更大的经济“萧条”（depression）相区别。从那时起，经济的低迷状态就一直用“衰退”一词表示，而“萧条”一词则特指20世纪30年代的那一场“经济大萧条”。这轮新的衰退也把惠特尼推到了悬崖边上。

　　***

　　在“黑色星期四”的那次股市大危机中，惠特尼因他的英勇行为成为华尔街最出名的经纪人（虽然他用的是别人的钱来力挽狂澜的）。他对自己当时的表现津津乐道，甚至买下了他当初买入1万股美国钢铁公司股票的那个交易柜台，把它安置在理查德·惠特尼公司的会客室里（现在这个交易台陈列在纽约市博物馆内）。

　　他的公司规模很小，即使按照当时华尔街的标准而言也是如此，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客户——摩根银行。惠特尼的哥哥乔治是摩根公司的合伙人，因此，惠特尼拿到了摩根公司的经纪业务。“摩根银行的经纪商”这个名头给他的公司带来很大声望，但实际上并没有为他带来太多的佣金收入，因为摩根公司在二级市场上只有很小的业务量。

　　尽管这样，惠特尼却过着一种穷奢极欲的生活。他是多个私人俱乐部的会员，在曼哈顿东73大街有一栋豪宅，在新泽西州的远山有一个大农场，他经常在那里猎狐。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每个月的花销至少为5 000美元，而当时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年收入才2 500美元。于是，他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入不敷出。他的经纪公司的收入根本不够维持他这种奢侈的生活方式，为了补差，他恣意从他的哥哥那里借钱，从朋友和同事那里借钱。起初，他很快就还钱，但又会以同样快的速度马上再借。他也在路边交易所（Curb）投资于各种垃圾股票，但就像数目多得惊人的华尔街专业人士一样，当涉及个人理财时，他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笨蛋。投资中最为重要的原则是“该斩仓时要斩仓，见好就要收”，而惠特尼的投资却一亏再亏，直到最后连老本都赔光了。

　　在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惠特尼在华尔街的游戏中还算成功，至少没有陷入什么灾难，但是到了3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到1931年，他的公司实际净资产不足4万美元，这一点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甚至可能连惠特尼本人也不了解，而他的个人债务则高达近200万美元。然而，这丝毫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于是他开始“偷”，从他的合伙人、朋友、客户、俱乐部、兄弟，甚至他的妻子那里“偷”。就像所有的贪污和盗窃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败露一样，惠特尼最终也被戳穿，1937年11月19日，他的世界开始分崩离析了。

　　惠特尼是纽约证券交易所退休基金（New York Stock Exchange's Gratuity Fund）的托管人。虽然叫退休基金这个名字，这个基金实质上是交易所会员为他们的家人设立的一个人寿保险计划。在每个会员去世的时候，这笔基金向该会员的家庭支付2万美元。被提名为这个基金的托管人被认为是一项很高的荣誉，当惠特尼从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职位上离职的时候，他被授予了这项荣誉，但他随后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却是逐步侵吞这笔基金的资产。

　　惠特尼的公司一直是这只基金的经纪公司。在1937年3月，基金理事会决定卖掉市值为22.5万美元的债券，并用销售债券的所得购入新证券。理事会把这些债券交给惠特尼去出售，却没有见到新证券的影子。实际上，惠特尼根本就没有买入任何新证券，因为他已经用那些债券做了他个人贷款的抵押品。到当年11月，惠特尼已经私自从基金中挪用了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证券，而他没有任何偿还能力。

　　基金的会计几次向惠特尼索要这些证券，但都遭到毫不客气的拒绝。最终，他只好在11月19日惠特尼缺席的一次会议上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其他理事，理事们投票要求惠特尼立即交出这些证券，但惠特尼做不到——它们已经像惠特尼所有其他投资一样化为乌有了。

　　实际上，惠特尼的一系列麻烦主要源于1933年。那年，他帮助建立了一家蒸馏酒业公司，生产一种叫作“泽西闪电”的苹果白兰地，满心希望能因《禁酒令》（Prohibition）的即将废止而获得暴利。这家公司的股票以每股15美元的价格上市，借助《禁酒令》即将废止的好消息，所有的酒业股票都在直线上涨。在1933年《禁酒令》实际废止之前，惠特尼的酒业公司股价曾经高达每股45美元。但是，当酒业市场完全放开后，“泽西闪电”却并不怎么成功，股价开始持续下跌。惠特尼又一次没有及时斩仓撤出，甚至还追加了投资。到了1937年，惠特尼和他的经纪公司已持有这家酒业公司13.45万股的股票。此时，这只股票的卖出报价只有每股3.5美元，买入报价更低，而且和卖出报价相差甚远。惠特尼此前用这些股票作抵押借了很多钱，当股票的价格下跌时，他不得不用更多的抵押品来满足追加保证金的要求。当他将自己所有的证券都抵押以后，就开始盗用那些由他保管的证券了。

　　惠特尼现在走投无路，不得不再次求助于他的哥哥乔治。乔治听了他的叙述后，特别是他私自挪用资金的事——那简直无异于在偷寡妇和孤儿们的钱，惊得目瞪口呆。乔治随即通知了托马斯·拉蒙特——摩根银行的执行合伙人，两人经过商议，为了避免一场使整个华尔街声誉严重受损的丑闻，他们决定帮助惠特尼。他们借给惠特尼足够多的钱，让他从市场上买回他挪用的证券，并补回到基金里去。

　　之后，乔治决定让他的兄弟为自己的愚蠢行为付出代价，尽管这来得有点太晚了。他要求惠特尼放弃所有的商业活动，卖掉经纪公司、酒业公司以及名下的所有资产。乔治希望用变卖这些资产所得的钱将惠特尼的债务还清，余下的钱加上惠特尼妻子的财产还能让他体面地生活。当然，乔治·惠特尼和托马斯·拉蒙特此时还不知道理查德·惠特尼还曾从他妻子的信托基金中挪用过资金。从严格意义上说，乔治和拉蒙特没有将惠特尼所供认的罪行报告给有关当局，这实际上属于“包庇”，本身也是一项重罪，但是这种情况很少有人追究，尤其是如果当事者只是为了帮助自己的亲戚，而没有从中为自己牟利的话。在这个案子里更是如此，乔治不仅没有为自己谋利，还不得不又一次拿出数百万美元——此前他已经为他弟弟支付过数百万美元，而那些钱早已全部付之东流了。实际上惠特尼的哥哥和妻子最终赔偿了他所偷的每一分钱，尽管没有任何法律要求他们这么做。

　　但是，无论是惠特尼的经纪公司还是酒业公司，都找不到买家，而惠特尼却依然花钱如流水，个人开支丝毫没有减少。尽管明知自己还不起，他还是不断向朋友和一些熟人借短期贷款，通常是10万美元。由于他特殊的地位和声望，惠特尼在借钱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不过，一向高效的华尔街流言市场已经开始偷偷议论起惠特尼了，到2月，有关惠特尼和他的公司遇到了大麻烦的传言已经沸沸扬扬。这个时候，美国证监会正好在向所有经纪公司寄送一份有关公司财务状况的调查问卷。尽管按照正常时间，惠特尼应该至少在5月份之后才会接到这份问卷，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商业行为委员会（Committee on Business Conduct）主席豪兰·S.戴维斯决定立刻给惠特尼发一份。

　　当这份问卷在一个月后（比截止日期晚了一个星期）交回来的时候，交易所的督察人员立刻发现问卷上的回答缺乏真实性，于是他们向惠特尼的公司派遣了审计员。审计员们很快查出惠特尼盗用他客户账户上的资产，而他的公司实际上已经破产。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管理层都知道了这件事，惠特尼仍然认为交易所和它的一班保守派会帮他摆脱困境。他向他的继任者查尔斯·盖伊说：“我是理查德·惠特尼，对数以百万计的人来说，我就代表交易所。交易所承担不起让我破产的名誉损失。”

　　如果在过去，这很有可能是对的。但现在，美国证监会正在稳步加强对华尔街的监管。盖伊意识到交易所此时承担不起不让惠特尼破产的责任。

　　1938年3月7日，星期一的早晨，华尔街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理查德·惠特尼和他的公司破产了，所以这天早上10点5分，当交易所大厅里的钟声响起，盖伊总裁走上主席台宣布交易中止，向大家简单通报了惠特尼公司因无力偿还债务而被停止经营的事实时，人们并不惊讶。但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停止运营的真正原因：（惠特尼的）行为完全背离了公平和公正交易的原则。换句话说，理查德·惠特尼——这个来自格罗顿的老小子，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前任总裁，摩根银行的经纪人，华尔街地位的坚定守护者，竟然是个大骗子。

　　盖伊的话音刚落，大厅里一片死寂，很快，经纪人们回过神来，大厅里立刻又变得一片喧嚣。当交易重新开始时，股市直线下跌，但当天下午所有交易几乎都中止了，因为经纪人们都聚集在饭店和酒吧里讨论所发生的一切。左翼的《国家》（Nation）杂志可能最准确地表达了对这件事的反应，它幸灾乐祸地写道：“即使J.P.摩根被抓住偷拿神圣的圣约翰大教堂里的金银餐具，都不会比这件事更令华尔街感到难堪。”

　　监守自盗：从惠特尼到麦道夫的庞氏骗局

　　庞氏骗局（Ponzi Scheme）是人类历史上最常见的金融欺诈，几乎遍布五大洲，层出不穷。这种骗局得名于意大利裔美国人查尔斯·庞齐在1920年的欺诈行为，其主要特点是用新投资者的资金作为投资回报付给老客户，以维系“投资不败”的谎言。

　　纽交所前总裁惠特尼以及时隔70年后的纳斯达克前主席伯纳德·麦道夫，都因为一手编织的“庞氏骗局”被揭穿而锒铛入狱。最为恶劣的是，这两位都曾经是交易所头号人物，却利用在一线监管生涯中赢得的声誉和人脉行骗。麦道夫骗局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曝光，涉案500亿美元，上当受骗的不仅是个人投资者，也有投资银行、对冲基金、慈善基金等大量机构投资者。（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甚至富兰克林·罗斯福——本质上他仍然有根深蒂固的东部贵族的心态，尽管他政治上走亲民路线——都被这个“刚刚暴露的骇人听闻的罪恶行径”惊得目瞪口呆。“不，他不可能那么干！”当他的助手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大叫一声，“迪克·惠特尼——迪克·惠特尼，我不信。”

　　事已至此，接下来的一切进展得相当迅速。3月10日，惠特尼被指控盗用他岳父为他妻子设立的一个信托基金的资金。地方检察官托马斯·杜威怀着他即便竭尽全力也无法隐藏的政治野心，亲自逮捕了理查德·惠特尼。3月15日，（被保释后的）惠特尼再次被逮捕，这次是因为他从纽约游艇俱乐部盗用了15.3万美元的款项，而他是该俱乐部的财务主管。惠特尼对两项指控都供认不讳，并承认：“没有一个我的公司合伙人（因该公司的倒闭，这些人也都破产了），没有一个我的公司同事，或任何和我有关系的人涉嫌上述罪行。事实上，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除了我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人该对这一切承担任何责任。”3月17日，他被赶出了纽约证券交易所，3月25日，他申请了个人破产，4月8日，美国证监会对他的听证会开始了。

　　历史上曾经的庞氏骗局

　　• 1899年，美国纽约，100万美元，10%周回报率

　　• 1970—1984年，葡萄牙，8 500万欧元，10%月回报率

　　• 1987年，美国密歇根州，损失5 000万美元，被证交所中止

　　• 20世纪8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2亿美元，损失8 000万美元

　　• 1991—1994年，罗马尼亚，10亿美元，32%月回报率

　　•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15亿美元

　　• 1994年年末，德国&瑞士，71%年回报率，损失11亿美元

　　• 1993—1997年，美国佛罗里达，100%总回报率，损失5亿美元

　　• 1997年，阿尔巴尼亚，8%月回报率，损失12亿美元

　　• 2000年，美国好莱坞，6亿美元

　　• 2000年，美国俄亥俄州，2 600万美元

　　• 2003年，美国佛罗里达州，10亿美元

　　• 2003年年末，加拿大渥太华&美国加利福利亚&俄克拉荷马州，800万美元

　　• 2005年末，美国洛杉矶，损失9.4亿美元

　　• 20世纪80年代—2002年，哥斯达黎加，4亿美元，3%月回报率

　　• 2001年，海地，2.4亿美元，15%回报率

　　• 2006年10月，悉尼，4 900万美元

　　• 2006年2月，圣迭哥，2 400万美元，6%月回报率

　　• 2007年4月，巴基斯坦，10亿美元，100%月回报率

　　• 2007年5月，美国佛罗里达州，8 000万美元

　　• 2007年6月，美国，5亿美元，被判300个月的监禁

　　• 2007年8月，菲律宾，5 000万美元

　　• 2008年1月，菲律宾，2.5亿美元

　　• 2008年12月，美国，500亿美元

　　• 2009年1月，印度，10亿美元

　　• 2009年1月，英国，8 000万英镑

　　• 2009年2月，伦敦，4 000万英镑

　　• 2009年2月，拉丁美洲，80亿美元

　　（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然而，尽管发生了这一切，惠特尼似乎仍然对他将要承担的罪责没有太多概念。在听证会上，当听证官格哈德·格塞尔（他后来成了著名的联邦法官）问他：“惠特尼先生，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意识到你破产了？”

　　“我没有破产。”惠特尼平静地回答。

　　“你是什么意思？”格塞尔很震惊地问——其震惊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我仍然可以从我的朋友那里借到钱。”惠特尼回答说。

　　对破产的奇特理解不过是他可悲的臆想而已。在同一个听证会上，当小摩根被问及：“你认识理查德·惠特尼吗？”

　　“曾经认识。”他冷冷地回答。对华尔街来说，理查德·惠特尼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4月11日，惠特尼被处以5～10年的监禁，并立刻被送进了监狱。惠特尼在“坟墓”监狱度过了一夜，第二天被转送到兴格监狱。当他经过中央火车站时，那里聚集了6 000多人围观，人们看到他手腕上的手铐代替了昔日的金表链。他同两个勒索犯、一个抢劫犯和一个强奸犯一起被押上了火车。在监狱里，他被关在一个单人小房间里，脱下西装，换上囚服，被分配了一份打扫卫生的工作。那天晚上，他的晚餐是烤利马豆、煮土豆、茶、面包和玉米布丁。

　　与此同时，在华尔街上，惠特尼的丑闻彻底打破了原先的力量均势。道格拉斯和美国证监会迅速抓住了这个保守集团土崩瓦解的好时机。很快，纽约证券交易所就有了一部新的章程，旨在加强交易所的公共职责，使它不再仅仅是为交易所会员的利益服务。交易所的总裁成为一名拿薪水的雇员，而不再是交易所的会员。交易所将对会员公司进行更频繁和详细的审核。如果一家经纪公司开办公众业务，它就被禁止为自己开设保证金账户。从那时起，保证金的比例要求将由美国证监会决定，而不再由纽约证券交易所设定，而保证金要求是抑制投机和防止股市再次出现1929年那样的泡沫的一项有力手段。

　　会员公司的债务被限定在其运营资本的15倍以内，其中非抵押贷款必须报告纽约证券交易所。经纪业务与承销业务必须分离，而客户的账户也必须与公司自营账户分开。为了防止卖空投机和股市恐慌时打压市场，卖空单只有在股价上升时，也就是说卖空股票的价格高于上一个成交价时，才被认定有效。

　　当然，这些改革无论如何都会到来，只是迟早的事情，但是理查德·惠特尼的丑闻使得改革提前到来。从这一点上讲，华尔街可能还要感谢这个华尔街最著名的罪犯。理查德·惠特尼的丑闻案使这些改革更容易取得成功，而这些改革的成功又为战后将要在华尔街上演的一次真正的大繁荣奠定了基础——那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繁荣，一次影响深远的繁荣，一次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大牛市最疯狂的年代中，人们做梦也想象不到的繁荣。

　　理查德·惠特尼的丑闻案使这些改革更容易取得成功，而这些改革的成功又为战后将要在华尔街上演的一次真正的大繁荣奠定了基础——那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繁荣，一次影响深远的繁荣，一次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大牛市最疯狂的年代中，人们做梦也想象不到的繁荣。

　　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

　　续表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