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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大国角力：中美关系的冷与热

　　外交战线的老领导钱其琛副总理讲过，世界上很少有两国的关系像中美关系这样动荡不断、起伏不定。

　　中美关系历来不平静。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一直充满着斗争，但也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保持向前发展，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双方政治、意识形态上存在尖锐的分歧，但30多年来中美关系又总能保持向前发展。现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合的程度为世界罕见。

　　中美关系呈现出“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的特点。美国人对我们是两面：既要合作，也要遏制；我们则是两手：愿意合作，也需要合作，但如果你对我不客气，我对你也不客气。

　　总统就职仪式上的小插曲

　　在我近40年的外交生涯中，一多半时间是参与处理对美事务，亲眼见证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发展进程。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联合公报时，我正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工作。

　　1979年1月1日，中美终于结束了两国关系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然而建交后不久，各种问题和矛盾就接踵而来。

　　早在1979年中美刚刚建交、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不久，也就是时任大使柴泽民向卡特总统递交国书后第12天，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多处违反中美建交协议的关于“美台关系”的立法议案。为此，柴泽民在任期内曾向卡特、里根两届政府进行了数十次交涉。当时我是中国驻美大使馆随员，每次均随同前往，协助柴大使与美方进行交锋。

　　1980年，中美建交刚满一年，美国政府面临换届。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为了赢得选票，里根公开表示，如当选总统，他将与台湾互设所谓的“官方联络处”，恢复“官方关系”。里根在当选之后，很快便发出请帖，邀请台湾当局派团参加自己即将举行的总统就职典礼。这一举动显然违背了中美联合公报的精神，中美关系面临着严峻挑战。

　　柴泽民大使就此问题向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提出严正交涉。

　　里根总统的就职典礼非常隆重，可是美方邀请了当时台湾当局的代表。名单事先公开了，我们从中发现美方邀请了台湾“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人答应同台湾“断交、撤军、废约”后中美才实现建交，现美方居然同时又邀请台湾的官方人士来出席就职典礼，这显然是严重违反双方建交公报的。

　　柴泽民大使奉国内指示，向美国白宫、国务院提出交涉。国务院说：总统就职典礼不归我们管，你找白宫吧。白宫说：这也不归我们管，这事归国会管，你找国会吧。柴大使最后向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提出交涉。柴大使说：如果台湾的代表出席就职典礼，我坚决反对并拒绝出席。

　　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霍尔布鲁克助理国务卿不敢怠慢，迅速将情况上报有关部门。几个小时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大使柴泽民阁下，已受到美国官方邀请，代表中国出席新总统的就职典礼。任何来自台湾的人士出席典礼，将只能以私人名义参加，没有官方代表的资格。

　　蒋彦士得知这一消息，称病住院了。

　　虽说存在摩擦和分歧，但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时期，可以说是“二战”后中美关系的最好时期。当时为了共同应对苏联的战争威胁，中美进行了实质性的军事合作，美国为此甚至向中国出口了黑鹰攻击型直升机，也在质量和数量上减少了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然而自1989年起，美国不但停止对华出口武器，对华实行全面武器禁运，还一再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历任总统的对华政策都是双轨政策，即经济上与中国合作，安全上防范、围堵中国。

　　建交30多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经曲折和波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方在“互不干涉内政”这个原则问题上屡屡践踏中国的核心利益和关切，屡屡破坏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所确立的基本原则。

　　在我看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已经形成一种规律，但凡美方尚能注意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各项共识时，中美关系就稳定，中美合作就顺利；每当美方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候，中美关系就一定会面临大麻烦。这种规律性现象，在中美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新时期，尤为值得反思和总结。

　　售台武器问题何时了

　　我在外交生涯中，曾五次赴美任职。

　　从驻美大使馆随员、三秘，到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副总领事、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再到驻美国大使馆公使、驻美大使，我常驻美国16年，跟美国仿佛结下了不解之缘。

　　出使美国5年，所到各处，公众常问我中美关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我无一例外地回答说是台湾问题，特别是美国坚持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问题。

　　可以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具爆炸性和最敏感的问题，也是最需要双方处理好的问题。而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是中美建交谈判遗留的一个问题。

　　妥协与承诺

　　1978年，卡特政府出于美国全球战略需要，决定同中国建交，在台湾问题上接受了中国提出的同台湾“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断交”很明确就是要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撤军”就是把原来驻在台湾的军队撤回去；“废约”就是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但在如何处理售台武器问题上，美国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使它做不到完全停止售台武器，卡特政府只同意停售一年，双方未达成一致。当时，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要对外开放，就必须考虑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打开关系，中美建交进程不能因为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而继续延迟，不能因此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进程。这个问题最后被留待两国建交后继续谈判解决。

　　事实证明，邓小平同志当时的决策是富有远见和完全正确的。卡特是一任总统，1980年11月当选为总统的里根是美国共和党内有名的保守派，对华态度素以反共亲台而出名。竞选期间里根曾表示，如当选，将提升“美台关系”和向台湾增售武器，还扬言要允许台湾在美国开设具有官方性质的“联络处”，遭到中国强烈反对。记得当时《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进行批驳，指出：如果里根的言论付诸实施，那就意味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原则完全被破坏，势必导致双方关系严重倒退。在此情况下，里根不得不派竞选伙伴老布什访华修补与中国的关系。

　　里根上台后，中美之间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多次交锋。在中方的压力下，1981年12月4日，中美双方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在北京开始谈判。中方要求美方承诺限期停售，并反对美国把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与美国停止售台武器挂钩。美方则不同意这样做，致使谈判陷入僵局。

　　出于对付当时苏联对外扩张的需要，为打破谈判僵局，美方派时任副总统老布什访华。1982年5月8日，邓小平会见老布什。邓小平着重谈了台湾问题，他说，中美两国关系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发展，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是阻碍发展中美关系的一个关键问题，美国售台武器是检验中美关系稳固性的标准，美国对此应采取明智的立场。具体地说，美方要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至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

　　老布什访华后，美方内部反复讨论和争论，国务卿黑格与里根的矛盾日益加剧。黑格倾向于同意对台军售定出终止日期，以换取中美关系在各方面均能改善。里根断然拒绝，导致黑格于1982年6月25日辞职。经过一个月的考虑，里根写信给邓小平，在信中里根表示，要他承诺限期停售极其困难，但美国政府不谋求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也不会无限期地向台湾出售武器。美方据此修改了其公报草案，写入里根保证的“不谋求”和“不会无限期”两句。

　　在此情况下，双方经过艰难谈判，终于同意公报应以某种方式写明：“互相尊重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售台武器问题不应与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直接挂钩；公报至少应包括“逐步减少”和“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等方面达成一致或妥协。公报经两国政府批准后于1982年8月17日同时公布生效。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美方并未履行公报协议，而是不断违反《八一七公报》的明文规定。甚至在《八一七公报》公布生效前，美方就向台湾当局做了6点保证：

　　1.美国不会同意设定期限停止对台湾的武器出售；

　　2.美国不会同意就售台武器问题和中国进行事先磋商；

　　3.美国不会同意在北京和台北之间扮演调停者角色；

　　4.美国不会重新修订《与台湾关系法》；

　　5.美国并未改变其对台湾主权问题的立场；

　　6.美国不会对台施加压力，迫使其与中国谈判。

　　《八一七公报》发表后，在美国反共亲台势力压力下，美国国务院负责具体谈判的有关官员或被外放，或被逐出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被外放到印度尼西亚当大使，负责对华事务的东亚司助理国务卿帮办沙利文和中国处处长罗普先后离开国务院。《八一七公报》在美国内部引起的轩然大波由此可见一斑。

　　回过头来看，《八一七公报》的重要性至今没有过时，其历史意义在于，它与1972年的中美《上海公报》和1978年的《中美建交公报》共同构成了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和政治基础，对确保1982年以来两国关系相对平稳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为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它虽未达到中国要求美国“限期停售”的目标，但使美国售台武器受到了限制。迄今为止，美国历届总统都承诺要履行三个公报的原则，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这就使中国在法律、道义上掌握了主动，有权要求美国遵守公报的各项原则。毫无疑问，我们应继续坚持维护三个公报的原则。

　　交锋与谈判

　　多年来，围绕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中美之间一直是既激烈交锋，又继续谋求谈判解决。

　　《八一七公报》签署后，美国一度在对台军售问题上比较谨慎，在1982年至1991年近10年里，美国宣布的售台武器项目总价值约23.64亿美元，没有大规模、高性能武器的军售。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同时中国国内发生政治风波，美国对中国实施制裁，中美关系一度起伏不定，波折不断。

　　1992年，老布什政府公然售台价值达60亿美元的150架F-16A/B先进战斗机。中国与美国进行了坚决斗争。此后双方围绕售台武器的较量始终没有停止。特别是李登辉访美引发1995年、1996年“台海危机”后，美国加大对台售武，并辩称美国落实《八一七公报》的前提是台湾问题存在和平解决的前景。1993年至2000年这8年间，美国公开宣布的售台武器金额约83亿美元。

　　到了小布什执政时期，中国与美国在此问题上进行了三次大的交锋。

　　第一次是2001年。当时我刚从驻澳大利亚大使任上回国出任负责美洲、大洋洲事务的外交部部长助理。小布什执政伊始，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加之南海中国专属经济区上覆空域发生中美“撞机”事件，美国宣布“一揽子”对台军售计划，包括4艘“基德级”驱逐舰、8艘柴电动力潜艇、12架“P-3C”反潜机、12架“海龙”扫雷直升机、54枚鱼雷、44枚“鱼叉”反舰导弹等。由于中国强烈反对以及台湾拿不出预算等原因，这些项目未能落实。

　　第二次是2004年。台将未落实的“P-3C”反潜机、潜艇以及2002年美国同意售台的“爱国者-3”反导系统整合为“三合一”军售预算案，其中柴电动力潜艇因美国自身已不生产，其他国家又不愿为台生产，而改为“可行性评估”。在中国斗争下，该案被数次迟滞，最后不得不采取拆分处理，12架“P-3C”反潜机于2007年9月宣布售台。

　　第三次是2008年。小布什政府原拟在执政末期售台120多亿美元的“一揽子”武器项目，包括60架黑鹰直升机、30架“阿帕奇”直升机、4架E-2T预警机升级设备、7套“爱国者-3”反导系统及330枚“爱国者-3”导弹、32枚“鱼叉”反舰导弹、182枚“小牛”防空导弹，还有部分战斗机零部件。在中国强烈反对下，美国政府删除了60架黑鹰直升机、3套“爱国者-3”反导系统以及潜艇可行性评估等项目，最后于2008年10月3日宣布售台30架“阿帕奇”直升机、4套“爱国者-3”反导系统（含一套训练系统）等武器项目，金额减至64亿多美元。

　　奥巴马上台后，在其执政第一年，奥巴马政府内外施政重点均围绕应对从欧美蔓延至全世界的金融危机而展开，且奥巴马已提出要于2009年年内实现访华，为确保中美关系不出岔子，美国未宣布新的对台军售项目，中美关系平稳过渡，因小布什政府对台售武而中断的两军交流逐步恢复。

　　但在美国国内亲台势力和军工企业游说压力下，并为显示对台湾马英九当局的支持，奥巴马政府于2010年1月29日宣布售台小布什政府2008年取消的60架黑鹰直升机、2套“爱国者-3”反导系统以及2艘“鱼鹰级”扫雷艇、12枚“鱼叉”反舰导弹、指管通情系统等，总价值为63.92亿美元，但未包括台一心想要的F-16 C/D战斗机和潜艇可行性评估。

　　在我任驻美国大使期间，中国找美方说理或向美方提出交涉次数最多的问题，一直是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围绕2008年以及2010年中美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两次交锋，驻美国使馆无论在事前还是在事后都配合国内对美国各界做了大量工作。中国除了直接做白宫、国务院有关官员的工作，还约谈相关国会议员和企业界人士，推动他们呼吁迟滞、减少或取消有关对台军售。我也利用外出演讲机会，直接做美国公众的工作。

　　在对美国售台武器进行口诛笔伐的同时，中国还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2008年10月，美国宣布售台价值64.63亿美元的武器后，中国即取消了若干起两军高层互访，并取消了海军军舰的互访。中国还无限期推迟双方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谈判，并拒绝参加由美国安排的伊朗核问题六国（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德国）电话会议。2010年1月，美国宣布售台总价值达63.92亿美元的武器项目后，中国推迟了两军部分交往项目，推迟中美副外长级战略安全、军控与防扩散等磋商。中国还表示，中美在有关重要国际与地区问题上的合作将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中国也将对参与售台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相关制裁。

　　自我1978年年末奉调赴驻美国使馆工作至今，曾无数次参加研究、讨论、处理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我认为，“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何时了”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中美关系将永无宁日。同时我也感到，目前尚不具备美国同意完全停止对台军售的条件，比较现实的对策还是按邓小平同志当年所说，要求美国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至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

　　目前的问题是《八一七公报》发表生效已30多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已取得诸多进展，而美国迄今仍未拿出一个停止售台武器的时间表，中国政府和公众对此感到义愤填膺是完全应该的。在对台售武问题上，美方是时候给中国人民一个交代了。美方近来同意在双方战略安全对话框架内同中国商谈售台武器问题，希望美方尽快将此承诺落到实处。

　　撞机事件背后的美式霸权

　　2001年，我从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的位置上调回，担任外交部主管美国事务的部长助理。回国刚上任一个月，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是年4月1日，美国的一架海军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中方两架军用飞机对其进行跟踪监视。北京时间上午9时7分，当中方飞机在海南岛东南104公里处正常飞行时，美机突然转向中方飞机，与中方一架飞机相撞，致使中方飞机坠毁，飞行员王伟跳伞下落不明，后确认死亡。事件发生后，美机未经中方允许，进入中国领空，并于9时33分降落在海南岛陵水机场。

　　发生这样的撞机事件，责任完全在美方。但之后美方未与中方沟通，就单方面宣布是中国飞机撞伤了美国飞机，要求中方立即归还美国间谍飞机和机组人员，甚至无理地要求中方同意他们把飞机修好飞回美国。

　　当时正值江泽民主席出访前夕，事件发生后江主席做出指示：你道歉，我放人。

　　这六个字非常清楚。我们当时的任务，就是要美国人道歉。

　　斗争的焦点

　　发生中美撞机事件的当晚，我即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就此事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刚开始美方态度强硬，拒绝向中方道歉，我据理力争，毫不妥协。那是我与普理赫的第一次见面。

　　刚开始，我们在所有问题上的立场完全不同。普理赫声称，他不能同意中方关于撞机事件责任在美方的说法。对于中方坠毁的飞机和失踪的飞行员，美方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遗憾”。美方虽表示愿协助中方搜救，但更多的是一味要求中方尽快释放美军机组人员，并归还美国侦察机。

　　这显然是美方的狡辩，我当即予以驳斥并拒绝了普理赫的要求。我随后又与普理赫进行了两轮磋商，要求美方对道歉做进一步修改。

　　普理赫表示，在此之前他与国务卿鲍威尔有过沟通。他们意识到，当华盛顿星期一早上太阳升起时，撞机事件将会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

　　我说，首先要分清是非和责任，美国的军机飞到中国海南岛附近进行侦察，是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美方必须向中方做出解释。我们的飞行员已经牺牲，而美方飞机安全降落，机组人员安全无恙，美方必须向中方表示道歉。

　　当时斗争的焦点就是要美国人道歉，为此展开了拉锯式的谈判。美方不断地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放人。

　　谈判的难点

　　当时的难点在于，如何一方面按照江主席的指示迫使美国人道歉，另一方面找到美国人能够接受的道歉措辞。

　　与此同时，中美关系的气氛迅速恶化，国内各地很多群众对美方拒不道歉非常气愤，而不少美国公众则不明真相，支持美国政府要求我方放人。不少美国百姓自发在家门外挂起了红丝带，表示希望美方机组早日平安归来。

　　更为严重的是双方的接触出现困难，中方驻美机构约见美方时，美方人员拒而不见。

　　有句老话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撞机事件给美国公众增添了不少对中国的偏见。

　　对于美国人来讲，当时很难走出道歉这一步。多亏了当时的国务卿鲍威尔，鲍威尔是越战老兵，深知军事必须服从政治，他任国务卿时支持率曾高达80%。鲍威尔从美国的战略全局利益考虑，主张妥善解决撞机事件。

　　在我们坚持下，小布什政府发来了一份由鲍威尔国务卿签署的确认文件，授权普理赫大使代表美国政府全权处理有关谈判事宜。

　　在鲍威尔的主导下，美方逐步接受中方的要求。美方第一稿的表述是：美方对此事件，向王伟的家属，向王伟的战友表示歉意。我们要求增加向中国人民表示歉意，美方斟酌后接受了。另一个难点是道歉如何表述，英文的“sorry”确有致歉的意思，但我们认为光是“sorry”还不够，应该是深表歉意，也就是“very sorry”。

　　7天后，美方向外交部递交了道歉信第五稿。在这一稿中，道歉信致歉的语气明显加重，相关表述都改用“very sorry”（深表歉意）的措辞。

　　拆运军机

　　中美双方好不容易在最关键的道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接着美方又给中方出了一个难题：美方军机如何返还。

　　关于军机返还问题，美方换为军方主导。这些军人一上来就摆出颐指气使的架势，甚至妄言，以前美国飞机也曾迫降在外国，有关国家均迅速地将飞机还给美国，不仅如此，还为美国飞机加满燃油。

　　我们则坚持美军侦察机不能修复后整机飞回美国，我和普理赫大使就此进行了多轮非正式磋商。

　　美国人说，这架飞机修一修，还能飞回去。我们则坚持这架飞机不能飞回去。美军侦察机到中国沿海抵近侦察，威胁了我安全，侵犯了我主权，理所当然不能允许它飞回去。

　　最后的处理办法是把它拆掉。

　　最终，美方从俄罗斯航空公司租用了一架安-124型远程重型民用运输机，派专人并用专门的设备来拆解飞机。先是把飞机机身完整地运回去，然后运机翼，之后运尾翼，前后飞了十几个航次。

　　为时6天的中美撞机事件最终以美方向中国表示歉意而宣告结束。我前后与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谈判了9次，其中有一天谈了3次。海量的艰苦交涉换来的是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

　　谈判的过程是维护国家利益的过程。谈判取得成功一靠掌握大量事实，二靠善于沟通。谈判的目的是让对方了解你的立场，理解你陈述的理由。谈判的挑战在于说服对方接受你的想法，哪怕是部分地接受。谈判的过程也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过程。

　　中美撞机事件表面上看是一起偶然事件，根子是美国长期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对中国进行电子侦听。撞机事件的发生，反映了当时美国小布什政府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其对华政策的霸权主义一面有所上升。

　　2001年1月20日，小布什就任美国第54届总统。他一上台就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做了调整。小布什放弃了克林顿时期关于建立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立场，小布什在竞选过程中就将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他公开表示，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太过软弱，对中国应当更加强硬。

　　在这种思维指导下，撞机事件过去仅仅一个多月，中美之间又发生了陈水扁“过境”美国事件。5月23日，我紧急约见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马林，奉命就美国政府允许陈水扁“过境”美国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小布什直到第二任期开始，由于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才有所改变，认为两国应该发展全面的建设性合作关系。

　　从“跨越太平洋的握手”迈向“跨越太平洋的合作”

　　2009年，奥巴马就任总统后第一次访问中国，我全程陪同。他此前对中美关系参与不多，对中国并不了解，也没有来过中国。他提出想去长城。那个时候天气还很冷，但奥巴马兴致很高，身体也很好，在长城上走了很久。长城上有很多中外记者在照相，奥巴马邀请我和他一起留影。

　　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之后，美对亚太，特别是对中国，制定了新的战略。

　　奥巴马政府提出要重返亚太，最开始的说法是“转向”，后来改为“重返”，再后来调整为“再平衡”。万变不离其宗，矛头是对着中国的。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双方协调合作远多于摩擦冲突。回顾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中美关系虽时有曲折、起伏，但总体上是在不断往前走。

　　习近平主席曾向奥巴马总统表示：中美联系紧密，利益交融，但是希望美方能够客观地看待中国的核心利益和发展利益，能够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发展阶段。

　　当务之急是，美方要同中方一起扩大互信，增加合作，管控分歧。就中美关系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而言，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美方应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并真正拿出行动来。只有这样，双方才能建立互相信任、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才能走出一条发展面向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不打领带的外交

　　2013年6月7日至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此次会晤是两国政府换届后中美元首第一次面对面接触和交流，具有里程碑意义。

　　安纳伯格庄园在洛杉矶附近，是个私人庄园，听说很漂亮。说到“庄园外交”，这在西方国家领导人之间较为常见，关系好的国家利用它加深友谊，关系紧张的国家利用它缓和矛盾。

　　西方国家领导人常利用假期待客，并将其扩展为一种超越国事访问的礼遇。从小罗斯福到奥巴马，邀请别国政要在休闲、度假中寻找共识，几乎成为美国外交规格最高的一种形式。

　　2002年10月25日，小布什亲自驾驶皮卡车，在自家的克劳福德农场接待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夫人，并为他们举行了西部风味的烤肉午餐。当天，小布什穿着西服，但没有打领带，江泽民则身穿夹克衫。江泽民主席与小布什总统在湖上泛舟一小时，除了翻译没带任何随从。有媒体称，“这是这次中美高峰会晤最重要的一小时”。

　　这样的领导人之间的私人会晤很多，成效有时比正式访问还要好。1978年9月，时任美国总统卡特与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戴维营进行了为期12天的三方庄园密谈。一开始，埃以双方在会谈中发生激烈争执，但最终双方达成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戴维营协议》，由此打开了中东和平之门。

　　在安纳伯格，中美两国领导人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这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为什么这么说呢？奥巴马入主白宫以后，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定位有创新，也有发展。

　　2009年，奥巴马同胡锦涛主席在伦敦G20峰会期间有一次会面。当时双方达成共识，中美要发展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到了2009年年底奥巴马访问中国时，这一定位进一步调整为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2011年胡主席访美，这个定位又进一步调整为发展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

　　习主席就任后，中美双方的互动非常频繁。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是一系列互动的高潮，水到渠成。双方在比较轻松的气氛中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就双边关系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因为不是正式访问，礼仪上没有那么多的环节，因此双方谈得更加深入。

　　会晤中，双方达成共识，中美要发展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是在之前历次中美关系定位的基础上达成的新共识，为中美关系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方法比问题多

　　从中美关系历史来看，高访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中美关系历来是在高访推动下，不断克服存在的问题，同时不断地就双方合作达成新的共识，积少成多，步步前行。

　　习近平主席在安纳伯格庄园同奥巴马会晤时，开宗明义地指出：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中美关系发展规划蓝图，开展“跨越太平洋的合作”。这是继1972年中美两国领导人实现“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之后，中国最高领导层所采取的又一项影响深远的历史性、战略性重大外交举措。

　　1972年，当全球性冷战几乎达到危险的临界点、中国国内深陷“文革”动乱、美国国内以反共为特征的保守主义盛行的时期，中美两国领导人以举世震惊的政治勇气和战略智慧，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由此，两国不仅开启了中美关系的历史新篇章，为中美两国人民带来福祉，而且牵动整个世界格局为之改观，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战略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1年后，当中美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时，当世界上许多战略家和历史学家开始日益关注迅速崛起的中国同超级大国美国，是否将重蹈历史上“新兴大国”同“守成大国”陷入战略对抗覆辙的时候，中美两国元首通过这次形式创新、内容务实的庄园会晤，共同确立了两国开展双赢合作、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这开启了中美关系又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机遇期，并给整个世界今后几十年的和平与发展，增添了重要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此次两国元首会晤，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了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共识，并为今后中美如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规划了发展蓝图。

　　对于新形势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有利条件以及路径，习主席进行了深刻阐述。奥巴马表示完全赞同习主席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所做的总结概括，并进一步明确表示，美国希望同中国保持强有力的合作，做平等的伙伴。两国元首还专门探讨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建立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问题。这充分展现了中美两国元首为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回避矛盾、真诚寻求双赢合作、共同管控分歧的务实态度。

　　从这次庄园会晤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看，中美两国将在不搞对抗、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跨越太平洋的双赢合作，并努力构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新型的大国关系，这将成为今后中美关系发展的基调和主轴。

　　中国无意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

　　习近平主席2015年9月访美，是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展开的一次国事访问。

　　什么节点呢？就是美国日益担心崛起的中国，想要取代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而中国的发展势头，也的确显示出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很有可能在综合国力上全面超越美国这个最大的发达国家。

　　在2000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1/8，但是到2014年年底，中国的GDP已经达到美国的60%以上，而且这种差距的缩小正在加速进行，以至于各主要国际机构纷纷预测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只是个时间问题。更重要的是，在21世纪过去的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先后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最大贸易国、最大制造业国，人民币也呈现出成为世界主要货币之一的势头。

　　国强必霸？

　　针对这一趋势和美国的战略忧虑，习主席在2015年“九三阅兵”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发展战略的“三不”原则，即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2015年7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也在美国主流媒体发表一篇署名文章，明确指出，中国无意取代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即便如此，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猜疑乃至遏制心态依旧。为什么呢？这就涉及现在人们已经熟知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理论。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到现在的2000多年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国际关系史，都反复演示了一个规律，就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迟早要陷入战略竞争、战略对抗，最后陷入战争。从2000多年前的修昔底德，到后来各种流派的史学家、理论家、政治家，都运用不同的方法论，来分析研究论证这种规律，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列宁，也专门写过一本题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经典著作，指出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必然导致新、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夺和战争。

　　而这种新兴大国和原有大国，或者叫守成大国之间，英文叫“rising power”和“established power”之间的竞争导致战争的研究，在美国就从未间断过。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经过大量历史比较研究，近年来多次发表论文，对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16对大国竞争的案例进行了分析，在这16个案例中，有12个最后都走向了战争。

　　可以说，“国强必霸”已经成了美国人思维中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美国的政治家、战略家们都承认，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强大的中国，最后必然挑战美国。这是当前中美关系中美方存在的一个带有根本性和战略性的消极因素。

　　而且，美国对待中国的这种成见，还有一个广为传播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定律做基础，这就是“能力决定意图”，英文叫作“capability drives intention”。

　　美国人或者说西方人总是按这个逻辑在观察、考量自己的对手国家。在他们看来，国力的变化必然驱动国家意图的变化。国家如此，个人也是如此。打个比方，当你有100元资金时，你追求的目标仅仅是温饱；当你的资金达到100万元时，你的意图就是要建立企业、开拓市场了；而当你握有100亿元时，你的雄心壮志就是要占领国际市场、成立跨国公司了。

　　针对美国人爱用的这个逻辑，1974年，邓小平去美国出席联合国特别大会并发表演讲，郑重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即便今后强大了，也不称霸”。现在习主席不仅重申了邓小平当年的表态，而且进一步加上了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表态更加坚定、明确，更具有针对性。希望美国人能听进去，真正致力于同中国一起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世界的多极化和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美国人应顺应这个潮流自我调整。倘若美国继续陷入对中国的战略猜疑，继续对抗多极化和全球化，美国终将自外于世界。

　　中国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要解决的自身发展问题太多了。对于中国这个人口大国来说，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中国得以繁荣、稳定的永恒主题。

　　行动比承诺更重要

　　2015年习主席访美的行程和各项活动，正是准确地针对美国人对中国的种种疑虑而精心设计和安排的。

　　访问的第一站不是开门见山地去美国首都进行元首会晤，而是选择极具代表性的西雅图市开展公共外交，特别是在那里发表访美的第一篇演讲。习主席在演讲中引用具体而生动的事例和故事，集中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中国的国力无论发展到什么水平，中国政府永远都要把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放在第一位，永远都要把有限的能力和资源，优先用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

　　这种间接的阐述，实际上就直接反驳了所谓“能力变大，意图必然随之变大”的逻辑。中国的国力增强了后，依然首先要解决13亿人口的发展问题。这个意图不会变，是因为13亿人口的问题太多了，过去是解决吃饭穿衣问题，现在是解决全面小康，今后还要解决可持续繁荣和全民富裕的问题。习主席在西雅图的演讲中，用讲故事的形式向美国公众阐述了这个道理。习主席还特别有针对性地指出：中国2000多年前的智慧就揭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深刻道理。

　　习主席的演讲在美国引起广泛而热烈的反响。事实上，白宫始终在关注习主席在西雅图的重要活动，并在第一时间给予高度评价。连一向傲慢的美国主流媒体都纷纷发表评论，认为习主席朴实的演讲非常精彩，让大洋彼岸的美国更好地理解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和中国领导人思考的政策重点。

　　习主席通过公共外交的形式，阐述了中国“国强也不会霸”的道理后，再飞赴美国首都华盛顿，同美国总统举行峰会，就为两国元首直接讨论“携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和信任基础。习主席抵达华盛顿当晚，两国元首就举行了小范围会谈。奥巴马总统明确表示，他不相信“修昔底德陷阱”，不相信美中两个大国会陷入战略对抗。

　　奥巴马总统的这个表态很重要，这种认知是构建两国间战略互信的基础，也是避免中美两国重蹈历史“修昔底德陷阱”的覆辙，走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对美外交的核心目标，就是努力探索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中美关系涵盖非常广阔的范围，也存在众多复杂而敏感的分歧，但是只要双方抓住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核心，双边关系中所有其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在访问中，习近平主席强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两国应长期为之努力的目标，得到了美方的积极回应。双方同意继续努力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保持密切的高层及各级别交往，进一步拓展双边、地区、全球层面的务实合作，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

　　同时，双方一致认为，中美作为在全球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应共同致力于维护一个强有力的中美关系，使之为全球及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稳定、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支持中国的稳定和改革。中方尊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影响和现实利益，欢迎美方在地区事务中继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这是中美就双边关系发展方向和开展地区及全球合作所做出的新的确认，为所有关注中美关系的人提供了积极、正面的预期。对全球经济来说，一个稳定、可预期和建设性的中美关系，无疑是一个正面消息。

　　中美之间的敏感问题

　　习主席访美，双方共达成49项重要共识和成果，涉及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近20项涉及金融和贸易。那么，相对于这些成果及双方的其他合作，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中突出而敏感的问题有哪些？

　　网络安全问题

　　这个问题体现在中美关系上，实际上是个黑客攻击以及如何保护企业商业与科技秘密的问题。这个问题在2015年习主席访美前夕，一度到了双方剑拔弩张的程度，奥巴马总统甚至扬言不惜要同中国打一场网络战争。但是通过这次两国元首会晤，双方把这个极具爆炸性的问题放到了管控与探讨合作的框架之中。

　　双方同意，“就恶意网络活动提供资讯及协助的请求及时给予回应”，“就调查网络犯罪、收集电子证据、减少源自其领土的恶意网络行为的请求提供合作”。中美双方还同意，“各自国家政府均不得从事或者在知情情况下支援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包括贸易秘密，以及其他机密商业资讯，以使其企业或商业行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在网络窃取知识产权方面，过去中国经常受到美国的指责，现在中国同意加强合作，是对美方诉求的正面回应。双方还同意，“建立两国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中方将指定一名部级领导牵头，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和国家网信办参加。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和司法部部长将作为对话的美方共同团长，由联邦调查局、美国情报委员会和其他部门的代表参加”。如此高级别的沟通层次和沟通机制，意味着双方在网络这一重要领域建立了一个规范的管理机制。

　　南海问题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美国出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需要，对中国在南海维权实施战略遏制。早在习主席访美前，美国防部长等高官就放话，扬言要派军机和战舰挑战中国在南海的岛礁权益。两国元首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好的沟通，但是这并没有使美国改变错误立场。习主席访美结束不久，美高官又声称要派军机和战舰进入中国岛屿的12海里。

　　表面看，中美在南海的摩擦急剧升温，但美方上述挑衅性言论的象征性意义大于实质性意义。在南海问题上，中美两国还有管控分歧的空间和余地。

　　美方为什么近年来在南海问题上日益活跃和咄咄逼人，一方面是怀疑中国要把“九段线”变成领海线。但事实上，中国从未把九段线作为领海线来管理，九段线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的岛屿权利线以及历史性权利的界限。相信中国政府适当时候会进一步明确重申中国对于九段线的法理立场。因此，只要美国消除了对中国意图的误判，双方的分歧就会较易于管理和控制。另一方面，美国利用南海问题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的趋势不会改变。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摩擦和分歧还会继续下去。

　　2015年年底被热炒的TPP

　　美国在准备和接待习主席访美的同时，还在加紧推进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等12个成员达成了基础性协议。美国排斥中国加入TPP，其意图是对中国玩弄两手，一方面和中国接触，探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另一方面利用TPP在经贸投资领域孤立中国和阻遏中国的发展。但是试问：世界第二大贸易国美国，带领11个国家去孤立和阻遏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这可行吗？何况中国是TPP的12个成员国中6个成员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是另外4个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只有小国文莱，中国的排名不在其外贸的前三名之中。因此，TPP要对华搞排他，等于和自己过不去。

　　美国在推动高标准TPP的同时，也在努力同中国谈判高标准的BIT（双边投资协定），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给双方BIT谈判注入了新的动力。高标准的TPP和高标准的中美BIT有许多重合之处。美国根本无法通过TPP去孤立和阻遏中国。

　　那么，美国搞TPP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美国的目的，是利用TPP制定和推行21世纪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体系。请注意，美国在同时做三件大事：它在推动TPP的同时，还在努力推动TTIP（TPP的大西洋版本），此外，还在努力推动美欧日，即发达国家之间的服务贸易协议（TISA）。这三个东西，都是要搞新的“高标准”。

　　试想，如果美国同亚洲、欧洲，都开始按照新的高标准进行排他性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再加上美欧日实行新的高标准的服务贸易自由化，那么全球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乃至全球投资的规则，是不是都要随之而改变？这就是美国人在下的一盘大棋。

　　可以说，美国人在TPP上的心思不只是阻遏中国，还在于利用跨太平洋、跨大西洋贸易投资活动，以及占全球服务贸易极大比重的发达国家间服务贸易，来制定新规则。美国也不是不想让中国参加TPP，到了TPP规则制定完成并确立之后，在TPP按照新规则稳定运行之后，美国一定会比中国还要着急地要求中国加入TPP。总之，观察和思考美国主导的TPP，要着眼美国的全球布局，着眼货物和服务贸易及投资全球规则的制定。有待观察的是，美国大选揭晓后新总统如何对待TPP，希拉里和特朗普为了拉选票竞选时都反对TPP。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