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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章 不平等及其他阻力：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缓慢前行

　　美国家庭正在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将导致不平等在下一代扩大。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的孩子们不会像其父母一样受到那么良好的教育，身体那么健康，或那么富有。

　　——朱恩·卡蓬和内奥米·卡恩（June Carbone and Naomi Cahn，2014）

　　引言

　　在第17章中，衡量创新和技术变化的影响，就是看它们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总体经济的一个平均数，等于表示经济总量的实际GDP除以资本与劳动投入的加权平均。谁也无法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共享经济进步的好处。本章将更加细致地分析收入分配的顶层与中层、底层之间非常不同的结果。去掉顶层人群的收入，余下99%人群所分配到的全部收入的增长率将低于全国总体收入的增长率。

　　正如第17章指出的，1970年是分水岭，是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与缓慢增长之间的分界点，1970年之前的平等增长和1970年之后的不平等增长之间有一个平行且独立的转换。运用其他方法来衡量，包括对收入分配底层90%人群的实际工资和实际应纳税收入取中位数，上述结果并没有任何改变。用其他方法衡量不包括顶层1%人群的收入增长，得到的结果尽管不是零，而是正数，但增长率远低于包括了顶层1%人群的平均收入增长率。

　　过去40年中逐渐加重的不平等现象，只是美国人民生活水平增长放缓的强大阻力之一。本章关注的其他阻力包括教育、人口状况和政府债务，同时还简短分析了全球化、全球变暖、环境污染等阻力。本章的总体结论是，这些阻力的综合影响严重拖累了未来收入增长，其程度远远超出第17章明确提到的1970年后创新减缓的影响。

　　本章首先从多个方面描述了100年前自第一次所得税征收记录以来美国的收入分配历史。顶层尤其是顶层1%人群的收入迅速上升可以由一系列推动最高收入上升的因素来解释，包括超级明星经济学、经理人薪酬激励的改变，以及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资本收益。收入分配底层90%人群的收入停滞则取决于一系列不同的原因，包括自动化带来的中等收入岗位减少、工会力量的削弱、最低工资购买力的下降、进口对制造业收缩的影响以及高技能和低技能移民的作用。

　　教育阻力非常重要，这既在于教育本身，也在于教育成为加重不平等的一个来源。自《退伍军人权利法案》颁布、政府资助“二战”老兵接受大学教育开始，在整个战后岁月里，美国青年人的大学毕业率领先于世界各国。但在过去20年里，美国一直蹒跚前行，美国的大学毕业率排名已经下降到第十位或以下。而且进入大学的美国青年们，无论最终是否完成学业，都面临沉重的综合债务负担，未偿债务已经超出1万亿美元。美国中学的教育问题也愈加严重，在针对15岁孩子的国际阅读、数学和科学测试排名中已进入中等偏下的位置。问题最严重的是正常入园（幼儿园）的5岁儿童在阅读和词汇技能方面的高度不平等，中产阶层孩子的口语词汇量达到贫困单亲家庭孩子的3倍。

　　第三个阻力是“人口状况”，是指总人口中的若干人口组或人口子组状况，并非总状况。美国人口统计学最重要的事件是1946年至1964年间出生率的膨胀，也就是所谓的“婴儿潮”。因为目前社会保障制度允许在三个年龄退休，分别为62岁、66岁或70岁，所以婴儿潮退休的影响相对分散，始于2008年，将延伸到2034年。其他人口问题还包括工作模式的转变，因为55岁及以上人群选择继续工作的比例有所增加，而同时55岁以下所有年龄段和性别群体的劳动参与率已经下降。综合来看，婴儿潮一代的退休和较低年龄段劳动参与率下降带来的影响是减少了人均工时，这意味着以人均产出定义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率一定低于以时均产出定义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政府债务是第四个阻力，因为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预计在未来将稳步增长。日益增长的退休人员对在职纳税人的比例将很快需要补救措施，借以改变现行社会保障体系的税率和/或改变养老金计算方式；目前预计社会保障信托基金将在2034年之前降至一定水平以下，并将入不敷出，而医疗保险信托基金将在2030年达到耗竭水平。在某一时点上，必须采取结构性改革措施，提高税收收入，减少财政支出，严格控制持续的财政赤字。理论上讲，任何税率增加和/或转移支付减少一定会导致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低于税前收入增长。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步履蹒跚的教育体系、人口阻力以及可能性极大的财政转向，这四大阻力的综合影响意味着未来实际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增长速度比过去要缓慢得多。如果再考虑到1970年以来创新对生产率的较弱影响，经济增长将几乎没有任何空间。考虑到所有这些阻力，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未来增长很难是正的，并将远远低于19世纪以来几代美国人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增长率。

　　不平等、教育、人口和政府债务这四大阻力的共同影响大致可以量化。但更难以评估的是美国社会的崩溃迹象。无论是以单亲家庭抚养的孩子比例，还是以低收入家庭学龄前儿童词汇缺陷的百分比，或者以白人和黑人年轻人在监狱服刑时间的百分比来衡量，21世纪初美国社会衰败的迹象比比皆是。本章将研究这些问题，并在所附后记中提出一系列政策变革的方向。

　　第一大阻力：不平等加剧的维度

　　在本书中，“进步”都是由人均或时均实际GDP的提高速度来度量的。如果生活水平改善的速率使高收入群体比中等收入或低收入群体受益更多，那么，只讲这种平均数或均值就可能令人误解。当收入分配、财富分配或任何其他什么分配变得偏向于那些顶层群体时，数据序列的中位数就会比平均数增长得慢一些。这是过去40年里在美国真实发生的事情。在这一节中，我们研究三个不同的数据源，第一个基于税收记录，第二个基于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第三个是考虑到税收和转移支付对低收入家庭税后收入再分配的影响，将税收和人口普查数据结合起来。

　　托马斯·皮凯蒂和伊曼纽尔·塞斯开创性地运用所得税数据研究顶层收入较之于顶层以下收入的演变。他们的数据追溯至1917年，即美国在1914年设立所得税短短几年后的数据。他们讨论了中低收入纳税群体的比例随年份更替和时代更迭而变化的问题，并提出了目前广为接受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运用国民收入账户的标准宏观经济数据估计总收入，然后基于纳税记录减去顶层收入，以获得低于顶层收入的那部分收入。

　　图18.1总结了皮凯蒂和塞斯关于1917—2013年近一个世纪的核心研究结论。显示的增长率在时间段上分为以1948年和1972年为间隔点的三个时间段，在收入获得者（income earners）上分为三组，即底层90%、顶层10%及覆盖全部收入获得者的平均收入。白色柱体显示底层90%群体税前收入（包括资本收益）的增长率，黑色柱体为顶层10%群体税前收入的增长率，灰色柱体为平均收入的增长率。三个时代中每一个都展示了迥异的结果。

　　图18.1 1917—2013年样本区间实际收入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Facundo Alvaredo、Anthony B.Atkinson、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的世界顶层收入数据库计算，http://topincomes.g-mond.parisschoolofeconomics.eu/，2015年6月25日。平均收入指每一百分位数平均收入，包括资本收益。

　　1917—1948年，收入基本上趋于更加平等。底层90%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每年增长1.43%，是顶层10%收入群体增长率0.58%的两倍多，平均增长率为1.11%。这得益于大萧条、“二战”以及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最低工资、立法鼓励工会和《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等众多收入平等化计划，其中《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让数以百万计的退伍军人进入大学，由工人阶层晋升为中产阶层。

　　1948—1972年的显著事实是底层90%、顶层10%和平均收入的增长率大致相同，而且每个组的实际收入增长都十分迅速。1948—1972年的实际收入平均增长率为2.58%，是1917—1948年平均增长率1.11%的两倍以上，1972—2013年平均增长率0.48%的5倍以上。1948年之后的25年是数以百万计高中毕业生的黄金时代，没有接受大学教育就可以在有工会的行业稳定工作，收入足以住上城市郊区有后院的房子，供一两辆车，过上大多数其他国家中等收入群体梦寐以求的生活。

　　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收入分配底层90%与顶层10%群体之间的实际收入增长率形成巨大差距。2013年，底层90%的平均实际收入竟然比1972年还低。事实上，底层90%群体的实际收入峰值是2000年的37053美元，勉强高于1972年的35411美元，及至2013年这一平均数比2000年下降了15%，降至31652美元。同时，顶层10%群体的平均实际收入从1972年的161000美元增至2007年的324000美元，之后又下降至2013年的273000美元。

　　与收入不平等有关的第二个数据来源是人口普查局，它提供了1975年以来实际家庭收入平均数和中位数的数据。表18.1比较了来自人口普查局的1975—2013年收入增长率数据以及以1995年为界的两个子时段的收入增长率数据，并将皮凯蒂—塞斯自1975年以来的数据也置于同一张表中予以比较。如表18.1上部所示，来自人口普查局的1975—1995年实际收入平均数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中位数的增长率，达0.61个百分点，1995—2013年超出0.33个百分点，两个时期合计的1975—2013年超出0.47个百分点。

　　表18.1 1975—2013年的实际收入增长率，以不同方式度量

　　资料来源：家庭收入中位数和平均数来自U.S.Census Bureau，Income a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2013，表A-1。百分位收入来自图18.1的数据。

　　表18.1下半部分展示了1975年以后皮凯蒂—塞斯数据中的增长率。各行分别显示顶层10%群体、底层90%群体和总体平均的每个应税单位的实际收入增长率，以及总体平均的收入增长率和底层90%的收入增长率之间的差异。全部三个时期所示的差异是0.70个百分点。有趣的是将人口普查局的平均收入增长与皮凯蒂和塞斯的平均收入增长进行比较；我们可以预期后者增长更快，因为这一概念包括资本收益，但在人口普查局的收入数据中资本收益被排除在外。尽管存在这种理论差异，在1975—2013年整个时期内，人口普查局的平均收入增长率年均0.77%，还是比皮凯蒂和塞斯的平均收入增长率年均0.60%略高一点。

　　最近有人在批评皮凯蒂—塞斯的数据以及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时指出，它们只反映了来自市场的收入而忽视了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影响。毫不奇怪，根据税收和转移支付调整后，包含了顶层收入组的平均收入与排除了顶层收入组的平均收入之间的增长率差异变小了。高收入个体所支付的税率大大高于大多数纳税人所支付的税率，实际上，在收入分配下半部分的大多数家庭很少或根本没有缴纳联邦所得税。社会保障、Medicare和雇主支付的医疗保险费是转移支付，有利于收入分配中层的群体，而食品券、所得税抵免和Medicaid转移支付主要针对收入分配底层家庭。

　　国会预算办公室会定期公布经税收和转移支付调整后的最全面的分析。税前市场收入概念比皮凯蒂—塞斯数据和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更全面，而且比其他可选收入项上升更快。如表18.2中第（1）列所示，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平均税前市场收入在1979—2011年每年增长1.16%，从一个稍长时期来看，大体上高于皮凯蒂—塞斯和人口普查局给出的0.70%和0.77%的平均增长率。考虑到税收和转移支付后，平均收入每年增长1.48%。不出所料，税收和转移支付对1～20百分位的最低收入组影响最大，该组从税前和转移支付前0.46%的年收入增长率提升至税后和转移支付后1.23%的年增长率。顶层1%收入组也从税收和转移支付的调整中受益，虽然没有这么高，但税后和转移支付后的收入年增长率为4.05%，比没调整时的年增长率3.82%要高。

　　表18.2 1979—2011年各收入分配组两种概念收入的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CBO，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and Federal Tax，2011。

　　在考虑美国未来增长时，我们不仅关心人均收入的增长，还关心美国家庭的人均收入中位数增长。图18.2展示了皮凯蒂—塞斯数据中的全体平均收入和底层90%群体收入之间的年增长率差异，以及人口普查局数据和国会预算办公室数据中税收和转移支付调整前后的收入平均数和中位数增长的差异。因为国会预算办公室数据优于其他数据源，并且福利取决于税后和转移支付后收入，所以我们认为图18.2右侧数据最重要。它还说明，根据1979—2011年国会预算办公室调整后的数据，收入平均数和中位数的增长差距为每年0.43%。

　　图18.2 底层90%群体收入和平均收入的增长率差异（皮凯蒂—塞斯数据）以及收入中位数和平均数的增长率差异（人口普查局和国会预算办公室数据）

　　资料来源：表18.1和表18.2。1979—2011年数据来自国会预算办公室，1975—2013年数据来自其他数据库。

　　在未来几十年中，如果收入不平等像过去30年一样持续加剧，那么收入中位数相对于收入平均数的增长将会放缓多少？要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最好的指标来自经税收和转移支付调整后的国会预算办公室数据。如果未来收入中位数增长相对于收入平均数增长的缺口继续保持在0.4%，就意味着如果未来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收入中位数的年均增长率就是0.6%。

　　底层90%群体的工资下行压力

　　哪些因素影响了第90百分位之下的收入分配的演变？20世纪70年代中期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的到来，从一个收入分配中层和底层的工资稳步上升的时代转向一个新时代，也就是过去40年底层人群工资增长很少而顶层人群收入迅速增长。在过去30年里，美国工资的巨大停滞导致许多观察者认为美国经济基本上走向衰落。那么，是什么导致了40年前的逆转？

　　1929—1945年，顶层收入增长比底层和中层慢一些，形成了向更平等转变的趋势，这被克劳迪娅·戈尔丁和罗伯特·马戈称为“大压缩”。“二战”至1975年，收入顶层和底层的增长率大致相同，因此大压缩历时约30年。戈尔丁和马戈强调，支撑大压缩的因素有三个，即工会力量上升、贸易下降和移民减少。这三个因素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在1945—1975年不平等为什么处于较低水平，而且三个因素的反向变化成为1975年之后不平等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一小节中，我们研究这种反向变化，即工会力量下降、进口上升和移民增加，同时研究其他两个通常被认为加剧了不平等的因素，即自动化和最低实际工资下降。随后，我们转过来分析教育对不平等加剧的作用，因为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增长与高中毕业生和辍学生的工资停滞形成鲜明对比。

　　加入工会的美国员工比例迅速下降，从1973年的27%下降到1986年的19%，然后再慢慢滑落至2011年的13%。工会参与率的下降导致工资减少，特别是工资中位数。在工会参与率下降的同时，市场力量在增强，尤其是制造业工作岗位缩减，消费需求由商品转向服务，还有许多雇主采取强势的反工会立场。由于越来越多的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和建筑业企业从临时的职业介绍机构雇用工人，发放相对较低的工资，提供很低的额外福利，所以工资停滞甚至下降之势加速。企业不仅受益于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而且受益于弹性增加，可以根据需求调整工人的工作时间。

　　美国GDP中的进口份额从1970年的5.4%增加到2014年的16.5%。进口货物中包含的劳动力是对国内劳动力的替代。因此，GDP中进口份额增加导致非技能工人和中等技能工人相对工资出现下降。在一份特别引人注目的分析中，戴维·奥托及其合著者的计算指出，1990—2007年从中国的进口量约占制造业就业下降量的1/4，这既降低了工资，又降低了劳动参与率，还增加了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进口货物的侵袭并不限于最终产品，因为企业和国家越来越专注于不同的生产阶段。例如，2001—2014年汽车零部件进口从630亿美元增加到1380亿美元，增加一倍多，致使美国许多零部件制造商关闭国内工厂，而且在某些情况下，零部件“离岸”到国外生产，尤其是墨西哥。综上所述，进口渗透率和外包增长代表了全球化对国内就业和工资水平的综合影响。在上述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案例中，全球化的影响还包括工资中位数从2003年的每小时18.35美元下降至2013年的15.83美元。

　　1995—2005年的10年间，移民占美国总劳动力增长的一半以上。作为一个补充指标，可以看到劳动力中外国出生的工人比例由1970年的5.3%稳步上升至2005年的14.7%。经济研究显示，移民造成国内工人的工资小幅下降，但对缺乏高中教育的国内工人影响最大。许多低技能移民找到并不匹配的工作，或进入已经由国外出生的工人构成的职业，例如餐厅服务和导游服务，因此他们的主要影响是降低了国外出生的工人的工资而不是国内出生的工人的工资。以往的文献指出，在高中辍学者中，1980年以前国内和国外出生的工人几乎有相同的工资，但2004年以来国外出生的工人的工资降低了15%～20%。

　　即使工会没有变弱，进口和移民没有增加，底层90%群体的工资下行压力也可能出现。自动化的稳步推进、机器替代人工，将促使底层90%群体的相对收入下降。薪水相对较高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已经被侵蚀，因为美国制造业就业份额从1953年的30%降至目前的不到10%。自动化影响与“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叠加，致使软件驱动的计算机替代了日常工作，而这些工作的损失不只发生在制造工厂的装配线上，还发生在打字员、簿记员、文员、接待员等日常办公职业中。自动化并没有造成悲观主义者曾经担心的大规模持久失业，在2007年底结束的经济周期扩张期，美国经济的失业率也能控制在5%以内，并且在2015年失业率再次下降至近5%。

　　尽管就业岗位没有大规模消失，但就业构成发生了变化，在职业分布的顶层和底层创造出更多工作机会，中层则出现空心化。这种转变被称为“极化假说”，在最近几年已被劳动经济学家广泛证明。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所从事的上层工作，通常被称为“非常规”职业。由流水线生产工人、簿记员、接待员和职员所从事的中层工作被称为“常规”职业，而底层工作被称为“体力活”。中等技能型常规工作岗位消失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中等技能工人被迫参与竞争低技能体力劳动职业，从而形成了体力劳动工人供大于求。其结果是高中毕业生和高中辍学生等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下降，如图18.3所示。一旦就业构成中相对高薪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转向大范围的典型低工资岗位，诸如零售、食品、清洁服务、草地清理工作，总体工资水平也就随之降低。

　　图18.3 1963—2012年按受教育程度划分的实际每周收入

　　资料来源：Autor（2014b），图6。

　　在工会弱化、进口增加、移民流入和自动化之外，造成收入分配底层90%群体内部不平等加剧的第五个事实是最低工资的下降。以“2011年不变价美元”计算，最低工资从1979年的8.38美元降至1989年的5.87美元。2006年达到4.68美元的低点，之后在2009年提升至7.25美元。一些人认为，实际最低工资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用第10百分位收入与第90百分位收入之比表示的不平等加剧。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第90百分位以下群体的相对收入已经下降。对于这种状况，合理的解释似乎是，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工会的谈判能力和密度下降、进口和移民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自动化的进展，以及实际最低工资下降。弗兰克·列维和彼得·特明（Frank Levy and Peter Termin）提出了补充解释，更着重于从他们所谓的20世纪40年代末“底特律共识”到20世纪80年代里根倡导的“华盛顿共识”在政治理念上的转变。对于我们前面的总结，列维和特明补充的主要观点是，高累进税，即20世纪四五十年代对顶层收入群体征收90%的边际税率，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高收入是不可接受的。从里根政府减税开始，对大压缩的政策支持开始弱化，而首席执行官薪酬从1973年工人平均薪酬的20倍大幅上升至2013年的257倍，此时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酬达到1050万美元。退休储蓄的差距甚至更大，首席执行官离职后通常可获得数百万美元的退休金计划。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在黑客获取大量信用卡数据事件后，塔吉特公司（Target）首席执行官于2014年5月易人，他收到了4700万美元的退休金计划，这是塔吉特公司401（k）计划中工人平均退休金计划的约1000倍。

　　最近，大量报道展示了快餐工人的困境，其中大部分人的工资仅比最低工资略高一点。根据收入分配划分的美国底层20%工人的收入低于每小时9.89美元，经通胀因子调整后的工资在2006—2012年下降了5%，而普通工人平均工资下降了3.4%。压低工资在许多零售企业是一个明确的企业战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在过去10年中，经济变化既导致全国高薪职位的数量下降，如制造业的职位，又导致低薪工作的增加，如酒店和食品服务业……越来越多的职位不是由年轻人和没有经验的群体任职，而是由老年人和更多找不到其他工作的技能工人担任。 注释标题 ‘Roots of the Living Wage Waue，’Wall Street Journal，2013年8月10日。

　　卡特彼勒公司已成为不平等加剧的典型。它平息了罢工，以实施双层工资制度——新员工支付现有工人一半的工资，尽管两组人是同一工会的成员。相比之下，2011—2013年卡特彼勒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增长了80%，他引述的口号是“我们永远赚不够钱……我们永远无法获取足够的利润”。大众汽车等外国公司继续在实施非工会工作权利法的州开设工厂。与工会势力强大的北方各州相比，这些外国迁移来的工厂工资更低，从而有助于阻止美国整个制造业就业进一步下滑的趋势。但在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破产之前，要想阻止制造业就业几十年来的长期下降似乎必须将工人的工资削减至原先由工会争取到的工资的一半左右。在2009—2013年的复苏中，制造业只恢复了2001年以来失去的600万个工作岗位中的60万个岗位，其中大部分岗位的获得是因为雇用工人所需的工资率大大低于近期如2001年制造业的正常工资率。

　　顶层不平等加剧

　　表18.2关注1975年以来平均实际收入增长率与中位数收入（即第50百分位）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不平等加剧大部分来源于增长偏向于顶层10%。即使在顶层1%群体内，更顶层的0.1%和0.01%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也要快得多。确定顶层收入增长的来源是有益的，我们把顶层分为三个群体，即体育界和娱乐界明星、其他高收入和高技能工人，以及有争议的其他类别，如公司首席执行官和其他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舍温·罗森最先发明了超级明星经济学这一概念，解释了因供求特殊性形成的收入极端地偏向超级巨星所主导的职业。从需求层面看，观众想看的是最优秀的天才而不是次优的，因为有能力在大型娱乐场所演出爆满和卖畅销唱片的顶级巨星收入比次优明星高一个数量级，所以收入呈现高度的不平等。从供给层面来看，表演者演出的努力是相同的，无论是10个还是1万个观众观看演出都是如此。超级明星溢价反映了特定类型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罗森认为，回溯到留声机时代的一系列创新使更多观众可以听到特定的演出，因而使明星收入呈多倍数增长。自罗森1981年的文章发表以来，明星收入大幅上升，这反映了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包括有线电视、可出租的录像带和DVD、基于互联网的电影流媒体、YouTube视频及音乐下载。

　　第二个高收入群体也反映了市场即供给和需求的作用。重要行业，特别是顶尖的律师和投资银行家，所赚的收入取决于他们公司所提供服务的市场需求，无论是芝加哥的盛德奥斯丁（Sidley Austin）这类巨无霸律师事务所，还是高盛这样的投资银行。这些市场驱动的职业，与明星的产品不同，并不会因电子媒体而放大。他们仍然需要与客户会面，并出席与对手的法律诉讼。这第二个群体除却律师和投资银行家，还包括任何能提供社会所需服务的个人，涉及出版、设计、时尚、医学等领域，甚至包括顶尖的学者。

　　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层管理人员代表了独特的第三个高收入群体。一份论证充分的文献表明，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并不是纯粹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包括同行在内的薪酬委员会决定。卢西恩·别布丘克和雅尼夫·格林施泰因提出了管理权力假说，认为这驱使高管薪酬远高于市场决定的数额。他们的回归模型表明，1500家企业中的前五名高管的薪酬在1993—2003年增加了近两倍。两位作者给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1500家企业中的前五名高管薪酬占公司总利润的比例从1993—1995年的5%上升至2000—2002年的12.8%。

　　上述文献明确指出，高管薪酬上升主要是因为股票期权增加。布莱恩·霍尔和杰弗里·利伯曼提出了两种解释，分别采用市场驱动论和管理权力论。他们提出的第一种解释是，股票期权的使用之所以如此显著增加，是因为公司董事会想将薪酬和业绩联系得更加紧密。他们的第二种解释与第一种互补，即董事会想增加首席执行官的薪酬，而期权是一个“不太显眼”的方法，招惹股东怒气的可能性小一些。

　　毫无疑问，用超级巨星、顶尖人才和首席执行官解释不平等加剧，三者之间会有重叠和相互作用。无论什么原因致富之后，那些在收入分配顶层的群体会通过投资于股票市场或更内行的投资，如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使自己的收益翻倍。从1983年标普500股票市场价格平均数为120点到2000年标普500当年平均数达到1477点，财富出现了超常增长。这代表每年14.3%的实际回报率。收入分配中低于第90百分位的少数家庭不仅只拥有少量股票（通过退休计划间接持股除外），而且他们也容易偏向于逆市场节奏而行。美联储的一份研究显示，2009—2010年股市低迷时有500多万个家庭在股市中卖出，只有收入分配顶层10%的群体增持了股票。低收入家庭之所以在市场低迷时有“逃生”之势，可能是由于商业周期衰退导致失业而必须将资产变现。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的一项研究将美国家庭划分为包含21%家庭的顶层群体，包含46%家庭的中层群体，以及包含余下33%家庭的底层群体，量化了实际财富增长的轨迹。对于大量的中层群体，30年里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财富值一直停滞不前，仅从1983年的94300美元增至2013年的96500美元。这30年间，底层群体的实际财富值事实上在下跌，从11400美元跌至9300美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顶层群体拥有的实际财富翻了一番，从1983年的318100美元上涨至2013年的639400美元。虽然本书强调的生活水平主要是指人均实际收入，但实际财富的演变不容忽视，财富积累的“安全网”通过提供自我保险以防失业、意外或疾病降低赚钱能力，从而对福利产生深刻影响。美国收入分配底层80%群体的实际财富增长停滞，有力地支持了过去30年福利增长放缓的观点。

　　作为不平等加剧根源之一的教育阻力

　　前两节研究了收入分配底层90%群体工资和收入下行压力的根源，以及顶层1%群体相对收入增长的根源。此外，底层90%群体内也发生了分化，底层百分位群体的工资停滞和下降，而第80百分位和第90百分位群体的收入增长较快，虽然没有顶层1%那么快。教育是形成这种收入分配格局的主要根源，因为那些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增长已经远远超过了高中辍学生的收入增长。那些两年制大学毕业生、修习了部分四年制大学本科学位的群体，以及高中毕业生，其收入介于大学毕业生顶层收入和高中辍学生底层收入之间。

　　对于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工人所得报酬的分析始于一个基本命题：工人的收入是由其生产率即时均产出决定的。这一小时的价值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即雇员所生产的产品对雇主的价值，以及有能力完成必要任务的工人的数量。随着大学毕业的美国人口比例上升，大学毕业生的供给量相对于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来说增加了。1964—1982年大学毕业生的相对供给量与相对需求量相比，增长特别快，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溢价在20世纪70年代略有下降。1982年后，相对供给量增长放缓，相对需求量增加，因此1982—2000年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溢价增加。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溢价增加基本上可以解释1984—2004年第90百分位群体相对于第10百分位群体收入的所有上升。

　　图18.3展示了五个受教育组全职男性工人的实际工资变化，以1963年各组的实际工资率表示。曲线由上到下根据受教育程度排列，顶部曲线展示了受教育程度高于学士学位的群体获得的实际工资，底部曲线描绘了高中辍学生的工资变化。图上每个点代表相对于1963年的工资，所以2012年高中辍学生的工资为97%，表明从1963年至2012年工资下降了3%；而最后那个点188%，则表明受教育程度高于学士学位的群体的实际工资比1963年增加了88%。扩展开来的五条曲线，显示出受教育程度越高工资增加越多，表明对受过较高教育的毕业生的相对需求增速比相对供给要快。重要的是，学士及以上学位群体之所以比高中毕业生和高中辍学生有更高的收入增长，不仅仅是因为大学毕业生干得好，也是因为底层群体干得差。

　　这五个组的收入增长步伐并不一致。大学毕业生实际工资的高涨发生在两段相对较短的时期，先是在1964—1972年，然后是1996—2000年。1972—1996年，然后是2000年以来，大学毕业生实际工资增长停滞。对于高中毕业生而言，实际工资的演变包括几个阶段：1964—1972年增加，然后1972—1990年长期缓慢下降直到1996年，1996—2000年部分恢复，而后在2000—2012年再次停滞。对那些有大学修习经历的群体来说，其收入处于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之间，但更接近于后者，而1974—2000年高中辍学生实际工资的轨迹则在逐渐下降，低于高中毕业生约10%。高中毕业生和辍学生工资下降是前述所有阻力影响的结果，包括工会力量弱化，最低工资下降加上进口和移民增加，以及自动化的持续作用。

　　我们可以用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工资除以高中毕业生的实际工资，描绘相对于1963年基期值的大学毕业生工资溢价的演变，如图18.4所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溢价增加了，但步伐并不一致。在1964—1967年最初跃升后，直到1973年工资溢价都一直停滞不前，1982年下降到1963年的水平。然后1982—2001年，该值稳步上升，从相当于1963年的100%增至128%的水平，随后也有进一步上升。20世纪70年代的下降，可以归因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学毕业生相对供给量的增加。1982—2001年工资溢价的增加与大学毕业生供给相对缓慢的增长保持一致，并且1996—2001年工资溢价急剧增加也反映出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爆炸时期对技术需求的急剧增加。2005年以后工资溢价的平缓似乎是大学毕业生相对供给量重新增长的结果，但这也反映了2000年后非常规抽象工作需求的下降。

　　图18.4 1963—2012年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的实际周收入之比

　　资料来源：基于Autor（2014b）图6相关数据计算。

　　随着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供给增加，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被迫接受不需要大学学历的工作。正如保罗·博德里及其合著者所述，2000年以后大学毕业生从事非常规抽象工作的比例下降，从事体力工作的比例上升。这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次突变，并进一步加剧了常规体力工作的工资下行压力。博德里解释了对非常规抽象工作者的需求下降，认为这与2000年以来高科技信息和通信技术设备投资下降有关，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爆炸时期，曾出现投资泡沫。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阐述了相对于1963年基期值的实际工资和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溢价。那么与这些工资溢价等价的美元是多少呢？大学毕业生工资溢价的货币价值是巨大的。2012年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全职收入差距为男性35000美元，女性23000美元。夫妻双方都有大学学位的双职工家庭与夫妻双方均为高中毕业生的双职工家庭相比，年收入差额可达58000美元。大学毕业生的工资相对于高中毕业生的工资的贴现值在2008年已达到男性59万美元和女性37万美元。大学毕业生的这些回报也包括硕士和博士毕业生的收入，因为大学毕业是获取硕士和博士的前提条件。

　　教育对不平等的影响超出了教育对当代人收入的直接影响，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往往会赋予下一代许多优势。通常情况下，均受过大学教育的男女会结婚，两人收入因大学学位而提升，婚后生育而不是未婚先孕。他们养育孩子，教育孩子读书，这些孩子的词汇优势因此增强，优于那些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孩子。高学历父母也有钱丰富孩子的生活，让孩子接触博物馆、体育、音乐课和各种书籍。他们往往生活在郊区，当地学校提供更丰富的教育选择套餐，包括对大学预修课程给予更多辅导，从而进入在招生过程中偏向于校友的一流大学。大学入学考试，即SAT的分数往往与父母收入高度相关。所有这些优势都降低了社会流动性，建立了一个自我维持的教育精英体系，几乎所有高收入家庭都将他们的孩子送入四年制大学，而实际上最贫穷的美国人却做不到这一点。收入分配顶层1/4群体的本科学历完成率从1970年40%上升到2013年的77%，而那些底层1/4群体仅从6%升至9%。

　　作为第二大阻力的教育

　　拥有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群体有更高收入，这反映了他们在工作中有更高的生产率。对整个经济来说，这意味着总体生产率增长与受教育程度提升正相关。任一高中辍学生倾尽一生都不太可能获得比最低工资高很多的收入。

　　高中毕业率上升是20世纪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但受教育程度的总体提高从1980年起就变慢了，这意味着教育已成为阻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低了，从而降低了生产率和人均收入的增长率。本小节要探讨的是：受教育程度提升的放缓，美国教育系统使美国学生成绩水平低于国际同龄人的事实，学费上涨和大学生负债对大学学业完成的阻碍作用，特别是对那些来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背景的学生而言。

　　自1962年爱德华·丹尼森初次尝试量化以来，增长核算法将受教育程度提升的作用视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据克劳迪娅·戈尔丁和劳伦斯·卡茨估计，1890—1970年的80年间，受教育程度每10年增长0.8年。他们还估计，在此期间，受教育程度提升对生产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的年贡献率为0.35个百分点。在另外的研究中，我将丹尼森对1913—1979年的估计方法调整为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方法，计算出每年0.38%的教育贡献率，这与戈尔丁和卡茨的结果接近。

　　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指中等教育，另一个涉及高等教育。根据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的研究，高中毕业率从1900年不足青年人数的10%增至1970年的80%，此后18岁获得高中文凭的孩子的比例开始下降，2000年降至74%。他发现，那些具备普通教育发展（GED）证书但没有高中文凭的群体在经济上并不优于高中辍学生，毕业率下降可以归因于年轻人入狱而非在校的比例上升。在发达国家的高中毕业率排名中，目前美国名列第11位，是唯一的25～34岁群体毕业率不高于55～64岁群体的国家。

　　在中等教育质量水平较差的情况下，教育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阻碍是显而易见的。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中，美国中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在24个国家中排名第18位，低于国际标准。在2013年针对中等教育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美国学生的阅读位列第17，科学位列第20，数学位列第27。美国高校入学考试评估组织最近的报告表明，阅读、数学和科学分数足以进入大学的高中学生只有25%。

　　在大学层面，问题是大学毕业率的国际排名下降与学生偿付能力和债务问题相互作用。在战后大部分时期，低成本的大学教育使美国能够上大学的人口比例高于任何其他国家，这归功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带来的免费大学教育以及州立大学和专科学校对本州学生收取最低学费政策。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青年的大学毕业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25～34岁年龄段群体中，从四年制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的比例在过去15年中已经从25%升至32%，但在发达国家的排名中，美国从2000年的第2位滑落至现在的第12位。

　　未来看起来并不乐观。自1972年以来，大学教育成本的上升是整体通胀率的3倍以上。2001—2012年，州和地方政府支持高等教育的资金在经通胀调整后还下降了足有1/3。1985年，科罗拉多州政府37%的预算都提供给科罗拉多大学，但在2013年只提供了9%。即使通过奖学金和助学金给全额学费打折，美国要达到目前的大学完成率可能只有通过学生贷款急剧上升来实现。美国人现在所欠的大学债务达到1.2万亿美元。尽管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比高中毕业生的收入高，失业的风险也要小得多，但仍有一半以上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一份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22岁群体的这种“不完全就业率”为56%，27岁群体下降到大约40%，这么多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与我们所引用的博德里等人的研究结果（Beaudry、Green and Sand，2013）是一致的，他们认为自2000年以来对非常规抽象认知能力的需求已经发生了逆转。

　　承担大量学费债务的大学生面临两种风险。一是因为大学毕业后可能失业或没有能力在所选择的研究领域找到一份工作，他们的收入低于大学毕业生通常的平均收入。研究表明，平均而言，一个承担10万美元学费债务的大学生到34岁时才会因为完成大学学业、拥有足以偿还债务的较高收入而从债务中解脱出来。但是，如果未来收入低于毕业生的平均收入水平，从债务中解脱出来的年龄将更大。二是他们也存在学业是否完成的风险。一个修习两年课业后辍学的学生便无法清偿债务，因为大学辍学者的工资仅略高于高中毕业生。这些风险与低收入家庭的高学历学生尤其相关，凯洛琳·霍克斯比的研究表明，他们很少能申请到那些可以全额资助无须贷款的名牌大学，所以会止步于不够格的高校，而且负债累累。

　　美国高中毕业生的较差成绩将影响他们在大学教育中的表现。许多能力不足者进入两年制社区学院，这些学校目前招收的美国大学生比例占39%，余下61%的学生就读于四年制大学。国际教育基准中心（The Center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enchmarking）的报告表明，只有13%的两年制大学生在两年内毕业，四年制大学毕业的比例能达到28%。低毕业率反映了大多数学生需要在攻读大学课程之外兼职或全职工作，以及进入社区学院的高中毕业生底子较差。大多数社区学院的学生修习一个或多个补习课程。

　　正如美国中等教育的缺陷使大学生顺利毕业的可能性较小，美国基础教育的巨大不平等也导致学生高中表现差和高中辍学率过高。美国基础教育体系的资金来源于财产税收入，这使得富裕郊区可以为他们的学生提供豪华设施，这些学生的良好开端归功于父母的高收入和家庭辅导，而贫困家庭学生经常面临严格的预算限制，以及由于市内招生收缩和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不足而导致学校关门。美国也未能效仿其他国家，提供免费学前教育。在发达国家，平均有70%的三岁孩子能够进入某个教育项目，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仅为38%。

　　第三大阻力：人口状况

　　人口状况阻力是指一组改变人均工时（H/N）的力量，就好比在生产率增长和人均产出增长之间插入一个楔子。理解其重要性的基本原理是一个涉及总产量（实际GDP或Y）与总体经济的工作总时间（H）和总人口（N）关系的定义性恒等式：

　　根据定义，恒等式（1）表明了一个公理，即通过人均产出度量的生活水平（Y/N）等于劳动生产率或时均产出（Y/H）乘以人均工时（H/N）。通过将人均产出分解为生产率和人均工时，恒等式（1）有助于澄清本书第17章和第18章之间的关系。在第17章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产率（Y/H）增长与创新相关，是每小时人均产出提升的根本动力。第18章则要识别出哪些经济阻力改变了生产率，哪些经济阻力改变了人均工时，哪些经济阻力虽然不影响总变量，但在不平等情形下，将会使实际收入中位数相对于收入平均数的增长减缓。

　　关键的H/N项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每个雇员的工作小时数（H/E），劳动人口的就业率（E/L），以及劳动参与率（L/N）：

　　美国战后最重要的人口事件是1946—1964年的婴儿潮，1965—1995年妇女涌入劳动力市场，以及2008年前后开始的婴儿潮一代退休。婴儿潮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提高了人均工时，而女性的涌入永久地提高了人均工时的整体水平，并提高了美国在1965—1995年转型期间的增长率。人均工时的正增长使得人均产出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如恒等式（1）所示。

　　在2008—2034年这一漫长过渡期，不考虑任何其他原因，婴儿潮一代的退休将减少人均工时。但比起婴儿潮一代的退休还有更多的人口阻力。劳动参与率（L/N）从2007年的66%下降到2014年的62.9%，并进一步在2015年6月降至62.6%。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是2.5亿，L/N下降3.4个百分点（66减去62.6）意味着流失了85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大部分是永久性的。

　　经济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大约一半的劳动参与率下降是由婴儿潮一代退休和年龄小于55岁的其他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引起的。那些已经停止寻找工作，并因此退出劳动力队伍的工人构成了在失业后并不指望再次就业的经济环境中的失业群体，他们中相当大一部分已经能够获得社会保障残疾福利。为使这些去工业化的受害者的困境引起人们关注，奥巴马总统在2013年7月下旬参观了几个“铁锈地带”城市，它们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制造业就业基础。如伊利诺伊州的盖尔斯伯格、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和纽约州的锡拉丘兹等城市，它们现在主要依靠政府、医疗保障和零售业。在斯克兰顿，41.3%的18岁以上群体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在锡拉丘兹这一比例甚至更高，达到42.4%。最近一任英国驻芝加哥总领事曾在2013年秋季即4年任期的前3个月参观了美国中西部地区，他看到了整个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工厂关闭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在被问及对这趟旅行的印象时，他说，“最让我吃惊的，是那些原先只有一家工厂的中小型制造业城市的衰退和破败不堪”。

　　2007—2014年的经历对未来意味着什么？我们会乐观地认为，55岁以下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现象已经消失，那么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降的唯一根源将是婴儿潮一代退休。一些学者估计，婴儿潮一代退休将导致人均工时（H/N）每年下降0.4%，这意味着，人均产出（Y/N）的未来增长将比劳动生产率（Y/H）的未来增长慢0.4%。在本章的最后，我们将把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影响与其他阻力相结合，预测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未来增长。

　　第四大阻力：偿还债务

　　政府财政的未来账单在今后几十年将会到期。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官方预测目前估计，联邦债务占GDP的比例在2014—2020年比较稳定，而后至2038年稳步上升，达到100%。但国会预算办公室描绘的前景过于美好，因为它对未来产出增长及联邦税收收入的预测过于乐观。因此，国会预算办公室低估了未来债务占GDP比例的上升。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2024年这一比例是78%，我的预测结果是87%；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2038年为100%，我的预测结果约为125%。

　　即便是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计，在2020年以后也会出现问题。医疗保险信托基金预计将在2030年余额为零，而社会保障的零余额预计将在2034年达到。根据定义，要使联邦债务占GDP比例不像在现行政策下那样很可能稳步上升，而是保持稳定，就要求未来税收增长更快或未来转移支付增长更慢。这是第四大阻力，在不久的未来几十年中必然发生，可支配收入相对于税前和转移支付前的实际收入会下降，扭转过去25年的趋势。这是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减缓的必然结果。

　　我们仅聚焦于联邦债务而忽略了美国许多州和地方政府的养老金空账。底特律的破产导致地方债专家怀疑伊利诺伊和芝加哥是否不久就会步其后尘，更不用说其他那些有大量养老金空账的大一些的州。一个虽然武断却合理的预测是，未来的税率提高或政府转移支付的缓慢增长，将使未来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相对于税前和转移支付前收入的增长率每年降低0.1%。

　　收入分配底层的社会变化

　　通过给出一组关于收入平均数和收入中位数的不同指标，本章第一小节展示了美国稳步扩大的不平等。然而，收入分配中层和底层人群的状态不仅仅是缺少货币收入的增长。社会环境正在衰败，收入停滞和社会失调之间显然存在“鸡生蛋蛋生鸡”的双向因果关系。工作机会缺乏可能引发结婚率下降和单亲家庭儿童比例急剧上升。不过，社会问题也可能使一些人丧失就业资格，特别是卷入犯罪。

　　缺乏大学教育的美国人结婚率下降，这会影响未来生产率的增速，因为在缺乏父爱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尤其是男孩，辍学并从事犯罪活动的可能性更高。这种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稳定的高收入蓝领工作的消失。部分原因是没有大学学历的男性缺乏收入和稳定就业，因而缺乏作为婚姻伴侣的吸引力，部分原因是女性变得更加独立，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已为她们敞开，因此越来越少的人选择结婚。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女性对已就业配偶的重视程度，也反映出在特定年龄段每100位女性对应的已就业男性为65位。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中，每100位女性对应的已就业男性为51位，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年轻黑人男性的高监禁率。许多年轻人认为财政状况稳定是结婚的先决条件，所以不结婚的意愿与过去30年工资停滞也是相关的。

　　白人高中毕业生未婚先孕的比例从1982年的4%增至2008年的34%，同期白人高中辍学生的未婚先孕比例从21%增至42%。同期黑人高中毕业生的这一比例从48%上升到74%，黑人高中辍学生的这一比例从76%增至96%。不仅结婚率下降，而且几乎一半的婚姻都失败了。非婚生子女数量与婚生子女数量相等。琼·卡布恩和内奥米·卡恩总结了这对未来的影响：

　　美国家庭正在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将导致不平等在下一代扩大。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的孩子们不会像他们父母一样受到那么良好的教育，身体那么健康，或那么富有，并且这一结果源于成年人可获得的资源和投资于孩子的资源之间越来越没有关系。 注释标题 参见Carbone and Cahn（2014，第1页）。

　　查尔斯·默里记录了白人底层1/3群体每一个相关社会指标的下降，他把一个费城贫民区称为“狒狮城”（Fishtown）。令人赞叹的是，他将数据化为一系列图表，时间统一列为1960年到2010年。“狒狮城”的白人人口中，已婚夫妇至少有一方在前一周工作40个小时以上的人从1960年的84%降至2010年的58%。家庭的解体可以由30～49岁人群的三个互补指标来说明：已婚比例从85%降至48%，未婚比例从8%升至25%，离婚率从5%升至33%。

　　最惊人的是默里关于40岁母亲的统计指标，孩子们生活在亲生父母身边的比例从1960年的95%下降至2010年的34%。教育和不平等两大阻力相互作用，导致人们预测美国在高中和大学毕业率的国际排名中将持续下滑。另外，可以预测学生债务增长将引发婚姻和生育推迟及人口增长率下降，因而又加重了其他阻力对未来增长放缓的不利影响，特别是财政阻力。

　　支持默里的其他文献资料强调了白人底层1/3群体的社会衰退。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1979—2009年曾经入狱的白人男性高中辍学生累计比例从3.8%上升到28%。对于同一时期的黑人男性高中辍学生，曾经入狱的累计比例从14.7%上升到68%。也就是说，2/3小于40岁的黑人高中辍学男生都至少有一段入狱经历。而黑人高中毕业生（包括那些拥有国际教育发展证书的人）入狱的比例也从11%上升到21.4%。

　　任何一种犯罪记录，特别是入狱，都会严重限制向服过刑的人提供就业机会。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美国成年人有某种犯罪记录的不低于1/3，其中包括没有定罪的逮捕，这是就业的主要障碍。电子记录的增设，使未来雇主更容易了解潜在求职者过去的污点。就业可能性降低反过来又会影响婚姻可能性，因为那些没有能力从合法活动中获得收入的男人难以吸引女性。

　　一些州的法律禁止服过刑的人从事儿童照护与家庭护理、理发师、发型师等职业。一些州还关闭了他们获得公职的通道，而这种公职一直是城市少数族裔的重要工作来源……许多雇主谨慎雇用曾经的重刑犯，因为越来越多的判例法显示有可能存在“过失雇佣”的责任风险。 注释标题 参见Bushway et al.（2007，第3页）。

　　其他阻力

　　对阻力的讨论往往包括另外两个难以量化的增长障碍，“全球化”和“能源/环境”。这一节将对这些额外阻力进行讨论，但不试图量化其重要程度。

　　全球化很难与加剧不平等的其他根源分开。离岸外包造成那些只有一家工厂的城市工厂倒闭，壮年工人离开劳动力队伍，可以说，离岸外包造成的工厂倒闭是导致人口状况阻力的部分原因。2008年金融危机和2007—2009年经济衰退发生之前，高收入制造业工作就一直在大量流失。2000—2011年制造业失去的700万个工作岗位中约一半发生在2008年之前。2000—2007年美国见证了中国制造能力增强带来的最大冲击，进口品蜂拥而至，贸易逆差增加，工厂倒闭，千百万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工人因此丧失了获得中等收入的机会。在2007年之前经济之所以还在扩张，而没有发生收缩，主要原因在于房地产泡沫，这让许多已失业的制造业工人在建筑业获得了临时工作。

　　全球化还要对另一渠道造成的不平等加剧负责。美国受益于外国投资，特别是在汽车行业，但这几乎只出现在实施工作权利法的州，多数在南部，那里的外国公司可以自由决定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数量。2007年之前，一些工会势力强大的州如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等工资标准为每小时30～40美元，南方现在每小时工资15～20美元，当地居民都兴高采烈，就像天上掉了个馅饼，新厂门前排着长长的充满希望的求职队伍。全球化实践检验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经典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提高，发达国家的工资增长减缓。

　　另一个潜在阻力是担心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的影响，因水平井压裂技术出现而大大增加的美国国内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可能就搭了担心环境问题的“便车”。虽然全球变暖的程度和影响是有争议的，但毫无疑问，它们正在发生或即将引起沿海洪水或更频繁猛烈的龙卷风等天气变化，将会减缓未来经济增长并提高保险费用。未来的碳税和直接干预，如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等燃油经济标准，将促使投资转向研究领域，唯一目的是提高能源效率和燃油经济性。相关规制要求机械或家用电器替换成更节能的款式，这将增加资本成本。这样的投资不同于20世纪早期电冰箱替代冰盒子、汽车替代马匹，并不会带来经济增长。

　　全球变暖的世界专家威廉·诺德豪斯量化了全球变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的研究发现，令人惊讶的是，未来70年全球温度变暖3℃，仅减少全球2.5%左右的实际人均GDP。这可以转换为年增长率减少2.5/70，即每年0.036个百分点，相比本文估计婴儿潮退休0.4%的人口负效应，这一结果微乎其微。诺德豪斯的估计基于全球政策失灵，也即对抗全球变暖的新措施无效。

　　有了压裂法后发现的油田和气田带来了廉价能源。评估压裂法的重要性，必须区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石油价格是由世界市场决定的，所以额外的石油开采可能最终使美国石油独立，但不会使美国石油价格比世界其他国家更低。由于天然气不易在大陆之间运输，因此天然气压裂开采技术革命对美国更多的是一种恩赐。北美洲独有的廉价天然气，将引致天然气替代石油和煤炭，有助于减缓碳排放量的增加，并降低能源密集型行业的成本。

　　结论：预测未来生活水平的增长

　　本章的阻力分析及第17章对创新步伐放缓的分析，明确了与过去相比减缓美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一系列阻力。在这结论性的最后一小节，我们分析这些阻力对未来20～30年的美国劳动生产率（时均产出）和生活水平（人均产出）提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不平等继续加剧，就不足以预测总体人均产出的未来增长，因为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意味着人均产出增长率中位数将低于平均增长率。同样，如果未来增加税收和/或削减转移支付，以限制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上升，那么，在不考虑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情况下，实际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增长速度将比实际收入中位数要慢。

　　根据定义，我们对人均产出增长的预测，必须等于时均产出的预计增长加上人均工时的预计增长。因此，我们的预测首先就要从第17章对过去时均产出即劳动生产率的预测转向预测未来生产率的增长。如表18.3前四行所示，自1948年以来实际生产率增长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明显不同的时期。1970年以前，每年2.71%的快速增长，1970—1994年，每年1.54%的相对缓慢增长。随后迎来了1994—2004年增长率为2.26%的互联网复苏时期，接着2004—2015年复苏结束，每年增长1.00%，比1970—1994年还要缓慢。

　　第17章大部分篇幅是对1994—2004年生产率复苏的10年和2004—2014年减速的10年进行比较分析。我们的结论是，复苏是一次性事件，不可能被复制。1994—2004年生产率快速增长期间，发生了文件和文件柜时代向联网计算机、数字存储和数字搜索新时代的转变，商业模式和实践的绝大部分优势集中出现。2004年之后向较慢增长的转变表现在各个方面，包括以新设企业减少为代表的商业活力的下降，20世纪90年代末短暂增长后制造业生产能力的增长趋近于零，净投资下降到远远低于战后平均水平，计算机性价比下降速度大幅降低，以及支配计算机芯片上的晶体管密度增速的摩尔定律明显失效。

　　表18.3 1948—2040年时均产出实际和预测增长率

　　注：1—4行的增长率指的是每年第二季度所示数据。

　　资料来源：产出数据来自NIPA表1.1.6中的GDP。小时数据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BLS）一个未公布的整体经济的小时数序列数据。

　　这些短暂增长之后紧随着下降，表明1994—2004年生产率复苏与我们预测未来生产率增长的任务不相关。相反，我们认为这10年是数字发明成果云集的巅峰时期，空前绝后，在2004—2014年没有再次发生，在我们25年的预测区间中也不太可能再次发生。不考虑这10年，我们转而分析1970—1994年和2004—2015年这两个时期的影响，这两个时期年增长率分别为1.54%和1.00%。作为今后增长的先例，这两个时间段的（以每个时间段年数加权）年均增长率为1.38%，如表18.3第5行所示。

　　然而，我们根据1.38%这一平均增长率对未来进行预测，将忽略戈尔丁和卡茨等人强调的受教育程度提高速度放缓对生产率的影响，也会忽略上面分析的近期的一些实际情况，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大学学位持有人在毕业后无法获得一份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戴尔·乔根森及其同事估计，未来生产率增长将因为教育贡献减少而每年降低0.3%，并且如表18.3所示，我们将-0.3%的调整因子应用于第5行后，实际增长率1.38%将调整至1.08%，这与未来生产率增长是相关的。更乐观地说，2015—2040年生产率的预测增长率为每年1.20%。虽然这一增速可能比1994—2004年短暂复苏时期更悲观，但从2015年年中的情况看，这一目标则显得有些雄心勃勃。季度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第二季度，5年来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仅为0.50%。

　　我们现在利用表18.4中1.20%的未来生产率增速推算出人均产出的可能增长，这取决于人均工时。在做出人均工时未来增长率下降的预测后，我们不去推测55岁以下年龄组劳动参与率的任何进一步下滑，而是仅仅基于2015—2034年婴儿潮一代退休的大致时间表，推断人均工时数。如表18.4第2行所示，这将导致人均工时每年下降0.4%。如第3行所示，2015—2040年实际人均GDP因此将每年增长0.8%，远远低于1920—1970年2.41%的增长率和1970年以来1.77%的增长率。

　　如表18.4第4行所示，1920—1970年收入变得更平等，“大压缩”促使人均收入中位数增长比人均收入平均数增长快0.2%。而后在1970—2014年，收入变得不那么平等了。经税收和转移支付调整后，人均收入中位数增长比人均收入平均数增长慢0.43%。为预测实际人均收入中位数的未来增长，我们需要推测收入不平等是继续扩大，还是收入不平等加剧趋势将会减缓或完全停止。驱动不平等加剧的因素是强有力的，且有可能继续。全球化将使进口和外包继续破坏中等收入群体的工作，正如第17章讨论的，机器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缓慢但稳步的发展也会损害中等收入群体的工作。

　　表18.4 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实际与预测年增长率

　　注：1920—2014年为实际值。2015—2040年预测值在正文中进行了讨论。

　　第1—3行：基于图16.1和图16.2的数据。参见数据附录。

　　第4行：1920—1970年数据来自图18.1。1970—2013年数据来自表18.2，最后一行，第2列。

　　第5行：第3行和第4行的总和。

　　第6行：1920—2014年数据来自NIPA表2.1，根据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1920—1970年是指1929—1970年。

　　第7行：第5行和第6行的总和。

　　除了延续过去的趋势，对不平等的展望还遇到本章讨论的社会变化阻力。正如我们将实际生产率增长的过去表现作为未来的指引，对不平等问题，我们也照此处理，假设实际人均收入中位数每年增长0.4%，比实际人均收入增长更慢一点，大致相当于近期研究计算的1979—2011年收入中位数和收入平均数的增长。如表18.4中第5行所示，0.4%是收入平均数增长率0.8%减去收入中位数增长率0.4%的结果。最后的调整是源于联邦政府债务与GDP比例上升的必然性。现在无法知道这些财政问题将如何解决，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或如何迅速解决。如表18.4中第6行所示，我们假设未来进行财政调整，提高税收，降低转移支付，从而使可支配收入增长0.1%，慢于税前收入增长，这基本扭转了1970—2014年的状况，当时可支配收入以0.12%增长，快于税前收入增长。

　　表18.4的底部一行代表了未来25年各种预测的综合影响，包括生产率增长、人均工时、不平等状况和财政政策。表18.4的右边一列代表着尝试对过去的实际情况和未来的可能趋势加以权衡，未来趋势包括婴儿潮一代退休、社会流动性低、对单亲家庭下一代成年人未来成就水平的影响，以及人口老龄化引发的财政调整。

　　图18.5总结了实际结果和预测值之间的差异，其中实际结果是指1920—2014年近一个世纪的实际值。左边的两个柱体代表过去和未来的时均产出年增长率。接下来的两个柱体展示了过去和未来的人均产出，再接下来展示的分别是过去与未来人均实际收入中位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增长。预计未来增长与过去增长的缺口反映了第17章分析的创新对生产率影响的下降以及本章讨论的阻力。总之，创新放缓和不平等、教育、人口状况、债务四大阻力，将使近一个世纪人均收入增长2.1%的历史记录无法延续，未来将变得黯淡无光——实际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几乎将不复增长。

　　图18.5 其他实际收入概念的年均增长率，1920—2014年的实际值和2015—2040年的预测值

　　资料来源：数据基于表18.4。

　　与任何预测一样，我们预测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各种阻力造成的劳动生产率下降也可能过高或过低。我们选择了未来生产率每年增长1.20%，这虽然低于1920—1994年或1970—2004年的标准，却超出过去11年间1%的实际年均增长率，更远远超出过去5年0.50%的年均增长率。在预测人均工时降低导致的劳动生产率下降时，我们仅仅反映了婴儿潮一代的退休现象，而且乐观地假设那些55岁以下人口劳动参与率连续15年的下降已接近尾声。在预测不平等导致的劳动生产率下降时，我们假设顶层收入与中等收入之间的差距将继续扩大，但不会因为单亲家庭孩子的比重上升而加速。最后，我们预测未来财政紧缩引发的劳动生产率下降是温和的，既没有充分考虑限制联邦税收收入未来增长带来的实际GDP增长减缓，也没有考虑州和地方政府层面所需的财政紧缩。总体而言，尽管实际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仅0.3%的增长率预测值看似令人吃惊，但整个“减法练习”的每一步都得到第17章和第18章的充分支持，也与过去10年美国经济增长的历史一致。能不能制定一些政策，消除造成经济减速的根源呢？我们在后记中将探讨一套可行的政策选择。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